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汉仗来源及仪具考释

摘要

辽代汉仗作为统治阶层外出仪卫的核心构成，不仅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具象化呈现，更是皇权意识形态的物化载体。关于辽代汉仗相关问题，学界虽在车舆仪仗制度研究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对辽代汉仗制度的文化渊源、车舆形式及汉仗仪具种类缺乏系统性探讨。辽代汉仗制度的形成既基于游牧文化的底色，又深受中华文化的辐射。因此，以辽代汉仗的源流考据与车舆形制分析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其发展脉络，即可窥探辽代汉仗制度中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中华文化 / 车马仪仗 / 辽代 / 汉仗

辽代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鼎盛时期，其文化发展呈现鲜明的融合特征。在继承先秦至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辽朝通过政治、经济与军事交流，深度吸收了以唐宋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精髓，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共生格局。这种交融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如饮食、服饰、居住、出行等），而且深刻影响了制度文化的构建，其中，辽代汉仗制度作为皇权仪卫体系的核心载体，其制度渊源与形制演化充分印证了中华文化对边疆政权的深远影响。目前，学界对于辽代汉仗制度形成的社会基础、仪仗形制演变谱系及其反映的政治文化认同等核心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刘永华在《中国古代车舆马具》一书中系统梳理了历代车舆马具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考证对战国至清代的舆服制度进行编年研究^［1］。华梅的《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一书以正史中《舆服志》所记录的礼仪文化为依据，从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型特征入手，探讨了历代舆服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变，剖析了舆服制度制定的影响因素，但此著作并未对辽代舆服制度进行专门解析，而仅在《金史·舆服志》一章中，认为金制舆服来源于宋辽^［2］。针对华梅疏漏《辽史·仪卫志》的情况，李甍的《历代〈舆服志〉图释·辽金卷》可作为补充。李甍讨论了《辽史·舆服志》的史料来源和编撰特征，并作了图释，对本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3］。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框架，以辽代汉仗制度为考察对象，通过综合运用传世文献与考古实物互证法，旨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视角。

一 辽代汉仗的文化渊源

辽代“汉仗”即中原王朝的“大驾卤簿”。《辽史·仪卫志》载述辽朝早期统治阶层的文化建构方略：“辽太祖奋自朔方，太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于是举渤海，立敬塘，破重贵，尽致周、秦、两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4］。此段史料深刻揭示了辽政权肇建时期即着力实施的“吸收中华文化”的方针。其中，“路车法物”作为核心礼仪器物体系，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可知，“法物”特指“法物谓大驾卤簿仪式也”^［5］，即“古代帝王用于仪仗的器物”，其制度渊源可追溯至秦汉以降的舆服典章体系，具有强化等级秩序与彰显政治合法性的双重功能。稽考礼制文献，“辂车”作为天子乘舆制度的载体，其制度渊源可追溯至《周礼·春官》所载“五辂”体系。

笔者认为，辽廷通过征伐后晋等军事行动，系统接收了以唐代舆服制度为主体的中原礼制遗产，为方便分析，兹制成辽代汉仗来源表（表1）。

以上是相关文献中关于辽廷车马仪仗来源的记录，并且通过唐、辽皇太子车辂的对比，也可从中发现端倪。

通过对《辽史》《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考辨可见，辽代皇太子车辂制度与唐代存在明确的谱系承继关系。就车辂类型而言，二者皆确立金辂、轺车、四望车构成的三等车辂制度。考诸礼制沿革，辂车体系中的金辂作为最高等级礼舆，在辽制中“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用之”^［11］，与唐制“从祀、朝贺、纳妃所乘”^［12］的礼制功能完全对应。轺车作为常备车辆，辽代规定“五日常朝、享官臣、出入行道用之”^［13］，较之唐代“五日常服、朝飨、宫臣、出入行道所乘也”^［14］的记载，其行政仪轨亦如出一辙。至于四望车在丧仪中的使用，两朝均严格限定于“吊临”场合，且车辆形制皆强调“金饰末，紫油 ”的装饰规范。

这种制度沿袭并非偶然现象，实为辽代系统吸收唐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表征。据《辽史·仪卫志》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灭后晋后，“得晋卤簿、仪仗，委所司先押送中京”。宋代费衮在《梁溪漫志》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五季承唐以后，虽兵革相寻，然去唐未远，制度典章，人犹得以持循。”^［15］这为辽代通过战争俘获、外交赏赐等途径获取唐代仪制提供了历史注脚，从而证明了辽代卤簿实承于唐，即所谓的“盛唐辇辂，尽在辽廷矣”^［16］。

在中原王朝更迭的常态下，文化要素往往会被继任王朝有所吸收，然辽政权身处塞北草原，其文化承袭路径显然突破了传统的以中原为中心的认知框架。辽代在动荡时局中坚持承袭唐制的深层动因，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第一，唐文化的持续辐射。唐朝建构的“多元一体”政治架构与臻于巅峰的文化成就，为辽代制度创设提供了成熟范本。辽廷通过朝贡、战争、接受赏赐等途径，系统获取《大唐开元礼》《唐六典》等典章，为制度移植奠定基础。在此文化背景下，促使辽统治者将唐制视为“正统性”的成熟范本。

第二，辽廷的文化政策。建立政权初期，辽太祖即推行“尊孔崇儒”政策，《辽史·太祖纪》载，神册三年（918年）“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释奠”。韩琦所言“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17］的现象，实为统治者吸收中华文化的具象化呈现。

辽代文化承袭的历史实践，展现出多元文明交融的复杂图景。通过选择性地吸纳唐代制度精髓与创造性地转化游牧传统，辽政权成功建构起兼具正统性与民族性的制度体系。这种“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8］的创新实践，不仅为后世金、元、清诸朝提供治理范式，更在中华文明演进史上开创了多元一体的新路径。其历史经验表明，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创造性转化，而非简单复制，这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 辽朝汉仗车舆与唐宋车舆比较

（一） 辽辂

据《辽史·仪卫志》记载，辽代车舆体系以功能等差为基准形成四级架构，即辂、车、辇、舆四等。随着宋朝势力愈发强大，尤其是“澶渊之盟”之后，辽廷不可避免地受到宋文化的辐射。在辂制方面，辽代的“五辂”在形制和用途方面虽与宋辂有所相似，但相比而言，“辽辂”承袭唐制最为显著，据考其五辂体系（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无论是形制特征，抑或是使用场域，皆与唐代所载高度吻合。

在使用场域中，辽代皇帝受册仪“乘黄令陈车辂”^［19］、车驾还京仪“乘玉辂”^［20］等仪轨，实为唐代銮驾制度的移植。而在形制特征方面，为了更明确地展示辽、唐、宋三朝在辂制的异同之处，故制成唐、辽、宋三朝卤簿车舆形式对比表（表2）。

由上表来看，尽管辽代的“五辂”在形制方面与宋辂有所相似，但相比而言，辽辂与唐辂别无二致，符合“盛唐辂辇，尽在辽朝”的记载，凸显契丹政权对唐代典章制度的系统性继承。

（二） 辽车

“辽车”包含耕根车、安车等四类，其多用于特定场合：东京留守迎圣宗东巡用安车“圣宗东巡，东京留守具仪卫迎车驾”^［36］；谒庙仪以车驾代步“皇帝降车，分引南北臣僚左右入，至丹墀褥位”^［37］；丧葬仪则专用辒辌车载柩“神柩升辒辌车，具卤簿仪卫”^［38］。就车制体系而言，辽代车舆形制呈现出显著的复合性制度渊源，其不同车型在形制特征和驾乘规制方面与唐、宋两朝车舆制度分别形成差异化关联特征。

唐代耕根车、安车及四望车的形制特征，与《辽史》所载辽代同类型车具在车身彩绘、幰幕装饰、驭马规制等方面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辽代凉车、羊车制度则呈现出明显偏离唐制而趋近宋制的特征，其制度渊源可从三方面考辨。其一，稽考《新唐书》《旧唐书》《唐六典》等典章文献，均未见唐代舆服制度中凉车、羊车之具体形制，唯见“羊车小史”装扮“五辫髻，紫碧腰襻，青耳屩”^［39］。其二，据“大唐因隋制”^［40］的沿革规律，二车形制亦当承袭隋代典章。然考《隋书·礼仪志》所载隋代羊车规制，“金宝饰，紫锦幰，朱丝网。驭童二十人……驾以果下马，其大如羊”^［41］，其装饰规格、随驾规模与《辽史》所载辽代羊车“赤质，两壁龟文、凤翅，绯幰，络带、门帘皆绣瑞羊，……童子十八人，服绣。瑞羊挽之”^［42］差异显著。其三，辽代羊车“赤质车体、龟凤纹饰、绯色幰衣、瑞羊刺绣、十八驭童”等典型特征，与《宋史·舆服志》“赤质，两壁画龟文、金凤翅，绯幰衣、络带、门帘皆绣瑞羊。童子十八人”^［43］之记载呈现高度相似性。这种制度要素的耦合现象，印证了辽代车制在承袭北方游牧传统的同时，亦存在显著的宋制渗透与制度模仿特征。

（三） 辽辇

辇为宫廷中的人力车，依靠人力推、挽或是以人舁的方式出行。《隋书》载：“辇，人所辇也。”^［44］车与辇形制并无差别，主要区别是用人力还是畜力，辽辇的名目繁多，有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辇、芳亭辇、大玉辇、逍遥辇、平头辇、步辇等。辇多用于日常，如辽将耿延毅“改职版图，扈随辇下”^［45］，大臣张俭“从幸则同乘翠辇，赐衣则偏袭赭袍”^［46］。

辇制体系的演变同样凸显辽代制度的多元复合性。唐代虽设“七辇”名目（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47］，然“其制阙而不载”。辽宋两朝虽同承唐制七辇之名，但《辽史》详细记载的大凤辇“赤质，顶有金凤，壁画云气金翅。前有轼，下有构栏。主辇八十人”，与《宋史》记载大凤辇“凤辇，赤质，顶轮下有二柱，绯罗轮衣，络带、门帘皆绣云凤。顶有金凤一，两壁刻画龟文、金凤翅。前有轼匮、香炉、香宝、结带，下有勾阑二重，内设红锦褥。主辇八十人”^［48］的规制极为相似，揭示出辽代辇制在具体形制层面实以宋制为蓝本。辽代汉仗除涵盖七辇外，尚包括逍遥辇、平头辇、步辇等其他名目。考诸史料记载，此类辇式在车舆形制（如辇厢规格、装饰纹样）、舆夫编制（舁士数量、服饰规制）及功能定位（巡幸、临朝、园囿使用）等方面，均与宋代辇制形成高度趋同特征。

（四） 辽舆

舆，本为车厢。车去轮则为舆，辽代腰舆、小舆之设，既见天显四年（929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49］，也存重熙年间萧惠策杖上殿的特赐殊荣“诏赐肩舆入朝，策杖上殿”^［50］。

舆制方面，与辇制情况相同，辽代的腰舆和小舆同样受到宋舆影响。据《辽史·仪卫志》记载，辽代腰舆“前后长竿各二，金银螭头，绯绣凤襕，上施锦褥，别设小床。奉舆十六人”^［51］的装饰工艺，与《宋史·舆服志》记载宋代腰舆“前后长竿各二，金铜螭头，绯绣凤裙襕，上施锦褥，别设小床，绯绣花龙衣。奉舆十六人”^［52］的规制相符。

在车舆使用主体方面，《辽史·仪卫志》仅记载了辽帝及太子乘汉辂。据《旧唐书》载，唐代车辂使用群体涵盖天子、后妃、东宫、宗室、勋贵及命妇等，而《新唐书》则将适用范畴收束于皇室核心成员（天子、皇后、太子、亲王）及武职重臣。尽管《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辂”的使用范围记载上存在差异，但相较于辽代，唐朝允许使用“辂”的人员范畴明显更为宽泛。

在车舆的具体名目上，《辽史》中的车舆名目与《旧唐书》《新唐书》对比，呈现出增减变化。《旧唐书》记载天子之车有五辂车以及属车十二乘，具体为耕根车、安车、四望车、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羊车、黄钺车。到了《新唐书》，五辂与《旧唐书》相同，属车则调整为十乘，删去了黄钺车和豹尾车。而《辽史・仪卫志》中，天子“汉舆”的五辂保持不变，车类方面保留了耕根车、安车、四望车，并新增了凉车。至于皇太子的三种车，即金辂、轺车和四望车，与《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一致。

辽代仪仗制度的发展轨迹表明，其对于中原礼制的借鉴并非单向度的被动接受，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考察其发展脉络，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主要承袭唐代规制，中期逐步吸收宋代元素，最终形成辂制保留唐风、车辇系统融会宋制的复合型礼制体系。这种制度嬗变主要源于以下双重动因。

其一，受外部环境影响，辽代高度认同中华文化。辽廷在确立北方霸权后，逐步突破游牧政权局限，形成对中原文明体系的文化认同。自“澶渊之盟”缔结后，宋辽间通过签订和约终止长期军事对峙，建立起“兄弟之邦”的关系。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使得南北文化的交流渠道相比之前更加畅通。特别是宋代在文治体系、科技发展及经济模式等方面取得的文明成就，对辽代产生显著的制度吸引力，其最高统治者转而认定辽朝与宋朝之间是一种“封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53］和“虽境分二国，克保于难知；而义若一家，共思于悠永”^［54］的关系，促使辽代在仪仗规制等礼制建设中有意识地借鉴宋代经验。

其二，受自身因素影响，以“华夏”正统皇朝自居。辽廷意识到汉舆的发展与自身政权的形象和声誉密切相关。圣宗、兴宗朝后，辽代国力强盛，文化繁荣，通过掌控传国玉玺等正统象征物，以及在军事对抗中屡占优势等现实因素，辽廷逐步确立起“承天受命”的王朝意识。这种从“夷狄”到“华夏”的认知转变，促使辽代在仪仗制度建设方面突破单纯模仿前代的局限，转而形成兼具唐制传统与宋制创新的复合型体系，以此彰显其作为中华文明继承者的政治定位。

在此历史语境下，作为国家威仪重要载体的仪仗制度，其演变轨迹深刻反映出辽代政治文化的双重特性：既恪守中原礼制传统以标榜正统，又融合本民族特色以彰显政权特性。这种制度创新策略既顺应了辽代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契合其构建多元一体政治认同的现实需求。

三 汉仗中的仪具

辽政权吸纳的中原仪仗体系源自五代政权传承谱系，其基本仪具包含鼓吹与执仗两类。《辽史·仪卫志》曰：“帝王处则重门击柝，出则以师兵为营卫，劳人动众，岂得已哉。天下大患生于大欲，不得不远虑深防耳。智英永杰、魁臣雄藩于是乎在，寓武备于文物之中，此仪仗所由设也。金吾，黄麾六军之仗，辽受之晋，晋受之后唐，后唐受之梁、唐，其来也有自。”^［55］与辽代国仗的实用主义特征相比，中原仪仗体系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其建制遵循周礼范式，礼器追求形制繁缛与工艺精微，表现出强烈的礼制特质的视觉表达。这种装饰的复杂性不仅体现了统治者的富裕和威严，还传达了他们对仪式的认同和重视。汉仗仪具的奢华和精致性也成为辽代统治阶层表现欲望和虚荣心的象征，旨在通过视觉上的宏伟和壮丽来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一） 鼓吹

作为古代仪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鼓乐仪仗在军事动员、宫廷典礼、殡葬仪轨及婚庆宴会等场合具有重要功能。其通过节奏鲜明的打击乐与嘹亮的吹奏乐组合，构建出具有强烈仪式张力的声景系统，成为彰显君主威权的重要文化仪具。五代时期后周政权因滥用礼乐导致政权倾覆的史实颇具警示意义，史载：“宣帝晨出夜还，恒陈鼓吹。尝幸同州，自应门至赤岸，数十里间，鼓乐俱作。祈雨仲山还，令京城士女，于衢巷奏乐以迎之。公私顿敝，以至于亡。”^［56］其“恒陈鼓吹”“数十里间，鼓乐俱作”皆可见其“声”势。辽代亦是如此，册皇太子仪中，礼乐仪仗需按规制陈列于宣庆门外——“皇太子仪仗、 箫、鼓吹等陈宣庆门外”^［57］。殡葬仪仗队列中“灵龟告臧，青鸟兆利。卤簿 袭，笳箫鼓吹”^［58］。国家最高规格的帝王仪仗中，礼乐配置由专职机构鼓吹署统筹管理，该机构隶属南面官系统^［59］，反映出辽代对中原礼乐制度的系统化移植与改造。

《辽史》记载中将鼓吹分为前部鼓吹、后部鼓吹、大横吹部与小横吹部四部，四部之曲各有不同，现罗列如下。

鼓吹前部：鼓吹令二人，掆鼓十二，金钲十二，大鼓百二十，长鸣百二十，铙十二，鼓十二，歌二十四，管二十四，萧二十四，笳二十四。

鼓吹后部：鼓吹丞二人，大角百二十，羽葆十二，鼓十二，管二十四，箫二十四，铙十二，鼓十二，箫二十四，笳二十四。

横吹前部：大横吹百二十，节鼓二，笛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掆鼓十二，金钲十二，小鼓百二十，中鸣百二十，羽葆十二，鼓十二，管二十四，萧二十四，笳二十四。

横吹后部：小横吹百二十四，笛二十四，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60］

除了大横吹、小横吹在形制与音声方面的差别无法确切考证外，前部鼓吹与后部鼓吹在乐器与音色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前部鼓吹具备掆鼓、金钲、大鼓、长鸣等元素。其音色通常具有高亢嘹亮的特点，风格庄重肃穆，用于传递驾行、催促、严警等信号。

在辽代墓葬壁画中，鼓吹元素于契丹墓葬与汉族墓葬里较为常见，不过二者在呈现方式上各有特点。像契丹墓葬中的床金沟辽墓M5、敖汉旗羊山M1、敖汉旗羊山M3、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图1）^［61］、库伦辽墓M1、鸽子洞辽墓、韩家窝子M6、韩家窝子M3等，均有鼓吹元素的体现。与之相比，汉族贵族墓葬壁画里的鼓吹元素更为精致、逼真，能精准地还原当时的出行仪仗场景，河北宣化辽墓M5（图2）^［62］、河北宣化韩师训墓（图3）^［63］、张文藻墓、张世卿墓、张姓9号墓、张匡正墓等墓葬中的壁画便是如此。

从考古学视角对辽代墓葬壁画展开剖析，能够得知“鼓吹”在辽代国仗和汉仗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从队伍规模和使用乐器的角度来看，汉族墓葬中的鼓吹队伍相对于国仗而言，队伍更长，规模更大，并使用更多的乐器。这反映出汉族墓葬中鼓吹的重要性和庆典性质，鼓吹在汉族社会中承担了更为庄严和隆重的仪式功能。

其二，从鼓吹人员的身份和装饰特点来看，汉族墓葬中的鼓吹人员主要为汉族人，他们头戴幞头，行走在仪仗队伍的前列。而契丹国仗中携鼓人员多为髡发的契丹人，骑马在队伍的前列。

综上所述，辽朝的鼓吹队编制庞大、人数众多，凸显了其在辽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广泛影响力。其庞大编制可视为统治者彰显权势与财富的重要象征，亦从侧面反映出辽廷的强盛及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进一步而言，鼓吹队的发展演变折射出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不断强化以及君主专制化趋势的逐步加剧。随着辽代社会的演进，统治者愈发重视鼓吹队，将其作为彰显威严与荣耀的核心手段，这种变化趋势恰是社会等级意识加深、君主专制体制渐趋明朗的生动映照。

（二） 手杖

考古发现表明，手杖作为权力象征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当时，手工业已相对发达，制作精良的大汶口文化不仅有造型美观的背壶、钵形鼎等陶器，还有磨制精细的石斧、石锛等石器，以及各种骨制、牙制的工具和装饰品作为随葬品，手杖也被放置于墓主人身旁，用以彰显其权力与地位。这种执仗形象在后来的墓葬中延续并发展，于两汉时期常出现在画像石中，如临沂庆云山西汉石椁画像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墓画所展现的那样，体现了手杖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南北朝时期，河北磁县的北朝墓葬中依然可见执手杖的形象，反映了手杖作为权力象征的持续影响力。而辽代时期，汉族墓葬壁画中手杖形象频繁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契丹族墓葬中手杖形象较少，结合契丹族的游牧文化特点、社会结构及审美风格，推测手持仗的风俗很可能由中原汉族地区传入契丹族。从大汶口文化时期至今，手杖作为权力象征已有约6000年的历史，历经各朝代发展演变，其本质属性并未改变，始终是权力的重要标识。

辽代墓葬中常见于墓门壁画的执手杖人物形象，多为门卫职能。在某些辽墓壁画中，持杖人物亦见于车马仪仗队伍前端，兼具指挥职能。手杖作为兼具象征性与实用性的器物，既是仪仗装饰物，又是功能性工具。据考古观察，随从人员多以双手持握手杖并高举至肩部，此动作不仅规范了仪仗序列的视觉秩序，更体现出作为仪物的象征功能。此类图像在辽代墓葬中常有发现，如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张世古墓等，山西大同十里铺M27、新添堡M29，以及床金沟辽墓M5、北三家M3、喇嘛沟辽墓、康营子辽墓（图4）^［64］、库伦辽墓M7（图5）^［65］等。

四 结语

自辽世宗朝以后，随着社会对于中华文化的接受度愈来愈开放演进，仪具在礼仪场合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频繁化。这种现象折射出双重驱动力：客观上，它是中央集权深化的必然要求，朝廷通过重构礼仪空间，以视觉手段强化了王权的象征体系；主观上，它映射出统治集团文化认同的转向，即主动借助中原礼制符号，为其政治统治寻求文化层面的正统性认证。因此，汉仗体系的普及化进程，不仅清晰反映了辽代等级制度的结构性变化，也揭示了其社会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在物质文化维度上，成为契丹精英阶层在游牧传统与中原礼制之间寻求调适与平衡策略的生动注脚。

政治分裂与割据固然带来诸多弊端，但跨越疆界的文化交流却从未真正断绝过。人口的迁徙流动、军事冲突中附带的技术扩散，以及边境互市带动的物质交流，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文化认同在分裂格局下得以重构的客观土壤。以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为例，其与中华文化的互动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辽政权在成立之初便采取了“双轨并行”的文化策略：既维系着“随水草迁徙”的游牧治理传统，又在制度层面系统地向中华文化借鉴。其统治集团在初创阶段就确立了效仿中原典章制度的战略方向，通过军事征服俘获人才、器物与朝贡外交吸纳礼制这两种途径，初步引入唐代、后晋的卤簿等礼制元素。尽管初期受限于游牧政治的习惯，礼制实践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但随着政权稳固后对正统性诉求的日益增强，特别是圣宗朝以后“华夷同风”理念的深化，辽朝逐步构建起一套融合中原礼法精髓的文化认同体系，自视为承继周唐、兼容宋制的正统。这种认同的转型，在其仪仗制度的演变上表现得尤为具体：初期主要依赖军事俘获获得制度元素，中期则进行本土化的调整适应，到了后期便形成了兼具草原特色与中原精髓的成熟仪轨。这段历史清晰地表明，政权分立状态下的文化整合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物质流动、技术传播和制度竞争的多重动力交织下，演化出更为复杂和富有创新性的融合模式。这种在动态中寻求平衡的机制，为学界理解多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历史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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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2.

[28]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2.

[29]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2.

[30]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3.

[31]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79-3480.

[3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0.

[3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0.

[34]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0.

[35]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0.

[36]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18.

[37]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20.

[38]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39.

[39]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

[40]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600.

[41]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09.

[42]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03.

[4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91.

[44]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10.

[45]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161.

[46]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268.

[47]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486.

[48]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8.

[49]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18.

[50]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75.

[51]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03.

[5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90.

[53] 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23.

[54] 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39.

[55]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17.

[56]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43.

[57]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62.

[58]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262.

[59]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95.

[60]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93-897.

[61] 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9（4）：330-334.

[6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75.

[6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93.

[64] 项春松.辽代壁画选［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25.

[6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理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库伦旗七、八号辽墓［J］.文物，1987（7）：74-84.

基金资助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9—11世纪河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202403253)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辽代河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研究”(HB24WH028)

河北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两个结合’引领河北省高校育人体系建设与实践创新研究”(GXDJ2025B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