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

摘要

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世界历史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视域和科学方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世界历史视野来认识资本主义问题，对资本主义发展史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阶段性划分；根据资本的全球扩张认识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必然性，探索中国旧式反帝斗争失败的历史根源；深刻揭示了“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可能发展的时代原因，回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初步从国情出发，以苏俄为参照，肯定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主张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但不反对资本。这些认识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运用场域，开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中国化进程，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材料，奠定了认识基础。

关键词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 资本主义 / 世界历史视野

近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既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将中国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使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进入中国人的视域。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任何一个试图推动中国走向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力量都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思考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视野。但这种视野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还带有传统观念中那种“天下主义”或“大同主义”的朴素色彩^［1］，因而不能科学分析和回应中国的实际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唯物史观及其中所蕴含的世界历史思想，逐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所知晓和接受，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中勾勒出的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更是深刻影响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确定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然而，“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2］。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认识“新世界”，必须以深入理解“旧世界”为前提。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原有朴素的世界视野提升至一个全新高度，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去认识，纳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去认识，由此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推进对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认识，获得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认识成果。

一 从世界历史的形成中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貌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揭示了近代“世界历史”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但资本主义发展史只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在以下方面形成了重要认识成果。

其一，把握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近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示了无论是在自由竞争阶段，还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世界市场为重要表现形式的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握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把世界市场既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又看作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像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3］。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形成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这些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都跟着发达，这些发达又转而促进产业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这样发达，有产阶级也跟着照样发达，资本越加多，产业越扩大”^［4］。此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世界市场，还通过世界市场改变、塑造着全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它“使一切足迹所到舟车所至之壤地，悉化为商品之市场，使一切圆颅方趾之人类，悉立于生产关系之上。合十六万万之人口与六大洲之土地而构成极复杂极广大之社会，社会之发达至此，可谓已臻极境矣”^［5］。

第二，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总体把握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初步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1921年初，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中，首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划分为“渔猎时代的资本主义”“农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并指出这三个阶段由于都采用了雇佣劳动，所以“性质相同”，但在交换方法、掠夺剩余价值和资本积聚等方面，有“天渊之别”，其中以“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最为发达^［6］。虽然，这种划分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由于坚持了以生产力为标准划分历史时代的基本原则，初步划分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时代”和“手工业时代”，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也给其他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启发和参考。1923年5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中，明确以18世纪为界，将资本主义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下半叶前，这一阶段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次第扫荡农业、手工业与封建制度，而建立了近代资本民主的政治经济组织”；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阶段“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托辣斯与加特尔垄断国际市场，于是遂入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第三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阶段是“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崩坏之发端”，同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端^［7］。相较于陈独秀而言，蔡和森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因综合吸收了马克思、列宁的部分观点，而更加细致、科学，也更加符合史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认识的深化。

第三，确认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认为“经济社会底进化，由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分散到集中，由国家到国际，这些都是不可抗的趋势”^［8］。因此，不因资本主义在某一时刻、阶段上发生的自我调整和个别变化，而轻率地改变对其历史命运的总判断。比如，针对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在马克思身后数十年资本主义不但未曾崩溃反而日渐强盛，陈独秀指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马格斯学说失了效验”，相反，“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方法的不良是其“自身不能救济”的^［9］。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历史辩证法，坚信资本主义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未来却并不属于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其内在矛盾必然会扩展到全世界，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加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也就提出了解决这种对立的必然要求。俄国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信号与标志，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反映了“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10］，充分说明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1］。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发展总貌的探知，意味着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确立起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也掌握了认识资本主义的科学方法，为进一步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回答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二 在考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认识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主义批判中，揭示资本逐利的内在本性必然驱使它“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12］，“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进行全球扩张^［1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基础，通过把握资本特性及其运动规律，认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在党的一大前，一些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是带国际性质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14］，“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15］随后，他们又通过研究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快速推进、战争接踵而来的历史事实，逐渐形成了战争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手段这一科学认识。陈独秀指出，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世界范围内战争频发，其根源就在于资本天生所具有的扩张本性，所以只要“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16］。李大钊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深刻阐明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7］可见，早期共产主义者已基本认识到，资本的扩张本性是殖民侵略扩张和世界性战争的根源。

党的一大后，随着党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接受和运用，围绕“帝国主义的列强怎样必须侵略中国”^［18］这一问题，全党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党在第一个时局主张中指出，19世纪后半期，“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发达到任何国家都变了他们的市场，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也受了这种势力强迫的侵入”^［19］。紧接着，党在二大宣言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止”“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20］，所以必然会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且无力反抗。这实际说明了帝国主义侵华是一种不以道德情感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对此，党内主要领导者、理论家从多个方面展开了分析和论证。

第一，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更为强烈。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抢占世界市场、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不断加强对外扩张，侵略一切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将世界瓜分完毕。可以说，“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21］，“因为帝国主义者是要极力侵略殖民地以维持寿命”^［22］。面对中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廉价劳动力，各资本主义列强都想据为己有、为己所用，都想夺取在中国的最优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23］。

第二，帝国主义侵华动机各异，方式多样。邓中夏认为，帝国主义最初侵略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其国内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因帝国主义国内大机器生产过量，有货无人买，所以要输出外地像工业落后的中国来销售”^［24］。蔡和森则敏锐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列强国受到严重打击、生产能力与财富积聚大幅减少，其侵华的主要动机已由最初的“销货”，转为“掠夺中国自然的富源与劳力，以图救济或和缓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危机，延长其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命运”^［25］。关于帝国主义侵华的基本方式，瞿秋白总结为四种：“强辟商场”“垄断原料”“移植资本”和“文化侵略”。他特别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这四种侵略方式的运用，“依其自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程度而异其侵略之方式，又依世界经济变更之动象而异其相对之关系”^［26］。

应该说，关于如何认识和叙述帝国主义侵华史，当时中国的其他政党、团体和一些知识分子都做过大量讨论。但这些讨论或是局限于从道德层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加以批判，或是因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接受帝国主义的强权逻辑，将中国遭受的侵略归咎于中国自身贫弱、人民愚昧^［27］，鲜少对帝国主义为什么必须要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不可能阻止等问题，作深入阐发和科学回答。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以世界历史眼光，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较深刻地理解了资本扩张本性，将中国近代以来的遭遇与困境，置于世界体系之中加以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经济根源，说明其历史必然性，从而有利于引导大众从生产力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中国旧式的反帝斗争必然会失败，进而为中国展开彻底的反帝斗争、为反帝斗争中“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的观点^［28］，提供了合理论证。

三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认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

在党的一大前，由于中国革命实践尚未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还不全面、传播也有所滞后，造成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缺乏辩证性。“社会主义论战”初期，在批驳梁启超、张东荪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关于中国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解决“救贫”和“增加富力”的观点时^［29］，先进知识分子始终在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纠缠，因而其主张未能在一般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引发广泛共鸣^［30］。党的一大后，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启发下，中国共产党人对19世纪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一时代特征、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等问题，都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开始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置于这一时代背景下加以思考和分析，从而回答了为什么“封建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这一时代之问。

首先，在帝国主义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丧失自由竞争的外部条件。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19世纪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到侵略中国的一时期，已经进了帝国主义的阶段”^［31］。因此，中国现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已“与英法当年大不相同”。“英法工业之渐入于汽机时代，是自动的进化，不但有纯粹的经济独立，而且有由独立而更进一步的侵略倾向。中国工商业之发展，迎受‘汽机文明’，是受动的外铄，因此丧失其经济独立，而几乎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之附庸”^［32］。针对那种寄希望于“外资开发中国实业”的想法，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因为列强侵华的主观意愿和动机，从来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准标，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33］，所以各列强决“不容许中国为完全的大工业国”，进而在经济、政治上取得自由发展和完全独立^［34］。既然无法依靠外资来实现民族实业振兴，那么，单纯地依靠本国资本是否能做到呢？中国共产党人依然结合时代背景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下，中国工业资本“只能做帝国主义之下的不独立的附庸”^［35］，“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36］。

其次，帝国主义列强为“断绝中国大工业发展之可能”，采取了多种遏制手段。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侵华战争及由此攫取的诸多利益，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乃至垄断地位，他们采用多种方式、手段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体而言：一是用武力破坏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旨在使中国永远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凡是所谓强国，因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要求，可以进而为种种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阴谋，务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适宜他的剥削政策……直至完全克服臣属此等弱小民族为止”^［37］。“许多年以来，国际帝国主义从各方面侵入中国，用武力将他们的商品和资本输进中国，用武力打破中国政治的和经济的独立”，其目的正是“使中国永远处于贫困和奴隶的地位而不能自振”^［38］。二是利用军阀混战在中国制造内乱，破坏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帝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更竭尽全力来剥削中国这唯一“自由市场”，其方法，愈进于攫取财政及移植资本之倾向，愈要勾结中国军阀煽动内乱，使中国经济生活中产生“骤起骤落的危机”^［39］。三是通过扶持各种“不生产的资本（如银行资本等）”^［40］，挤压乃至断绝中国工业资本的生存空间，由此导致中国“生产事业如此之困厄，不生产事业如此之过度发展，弄得有‘资本’而无生产”^［41］。四是借扶助封建军阀势力，巩固外国在华优越的地位，以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42］。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阶级的发展，“决无独立之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43］。

最后，在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操控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态“极不完全”，不可能与外国资本竞争、抗衡。通过考察、对比中外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内生性的，不是在封建社会胎胞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列强资本主义先入中国市场，然后才发生中国的资本主义”^［44］。正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而非本国的经济生活而生发，“所以它的形态极不完全”^［45］。从资本形态来看，中国“自己的”资本主要是买办式的“商业资本”和官僚式的“财政资本”，“以全国经济总体而论，直成一极畸形的状态”^［46］，而中国社会所亟须的工业资本，则在外国资本及依赖于它的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多重挤压下“不得正当发展”^［47］。虽然从理论上讲，商业资本也可以投资、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然以协定关税的抑制，不能与外货竞争，贱价的原料又不能禁止出口，因此不敢投资工业”，所以结果是商业愈发达，中国愈穷困，二者“成为正比例”^［48］。蔡和森指出，资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国际资本，一种是国家资本（国内资本）。前者不允许中国生产事业大大发展，而后者又如此微弱不能独立经营什么大产业，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就可想而知了^［49］。瞿秋白也指出，中国“处于如此强大的世界资本之政治的经济的钳制之下，方当做世界资本的销货市场及原料之来源，工业如何能发展！”^［50］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深刻把握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下，遭受西方列强瓜分、掠夺和控制的中国，已经丧失发展资本主义的国际国内环境，不仅为在理论上说明中国必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创设了逻辑前提，而且打破了那种主张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

四 从国情出发、以苏俄为参照肯定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他们并未作出详细阐述。而列宁在推进新经济政策中强调了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肯定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资本仍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无疑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辩证地认识资本功能提供了思想资源。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观察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实践，初步形成了产业落后国家应利用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积极因素的思想。恽代英曾分析，“列宁本是认定了在产业后进的国家不经过相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能进入最低度的共产主义的”^［51］。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是某种程度的“重新发展资本主义”，但不能说是“回到资本主义”，因为政权已经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恽代英还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最大意义在于：“暗示产业后进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即必须用新经济政策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一个长的阶梯”^［52］。在新经济政策施行期间，瞿秋白曾实地考察苏俄，并切身感受到新经济政策给苏俄社会带来的积极效果。因此，他认为，苏俄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之舵”来控制资本主义“不可免”的发展，进而“变此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53］。他赞同苏俄实行的利用外国资本恢复企业、开展生产等政策，并主张后进国家效仿。“各国所有大企业需用外资者，当然要由邦联政府代表全体，对外订立借租借条约，以谋社会主义的逐步建设。”^［54］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活跃于中国市场的各种资本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在坚持生产力标准和民族利益标准统一的前提下，加以区别对待。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生产力标准，对于本土的“工业资本主义”“新式工业经济”，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它们在对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抵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促进“无产阶级之成长壮大”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55］。而对于那些从事高利借贷和商业投机的“买办资本主义”，则主张坚决予以消灭，因为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不仅不具有历史进步性，反而因其在经济社会中占据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挤压了中国实业的发展空间，“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56］。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民族利益标准，将批判矛头始终指向带有侵略性的外国资本和带有投机性的本国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对以工业资本为代表的“生产性资本”则是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认为它是“民族之完全形成”的经济基础，是“统一独占国内市场并与外国资产阶级竞争”的最有力工具，应当予以支持^［57］。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明确提出要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看待，主张反资本主义制度但不反对资本^［58］。在“社会主义论战”期间，陈独秀在回驳张东荪关于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实业的观点时，就明确指出：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二者“不是一物”^［59］；“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加他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60］“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61］。李大钊也指出：“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62］“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以普及而加强”^［63］。蔡和森还提出，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仿效苏俄“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64］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区别对待“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思想、区别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肯定资本作用的思想等，是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开展理论探索取得的宝贵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已经立足中国国情来思考资本、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先声，也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认识基础。

总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具体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将中国近代以来面对的资本主义问题，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考量，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把握，以丰富的认识成果展现出一定的理论高度和宏阔的理论视野。这些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成果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辩证的思维特征、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拓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场域。虽然由于近代中国场域中的资本主义具有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尚未充分展开，一些反映规律性的现象还未得到充分呈现，加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还不够全面完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指令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判断和选择，以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过于乐观地估计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走向衰落的趋势，对国内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不稳定，一些正确的认识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共识，一些正确的认识既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转化为现实政策。但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合理论证，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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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0.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3.

[46]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

[47]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2.

[48]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17.

[49]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9.

[50]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0.

[51]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4.

[52]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5.

[5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52.

[54]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88.

[55] 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71.

[5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

[57]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88.

[58]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6.

[59]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6.

[60]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1.

[61]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4-86.

[6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8.

[6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3.

[64]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