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质量如何影响山区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

How does the quality of non-farm employment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land transfer from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480 households in four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摘要

为厘清非农就业质量对山区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基于2021年浙江省山区4县480户农户调查数据，采取OLS、Heckman两阶段以及2SLS等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同时采取Probit模型检验作用机制并结合案例加以佐证。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激励山区农户提高土地转出的稳定性。2）非农就业质量显著影响老 一代农户和“体制外”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但是对新生代农户和“体制内”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同时，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并不因为就业距离的远近而产生差异；3）非农就业质量影响土地转出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于强化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弱化农户对地租的偏好以及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相关政策需要致力于提升山区农户的非农就业质量，提升和完善非农就业的稳定性、收入和保障制度。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non-farm employment quality on the stability of land transfer from mountainous areas， an empiric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ased on data from a survey of 480 farming households in 4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2021， using OLS， Heckman two-stage and 2SLS models， as well as a Probit model to test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support it with case stud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Improvements in the quality of non-farm employment provide incentives for mountain farmers to increase the stability of land transfer out. 2） The quality of non-farm employment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land transfer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armers and “outside system” farmers， but no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and “inside system” farmers. The quality of non-farm employment does not differ in terms of distance from employment； 3）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quality of non-farm employment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land transfer lie in strengthening farmers’ willingness to integrate into cities， weakening their preference for land rent and weakening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of land. Relevant policies are needed to ai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non-farm employment of mountain farmers， the stability of non-farm employment， income and security system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非农就业 / 就业质量 / 土地流转 / 产权稳定性 / 影响机制 / 农户 / 山区

Key words

non-farm employment / quality of employment / land transfer / stability of property right / influence mechanisms / rural households / mountainous areas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1］。长期以来，要素流动受限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随着户籍制度的全面放开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不断活跃，农民通过非农就业获得收入增加，同时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增加农业收入^［2］。要素流动提质增效对于加快山区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格外重要。一方面，山区是“共富”道路上亟待突破的重点地区。山区是贫困的高发地，国务院划定的14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有10个是山区^［3］，需要通过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带动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另一方面，山区非农就业数量多但质量偏低。山区县适宜耕作的土地资源稀缺，因此往往也是劳务输出大县，但是农民进城后被锁定在城镇次级劳动力市场^［4］，过度劳动时间超48小时以上的农民工占比高达42.2%，但人均月收入仅占城镇居民的54.62%且大多数农民工游离于正规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之外^［5］，山区农民迫切需要通过提高非农就业质量脱贫致富；再者，山区生态和生计的双重脆弱性特征使得土地流转的稳定性面临很大挑战，具体表现在山区不仅水土流失易发，需要稳定的土地产权激励保护性耕作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6］，而且山区生计脆弱性强化了农户从土地获取收入的路径依赖，成为制约土地稳定转出的主要瓶颈^［7］。不难发现，厘清非农就业质量与土地转出稳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是破题的关键钥匙，只有农户从高质量非农就业中获得足够的收入和保障，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计脆弱性并减少对土地的依赖，最终促进土地的稳定转出。

非农就业通过改变农户要素配置结构和替代土地社会保障功能促进土地流转^［8-9］。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可能因农户兼业和社会化服务而弱化^［10-11］，也会因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和非农就业距离变长而强化^［12-13］，此外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还会因为就业类型和代际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14-15］。关于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学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非农收入，认为非农收入的提高通过强化比较优势、增加务农机会成本以及弱化土地禀赋效应等路径促进土地流转^［16-18］。另一方面，农户在转出土地时却倾向于选择随时收回、期限较短的租约^［19］。2014—2018年的家庭农场追踪监测数据显示，粮食类家庭农场流转期限在5年以下的土地面积占比从2015年的31.6%增加到2018年的40.33%^［20］。农户出于规避风险的动机倾向于选择更加灵活的土地流转契约^［21-22］，签订收益动态调整的流转合同、选择股份合作制的流转模式有利于增强土地转出的稳定性^［23］，此外农户选择长期转出土地还与预期收益、周围人态度和资源禀赋有关^［24］。通过文献回顾不难发现，第一，虽然已有研究大量关注了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以及流转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但是非农就业质量与土地转出稳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系统论证和检验。本研究分析非农就业质量影响土地转出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是对已有研究内容的拓展。第二，已有研究多从收入界定非农就业质量，本研究增加考察了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是对这一概念内涵的补充。第三，现有专门针对山区县的研究鲜有报道，改善山区农户的非农就业质量和土地转出稳定性，符合山区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政策需求，本研究以山区县农户为研究对象是对已有研究素材的丰富。

本研究结合浙江省山区26县加快发展助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战略需求，运用2021年对浙江省钱塘江源头淳安、常山、开化和建德4个山区县48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地租偏好和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3方面系统分析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明确山区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流动的内在关联机制，总结浙江盘活山区要素市场的实践经验，为推进山区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并以此带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言献策。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激励农户长期稳定转出土地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户对从土地获取收入和社会保障的路径依赖^［25］。非农就业质量越高，对土地收益的路径依赖越弱，相应的农户越可能稳定的转出土地^［26］。本研究参考已有研究从就业稳定性、收入和社会保障3个维度界定就业质量^［27］，从强化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弱化农户对地租的偏好和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3个视角分析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图1）。

1.1　提升非农就业质量通过强化城市融入意愿提高土地转出稳定性

非农就业质量的提升强化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第一，优质的非农就业满足农户在城市生活的各项物质基础，相应的农户城市融入意愿持续强化^［28］。第二，优质的非农就业帮助农户快速积累人力资本，从而对职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激发城市融入意愿^［29］。第三，优质的非农就业确保农户长期享受城市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从而加深城市认同感并提高城市融入意愿^［30］。城市融入意愿的提升促使农户放弃土地控制权，从而提高土地转出的稳定性。第一，城市融入意愿激励农户不断提升非农劳动技能和寻求职业上升，从而降低对土地生产功能的依赖^［31］。第二，城市融入意愿强的农户势必努力定居城市，从而使农户和土地在空间上的分离更加彻底，相应的城市社保对土地社保的功能替代也更加彻底^［32］。第三，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越强，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越接近于城市居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会弱化^［33］。

1.2　提升非农就业质量通过弱化地租偏好提高土地转出稳定性

非农就业质量的提升弱化农户对地租的偏好。第一，优质的非农就业使得土地租金带给农户的边际效用下降^［34］。第二，尽管通过制定短期租约有利于农户抓住市场机会调涨租金，但是农户需要面临调整租约带来的交易成本和市场的不确定性^［35］，因此，对于获得优质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户而言，权衡之下的最优选择是长期稳定的转出土地^［36］。第三，在乡土熟人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是经济交换，也是人情交换^［37］，地租边际效用的下降使得人情交换得到强化，从而进一步弱化农户对地租的偏好。农户对地租偏好的弱化有利于提高土地转出稳定性。农户为了尽可能抓住市场机会获得更高的地租而偏好灵活的租约，相反，地租偏好的弱化使得农户倾向于长期转出土地以避免频繁订立租约产生的交易成本^［38］。

1.3　提升非农就业质量通过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高土地转出稳定性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指以土地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获得收入以满足对食物以及其他产品的消费需求^［39］。非农就业质量的提升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第一，非农就业质量提升体现在用人单位提供包括五险一金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从而彻底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40］。第二，在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养老制度以及其他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土地需要承担的养老职能^［41］，但是优质的非农就业能够让农户在退休后依然有足够的积蓄维持生活质量不下降，相应的土地不必承担养老功能^［42］。第三，优质的非农就业降低农户对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感知，避免农户因为担心失去非农工作而赋予土地失业保障功能^［43］。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促使农户稳定转出土地。第一，土地不再是农户规避风险的“蓄水池”，这是土地能够稳定转出的前提^［44］。第二，土地的禀赋效应会因为其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而减弱，土地估值的下降有利于稳定转出^［45］。第三，土地社保功能和生产功能的剥离使其成为单纯的生产要素，从而为市场配置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46］。

本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质量越高，土地转出的稳定性越高。

假说1a：农户从事非农就业越稳定，土地转出的稳定性越高。

假说1b：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收入越高，土地转出的稳定性越高。

假说1c：农户参与的社会保障越完善，土地转出的稳定性越高。

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1年7—8月对浙江省钱塘江源头开化、淳安、建德和常山4个山区县农户的实地调研。根据2021年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本研究选取的4个样本县均为人口净流出县，其中淳安县是人口净流出最多的县，2020年该县人口净流出人数为12.72万人。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具体的抽样方案为，在每个样本县根据人均收入水平高、中、低各抽取1个样本镇（乡）总共3个样本镇（乡），每个样本乡镇根据人均收入水平高、低各抽取1个样本村总共2个样本村，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20名农户，共获得480份样本，样本有效率为100%。

选择浙江钱塘江源头山区4县作为样本县主要有以下3点考虑：第一，响应浙江山区26县加快发展战略实施的政策需求；第二，4县是浙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重点实施区，大量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为活跃土地流转提供了良好契机；第三，4县均以生态农业作为发展方向，需要提高土地产权稳定性激励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2.2　变量选取

1）土地转出稳定性。本研究参考郜亮亮^［20］的研究，设置已经连续向当前交易对象转出土地的年限和未来愿意继续向当前交易对象转出土地的年限2个指标对农户转出土地的稳定性进行测度。

2）非农就业质量。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非农就业质量的测度指标还没有形成统一标准^［47］，但在已有的测算体系中基本包括了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因素^［48］。本研究主要考察从非农就业的稳定性、非农就业收入和农户从就业单位获得的社会保障定义非农就业质量，其中，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摩擦性失业，避免了由于频繁工作变动造成的不确定性感知^［49］，选择“户主一年中最长的连续非农就业时间”作为衡量指标。农户从事非农行业最终是为了获取非农收入改善生活质量^［50］，因此选择“户主前一年的非农就业收入”作为衡量指标。用人单位为进城务工的农户购买社保增加农户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的保障，因此选择“户主是否购买五险一金”作为衡量指标，若农户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的一项或多项，则选择“是”^［49］。同时使用“家庭劳动力最长连续非农就业时间的均值” “家庭劳动力平均非农就业收入” “家庭劳动力购买五险一金的人数”作为替代变量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3）控制变量。本研究在实证模型中主要控制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51］，个人特征变量选取“户主年龄” “性别” “受教育年限”^［11］。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和“家庭人均收入”，因为家庭人口和收入事关生计，与家庭资源配置决策密切相关^［52］。此外，在实证模型中加入村庄控制变量，如果村内土地在本村农户之间流转，熟人之间的交易契约形式更加灵活，相应的契约稳定性也更差^［53-54］，因此加入变量“跨村转出土地面积占本村转出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村集体在组织协调土地流转中具有市场中介和信用担保功能，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可能有利于增加土地转出的稳定性^［43］，因此加入变量“村集体是否介入土地流转”。

4）工具变量。非农就业质量在影响农户转出土地行为的同时，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也会反过来影响其非农就业，导致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此外，还可能存在同时影响农户非农就业质量和土地转出稳定性的遗漏变量^［36］。本研究选取“同村关系最好5个人最长连续非农就业时间的均值（IV1）” “同村关系最好5个人的平均非农就业收入（IV2）” “同村关系最好5个人中是否有人购买五险一金（IV3）”分别作为“户主连续最长非农就业时间” “户主非农就业收入”和“户主是否购买五险一金”的工具变量。第一，绝大多数农户依赖以血缘、亲缘或地缘为主的乡土社会网络关系寻求非农就业机会，关系紧密的农户之间经常分享非农就业信息，在就业地点、从事职业等方面具有同群效应，能够确保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55］。第二，他人的非农就业状况外生于农户的土地转出稳定性，土地转出决策是一种取决于农户家庭内部配置的联合决策，并不会直接受到其他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和收入的影响，从而保证工具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不相关^［56］。

5）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1可知，332户农户转出土地，占总样本的69%，在332户转出土地的农户中，向当前交易对象连续转出土地≥5年的只有63户，仅占转出土地农户的19%，但是向当前交易对象连续转出土地≤3年的有202户，占转出土地农户的61%，流转契约一年一订的有189户，占转出土地农户的57%。愿意向当前交易对象继续转出土地≥5年的只有87户，占转出土地农户的26%，愿意向当前交易对象继续转出土地≤3年的有177户，占转出土地农户的53%，还有115户农户不愿意继续向当前交易对象转出土地，占转出土地农户的35%。说明土地转出的稳定性较低。从户主的非农就业质量来看，户主平均非农就业收入为1.51万元/年，远低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20年度平均工资5.77万元1

1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户主平均连续最长非农就业时间的均值为7.48月，说明农户平均时隔7~8个月就要换一份工作；仅62户农户购买了五险一金，并且其中53户在“体制内”单位工作，“体制外”购买五险一金的仅9户。统计结果表明，当前农户的非农就业质量偏低，表现为就业稳定性不足、收入偏低以及社保严重缺位。

2.3　模型选择

1）基准模型。基准模型以农户已经连续转出土地的年限和未来愿意继续转出土地的年限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户主最长连续非农就业时间和非农就业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为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县域虚拟变量控制地区差异，采取OLS估计，基准模型如下：

Y_i={\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X}_i+{\mu }_i（1）

式中：Y_i为被解释变量；X_i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beta }_{\mathrm{0}}为常数项；{\beta }_{\mathrm{1}}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mathrm{\mu }}_i为随机误差项。

2）Heckman两阶段模型。农户决定土地转出年限实际上包含了两阶段的决策过程，如果在实证研究中仅观察转出土地的农户会导致因为选择样本导致的估计偏差，即只能观察到转出土地的农户非农就业质量情况，而观察不到未转出土地的农户的非农就业质量^［57］；如果将转出土地和未转出土地的农户放在同一模型中考察则忽略了两阶段的决策过程^［58］。Heckman^［59］提出两步法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被称作Heckman两阶段模型。模型第一阶段利用Probit模型预测每个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第二阶段利用第一阶段预测的概率生成逆米尔斯比率，与其他控制变量一起放入模型矫正样本的选择性偏误。Heckman两阶段模型在最新的研究中依然有大量的应用，比如Zhang等^［60］使用该模型分析了节能标签对家电价格的影响。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由式（2）计算。

P_i={\mathrm{\alpha }}_{\mathrm{0}}+{\mathrm{\alpha }}_{\mathrm{1}}{Z}_i+{\mathrm{\mu }}_i（2）

由第一阶段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其表达式为：I_i=\mathrm{\phi }\left(\widehat{\mathrm{\alpha }}{X}_i\right)/\mathrm{\Phi }\left(\widehat{\mathrm{\alpha }}{X}_i\right)，\mathrm{\phi }\left(\bullet \right)与\mathrm{\Phi }\left(\bullet \right)分别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与累积分布函数。在式（2）中，P_i为农户转出土地和向当前交易对象继续转出土地的概率；Z_i为解释变量；除了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外，还需要包含至少1个只影响是否转出土地但外生于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变量，本研究选择的变量是“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劳动力越多，兼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小，但是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土地转出稳定性不相关^［61］。{\alpha }_{\mathrm{0}}是常数项；{\alpha }_{\mathrm{1}}是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mu }_i是随机误差项。模型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估计得到的逆米尔斯比I_i作为解释变量加入第二阶段回归方程，采用OLS估计农户转出土地稳定性影响因素，其估计式为：

Y_i={\gamma }_{\mathrm{0}}+{\gamma }_{\mathrm{1}}{X}_i+{\gamma }_{\mathrm{2}}{I}_i+{\mu }_i（3）

式中：Y_i为被解释变量，即农户已经向当前交易对象转出土地的年限和愿意继续向当前交易对象转出土地的年限；X_i为解释变量；{\mathrm{\gamma }}_{\mathrm{0}}为常数项；{\mathrm{\gamma }}_{\mathrm{1}}、{\mathrm{\gamma }}_{\mathrm{2}}分别为待估参数；{\mu }_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独立残差项。实证结果中，若I_i估计不为0且在统计上显著，则表明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合适。

3）2SLS模型。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估计结果还可能会受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干扰。因此进一步利用2SLS模型进行估计，以克服内生性问题。模型的第一阶段使用工具变量拟合内生变量并得到内生变量的估计量，第二阶段使用第一阶段拟合的估计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工具变量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用以解决内生性问题，比如Zhang等^［62］使用工具变量检验了同伴效应对学生含糖饮料消费的影响。

X_i={\rho }_{\mathrm{0}}+{\rho }_{\mathrm{1}}\mathrm{I}{\mathrm{N}}_i+Z_i+{\mu }_i（4）

Y_i={\theta }_{\mathrm{0}}+{\theta }_{\mathrm{1}}\widehat{X_i}+Z_i+{\mu }_i（5）

式（4）中：\mathrm{I}{\mathrm{N}}_i为工具变量；Z_i是外生变量。式（5）中\widehat{X_i}为对式（4）所求得连续非农就业时间和非农就业收入变量的估计值，其他变量与上述相同；{\rho }_{\mathrm{1}}、{\theta }_{\mathrm{1}}是估计参数；{\mu }_i是随机误差项。

4）机制检验模型。为了进一步检验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选取Probit模型检验非农就业质量对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地租偏好以及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影响，该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begin{array}{c}\mathrm{P}\mathrm{r}\mathrm{o}\mathrm{b}\mathrm{i}\mathrm{t}\left(Y_i=\mathrm{1}|X_i\right)=\\ P\left({\omega }_{\mathrm{0}}+{\omega }_{\mathrm{1}}{X}_i+{\omega }_{\mathrm{2}}{D}_i+{\mu }_i>\mathrm{0}|X\right)\end{array}（6）

式中：Y_i为被解释变量，本研究选取“农户定居城市的意愿”衡量城市融入意愿，选取“是否以零租金出租土地”衡量对地租的偏好，选取“是否认可土地作为家庭主要生计来源”衡量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X_i为衡量非农就业质量的核心解释变量；D_i为控制变量；{\mu }_i为随机误差项；{\omega }_{\mathrm{1}}和{\omega }_{\mathrm{2}}是估计参数。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非农就业质量对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户主的最长连续非农就业时间、非农就业收入和购买五险一金对向当前交易对象连续转出土地的年限和未来愿意向当前交易对象继续转出土地的年限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有利于提升土地转出的稳定性。控制变量中，年龄和跨村转出土地占比的影响方向为负，受教育年限和村集体介入土地流转的影响方向为正。农户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随时准备返乡养老，因此可能缩短土地转出年限^［29］。跨村土地流转可能弱化“人情”对流转契约稳定性的促进作用^［54］。文化程度更高的农户更容易在城市扎根，从而延长土地转出年限^［63］。村集体既作为市场中介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又为交易提供“官方背书”促进流转期限的延长^［20］。

3.2　稳健性检验

1）Heckman两阶段模型。表3汇报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逆米尔斯比显著，说明Heckman两阶段模型适用。户主的最长连续非农就业时间增加1个月、非农收入增加1万元以及购买五险一金可使得向当前交易对象连续转出土地的年限平均增加0.380、 1.564和0.229年，可使得未来愿意向当前交易对象继续转出土地的年限平均增加0.417、 2.931和0.300年，结果在至少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但边际效应相比基准模型均有所下降，说明如果使用有偏的样本进行估计会导致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被高估。

2）更换测量指标。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使用受访农户家庭劳动力最长连续非农就业时间的均值、平均非农就业收入和购买五险一金的人数替换户主的最长连续非农就业时间、非农就业收入和购买五险一金，仍然采取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估计。表4仅汇报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替换的3个核心变量均在至少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增加农户向当前交易对象转出土地的年限以及未来愿意向当前交易对象继续转出土地的年限，证明结果稳健。

3.3　内生性检验

为了解决由于可能由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3个工具变量“IV1” “IV2”和“IV3”分别代入模型中，使用2SLS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Anderson canon. corr. LM statistic （ACCLM）至少在5%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原假设，表明3个工具变量能够有效识别内生变量。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CDWF）大于10%统计水平上的Stock-Yogo临界值16.38，拒绝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同时，豪斯曼检验的统计量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无法拒绝模型中存在内生变量的原假设。在纠正内生性问题后，3个核心解释变量均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这与前述的结果一致。研究假说得到验证，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土地转出的稳定性。分析结果认为，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而言，其本质在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会因为非农就业质量的提升而下降甚至完全消失，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促进农户融入城市，使得农户与土地的空间分离得到强化，同时，单纯依赖农业生产的家庭生计方式得到彻底转变，土地产出或租金都不再是家庭主要生计来源，进而使得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被剥离出去，最终激励农户选择长期转出土地。通过比较结果不难发现，3个核心解释变量对当前连续转出土地年限影响的边际效应小于对未来连续转出土地影响的边际效应。可以看出非农就业质量不仅影响当下的土地转出稳定性，更加影响流转到期后的续约前景，原因是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二者之间的转换需要经历农户的价值判断。非农就业质量是农户判断未来职业上升潜力乃至能否扎根城市的主要依据，相应的也是农户未来能否彻底离农离地的主要依据^［64］，不仅如此，非农就业质量的提升使得农户不愿意将更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重新订立流转契约，从而倾向于选择与当前交易对象续约长租期^［65］。因此，从长期来看应当重视非农就业质量的持续性提升以促进土地转出稳定性的持续提升。

3.4　进一步分析

1）基于代际差异的异质性分析。老一代农户和新生代农户成长经历差异决定了各自对待土地的态度截然不同^［28］，因此检验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影响的代际差异。本研究参照陈美球等^［66］的研究，若样本农户1980年前出生视为老一代，反之则为新生代，采用基准模型进行估计。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但是对新生代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造成该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老一代农户和新生代农户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老一代农户依然把从事农业生产作为退路，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故土有着很深的眷恋^［67］，同时，老一代农户掌握农业生产技能并且有农事活动经验，客观上保证其能够把土地作为“退路田”^［68］，因此老一代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很大程度上受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相反，新生代农户扎根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这部分农户中的绝大多数主观上不愿意回乡种田^［69］，客观上欠缺农业生产技能和经验，很难以农业作为谋生手段^［70］。因此，无论非农就业质量如何，新生代农户都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而非返乡务农，土地转出决策不受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

2）基于非农就业地离家距离的异质性分析。非农就业地离家越远，往返订立土地流转契约的交易成本越高，从而可能使得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被放大^［71］。为进一步分析非农就业质量对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在不同非农就业地点离家距离中的影响差异，本研究将户主非农就业地点离家距离按照中位数分为两组，分别是≤50 km和＞50 km，由表7可知，3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在距离≤50 km和＞50 km的子样本中差异不大。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不会因为非农就业距离远近而产生显著差异。原因是，一方面，互联网通讯的快速发展使得远程订立合约成为可能，从而弱化了就业距离对土地流转交易的影响；另一方面，非农就业质量的提升使得兼业的机会成本上升，尽管距离近为兼业创造了便利条件，农户依然更倾向于转出土地^［72］。

3）基于职业类别的异质性分析（表8）。在中国，“体制”门槛是区分职业类型的重要指标，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意味着能够获取稳定的收入、良好的公共福利和顺畅的职业上升通道，努力通过层层选拔机制进入体制内工作成为优先的职业选择^［73］。本研究将样本农户分为“行政事业单位”和“非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估计2

2 “体制内”工作主要指行政事业单位，包括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职业种类，其余为“体制外”工作。

。结果表明，改善非农就业质量能够显著提升“体制外”农户的土地转出稳定性，但是对“体制内”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分析原因认为，一方面，“体制内”工作的农户在就业时间、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异不大，导致变量缺少变异性；另一方面，和“体制内”工作相配套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声誉等利好使得“体制内”工作的质量已经无法单纯用就业时间和收入来衡量^［74］。

3.5　机制检验

为检验非农就业时间和非农就业收入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机制，本研究进一步使用Probit模型检验了非农就业质量对城市定居意愿、地租偏好和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认知的影响（表9）。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农户城市定居意愿和零租金出租土地的概率，同时显著降低农户以土地作为生计来源的认知。

结果印证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通过强化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弱化农户对地租的偏好、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升土地转出的稳定性。本研究通过整理深度访谈资料进一步分析这3条作用机制的实践经验。

1）非农产业下沉带动就地城市融入。高粱酒酿造是开化县大溪边乡的传统特色产业，但是传统家庭作坊的经营模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品牌效应，并且容易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因此许多家庭放弃经营高粱酒作坊，选择外出务工。为了重振这一当地特色产业，开化县通过“开化两山银行”引入国有资金支持，在当地建设标准化的高粱酒酿造车间，引进先进的工艺和设备，起初，工厂向当地农户收购高粱，但是农户种植的高粱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难以满足收购要求，因此工厂决定流转土地用于高粱种植，将就业岗位和土地流转指标挂钩并下放到各村，获得大溪边乡镇府和村干部的积极配合，为当地农户提供了128个就业岗位，当年创造约620万元的工资性收入，同时流转733.33 hm²集中连片的高粱种植基地，并且土地流转合同租期达到15年。不难发现，通过产业下沉使得当地农户无须背井离乡即可获得优质的就业机会，借助本地就业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市融入，极大降低了城市融入的难度，促进了土地的稳定转出。

2）非农产业融合地方特色农业促进红利共享。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主打草莓种植，有企业想在当地引入喆畋菠萝莓（白草莓），并建设智慧大棚，同时将休闲采摘、农旅观光融入产业形成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园。但由于当地临近高速公路口，交通条件便利，农户对土地的估值较高，并要求土地租约一年一签，这给企业投资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为此，企业找到当地政府和村干部集思广益，确定农户以土地入股参与企业经营和年终分红，最终企业从当地35户农户流转14.87 hm²土地10年的经营权。该项目在建成投产的当年年收入就达到1 442.8万元，当年实现净利润约381.5万元，向参与土地入股的农户分红42万元，平均每户获得超过1万元的分红，远超土地租金，除了分红，该产业园每年可吸纳8 000至10 000个工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此外，借助项目提高全片区的绿地率及林木覆盖率，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不难发现，通过非农产业和特色农业的融合并构建以要素入股为主要形式的农户利益共享机制，避免因为农户地租偏好过强造成的土地转出不稳定。农户从“打工人”到“股东”的身份转变促使企业和农户达成激励相容，从而提升土地转出的稳定性。

3）多元化“退路”弱化土地的社保功能。外出务工农户难以融入城市社保体系，因此不得不把土地视作退路。近年来，农村公益事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得农户的退路不再只有土地。浙江省淳安县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而成为浙江省唯一的生态功能区，为了保护好森林资源，淳安县从1999年起开始实施生态公益林制度，对生态公益林实施全面禁伐并对相关农户给予补偿。截至2019年，全县生态公益林16.65 hm²，占全县森林面积的49%。为了保护生态公益林，淳安县组织生态公益林范围内的村庄成立护林队，优先安排本村的返乡农民工担任队员，护林队员的日常工作是巡山记录植物生长和野生动物活动的情况，同时防范偷采偷猎行为，由县财政按月支付工资。除了生态公益林保护，淳安县吸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公益事业还包括水源地保护项目的河道巡查员、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环卫工人、村日间照料中心的护理员等农村公益事业岗位。未来乡村发展过程中，与生态保护和社区养老相关的公共服务需求必然增加，相关岗位吸纳返乡人员就业的潜力巨大，而通过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使得外出农民即使“退回”乡村也不必然“退回”土地，从而弱化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有利于促进土地的稳定转出。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利用2021年对浙江省钱塘江源头山区4县480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农就业质量对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1）农户普遍从事非农就业，但是就业的稳定性不足、收入较低并且缺乏保障。

2）优质的非农就业机会能够提升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具体而言，农户从事的非农工作越稳定、非农收入越高，就业的社会保障越完善，则土地转出稳定性越高，在处理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

3）进一步分析发现，优质的非农就业机会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农户和“体制外”就业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但是无法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户和“体制内”就业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并不因为就业距离的远近而产生显著的差异。

4）机制检验表明优质的非农就业机会提升土地转出稳定性的机制在于强化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弱化农户对地租的偏好以及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4.2　政策建议

1）针对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结合山区交通、信息相对闭塞严重制约农户提升非农就业质量的特点，需要完善道路交通设施，在山区农户中普及互联网并培训农户应用互联网择业的方法和技巧；不仅如此，山区县往往是劳务输出大县，需要基层相关部门有序引导、强化培训、对接上岗，通过点对点的组织化就业帮助农户克服劳动力市场摩擦以提升就业质量；要以县为单位，在非农就业的主要目的地设置帮扶工作站，为本地农户提供就业指导、异地社保办理以及维权服务。

2）针对非农就业质量影响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异质性，结合老一代农户越来越无法胜任高强度体力劳动的特点，需要加大对其职业转型的服务力度，同时要抓住新生代农户的城市融入契机，不断丰富和完善土地流转乃至退出机制，进一步提升土地转出的稳定性；还要重视体制内、外就业质量的巨大差异，打破“体制鸿沟”，保证农民有充分的权力通过平等竞争获得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机会，同时还要努力缩小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就业质量差距，着重改善体制外市场环境下的非农就业质量。

3）针对非农就业质量影响土地转出稳定性的作用机制，结合山区自然禀赋特点，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山区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农＋文+旅”融合产业链，通过产业下沉促进山区农户就近融入城市，降低城市融入门槛；同时，鉴于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往往对土地有较强的禀赋效应，需要推广土地入股让农户共享产业收益，引导农户获益方式由地租转向分红以弱化地租偏好；山区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山区发展生态公益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需要持续支持山区实施重点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创造更多稳定的生态建设和保护就业岗位，拓宽农户返乡就业的渠道，以弱化和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促进土地流转的长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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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育专项课题(21YJRC12-3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