区域应力场与岩质滑坡的关系:以2022年泸定M_s 6.8级地震区为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Stress Field and Rock Landslide: A Case Study of the 2022 Luding M_s 6.8 Earthquake

摘要

地球表面和内部发生的各种构造现象及其伴生的地质灾害都与区域应力场密切相关.然而，区域应力场与滑坡密度或规模的定量化关系认识尚不明确.基于考虑断层和地形影响的高分辨率三维应力场模型，结合岩体结构损伤数据，分析了2022年9月5日泸定M_s 6.8级地震前后发生的岩质滑坡规模和面密度与不同应力参数的关系.结果表明，最大剪应力与岩质滑坡的面积上限和面密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最大剪应力高值区与地震前后岩质滑坡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90%以上的岩质滑坡所在区域的最大剪应力最小值为6.95 MPa.受地形与断层扰动的应力场控制了岩体结构面的发育，为岩质滑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本研究强调了岩质滑坡的发生不仅仅是由随机因素触发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受地应力、地形和地质结构影响的复杂过程.

Abstract

Various tectonic phenomena occurring on and beneath the Earth’s surface, and the associated geological disast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gional stress fields.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stress fields and landslide density or size is not yet clear. This paper utilizes a high-resolution three-dimensional stress field model that accounts for fault and topographic influences, combined with rock damage data,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and density of rock landslides and different stress paramet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Luding M_s 6.8 earthquake on September 5, 2022.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ress field shows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rock landslide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maximum shear stress and both the upper area limit and density of rock landslides. Areas of high maximum shear stress align closely wit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ck landslid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arthquake, with over 90% of the landslides occurring above a threshold of 6.95 MPa in maximum shear stress. The stress fields, disturbed by topography and faults,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al planes in the rock, creating the necessary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rock landslides.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the occurrence of rock landslides is not merely a simple process triggered by random factors, but a complex process influenced by ground stress, topography,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应力场 / 最大剪应力 / 断层 / 岩质滑坡 / 岩体损伤 / 灾害地质.

Key words

stress field / maximum shear stress / fault / rock landslide / rock damage / disaster geology

0 引言

岩质滑坡在山坡侵蚀、水文过程、碳循环和地貌演化等自然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Riebe et al.， 2017）.青藏高原及周缘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形高差、强烈的构造活动、活跃的外动力作用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高陡、高寒、高烈度、高地应力”区域地表环境特征，不仅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也使其成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Cui et al.， 2022）.在诸多灾害类型中，大型岩质滑坡由于其巨大的体量和潜在的高动能，能够在瞬间摧毁整个村庄或城镇，以及道路、桥梁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崔鹏，2014）.如“5·12”汶川地震、2017年“8·8”九寨沟地震诱发的岩质滑坡（崔鹏等，2008；Wu et al.， 2018）、2000年4月9日波密县易贡藏布札木弄沟特大规模滑坡（殷跃平，2000）、2018年10月10日和11月3日的西藏白格滑坡等（许强等，2018）.因此，面向我国防灾减灾的重大需求，亟需基于物理力学机制和演化过程认识重大滑坡的形成与发展（唐辉明等，2022），从而明晰控制岩质滑坡分布和规模的关键因素，以支撑区域岩质滑坡的潜在风险评估.

以往的研究分析了地形参数（高程、坡度、坡向、坡曲率、距河道距离）（Xu et al.， 2014）、地质参数（岩性、距离断层距离）（范宣梅等，2022）、地震参数（PGA、地震烈度、同震位移）（Valagussa et al.， 2019）和降雨（年降雨量、小时降雨量）（Yamagishi and Iwahashi， 2007）等因素与滑坡分布的关系，取得了丰富的定量化研究成果.地球内动力地质作用深刻影响着不同尺度的地质体稳定性和灾害动力学机制（彭建兵等，2023），而岩石圈应力状态作为内动力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地壳浅表和内部发生的各种构造现象及其伴生的地质灾害都与应力状态密切相关.例如，断层会使近地表应力场在局部尺度出现应力集中现象，应力累积集中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岩体结构面发育程度的改变，造成岩体构造损伤（伍纯昊等，2021），进而成为控制斜坡变形破坏的关键因素.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区域应力场对岩质滑坡形成的影响.艾南山等（1985）基于统计学方法认为甘肃东乡地区滑坡主滑方向受新构造应力场控制.陈洪凯等（1997）和唐红梅等（2000）发现三峡库区滑坡主滑的优势方向与新构造应力场造成的剪切带密切相关，在重庆库区上游，滑坡优势滑动方向主要沿新构造应力场的北西剪切带方向发育，但在下游，则主要沿新构造应力场的北西剪切带与主压应力方向之间发育.王孔伟等（2007）认为奉节地区主要由构造应力场与自重应力场的叠加机制控制了滑坡的破坏强度和滑动方向.唐然等（2021）综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构造应力场对平推式滑坡形成演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岩体结构的改造、对结构面渗透性的控制和对斜坡水文条件的影响等方面.Moon et al. （2020） 基于钻孔裂缝和三维应力模型发现现今区域应力场影响了地下数百米的基岩结构面发育程度，Li and Moon（2021）基于汶川地震区岩质滑坡与各类因素的统计分析，进一步证实地形应力相比其他因素与岩质滑坡规模更相关.虽然众多研究强调了应力场对滑坡形成的重要作用，但鲜有研究定量化表达现今区域应力场在滑坡密度或规模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更进一步，尽管断层会使近地表的应力场在局部尺度出现应力集中现象（张永双等，2019），让其周围的岩体更加破碎，从而增加斜坡破坏的可能性，但一些应力场模型研究忽略了断层的影响（Moon et al.，2020； Li and Moon， 2021）.

本文选取青藏高原东缘的2022年泸定M_s 6.8级地震影响区作为研究区，该区域地形陡峭、高地应力和频繁的地震活动导致岩质滑坡密集分布（图1）.首先，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编录了完整的同震滑坡与震前滑坡，并建立了考虑断层和地形影响的高分辨率现今三维应力场模型.然后，通过模型导出的区域最大主应力、最小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分布，探究其与岩质滑坡规模和面密度之间的关系.最后，基于野外调查获得的近地表岩体结构损伤数据，探讨了地应力‒构造损伤‒滑坡发育机制.结果表明，岩质滑坡规模和面密度与区域应力场呈强相关关系，这为优化滑坡风险评估模型和制定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1.1　研究区构造背景与应力场特征

研究区位于具有巨大地形落差的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区，区域内分布的鲜水河断裂是中国大陆活动性最强的断裂带之一.鲜水河断裂是川滇块体与巴颜喀拉块体的共同边界（Allen et al.， 1991），北起甘孜东谷附近，全长约350 km，是一条活动强烈的大型左旋走滑断裂带，如图1所示；大体呈北西‒南东向展布，经炉霍、道孚、乾宁（八美）、康定延伸至泸定的磨西以南的部分，并在石棉附近与龙门山断裂带和安宁河断裂带交汇构成了川西地区著名的“Y字形”构造带（马宗晋等，1998）.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下，青藏高原SE向推挤和川滇块体SSE向挤出共同促使鲜水河断裂进一步表现左旋走滑和高应力累积的特征（Wen et al.， 2008）.GPS、震源机制解以及水压致裂应力测量数据显示，区域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为NW⁃SE向（孔维林等，2021）.鲜水河断裂带历史地震活动强烈，1700年以来沿该断裂带发生震级在M_s 6.0级以上地震2次，其中M_s 7.0级以上地震8次（Wen et al.， 2008）.距此次泸定地震空间距离最近的为1786年6月1日四川康定‒泸定M_s 7.8级地震（大于 50 km），时间最近的为1973年2月6日四川炉霍M_s 7.9级地震.自1786年康定‒泸定M_s 7.8级地震发生之后，经过两百多年时间的能量积累，2022年泸定M_s 6.8级地震发生，但仅释放了磨西断裂上地震矩亏损的小部分，剩余的能量积累仍具备发生M_s 6.8级以上强震的条件（尹力等，2024）.

1.2　岩质滑坡数据库

本研究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表1）、无人机测绘和现场调查解译了研究区约900 km²范围内的滑坡，构建了地震发生前后滑坡灾害数据库：其一是2022年泸定M_s 6.8级地震诱发的同震滑坡，其二则编录了震前由未知因素诱发的滑坡.由于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岩质滑坡，需要将土质滑坡与岩质滑坡进行区分.岩质滑坡往往比发生在土壤‒基岩边界的浅层土质滑坡具有更大的面积和更深的破坏面，基于滑坡深度与坡度和土壤厚度的比较分析（Zhang et al.， 2021），推定在地形条件相似的区域滑坡面积超过5 000 m²可以作为区分岩质滑坡与土质滑坡的面积阈值，这一结论在汶川地震区已得到很好的应用（Li and Moon， 2021）.因此，本文基于面积大于 5 000 m²的分类阈值筛选出2022 M_s6.8泸定地震诱发岩质滑坡1 308个，震前岩质滑坡205个（图2a）.

如图2a所示，2022 M_s 6.8泸定地震诱发的岩质滑坡具有数量多、规模小、呈带状分布的特点.地震、地形地貌和地质三大类因素共9个因子与同震滑坡的空间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同震滑坡主要发育在 1 000~1 800 m高程范围内35°~55°的斜坡上，大部分滑坡分布在距离断裂带1 km范围内（范宣梅等，2022），同震滑坡面密度在断层附近较大（图3a），随着距断层距离的增加，滑坡面密度逐渐减小.震前滑坡分布也呈类似规律，距断层距离越近越小，滑坡面密度越大；且震前震后滑坡面积‒频率分布图表明震前滑坡规模更大（图3b）.需要指出的是，震前滑坡的诱发因素不明，可能由于降雨、重力等因素而自然发生，因为在距泸定地震震中较近的范围内（50 km和100 km），除了本次泸定地震之外，并未有其他历史地震的发生对本区域造成显著影响.而在更远的范围内（200 km和300 km），虽然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地震，但由于这些震中距泸定地震震中距离大于50 km（图1），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历史地震直接触发研究区泸定地震前滑坡的可能性较小.

2 考虑地形和断层的三维应力模型

2.1　模型建立

本文基于研究区地质构造环境特征和地球物理资料，使用有限元软件MSC.MARC建立了研究区三维地质力学模型，以实测钻孔应力大小、方向和区域应力状态为约束，计算了区域现今地壳浅部应力场.如图4所示，研究区域（蓝色）被设定为 102°~102.33°E和29.33°~29.66°N的矩形区域，覆盖东西向（EW）和南北向（NS）约33 km，深度为 10 km.为了减少边界效应并便于定义边界条件，在一个更大规模的矩形内（白色）嵌入了研究区域，外围矩形边界垂直于区域优势最大主压应力方向.模型被离散为358 264个单元和386 581节点.在水平方向上，单元尺寸在模型中心区域约为200 m，向模型边缘逐渐增加至约500 m；垂直方向上，模型顶部到底部网格尺寸从约200 m增加至1 000 m.

该模型考虑了精细地形和断层的影响，地形数据来源于GTOPO30： Global 30 Arc⁃Second Elevation全球数字高程模型，分辨率为30弧秒；断层被简化为受摩尔‒库仑摩擦定律约束的相互滑动的接触单元，断层几何形态参考中国地震试验场（CSES，http：//www.cses.ac.cn/）最新的断层数据库.采用线弹性本构模型，材料参数参考前人研究成果（Li et al.， 2022）：杨氏模量为 78.57 GPa，泊松比为0.25，岩石容重为2 740 kg/m³.

首先让模型达到重力平衡状态，假定边界位移不随模型深度变化而改变的基础上，在模型的NW面边界施加与区域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一致的均匀位移条件，并在模型的SE、SW和NE面施加零位移边界条件.模型表面为自由表面，模型底部垂直方向固定、水平方向自由.这样的模型设置在其他地区的应力场模拟得到很好的应用（Chai et al.， 2021），该模型被设计来主要表示地表浅表 （<3 km）的应力分布，不解释更深地壳的应力分布.

2.2　模型结果

如图5所示，得到了覆盖范围33 km× 33 km×5 km的三维应力场.图5a、5b分别展示了埋深200 m的最大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水平分布规律，结果显示最大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匀性.且最大剪应力空间非均匀性更加明显，呈不规则的斑状分布（图6a），山脊、山谷和断层附近都存在明显的剪应力高值区.图5c、5d展示了跨断层AB剖面的主应力垂直分布规律，随着埋深增加，最大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量值呈线性增加趋势，等值线基本与地表平行；但断层两侧的应力明显不连续，尤其是主河道西侧的坡体存在最小主应力极低值区，这证实了断层对应力场显著的扰动影响.此外，还观察到山谷底部出现应力高度集中现象，符合深切峡谷地区的河谷岸坡应力分布规律（黄润秋等，2001）.

模型计算结果的最大主应力、最小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被用来和岩质滑坡的面积与面密度进行统计分析，以探究应力参数与岩质滑坡规模和分布的关系.

3 结果

图6a展示了最大剪应力与滑坡分布空间映射关系，无论是震前（黑色）还是同震（白色）的岩质滑坡，其空间分布都与高剪应力区域高度吻合，表明高剪应力不仅增加了滑坡发生的可能性，还导致了更大规模且分布更密集的滑坡.进一步统计发现（图6b），同震和震前岩质滑坡发生的累计频率为10%时，对应的最大剪应力值为6.95~7.17 MPa，这表明超过90%的岩质滑坡发生在此范围以上.

图7和图8展示了最大剪应力与岩质滑坡面积上限和面密度的相关性.本文将最大剪应力等间隔划分区间，并计算每个区间里滑坡面积的第95位百分位数（垂直线上下为第90、100位百分位数）和滑坡面密度的中位数（垂直线上下为第30、70位百分位数）.

首先，在同震和震前滑坡中，岩质滑坡面积的前10%与最大剪应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图6）.最大剪应力与同震滑坡、震前滑坡面积的第95百分位数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55、0.72，p值都小于0.05，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可以明显观察到震前诱发的岩质滑坡面积更大，推测当强降雨作为触发因素时，较深的裂缝可以促进地下水更深的渗透，增加了孔隙水压力，降低了结构面的有效压力，从而降低结构面的抗剪强度，导致更大的滑坡（Iverson and Reid， 1992）.其次，观察到滑坡面密度与最大剪应力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图8）.最大剪应力与同震滑坡平均面密度的相关系数r为0.96，p值小于0.000 1，结果统计学意义显著.同样地，最大剪应力与震前滑坡平均面密度的相关系数为0.73，p值小于0.05.

表2展示了其他应力参数与岩质滑坡面积上限和面密度的相关性.发现地震前后岩质滑坡面积上限与最大主应力的相关性都不显著（r=0.35，p=0.43；r=-0.28，p=0.49），而同震岩质滑坡面密度与最大主应力的正相关性较强（r=0.83，p<0.05）；最小主应力与地震前后岩质滑坡面积的负相关性非常强（r=-0.89~-0.85，p<0.05），相关性在统计上显著，但其与岩质滑坡面密度无明显相关性.

以上结果表明，不论岩质滑坡的诱发因素是什么，大部分岩质滑坡的发生与应力场的关系都是密切且不可忽略的.

4 讨论

4.1　应力参数与斜坡破坏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泸定地震区域现今应力场，对坡体最大主应力、最小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与同震、震前岩质滑坡面积上限和面密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然而，不同应力参数与岩质滑坡之间的相关性大不相同，最大剪应力与岩质滑坡分布特征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可能源于岩石破坏对应力参数响应机制的差异性.

一般来说，岩体的抗拉强度远低于抗压强度，所以岩石破裂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剪切破裂和张性破裂（张倬元等，2002）.最大剪应力可以代表岩体剪切破裂的可能性，据莫尔‒库伦准则，最大剪应力越大，岩石愈发接近于其抗剪强度的临界状态，剪切破坏的概率随之激增，大大增加了岩体沿预先存在的结构面或软弱面发生滑动的概率（Jaeger et al.， 2007）.本文发现90%的岩质滑坡发生在最大剪应力6.95~7.17 MPa的范围以上（图6b），统计特征服从正态分布，这与徐建平等（1999）对边坡岩体物理力学参数进行统计得出的抗剪强度实测频数分布图接近，其抗剪强度最低分布范围为5.7~8.5 MPa，证明了最大剪应力在反映岩质滑坡的发生规模和分布密度上的可靠性.而最小主应力可以代表张性破裂的可能性，据格里菲斯破坏准测，最小主应力越小，拉应力越大，拉断破坏更容易发生（Jaeger et al.， 2007）.事实上，同震山体失稳多数是拉断‒剪切破坏机理，即受剪应力和最小主应力分布控制（张倬元等，2002），这对最大剪应力和最小主应力与岩质滑坡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4.2　地应力‒岩体损伤‒滑坡发育机制

斜坡作为一个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复杂开放系统，除受到外营力作用外，还受到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控制.而区域应力场对滑坡形成演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岩体结构的改造、对结构面渗透性的控制和对斜坡水文条件的影响等方面（唐然等，2021），例如断裂和褶皱等构造运动形成的显著差应力作用控制了岩体结构面，导致构造损伤产生，为岩质滑坡发育提供了物质条件（Yi et al.， 2022）.尤其是构造应力较大的地质环境下，如果构造应力比重力应力大一个数量级，那么在地表附近区域挤压应力就占主导地位，此时拉伸应力可以在凸脊下发展，促进卸荷裂隙的发展形成（Martel， 2016）.

即便知道岩体结构面的渗透性、规模、连通性、张开度受三维应力状态控制，但难以在区域上表征岩体结构面分布及构造损伤并定量化.近年来，计算技术的进步使得根据真实地形预测地应力场成为可能，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应力参数与代表岩石强度的P波速度分布模式一致（Clair et al.， 2015），这表明应力参数可以预测地壳浅层结构面空间分布特征，如最大剪应力较高或最小主应力较小的区域能代表有更多的裂缝局部张开，可以作为新结构面的生成或先存结构面的活化的代用指标.近地表结构面促进流体向地下渗透（Iverson and Reid， 1992），通过加强物理和化学风化作用调节岩体强度（Riebe et al.， 2017），从而使岩石经历更深层、更普遍的破坏（Clair et al.， 2015）.因此，这些受到地应力控制的张开结构面的范围为岩质滑坡的发生提供约束，基岩强度因结构面发育程度升高而不断降低，最终由于各种诱发因素导致滑坡发生.

断层活动便可作为理解地应力‒岩体损伤‒滑坡发育机制的一座“桥梁”.研究区内的鲜水河断层滑动速率高达10 mm/a（Allen et al.， 1991），强烈的构造变形导致局部应力场集中以及促进地壳裂缝形成（Choi et al. 2016）.因此在断层附近通常会形成断层核和岩体损伤带，由断层泥、断层角砾、碎裂岩和强损伤岩体组成（伍纯昊等，2021）.

本文对跨鲜水河断裂带的两个剖面进行了野外调查（图2a），利用手持GPS获取损伤岩体调查点的空间位置，拍摄测窗照片，记录岩性、岩体结构与风化程度，对优势主要结构面产状、充填度、起伏度等要素进行测定量；并对调查点的岩体结构面面密度进行人工目视解译，排除土体、地表植被等非岩体部分与岩体内部微裂缝，通过计算机描绘测窗内的宏观结构面（图2b），再提取出测窗面积，选取结构面面密度（m/m²）来评估岩体损伤程度（张亦凡等，2024）.结构面面密度（D）定义如下：

D=\sum L/A，（1）

式中：D为岩体结构面面密度（m/m²）；ΣL为测窗内结构面总长度（m）；A为测窗面积（m²）.

如图9所示，根据Choi et al.（2016）提出的斜率转折点方法确定了跨断层两条剖面的岩体损伤带达到1.2~2.0 km，岩体结构面面密度随着距断层的距离减小而显著增加（图9），单位面积内结构面长度表征的岩体损伤程度在断裂附近达到峰值.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因果关系：随着鲜水河断裂带应力积累水平的升高，断层附近岩体结构面有更大的可能性形成或扩展，导致结构面数量或长度的增加，而高度损伤的岩体表现出较高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显著提高了由地震引发滑坡的风险.例如，地震动参数（PGA）从震中向外衰减，震中区强烈的地震动极易引起高度损伤的岩体失稳，从而在断层附近产生较高的滑坡密度（图3a），这不仅支持了应力指标与同震滑坡面积或面密度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也为PGA与地震滑坡具有强正相关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Xu et al.， 2014；Valagussa et al.， 2019）.最终，这些观察结果和分析为地应力环境、岩体损伤以及滑坡发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定量化的视角，对预防和研究滑坡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5 结论

本文基于同震与震前岩质滑坡数据库、岩体损伤数据和考虑地形和断层扰动的三维应力模型，详细讨论了不同应力参数与岩质滑坡面积上限和面密度的相关性，主要结论如下：

（1）无论是地震诱发还是非地震因素诱发的岩质滑坡，其分布密度和规模均与区域应力场紧密相关，且最大剪应力与岩质滑坡的面积上限和面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最大剪应力高值区与地震前后岩质滑坡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90%以上的岩质滑坡发生在最大剪应力值为6.95 MPa以上.

（3）受地形和断层扰动的应力场控制了岩体结构面发育程度，从而增加斜坡破坏的可能性，为岩质滑坡发育提供了物质条件，最后由各类触发因素使得岩质滑坡发生.本研究强调了在深切峡谷地区综合考虑地应力、断层、岩体结构和地震动力学对于理解岩质斜坡破坏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Allen, C. R., Luo, Z. L., Qian, H., et al., 1991. Field Study of a Highly Active Fault Zone: The Xianshuihe Fault of Southwestern China.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103(9): 1178-1199. https://doi.org/10.1130/0016⁃7606(1991)1031178: fsoaha>2.3.co;2

[2] Ai, N.S., Zuo, F.Y., 1985.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andslide Sliding Direction in Dongxiang Area of Gansu Province.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21(3): 133 (in Chinese).

[3] Chai, C.P., Delorey, A.A., Maceira, M., et al., 2021. A 3D Full Stress Tensor Model for Oklahoma.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126(4):e2020JB021113. https://doi.org/10.1029/2020JB021113

[4] Chen, H.K., Tang, H.M., Ai, N.S., 1997. Neotectonic Strese Field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ominant Sliding Direction of Landslid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16(4): 16-2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5] Choi, J. H., Edwards, P., Ko, K., et al., 2016.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Fault Damage Zones: A Review and a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Earth⁃Science Reviews, 152: 70-87. https://doi.org/10.1016/j.earscirev.2015.11.006

[6] Clair, J. St., Moon, S., Holbrook, W. S., et al., 2015. Geophysical Imaging Reveals Topographic Stress Control of Bedrock Weathering. Science, 350(6260): 534-53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b2210

[7] Cui, P., 2014.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Research on Mountain Hazards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33(2): 145-15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8] Cui, P., Ge, Y. G., Li, S. J., et al., 2022. Scientific Challenges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for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Engineering Geology, 309: 106837. https://doi.org/10.1016/j.enggeo.2022.106837

[9] Cui, P., Wei, F.Q., He, S.M., et al., 2008. Mountain Disasters Induced by the Earthquake of May 12 in Wenchuan and the Disasters Mitigation. Mountain Research, 26(3): 280-28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0] Fan, X.M., Wang, X., Dai, L.X., et al., 2022.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S 6.8 Luding Earthquake Occurred on September 5, 2022.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30(5): 1504-151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1] Huang, R.Q., Lin, F., Chen, D.J., et al., 2001. Formation Mechanism of Unloading Fracture Zone of High Slopes and Its Engineer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9(3): 227-23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2] Iverson, R. M., Reid, M. E., 1992. Gravity⁃Driven Groundwater Flow and Slope Failure Potential: Elastic Effective⁃Stress Model.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8(3): 925-938. https://doi.org/10.1029/91wr02694

[13] Jaeger, J.C., Cook, N.G., Zimmerman, R., 2007. Fundamentals of Rock Mechanics. John Wiley & Sons, New Jersey.

[14] Kong, W.L., Huang, L.Y., Yao, R., et al., 2021. Review of Stress Field Studies in Sichuan⁃Yunnan Region. Progress in Geophysics, 36(5): 1853-186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5] Li, G. K., Moon, S., 2021. Topographic Stress Control on Bedrock Landslide Size. Nature Geoscience, 14: 307-313. https://doi.org/10.1038/s41561⁃021⁃00739⁃8

[16] Li, X. R., Gao, K., Feng, Y., et al., 2022. 3D Geomechanical Modeling of the Xianshuihe Fault Zone, SE Tibetan Plateau: Implications for Seismic Hazard Assessment. Tectonophysics, 839: 229546. https://doi.org/10.1016/j.tecto.2022.229546

[17] Ma, Z.J., Zhang, J.S., Wang, Y.P., 1998. The 3⁃D Deformational Movement Episodes and Neotectonic Domain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cta Geologica Sinica, 72(3): 211-22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8] Martel, S. J., 2016. Effects of Small⁃Amplitude Periodic Topography on Combined Stresses Due to Gravity and Tecton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89: 1-13. https://doi.org/10.1016/j.ijrmms.2016.07.026

[19] Moon, S., Perron, J. T., Martel, S. J., et al., 2020. Present⁃Day Stress Field Influences Bedrock Fracture Openness Deep into the Subsurface.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7(23): e2020GL090581. https://doi.org/10.1029/2020gl090581

[20] Peng, J.B., Zhang, Y.S., Huang, D., et al., 2023. Interaction Disaster Effects of the Tectonic Deformation Sphere, Rock Mass Loosening Sphere, Surface Freeze⁃Thaw Sphere and Engineering Disturbance Sphe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Earth Science, 48(8): 3099-311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1] Riebe, C. S., Hahm, W. J., Brantley, S. L., 2017. Controls on Deep Critical Zone Architecture: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Four Testable Hypotheses.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42(1): 128-156. https://doi.org/10.1002/esp.4052

[22] Tang, H.M., Chen, H.K., Zhu, X.Y., et al., 2000. Neotectonic Stress Field and Its Impact on Macro Development of Landslides in Chongqing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19(3): 352-35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3] Tang, H.M., Li, C.D., Gong, W.P., et al., 2022. Fundamental Attribute and Research Approach of Landslide Evolution. Earth Science,47(12): 4596-460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4] Tang, R., Xu, Q., Fan, X.M., 2021. Influence of Tectonic Stress Field on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Sub⁃ Horizontal Translational Landslides in Sichuan Basi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29(5): 1437-145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5] Valagussa, A., Marc, O., Frattini, P., et al., 2019. Seismic and Geological Controls on Earthquake⁃Induced Landslide Siz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506: 268-281. https://doi.org/10.1016/j.epsl.2018.11.005

[26] Wang, K.W., Zhang, F., Lin, D.C., et al., 2007. Relation between Neotectonism and Landslid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Global Geology, 26(1): 26-3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7] Wen, X. Z., Ma, S. L., Xu, X. W., et al., 2008. Historical Pattern and Behavior of Earthquake Ruptures along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the Sichuan⁃Yunnan Faulted⁃Block, Southwestern China.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168(1-2): 16-36. https://doi.org/10.1016/j.pepi.2008.04.013

[28] Wu, C. H., Cui, P., Li, Y. S., et al., 2018. Seismogenic Fault and Topography Control on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the 2017 Jiuzhaigou Earthquake.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15(4): 793-807. https://doi.org/10.1007/s11629⁃017⁃4761⁃9

[29] Wu, C.H., Cui, P., Li, Y.S., et al., 2021. Tectonic Damage of Crustal Rock Mass around Active Faults and Its Conceptual Model at Eastern Margin of 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29(2): 289-30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0] Xu, C., Xu, X. W., Yao, X., et al., 2014. Three (nearly) Complete Inventories of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the May 12, 2008 Wenchuan Mw 7.9 Earthquake of China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Landslides, 11(3): 441-461. https://doi.org/10.1007/s10346⁃013⁃0404⁃6

[31] Xu, J.P., Hu, H.T., Zhang, A.S., et al., 1999. Study on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lope Rock Mass.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18(4): 14-1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2] Xu, Q., Zheng, G., Li, W.L., et al., 2018. Study on Successive Landslide Damming Events of Jinsha River in Baige Village on Octorber 11 and November 3, 2018.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26(6): 1534-155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3] Yamagishi, H., Iwahashi, J., 2007.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Triggered Landslides in Mid⁃Niigata, Japan by July 13 Heavy Rainfall and October 23 Intensive Earthquakes in 2004. Landslides, 4(4): 389-397. https://doi.org/10.1007/s10346⁃007⁃0093⁃0

[34] Yi, S. J., Wu, C. H., Cui, P., et al., 2022. Cause of the Baige Landslides: Long⁃Term Cumulative Coupled Effect of Tectonic Action and Surface Erosion. Lithosphere, 2021(Special 7): 7784535. https://doi.org/10.2113/2022/7784535

[35] Yin, L., Zhou, B.G., Ren, Z.K., et al., 202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ismic Moment Deficit in Xianshuihe Fault Zone and the 2022 Luding M 6.8 Earthquake. Earth Science, 49(2): 425-43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6] Yin, Y.P., 2000.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aster Reduction of High⁃Speed Giant Landslide in Yigong in the Bomi, Tigbet. Hydrogeology and Engineering Geology, 27(4): 8-1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7] Zhang, J. W., Zhao, Z. Q., Yan, Y. N., et al., 2021. Lithium and Its Isotopes Behavior during Incipient Weathering of Granite in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China. Chemical Geology, 559: 119969. https://doi.org/10.1016/j.chemgeo.2020.119969

[38] Zhang, Y.F., Wu, C.H., Li, Y.S., et al., 2024.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amage Characteristics of Coseismic Rock Mass: A Case of 2022 Ms 6.8 Luding Earthquak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32(3):1020-103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9] Zhang, Y.S., Ren, S.S., Guo, C.B., et al., 2019. Research on Engineering Geology Related with Active Fault Zone. Acta Geologica Sinica, 93(4):763-77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0] Zhang, Z.Y., Wang, S.T., Wang, L.S., 2002. Principle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alysis.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355 (in Chinese).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2201096)

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2019QZKK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