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武器”：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关于“主义”论争的理路

摘要

五四时期，“主义时代”的呈现与中国近代社团创建的高潮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主义”是进步社团创建的条件，进步社团凸显“主义”的底色。“主义”的传播为进步社团从五四运动之前的文化革命向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改造转变提供了理论资源。但受“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影响，进步社团在“主义”的论争过程中出现分化。这种分化深刻凸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抉择社会发展方向和正确道路所产生的分歧，即选择何种“主义”作为指导，以及采取什么方法改造社会。进步社团关于“主义”论争的理路，不仅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认知视角，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均有重要意蕴。

关键词

五四时期 / 进步社团 / “主义”论争 / 内在理路 / “社会改造”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涉及认识论的三个要素：理论、现实、实践。可以说，理论来自现实、解释现实；理论改造现实、改变现实，理论改变现实的途径是实践，实践主体是用理论武装起来的民众，而理论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西方“主义”思潮不仅为进步社团从五四运动之前的文化革命向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改造转变充当了载体，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提供了依托，还使进步社团围绕“主义”的论争产生了分化。若从本质上审视“主义”的论争，就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关于抉择社会发展方向和正确道路所产生的分歧，即关于选择何种“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改造社会。因此，深入审视进步社团关于“主义”的论争，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2］以及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蕴。目前，学界虽在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关于“主义”论争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主要聚焦论争意义的阐述^［3］，还缺少对“主义”论争与进步社团之间逻辑关系的审视和考察。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就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关于“主义”论争的内在理路再作探讨。

一 “主义”视域下进步社团的生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敏锐的仁人志士深刻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和思想意识，“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4］。因而，“主义”就随着西方思潮的传播进入中国语境，成为凸显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核心概念。

（一） 近代中国“主义”传播的脉络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向国内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这样，“主义”的提法便输入国内。而且，“晚清读书人借助于此重新认识中国更值得重视”^［5］。到19世纪末，“主义”传播在近代中国逐渐兴盛。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汇集到了中国，空想的、科学的，有人物介绍，也有思想介绍，应有尽有”^［6］。大致在1898年以后，“主义”才在近代中国传播开来。20世纪初，梁启超是运用“主义”一词最典型的学者。例如，1902年5月，梁启超指出：“‘爱’主义者，天下之良主义也。有人于此，汲汲务爱已，而曰我实行爱主义可乎？‘利’主义者，天下之良主义也。”^［7］

民国初年，国内报刊提到的“主义”有几百种，“主义”一词“共使用了约15，000次”^［8］。至五四时期，中国开始逐步呈现“主义时代”^［9］的端倪。“主义时代”的呈现源于对“主义”概念的解读。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对“主义”内涵作出了初步解读。陈独秀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10］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11］。可以看出，李大钊借助于五四时期知识界关于“主义”的概念及其解读的情形，用来阐释历史事件的发展和变迁。此外，中国自由主义（或实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胡适指出，“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12］。在这里，胡适对“主义”概念的产生及其发展、对“主义”的种类等问题都作了初步描述。不过，为什么“主义”在五四时期能够在国内大规模流行开来呢？因为，“凡一个大潮来，终逃脱不了两个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13］。五四时期既是“主义”流行和发展的时代，也是“主义”进行传播和论争的时代，这为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关于“主义”的论争提供了条件。

（二） “主义”与进步社团的生成关系

阐述“主义”与进步社团的生成关系，就要首先阐述社团的概念。中国社团发展的历史比较久远，但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还是历史学等诸多人文学科，都只是从本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出发对社团概念进行解读，并没有对进步社团和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涵义作出明确界定。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既包括有一定组织程序的进步社团，如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国民杂志社、工读互助团、改造社、励新学会等，也包括以杂志为中心、由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形成的进步社团，如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等”^［14］。可以看出，研究者对进步社团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必须结合特定的时间范围进行审视。

从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之前，许多具有学术文化性质的团体组织不断涌现。这些社团组织“在思想、宗旨和组织制度方面都有不少较之封建时代进步的地方”^［15］。到五四时期，中国近代的结社行为逐渐走向高潮。可以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各类进步社团不断涌现，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的推动，先进的知识分子愈发认识到所肩负的重要使命，这样促使五四运动以后的社团组织逐步得以繁荣。“主义”和新思潮争相登场，逐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大场景。不过，“主义”的传播需要借助媒介，人们为了宣扬所主张的“主义”，就要利用报纸、期刊、书籍、社团等诸多载体。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社团组织，成为知识分子们宣传“主义”的有效手段。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对国内形势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日趋高涨，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都以“社会改造”的探索为宗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迫切渴望改造社会，因而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国家。西方的“主义”和新思潮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志士仁人的关注和热捧。较有影响的“各种进步社团的代表，如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江西改造社的袁玉冰，等等”^［16］。总体来说，“主义”与进步社团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主义”是进步社团得以创建的底色，进步社团则是“主义”传播的载体，这是进步社团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缘由。当然，社团还因所主张或信仰的“主义”的不同而导致其性质、宗旨的各异。

二 进步社团关于“主义”论争的过程

进步社团关于“主义”论争的过程呈现复杂的情形。从考察“问题”的逻辑视角来说，需要简要阐述“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因为这场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推动一些进步青年去接受马克思主义”^［17］。这场论争还成为五四时期“主义”论争的肇始。

（一）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影响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次重要论争。无论是把这场论争看作是阶级斗争性质的论战也好，还是作为思想领域性质的论争也罢，这场论争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重视。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问题”与“主义”论争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这场论争，而是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这场论争及其影响，尤其是要探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对五四时期进步社团思想及其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导致《新青年》杂志在半年内都没有出版刊物。同时，胡适受同人委托接办《每周评论》。加之1919年7月8日，政客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的演说中大谈社会主义，并宣称将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政治投机行为^［18］。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胡适文章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应该要反对空谈“好听的”“外来的”“纸上的”主义。第二，否定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19］路径。总体来看，胡适既反对李大钊主张的社会“根本改造”路径，又痛斥安福俱乐部的政客王揖唐对社会主义话语的盗用。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研究系《国民公报》的主编蓝公武（蓝志先）以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的回应。1919年8月3日，蓝公武在《每周评论》第33号发表的《问题与主义》中指出：“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20］。与蓝公武的文章不同，李大钊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21］，并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解决”的科学指导意义。紧接着，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37号上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胡适的这两篇文章，不仅是对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回复，而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场“主义”的论争是五四运动前后“谈政治”倾向的重要注脚。显然，“胡适以问题为方法，主要对抗的亦非某种特定的主义，更多是新思潮中以主义绕过具体问题的改造路径。在论争中，谈不谈问题、谈什么问题以及是否谈政治问题，均与时人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相关，呈现出五四时期多元的改造路径”^［22］，凸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认知的分歧。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2年，在回顾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时，胡适指出：“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23］

综上所述，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主要是围绕着“改造社会”这一中心议题展开的，即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及是采用改良的方法还是革命的手段寻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而且，“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对进步社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它对于湖南的新民学会活动的影响就比较深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团主要发起人的毛泽东“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是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契机，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信等言论，是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主要标志”^［24］。

（二） 进步社团关于“主义”的论争

五四时期，进步社团所发生的“主义”之争，是促使进步社团走向分化甚至解体的显著表征之一，而进步社团在分化之后，也就依据各自信奉的“主义”的不同，最终倒向不同的政治阵营。这是五四运动以后进步社团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突出现象。比如，有的进步社团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团，诸如新民学会等，但是，有的进步社团最后却趋于解散，诸如少年中国学会。下面，就简要考察具有代表性的进步社团关于“主义”论争的过程。

1.少年中国学会关于“主义”的论争。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发起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1925年底停止活动。这个进步社团的活动过程，恰好处于五四时期“主义”传播日益深化和分化的阶段。因此，少年中国学会的“主义”论争具有典型性。

首先，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不谈政治”。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就存在着“不谈政治”的倾向。这个倾向在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凸显。关于为什么要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以及少年中国学会到底要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灵魂人物王光祈作出明确阐述：“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25］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周太玄指出，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精神表现在这几个口号上：‘奋斗、实践、坚忍、俭朴’”^［26］。有研究者认为：“由于对当时中国的黑暗政治感到不满与失望，他们（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在新文化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谈政治’的提倡与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工读互助、促进妇女解放、开展社会调查等途径，来推行社会改造，创造‘少年中国’。”^［27］应该说，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之初就规约“不谈政治”，因而，少年中国学会更加愿意共同努力于学术研究，革新思想^［28］。该进步社团的宗旨最后确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9］。

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宗旨内涵过于宽泛，没有对具体遵循的“主义”进行明确界定，没有说明如何达到“社会改造”的目标和手段，也没有说明“少年中国”的具体内容。但由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规定“为社会的活动”，目的就是使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切实从事社会活动，为将来的政治运动打基础，但“学会又要求会员远离现实政治，言行上的矛盾显然为后来发生的主义之争、活动之争留下了隐患”^［30］。所以，这是导致该社团走向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关于宗旨论争，在筹备之初讨论少年中国学会的名称以及宗旨的问题时，李大钊与王光祈、曾琦就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而且，王光祈还想将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对立起来，并不认可文化运动的发展远景。从发展的趋向来看，由其宗旨之争引发了关于“主义”的论争。赞成“主义”的社团会员越来越多，扩大了“主义”的阵营。1922年7月，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杭州年会上，会员们提议和通过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31］等提案。桑兵指出，该进步社团“标明主义引发了会内的主义之争，各执己见，互不相下，非但没有达成一致，统一意见，反而最终导致学会无形解体”^［32］。总之，少年中国学会关于“主义”的论争，不仅说明少年中国学会关于“社会改造”的探索存在不同的思考，而且也表现出该社团会员关于社会观、文化观和时代观认知的差异。

2.新民学会关于“主义”的论争。五四运动之前，新民学会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性质的进步社团。五四运动以后，在毛泽东的有力领导下，新民学会逐步成为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毛泽东组织和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为输入世界文明于国内的海外留学活动，也是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求学行动。

新民学会创建之初，毛泽东就重视“主义”及其对学会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强调新民学会必须是“主义”的结合，并要求该社团的会员“致力于学问研究、个人提升和道德发展”^［33］，借以求得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在思想上的统一。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的会友。针对蔡和森提出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毛泽东“表示深切的赞同”，并“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34］。毛泽东这时候已经倾向于选择马克思主义了。

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何叔衡等邀集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方针以及“改造社会”的方法等问题。毛泽东重申，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和新的方针应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35］。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毛泽东等多数的新民学会会员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谢觉哉目睹了此次会议关于“主义”论争的激烈场面。谢觉哉不仅明确选择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还对“社会改造”的含义作出阐述。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不外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两个方面，“我们一方应为点滴的改造，使新分子力量增多，面积增广”，但“一方又应使此方新之势力集中一点——夺取政权”，否则“终不免为有所凭借之旧派一扫而空”^［36］。

3.江西的改造社关于“主义”的论争。该进步社团的成员们围绕《新江西》杂志展开了“主义”和“政治”问题的论争。这引起了改造社的主要发起人袁玉冰的高度重视。不过“这实质上就是要不要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参加革命活动的问题”^［37］。袁玉冰明确驳斥社团内部反对者的错误言论，要求社员明确进行“主义”的抉择，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作为改造社主要发起人的袁玉冰，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改造”探索的革命论者，对“社会改造”的探索影响着他对“主义”的认知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抉择。袁玉冰认为，在军阀横行的封建制度下，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宣传言论自由，更要注重社会运动，“就应该起来实行社会革命”^［38］，但“我们决不可学了外国主义，就拿到中国来应用”，“我们最要紧的是研究社会情形，然后再应用一种主义去改造”^［39］。这表明袁玉冰已经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改造”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改造社内部关于“主义”的论争作出了正确的引导。而且，这只有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把这个涉及社团命运的根本问题进行透彻说明。

进步社团关于“社会改造”探索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比如，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王光祈与新社会社团的主要发起人瞿秋白都是主张改造社会的先进知识分子，但两人的“社会改造”探索思想并不相同。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主要是建立在无政府主义基础上，主张通过非暴力、政治的改良手段去改造社会，而瞿秋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五四运动以后就转变为主张暴力革命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深刻反映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关于文化改良和政治革命两种方式的思想分野^［40］。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来看，进步社团在接受“主义”派别时，虽注重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却未能立即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派别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潮在五四运动以后之所以能够被广泛传播，得益于进步社团助推“主义”的论争。

三 进步社团关于“主义”论争的影响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进步社团关于“主义”的论争，不仅加深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情况的认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 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

1.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诸如，位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就对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1911年至1912年，国内的《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连续刊登了由近代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的中文译稿。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主义”的流派繁多，社团纷纷成立，刊物不断涌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这个时期，不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节译本大幅度增加，而且还开始出现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著作等经典著作的全译本。1920年8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陈望道翻译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这个首译本一经出版，就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和追捧，同时，其他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不断被翻译和出版。

进步社团的成员参与翻译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相关工作。比如，新民学会的重要发起人蔡和森于1919年底到达法国以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蔡和森不仅深入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正确分析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根本区别。1920年，进步社团利群书社的主要发起人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过当时所用的题名则是《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原》^［41］，这是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直译”，这种“直译”深刻说明所翻译的内容是经过翻译者认真筛选过的重要“片段”，恽代英的相关翻译作品为人们深入了解与传播恩格斯的思想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宣传所主张和信仰的“主义”，进步社团充分发挥了“宣传员”的作用。当时，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大多由进步社团创办的刊物承担，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新社会》《少年世界》等，其他刊物还有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等。

2.举行辩论会和讲演会是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就“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举行了辩论会。此次辩论会邀请李大钊担任评判员，双方踊跃发言。“守常（李大钊）同志被邀请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在辩论会上发言非常踊跃，争辩激烈。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守常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守常同志说话时，声音不大，但在话语里却表现出一种最高度的自信心”^［42］。经过辩论，该进步社团的成员和观众表示要接受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925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八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讲演了《中俄关系》《周年之苏俄》《苏俄革命之根据及其在世界革命上之意义》等题目。

此外，李大钊还受觉悟社的邀请，赴天津讲演，使觉悟社的成员对社会主义革命深受启发与教育。“我们对于他（指李大钊——作者注）那种朴素、慈祥、谦虚而亲切的态度有一种深刻的印象。”^［43］李大钊“对我们成立一个男女合组的团体和出一个不定期的刊物表示赞成”，“通过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44］。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宣讲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这不仅使青年认识社会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得到提高，而且为北京地区民众的启蒙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还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李大钊曾就“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主题作过多场演讲。李大钊的演讲使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观点变得通俗易懂，促进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

3.创办各类型文化书社。为深入宣传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进步文化书社成为重要的途径。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进步文化书社主要包括长沙文化书社、南昌文化书社和武昌利群书社等。其中，长沙文化书社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创办的主要目的在于立足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长沙文化书社销售的进步书刊种类繁多，其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书籍和俄国的书报在对外销售中位居榜首。

1920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组织和发起了俄罗斯研究会。该研究会创建的目的既在于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政权，又在于深入研究苏俄的先进文化。当时，有热心读者就俄罗斯研究会发表肺腑之言：“听说俄国的革命，并非世界上偶然发生的一件事。俄人历来宽洪大度，虚心聆教，凡百年前，法兰西有种什么启蒙哲学，德意志有种什么罗蔓哲学，先后输入俄国，俄人总是欢迎接待。”“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45］此外，长沙文化书社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46］。这一系列举措使长沙书社契合“社会改造”的需要，有力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

南昌文化书社主要是由改造社的重要成员方志敏负责。袁玉冰、赵醒侬、洪宏义等江西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都参与了该书社的具体工作。在该书社的影响下，一些进步文化书社不断涌现，比如南昌明星书社等。南昌文化书社“比较注意引进和销售进步书刊。像《向导》《新青年》《野花》等刊物在书社是常卖的。同时，本市学生编印的一些进步刊物，如《新江西》《时代之花》《红灯》等也常在书社销售”，“有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因家境贫困，没钱买书，常常把书社当成阅览室，一到书社便拿起书刊贪婪地阅读起来，直到我们关店才回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便主动地向他们介绍书刊的内容，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47］

湖北武昌的利群书社主要是在恽代英领导下成立的，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经上海回长沙路过武汉时，与恽代英交流创办文化书社的经验，畅谈和交流革命理想。湖北还成立了多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社，这为进步社团成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这些进步文化书社的建立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的生动体现。“从理论根柢来看，中国传统‘天下观’中和合一家、天下大同的价值理想，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基本原则，以及民胞物与、立己立人的处世方法，敬天保民、恭承民命的合力凝聚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文化基因。”^［48］

（二） 促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群体的形成

优秀分子对组织或团体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团体发展的命运。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发起人或创建者以及后来加入进步社团的成员，其中不乏许多优秀分子或优秀人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俄国，从过去的“效法英美”逐步转向“以俄为师”。在进步社团的活动中，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运用讲演、辩论会以及讨论会等方式来宣传进步社团的宗旨和性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在上海，以《新青年》杂志为基础创建的新青年社于1920年9月成立。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陈望道、李汉俊、李达、袁振英、沈雁冰等担任了《新青年》改版之后的责任编辑。在《新青年》的8卷1号上，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释政治问题，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这标志着《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不谈政治”倾向出现彻底转变。

在北京，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北京大学为主要聚集阵地，如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邓中夏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类活动，包括学生运动。1920 年 3 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由于李大钊工作繁忙，社团成立后的实际具体事务由邓中夏负责处理。邓中夏广泛阅读新思潮和新文化书刊，是致力于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是善于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例如，他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还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普及知识教育。1921年，他在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文学与社会改造》时，系统阐述了 “社会改造”的道路。

在广东，早期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创办刊物《劳动者》。作为广东早期党组织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者》与《劳动界》《劳动音》被工人们并称为“兄弟刊”，共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早期广东党组织还于1921年2月创办了进步刊物《劳动与妇女》，陈独秀、沈玄庐、谭平山等经常为该刊物撰写文章。《劳动与妇女》以争取劳动者和妇女的解放为宗旨，号召工人们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社会改造”探索的热潮，以新文化运动阶段倡导的”个人解放“作为思想基础。新旧思潮的激战、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围绕“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相互激荡的局面。进步社团信奉的“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既反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开拓探索和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也凸显了进步社团组织整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与选择。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得以初步形成。

四 结语

在时代大变局的外力冲击下，“固守旧制”还是“谋求新路”成为五四时期中国人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锐课题；这同构成民主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和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是直接冲突的”^［49］。随着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了解和吸收世界“社会改造”思想观点的同时，把“社会改造”探索的思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思考中国未来的前途密切结合起来。在此背景下，绝大多数的进步社团逐步调整宗旨定位，积极统一于“社会改造”探索的目标之下，在五四运动以后掀起一股探索的热潮。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强化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于改造社会的思想意识，而且还促使先进知识分子思考如何深入推进“社会改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50］而最终，中国的“社会改造”探索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

进步社团“在‘社会改造’语境中恪守‘主义’信仰”，探求政党的雏形，以及寻求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51］。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且“标志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52］。可以说，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来看，这深刻反映了进步社团在郑重抉择“主义”以后的整个心路历程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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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共创建时期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基础的历史考察”(2023AH0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