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问题。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推动下，农民工政治融入和公共服务融入成效显著，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收入、住房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仍然较大，农民工在心理维度的社会融入程度仍然偏低
［1］。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必然导致社会关系解体与重构，社会交往的人群、质量和强度变化影响着农民工对城市心理融入水平的判断，社会网络成为研究影响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的重要视角。同时，定居意愿是农民工对稳定城市生活的期盼，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作为最有希望实现市民化的群体，其定居意愿是市民化的关键一环。只有当农民工选择长期定居城市，并与当地文化、政治、社会习俗、生活习惯产生互动和融合，才表明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上融入城市并最终完全成为城市一份子。故社会网络和定居意愿都是农民工心理融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重点讨论社会网络、定居意愿对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的影响，探讨如何提升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水平，为加速我国城镇化进程、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议题比较丰富，学术界从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和地理学等视角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社会融入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融合论”、“区间融合论”和“多元文化论”等。社会融合是指不同移民群体相互分享经历和历史，最终融合到共同文化生活的一个过程
［2］。Zhang
［3］指出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文化认同、经济背景差异和城市居民对移民的态度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O’Brien等
［4］则认为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显著促进了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即移民的社会融入主要取决于国别之间的身份认同。国内大量研究从社会经济融入
［5］、行为融入、心理融入
［6］、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归属感
［7］等多维度考察社会融入水平。何军
［8］认为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较低，特别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度普遍较低。研究城市融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角度众多，在资本方面，文化资本
［9］、人力资本
［10］、社会资本
［11］显著影响城市融入；在工作状况方面，工作前期较高的收入会影响城市融入，但在打工后期，收入对城市融入没有影响
［12］，而劳动时间对社会融入有显著负影响，应加大农民工劳动休息权益保护力度
［13］；在社会保障因素方面，随着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壁垒逐渐消除，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综合影响越来越强
［14］。
学术界普遍认同心理融入是社会融入的重要环节。心理融入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自我认同论”、“社会认同论”和“接纳感知论”。Bollen等
［15］将“感知融合”纳入社会融合理论架构之中，表达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归属感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精神感受。朱力
［16］强调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是建构于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高度心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在研究视角方面，已有研究从满意度
［17］、社会距离
［18］、身份认同
［19］、融入意愿、接纳感知
［20］和城市归属感
［21］等不同角度定量分析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心理融入程度。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22-23］、生计资本、人口学特征
［24］、地区差异等对流动人口城市心理融入存在显著影响。部分研究也讨论了制度与政策变化
［25］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改变与制约。
目前，对城市定居意愿的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社会福利、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特征、制度因素等角度进行了讨论。在个体因素方面，年龄、工作经历、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显著
［26］；在制度建设方面，户籍制度成为制约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主要障碍
［27］，而土地制度对农民定居意愿有保险效应
［28］，土地成为农民工能够回归农村的基础保障；在社会福利方面，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定居意愿有“拉力”作用，尤其居住环境
［29］、社会福利条件
［30］、教育资源
［31］对促进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最为显著。
城市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比较匮乏，目前只有钱龙和赵建国讨论过。钱龙等
［32］对348份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数据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越强烈，则城市融入程度越佳。赵建国等
［33］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定居期望显著促进新生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水平。通过对既有成果的梳理，发现仍存在3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将心理融入纳入社会融入的整体研究框架中，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不同状态和过程缺乏针对性讨论，对分层次的心理融入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讨论较少；2）单独研究定居意愿或者心理融入文献较多，将社会网络、心理融入和定居意愿三者结合的相关研究较少；3）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研究较多，而围绕不同迁移模式进行分类型研究的文献较少。本研究旨在分层次、分类别的分析三者存在的关系，并考察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以期为以后制定城镇化发展和社会融入政策，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入水平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是一种单向被动式嵌入形式，农民工需要逐步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文化活动和社会习俗等，实现社会身份认同转变过程，故农民工在融入过程中需要经历一系列社会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转变。借鉴社会行动理论，本研究把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界定为：农民工在与城市持续互动中，行为和心理上对城市及自身居民身份产生认同的过程
［34］。城市心理融入是城市社会融入的高级阶段，涉及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评价、归属感、认同感和身份再定位等方面，只有流动人口在心理上真正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其社会融入目标才真正实现
［35］。
社会资本概念已广泛应用到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苗红娜
［36］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拥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总量，这些资源与成员拥有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常桂祥
［37］认为社会资本由一系列的信任、网络和规范组成。不同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太一致，但对社会网络的核心概念比较认同。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人与人之间按照特定规则形成的人际互动关系，体现了个体社交圈子的范围大小及其利用人际关系可获得的资源强弱。社会网络通常分为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强度3种。初级社会网络一般指流动人口在迁移前形成的血源、亲缘、朋友为主要成员的网络系统；次级社会网络是在迁移后通过社会交往、工作接触、生活购物等一系列社会活动形成的稳定社会资源与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强度代表迁移后社会交往的质量和人际关系的好坏。农民工的三类社会网络能够为农民工适应城市工作与生活提供便利条件，从而使其更好的融入城市。社会网络越广泛就会增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使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本地人支持，拓展其人脉资源与社会资本，提升其对城市生活方式、文化活动和社会习俗的认同感，并逐步建立起对城市的归属感；同时，交往与互动会拉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心理距离，使农民工自我评价与城市居民逐步靠近，最终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产生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认同。因此，农民工拥有的社会网络越广、层次越高、质量越好，越有助于在交往互动中增加对当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的了解与认同，从而获得更强的城市归属和身份认同感，提高其心理融入程度。故社会网络的提升会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心理融入水平。
假说1：社会网络对城市心理融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城市认同是农民工与城市发生心理链接的重要标志，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场域安全感的重要体现；而身份认同是农民工与居民身份发生链接的重要标志。由此可知，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是衡量城市心理融入的两个重要变量。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交往增多和社会资本丰富，逐步对城市场景熟悉和城市生活适应，进而对城市产生依赖和情感，即农民工社会网络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其城市认同水平。身份认同是心理融入的高级阶段，表明农民工已完成自我身份的认知转变，将其从“城市边缘人”或者“打工人”身份彻底转变为居民身份。只有当农民工对城市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后，才能将自我定位与居民身份产生链接，这是心理认同从大到小逐步聚焦到自我身份认定的过程。当农民工遇到社会歧视或者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会降低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依赖，从而无法完成农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城市认同的欠缺也会加剧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短视行为”，从而降低主动融入的意愿和行为，进而影响融入进程。由此看来，三者存在以社会网络增加—城市认同度提高—身份认同水平提升的逻辑关系。三者存在相互递进的促进关系，同时表明身份认同会受到城市认同的影响。
假说2：社会网络通过影响城市认同间接影响身份认同。
短期迁移和长期定居区别较大，短期迁移不需要对未来进行相关规划，而长期定居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转变与调整，包括工作、生活、子女教育、婚姻等生命历程。城市定居意愿是一种主动性的目标设定型意愿，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会更加主动参与社会交往，甚至主动学习当地习俗、文化、社会规则等，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水平会增强。如果农民工没有长期定居意愿，没有主动融入社会的动力，社会活动参与和社会人员交往的程度较低，进而会降低心理融入程度。故城市定居意愿带有一种冲击效应，强烈的定居意愿能够使农民工以一种更为积极、乐观的方式“嵌入”城市，更加主动的融入城市，心理融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定居意愿和城市心理融入作为心理指标，两者之间存在对城市生活认可程度的递进关系。综上所述，定居意愿会增强城市心理融入水平。同时，定居意愿会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动力，主动改善社会关系，积极融入社会圈层，进而影响农民工对城市心理融入水平的判断。
假说3：城市定居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心理融入水平。
假说4：城市定居意愿与社会网络存在交互影响。
2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情况的自主调研，调研时间为2019年3—7月，调查区域包含北京、包头、天津、郑州等地。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调查途径主要有以下3种：1）选取在不同企业工作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2）在各城市劳务市场采用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3）在农民工的聚集区、居住地和培训学校地点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涉及个人的基本信息、就业和工作情况、家庭的基本情况和生活情况及意愿等4方面。本课题组最终获得4 148份农民工调查问卷，在剔除部分内容不完整、前后不一致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 167份。
2.2 变量设置
根据问卷设计情况、往年研究状况和本文研究框架，将核心自变量分为社会网络、定居意愿；因变量为心理融入变量。社会网络采用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来表达。初级社会网络采用“你是否有亲戚定居在本地？”问题来描述，次级社会网络采用“您经常参加当地社区活动吗？”问题来描述，社会网络强度采用“与当地居民的人际关系融洽吗？”问题来描述。控制变量为个人特征、工作变量和生活变量。具体变量描述见
表1。
2.3 模型选择
本研究将心理融入变量定义为身份认同变量和城市认同变量。2个变量是离散型变量，属典型的多元选择问题。由于因变量的定义与赋值具有等级次序的性质，故有序Logistic模型更能反映影响不同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的因素分析。
因此，本研究选择建立有序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构建的模型为：
y*=βX +ε
式中：y*为潜变量， X为自变量；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而观测到的城市心理融入水平y与y*的关系为：
式中：y为因变量，表示农民工的城市心理融入水平；、和为待估参数，。
3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3.1 社会网络与城市心理融入关系的回归结果
针对假说1考察社会网络与城市融入的关系。采用模型1分析社会网络、定居意愿和控制变量对身份认同水平的影响；采用模型2分析社会网络、定居意愿和控制变量对城市认同的影响。
表2示出社会网络和定居意愿对心理融入水平影响的回归系数。可见，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对城市认同与身份认同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说明农民工拥有城市亲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周围人相处融洽都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心理融入。当农民工所在的城市有亲戚时，无论是工作机会的提供、情感交流与互动、还是生活上的相互帮助，都会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可获得性和生活舒适感，降低对城市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从而提升其城市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农民工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与当地居民产生持续的交流与互动，逐步了解社会文化与规则，缩小与城市居民在各方面的差距，从而提升融入程度；当农民工在互动中社会关系变得融洽时，使农民工产生对城市的亲近和居民的信任感，增强对城市的感情和认知，完成对居民身份转变的认同，进而提升心理融入程度。由此可知，假设1得到验证。
3.2 城市认同与身份认同关系的回归结果
针对假设2考察城市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关系。采用模型3分析社会网络和控制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采用模型4分析社会网络和控制变量对城市认同的影响；采用模型5分析城市认同、社会网络和控制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虽然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都是衡量心理融入水平的变量，但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二者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为验证中介作用的存在，本研究用用温忠麟提出的检验方法对城市认同感的中介效应加以验证。具体步骤为：
1）检验模型3中3个社会网络变量的回归系数
c1、
c1、
c3是否具有显著性；2）检验模型4中3个社会网络变量的回归系数
a1、
a2、
a3是否具有显著性；3）检验模型5中城市认同的回归系数
b以及3个社会网络变量的回归系数
d1、
d2、
d3是否具有显著性。结果（
表3）显示，初级社会网络系数
c1=0.96、
c2=0.36、
c3=0.77，
a1=0.32、
a2=0.21、
a3=0.36、
b=0.68、
d1=0.89、
d2=0.33、
d3=0.70，模型3显示3个社会网络显著正向影响身份认同水平，模型4显示3个社会网络同样显著影响城市认同水平。模型5将城市认同变量变为解释变量时，城市认同也显著正向影响身份认同水平。根据模型3和模型5的系数比较，发现社会网络对身份认同影响效果减弱，证明城市认同在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同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可知，城市认同在初级社会网络中起到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0.2（计算公式为［
a1b/（
a1b+
d1）］），在次级社会网络中起到的中介效应占比为0.3（计算式为［
a2b/（
a2b+
d2）］），在社会网络强度中起到的中介效应占比为0.26（计算式为［
a3b/（
a3b+
d3）］），表明城市认同变量对3个社会网络变量形成了超过20%的间接效应。
结果表明，城市认同中介效应显著，为不完全中介，这意味着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还通过城市认同间接影响身份认同。假设2得到验证。
3.3 城市定居意愿与心理融入关系的回归结果
针对假设3考察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融入的相关关系。从模型1和模型2分析结果（
表2）可知，城市定居意愿对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都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当农民工具有城市定居意愿时，会提高其对城市认同水平和身份认同水平。城市定居意愿作为人生重大主观决策意愿，是生命历程中关键节点的重要选择。长期定居意味着农民工对人生规划的重新调整，农民工会采用更为积极的态度和行为主动融入城市生活，同时有城市长期定居意愿的农民工本身对城市生活较为适应和习惯，能够较好处理工作与城市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对未来城市生活报以积极态度与憧憬，进而提升对城市和居民身份的认可程度，故城市定居意愿显著促进心理融入水平。假设3得到验证。
3.4 社会网络与定居意愿交互对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模型6、7、8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与定居意愿的交互项变量，模型9、10、11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与定居意愿的交互项变量。
表4示出了社会网络与定居意愿的交互项对城市心理融入影响的回归系数，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网络与定居意愿存在交互影响。在模型6、7、8中，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与定居意愿的交互项统计上显著，但交互系数为负，表明当农民工具有定居意愿时，三种社会网络对身份认同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城市定居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在权衡利弊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决定，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家庭会对未来的工作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对身份认同评估提出更高要求，同一水平下的社会网络反而会降低对身份认同水平的评价，这有点像股票市场预期行为，这也是本研究新发现。在模型9、10、11中，只有次级社会网络与定居意愿存在交互影响，说明当农民工有定居意愿时，次级社会网络对城市认同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初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对城市认同没有额外的调节作用。说明在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影响因素方面，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多重而复杂。总体来看，社会网络与定居意愿存在交互作用，假设4也得到验证。
3.5 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
简单分析其他变量对城市心理融入的影响。个体特征变量方面，性别、受教育年龄都显著的影响城市融入，表明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更高。男性农民工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较强人际交往能力，更容易融入所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圈子，从而提升心理融入水平；农民工较高的文化程度有助于加深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拥有更好的学习与适应能力，更容易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较高的经济保障有助于提升心理融入水平。
工作变量方面，正式的合同签订没有显著的影响身份认同，说明正式合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影响较小；工作满意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农民工对工作整体状况比较满意才会促进心理融入的提升，不仅限于工作收入，同时也包括社会保障、工作条件情况等其他方面。
生活变量方面，居住时间对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时间无法直接提升其融入水平。如果农民工无法与当地居民建立较好的互动关系，无法融入城市主流文化与生活圈子，居住时间较长亦无法提升心理融入水平，农民工的心理感受认为自己只是外乡打工人。
3.6 不同迁移类型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回归结果
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生活单元，家人的陪伴能够减少农民工心理上的空虚和孤独感，从而有助于农民工从自我认知上改变“临时工”和“城市过客”的心态，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吸纳和自觉性内化，消解对乡土社会的依恋和情感依附，从心理上增加对城市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感。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逐步深入，很多农民工将配偶、子女或者老人接到城市生活，产生全家庭迁移或者半家庭迁移现象。家庭迁移使许多决策由个人决策变成集体决策，农民工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融入程度也相应发生变化，而此角度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将农民工分为独居、半居家迁移和全家庭迁移3种，采用模型12、13、14分别分析3种迁移类型农民工社会网络、定居意愿和控制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采用模型15、16、17分别分析3种迁移类型农民工社会网络、定居意愿和控制变量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
表5），在独居和半迁移模式中，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都比较显著正向影响身份认同和城市认同。而对于全家迁移的农民工来说，社会网络强度没有显著影响身份认同和城市认同，初级社会网络与城市认同不显著相关，原因是全家迁移对社会关系具有替代作用。当农民工全家共同在城市生活时，家庭成员之间良好关系直接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和城市认同判断，家庭关系型社会网络与城市亲戚、居民关系等类型的社会网络发生替代关系，既家庭关系的亲近感使得居民关系和城市亲戚的重要性降低，表现出两者没有呈现显著相关关系。3种类型农民工定居意愿也明显的正向影响身份认同，这里不再赘述。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9年农民工城市融入调研数据，分析了不同维度社会网络、城市定居意愿对农民工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等心理融入水平的影响，并考察了不同迁移类型农民工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性。主要结论如下：
1）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与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显著正向相关。在迁移城市有亲戚、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与当地居民相处融洽的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更高，农民工社会网络越丰富，社会交往和互动使农民工产生对城市依赖和居民身份的认同，直接提高了农民工心理融入的水平。
2）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对身份认同有间接影响作用。不同层次的心理融入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相互影响作用，城市认同会促进身份认同水平提高。
3）定居意愿与社会网络存在交互影响。当农民工存在定居意愿时，初级社会网络、次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对身份认同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而初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强度对城市认同没有调节作用，只有次级社会网络对城市认同有负向调节作用。
4）不同迁移模式中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因素呈现差异化现象。全家迁移对社会网络强度有一定的替代作用，降低了居民关系对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4.2 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让更多农民工主动融入城市，改变“城市过客”与“临时工”的身份认知，增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出以下建议：
1）增强农民工社会网络水平。居民委员会和基层政府应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联谊活动、文化体育、科普活动等，引导农民工积极参与到社会交往中，让农民工在与市民互动中增进友谊，提升社会关系，让其积极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增强其心理融入感。
2）鼓励农民工举家长期定居城市。城市政府要有针对性地给予政策支持，在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配套，提升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力度，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在城市的差别待遇问题，早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农民工长期定居意愿，从而尽快实现这一群体真正市民化。
3）强化农民工就业市场规范化与标准化。经济收入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基础，较好的薪资待遇与工作环境可以提升农民工城市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要保证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中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尊重和待遇，建立平等、自由、健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推动农民工就业规范化、标准化，使农民工实现职业阶层、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进而提升经济收入，增强其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10-IAED-02-202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2022所级统筹基本业务费项目(16100520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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