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摘要

建党一百多年来，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不断涌现，其发展演变给中国共产党凝聚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引领社会思潮，将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研判社会思潮的标尺、辨析社会思潮的依据，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党在新时代更好应对多元思潮提供智慧支撑，为推动社会进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精神动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 引领 / 社会思潮 / 意识形态 / 经验

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层次变革的同时，社会思潮借助不同手段表达各自利益诉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和引领功能产生弱化影响。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都有针对性地对社会思潮进行了有效引领，彰显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进而让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得以稳固，在多元社会思潮中锚定正确方向，凝聚起全社会的磅礴力量，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一 我国社会思潮发展态势

社会思潮是“意识形态安全态势变化的‘晴雨表’”^［1］，多元化社会思潮在特定环境下的广泛传播会阻碍社会发展实践、扰乱大众思想观念，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存在负面效应。

（一） 从目的上看：多元化社会思潮干扰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社会思潮“反映了特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和观念”，其“主要诉求是希望赢得‘政治话语权’”^［2］，因而不同的社会思潮在各个重要领域争相抢占话语优势，企图用自己的话语解释社会发展问题，表达特定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思潮直接将矛头指向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主张用完全市场化代替公有制；在政治领域，西式宪政思潮鼓吹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国家理念，甚至声言“一人一票”式选举才是真“民主”，力图使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在文化领域，所谓的“普世价值论”大肆宣扬西方国家价值观念的全球“普适性”，认为中国只有接受这种价值观，才能够“进入人类文明的行列”。另有所谓的“儒化中国”思潮主张在中国全面复兴儒学，以儒家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按照“儒家宪政”模式改造中国政治；在社会领域，“公民社会”理论极力把西方的社会结构视为所谓的“普世”模板，努力证明西方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可行性，强调社会组织必须独立于国家之外，以此为标准设计我国“公民社会”，借机兜售西方宪政的主张；在历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坚持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抹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百年成就。可以说，多元化社会思潮试图通过影响大众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消极影响。

（二） 从影响上看：多元化社会思潮制约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发挥

在各种社会思潮“争奇斗艳”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要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应对就必须完成全方位的科学创新，从一定程度上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的较量在客观上激发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发展。但是，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也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危害，集中表现为：第一，这些社会思潮会动摇“四个自信”，以西方的政治模式和社会发展道路为标准，判断我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选择，不承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与合规律性。第二，这些社会思潮会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按照西方政党制度、权力运作模式和西方政治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第三，这些社会思潮会消解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恶意煽动人们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第四，这些社会思潮会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引领作用，使大众质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指导实践的有效性，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群众基础。

（三） 从趋势上看：多元化社会思潮呈现动态发展状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思潮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存在，其发展趋势也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密切相关，呈现历史性特征。当诸如科学技术进步、经济格局调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社会存在”领域发生变动时，会在思想领域激起层层涟漪，不同的社会思潮则会借机根据自身所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现实利益提出方案，对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向作出判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均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国家趁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各种社会思潮日益活跃。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建立过程中，鼓吹“市场万能”“彻底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国内曾风行一时，虽然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批判，在国内也失去一些拥趸，但是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经济政策的看法。又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多次粉墨登场，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否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试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历史认知与道路自信。在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深入批判、揭露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虽不再公开露面，但它改头换面，其表现形式也逐渐隐蔽化，伺机借助国内舆论造势。由此看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百年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调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思潮必然表现出多种取向，呈现此消彼长、动态发展的趋势，引领社会思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任务。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面临着各种复杂险峻的环境，也受到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为了凝聚广泛的共识，带领人民完成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努力廓清思想迷雾，对社会思潮进行分析、甄别和引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掌握主动权。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错误思想展开坚决斗争，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经济结构复杂，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力量仍把控着大量社会资源，阶级矛盾与新旧事物矛盾反映在思想领域中，形成了投降主义、极端民主化倾向、盲动主义等党内外错误思潮，如何通过思想斗争抵制这类错误思潮的影响，团结各阶层力量取得革命胜利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开展的思想斗争，既有用正确的思想战胜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也有用先进的思想战胜各种落后思想的斗争，更有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常态，“是社会的阶级矛盾，是党内新旧事物的矛盾反映”，共产党员要敢于直面错误思想，坚定立场原则，勇于“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3］与错误思想展开坚决斗争抵御了错误思想倾向对党员干部、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的侵蚀，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积极开展宣传思想工作。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回顾、分析建党以来党内斗争的经历时指出，我们的党已经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左”、右错误倾向，那就是在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把这些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回答中国问题，并说明“左”、右错误倾向的根源。毛泽东同志还曾形象地用“羊肉好吃烫得慌”^［4］来比喻宣传手段的重要性，提醒宣传工作者应避免单一、僵化的宣传形式，要基于不同层次受众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宣传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动地展示给大众。针对当时一些宣传工作者仅仅凭借行政权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灌输给群众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群众的语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统一起来，用人民群众的语言来阐述，使之“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5］。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思潮，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加强引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执政党，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仍然存在，一些社会思潮甚至公然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就，对资产阶级式的“民主”抱有幻想，否定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如何在这种情形下团结一切力量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动员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国家建设。“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在理论上，不仅要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要搞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强调对民众的思想引领“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6］，要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思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思潮可以划分为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具有非对抗性，所反映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具有对抗性，反映的是敌我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两类思潮采取针对性对策：用自由辩论、说服教育的民主式方法引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用批判斗争、坚决揭露的强制式方法抵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为发展社会科学、繁荣文学艺术，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认为温室里培养不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在同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中发展和壮大自己，因此要允许思想争鸣，允许出现批判的声音。但是“双百”方针后来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歪曲为“打乱一切”“言论绝对自由”，甚至公然主张“轮流坐庄”，造成香花与毒草共存的局面，思想界趋于混乱。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思想争鸣不意味着放弃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7］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还列出六条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准则，为思想领域的激浊扬清提供了基本依据。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之相伴的是思想领域的动荡，开始出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思潮。这股错误思潮先借中国共产党匡正“左”的错误搞“非毛化”，试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后又以“改革”为借口，把“改革”解读为“回归人类文明主流”，把现代化解释为“全盘西化”，试图利用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探索与实践，自由化思潮借机否定计划经济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定国有经济的重大贡献，宣扬“市场万能”，推动私有化。同时在政治上吹嘘西方民主，在文化上倡导西方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在社会领域推动“公民社会”。错误思潮的蔓延发展，不仅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而且一度造成人们对西方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我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领域面临严峻挑战。

对于这些错误思潮的生成、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未放松警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始终将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全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提出“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8］。早在“非毛化”思潮兴起时，邓小平同志就严正指出，这股丑化、矮化、妖魔化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思潮实质“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9］，即“去社会主义化”“去中共化”。1980年，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起草小组谈话时，邓小平同志着重提出《决议》应当对重要问题进行论断，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0］。《决议》不仅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而且有力回击了“非毛化”等错误思潮。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把鼓吹西方制度和西方道路的思潮界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1］强调不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改革，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2］。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13］，强调要从两方面入手应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对各种思潮的本质及表征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是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先进理论武器应对错误思潮，“必须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14］。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新世纪，胡锦涛同志强调，“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如果我们不敏感、不研究，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不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就会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15］，根据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活动方式，指出互联网在社会思潮的交锋中充当重要角色，因此要警惕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同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主动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四） 新时代以来：立足国家安全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为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向世界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与生命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中考量，深刻把握“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16］，将回应、批判错误社会思潮视为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一是以根本制度筑牢意识形态安全根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指出坚持这项根本制度，是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四个伟大”的根本保证，从顶层设计层面确立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制度框架。确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通过《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规，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巡视巡察、绩效考核和干部考核体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

二是以理论武器破除错误思潮侵蚀。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构建起“破立并举”的斗争体系。在“破”的层面，通过学术研讨、媒体发声、司法介入等方式，揭露错误思潮的本质与危害。例如，针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论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出发，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手段，捍卫革命历史记忆。在“立”的层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高校思政课改革、基层理论宣讲团等载体，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群众语言，实现“理论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理论”的双向互动。

三是加强对全社会的思想教育引领。包括在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学习活动，加强大中小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各门课程的教材建设，在全党持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等。这些举措切实推动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7］，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和舆论氛围。

三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维护了意识形态领域整体安全，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进程。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成功经验对于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寻社会思潮演变的内在规律、积极构建社会思潮引领机制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启迪。

（一）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思潮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根基。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应对社会思潮复杂性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社会思潮源起与演进受到多种因素交织影响。从国际看，全球化浪潮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妄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传播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干扰我国发展进程。从国内看，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催生出各种社会思潮。这些思潮动态消长，与社会现实紧密关联，既受实践变化影响，又反作用于实践。在此复杂形势下，只有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保持政治定力，确保社会思潮发展方向不偏离正确轨道。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所在。党通过加强理论武装，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全体人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多个途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此外，为有效引领社会思潮，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管理方面也下足了功夫。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确保传播内容符合党的主张。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阵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通过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有效防范了错误思潮在网络空间的传播，使互联网成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平台。

（二） 坚持理论创新，为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强大理论武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遵循“两个结合”的根本途径，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而只有用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才能科学地回答、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思潮保持长久、有效的引领，不让错误思潮有“借题发挥”的机会。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8］。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基于现实的具体情况与问题“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时代、扎根社会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我们不能简单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套今天的中国实际，也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20］。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时代性特质：从共时性角度讲，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与各种异质文化的共存与交锋，同时立足当代发展需求，解答社会实践难题，在与异质文化的对比中体现科学性；从历时性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在继承理论内核的条件下创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归根到底是对人民大众的思想引领，是对人心的凝聚。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专业性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总是有着一定的距离，单纯地用专著、学术论文等过于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理论往往让大众“敬而远之”。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要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群众的思想需要，及时进行理论、话语、方式方法的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21］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人民群众对于错误思想观点的抵御能力，在更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加强思想引领。

（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从唯物史观角度看，利益是意识形态的根源，从当前危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思潮来看，都关联着利益关系和利益分配因素。一些错误思潮之所以能够在民众中获得传播空间，就是因为其最终的理论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利益诉求。“在利益主体的群体归属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社会思潮会在更具体的政治议题上寻求表达。”^［22］引领社会思潮，只靠单纯的理论灌输，在短时间内或许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要让人民群众自觉抵制错误观点，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与价值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还需要在物质层面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价值追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对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不能忽视和看轻，只有让人民群众得到切实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空话，他们才能自愿相信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成效。”^［23］但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即意识形态有时会走在利益的前面，成为利益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有时又具有某种滞后性，不可能时时都随其利益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理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引导社会思潮走向，在实践中聚焦人民群众利益的关注点，用现实发展成果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指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落实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社会治理和人民利益需求的满足中，做到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使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宣传教育与现实感受相一致，为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巩固群众基础。

（四） 坚持改革开放，为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实践支撑

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24］，其内容形成和功能发挥都以一定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25］，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物质生活过程”。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物质生活改善程度，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状态的影响，直接关联着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由于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短期内难免存在个别体制中深层次矛盾解决不及时、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配套协调不够、制度缺失或不完善甚至出现制度间冲突等问题，由此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造成部分群众的利益受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改革话语体系及其价值取向产生质疑。此种情形之下，那些别有用心的社会思潮便会趁虚而入、伺机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彰显制度优越性，为有效引领社会思潮筑牢实践基础。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6］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27］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28］在新征程上，只有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民的美好生活、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筑牢物质基础，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略，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协同发展，用发展成就增进民生福祉。同时强化制度建设创新，革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基本保障，实现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融合，共同解决民生难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状态的改变、具体利益的逐步实现，比任何力量都能够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期待的美好生活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实现，就越能够为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提供更多支撑。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践与经验，深刻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彰显，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自动发挥，或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传播的自然结果，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创新、宣传强化、思想斗争、制度建设、实践支撑和利益满足等多方面因素有机结合产生的综合效应。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效引领更加隐蔽的、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应当继承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宝贵经验，把塑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解决认识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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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元宇宙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价值意蕴、技术理路与风险规避研究”(24YJC710105)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需互契研究”(C/2024/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