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驱动因素研究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摘要

在全球稀土供应多元化格局下，识别和研判影响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关键驱动因素，对维护我国稀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框架，运用DEMATEL-ISM模型对影响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因素进行识别与层级划分，研究发现：（1）稀土企业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是影响价值链重构的根本因素；（2）稀土企业内驱力不足、供需结构矛盾、双碳目标对稀土产业的高要求以及稀土高端人才稀缺是影响价值链重构的直接因素；（3）稀土资源发展的可持续性、稀土产业价值链遭遇的两端围堵以及大国博弈背景下稀土军事与经济价值的凸显是影响价值链重构的深层次因素。于是，应加快形成稀土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高质量的稀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稀土产业对外开放，全面审视稀土的战略价值，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推动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与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rare earth supply dynamics，i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nation’s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Utiliz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employing the DEMATEL-ISM model，this study identifies and categorizes the driving factors impacting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rare earth value chain.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1） Rare-earth enterprises have historically occupied a position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which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influencing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value chain within China’s rare-earth industry.（2） The primary drivers affec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chain in the rare-earth sector includ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rare-earth enterprises，the imbalance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of rare-earth materials，th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imposed by dual carbon goals on the industry，and the scarcity of highly skilled professionals specializing in high-end rare-earth technologies.（3） The sustainability of rare earth resource development，the control over both ends of the rare earth value chain，and the significant military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of rare earths amidst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are fundament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are earth industry value chain.In pursuit of this objective，it is essential to expedite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productive capacities in the rare earth sector，establish a high-quality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or rare earths，and further enhance the sector’s openness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strategic value of rare earths is required，alongside increased policy support，to facilitat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value chai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稀土 / 产业价值链重构 / 驱动因素 /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DEMATEL-ISM模型

Key words

rare earth / industrial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 driving factors /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 DEMATEL-ISM model

稀土具有优异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被誉为“工业黄金”，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国防军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大国竞相争夺的关键性战略资源（周美静等，2020）。目前，中国稀土虽然形成了从稀土冶炼分离到终端产品应用的完整稀土产业链，但下游高端应用技术受发达国家牵制，尚未建立起最具价值的产业链后端（高端技术应用），稀土产业价值链面临“低端锁定”和“价值被俘获”困局。当今世界正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重构以美西方为主体的完整稀土产业链，全球稀土多元供应格局正加速形成。我国稀土产业要摆脱西方发达国家“脱钩断链”、“去中国化”困局，加快构建国内稀土统一大市场，重构稀土产业价值链，破解稀土价值链迈向高端的难题，当务之急是要厘清和研判影响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因素。

然而，当前学术界围绕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影响因素开展的研究较少，且主要聚焦从内外驱动视角对制造业大类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在内在动机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产业内的技术创新（杨杰等，2021）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张辉等，2022）是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因素，不仅改变了原有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形状，还对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和治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在外在驱力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全球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马盈盈等，2021）、数字革命与国际贸易规则重塑（郑国栋等，2021）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使原全球产业链格局受到巨大冲击，加速了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进程。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制造业大类的价值链重构研究较为丰富，但针对稀土这一特殊产业的价值链重构研究却相对匮乏。为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的发展实际，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聚焦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战略矿产——稀土，深入分析其产业价值链重构问题，科学研判影响重构的驱动因素及其层级关系，旨在为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与高端化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 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因素识别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由战略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用于衡量一国行业竞争优势及价值体系，其主要内涵为：决定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竞争力的直接因素包括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要素禀赋、需求状况以及相关和支持行业4个双向作用因素。此外，还存在机会和政府两大变数，共同构成形如“钻石”结构的理论体系（Li et al.，2019）（图1）。本文在充分借鉴Stejskal et al.（2012）、张旭等（2022）和叶前林等（2024）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规模、分工地位、使命任务和管理体制机制等实际情况，借助运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深度剖析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因素。

1.1 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波特认为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将影响企业的管理和竞争力。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稀土行业呈无序发展状态，遍地“小作坊”式经营，无资质盗挖盗采屡禁不绝，加之当时欠缺环保意识和出口退税政策扶持，稀土企业多以初级产品出口创汇为主要盈利手段，稀土战略资源只能以“土”价贱卖，并因同质恶性竞争丧失对全球稀土市场价格的控制权。针对国内稀土行业无序竞争的“小而乱”现象，2002年国家开始整顿并拉开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序幕。随着各稀土企业经营战略的不断调整，以及政府对稀土产业的进一步规范，形成了“一北五南”共6家全国大型稀土集团格局。为延伸稀土产业链，布局“采选—分离—深加工—新材料—终端应用”全产业链，赋能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迈向高端。2021年，国务院批准中国五矿、中铝集团及赣州稀土集团进一步实行战略性重组，成立中国稀土集团。2023年9月，该集团同厦门钨业签署合作框架，成立合资公司；同年12月，广晟有色与中国稀土集团签署无偿转让协议，中国稀土正式迎来“一北（北方稀土）一南（中国稀土集团）”两大巨头格局，成功建立起国内稀土产业规模经济，提高了我国在全球稀土市场的议价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但是，中国稀土企业整体发展现状仍不乐观，面临“高产量，低价值”困境。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稀土产业从采冶到功能性产品价值增值过程存在缺陷，例如：稀土产业虽在前端领域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然而产业链和价值链普遍止步于初级功能材料阶段；大型稀土企业多以外向型策略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并存在原料生产与整体投入产出比失衡等问题，形成了自我限制生产模式，制约了中国稀土产业发展和升级，且阻碍了中国稀土企业迈向下游高端产品应用领域的进程。

1.2 生产要素

波特按投资量和获取难易度，将生产要素划分为2类。其中，一类通过被动继承或简单投资获取自然资源、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和资金等初级生产要素；另一类是需要持续大量投入建成的科研机构、高素质人力资源和高等教育体系等高级生产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丰沛的稀土矿产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短短10余年之内发展成为庞大的稀土前端产业。但在波特看来，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且长期高度依赖初级生产要素会削弱国际竞争力。近年来，随着冶金和勘探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全球稀土储量不断增加。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已探明稀土储量约1.3亿t，较20世纪末增加近3 000万t，而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却由2013年的5 500万t降至目前的4 400万t，全球占比由48.3%下降至33.77％。由此可知，虽然我国稀土整体储量仍居于首位，但与其他稀土资源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却在不断缩小，长期高强度的稀土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稀土及其配套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相较于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在衡量一国某一行业竞争优势时具有更大的权重和优先级。以包头为例，该市目前已发展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稀土储备区及产业集聚群，但高端科技人才不足仍是困扰当地乃至全国各地稀土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例如，地处包头的冶金专业领域特色高校——内蒙古科技大学，2021年度冶金工程学位点仅完成博士生招收6人，相较于当地庞大的稀土产业，高端人才培养稍显滞后；配额指标长期居六大稀土集团之首的北方稀土（原包钢稀土），仍存在人才结构失衡以及部分高精尖学科缺乏领军人才的现象（曹玉婷等，2023）。

1.3 需求状况

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国际市场竞争力实际上是国内市场竞争力的外溢表现。波特提出的需求状况主要指国内市场。相较于国际市场，本土企业在时空上更贴近国内市场，拥有比来自他国家企业更短的时间差和信息差，去应对和处理市场需求。

在稀土需求结构中，下游的稀土功能材料需求占比最高，是目前稀土最大应用领域，其次是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等领域。稀土元素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规模相对较小；相比之下，在高科技领域的需求旺盛，且呈现迅猛增长态势。过去几年，在电动汽车、风力发电及配套设施等下游产业快速发展推动下，稀土元素需求量呈快速上升态势。伴随供需结构调整，我国稀土消费总量指标也在相应增长。2018—2020年，我国稀土消费量年增长率分别为14%、10%和6%，而其他国家稀土消费量却相对较低且增长缓慢，仅由2010年的3.8万t上升至2020年的5.2万t（吴一丁等，2023）。

然而，在中国稀土需求总体攀升，且消费快速增长的同时，17种稀土元素之间的需求却各有不同，供需间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且消费需求受特定产业发展的显著影响。例如，随着永磁材料产业的繁荣，镨、钕、镝和铽等元素的市场需求亦快速增长。中国作为轻稀土储量大国，相对短缺的重稀土供给主要来自南方离子型稀土及进口。据统计，2020年，来自缅甸进口的混合碳酸稀土等中重稀土矿产超过国内产量，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重稀土元素补充渠道。预计至2040年，相较铕和钇的供应过剩，镧和铈的供需接近平衡，其他稀土元素将普遍存在供应短缺现象。例如，镨、钕和镝等元素的供应能力仅能维持在市场需求的20%左右（代涛等，2022）。

1.4 相关和支持行业

发挥相关支撑产业与优势产业的关联集群协同效应，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至关重要。稀土作为原材料或功能材料的应用属性，决定了稀土产业依附于新能源、航空航天、医疗设备和电子及通讯设备等下游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当前，受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和节能电器等清洁能源与环保产业快速发展，对具备体积更小、性能更优和效率更高等特点的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需求与日俱增。2023年，我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743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30%，同2022年相比，增长38.76%，呈高速增长态势（中国政府网，2024）。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仍有很大增长空间。2024—2027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对烧结钕铁硼磁材需求的复合增长率可达23.1%，将成为稀土功能材料的第一大需求领域。

风力发电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安全问题的一种新能源清洁技术，绕不开结构简单、并网性能良好及发电效率高的永磁直驱和半直驱风电机组。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预测，2023—2025年风力发电领域对高性能钕铁硼总需求复合年均增长率有望达到20.0%（华福证券，2024）。新能源汽车和风力发电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稀土产品特别是永磁材料技术攻关的突破，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向下游应用端不断延伸。

稀土产业价值链的上中下游之间充斥着大量信息、物质、服务及资金流动，其实质是一个价值递增过程，现阶段稀土产业利润主要集中在后端。要实现对稀土资源价值最大化利用，需具备较强的资源整合布局能力，掌握稀土产业最具价值的后端，实现与我国新能源汽车和风电等稀土相关优势产业的高效联动。

1.5 机会

波特提出的“机会”是指单一企业或政府难以掌控的，但可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并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便利。稀土作为21世纪的“新材料之母”，其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大国竞相对稀土产业价值链高端展开激烈争夺，为中国稀土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面，全球“碳中和”或“零碳”转型目标的提出，使得全球对低碳清洁能源技术的需求大幅增长，直接推动稀土功能材料领域的繁荣。同时，在全球稀土多元供应格局加速构建过程中，全球稀土资源开发与合作日益深入，不仅为中国稀土产业深度融合国际市场提供机遇，还为中国稀土产业技术跨国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将稀土“安全化”、“国防化”，大力推进与中国稀土产业“脱钩断链”，通过不断降低加拿大等合作伙伴稀土产品准入门槛、重启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资助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Lynas）和本国磁材厂等方式，初步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稀土全产业链，企图削弱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的地位，阻碍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迈向高端。

同时，欠发达经济体也在积极复制中国发展模式，布局稀土产业价值链，如越南谋求5年内与美国合力实现2~6万吨稀土氧化物生产目标；蒙古国也寄希望于美国帮助其开发国内丰富的稀土资源；马来西亚等国家则依托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政策优势，积极承接来自莱纳斯公司稀土精矿的冶炼分离业务，已成为世界上少数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冶炼的稀土国家。欠发达国家凭借较为丰富的稀土资源储备、低廉的生产成本和更具竞争力的政策，挤压了中国在稀土产业价值链上的传统优势区间。在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影响下，我国亟需探索一条既能满足国内“双碳”目标、实现稀土产业绿色转型，又能有效应对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围追堵截”的路径。

1.6 政府

波特强调：企业是创造竞争优势的主体，政府的角色更多地是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资源，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环境，制定相应的竞争规范，确保国内市场竞争充满活力。

稀土是极具战略性的矿产资源，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稀土产业发展。国内稀土产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在实现冶金技术突破后获得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在以“出口换外汇”和出口退税政策的指引下，1986年国内稀土冶炼分离产品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但在粗放开发模式下，稀土产业面临无序扩张，“黑稀土”盗挖盗采屡禁不绝，稀土产品出口价格一降再降，以及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为进一步规范国内稀土产业发展，2004年1月我国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次年削减出口配额。随后，2006年11月征收关税，并于同年颁布全国矿山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2007年又将稀土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共同纳入指标，标志着政府首次对稀土进行开采冶炼总量控制。2011年，国务院在行业准入管理、指令性生产计划等方面做出详细部署规划，统筹南北方稀土资源开采，同时也密集出台了关于环境治理、结构调整和秩序整顿的政策。2014年工信部发布《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工作指引》，支持成立六家大型稀土集团，直至2021年12月23日中国稀土集团成立，最终确立了“一北一南”的两大稀土巨头。2024年4月，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稀土资源，构建上下游、供需端共赢产业生态，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产业安全，国务院颁布了《稀土管理条例》。

纵观国内稀土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对稀土产业发展是一种全面而深入的战略布局。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国内稀土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形成相对完备的国内稀土产业价值链，这一过程政府既是稀土产业发展的引导者，也是稀土资源的守护者，更是科技创新的推动者。同时，中国政府也致力于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政策措施，以适应稀土产业价值链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和新挑战。

2 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2.1 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因素分析框架

结合前文有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可知，影响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六大因素均具备一定优势，但在各优势因素背后却又蕴含着难以掩盖的不足。波特理论曾提及：在实际竞争中，充足的资源储备及低廉的制造成本，往往造成低效的资源配置。一方面，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状况，貌似从侧面印证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劳动力不足、资源短缺等不利生产要素条件，倒逼产业升级创新。日本、德国和法国形成的稀土高端产业便是其中的典型。一旦面对内外部环境发生剧变，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系统内行业自组织行为的规律与逻辑将被打破，常规连续的渐变和线性升级，不再满足经济及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此时亟需对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进行重构，破解价值链攀升难题。

本文基于上述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分析结果，立足直接因素和变数因素2个方面，构建起影响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驱动因素的分析框架，即包含直接和变数2个因素类别的8个具体因素，分别以F₁到F₈命名，其中直接因素为F₁~F₅，变数因素为F₆~F₈（表1）。

2.2 研究方法与DEMATEL-ISM模型构建

DEMATEL模型，即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法，是一种基于图论和矩阵分析的系统方法，该模型通过构建逻辑关系矩阵，量化各要素间的影响，进而计算原因度和中心度，以识别要素间的因果联系和系统内各要素的相对地位（李慧等，2020）。解释结构模型（ISM）则通过构建可达矩阵，构造递阶层次结构图，划分各影响因素的等级。因此，对DEMATEL和ISM 模型进行集成，将有助于系统、科学分析各驱动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对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驱动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逻辑结构进行研究，探讨其形成机制。因此，下文将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分析识别结果，在吸收借鉴Srivastava et al.（2021）、Yadav et al.（2022）、Shakeri et al.（2020）和刘明菲等（2020）做法的基础上，构建DEMATEL-ISM模型，进一步探讨各驱动因素间的逻辑结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构建初始影响矩阵。共邀请50位稀土选采、冶炼、稀土功能材料等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人员，以及从事稀土国际贸易、产业价值链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群决策小组对上述8个驱动因素进行打分。单因素打分存在5个等级：0表示无影响，1表示轻微影响，2表示一般影响，3表示强影响，4表示极强影响。取得分均值建立直接影响矩阵 X （表2）。

步骤2：计算标准化矩阵。参照式（1），对直接影响矩阵 X 进行归一化处理，形成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 A，如表3所示。

\mathit{A}={\left[\frac{x_{ij}}{\mathrm{M}\mathrm{a}\mathrm{x}{\sum }_{j=\mathrm{1}}^n{X}_{ij}}\right]}_{n\times n}（1）

式中：\mathit{A}为标准化矩阵；x_{ij}为直接影响矩阵 X 中行元素；n为矩阵阶数。

步骤3：计算综合影响矩阵。结合单位矩阵 I，按照式（2）计算出综合影响矩阵 T，如表4所示。

\mathit{T}=\mathit{A}{\left(\mathit{I}-\mathit{A}\right)}^{-\mathrm{1}}（2）

式中：\mathit{T}为综合影响矩阵；\mathit{I}为单位矩阵；\mathit{A}为标准化矩阵。

步骤4：求解关键参数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

影响度：该因素对所有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值，为矩阵 T 中的每行因素之和，计算公式为

{D_i}_{}={\sum }_{j=\mathrm{1}}^n{t}_{ij}\left(i=\mathrm{1,2},\cdots ,n\right)（3）

式中：D_i为影响度；t_{ij}为综合影响矩阵 T 中的元素。

被影响度：该因素受到所有其他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值，为矩阵 T 中的每列因素之和，计算公式为

{C_i}_{}={\sum }_{j=\mathrm{1}}^n{t}_{ji}\left(i=\mathrm{1,2},\cdots ,n\right)（4）

式中：C_i为被影响度；t_{ji}为综合影响矩阵 T 中列元素。

中心度：影响度与被影响度之和，计算公式为

M_i=D_i+C_i（5）

式中：M_i 为中心度；D_i 为影响度；C_i 为被影响度。

原因度：影响度与被影响度之差，计算公式为

R_i=D_i-C_i（6）

式中：R_i 为原因度；D_i 为影响度；C_i 为被影响度。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驱动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结果如表5所示。

步骤5：生成DEMATEL因果图。以各计算出的中心度作为横轴，原因度作为纵轴，生成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驱动因素的因果图（图2）。

步骤6：建立相乘矩阵。首先选取阈值λ去除各因素间较微弱的影响程度，以便于结构划分。而目前λ值的选取尚无公认的“黄金标准”，结合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现状及专家相关建议，本文选择经验值0.35作为λ值。如式（7）所示，得到邻接矩阵 W，并将其与单位矩阵 I 相加得到相乘矩阵 B，见表6。

（7）

式中：w_{ij}为邻接矩阵 W 中的元素；t_{ij}为综合影响矩阵 T 中的元素；λ为判断阈值。

步骤7：计算可达矩阵。对相乘矩阵 B 按式（8）进行布尔运算，直至矩阵不再发生变化，则可称{\mathit{B}}^{\mathit{k}}为可达矩阵 M （表7）。

{\mathit{B}}^{k-\mathrm{1}}\ne {\mathit{B}}^k={\mathit{B}}^{k+\mathrm{1}}=\mathit{M}（8）

式中：\mathit{B}为相乘矩阵；k为2个元素间的路径长度；\mathit{M}为可达矩阵。

步骤8：驱动因素层级划分。由表7可达矩阵得到可达集R\left(F_i\right)和前因集Q\left(F_i\right)，当某个因素F_i满足式（9）时，表明F_i为相对高层的因素，此时删除可达矩阵中因素对应的行和列，重新计算可达集、前因集和交集，不断迭代此方法寻找下一层，直至结束。待所有因素划分完毕，确定最终的因素分层（表8），并形成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驱动因素层级结构（表9）。

R\left(F_i\right)=R\left(F_i\right)\bigcap Q\left(F_i\right)（9）

式中：R\left(F_i\right)为元素可达集合；Q\left(F_i\right)为元素前因集合。

步骤9：绘制解释结构模型图。依据因素间层级划分和层级结构绘制有向拓扑层级图（图3）。下层因素对上层因素有作用关系，上层因素对下层因素起反馈作用，中间层因素之间相互影响。

3 DEMATEL-ISM模型结果分析

3.1 DEMATEL模型分析

（1）中心度分析。中心度反映某一因素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代表其在该体系中的重要性，数值越高，表示该因素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越重要。DEMATEL模型测算出的各驱动因素中心度指标中，大国博弈稀土军事与经济价值愈发凸显（F₇）排在首位，随后依次是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区间遭遇两端围堵（F₆）、中国企业长期居于稀土产业价值链低端（F₁）、双碳背景下政府对稀土产业的更高要求（F₈）、中国稀土自然资源发展可持续面临挑战（F₃）、高端人才稀缺限制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F₄）、稀土元素间需求和供给出现结构性矛盾（F₅）和总量调控干预下的稀土企业内驱力不足（F₂）。分析结果显示，在得分大于5的前四位驱动因素中，变数类因素占据包括首位在内的3个位置，表明以机会和政府因素代表的行业外部变数因素居于相对中心位置，据此认为中国稀土价值产业链重构更多是受到行业外部变数驱动，背负着相较其他行业更高的政治期许。中国企业长期居于稀土产业价值链低端（F₁）虽位列第三，但与F₆和F₈的中心度较为接近，表明中国稀土企业在长期的价值链低端中积蓄了较强的变革动力，在产业价值链重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原因度分析。原因度为某一因素计算得出的影响度与被影响度之间的差，代表影响因素体系中对驱动因素形成的贡献大小。当原因度R_i>0时，说明该因素对其他因素影响程度较高，称其为原因因素；其中，中国企业长期居于稀土产业价值链低端（F₁）、中国稀土自然资源发展可持续面临挑战（F₃）、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区间遭遇两端围堵（F₆）和大国博弈稀土军事与经济价值愈发凸显（F₇）的原因度均为正值，表明上述4个因素作为原因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大于自身受到的影响。据此可知，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的重构需要从上述原因因素入手，提高中国稀土企业产业价值链低端、破解稀土可持续性发展难题以及化解来自外部的不断挑战。而原因度为负值的被称为结果因素，表明自身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大于自身影响。按受影响程度大小可依次排列为：双碳背景下政府对稀土产业的更高要求（F₈）、稀土元素间需求和供给出现结构性矛盾（F₅）、总量调控干预下的稀土企业内驱力不足（F₂）和高端人才稀缺限制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F₄）。双碳背景下政府对稀土产业的更高要求（F₈）作为原因因素负值最大的因素，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重构稀土产业价值链过程中，政府颁布相关政策时应关注其他相关联因素，通过控制这些因素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2 ISM模型分析

（1）表层因素。第一层级为表层因素，直接作用到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是直接动因，包括总量调控干预下的稀土企业内驱力不足（F₂）、双稀土元素间需求和供给出现结构性矛盾（F₅）及双碳背景下政府对稀土产业的更高要求（F₈）。其中，双碳背景下政府对稀土产业的更高要求（F₈）是可被输入最多的节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DEMATEL原因度分析结果相吻合。总量调控干预下的稀土企业内驱力不足（F₂）和双稀土元素间需求和供给出现结构性矛盾（F₅）同属于直接因素，直接作用到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的重构。

（2）中层及深层因素。第二、三层级分别为中层因素和深层因素，前者为高端人才稀缺限制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F₄），后者包括中国稀土自然资源发展可持续面临挑战（F₃）、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区间遭遇两端围堵（F₆）和大国博弈稀土军事与经济价值愈发凸显（F₇）。中层及深层因素作为过渡致因，既受根本因素影响，又直接或间接地对表层因素造成影响。其中，中国稀土自然资源发展可持续面临挑战、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区间遭遇两端围堵和大国博弈稀土军事与经济价值愈发凸显均为深层因素，彼此间相互影响而又共同作用到高端人才稀缺限制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直接因素上，与DEMATEL测算结果相符，体现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进一步逻辑；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实为内外部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同时也暴露出目前我国在稀土相关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缺口。

（3）根本因素。第四层级为根本因素，为中国企业长期居于稀土产业价值链低端（F₁），其变化难以对产业链产生直接作用，但却极有可能是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本质致因。而中国企业长期居于稀土产业价值链低端在DEMATEL测算结果中同样处于重要地位，但其在结构中处于深层而往往被忽视。因此，在重塑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中国稀土企业在产业价值中的地位，尤其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下，稀土产业的安全健康发展应从企业实现价值攀升入手，全面厘清稀土产业发展受控环节和技术，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调配逐步确立完整的产业价值链结构，实现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从根本上解决稀土产业发展受限问题。

3.3 DEMATEL-ISM 模型综合评价

基于DEMATEL模型计算结果，中国企业长期居于稀土产业价值链低端（F₁）为原因度最高的因素，同时，这一因素在ISM模型中同样被识别为驱动价值链重构的根本因素。此外，根据DEMATEL测算，与F₁同为DEMATEL因果图右上区域强原因因子集的F₃、F₆及F₇，与ISM模型中的深层因素互相匹配，两模型测算结果高度吻合、相互补充，展现出DEMATEL-ISM复合模型在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关键驱动因素分析及层级划分等方面的适配性。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依托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识别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驱动因素，并构建DEMATEL-ISM复合模型对其中关键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1）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正处于“爬坡过坎”的重要时期，虽已取得一定成就，但继续攀升势头受阻，亟需重构以突破至高价值区间，其重构动机并非完全由相关市场主体及产业内部萌发，还受到国际外部环境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是内外部合力的共同结果。

（2）中国稀土企业长期居于产业价值链低端，是影响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最关键驱动因素；稀土企业价值链地位提升越显著，越有利于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目标的实现。宏观层面的发展区间遭围堵、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微观层面的稀土高端人才短缺等因素，是影响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的相对次要驱动因素，但这些因素对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将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4.2 政策启示

（1）发展稀土产业新质生产力，助力构建高质量的稀土现代化产业体系，摆脱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低端。稀土企业作为最活跃的创新主体，应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稀土企业还是稀土产业价值链条上的关键节点，应注重加强同高校、科研院所等产学研节点的协同创新联动，拓展自身创新力来源，以国家科技需求作为基点，加速基础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效，补齐国内在零部件、元器件及工艺等少数关键领域的短板，锻造高纯度稀土金属、高端半导体芯片等稀土重点应用产业技术“长板”，借此打造一批掌握稀土高端应用自主知识产权，大而强的“龙头企业”及小而精的“隐形冠军”，为实现跳出“低端”积蓄力量。

（2）加快“走出去”步伐，形成稀土产业“双循环”格局，提升中国稀土产业价值链战略空间。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加速围堵中国稀土产业和“去中国化”，且以马来西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试图取代中国在全球稀土价值链中的地位，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稀土产业的“围追堵截”，不仅要练好“内功”，还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双边以及多边经济合作，积极畅通国内国际稀土产业价值链的战略联系，进一步提高中国与全球稀土产业价值链的相互依存度，为我国稀土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外部市场空间，实现稀土产业价值链的重构。

（3）全面审视稀土战略价值，深刻理解稀土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作用，构建稀土可持续发展体系。首先，针对美国政府不断将稀土“安全化”，并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我国应重新研判稀土战略价值，再次审视美国对我国稀土进口依赖度，强化国家规划引领，突出科技创新，构建高质量稀土可持续发展体系。其次，结合前沿理论与先进技术，对海底沉积物中相对丰富的稀土资源进行可行性研究，拓宽我国中重稀土资源补充渠道；同时，鼓励并支持企业对稀土永磁废料、废旧永磁体以及其他含稀土废弃物等稀土二次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最后，还应建立并完善稀土产品流向记录制度，通过严格限制稀土原材料和低端产品出口，提高稀土综合利用水平等方式开源节流，巩固我国稀土资源储备的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 Cao Yuting， Liu Dan， Zhang Zhongrong，2023.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rare earth industry in China under new chang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urity［J］.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43（1）：28-35.

[2] Dai Tao， Gao Tianming， Wen Bojie，2022.China’s rare earth supply and demand pattern and balanced utilization strategy from perspective of elements［J］.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37（11）：1586-1594.

[3] Securities Huafu，2024.In-depth report of rare earth industry in 2024 ： The supply and demand pattern is reshaped， and the strategic value of rare earth continues to increase［EB/OL］.（2024-01-10）.

[4] Li Hui， Kang Jing， Wang Xia，2020.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use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based on DEMATEL method［J］.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3）：102-111.

[5] Li Y H， Yang S C， Liu C，et al，2019.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J］.IOP Conference Series：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688（5）：055053.

[6] Liu Mingfei， Chen Wei，2020.Research on risk impacting factors of logistics service quality of fresh cold chain front warehouse based on DEMATEL-ISM method［J］.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27（1）：118-125.

[7] Ma Yingying， Cui Xiaomin，2021.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Major trends and new changes［J］.Globalization，（2）：102-113，135.

[8] Shakeri H， Khalilzadeh M，2020.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project communications with a hybrid DEMATEL-ISM approach （A case study in Iran）［J］.Heliyon，6（8）：e04430.

[9] Srivastava A， Dashora K，2021.A fuzzy ISM approach for modeling electronic traceability in agri-food supply chain in India［J］.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315（2）：1-19.

[10] Stejskal J， Hajek P，2012.Competitive advantage analysis：A novel method for industrial clusters identifica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3（2）：344-365.

[11]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24.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in China reaches 435 million，the number of drivers reaches 523 million，and the number of new energy vehicles exceeds 20 million［EB/OL］.（2024-01-11）

[12] Wu Yiding， Peng Zilong， Lai Dan，et al，2023.Exploring international rare earth industry landscape changes and China’s strategic responses［J］.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38（2）：255-264.

[13] Yadav S， Luthra S， Garg D，2022.Internet of things （IoT） based coordination system in Agri-food supply chain：Development of an efficient framework using DEMATEL-ISM［J］.Oper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15（1/2）：1-27.

[14] Yang Jie， Wang Tinghui，2021.On measurement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its promotion strategy［J］.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ocial Sciences），47（1）：87-94.

[15] Ye Qianlin， Li Jiaxin， Lai Dan，2024.Research on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reconstruction path of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value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 cycle”［J］.Go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32（4）：704-716.

[16] Zhang Hui， Wu Shang， Chen Yu，2022.Global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Trends，driving forces and China’s response strategies［J］.Journal of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1（4）：54-67.

[17] Zhang Xu， Zhou Yibing，2022.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ilitary trade based on “diamond model” ［J］.Aerospace Industry Management，（7）：49-51.

[18] Zheng Guodong， Wang Kun， Chen Qishen，et al，2021.The change of world rare earth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J］.Acta Geoscientica Sinica，42（2）：265-272.

[19] Zhou Meijing， Huang Jianbo， Shao Liuguo，et al，2020.Change and adjust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rare earth policy［J］.Resources Science，42（8）：1527-1539.

[20] 曹玉婷，刘丹，张忠榕，2023.新变局下我国稀土产业发展的处境与应对策略研究——基于科技安全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43（1）：28-35.

[21] 代涛，高天明，文博杰，2022.元素视角下的中国稀土供需格局及平衡利用策略［J］.中国科学院院刊，37（11）：1586-1594.

[22] 华福证券，2024.2024年稀土行业深度报告：供需格局重塑，稀土战略价值持续提升［EB/OL］.（2024-01-10）

[23] 李慧，康静，王霞，2020.基于DEMATEL方法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02-111.

[24] 刘明菲，陈威，2020.基于集成DEMATEL-ISM的生鲜冷链前置仓物流服务质量风险影响因素研究［J］.安全与环境工程，27（1）：118-125.

[25] 马盈盈，崔晓敏，2021.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与重构：大趋势与新变化［J］.全球化，（2）：102-113，135.

[26] 吴一丁，彭子龙，赖丹，等，2023.稀土产业链全球格局现状、趋势预判及应对战略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38（2）：255-264.

[27] 杨杰，王挺惠，2021.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测度及推进策略［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7（1）：87-94.

[28] 叶前林，李佳欣，赖丹，2024.“双循环”视阈下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的逻辑构成与重构路径研究［J］.黄金科学技术，32（4）：704-716.

[29] 张辉，吴尚，陈昱，2022.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动力及中国应对［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4）：54-67.

[30] 张旭，周奕兵，2022.基于“钻石模型”的我国军贸国际竞争力研究［J］.航天工业管理，（7）：49-51.

[31] 郑国栋，王琨，陈其慎，等，2021.世界稀土产业格局变化与中国稀土产业面临的问题［J］.地球学报，42（2）：265-272.

[32] 中国政府网，2024.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35亿辆，驾驶人达5.23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EB/OL］.（2024-01-11）

[33] 周美静，黄健柏，邵留国，等，2020.中国稀土政策演进逻辑与优化调整方向［J］.资源科学，42（8）：1527-1539.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循环视阈下我国稀土产业价值链重构与路径选择研究”(23BGL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