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十大基本特征

摘要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城乡关系完成了从二元分割、统筹兼顾到一体发展、融合共进的实践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为指导未来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城乡关系作出了顶层设计，将城乡融合发展标定为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重要因素和必然前提，充分展现了城乡融合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城乡融合发展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将为我们更好认识和处理新时代城乡关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充足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 城乡关系 / 融合发展 / 基本特征

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和精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把“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之一进行统筹部署，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系统阐释了以城乡融合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路径与前进方向。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中不难看出，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理论嬗变、路径演变和时代蝶变，在锚定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目标基础上表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十大基本特征。

一 原典新声：理论构建的科学性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城乡关系认识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适应我国国情和时代发展需要，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科学理论。从时间维度看，早在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就开始围绕资本主义城乡关系进行探索，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分别提出了“城乡社会平等观”“理性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新村”等一系列实现城乡发展的初步构想。从哲学维度看，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加剧的城乡矛盾对立，在对既有城乡结合理论进行批判性扬弃的基础上，前瞻性地创立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理论。在他们看来，城乡之间的相互融合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高级形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提出城乡融合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他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从实践维度看，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列宁指出，城市在城乡关系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在城乡关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城市，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只有城市带领乡村，两者互补，才能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斯大林则将造成城乡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体制，希冀通过消灭资本主义，从根源上解决城乡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城乡融合。但苏俄关于城乡关系的实践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城乡发展失衡，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100余年间，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始终在继承中发展、探索中创新，相继形成了毛泽东“城乡兼顾”的理论、邓小平“城乡互动”的理论、江泽民和胡锦涛“城乡统筹”的理论，以及习近平“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这一由经典原理阐发出的时代新声，为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

二 循实而行：路径选择的独特性

与西方国家遵循由工业化和城市化主导的传统现代化发展路径不同，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形成了独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具中国历史命运、独具时代诉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国在迈向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高度重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将如何在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摆脱“先城市、后乡村”的城市中心主义发展模式，迈过“现代化陷阱”，解决“城市病”“空心村”问题，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实现“四化同步”，支撑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作为重大研究课题。由于各国政体不同、国情有别，我国的城乡发展之路并没有可资借鉴的标准化答案，需要在立足中国实际的情况下，逐步探索。在这一“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我们充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城乡建设规律，主动将自上而下的政策引领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摒弃西方现代化弊端，既重视城市发展、又注重乡村建设，两者互促共进、共同繁荣的中国特色城乡发展道路。费孝通先生在关于中国城乡关系相关论述中指出：“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是大鱼与小鱼的关系，大鱼要帮小鱼、小鱼要帮虾米。我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公式，有别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资本主义公式。”^［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住城乡融合发展这一重要切入口，全面深化城乡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我国城乡关系实现突破性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发展质量大幅提升，城乡间各生产要素涌流更充分，状态更活跃，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逐步走向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人才、资本等要素联系日趋紧密，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处理城乡关系的新选择。

三 举旗定向：领导力量的权威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发展的现代化。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把握历史先机，集聚万众之心，赢得竞争主动，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4］同样，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权威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保证，也决定着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动员的能量大小，达成最终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5］经过100余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建设、改革积聚起来的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公信力，已经深入人心，以农村改革为例，从土地改革、包干到户到废除农业税、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施行，充分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对党的向心力，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党员人数过亿的执政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能够最广泛地组织动员人民，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前进，这就决定了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也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才能应对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各种风险挑战，完成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历史任务。

四 一以贯之：政策措施的延续性

政策措施的稳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的显著优势，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党和政府牢牢把握政策灵活性、措施连续性这一关键问题，出台、调整、优化了一系列事关现代化建设和城乡长远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统购统销、户籍管理等制度，形成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到改革开放后，调整统购统销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再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在内的“五个统筹”发展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在这横跨70多年的历程中，党和政府对于发展科学合理的城乡关系的认识是随着时代变化逐步深化的，政策措施是适时调整、一以贯之的，并未受国内外环境形势、党和政府各层级人员调整影响而出现中断，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是党治国理政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政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6］特别是自2004年开始至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21年聚焦“三农”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延长30年等措施，更是从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作风，以及对解决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关系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自觉。

五 共同富裕：价值取向的感召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让城乡居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时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8］。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9］。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11］此外，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也不能一边是繁华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乡村。

当前，我国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城乡关系为例，与城市的充分发展相比，乡村的发展还有滞后性，城市的“虹吸效应”仍源源不断地将乡村的人才、资金等发展要素向城市聚集，乡村产业单一化、人口老龄化等情况愈发突出，成为制约实现共同富裕的突出因素。但也要看到，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兑现了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深入实施，有效提升了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有效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新期盼，激发了广大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

六 人民中心：发展理念的原则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要综合考虑人民群众的核心关切、妥善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充分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推出2000多个改革方案，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都是为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实。”^［12］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旗帜，以真诚、真心、真意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的期盼作为我国现代化的着眼点和归宿，从城乡居民反映最强烈、问题最突出、解决难度最大的领域出发，扎实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平安中国建设、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厕所革命等，积极让农民群体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努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引导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13］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有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最广泛地组织动员群众，最大限度凝聚民心民智民力，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七 双向驱动：融合方式的统一性

虽然从历史角度看，城市与乡村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存在的，但从哲学角度看，城市和乡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耦合联系的整体，并非截然对立的，可以说，城市与乡村谁也离不开谁。恩格斯强调，城乡融合是“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14］的一种状态。邓小平同志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5］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16］

城乡融合发展的双向驱动就是要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两个平等的空间主体看待。从城市的发展逻辑看，要深入贯彻落实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方向，以县城为载体节点持续推动农业、农村人口城镇化、市民化，切实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城乡关系上实现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展。从乡村的发展路径看，要聚焦特产特色特效，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积极探索文化强、产业优、群众富、村容美、社会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农村发展模式，使乡村成为城市扩展的缓冲，工业发展的载体。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与乡在充分保留和延展自身主体功能和传承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促进、一体运行的体制机制，能够有效缩小两者之间差距，实现利益成果最大化，而不是简单的均质化。不是“乡村城市化”，而是在保留乡村风貌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元素。“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17］，更不是从政策和实质上“消灭村庄”，而是城乡双方齐兴共强、各司其职、深度融合的统一体。只有辩证看待和处理两者关系，才能真正把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充分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活力。

八 系统集成：制度改革的贯通性

坚持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和必须贯彻的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将“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一科学方法论提升为全党必须遵循的共同意志，使之成为指导和衡量一切改革实践的行动指南与根本原则。2019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的：“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8］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牵涉甚广的系统工程，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19］，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也必须要坚持系统观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做好顶层规划和统筹布局。既保证改革创新过程的科学性、先进性，又体现融合协同过程的系统性与连贯性；既统筹城市与农村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也关注市民与村民资源分配、收入分配的协同调整；既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做到经济与社会、生态与文化等多层面的统筹兼顾。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四个方面，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以“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为手段，以“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为路径，力争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城乡差别缩小，城乡共同繁荣的目标。其中不仅涉及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土地制度改革、城乡公共产品配置制度改革、农村经营制度改革等微观层面，也涉及县域经济发展等中观层面，更涉及区域经济协同、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宏观层面，点多面宽、涵盖广泛，更需要以系统集成方式，全盘考虑、贯通实施。

九 整体联动：融合过程的协同性

城乡融合发展，主体在城乡，目的在发展，方式在融合，只有信息通、体制顺，才能主体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注重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涉及部门、层级、领域众多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重点，要树立整体性思维，在统筹好当前与未来、整体与局部、主观与客观、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的同时，着力解决好主次矛盾，平衡各方利益，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目标进行系统谋划，明确权责界限、做到协同落实。在政策组织上，要增强各项政策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要打破“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思维定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决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在区域协同上，要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决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坚决抵制区域壁垒，只有实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在协同重点上，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人口、资源、产业、服务等各项要素上进行统筹配置，确保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均衡配置，切实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荣。在协同治理上，要提高县域治理能力，推进县域智慧治理，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城乡社会治理体系。

十 久久为功：目标实现的长期性

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间之长、力度之大、成效之显，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都极其罕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并不断取得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20］。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一项关系全局、关乎长远、涉及多方的重大任务，并非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而是要将其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十五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21］“因此，必须要正确看待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一方面，要认识到，城乡融合发展是遵循城乡关系运动发展规律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道路，要对实现城乡融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不断推进、长期的过程。”^［22］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更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分类施策、多种形式推进，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建设内容和提升建设水平，并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朝着既定目标持续用力、稳扎稳打，确保城乡融合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行稳致远。

结语

城乡关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区域平衡、社会公平、资源配置等多重问题。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在理论构建、政策运行、发展完善中表现出的十大基本特征，不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普遍性，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只有从哲学思维、系统观念、政治高度去认识、理解、把握，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更好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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