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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在社交回避与苦恼、连带病耻感和照顾负担方面的现状,并进一步探究社交回避与苦恼在连带病耻感与照顾负担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选用目的抽样法,利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贬低—歧视感知量表(PDD)、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SADS)及照顾者负担量表(ZBI)对2024年4—7月在安徽省某市三所医院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的333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主要照顾者进行调查,并进行结果分析。结果 相关分析显示青少年抑郁症主要照顾者连带病耻感与照顾者负担与社交回避与苦恼均呈显著正相关(r=0.331、0.522,P<0.01),连带病耻感与照顾者也呈显著正相关(r=0.372,P<0.01)。中介模型检验显示连带病耻感对照顾者负担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228,效应量为59.07%,社交回避与苦恼在连带病耻感与照顾者负担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158,效应量为40.93%,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主要照顾者有较重的连带病耻感和照顾者负担,且存在一定的社交回避与苦恼,社交回避与苦恼在连带病耻感与照顾者负担中起中介作用。提示医护人员多关注主要照顾者的心理状况,可通过开展影响社交回避与苦恼及照顾者负担的路径为依据的干预策略,降低主要照顾者的病耻感,减少社交回避与苦恼,减轻照顾者负担。
关键词
Key words
青少年抑郁症主要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和照顾者负担:社交回避与苦恼的中介作用[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25, 46(18): 1730-1735 D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