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方志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研究地方志里的艺文志，是深入探讨区域文学的重要途径。以宁夏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等为记述对象的刊印或抄写于明代的宁夏地方志传世共六种，分别是《〔正统〕宁夏志》《〔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固原州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固原州志》《〔万历〕朔方新志》，其艺文志集中记述和展现了区域文学创作成就和文化发展脉络，反映了当地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重大事件及社会历史现象等。在对六种艺文志进行初步检索后，得到诗文词作品965首（篇），剔除273首（篇）重复的作品和30首（篇）不属于明代的诗文作品，其余662首（篇）诗文词作品即是本文分析的基础。
明初，随着藩王分封宁夏，众多来自江南与中原的移民官员迁入此地，宁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较诸前代显著提高，外来与本土文人的文学创作数量大幅增加，并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宁夏地方文学群体。《〔正统〕宁夏志》作为现存最早的宁夏地方志书，其艺文志编纂，不仅是地方文学作品的简单辑录，而且是对历代宁夏文学作品脉络进行集中梳理与考辨的文化活动。其中，志书编纂者对于宁夏代表性地理景观的查考及相关诗文的创作辑录，在体现明代宁夏文人地域意识增强的同时，也展现出他们思考与建构地方性文学及文化的动态过程。
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集中辑录了明代200余年间创作的662首（篇）宁夏诗文作品，是目前研究明代宁夏文学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本。选取六种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作为分析文本，借助数字工具进行分析，探究明代宁夏文学的时空分布规律和诗词意象演化规律，并结合历史文献，进一步揭示相关历史事件以及明代宁夏区域文学、文化发展重心的转移。
一 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作品时空分布探析
（一） 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本文所言宁夏是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范围，在对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作品进行时空分布规律分析时，需要提取诗文词的创作时间及空间表征数据。地方志书编纂者在编纂艺文志时，会有意识地选取书写当地风物人情、历史事件、社会变化的诗文词作品，作品的题目或内容往往明确指向区域范围内的某一地点，或发生于该地点的某一事件，且诗文词作者的生平及为官经历，一般都在地方志中有所记录，故为探究艺文志作品的时空分布提供了有力参考。在空间数据抽取时，以作品书写的地理元素和空间表征为划分标准，以此为基础进行统计，进一步探析在宁夏区域内部哪些地方或城市得到了更多书写、不同时期文学的分布有何趋势，以及各区域之间的文学创作有无联系等问题，并为深入探讨其背后成因提供参考依据。在诗文词的时间分布方面，则以作品的创作时间为标准。具体而言，对地方志艺文志作品时空分布的统计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地方志的成书时间及其所记述的行政区域范围。艺文志所录诗文作品以表现纂修区域内的社会风貌、历史事件和景观风物等内容为主，而地方志编纂的时间亦可辅助分析诗文创作时间的下限。二是作品的题目和内容。艺文志编纂在辑录诗文时多选取与地方关联性较强的作品，艺文志所录作品的题目多关涉明确的地点名称或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景观风物及历史事件，因此，诗题、文题是判断作品所表地域空间内容时的首要依据。此外，地方志艺文志中诗文词会结合当地风物进行描写，在对诗文的含义及相关词语的语义进行系统考察后，亦可以确定作品表现的具体地理空间。内容涉及相关历史事件的，则可根据该事件发生的时间，进一步确定作品的创作时间。参考上述标准，结合相关文献，对诗文词作品所涉及的创作时段和空间表征信息进行考察，建立相关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以作为整个研究的基础数据。
（二） 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作品时间分布规律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主要参考学界已有的划分方法，将明代划分为四个时段，每个时段大致70年（
表1）。如
表1所示，结合在数据分析阶段的作品数据，按照创作时间将其划入这四个时段内，并根据不同的文学体裁作进一步区分。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诗文作品在不同时段的分布规律，绘制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作品数量分期序列图（
图1）。如
图1所示，从整体数量上来看，艺文志作品数量在正德至隆庆时期达到峰值，共有281首（篇）诗文词；洪武至宣德时期，与明末万历至崇祯时期的地方志艺文志作品数量大致相同，分别为153首（篇）、138（首）篇；正统至弘治时期则是艺文志作品数量最少的时段，只有90首（篇）诗文词。结合历史环境的变化来看，作品数量的增长与地方社会发展存在必然联系。宁夏地处边疆，在明朝前期，周边军事形势紧张，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兵部尚书秦纮开府固原，总制延绥、宁夏、甘肃、陕西（固原）四镇军务，西北地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保证了正德至隆庆时期宁夏地区的稳定，并为文学创作的繁盛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据学者统计，正德至隆庆时期，宁夏地区考中进士者达到11人
［1］，是四个时段中宁夏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个阶段。进士数量的增长反映出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稳定发展的状况。在文学领域，这一时期还出现了14位宁夏诗人，进一步推动了宁夏地区文学的繁荣。
从文学体裁角度来看，诗歌一直占据各时段文学作品最多的部分，词和文的数量比例则经历了较大的起伏。词在洪武至宣德时期出现了13首，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正统至万历两百余年间仅有5首。词作为一种出现较晚的文学体裁，对文化环境的要求更加严苛，“词是一种生态价较低的狭生性文体形式……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凡是有文人的地方就有散文，有诗，而唯独词人集中在东南一带”
［2］。宁夏地处偏远，经济、文化落后，词的沉寂本在意料之中，而明初宁夏词的兴起，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移民政策有关。文学的迁移扩散是由作家本人的迁移所造成的
［3］，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为保证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明初，从中原及江南地区调发军民移居宁夏，其中又以盛产词人的东南地区之人为多
［4］。移民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初作者的区域分布格局。以明初宁夏地方志艺文志收录的34位诗文词作者为例，籍贯可考者31人，有22人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占比70.97%，其中，包括当时的文坛领袖朱㮵。《〔万历〕朔方新志》载：“自国初，尽徙其民于关中，实以齐、晋、燕、赵、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
［5］至明中叶，作为当时主要创作群体的都察院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均来自北方地区。以历任宁夏巡抚的籍贯为例，在明代宁夏91任巡抚当中，北方官员占比达70.33%
［6］。作者的籍贯和生长环境对其文学观念、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可以说，以庆王朱㮵及庆王府官员为代表的东南移民群体改变了宁夏地区的文化氛围，从而推动了明初宁夏词的创作。明中后期，宁夏地区的文学创作群体发生变化，以北方籍贯的官员居多，文化氛围的改变使得文学创作呈现出新的特征。
文的数量变化趋势与词正好相反，在洪武至宣德时期仅有6篇，在正统至弘治时期增至13篇，在正德至隆庆时期达到64篇的峰值点，在万历至崇祯时期又减少至29篇，但其数量比例与正德至隆庆时期相差无几。明中叶蒙古各部入据河套，宁夏地区的防御体系发生变化，推进了地方基础设施以及边区军事设施建设，为记、序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新的需求。以书院建设为代表的文教事业，可以体现出一地的政治、经济发展，明代宁夏地区的四所书院均建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在地方志艺文志中亦载有当时的官员、文人为书院建立所作的碑记文字。就明代文坛的整体发展而言，自“弘治中兴”，伴随政治的改良，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变革。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大一统”局面，李梦阳等人的复古运动扫荡了台阁体的靡弱文风。在弘治和嘉靖时期出现了两次散文创作的高潮
［7］，推动了明代散文的繁荣，同时也影响了明中后期宁夏地方文的创作。
（三） 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作品空间分布规律
根据吴忠礼等撰写的《宁夏历史地理考》所记载的明代宁夏行政区域
［8］，并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9］，将诗文词书写的空间表征与具体的府、卫、营、堡相对应，按照前期工作在表中建立相关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并结合历史学、文学及相关档案文献，分析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的成因。
表2为明代宁夏诗文词数量空间分布表，可以看出，宁夏地方志艺文志各阶段文学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总体上呈现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
第一阶段（洪武至宣德时期）：文学作品主要集中于宁夏卫，以宁夏镇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从创作群体的角度来看，明初的宁夏作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围绕着庆王朱㮵形成的庆王府文学群体，其核心人物为庆王朱㮵，其在就藩宁夏镇城（今银川市）之前，曾暂居韦州（今同心县）9年，据《〔万历〕朔方新志》载：“洪武间，庆靖王猎于此，见蠡山秀丽，遂宫室居之，凡九年，移宁夏。”
［5］10建文四年（1402年）十二月，朱㮵迁宁夏镇城后，每年夏季还是会到韦州行宫避暑。韦州风景秀丽，朱㮵及庆王府的其他官员在此阶段创作了21首描写韦州风物的诗词，使韦州所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书写的高频区域。除地方志中收录的诗文外，朱㮵还编著有《文章类选》《集句闺情百咏》等文学类著作，促进了地方文学的发展。二是因各种原因谪戍宁夏的流寓诗人，他们大多来自江南地区的遭贬官员，如边定、潘元凯、林季等人。根据《〔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其谪戍地区皆于宁夏镇内。这些文人多出身于科举制度下，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和较高的文学创作水平，在雅好文学的庆王朱㮵带领下，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宁夏镇文学书写的繁盛。如果说这一时期宁夏镇文学的繁荣源于洪武年间迁入宁夏的江南文人，那么贺兰山成为诗文描写的高频区域同样与移民文人的活动范围有关。在明初时期，无论是庆王朱㮵，还是谪戍文人，其活动范围都受到明廷的严格管控，不可随意远离其藩地或谪戍区域，亦即宁夏镇城之内，这也是导致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全部集中于宁夏卫的因素之一。而贺兰山作为毗邻宁夏镇城的名山，自然会受到明初宁夏文人更多的关注，加之江南文人本就喜好游历山水，并在作品中予以表现，在明初宁夏文人的笔下，贺兰山成为宁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景观和文化景观。这一时期共有21首书写贺兰山的诗词，是四个时期中贺兰山诗词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可见，地方景观与文人活动范围的空间距离，是制约区域文学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阶段（正统至弘治时期）：仍以宁夏镇为中心，地理空间分布的外沿向南扩展。从创作群体的角度来看，明初形成的以庆王府为核心的文人群体逐渐趋于沉寂。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10］，将原本授予藩王节制地方军政的权力收回，庆藩势力遭到削弱，而正统年间庆王朱㮵的辞世，亦加速了庆藩文人群体的衰落。正统元年（1436年），郭智由延绥前来参赞宁夏军务，是为明代宁夏地区首次设立巡抚，自此以后，以王珣、王弘、秦纮等历任督抚为代表的都察院督抚系统就取代了庆藩文人，成为地域文化的新的领导力量
［11］，同时也代表着文学创作核心人物身份的转变。从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一时期地方志艺文志文学作品仍主要集中于宁夏卫，但随着成化年间固原升所为卫，后又形成固原镇
［12］，固原一地的战略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相应产生了书写固原地区的作品。
第三阶段（正德至隆庆时期）：固原镇成为文学书写的高频区域，宁夏镇的中心地位依旧稳固。这一时期，文学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受到明中叶西北地区军事形势变化的影响。一方面，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镇由三路防区演变为五路防区
［13］，防区的演变提升了部分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自然会吸引地方官员兼诗文作者的更多关注。其中，防区所增设的北路平虏城由无增至19首（篇），东路后卫（花马池）由前一时期的2首（篇）增至24首（篇），中路灵州由5首（篇）增至9首（篇），较之上一阶段均有所增加，且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书写的热点区域，新建的一系列军事设施成为创作者笔下新的文学景观。此外，自成化以来，蒙古长期占据河套，频频越过延、宁防线，对陕西发起进攻，陕西部分腹里地方逐渐转变为边地，其中，由腹地转变为前线的固原边镇的军事意义愈发凸显
［12］。三边总督开府固原以及嘉靖年间固原镇的形成，标志着固原地区军事、政治地位的提升，驻守官兵的增加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书写固原镇的文学作品数量仅次于宁夏镇，平凉府整体区域的文学作品数量也由前一时期的10首（篇）增至69首（篇）。
第四阶段（万历至崇祯时期）：固原镇和花马池的作品数量已超过宁夏镇，并列占据首位，形成了以固原镇为核心，沿花马池防秋路线向宁夏后卫发展的文学分布格局。受防秋体制的影响，每临秋季，三边总督须亲临花马池坐镇指挥，在花马池一带增兵戒严、调度关防、实行轮戍
［14］。防秋不仅是每年例行的军队调动，而且是三边总制巡边阅视的制度。《杨一清集》载，每年防秋“自庆阳环县、历延绥定边、宁夏花马池、兴武、清水营直抵灵州一带，边墙、城堡、墩台逐一躬亲阅视”
［15］。对于具有官员身份的诗人来说，行军作诗激励将士的文学传统为创作提供了现实需求，而巡边途中的各处景物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创作素材。明中后期，防秋成为固原镇、镇戎所、平虏所、盐池城、铁柱泉、花马池等防秋沿路区域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在花马池防秋期间，宁夏官兵所取得的战争大捷也引起了各级官员的关注。这一阶段可以确定与主题有关防秋且分布于这条路线上的诗文共32首，占这一时期诗文总数的23%。
综上可知，宁夏地方志艺文志文学作品的空间分布变化与明代西北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大致吻合。明初，地方志艺文志文学作品主要分布于宁夏卫，以宁夏镇城为中心。明中叶，以庆王府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创作趋于沉寂，都察院督抚系统取代庆藩文人，成为宁夏文学创作的核心群体，固原镇成为新的文学书写的高频区域。受防区演变的影响，宁夏卫的文学空间分布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明末，固原镇的作品数量已超过宁夏镇而占据首位，同时，受到防秋制度的影响，花马池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书写的高频区域。文学中心从宁夏镇南移至固原镇，形成了以固原镇为核心，沿防秋花马池路线向宁夏后卫发展的文学分布格局。
二 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诗词意象研究
通过比较考察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诗词意象，发现诗词意象使用更为鲜明，情感内涵更加丰富，且运用数字工具进行文本挖掘的可操作性更高，故本部分将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诗词中出现的意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明代宁夏诗词意象的运用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联。
（一） 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意象可以理解为“意中之象”或是“表意之象”
［16］。“象”即客观存在的事物，具有物理形态，也包括如“风”“声音”视觉不可见的物质表现
［17］。语言是诗词意象的物质外壳，从语言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看，意象主要分为静态意象和动态意象，表示动态意象的语言单位中常包含对诗歌动态描写的动词；而静态意象主要由具象可感知的名词和名词性短语组成
［18］。以静态意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遵循以下步骤进行分词。首先，从六种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的电子文本中抽取诗词内容，导入txt文档，并与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六部明代宁夏地方志纸质内容进行对照，以确保统计样本的准确性。其次，为减小误差，以古诗词词典与《宁夏历史地理考》为依据，将部分特殊词语导入自定义词表。运用ROST CM6工具对诗词进行分词，并进一步辅以人工校对，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再次，在分词后，利用软件进行词频统计，保留词频大于1的词，并根据意象的定义，去除非意象的词频，得到意象1 053种，在此基础上运用Excel软件对统计结果按内容进行加工、归类。
（二） 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诗词意象分析
意象是诗歌作品中的重要构成要素，是诗人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以抽取出的诗词高频意象为基础，将意象按照时间进行划分，可以更深入地展现意象运用的历时性特征。选取各时段地方志艺文志诗词出现频次前30的高频意象，探究不同时期意象运用的演化，可以为研究明代宁夏文学发展特点提供新的参考。
表3为明代分期宁夏地方志艺文志诗词高频意象表。从
表3可以看出，明代宁夏地方志艺文志诗词意象使用丰富，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诗词作者的文学审美与思想情感。综观不同时期诗词意象的运用，可以发现明代宁夏诗词意象地域色彩鲜明，较为典型的边塞意象和地方景观意象在明代宁夏诗词当中频繁出现，构成了明代宁夏诗词意象使用和意境营造的基本格局。在此背景下，通过比较考察不同时段高频诗词意象构成中的差异部分，可以看出明初的羁旅思乡和送友怀人意象逐渐为明中后期的边塞战争意象所取代。
明初，宁夏缺少本土本籍的诗词作者，在这一时期占据宁夏文坛主要位置的是移居文人，对于他们来说，宁夏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他们最为直接的感知内容。边地的景观和气候不仅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也为其诗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书写空间。从审视现实与回望故乡的比较视野出发，产生了许多对宁夏地区的特殊记忆与审美观照。在朱元璋的移民政策和封藩制度的影响之下，明初，宁夏形成两个主要作家群体，一是围绕就藩宁夏的庆王朱㮵形成的庆王府文学群体，二是因为各种原因寓居宁夏的遭贬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均是被迫来到宁夏。通过查考史志资料发现，明初宁夏诗词作者群体展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即大多数作者都来自气候相对温和、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横跨千里的地域变迁与迥异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他们在面对山水景物时更为敏感和细腻，独特的地方体验不断激发诗词作者的创作，通过诗词书写回望故乡，以进一步确立自我身份的文学书写模式是身处异乡之文人的普遍选择。书写宁夏地方寒冷、艰苦、萧瑟的地理、气候状况，并对南北地理差异进行反复比较，以进一步抒发怀念江南故乡的羁旅思乡之情，怀乡思归成为这一时期诗词表现的重要主题。正如谪戍宁夏的李守中在《初到宁夏》中所写：“黄河一曲抱孤城，九月天寒水欲冰。紫塞风沙时阵阵，黑山霜雪晓层层。霓裳北散天魔女，霞毯西来宝藏僧。却忆江南秋半老，橙黄橘绿气和平。”
［19］在诗中，江南与宁夏截然不同的气候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强化了诗歌思归的主题。
在从熟悉的空间进入异域的过程中，诗人经常能够在异地发现似曾相识的共景，因此，明初宁夏作者特别关注的是与江南故乡相联系的宁夏地方景象，如朱㮵的《月湖夕照》：“万顷清波映夕阳，晚风时骤漾晴光。暝烟低接渔村近，远水高连碧汉长。两两忘机鸥戏浴，双双照水鹭游翔。北来南客添乡思，仿佛江南水国乡。”
［19］60诗作以宁夏八景之一的月湖夕照作为主要书写对象，借之抒发怀乡之情，尾联处之江南，即是诗人审视宁夏时用以参照的地理空间，借此让眼前的边塞景象能够进一步具象化。
从意象的书写来看，明初宁夏诗词呈现出边塞与江南相联结的特征，以现实中的边塞意象为主，调和以回忆中的江南意象，二者共同构建了明初宁夏诗词的文学图景。其中，西北地区独特的景观气候，成为明初宁夏诗词作者笔下反复歌咏的对象。如明初高频意象“雪”，作为北方冬日常见的景物，对于南方移民作者来说就显得较为新奇，在他们的笔下构建出一幅幅独特的西北雪景。如穰穆的《石关积雪》：“石关坦道接长安，常被三冬积雪漫。阴壑光纡银万顷，高崖色凛玉千攒”
［19］70，描写了冬日边关漫雪的壮丽景观。“雪”作为明初宁夏地方志艺文志诗词高频意象，出现了15次，其他与雪有关的意象如“雪影”“雪涛”“雪霁”“雪花”“白雪”等也多次出现。
明初的移民作者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周遭一切陌生的事物，他们在笔下勾勒出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景观风物，字里行间却又不经意地流露出因山川异域而产生的落差感，以及深沉浓郁的羁旅怀乡之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恰是这一时期文人创作心态的真实写照。庆王朱㮵在其诗词当中一直自称为“客”，但是事实上，他15岁就离开南京来到西北地区，在宁夏生活长达45年，直至病死。他的凄苦之情在词中尤甚，其在《浪淘沙·秋》中写道：“塞下景荒凉，淡薄秋光……廿载住边疆，两鬓成霜，天边鸿雁又南翔。借问夏城屯戍客，是否思乡？”
［19］77这种情绪在明代宁夏文人当中具有普遍性。在抒发羁旅客愁与表现追忆江南故乡的情感时，明初宁夏诗词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客”“天际”“梦”“泪”“柳”“江南”等高频意象。此外，部分诗作通过表现明廷对西北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和庆王朱㮵就藩宁夏后所作出的地方功绩，传达出中原文化对于西北地区的交融和影响，其中典型的如朱㮵《永乐二年春祭社稷山川礼成后作》和阮彧《嘉瓜瑞麦》，诗中以朱㮵为领导的明初宁夏官员成为王朝权威在边地的象征。
至明中期，蒙古入据河套，陕西虏患严重，宁夏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凸显，诗词意象的运用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在蒙古频繁的进攻之下，原为腹地的固原、环庆等地逐渐演变为新的军事边地，其镇守官职责也不断倾向边地
［12］，军事防御形势日益严峻。在这一背景下，地方志编纂成为地方官员维护宁夏地方稳定、建构地方认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实践活动。对比明初由庆藩主导的地方志而言，明中后期由督抚主导修纂的宁夏地方志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实用属性和军政色彩，艺文志所录诗词中具有鲜明战争色彩的意象逐渐增多。
抗击袭扰的现实语境产生了新的地方书写需求，诗词作者从国家军事屏障这一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将宁夏地方筹边备患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建构宁夏地区的王朝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意象“国”成为这一时期诗词的高频意象。如《〔万历〕朔方新志·词翰》所录潘九龄《和赤木口二律》：“百堵当关千仞险，一劳为国万年安”
［5］362，描绘了贺兰山赤木口的险峻，并将关隘修筑与保障国家安全相联系，杨守礼《入山劳士》：“冒暑巡行不惮难，筹边为国敢偷安？”
［5］360将筹划地方事务视为报效国家的重要途径。
战争的时代共鸣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宁夏文人更加关注国家安危与边疆稳固，他们通过诗词抒发壮志豪情或忧国忧民之情，在创作中描写抗击外敌的战争过程，宣扬边关将士奋勇杀敌的精神。明初宁夏诗词当中的羁旅思乡之情逐渐为镇守边疆、报效国家的家国情怀所取代。现实的转变使得宁夏不再是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相对立的“荒凉之地”，而成为明朝的军事前线与重要屏障。一方面，顺应边防需求而修筑的一系列大型军事防御建设，成为诗词作者笔下新的文学景观。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如成化年间在宁夏北部地区所筑长城、嘉靖年间于花马池城所修筑的长城东关门，不仅坚固了国家的防线，同时也激发了地方文人的诗词创作，使得“长城”这一意象在此时期频繁出现。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宁夏地区战事频发，战争成为当时宁夏地方最为重要的现实语境。在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中，自然融入大量与战争相关的意象，诸如高频意象表中的“兵”“剑”“旌旗”“鼓”“胡”“夷”等。
对文学景观叙述的审美倾向也产生了变化，以贺兰山书写为例。明初的贺兰山主要是作为文人抒发羁旅客愁的寄情对象，或是苦寒的偏远之地的象征，承载着流寓文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潘元凯组诗《贺兰九歌》，该诗作反复渲染贺兰山的险峻、寒冷，借以展现边塞地区环境的恶劣，深刻描绘了边塞生活的艰辛，以及作者对于命运的无奈和思归的心境。庆王府官员郭原的《重九》也传达出同样的情绪：“不随鸿雁向南飞，九日归期又竟违。愁对贺兰山色老，梦思甓社蟹螯肥。”
［19］75诗中的“愁对”贺兰山色与“梦思”甓社蟹螯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作者借贺兰山意象以抒发归期无望的心绪，折射出明初移居文人群体“去国怀乡”的离散心境。及至明中后期，贺兰山作为抵御袭扰的重要屏障，在诗人笔下被赋予更多爱国主义色彩，呈现出雄浑壮丽的审美风格。如冯清《贺兰山》：“险设名山志贺兰，华夷界限势巑岏。千寻西北屏帏转，万代东南衽席安。眩目晴光天染碧，入帘清气坐生寒。乾坤有意开图画，一度乘闲一笑看。”
［20］该诗将贺兰山比作防御侵扰的天然界限，颂扬了贺兰山作为边防重镇的雄伟与战略意义。再如嘉斋在《贺兰晴雪》中所写的“贺兰西望矗长空，天界华夷势更雄。岩际云开青益显，峰头寒重白难融。清光绚玉冲虚素，秀色拖岚映夕红。胜概朔方真第一，徘徊把酒兴无穷”
［5］386，体现了作者对贺兰山壮丽景色的赞美。这一时期的贺兰山意象被赋予特殊的情感意义，亦即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诗歌蕴含着诗人保卫边镇的信念和战争必将胜利的信心，展现了明中后期宁夏诗词作者在对贺兰山这一地方景观崇敬的同时，传达出作者的地方归属感，以及对于自我社会身份的认同感，这一书写模式在明中后期宁夏地方诗词中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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