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一个地域、民族或国家的生产生活中，通行的交流语言（用于传递思想感情、建立人际联系），是该共同体稳定的基本特征之一。制定并统一全地域通行的语言（如“国语”“普通话”），既是对地域统一的推动，更是构筑民族共同体必须具备的条件。本文考述北魏时期的“正音”“国语”运动，以此探求“国语”“普通话”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及历史经验，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正音”：北魏王朝的政治需求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北魏政权以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国（386年）起算，太武帝拓跋焘神䴥四年（431年）灭夏，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北魏统一北方。鲜卑族与汉族语言不通，比如民歌，北方《折杨柳歌辞》即称：“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1］370语言不通，就需要翻译。北魏官府设置有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官员，如拓跋珪天兴四年（401年）十二月，“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
［2］2973北魏的情况在南朝史书中亦有记载：“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
［3］985如献文帝时，就有吕文祖、代人、鲜卑族“显祖以其勋臣子，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后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辞义通辩，超授阳平太守”
［2］732。《皇诰》为冯太后所作，经高允润色改定，有左仆射李冲的注解，本是汉语著述，供孝文帝学习，也让广大的鲜卑族官员学习，便有“以旧语译注”。北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从鲜卑族聚居地区来到汉族聚居地区，在语言方面的政治需求非常迫切，于是便有“正音”运动。“（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2］177孝文帝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
［2］536因此，在北魏就有“正音”与“北语”“北俗之语”或称鲜卑语的对立。
什么是“正音”？即北魏官方语言，是标准化的北魏语言、北魏“普通话”。北魏时期“断诸北语”并不是要灭绝鲜卑语，而是规定在朝廷议事场合禁止使用鲜卑语，原因之一，就在于朝廷上占多数的汉族官员不懂鲜卑语。朝廷议事时有人说鲜卑语，有人说汉语，将影响朝廷议事效率。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确立北魏官方语言是北魏王朝的政治需求。孝文帝汉化政策下的正统观“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
［2］2747。陈寅恪说：“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当然，单是定鼎嵩洛，不搞汉化也不行。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汉化，其目的正在统一胡汉，确保北魏统治。”
［4］200文化正统也表现在语言上，这就是“正音”；而“承晋”的诉求，要求朝廷层面实现“汉化”，进而向整个社会语言的“汉化”看齐。
“正音”的另一层用意就是以标准化来统一北魏社会的语言。鲜卑族进入中原，为了社会交流的需要，创制了许多新字，史载：北魏世祖始光二年（425年），“初造新字千余”，为此北魏世祖诏曰：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2］70
北魏世祖说，其“制定文字”既是针对传统的汉字，又是针对“初造新字千余”。由上所述，“初造新字千余”也是依照传统汉字的模式“制定”的。此前，太延五年（439年），文字学家江强，字文威，“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
［2］1960，曾“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
［2］1964，“初造新字千余”“制定文字”他应该有所参与。江强之孙江式（？—523年），承袭语言文字学家业，北魏末上表说：“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故传曰，以众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䨲，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
［2］1963这是说北魏“文字”的字形是需要“正”的。那么，对鲜卑文字尤其是“初造新字千余”，也是需要“正音”的。直接使用汉字书写的鲜卑族人名、地名等鲜卑语言，都是需要“正音”的。
又，史载：
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元）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祖）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肃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2］1799
此即“彭、平”读音不准确的口误。
二 北魏政权的“国语”非鲜卑语
《隋书·经籍志》记载有许多标注为“国语”的著作，如《隋书·经籍志》载：“《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十一卷、《鲜卑语》十卷、《国语号令》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
［5］945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称之为“以上‘国语’十三部”
［6］482。
所谓“国语”有两层含义，即本族语言或本国语言，体现在“国语”十三部中究竟是指鲜卑族本族语言还是指北魏本国共同使用的语言？
有学者认为，“国语”就是鲜卑语。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经部十：“按《敕勒歌》当在此《国语真歌》《国语御歌》两书中，两书所载，皆是类焉。”
［6］482《敕勒歌》是以鲜卑语演唱的，故“国语”就是鲜卑语。但是这种说法从逻辑上不成立，既然上述诸种著述中“国语”“鲜卑语”二者既被分列呈现，又处于并列地位，“国语”与“鲜卑语”就应该是两种语言。
北魏乐府有《真人代歌》，“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竟不可晓”
［7］1072。《国语真歌》十卷，应当是将《真人代歌》转变为“国语”后形成的作品，即《真人代歌》部分内容的“国语”版。
《隋书·经籍志》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
［5］947此处语境中的“夷语”为鲜卑语，“华俗”为汉语，“军容号令”的“夷语”与“华俗”难以统一，故号令的“本言”（本来的意思）要以“国语”来统一，即从“本言”出发，容纳“华俗”，二者的相互掺杂、结合，才是“国语”的“军容号令”。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又恢复到“夷语”的“军容号令”。所以“号令”有两种，有《国语号令》，又有《鲜卑号令》。
《隋书·经籍志》载：“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5］935“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是说以孝文帝所说的“正音”“译《孝经》之旨”，此处的“夷言”是指北方话，孝文帝禁止在正式场合讲“北俗之语”，怎么可能用“北俗之语”来“译《孝经》之旨”。所谓“夷言”，不见得就是鲜卑语，若是鲜卑语，直接称“鲜卑《孝经》”即可，而事实上此指北朝通行的语言。“夷言”，这是编纂《隋书·经籍志》的汉族人对北朝语言的统称，如南朝陈徐陵《劝进梁元帝表》：“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为京观。”
［8］265也直接称北朝语言为“夷言”的。
《隋书·经籍志》又说，诸“国语”著述：“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可见“国语”、鲜卑语，都是与“音韵”有关的。
笔者还关注到一个事实：《隋书·经籍志》载录“‘国语’十三部”之前是这样一部书：《河洛语音》一卷（王长孙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曰：“王长孙始末未详。”“《小学考》曰：王氏长孙《河洛语音》，《隋志》一卷，佚。《魏书·咸阳王禧传》曰：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禧赞成其事。于是诏：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冲免冠陈谢。按谢氏缀以此文者，意谓此书作于北魏孝文时，其或然欤。《魏书·文帝本纪》：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文帝锐意用夏变夷，其见于《本纪》者又如此。”
［6］480-481那么，以《河洛语音》领起“‘国语’十三部”，即“国语”与“河洛语音”存在关联，其语言属性并非鲜卑语。
三 北魏“正音”“国语”的性质
随着北魏疆域的不断扩大和治理人口的增多，孝文帝“一从正音”的出发点在于，北魏已经统一了北方，目标是统一天下，因而当前就应该有一种统一北方的“正音”，将来还要以“正音”统一天下。在当时的北魏社会中，通行着三大语言，一是汉语。本地汉族群体长期使用汉语。此前汉族政权统治下的部分少数民族，已形成汉语通行习惯。鲜卑族进入中原后，因与汉族频繁接触，亦需接纳并使用汉语。二是鲜卑语。鲜卑族是带着自己的语言走进中原的，北魏时期，在鲜卑族的统治下，其他各民族必定也要接触、接受鲜卑语。第三，当北方社会既流行汉语，又流行鲜卑语，就会出现鲜卑语与汉语的混杂体，这取决于何种语言占主体地位。就现实而言，这种语言的混杂基本上是北方化的，就交流而言，也是最现实的，是大多数（30岁以下）鲜卑族听得懂、讲得出的语言形式，也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听得懂、讲得出的语言形式。因此，所谓“正音”“国语”，既应该是正统、可以传承的，也应该是有现实基础，并可以运用于现实生活的。
“正音”“国语”是以华言为主体的，从文化正统角度出发必须如此，从现实政治角度出发亦必须如此。“正音”“国语”如果是以鲜卑语为主，那就不用“诏断北语”了，孝文帝也就不会说“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了。
“正音”“国语”是以“河洛音”为基础的。但是，西晋时“正音”的“河洛语音”与孝文帝时的“河洛语音”，也是有着显著差别的。因此，从南入北的颜之推在论述南、北方语言时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虽然他是在“正音”“国语”确定后有“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的论述，但这也符合“正音”“国语”确定时的情况。颜之推又说：“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9］473-474其中，一称“以帝王都邑”来制定语言、考察语言的原则，北朝语言是以“洛下”为基础的，南朝语言是以“金陵”为基础的。二称“正音”“国语”在北方已通行，故士庶语言无异，而南朝语言尚不统一，士庶语言以“南染吴、越”而不统一。此外，上述“‘国语’十三部”是以《河洛语音》领起的，即意谓着“正音”“国语”之类是与“河洛语音”相关的。
第一，“正音”“国语”是夹杂一些胡言词汇的，史书记载，北朝社会语言中有很多夹杂鲜卑语的情况。如北魏崔楷，字季则，美风望，性刚梗，史载崔楷：“性严烈，能摧挫豪强，故时人语曰：‘莫
（都买反）
（孤楷反），付崔楷。’”
［2］1253《北史》作“莫
（郁买反）
（孤楷反），付崔楷”
［10］1164。这是北方通行语夹杂鲜卑语的例子。
第二，北齐时有童谣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徐之才解释说：“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岂有好事？斩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斩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为字‘此’下‘系’，‘綖’者熟，当在四月之中。”
［11］445此童谣也是夹杂鲜卑语的。北周时，《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中语几同口述，中间还夹杂一些鲜卑族的称谓，如“汝等三人并呼吾作‘阿摩敦’”
［12］3875之类。这些“杂有胡语”应该是北魏“正音”“国语”的表述。
第三，《乐府广题》载：“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
［1］1212。这个“易为齐言”，就是北齐语言，应该是北魏延续下来的“国语”。否则就不必表述为“齐言”，直接表述为华言即可。
第四，《周书》载：“属巴州万荣郡民反叛，攻围郡城，遏绝山路……（辛昂）于是遂募开、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直趣贼垒。贼既不以为虞，谓有大军赴救，于是望风瓦解，郡境获宁。”
［13］699辛昂招募的开、通二州三千人， 原本应是讲方言的，而“令其众皆作中国歌”，这是“国语”推广的例子。
颜之推称南北语言的“深弊”：“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
［9］474颜之推指出，北朝语言的“深弊”就在于“杂夷虏”，即北方通行的话语中有一些胡语夷言。前文所说“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即是说《国语孝经》是夹杂着某些胡语夷言的。
那么，孝文帝倡导的“正音”“国语”是以华言为主体、以河洛音为基础，融合鲜卑语甚至各少数民族语言，同时夹杂胡言词汇的北朝通行语，即北朝“普通话”和北朝的官方语言。这是北朝人都听得懂、讲得出的语言；这种北朝“普通话”，是与南朝语音有所不同的，如《洛阳伽蓝记》卷二载杨元慎批评南朝的语言，他既说南朝话是“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又说南朝话是“自呼阿侬，语则阿傍”，除去其中的嘲弄之意，则可看出彼时南朝和北朝的语言是有所不同的，亦可知北朝“正音”“国语”与南方的华言是有所不同的。与北朝相比，南朝汉语“南染吴、越”，汉语已经南方化了，已经与“五胡乱华”前西晋时的汉语有所不同了，北朝人将这种南朝语言视之为非正统。北朝人还认为它不能改变“复闽、楚难言”的情况。而在北朝，汉语汲取了鲜卑族及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而且，语言正一步步趋同，这就是“正音”“国语”运动的成效，这是北朝引以为傲的。
鲜卑族走进中原，从其建国以来到统一北方，以其自身原本并不讲汉语的缘故，因而对如何讲汉语、用汉语的问题有充分的关注，如从北魏太武帝的“初造新字千余”，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确立“正音”，提倡“国语”，提倡北魏“普通话”，就语言学来说，将鲜卑语的词汇融入汉语，满足了社会生活的需要。但其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正音”“国语”的确定，既是以汉语为主体的，又是汉语与鲜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相向而行的，此举既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鲜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筑。此处特为拈出，作出些许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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