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韩愈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王氏散文主张及其创作受韩愈沾溉甚深，前人对此多有论述，如宋人李壁言：“然荆公于退之之文，步趋俯仰，盖升其堂、入其室矣。”
［1］明人茅坤评王文“大类韩文”
［2］。清代储欣亦云王文“得韩最深”“于韩真入室之文”
［2］212-213。袁枚曰：“荆公古文，直逼昌黎。”
［3］刘熙载曰：“王介甫文取法孟、韩。”
［2］190他们皆注意到王文对韩文的效仿，尤其是对韩文文法的摹拟。当今学术界对王、韩关系的研究，可谓不知凡几。然而，现有关于王、韩散文及散文思想的研究成果，在王、韩诗歌继承关系方面稍显薄弱，且多偏于争执王安石对韩愈褒贬之对错，抑或侧重于证明王尊韩文的渊源关系，文法学视角下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关于王、韩关系的研究，聚讼纷纭，鲜有平允之论。从接受史和评价史立场来看，王安石对韩愈的贬抑态度迥异于时流，而王文在构思造语等文法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学韩痕迹，此矛盾已无可辩驳。笔者伏见：王、韩关系研究不必纠结于王氏对韩愈的尊诋与否，更不应仅限于追溯王文取法对象为谁，关键在于深入挖掘王对韩的矛盾心态所反映的学理现象。故本文将从王安石“非韩”与“学韩”出发，将王、韩二人思想及其具体作品加以对照比较，结合历代论者对王、韩散文承变关系的认识，透过王氏散文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分析其散文文法思想及笔法创作本身相互抵排的内在关捩，研讨他在时人“尊韩”潮流中异趣逆流之深层原因，进一步抉出此现象彰显的“新学”面貌特质。
一 “力追韩轨”却“故作别调”：王安石作文思想的尊韩与诋韩
关于王安石对韩愈的贬损态度，学界存在不同见解。钱锺书先生认为，王安石对韩愈的学术、文章及立身行事多有贬词，殆因欧阳修、程子等人对韩愈的尊崇而故作别调，是其“拗相公”本色使然：“荆公于退之学术文章以及立身行事，皆有贬词，殆激于欧公、程子辈之尊崇，而故作别调，‘拗相公’之本色然欤。”
［4］这一观点将王安石贬韩的根源完全归结为个人狭隘心理与执拗性格，但此说未必妥当。正如陈新璋先生所指出的，“说王安石贬低古人韩愈是因为争强好胜，实在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其贬韩之举“与其说是个性的倔拗使然，不如说是由于思想与学术的分歧造成的”
［5］。事实上，王安石在文章观方面的确对韩愈颇有不满之词，但并非无的放矢的贬抑论调，比照他在诗文中表达的唯恐学韩有怠的思想，可见他将“尊韩”遮掩于“诋韩”之下，彰显着一种分隔、背离的矛盾观点，这一点在其散文文法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深刻。
王安石的散文文法观零散分布于其序文、书信及论议之作中，主要围绕“文以适用”展开，同时对文章的节奏与法度有所倡导。其相关论述以多篇代表性文献为依托，形成了鲜明的理论倾向。
在早期作品《送孙正之序》中，王安石将韩、孟并称，盛赞二人“术素修而志素定”，明确提出要“以孟、韩之心为心”，效法他们“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
［6］。这篇序文是王安石现存散文中论述韩愈作品最早的一篇，既是与孙正之矫世变俗的互勉，也彰显了其作文论道的学术志向。此种尊崇在其诗作中亦有体现，如《寄孙正之》一诗直接化用韩愈《感春》诗句，写下“少时已感韩子诗，东西南北俱欲往”
［1］260。直白抒发了王安石年轻时对韩诗不与流俗相俯仰的认可与企慕之情。
《上人书》则清晰地阐释了王安石的核心作文观：“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并指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说法，仅说明“辞之不可以已也”，并非圣人作文的本意
［6］1362。王安石以“文者，务为有补于世己矣。所谓辞者，犹器之刻镂绘画”
［6］1363的著名比喻，进一步厘清文与辞的关系，强调文章的核心价值在于“适用”，而非单纯的语言技巧。在此基础上，他对韩愈作出了褒贬并置的评价：一方面肯定韩愈“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的成就
［6］1362，另一方面则否定韩愈、柳宗元等人“徒语人以其辞”的作文观。这一观点与《和董伯懿咏裴晋公平淮西将佐题名》中“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板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
［1］224的表述相呼应，委婉指出韩文存在游戏工巧的成分，在当时“崇韩”的主流氛围中堪称平情之论。
此外，王安石强烈反对以昆体为代表的“近世之文”，在《上邵学士书》中以“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的生动比喻，直指此类文章“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的弊病
［6］1327。与此同时，他盛赞韩愈、李汉“其文益振，其道益大”的传承关系，并将邵公与乐安公的文章绍承比作韩、李师承
［6］1327，明确以“文贯乎道”为立论依据，凸显了王安石对文章实用功能的重视，相对弱化了对形式技巧的关注。
然而，需要进一步辨明的是，在当时古文运动的背景下，摹拟诗文技巧是师古文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步，王安石明确提倡“有节奏”“有法度”的文章，其文道观虽继承了儒家文论传统，文法观亦浸染时代特色，但二者权重失衡，总体呈现“重文道、轻技法”的倾向。这一倾向在王安石对韩愈的评价中尤为突出，使其始终处于“尊韩”与“诋韩”的矛盾之中。
其一，在道论与师道认知上，王安石态度前后有别。王安石早期崇尚韩愈之学，主张因文证道，在《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二》中直呼“韩退之毋为师，其孰能为师？”
［6］1375，极力颂扬韩愈传授儒道的师者地位，但在《伯夷》《原性》《答韩求仁书》等作品中，他又将矛头直指韩愈的道论，在众人对韩文交口称赞之时，别调独弹。
其二，在追求文章峻洁简明的风格方面，王安石与韩愈观点相合，并付诸创作实践。韩愈在《上襄阳于相公书》中强调文章应“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王安石则在《答韩求仁书》《上邵学士书》中分别提出“言约而明”
［6］1202“词简而精”
［6］1327的作文主张，二者观点不谋而合。王安石不仅认同韩愈的文法观点，更在创作中积极效仿，其文风“坚瘦”，被姚范《援鹑堂笔记》评价为“昌黎一节之奇”
［2］190。对此，曾巩还专门作书《与王介甫第一书》转达欧阳修对王安石作文的建议，谓：“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7］欧阳修指出王安石摹拟韩愈文法之不足，劝其应取自然之法，不必刻意效仿孟韩追求文辞之法，这一建议也从侧面印证了王安石对韩愈文法的认同与实践。
其三，后期对韩愈的评价趋于讥议。王安石晚年诗作如《秋怀》“韩公既去岂能追”
［1］446、《奉酬永叔见赠》“终身何敢望韩公”
［1］827、《韩子》“可怜无补费精神”
［1］1313等，均流露出对韩愈诗文的批评之意。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评述的：“在当日尊韩的风气中，他（王安石）指出韩愈作品中也存在内容不足与过分追求形式的缺点，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高要求、高标准。”
［8］综观王安石的散文理论，重文道、轻技法的思想一以贯之，这使得他对韩愈散文观的评价始终毁誉参半，形成了独特的矛盾认知。
二 “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王安石散文文法的学韩与新变
就王安石的文论主观意愿看，他并未奉韩文为圭臬，反而与之背道而驰，王安石对韩愈的接受，呈现一种辩证、复杂的情形。但在“尊古学韩”的复古思潮影响下，宋人在评论韩愈的作文笔法及其风格时，把韩文作为古文标杆，这一风气促使王安石在褒贬不一的矛盾表象下，成为“颇得韩愈之真谛”的暗中袭用者。梁启超谓：“（荆）公与欧公同学韩，而皆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欧公与公，又各自成一家。欧公则用韩之法度改变其面目而自成一家者也，公则用韩之面目损益其法度而自成一家也。”
［9］此论准确地概括了王安石对韩文的承袭。陈祥耀先生细言王安石散文起、结、过渡等手法，将此归结于王文学孟、学韩，进一步证明了王文和韩文之间的渊源。本文结合历代对王文、韩文关系的评价，以及王、韩具体的散文作品，认为王安石之于韩愈散文笔法，既有苦效文法之处，又有别开户牖之新；既与韩文并驾争雄，又较韩文莫之能及。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散文灵活多变的行文结构、巧妙深刻的构思立意，韩文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
首先，王安石取法于韩文，主要体现在对韩文体法、句法、章法、技法等方面的研习与效仿。陈衍谓：“荆公除《万言书》外，各杂文皆学韩，且专学其逆折处。桐城人之自命学韩，专学此类。”
［2］191大抵韩文力求奇崛峻峭，王安石作文峭拔回旋之法，自与他偏好学韩关系密切。前人论王氏散文文法由来，多上溯至韩文，通过爬梳二者在笔法方面的相似之处，以察王文对韩文的吸纳，试举例见表1。
表1 王、韩文对照及历代二者散文关系评述
续表
综观表1，从体法上看，王安石的论议、墓志铭、表、书、序深得韩文之体，尤其是韩氏志铭文法，王安石“苦效”之，仿韩文体，却不露痕迹，达到“脱胎”之效果，如《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道辅墓志铭》一文，简洁古雅，布局严谨，茅坤推崇为：“荆公第一首志铭，须看他顿挫纡徐、往往叙事中伏议论、风神萧飒处。”
［2］222韩愈《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全文亦夹叙夹议，相映生辉，曾国藩点评道：“‘公之为拾遗’：篇首已叙官阶，此下再申叙事迹。此等蹊径于文体为已卑，王介甫多学之。”
［12］305可见，韩文多有开王安石碑志文法之启迪作用，韩、王碑志文法间的师承关系班班可考。从句法、章法方面来说，王文多摹拟、化用韩文句式、结构，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南宋谢枋得评此文曰：“笔力简而健，然一篇得意处只是‘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先得此数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韩文公《祭田横墓文》云：‘当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不能脱夫子于剑铓？岂所宝之非贤，抑天命之有常？”
［10］1056王文立意得益于韩文，用语本于韩文，却不露斧凿之痕，故清人陈锡路《黄奶余话》亦曰：“介甫巧偷，却被叠山抉出，然猝乍读之，亦自令人不觉。此正是盗狐白裘手也。”
［13］就具体技法而言，王安石的短文“短而转折多气长”“一气旋转”，尤其是其驳论文，深微屈曲，颇具韩文用语简括而往复曲折之笔墨。刘熙载的《艺概·文概》进一步把王氏短篇驳论的这种笔法形象化为“长于扫”，说他“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2］191。韩文篇章多精悍简短，王安石的短文也明显留有学韩的印迹，刘熙载又说：“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
［2］190王安石于韩愈“唯陈言之务去”之法，也大有得益。
王安石驾驭文法的能力离不开对韩文的汲取，但非盲目模仿，而是在继承中求变，有意吸收革新特质。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论：“记，虽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
［10］279叶氏充分肯定王安石等人基于韩、柳之文对记体文作出的创变。王安石学韩文法，其求变意识彰明较著。清人方苞对此曾有精辟论述：“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
［2］190方苞讲究文有常法，认为左氏、太史公之义法显然可寻，乃“合义法”者。但他又认为法常随意变，“法”不能拘泥求之，后世唐宋文虽有“不合义法”者，但为变法。诸如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等人，韩愈、欧阳修变秦汉文法取其“义法”“风神”，而王安石序事之文变韩文之法，较以法论法、按法学法者更胜一筹。结合王安石的序跋文，我们发现，其文多阐述政治、哲学、学术等见解，尤多抒发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颇似政论文，以《六经义序》为例，此序大量引经据典，造语法度多取自儒家典则，文辞简洁，风格典雅，完全突破了序体旧有法度的局限，表现出王安石的创变精神。方苞评曰：“‘三经义序’，指意虽未能尽应于义理，而辞气芳洁，风味邈然，于欧、曾、苏氏诸家外，别开户牖。”
［2］220王安石学韩文文法与风格体貌，已深入肌理，不是简单的沿袭与化用，而是有所立新，此正是王氏学韩的成功之处。
此外，王安石学韩“尽韩之技”而能“自成一家”，故后世往往将王、韩文并举。明代艾南英《再答杨惟节书》认为表传文字“最难措手”，独谓：“韩欧独有千古。次则荆国之简严，观其剪裁详略，轻重去取，其许人也，甚简其条；著大节也，常汰其细琐：然后知古人用心苦处，有不必尽存其人者，乃所以深存其人也。”
［2］189清代姚鼐则赞王安石哀祭文：“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2］190王氏祭文类似韩文，行文自然，可谓唐宋祭文中的佼佼者。梁启超称王安石碑志文“结构无一同者”“昌黎而外，一人而已”
［2］191，将王安石碑志文的地位列于韩愈之后，韩、王文的影响之大清晰可辨。因此，吕思勉先生在《宋代文学》中说：“荆公文格，在北宋诸家中为最高；或谓八家中除韩文公外，即当推荆公云云。”
［2］191-192先生从文格（格法、风格等）角度，对王安石散文的典范地位颇有感慨，从王、韩散文之绍续承继关系中可窥见一斑。然而，叵耐寻味的是，王安石追摹韩文，后世抑扬皆略有出入，屡有微词，谓王氏未学得韩文之真诀。宋人宋黄震在《黄氏日抄·读文集》中曾说王安石的记、志“极其精彩，仿佛昌黎；虽有作者，莫之能及”
［10］776，清代姚永朴亦谓“临川王氏差近退之，要亦不过峭折而已，未能雄浑也”
［2］191。这些论述都是从文法上肯定王安石散文架构与句法等方面最接近韩文，从气格上否定王安石学韩文之缺失的证明。张裕钊评韩愈《伯夷颂》曰：“介甫《书李文公集后》从此出，而气太劲，神太迫，韵度迥不及此。”
［11］65道出了荆公学韩之不足：虽文法自韩出，然太过蹙迫、狭隘，神韵与规模堂庑不逮韩文。
王安石散文创作之用力处，从取法韩文造语、结构，到复归韩文格法，最终自成一家，清代吴闿生《古文范》对此总结尤为精彩：“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臻阃奥；独其规摹稍狭，故不及韩之纵横排荡，变化喷薄，不可端倪。然戛戛独造，亦可谓不离其宗者矣。”
［2］191王氏对韩文文法的学与变，既有表层化的描摹，又有浸入肌理的细绎，可以说是他对自身师文法的自觉反省与创新。
三 “新学”异调与“喜凿”新说：王安石理论与创作抵排及成因
客观地说，王安石在师法韩愈上所得最深，他并未拳拳服膺于韩愈的散文理论与笔法，抑或有“笔走偏锋”之时。王安石“学韩”与“非韩”的矛盾态度，是其理论与创作抵排的典型表现。抛开北宋古文“尚韩”潮流不论，单拈出内外部因素，即荆公新学背景以及个人独异思想，这些因素使王安石常常处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缠绕之中，使其散文创作与主张不尽一致。
王安石理论与创作中普遍存在相互抵排的现象。第一，表现在致用论上，王安石在《礼论》《老子注》中认同老庄“道法自然”观念，以“天生人成”看待天人关系，而又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出现“天变不足畏”（“三不足”说）
［14］、“圣人不言命”（《对难》）
［6］1095等言论，显然前后矛盾。第二，表现在对诸子性论的批判上，李之鉴先生总结说：“王安石指摘孟轲、荀况、扬雄、韩愈四子之性说……势必要说出许多自相矛盾的话。”
［15］这实则与王安石自身接受了道家矛盾观有关，他从《老子》中得出万物“道立于两”“耦之中又有耦”（《洪范传》）
［6］993等辩证法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创作实践与文论思想。第三，表现在政治变法“言义”与“言利”的冲突中，王安石批驳单纯讲义，固守“儒家何必曰利”的传统思想，却又在推行兴财利之新法时不得不言利，既要坐实言利之行，又要趋避言利之名，故其言论往往难以自圆其说。第四，王安石的文论与创作常发生龃龉。王安石在论作中特别注重“简”文之法，如在《上邵学士书》中认为“词简而精，义深而明”
［6］1327，其许多散文简短精悍且出语斩截，如《送董邵南序》《伯乐》《读仪礼》《读墨子》等，都是其笔力廉悍、简古严密的鲜明标志。而他又十分看重文字句式的锤炼，其《题张司业诗》言“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1］1089，正是他追求奇崛、个性鲜明的文学创作的写照。
由此可见，王安石的实践与其理论往往相悖，此类例证不胜枚举。钱锺书先生立足于王安石执拗的性格来解释王氏故作别调的缘由，并援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俞文豹《吹剑录》为证，认为他们的观点“殊有识见”
［4］192。这些论述尚不足服众，事实上，我们若以王安石理论与创作之抵排现象同其学术思想和古文创作倾向联系起来，似乎更为妥当些。
一是荆公“新学”的学术烙印。宋代学术的总体格局，由新学（王安石）、蜀学（苏洵、苏轼、苏辙）、濂学（周敦颐）、关学（张载）、洛学（程颢、程颐）、朔学（司马光）等共同建构，但荆公新学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王安石以“非韩”与“学韩”为起点，借助政治权力，建立起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学术思想，使新学成为官学。宋代陈善云：“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门户，不相蹈袭。”
［16］宋神宗熙宁变法之际，王安石主持编纂《诗义》《尚书义》《周礼义》，史称“三经新义”，主导了整个北宋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影响了宋代新文统的形成。经学大师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
［17］受北宋时期“疑经”“改经”思潮的熏沐，王安石以独立不迁的标准衡量韩愈等人的诗文与学术，敢于质疑，在经术诠释方面往往不随流俗，别出心裁地追求新颖奇特的“独得之见”，以求与公论有别。久而久之，王安石这种在学术中超迈前贤的观念，逐渐内化为他评价他人观点的视角与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正如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中所赞：“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18］王安石臧否韩文而最终自成一家，其理论与创作的批判和自得精神，一部分源于学术流派的分途，另一部分赖于他在长期研究、诠释经典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卓然独立的学术观念。梁启超在《王安石评传》中推崇王安石散文，他认为，“（唐宋八大家）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荆公则学人之文也”
［9］254。梁启超别具慧眼，精准道出王安石散文文学旨趣与学术观点暗合的艺术个性。
二是求异“喜凿”的行文习惯。正是学术上求新求异倾向所造就的个性心理，以及身处政治变革漩涡中长期积淀而成的逆向思维方式，使得王安石散文创作与理论立意奇崛，与前人的看法迥然有别。苏轼《刘贡父戏介甫》曾说：“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言而解释之，是以其学多说。”
［18］160王氏作论务去陈言，竭尽心思表达自得之见，甚至制造“异论”，故其文多为翻案之作：或推翻前人对人和事之评价，或反驳他人的论点，或质疑公认的史实。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将好客养士的孟尝君贬斥为“鸡鸣狗盗之雄”
［6］1182，言语间表露出不屑。《书〈李文公集〉后》论述李翱对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的非议不正确。《书〈刺客传〉后》中不同意司马迁对刺客们一视同仁的评价，认为应区别对待，明人焦竑评为可与司马迁论赞“相颉颃”，“观其笔力曲折，真脱胎换骨手也”
［19］。《子贡》中证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孔子使子贡游说、五国交兵事件不可信，称“损毁其真”
［6］977……凡此种种，皆表明王安石能发人所未发、喜翻旧案的异调。这种“翻案癖”的异调，在其散文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说：“王荆公湛深之识，幽渺之思，大较并本之古六艺之旨，而于其中别自为调，镵刻万物，鼓铸群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
［10］1900“荆公文往往好为深远之思、遒婉之调，然亦思或入于渺，而调或入于诡，须细详得之。”
［10］1913显然，茅坤所言王安石好“深远之思”“遒婉之调”“湛深之识”“幽渺之思”，是兼据立论与作文而言的，即王氏所议论的喜立新意与行文简劲拗折的整体风貌。
因此，王安石源于经术的求新求异之志，使其散文理论别创新格、创作闳深奥衍。从学术角度与文学观着眼，他并非刻意独树一帜、胡乱讥议，其“学韩”与“非韩”的矛盾性，既出于他对现实和学理的深刻认识，也源于他在政治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高瞻远瞩。王安石立论高屋建瓴的气概、切中肯綮地澄清困惑之贡献、推陈出新的求变精神值得肯定。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王安石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因求异过甚而流于穿凿诡辩的弊端。
余 论
王安石对韩愈散文文法理论与创作的评骘与接纳背后，隐藏着他为文立论、与人辩难、臧否人物的心态，这或许就是他思想与实践之间矛盾心理的深层体现。正是由于这种心态，王安石才敢于对历来受尊崇的“经典”喝“倒彩”，以自己的理性思辨作一番新的鉴别和考量，这对宋代崭新的学术文化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安石不拘成说，一方面，在具体的散文创作中，他对前辈留下的理论成果和笔法信手可掇，其作品撇扫有力、论断络绎而出。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时而大相凿枘，偶有驳议，让人几无回旋余地。为奠定自身的学术地位，他在散文中又不得不采用一些独特的书写策略，这些策略虽使其观点达到振聋发聩之效，但似乎未能弥合自身理论与创作的矛盾关系，反而使二者差距拉大。倘若我们不带偏见去审视这个矛盾现象，便不难发现王安石散文在文法形式上的诸多特点。若我们愿意从创作者的个性心理动因着手，探寻文本内部复杂的矛盾现象和学术意蕴，或许更能体悟创作主客体之间的内在机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散文文法理论研究”(23YJC751035)
广州中医药大学202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一般培育项目“中国古代文法理论中的文章疾病论”(2023YBPY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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