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怀着痛苦，半怀着希望”

摘要

表面上看，奥斯丁小说中呈现的是人物浪漫爱情的美妙和幸福美满结局，然而《劝导》中多处精心设置的“巧合”于细微处反映出主人公在甜蜜爱情中悲喜交织的情感体验，展现出人物对待爱情、婚姻既痛苦又充满希望的矛盾心态。作品中“巧合”的设置奠定了人物情感基调，激化了人物关系中的矛盾，影响了人物性格发展变化，构建出情节发展的整体脉络，引导出故事结局。奥斯丁在用“巧合”展现人物情感和目标的过程中，巧妙借助偶然性事件来揭示人物命运变化的必然性，上升到故事结构的高度，转变了爱情与婚姻的传统文化建构：浪漫爱情情节的圆满收官是在人物之间不断加深的了解和情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关键词

巧合 / 情感 / 叙事 / 人物 / 情节

“无巧不成书”，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巧合”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从词源来看，中文“巧合”一词语出《初刻拍案惊奇》卷九：“可见天意有定，如此巧合”，表明巧合所蕴含的冥冥之中注定的意味。而英文“coincidence”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解释为“一个重要的事件或情况同时发生，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这一释义从事件角度揭示巧合的特性。尽管叙事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巧合”，但在中西文学作品中对其的论述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世界诗学大辞典》指出，巧合是“事件正好相合，因而在它们之间无须有因果关系或某种必然性，便可以决定或改变情节的发展”^［1］。可见“巧合”的巧妙运用，能够使情节跌宕起伏，充满变化与惊喜，进而让故事的整体架构更加严谨缜密，富有逻辑性，同时也赋予了作品生动性与丰富性。

英美学者对巧合的研究集中于维多利亚时代或19世纪的小说，其中最为关注的是狄更斯和哈代的作品。托马斯·瓦吉什（Thomas Vargish）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时明言：“巧合是文学中最常见、最重要的用法，由于缺乏明显的因果关系而产生的令人惊奇或惊讶的效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或情况在时空上的同时发生或并置。”^［2］在哈代的作品中，巧合是“值得注意的或令人惊讶的事件同时发生”^［3］，“或是作为偶然性发生，或是通过因果关系操作”^［4］，或是“同一时空里的事件和实际存在的人同步发生”^［5］，抑或是“由因果关系不相关事件的邻近或相似而产生的集合”^［6］。“两位小说家（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似乎都利用巧合来论证人类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7］。上述种种定义均着重强调巧合的关联特性，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人物的相聚以及关系链的形成上。“尽管这一论题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但迄今为止，既没人对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巧合型情节或巧合诗学给过具体的定义，也没有做过系统的分析”^［8］。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源于学者们主观上认为该术语含义清晰，无须再进行明确界定；另一方面也归因于研究者大多侧重于对单个作者作品的深入剖析，毕竟巧合的呈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说家的创作实践所塑造的，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与多样性。

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丹尼伯格（Hilary P.Dannenberg）从认知、本体以及空间三个维度考察情节的基本建构方式，指出巧合型情节与反事实型情节共同构成情节的两大基本类型。他解释巧合是“在时空上有着离奇的或惊人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明显随机事件的汇集”^［9］。在传统的巧合型情节中，根据故事发展顺序通常涵盖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前期关系（前历史阶段）；叙事世界中，人物在时空中意外邂逅（即相交阶段）；人物对彼此身份识别（辨认）的认知过程。”^［10］在叙述中，人物之间的前期关系可能被描述得较为粗略，但它无疑是传统巧合情节的必要条件。原因在于，具有前期关系的人物必须以某种方式分离或疏远，唯有如此，才能重新产生交集，倘若缺失这一环节，人物识别阶段便无法得以顺利开展。如在《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813年）中，伊丽莎白拒婚达西后，却与他在彭伯利庄园不期而遇，进而她对达西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这才奠定了他们喜结连理的基础。巧合情节中最令人称奇之处在于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事件具有随机性和互不关联性。以《爱玛》（Emma，1815年）为例，哈里特与爱慕她的马丁先生偶然相遇：“真想不到，居然会碰上他！好奇怪呀！他说真是巧。”^［11］从人物的直接话语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对这种随机事件发生的意外之感，而且这一巧合也为爱玛“乱点鸳鸯”的后续情节推进作了铺垫。发生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的事件构成巧合情节的叙事驱动力，而将巧合从单纯的偶然事件转化为真正复杂情节的最关键因素则是人物识别和解释的认知成分。这充分彰显出巧合的关键在于一个“巧”字，而“合”则是基本要求，需要既契合在人物认知的情理逻辑之中，又要出乎人物认知的意料之外。由此可见，其目的在于打破“故事世界逻辑”，致使故事的发展出乎情感的“期待视野”，进而引发期待视野发生重大转变，甚至使期待反复受挫，让读者或观众深刻体验到强烈的逻辑“撕裂”感，从而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则故事或一个情节的职能就是传达一种具有意义的情感。如果缺乏情感，它们除提供关于某一事件的某些事实，再不能传达任何别的信息”^［12］。认知文学研究者霍根进一步指出，情感绝非仅仅是理解故事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故事结构从根本上是由我们的情感系统所塑造和引导的……在很大程度上，故事叙事中的独特方面是情感系统的产物”^［13］。情感系统不仅对所有故事的标准特性如叙事目标和叙事发展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还对跨文化背景下各类叙事类型（如浪漫叙事、英雄叙事等）的众多特性产生影响，这些观点均在“情感叙事学”（Affective Narratology）的理论框架内得以详细阐述，有力强调了情感在故事创作过程中的关键意义。霍根肯定了事件中的时间和组织存在因果逻辑关系，但是这种联系并非纯粹客观的逻辑关联，而是受情感因素的深刻影响，在本质上讲，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14］。基于霍根对故事世界中事件与人物情感反应相互影响的阐释，作家精心设置的出乎认知情感反应的巧合事件，其目的就在于既能够客观地展现某种特定情感，又能够赋予事件本身一种直观的形象化与戏剧化的呈现形式。因为“小说中表现的情感不是抽象的情感，而是独特的和具体的情感，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情感。如果没有这种戏剧化的表现赋予情感以直接生动的特征，情感将失去其应有的感人力量，如果不是通过具体的相互关联的事件来体现情感并将其蕴于生动的画面之中，情感仍是一般的和抽象的东西”^［15］。

巧合“是奥斯丁小说日常世界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征。然而，奥斯丁对巧合进行了改造，使之自然化，使之与她的小说环境相协调”^［16］。奥斯丁的作品细腻地描绘了英国乡村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日常生活百态，以及平凡人物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诸如拜访、宴请、舞会、结伴游玩、旅行访问等。在奥斯丁的文本世界里，“巧合”反映了英国中上层社会中人际交往所蕴含的必然性和局限性，更在其爱情情节编织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她刻意避开了亲人团聚这类常见的巧合形式，着重展现另一种非血缘关系的巧合情节，即恋人重逢，表明在婚恋关系选择受诸多约束的社会里，单身女性与男性偶遇的“巧合”实则是浪漫关系发展倾向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在《劝导》（Persuasion，1817年）中，“充满了巧合、意外和错过”^［17］。奥斯丁在小说开篇、中部、结尾部分精心布局了多个巧合事件，作为关键性事件占据着关键时刻，进而对后续事件的时间推进和演变过程也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构建出情节发展的整体脉络。发生在表层结构上的巧合事件，既契合人物认知的情理逻辑，又能突破人物的认知预期，这种反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物的认知深化和情感变化。主人公安妮和温特沃思的情感关系在巧合事件的推动下不断起伏变化，赋予他们希望与痛苦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体验，激发出人物痛并快乐的独特体验，产生的“强烈的模棱两可的情感”^［18］，又推动下一个巧合事件应运而生，如此循环，为故事情节的稳步推进、展现人物性格变化和结局的必然性打牢基础。奥斯丁正是凭借这些偶然性事件来揭示人物命运变化背后所潜藏的必然性，实现了对爱情与婚姻传统文化构建的深刻转变：浪漫爱情情节的圆满结束是在人物之间不断深入的了解和情感加深的过程中实现的。

一 巧合奠定情感基调

巧合事件在小说伊始就投射出人物紧张、焦虑、痛苦等负面情感。《劝导》中，安妮家的凯林奇大厦恰巧被前男友温特沃思的姐姐和姐夫租下，以此巧合为契机，顺理成章地引出男女主角往昔的纠葛（即前期关系），预示着即将展开的故事会影响到他们的当下（两人重逢）和未来关系的走向，进而构建起小说的核心情节架构，奠定了小说的情感主基调。彼时男女主人公的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休役”回乡的温特沃思因在战争中升官发财而变得炙手可热，贵族小姐安妮却家道中落、红颜老去。当她与温特沃思再度戏剧性相遇时，在这般情境的铺垫下，男女主人公相见之时的尴尬、窘迫、紧张、不知所措甚至焦虑的情感被叙述者缓缓展现。尤其是安妮，此前对自身魅力的消逝和内心深处的悲伤绝望浑然不觉，直到温特沃思的出现，让她觉察到多年来隐匿于心底的未曾痊愈的情伤，他的一举一动带给安妮的具身感受促使她发现自己对温特沃思余情未了。

在重逢前，安妮极力回避与温特沃思碰面，碰面时紧张慌乱又试图自我安慰，重逢后被妹妹玛丽转述的话再次刺痛，陷入对自身魅力消逝和情感伤害的痛苦认知中。社交场合的重叠使相遇无可避免，在首次礼仪性见面时，简单的鞠躬和屈膝礼背后是安妮极度紧张的内心，她不停地在心底反复默念：“‘事情过去了！事情过去了！’……‘最糟糕的事情过去了！’”^［19］试图安抚自己慌乱的情绪。随后理性的剖析失效，“一切的一切”（all，all）的重复昭示着她已然被一种极度夸张的绝望情绪所彻底吞没，而那一声“哎”（Alas）更是体现出强烈的个人悲伤意识。玛丽向安妮转述了温特沃思再次见到她之后的感受，使得安妮无言以对，在内心深处她完全认同这几年的岁月对自己青春与美貌的无情摧毁。“变得都让他认不出来了” ^［20］——深刻烙印在安妮的脑海之中，让她无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具备吸引他人的魅力。温特沃思的再度出现，不仅勾起了安妮内心深处的悲伤、忧郁、焦虑甚至是绝望之情，也让安妮意识到这份执着的情感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而温特沃思表面上愤怒、痛苦，认定安妮的毁婚“是别人极力劝导的结果，也是她自己懦弱胆怯的表现”^［21］，一直没有宽恕她，且在重逢时想断绝关系，但在八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未能正视安妮放弃婚约的合情合法性，在潜意识里并未释怀。尽管温特沃思声称“遗忘”，但“安妮·埃利奥特并没有被他置诸脑后” ^［22］，只不过他并未察觉到，甚至是在刻意拒绝承认安妮毁婚给自己内心深处造成的情感创伤，一直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能够彻底忘掉她，可实际上，所谓的不在乎仅仅只是被恼怒情绪所掩盖罢了。由此可见，安妮与温特沃思在重逢前后的种种表现，体现出他们在这段感情中的无奈与挣扎。安妮从身体到精神的变化、回避与面对重逢时的情绪波动，以及温特沃思表面与潜意识的矛盾态度，皆表明过去的事件持续冲击着他们的情感关系。奥斯丁并未直接描述八年前的冲突，而是利用八年后的“巧合”相遇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情感主基调。

安妮与温特沃思重逢后的相处阶段呈现出复杂而微妙的情感互动模式，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心理状态以及两人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安妮在面对温特沃思时，从最初试图控制情感保持沉默到无意识行为体现出记忆深处的情感依恋，再到身体近距离接触后的焦灼不安与感受到解脱等一系列反应，体现出她内心挣扎的矛盾情感。当默斯格罗夫小姐急切地询问温特沃思的海上冒险经历时，安妮极力保持沉默，试图抑制情感波动，“安妮只是自己觉得在颤抖”^［23］，这一细节透露出她内心的不平静，暗示其在努力控制情感之际，仍难以完全掩饰生理上的本能反应。安妮虽表面沉默却密切观察着温特沃思与他人交谈时的状态，敏锐地捕捉他的眼神和表情的细微变化，如眼睛一瞥、嘴巴一抿，从中洞悉到温特沃思看似“冷漠斯文和故作优雅” ^［24］，实则是一种社交伪装。这种伪装是退缩至程式化礼仪背后，面对真实自我及内心困扰时的一种逃避，礼貌社交成为二人暂时逃避情感纠葛的“避风港”，尤其对温特沃思而言，避免了直面混乱情感的尴尬。安妮对温特沃思身体动作和语音语调的细致观察，促使她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温特沃思与他人相处的模式，但这种理解主要基于过去的记忆以及远距离的观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非语言接触所营造的“主体间性”空间中，安妮与温特沃思的关系仅存于记忆层面，往昔的情感在现实中逐渐被消磨，留下模糊的记忆。

当非言语的远距离观察切换为身体的近距离接触时，安妮的身体产生强烈的有意识情感反应，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种情感反应的产生并非偶然性，它暗示着安妮在内心深处对温特沃思的情感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敏感且压抑的状态。直到温特沃思的触摸给予她身体上的“解脱”之感，才触发她当下最为真切的具身存在感，这一系列变化凸显出身体接触在他们情感关系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推动两人的情感关系朝着更为复杂和微妙的方向发展。尽管触摸行为不像相互凝视那么独特，但确实有助于爱情的体验——“触摸似乎是另一种表达行为，有助于自我感知对另一个人的吸引力”^［25］。第一次，温特沃思默默地将缠在安妮身上玩耍的小沃尔特抱走，“她心里乱作一团，既感到激动不安，又觉着痛苦不堪，始终镇定不下来”^［26］。安妮痛苦且混乱的情绪根源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温特沃思是在帮助安妮，却又刻意逃避她的感谢，她对其行为动机深感困惑，温特沃思前后矛盾的行为让安妮难以理解。另一方面，纯粹的身体接触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温特沃思的举动帮安妮消除了背部因小沃尔特缠绕而产生的压力，从生理层面为她带来了一种轻松的感觉，进而在其心理层面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二次，温特沃思把安妮扶进了车子，“她觉得是他把她抱进去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伸手把她抱进去的。……他不能眼见着她受苦受累而不想帮她一把。……她一回想起来便心潮澎湃，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喜是悲”^［27］。温特沃思两次的行为促使安妮有了当下具身的感受：负担减轻，疲劳消除。尤其是第二次，通过手与手的触摸，安妮感受到身体的放松和情感的活力。当温特沃思再次触动安妮的“身体”、搅动她的“思想”时，她的身体从痛苦中苏醒，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她自己是谁，意识到她对温特沃思的依恋，意识到温特沃思的不可替代性。然而，这种感知对安妮来说是极为复杂的，它夹杂着情感上的痛苦和快乐，使安妮陷入一种困惑不已的境地。

温特沃思对安妮的无意识行为在本质上源于他对安妮情感体验的具身感受。这两次“无言的”行为都是因为温特沃思默默注意到安妮的情感变化和具身感受而给予她的“解救行为”（relief），展现出温特沃思潜意识中的温柔，同时他又拒绝承认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同样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纠结。温特沃思的行为与他想象中安妮的身体感觉相互协调，是“情感协调”（affect attunement），“表达一种共享情感状态的本质行为表现，而不是模仿内在状态的确切行为表现”^［28］，更是一种“具身协调（embodied attunement）”^［29］。温特沃思的行为表达的是共享情感和共享身体状态，并不是简单的情感模仿，而是他潜意识中对安妮“感同身受”所产生的行为。温特沃思感受到安妮因小沃尔特搂着她的脖子而不舒服，也觉察到安妮因为走得太久而疲惫不堪，明显体现出他对她的温柔以待。当温特沃思关注到安妮身体的感受并分担她的痛苦时，安妮在他眼中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具有痛苦情感的、可感知的身体。但是温特沃思陷入矛盾的心理状态，拒绝意识到自己和安妮有同样的感觉和回应。温特沃思既不愿在内心深处承认自己对安妮的温柔情感，也不想将其宣之于口，直到“巧合”的再次发生，打破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又充满矛盾的情感平衡。

二 巧合催化情感高潮

从情节发展来看，奥斯丁巧妙地编织了第二次、第三次“巧合”的场景——莱姆、安妮与威廉的不期而遇以及路易莎意外摔倒受伤情节相继展开，在情节、人物情感与认知层面发挥关键作用。在此阶段，温特沃思的情感变化幅度最大，对他人以及自我的认知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安妮与威廉的巧遇，成为温特沃思情感觉醒的契机。通过对他人情感的敏锐捕捉与深刻认同，温特沃思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对安妮一直潜藏着的依恋之情。而路易莎的摔倒受伤事件，则从侧面有力地凸显了安妮的优秀品质，促使温特沃思从另一个角度察觉到安妮身上所具备的那些令他喜爱与钦佩的特质。温特沃思在这两次巧合中的情感变化显著，从对安妮的因怨恨而疏离转变为欣赏、赞美，他内心深处潜藏的对安妮的依恋之情被唤醒，情感张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在人物认知层面上，路易莎的摔倒受伤事件促使温特沃思对人物品格有了深刻洞察（他意识到自己过往认知的偏差），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层次。这两次巧合事件被精心安排在小说第一卷的最后一章，成为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影响着故事后续的走向以及人物关系的发展。

在描述安妮与威廉相遇时，叙述者营造出偶然邂逅的氛围，看似随意的一笔带过，实则想传达或想要保留的信息对巧合情节有实质性影响——“当他们来到由海滩向上通往街里的台阶跟前时，正赶上有位绅士准备往下走，只见他彬彬有礼地退了回去，停下来给他们让路。他们登上去，从他旁边走了过去”^［30］。紧接着叙述者极力描述三方之间短暂而激烈的非言语交流，展现人物感知对方的细微过程——“就在他们走过的当儿，他（绅士）瞧见了安妮的面孔，他非常仔细地打量着她，目光里流露出爱慕的神色，安妮不可能不觉察。……那位绅士（他在举止上是个十足的绅士）对她极为倾慕。温特沃思当即掉头朝她望去，表明他注意到了这一情形。他瞥了她一眼，和颜悦色地瞥了她一眼，仿佛是说：‘那人对你着迷了，眼下就连我也觉得你又有些像安妮·埃利奥特了。’”^［31］

人类的情感反应往往并非仅针对简单的感性事实，而是会对具有某种意义的事实进行解读，并以特定的方式阐释这些事实。从人类情感反应的心理学角度来深入剖析，温特沃思所经历的这一巧合事件可以进行如下解释：从触发情感的事件（emotion-provoking incident）、因果归因（causal attribution）到目标孤立的情感表达（target isolation for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以及表达和行动的结果（expressive and actional outcomes）^［32］。从这一解释深入剖析后发现，触发情感的事件就是温特沃思目睹威廉打量安妮，他将此事归因于威廉爱慕安妮，随即他进行了一系列行为、情感的应激表达：当即掉头朝着安妮和颜悦色地瞥了一眼，并在眼神中传递信息。小说原文中的“破折号”在文本中赋予主体的间隔，但对温特沃思来说，是一种沉默的思考，思考的瞬间他便意识到自己对安妮持久的依恋，而且这种认识只有通过对他人情感的认同，才得以清晰地呈现在自我意识之中。其实对温特沃思来说，这种依恋一直存在于他的内心，就像一种未经思考却早已存在于记忆深处的知识，即便知晓却难以用言语确切表达的隐性感知。直至此刻，温特沃思对安妮的情感就表露无遗了。尤其是当众人得知这位绅士是安妮的表亲威廉时，温特沃思当即表示：“将这些异乎寻常的情况汇到一起……我们必须把你（玛丽）没有结识你的堂兄这件事，看作上帝的安排。”^［33］尽管温特沃思的话语在表面上是承接安妮的妹妹玛丽，但从中足以窥见他内心对威廉的出现既充满担忧又深感痛苦。至此，叙述者安排人物偶遇这一情节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这位绅士（威廉）的出现，不仅让温特沃思明确自己对安妮余情未了，更使他陷入对来自实力竞争者压力的焦虑之中。

另外，路易莎摔倒受伤也让温特沃思认清了“坚持原则与固执己见的区别，胆大妄为与冷静果断的区别”^［34］。在真正的震惊和恐惧之下，一个接一个的人物角色都处于情感和认知超载状态，陷入各种各样的精神表征。这些状态看起来与路易莎并没有太大区别——温特沃思“跪在地上望着她，痛苦不堪，默默无言，面色像她一样煞白”^［35］；玛丽惊恐不已地抓着丈夫查尔斯，并尖叫着“路易莎死了”，查尔斯本来就已经被吓到，又听到妻子的尖叫声，越发“呆若木鸡”^［36］；亨丽埃塔以为妹妹真的死了，瞬间“跟着昏了过去”^［37］。除了安妮，众人皆惊慌失措，似乎都变成一具软弱无力的躯体。安妮首先对温特沃思痛苦的呼救作出回应，当所有唤醒路易莎的努力失败后，安妮想到找医生来帮忙。即使在紧急时刻、慌乱之间，安妮也有意识地将命令的语气转换为委婉的问句来表达她的建议，试图缓和他们的紧张情绪：“让本威克舰长去叫是不是更好些？”^［38］回到旅馆后，温特沃思百感交集，心情难以平复。

温特沃思曾把路易莎比作树上一颗漂亮光滑的坚果，“它靠着原先的能量，经受住了秋天暴风骤雨的百般考验。浑身见不到一处刺痕，找不到一丝弱点”^［39］，而其他坚果都落在地上任人踩踏。如今路易莎的失足坠落，恰似那颗原本被视为坚不可摧最终也掉落地面的坚果，这无疑是讽刺温特沃思此前对她“坚决果敢”的“赞美”。与安妮在紧急情况下所展现出的冷静果断形成鲜明对比，温特沃思深刻地认识到对路易莎的行为实则是缺乏适当克制与自律的任性鲁莽之举，他也意识到贬低安妮的错误，安妮才真正具有他所欣赏的镇定心智、果断和理性思考力。所以，温特沃思认为安妮是护理路易莎最合适的人选，而且此行为也再一次促使安妮感受到温特沃思对她的情谊：“温特沃思舰长一边转脸望着她，一边大声说道，既热烈，又温柔，简直像重温旧梦似的。”^［40］经历了这些巧合事件之后，温特沃思对安妮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最初因怨恨而对她敬而远之的冷漠态度，逐渐转变为如今由衷地欣赏与赞美。

这两次“巧合”构成整个故事情节的关键转折点，深度推动情节层层演进，使故事脉络迅速明晰，发展更具跌宕起伏之感，达到紧张状态的高潮，成为情节演进的重要驱动力。这些巧合对人物来说是一种“阻碍”，人物在前行道路上遭遇阻力，而后克服难题、化解矛盾；倘若无法克服，进而可能遭遇或催生出新的阻力，如此循环往复，情节便在层层递进中愈发复杂地铺陈开来。安妮和温特沃思的情感蜕变与认知升华如同情节发展一般，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性格层次，使其形象更加饱满、鲜活，而且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张力，在此时达到高度紧张状态。

三 巧合促成情感抉择

在小说的尾声，奥斯丁构建的多重巧合精妙地推动故事走向高潮与圆满结局，深刻展现出理想爱情模式的达成，充分彰显了其文学创作中叙事技巧与主题表达的高度融合。例如，温特沃思追随安妮来到巴思这一行为成为后续一系列情节发展的关键。在与莱姆的偶遇中，温特沃思察觉到威廉对安妮的无言赞赏，催生了他的嫉妒、焦虑和痛苦。三人先后来到巴思，故事发展看似再次出现“下滑趋势”，实则是进入一个更为复杂微妙的阶段。对于安妮来说，新的复杂局面产生，人物情感复杂程度呈指数级增长：一方面，温特沃思的出现让她悲喜交加；另一方面，威廉的大献殷勤让她备感烦恼。然而，安妮最终选择拒绝威廉，并非仅仅源于温特沃思的追随所带来的情感冲击，更关键的是因为安妮多年未见的好友史密斯夫人恰巧现身：史密斯夫人的双重身份构成这个极具戏剧性的巧合，她的丈夫恰好是威廉的“朋友”，这种巧合联系将威廉追求安妮的不良动机完全暴露出来，此时故事情节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又得以进一步推进情节发展。安妮对威廉的拒绝在最后一个巧合阶段中实现，而正是在这个巧合中才实现了多种巧合关系的完美闭合。在此过程中，正因为安妮完全意识到自己多年来无法真正面对的情感，而且有意识地主动面对并倾诉，摆脱刻意隐藏的消极意识，才有了安妮与哈维尔舰长对于男女情感持久性的争论。这种反转行为，实际上是安妮有意识地向温特沃思敞开心扉，从而获得了相对主动的话语权，同时也为温特沃思吐露心声铺设了一条顺畅的道路。这一系列情节发展完美契合了奥斯丁所期待的理想男女恋爱关系模式，展现了爱情在相互理解与坦诚交流中得以升华的过程。

面对温特沃思，安妮的内心挣扎在一个“受监督的、有意识的认知或执行自我（cognitive or executive self）以及一个潜在的、难以控制的、有欲望的、无意识的具身或感知自我（embodied or sensing self）”^［41］之间，建立了一个分裂的、焦虑的、痛苦的自我。安妮和姐姐伊丽莎白、克莱夫人一起在雨中等候马车时，她看到温特沃思顺着大街走来，惊讶之余发现自己茫然不知所措，暗自感叹幸亏只有自己觉察到了。安妮自我敏锐地观察到自身的反应，好似条件反射一样活跃起来，虽然确定他人没有留意到自己，但是仍然为自己的失态感到尴尬，于是责备“失控”的自我，“当即感到她是世界上最大的笨蛋，真是荒唐至极，不可思议”^［42］，并想让自己重新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然而安妮想要出去看看天是否还在下雨的“感觉”如此强烈，为具身自我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使其成功地对更明智、更注重外在表现的执行自我发起了反抗，发出命令的具身自我成功地与接受命令的执行自我进行了“谈判”，其结果就是当她走出门看到温特沃思时，她心里“激动、痛苦加高兴，真有点悲喜交集”^［43］。这种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交织，表明安妮对温特沃思的情感不仅未曾消逝，反而在岁月的磨砺与波折的考验下愈发浓烈，揭示了情感在潜意识层面的复杂互动以及对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深刻影响。

至于威廉，安妮一开始“对他还是非常感激，非常尊重，也许还颇为同情” ^［44］，但随着史密斯夫人对他的负面评价的披露，安妮的态度急剧发生转变。尽管安妮对威廉并无真正的情谊，他的出现从本质上来说也未对安妮与温特沃思的关系造成实质性的干扰，但在小说的结尾阶段，为了使故事的发展符合逻辑与艺术的双重要求，叙述者必须对之前矛盾发展的结果和出现的问题给出一个圆满而合理的解决方式。这一解决方式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先前出现的全部事件的必然发展趋势，既要做到合情合理，又要确保其不可逆转性。因此，从情感的主观角度来看，温特沃思无疑是安妮内心深处坚定不移的选择。而从客观层面来分析，史密斯夫人这一角色的巧妙设置与功能的完美实现，成为安妮最终选择温特沃思的客观依据，充分体现了奥斯丁在情节设置与人物关系建构上的严谨性与逻辑性。

当温特沃思听到安妮表白女人的柔情和持久情感的观点，并深切感受到她话语中的真挚情感后，打破了他长期以来对安妮的刻板印象，也让他间接明白了安妮对自己的心意。“无论温特沃思是否有意而为，他的钢笔滑落的那一刻也许就是他和安妮整段无声关系的重新开始的重要信号”^［45］。温特沃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拿起笔匆匆写了一封信给安妮，倾诉衷肠，表达了他的忠贞不渝：“你的话刺痛了我的心灵。我是半怀着痛苦，半怀着希望。……我的心几乎被你扯碎了。”^［46］信中他把展现在爱人面前的身体隐喻为意识（心灵），因为它被刺痛，进而有了一分为二的感觉：痛苦和希望。具身的感知被隐喻为“我”，更加体现他“此时此刻”微妙复杂的情感体验，以及句句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温特沃思在描述本威克舰长对安妮的依恋时就曾经说道：“一颗心受到了创伤，简直都快碎了！” ^［47］他在信中再次运用相似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同样深沉的感受，这不仅是他对外部世界人和物具身感受的生动反映，更是他从对外部事物的感知到概念化，再到内心认同这一过程的有力体现，这一过程有力地推动了他内心深处情感的进一步升华。

当温特沃思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忘却过安妮时，“他的忠诚是无意识的，而且是无心的”^［48］，恰恰揭示了情感潜意识发展的强大力量与深刻内涵。同时，他痛苦地剖析了自己过去的愚蠢行为，尽管内心充满了对安妮是否会再次接受他的焦虑，但他依然坚定地要将自己来到巴思的本意明明白白地阐明。信中的两个“反问句”——“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难道不理解我的心意吗？”更是将他对安妮的期待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渴望安妮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进而接受他的忠诚与爱意。这封信不仅是他对安妮情感的深情告白，更是他在这段情感关系中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如果没有一直存在的希望，就无所谓痛苦，温特沃思对幸福的向往比对向往的幸福能否实现留给他更为深刻的记忆。而安妮收到这封信后，感受到了“无法压抑的幸福”^［49］。尽管安妮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她的这一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她毅然从封闭而平淡的传统女性生活模式中脱离出来，不再盲目地、无条件地采纳家人那些不合适的建议，果断地拒绝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理想伴侣，而通过坚定的相爱来选择伴侣”^［50］。安妮因此成为奥斯丁作品中第一个勇敢地选择与没有地产的人结为终身伴侣的女主人公。安妮和温特沃思的婚姻完美地诠释并实现了奥斯丁内心深处所期待的理想爱情婚姻模式，深刻地展现了爱情在跨越重重障碍与误解后，最终在相互理解、尊重与忠诚的基础上得以绽放光芒的美好图景，为整个故事画上一个圆满而富有深意的句号，同时也为读者留下关于爱情和人生选择的深刻思考与启示。

在小说创作领域中，巧合绝非仅仅作为一种单一的写作手法而存在，其更深刻地体现了小说构建的根本原则，“是小说赖以形成的一种方式，定义了小说家的虚构世界”^［51］。《劝导》中，奥斯丁对巧合事件的建构合理且有效地推动了安妮和温特沃思情感的起伏与发展，填补了他们之间大多数情况下因非言语间接交流而缺失的情感关系变化的空白，强调了男女之间不断深化、愈发深沉且持久的“感情”（affection）价值是高于单纯的“爱”（love）的。尤其是在浪漫爱情喜剧文学体裁中，对幸福热切的、望眼欲穿的期待往往会转化为一种痛苦的经历，这种细腻而深沉的情感状态能够精准地刺探到人们精神痛苦的深层次，引发读者对爱情与幸福本质的深刻思考，使整个故事在情感的深度及内涵上都得到了升华，展现出作者对人性和情感独特而深刻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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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认知诗学研究与理论版图重构”（20＆ZD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