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北方文章学的理学化演进

摘要

刘因与苏天爵均为元代北方著名学者，而且从广义上来说两人还具有师承关系。两人所处时代虽一系元初，一系元代中后期，但他们均有私淑元好问的倾向，并通过元好问承袭了金源文章兼治道的特色，形成一条北方文章学的传承体系。在刘因那里，文章学与理学开始寻求融会；苏天爵以文章载“正学”，将文章学与理学的融会推向深层。从元好问经由刘因、苏天爵，展现出北方文章学由排斥理学到逐步融会理学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

刘因 / 苏天爵 / 元好问 / 文章学 / 理学

刘因（1249—1293）与苏天爵（1294—1352）都是元代北方的著名学者，而且两人从广义上来说还具有师承关系。苏天爵为安熙之入室弟子，而安熙以刘因弟子乌冲为先容，未及亲炙而私淑刘因，故《宋元学案》将安熙、苏天爵列入“静修学案”当中。苏天爵为刘因撰有《静修先生刘公墓表》《刘文靖公遗事》，可以说，苏天爵有意凸显了自己通向刘因的学术脉络。从事实来看，苏天爵的学术思路里，也确实可见刘因的影响。总之，刘因到苏天爵这一系的学术变化，可以为元代北方文章学与理学的融会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一 金元时代北方文章学的传承

在金宣宗“贞祐南渡”以后，文坛领袖赵秉文、杨云翼等人主导了一场以文风革新为切入点的文章学价值重估思潮。这一思潮既具有对治道（涵盖政治、学术、社会制度的宏观结构）的追求，也包含对文章的雅好。唐宋时代的古文运动，其所追求的“文”不仅仅是只作为体裁的“文”，而是治道与文章的统一体。治道是追求的内容，而文章则为表现形式，两者一体而不可分割。金末的文章学，就将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作为取法的对象。陈广宏曾指出，金末文风革新，“确实显示了是以如同北宋前期儒学氛围的所谓‘前道学’立场，推许其对唐宋古文传统的接续。”^［1］我们也认为，金末文章学与程朱理学显然异趣，“在价值诉求与表现形式等层面更接近于唐宋两代古文运动。”^［2］

作为赵秉文的弟子，元好问在金亡后以修史为己任，以为金源“典章法度几及汉、唐”^［3］。在元好问眼中，金朝是汉、唐一样的正统王朝，文章学的发展自然也有统绪，正所谓“国初，因辽、宋之旧……唐宋文派，乃得正传。”^［4］元好问之所以标举金代的“唐宋文派”，乃是为了上承辽、北宋乃至于唐，以证明金源文化的正统性。当然，此举与南方理学的强劲传播也有一定关联。

南宋理学家赵复的北上，致使“北方之学郁起”^［5］，姚枢、窦默、许衡等儒士都得闻性理之学。元好问虽与赵复相识，但他们之间却存在一定扞格。程朱理学对于“文”向来戒备，如二程就强调“作文害道”^［6］，而朱熹 “文皆是从道中流出”^［7］的观点也是将“文”置于“道”的从属地位。赵复作为朱子学的正宗传人，对于元好问的诗文才能不以为然，曾赠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8］。当然，元好问始终都对理学怀有芥蒂，如其批判云：

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曰：“此曾、颜、子思子之学也。”不识曾、颜、子思子之学固如是乎？^［9］

众所周知，南宋理学十分强调道统之说，朱熹《伊洛渊源录》一出，北宋五子联结朱熹的思路几成定谳。然而，这一道统体系与元好问金源承接唐宋的看法大异其趣。在金亡以前，元好问还常常使用“道统”这样的字眼，但在金亡后，他更愿意使用“文统”的概念。如“自文统绍开”^［10］，又如“文统绍开”^［11］，其绝笔诗云：“岂容文统落私权”^［12］。元好问以“文统”在兹而自居，既是对金末文章学的自觉继承，也是有意要和理学相区别。

在元好问弟子们的心中，元好问为承继金源“文统”的一代宗工，如郝经所云：“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辞林义薮，文模道程。独步于河朔者几三十年，岂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将兴邪？”^［13］魏初将金源文化概括为“中州元气”^［14］，并以“百年文柄遗山在”^［15］为骄傲，所谓“遗山先生文章行业，海内所共知，士大夫不敢直以金国百年之论者，盖以文派有所在也。” ^［16］阎复为元好问在东平兴学期间亲自选试的弟子，他不但常常化用乃师的诗句，如“合在元龙百尺楼”^［17］之类，同时对乃师的文史建树也是十分推崇，如其总括曰：“野史夜寒虫蠹简，锦机春暖凤停梭。” ^［18］而王恽在蒙哥汗四年（1254）曾得元好问亲炙，元好问对其教诲曰：

文章，千古事业，如日星昭回，经纬天度，不可少易。顾此握管铦锋虽微，其重也，可使纤埃化而为泰山，其轻也，可使泰山散而为微尘，其柄用有如此者。况老成渐远，斯文将在，后来女等，其勖哉毋替。^［19］

王恽常常谈起早年的这一机缘，每以“文键亲承謦欬余”^［20］为自豪，王恽同样认为元好问代表着金源文派，如其云：“文奎腾彩忆光临，孺子何知喜嗣音。党赵正传公固在，阳秋当笔我奚任。”^［21］以文章载治道，这是金末文章学的基本信念。元好问通过对“文统”的强化，将金末文章学传承给年轻一代。元好问的弟子在元初颇有政声，他们互通声气，将元好问的文章学观念向后推演了几十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查洪德曾指出：

元好问以后北方文坛的繁盛，是由他的弟子或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创造的。他们都终生仰慕、宗法元好问。整个忽必烈时代的北方诗坛，没有出现新的宗主。这几十年，是一个没有元好问的元好问时代。^［22］

二 宗法元好问而上溯金源文章学

关于刘因的学术渊源，传统学术往往强调其作为理学家的一面，但若细致研究，则可发现其身上还保留着相当明显的金源文化因素。刘因祖父刘秉善，曾在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追随金廷南渡黄河至汴梁。刘因之父刘述，曾得到耶律楚材、王鹗、刘肃的推荐或征辟。^［23］正所谓“所以承先世之统者”^［24］，乃祖乃父对金源的情感，在刘因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刘因诗歌常常表达对金源的留恋之情，譬如“金源文物见当年”^［25］，又如“承平文物记金源”^［26］，由此可见一斑。

刘述曾师从金末文坛领袖杨云翼，刘述死后，刘因无力安葬，只得投书杨云翼之子杨恕，在杨恕的帮助下才得以入土。刘因曾称颂杨氏父子说：“堂堂文献，金之儒宗，得见嗣子，如及音容。”^［27］杨恕系元好问于金亡之际向耶律楚材推荐的54位儒士之一，两人有世交之谊。刘因对元好问的好感可能与杨恕有关。当然，刘因与元好问弟子郝经、李谦都有交情，刘因《渡江赋》将伐宋原因归为“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还”^［28］，其《忆郝伯常》又云：“飞书寄与平南将，早放楼船下益州”^［29］，表现出殷切之情。李谦和刘因有“同侍从春坊”的经历，前者也曾经到保定拜访过后者。^［30］刘因对元好问的好感，也有可能是在与元门弟子的交游中而逐渐产生的。

元好问去世时，刘因仅有八岁，与元好问未有谋面之雅，这对于刘因来说固是一种遗憾，如其诗云：“晚生恨不识遗山，每诵歌诗必慨然。遗墨数篇君惜取，注家参校有他年。”^［31］不但如此，刘因追忆金源时，也常常提及元好问，如其诗云：“策书纷纷少颜色，空山夜哭遗山翁。”^［32］刘因对元好问著作极为熟稔，如其《道士孙伯英容城故居》一诗的小序里就提到“遗山元公为作墓铭，称其游太学，所与交皆天下名士”^［33］。又《仲诚家藏张蔡公石女剪制香奁绝巧持以求予诗》一诗曰：“遗山野史夸慧女，万古春风蝴蝶辞”^［34］。墓铭与“野史”均是元好问擅长的文体，刘因对元好问的景慕由此可见一斑。

刘因在诗文创作上极遵元好问之法度。元好问将杜甫诗歌视为“风雅”正体而着力取法，其七律因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35］。刘因七律亦有相似特点，如其《渡白沟》一诗云：“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36］，意境苍凉沉郁，可谓深得遗山之三昧。刘因的古体诗亦与元好问相似，如字多奇崛、韵律曲折、抒情方式层波叠浪，均有得于杜甫之处。再有，元好问诗歌表现出了明显的“宗唐得古”倾向，“宗唐”不必赘论，所谓“得古”，主要表现在对陶渊明的效法上。元好问评价陶渊明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37］基于此种认知，元好问写下了《饮酒五首》《后饮酒五首》等效陶诸诗。与元好问相比，刘因效陶之情似乎更进一步，他说自己“颇爱陶渊明，寓情常在兹”^［38］，他在晚年创作的“和陶诗”竟达76首之多。查洪德认为刘因诗文有“派继中州”^［39］的特点，所谓的“中州”，当然指的是通过元好问所汲取的金源文化传统。此外，元好问作词崇“味”尚“哀”，而刘因词作消沉、凄婉、颓放、慷慨兼有，也明显有模拟元好问的痕迹。不仅如此，刘因在诗论层面也深受元好问影响，邓绍基《元代文学史》指出：“元好问在金亡后对北方诗人影响仍很大，刘因的论诗见解基本上继承了元好问的论诗主张，实际上是提倡诗要有风骨，要高古，要富有沈郁悲壮和清刚劲健之气。”^［40］

如前所述，程朱等大儒都对“文”存在一定偏见，这种偏见又为赵复、许衡等人所因袭。作为与许衡并称的理学家，刘因却不太认同“作文害道”之说。或是出于对元好问的私淑之意，刘因对金源文章、治道的双向诉求模式情有独钟，如其云：“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41］“如是而为诗文，如是而为字画，大小长短，浅深迟速，各底于成，则可以为君相，可以为将帅，可以致君为尧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42］尤其是文章，“学者苟能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袭麇束，时出而时晦，以为有用之文，则可经纬天地，辉光日月也。”^［43］这种对文章学的重视与郝经、王恽等元门弟子的说法非常接近。

所谓“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关于“诸家”之所指，刘因有具体的论述，如其云：

至于作文，《六经》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学矣，《左氏》《国语》之顿挫典丽，《战国策》之清刻华峭，庄周之雄辩，《穀梁》之简婉，楚词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汉而下其文可学矣，贾谊之壮丽，董仲舒之冲畅，刘向之规格，司马相如之富丽，扬子云之邃险，班孟坚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学矣，韩文公之浑厚，柳宗元之光洁，张燕公之高壮，杜牧之之豪缛，元次山之精约，陈子昂之古雅，李华、皇甫湜之温粹，元微之、白乐天之平易，陆贽、李德裕之开济。李唐以下，陵夷至于宋，其文可学也，欧阳子之正大，苏明允之老健，王临川之清新，苏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开阖，司马温公之笃实。下此而无学矣。^［44］

此篇关于“作文”的论述，简直就是一部简洁版的中国散文史。刘因对于前辈文章家的推崇，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不过刘因在具体创作层面，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汲取先秦古朴、汉唐雄奇的迹象来，而是叙事流畅、波澜不惊，颇有宋人之韵致。刘因虽未出仕，但也曾得到朝廷大员不忽木的举荐并被太子真金征召，因此也具备一定的知名度，当然也少不了为人写些碑铭传记。刘因所作碑铭传记，多是直叙主人公生平，娓娓道来，水波不兴。如《正议大夫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均是笔调舒缓，没有曲折的结构，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生僻字以及雷霆震惊的句子。这种风格与元门弟子们同调，属于元代北方文章学的普遍路径。

刘因虽系隐居的乡先生，但他广收门徒，其及门弟子有乌冲、郝庸、李道恒、刘君举、李天箎、林起宗、杜萧、贾璞、贾壤、刘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贞等多人。其中又有私淑弟子一人——安熙。安熙本来已得到了刘因收为弟子的许诺，但将要就学时刘因却去世了，安熙只得“往拜其墓，录其遗书而还”^［45］，于是“精思力造”“进德修业”^［46］，一以刘因为指归。安熙虽然名不甚著，却培养出了杨俊民、王结和苏天爵等学者，其中苏天爵以政事和文章学大显于世。苏天爵在后来极推刘因与自己的传承关系，安熙的衔接作用则不可谓不关键。

与刘因相似，苏天爵也有很深的金源文化渊源，其祖上有苏元老者，在“贞祐南渡”时从金主徙汴，祖父苏荣祖深谙金源文化，曾“因金《大明历》，积算为书数篇”^［47］。苏天爵又以安熙为师，他谈及由金至元，“赖一二儒家传其遗业，俾吾道不绝如线，若先生之家是也。”^［48］当然从安熙再往上追溯，就会推到刘因那里。苏天爵对刘因评价极高，谓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49］。苏天爵不仅为刘因撰写了《静修先生刘公墓表》《刘文靖公遗事》，而且在自己编纂的《元文类》里选刘因诗53首，数量位居所有诗人之首。不仅如此，苏天爵还对刘因弟子尊崇有加。如为乌冲撰有《故处士赠秘书监秘书郎乌君墓碑铭》，为林起宗撰有《内丘林先生墓碣铭》，为杜萧撰有《杜提学画像赞》。从苏天爵对刘因及刘因弟子的态度来看，他对这一传承体系是极为看重的。刘因关于金元北方文章学的基本理念必然也会影响苏天爵。

刘因对元好问颇有私淑之意，并极推有用之文，可谓是金元北方文章学传承和推进过程中的节点式人物。苏天爵向刘因追溯，使苏天爵学有源水，如果进一步溯源的话，则必然会通向元好问。苏天爵在《志学斋记》中曾称颂王若虚、元好问、李冶等人有“问学文章之富，言论风采之肃”^［50］。在《元文类》当中，元好问的作品在“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以及“记”“序”“书”“题跋”等各体裁中都处于榜首地位，这足以说明苏天爵心目中的确是以元好问为“元文”之开端的。《元史·苏天爵传》中称“中原前辈，凋谢殆尽”之时，苏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51］，这种况味与元好问在金亡之后的心境十分相似。尤其是元好问《上耶律中书书》一文，也被编入《元文类》当中，此文中有云：“独有一事，系于斯文为甚重”^［52］，延续“斯文”亦是苏天爵积极追求的目标，所以他将元好问视作“异代知音”^［53］，良有以也。

苏天爵对金源文化一直持推崇态度，如其云：“昔者国家甫定中夏，一时人物皆金源氏承平百年学校贡举封殖乐育者也”^［54］。在《元文类》中，苏天爵选取了刘祁、李冶、杜瑛、杨奂、段克己、段成己、麻革、王鹗、王磐、徐世隆、宋子贞、商挺等众多金源遗士的作品；同时也有不少元好问弟子的作品被选入，如郝经、王恽、阎复、李谦、徐琰、孟祺、张孔孙等皆是也。此外，刘赓、李之绍、夹谷之奇、王构等人的作品也多被选入，这些儒士与阎复、李谦、徐琰等人一样同是东平兴学的产物，在广义上也可以视作元好问的门生。苏天爵不止在一处赞颂过元门弟子，如《御史中丞魏忠肃公文集序》一文云：“一时中外居言责者，大抵多文学老成之士，若浑源雷公膺、武安胡公祗遹、汲郡王公博文、王公恽、东平张公孔孙、徐公琰及公（魏初）等是也。”^［55］《西林李先生诗集序》一文云：

我国家肇定河朔，有若金进士元公好问独以文鸣，歌诗最其所长。及严侯兴学东方，元公为之师，齐、鲁缀文之士云起风生，以词章相雄长，而阎、徐、李、孟之徒世所谓杰然者也。^［56］

姚燧与刘因系当时的诗文名家，是以选入《元文类》的作品数量更为可观。“姚燧的文章观念深受杨奂、元好问影响而上承金源儒学。”^［57］刘因对元好问也是推崇有加，前已详论。可以说，姚燧与刘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之元好问的私淑弟子。无论是亲炙门人，还是私淑弟子，这些深受元好问影响的年轻一辈，不但对元好问诗文多有取法，而且还通过元好问而直探金源文章学。金源文章学也通过元好问保留了一条文脉，因而在整个元代延绵不断。从《元文类》来看，苏天爵明显保有延续元代北方文章学的心态，他自己也以文章名世，大抵属于这条文脉上殿军式的人物。

与姚燧、刘因一样，苏天爵也不认同理学的“作文害道”之说。针对许衡“文章之为害，害于道”这一观念，苏天爵设问曰：“语言文字果君子之所绝乎？”接下来，他回答云：

舍弃夫语言文字者又何以求圣贤之心。自洙、泗、伊、洛之教行，盖未有绝此而不习以从事于空无所援者。而世不察，皆曰：“言语文字，末也，此不足治也。”曾不知千载而下，去圣益远，舍此吾何从而求哉！乃曰：“吾惟躬行云尔。”呜呼，吾未闻学之不博而有以为致思之地者，吾未闻言之不文而可以传精微于久远者。^［58］

苏天爵这一理念与刘因的认识无异，与元好问的认识无异。作为元代北方文章学殿军式的人物，苏天爵对唐宋古文运动礼赞再三。如其云：“三代以下，文之古者莫韩、欧若也”^［59］。苏天爵对欧阳修评价尤高，如其云：“欧阳文忠公生宋盛时，禀中和之粹，作为文章，雍容温厚，炳然一代之制。”^［60］对于本朝持文以载道观念者，苏天爵也是予以倾情赞美的。如关于“以词章相雄长”的元好问弟子群体，苏天爵赞美云：“诸公进用于朝，遂掌帝制，专文衡，一时新进小生争趋慕之矣。”^［61］关于倡导古文的姚燧、元明善，苏天爵谓其曰：“国家既一四海，文治日兴。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继以古文倡”^［62］。关于同样倡导古文的卢挚，苏天爵评论云：“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余习，文辞率粗豪衰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63］而关于姚燧弟子孛术鲁翀，苏天爵则评论说：“公为文章严重质实，不为浮靡，其词悉本诸经，如米粟布帛，皆有补于世教。”^［64］

苏天爵本身也是一代文章大家，有关苏天爵文章之风格，危素曾评论云：“缜栗而温润，委曲而渊深，而又旁稽乎百家之言，上求乎历代之故，信乎其一代之能言者也。”^［65］又《元史·苏天爵传》评论云：“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之言”^［66］；王袆亦云：

故知执事之文，志于纪事者也，言足以综难遗之迹，迹足以备难明之状，状足以发难显之情，情足以著难隐之理者也；其言简而该，精而核，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实平易而无浮华艰险，而又具大体纯正而明备者也。^［67］

无论是“缜栗而温润，委曲而渊深”，还是“平易温厚”，抑或“典实平易而无浮华艰险”，这些评语都展现出苏天爵对宋文风格的推崇。元初王恽等翰苑儒士，崇尚“中和典雅”之风格，语言平易，节奏舒缓，表现出明显的宋文特征。苏天爵也多任职于翰林国史院，宋文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如钱基博认为苏天爵文章“波澜意度，出入欧苏”^［68］。徐世昌也曾指出：“文亦淹雅闳博，近宋欧阳公，至其关一代典章人物之巨，视欧阳氏功殆过之。”^［69］有翰苑经历并非必然导致宋文风格，如阎复、姚燧就属于宗韩者，但翰苑清闲优渥的生活的确容易促使文风指向中和典雅，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按照金源文章学的传统，文章与治道一体而不可分割。所谓治道是着眼于现实功用的，如陈旅在为《元文类》所写的序言中就谈及苏天爵的几条选文标准：“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70］“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这种关涉外部世界的指向与南方内倾化理学存养内心的诉求固是不同。作为南方理学家的赵汸在接触苏天爵后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思路，如其评价苏天爵《治世龟鉴》云：“尝即经史百氏书采其切于治道政要者”^［71］，又评价苏天爵《三史目录纪年》云：“以求治乱之原而不相矛盾”^［72］，又谓苏天爵曰：“公平日论治道，必本三代”^［73］。同样的，关乎治道的内容以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也便是金源以来格外强调的文章、治道相表里，在苏天爵的《滋溪文稿》中，满满都是关乎元代北方文章学的价值诉求。

总之，苏天爵通过编纂《元文类》《元朝名臣事略》以及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进一步强化了元代北方的文章学，建构起更为强势的北方学统。不仅如此，苏天爵还通过自身丰沛的才思和精湛的技巧，进行了大力度和大规模的创作，从而在文章学层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兼以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人脉关系，所有这一切使得苏天爵在那个时代成为文章学的象征：无论南方儒士，还是北方儒士，皆以苏氏为国手。可以说，苏天爵作为殿军式的人物，为元代北方文章学画上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句号。

三 元代北方文章学与理学的融会

金源文章学与南方理学本不相能，但它们在长期的接触中发生一定的文化涵化却也在所难免。刘因较元门弟子王恽、魏初等人晚生数十年，及壮之时，理学传播更广，刘因的视野因此更加开阔。据记载，刘因遍观理学之书，而“超然有见于义理之当然，发于人心而不容己者”^［74］。总之，若考察南方理学对北方文章学的文化涵化程度，刘因显然是需要着重研究的案例。

关于刘因的理学渊源，苏天爵记载：“故国子司业砚公弥坚教授真定，先生从之游”^［75］，又记载云：“中原硕儒若容城刘公因、中山滕公安上，亦皆从公（砚弥坚）授经。”^［76］刘因所看到的理学书籍，应该是来自砚弥坚所传，但其达到一定的理学造诣则是与个人的天赋、努力分不开的。刘因对理学的基本原则掌握得较为到位，如其《宣化堂记》所提及的“理具乎乾元之始”^［77］，乃是对理学“理先”原则的理解；而“二气原从太极分，浮云起灭见来真”^［78］这样的句子乃是用来诠释“理先气后”；《希圣解》将“理一分殊”所表述为“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为万事。终焉而合，复为一理。”^［79］可见刘因之学明显是以程朱之说为其思想基础的。然而刘因涉猎的理学内容并不限于程朱，如其评价理学人物说：“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80］刘因不但对理学诸家之说颇为熟稔，而且还吸收了诸说中有益的部分，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如主张太虚之气造化万物，这种“气化说”乃是吸收了张载的思想；又如所作“观物诗”在认识层面与修养提升层面都与邵雍的“观物说”十分相似。总之，刘因之学有博取众家之说的特点。

同时，刘因并未完全放弃金代以来流行于北方的传注之学。转向理学后，刘因也不像南方的一些理学家那样唯朱是宗，他能够对理学进行反思，并常常提出新颖的看法，其中不排除某些与程朱异调的议论。对于为学次第，刘因反对朱熹先学《论语》《孟子》的看法，而主张从“六经”开始，所谓“《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81］当然了，强调学习“六经”，就必须重视传统的传注疏释，如其云：“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82］刘因论学以“六经”为本、以传注疏释纠宋儒议论之偏的思路，闪现着汉唐经学的旧影。以汉唐经学纠偏理学之积弊，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刘因对金源儒学的承继。

刘因的文章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将性理之说作为议论的环节融入所作文章当中。如《驯鼠记》论曰：“心之机一动，而气亦随之。”^［83］又如《游高氏园记》论曰：“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84］皆可为证。可以说，刘因融通北方文章学与性理之说的尝试意味着一种符合时代命题的新取向。然而作为一个出身于金源文化氛围中的儒士，刘因尝试用汉唐经学传注疏释的方法纠正理学之弊，同时又致力于“欧、苏、司马之经济”^［85］，以补充理学之不足，这也意味着当时北方学者对理学的汲取是有较多保留的。刘因文章中的理学思想，是驳杂而矛盾的，有时候各种说法还相互抵牾。也就是说，元代北方文章学与理学的融会，也并未臻于最佳状态。真正在北方文章学与理学的合流方面取得极大进展、达到一定高度的学者，非元代北方文章学的殿军式人物苏天爵而莫属。

元代科举的实施，使得朱子学得到了极大的普及。不仅朱熹的著作大行其道，而且各种理学训释书籍也是层出不穷，这一切大大加深了儒士对理学的认识。苏天爵就曾亲自刊印朱熹《伊洛渊源录》，而朱熹的《诗集传》《韩文考异》《朱子家礼》等著作，苏天爵也均曾熟读之。虽然苏天爵对理学范畴辨析不太感兴趣，但他对理学的理解要较许衡、刘因等人更加深入。即便是对朱子学的传承体系，他也总结得十分到位，如《乞褒赠李延平》一文云：

方朱子之初年，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及见延平，洞明道要，顿悟异学之非，尽能掊击其失。由是专精致诚，剖微穷深，而道统之传，始有所归。由是言之，虽以朱子之高明，犹赖延平之启迪，矧在后世，可不师其学乎！^［86］

苏天爵不但对朱子学的传承体系十分了解，同时对南宋理学各个流派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在许衡及刘因的时代，北方儒学对陆学几乎无所知。但到了苏天爵这里，他对陆学已有了相当的了解。苏天爵将陆九渊与朱熹等大儒并称，所谓“若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陆文安公并时而出”^［87］是也。苏天爵对陆学的学术思路也了然于心，如其云：“金溪先生独超然所见，发明其要，欲直造于高明，得其心之本真。”^［88］同时，苏天爵对陆学的传承也十分清楚，所谓“正献袁公、慈湖杨公亲授其业者也”^［89］，“正献袁公”是袁燮，“慈湖杨公”乃是杨简，皆为陆学嫡传。苏天爵对陆学的认识，与他曾受学于吴澄、虞集、袁桷等南方儒士息息相关，尤其是吴澄，正是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和会朱陆”者。

在刘因的时代，北方儒士依旧难以做到完全透彻地理解理学，金源儒学所遗留的一些固有观念一时也难以革除。他们即便向往理学，却也无法将理学与北方儒学进行融会贯通。即便出身于理学的儒士，也有可能出现向金源儒学复归的倾向。因而在北方儒士们的身上就体现出了一种撕裂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刘因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姚燧身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在刘因、姚燧之后，李孟试图捏合许衡之学与北方文章学，用以夯实“延祐儒治”的文化根基。然而李孟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着眼，而对理学的认识也是有一定局限的。到了元代后期，随着对理学的深入了解，苏天爵另辟一条学术路径，即尝试实现性理之学与治道的融通，并以文章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天爵这一尝试虽然视李孟的主张并无多少新意，但从学术角度而言显然要推进了许多。

朱熹的理论框架极讲“内圣”与“外王”的连贯过程，也就是说，朱熹学术从来都是关乎治道，是以整饬外部世界为最终指归的。然而朱熹后学多为地方的知识阶层，在他们那里，政治上的操作恐怕无从入手，进一步内倾化则不可避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治道的关注。如何使理学从训诂之末或玄思冥想中拔出腿来，重启对治道的关注，这对于理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苏天爵对此就曾感叹说：“呜呼，昔人有以道学、政术为二事者，先儒深以为非”^［90］。在苏天爵的思路里，只有将“道学”与“政术”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治道。

在性理之学与治道的结合上，元初的许衡就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苏天爵也认识到了许衡思路的可贵。苏天爵虽然以刘因后学自居，但与刘因反感许衡不同，他不拘门户之见，对许衡的思路大加褒奖。凡提及朱子学在元代的传播，苏天爵都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许衡，如其云：

晦庵先生子朱子著述凡数万言。自先生殁，大江之南儒者讲明其说固不乏人，然而真知实践者亦不多见也。我国家兴隆之初，南北未一，覃怀许文正公始得先生诸书读之，起敬起畏，乃帅学者尽弃旧学而学焉。既相世庙，遂以其学推行天下。迄今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者，皆文正公辅相之力也。^［91］

关于性理之学与治道的结合，具体的做法就是以性理滋养人心，以教育推动国家治理。在苏天爵心目中，许衡之学就非常值得推崇：

文正之学，尊明孔、孟之遗经，以及伊、洛诸儒之训传，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四海。故当时学术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于圣世，盖有所不可及焉。逮仁庙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是则列圣所以明道术以正人心、育贤材以兴治化者，其功用顾不重且大欤。^［92］

基于这一认识，苏天爵“命山长祁文思辑录先生褒封之制、奏对之书及其哀诔之文，号《正学编》，刊布以式士类。”在《正学编》序中，他又一次深入阐述许衡之学为“正学”。如其云：

文正之为学也，精思苦索以求其所未至，躬履实践以行其所已知，识儒先传授之正，辨异端似是之非。其被召而立于朝也，严乎出处之义，尽其事上之礼。谓国家居中土当行汉法，则历年多而可久；治天下定其规模，则事有序而不紊。本之于农桑学校以厚民生，辅之以典礼政刑以成治效。盖欲君之德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登于三代之盛者也。呜呼，先生德业若此，非学术源流之正乎！是学也，伊、洛、洙、泗之学也。^［93］

从苏天爵的议论来看，其首先提及“精思苦索”“躬履实践”，继而说“农桑学校”“典礼政刑”之事，明显是在整合性理之学与治道。许衡行汉法较为务实，李孟推行儒治也不尚玄虚，为了强化君权，儒家的“三代”理想被暂时搁置，但到了苏天爵，又开始提及“三代”理想，正所谓“盖欲君之德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登于三代之盛者也”。也就是说，在苏天爵的意识里，“正学”不但是性理与治道的结合，同时也是汉法向着“三代”理想的递进升级。

在《滋溪文稿》中，苏天爵提及“正学”凡11次，可见“正学”在其心目中的分量。苏天爵虽然将许衡之学赋予“正学”之名，然而他还是认为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鉴于许衡的政治地位与学术声望，苏天爵实是不好明说，只能是在《题鲁斋先生遗书后》一文中非常委婉地质疑了许衡“能文之士必蔽”的说法，继而提出“舍弃夫语言文字者又何以求圣贤之心”^［94］的看法。所谓的“正学”，亦应与恰当的文辞结合，方可昭显于世。也就是说，苏天爵的治学思路在文以载治道的基础上提升为了以文章载“正学”。

许衡之学曾尝试将性理之学纳入治道之中，而李孟曾尝试将金源治道与性理之学结合起来。然而许衡仅得理学之粗，李孟对性理之学的认知就更为有限了。对理学认识不到位，也就无法做到较好的融通。况且许衡之学对“文”的鄙视，使得许衡理学群体与北方文章学存在一定的抵牾，无法实现北方儒学的进一步整合。李孟“延祐儒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统摄了北方儒学阵营，但当时的学术实绩并未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

只有到了苏天爵这里，他对理学理解更为深邃，心态也更具包容性。虽然苏天爵编纂《元朝名臣事略》与《元文类》，的确有为北方文章学争取学术正统的倾向，的确有向南方儒士显示政治优胜的意味，在南方儒士大举进军大都的时代，作为北人的苏天爵产生文化保护心理也在所难免。然而这种理解也许并不全面，北宋欧阳修所主导的古文运动从表面上看是追求流畅通用的文体，但从深层来看也未尝不是平衡各思想派别的尝试。苏天爵文载“正学”的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南北儒学，以期进一步达到儒治天下的目标与成效。在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尚有隔膜的时代，其心态与欧阳修大抵相仿。

苏天爵深于性理，《滋溪文稿》中诸多文雅考究的文章，体现着他深邃的理学认知。而苏天爵又长于文章，是当时公认的文章大家，在北方文章学的传承上是坐标式的人物。苏天爵以文章载“正学”的尝试，当然可以视作元代北方文章与理学融会的标志性成果。自金末以来，北方文章学的一系血脉绵绵而不绝，延续而不息，在苏天爵的时代实现了与理学的水乳交融，而“文”的特征并未消退，所谓以文章载“正学”，正是以文载治道的升级版。总之，无论是以文载治道，还是以文章载“正学”，北方文章学“文”的特点都是其最为鲜明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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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中华文脉新型国家语料库的建设与典型应用”(24JYQG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