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继脱贫攻坚之后国家主导下的又一乡村社会变革工程。目前乡村振兴理论研究与实践多聚焦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升级
［1］、乡村文化业态
［2］与特色村庄示范
［3］等规模化和市场化运行逻辑议题，而较少涉及农业生产系统
［4］的常规生产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关系的研究，同时实践中农业生产在乡村振兴行动中尚未得到重视，农民参与感缺失，间接导致乡村振兴被简化为社会治理问题的发展倾向。究其原因，在于当下农业经营的组织方式存在效率低下现状和生产增收的现实短板难以被克服
［5］。但客观事实是，在乡村体系中农业产业植根于乡村，乡村为地理空间的地域单位，而地域是从事生产和生活的人类活动的场所，是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均具有一定自律性和个性的完整的地理空间
［6］。农业、农村和农民事实上共享同一乡村地理空间，并形成以农业为生计支持村庄运行体系与农民生活模式。三者间互为表里，紧密交织，因此农业对乡村的振兴驱动作用难以被替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二十字发展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进入到全新阶段。其中产业兴旺是激活乡村活力的动力源泉，也是重塑与理顺乡村社会整体发展与治理秩序的基础环节。因此，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应以农业产业为抓手，以激活农民主体性为目标，群策群力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本研究列述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对农业价值的需求变化趋势，理清生态文明新时代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的价值追求特点，结合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10年实践案例，分析全域有机农业价值内涵，探讨全域有机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方式方法与内在逻辑，探索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性，以及作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战略建设道路的可行性。
1 乡村振兴下的价值耦合
1.1 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农业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土地与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农业是劳动力在土地上生产活动产生产品，以满足社会物质与经济需求的系统与运动。考古学研究证明，我国至少已有8 000年以上的农业发展史。农耕文明时期的传统农业属于小农经济，其土地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低下，国家长期处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状态，以精耕细作的农业维持国家与社会农产品供给，特别是食物产品的供给。这一时期国家或社会主体对农业与乡村的主要价值追求为社会价值，即农业活动更多地偏向于满足社会需要。由于农耕文明对自然环境系统依赖水平较高，受其影响传统农业对社会价值的保障能力波动性较大，“丰年”时期，农业社会价值溢出，对关联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同样有促进效应，乡村社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稳定的支撑力；反之，在遭遇大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或人多地寡矛盾尖锐化，对其社会价值挤压之下，同样会伤害到其它价值。久而久之，导致传统农业社会普遍存在乡村社会经济落后、乱伐滥垦和土地荒漠化等问题。
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将社会力量聚集到了资本决定生产生活的轨道。工业文明主导下的常规现代农业运转以经济价值为单一核心，忽略其它价值的存在。雷蒙·威廉斯
［7］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是乡村和城市的大部分历史的一个基本过程。几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的乡村，创造了我们这种类型的城市。工业文明越向前发展，在农业上形成了今天常规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机械化、商品化的生产模式与基本特征，其结构性失衡问题逐渐显现。从17世纪至今约400年的时间，工业文明下的常规现代农业先是伤害了社会价值，造成乡村老龄化和空心化，乡村经济凋敝；同时造成生态价值减损，导致水源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比比皆是；然后是城乡失衡，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此外在经济功能方面也是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频发。
比较而言，农耕文明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在根本上受限于技术水平，直接限制着土地生产效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当面临人口增长或重大自然灾害爆发时，造成文明危机爆发；当压力减退时，文明开始恢复发展。这成为农耕文明延宕万年之久的基本周期运动。而工业文明几乎是与科学技术同步发起兴盛的。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价值观在根本上统合全部社会经济活动，效率至上的价值导向同样限制了科学技术的革新能力，时代烙印之下的科学技术难以助推多元价值理念的复兴。这是当下城乡关系失衡、诸多经济社会生态问题同时出现以及乡村困境的基本原因。
生态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结构性现实困境的自觉反思后重新实践建构多元价值并举的新文明形态。在国家结构之中，乡村是城市基础。要解决今日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城乡矛盾，仍需从乡村根基处入手，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农耕文明时期及工业文明时期不同，生态文明同时重视对文化价值的建设，以弥合不同价值观的内在张力，从而将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融为一体，以实现统筹兼顾的城乡共荣建设目标（
表1）。
1.2 乡村振兴下的多元价值耦合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正式启动国家主导下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其基本模式是在中国传统农业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外农业实践经验教训探索发展出的中国农业生产模式。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开启了全面接触欧美现代化，接受欧美模式的过程。国家依靠原有农业现代化积累基础，大量引进农业技术与模式，消化、吸收与创新，推进常规农业现代化建设。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05亿t，2023年为6.95亿t，增长了一倍以上
［8］。这一阶段的经营体系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迅速成为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的方向，期间经济目标驱动逐渐成为主导力量，同时放松了对乡村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问题的关注。在持续发展40多年后，我国乡村整体显现乡村社会失能、土壤退化、水源污染、农业物种多样性减少和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农产品等问题。“三农”问题长期掣肘国家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短板。
早在1984年前后，在国家温饱问题解决在望的形势下，就有专家提出进一步探索传统农业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问题。2000年李昌平提出了“三农问题”的认识
［9］；2003年之后，国家面对粮食总产量下降问题，连续20多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提升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可见多层次多视角对农业现代化探索工作始终在进行。2017年十九大会议上，中央正式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推动乡村区域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大振兴目标。同年9月26日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了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内容
［10］。相关表述与内涵均明确指出未来乡村振兴并非任意单一性领域的增长，而是面向生态文明时代乡村多元价值的全面复兴。其中产业兴旺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与基本保障，即从经济价值入手，既符合外部市场对经济效益的诉求，也回应农民与乡村内部主体的利益需求
［11］，激活乡村整体价值体系与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实现城乡系统有机联动。从运动机理看，农业产业根本上是与农民、农村关联紧密的活动，是农村社会赖以运转的核心基础，向上与国家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大局关联；通过经济繁荣，带动“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可拉动人员从城市回流，实现乡村社会价值；全面实现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必然要求彻底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进而与生态价值连结；“乡风文明”则代表文化价值，标志着重塑村庄文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是面向生态文明时代乡村多元价值体系的建设（
表2）。
1.3 有机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途径
有机农业是促进和加强包括生物多样性、生物循环和土壤生物活动的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的整体生产管理系统
［12］。20世纪80年代，有机农业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和理念进入我国，由于其与我国传统农业价值观存在共通，同时其理论价值、技术手段和生产工具等方面优于传统农业
［13］，而被国内生产者吸收与接纳。微观实践证明生产有机化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14］与促进农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保护
［15］的同时存在正向反馈。在宏观层面应对食品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方面效果明显，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与乡村社会安全问题方面潜力巨大，具有突出的多元价值耦合功能，与国家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方向吻合，因此有机农业在我国发展迅速。2022年中国有机产品销售额高达877.6亿元，有机农产品市场规模连续多年全球排名第四
［16］，与国际上有机农业发展连续多年10%左右的增长率保持同步。随着近年来我国全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有机农业产业在地化得到各级政府的政策倾斜。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正式成为国家农业发展现代化进程当中的重要价值核心
［17］。农业农村部连续3年在落实国家中央一号文件任务部署中将扩大有机产品种植规模作为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全面转型的重要任务。有机农业发展至今，在中国已具备了可观的市场基础与发展环境。随着相关技术不断涌现，原有“小众农业”
［18］已发展成为足以影响建设村庄社会空间现实生产生活的新型动力系统。其所具有的新质生产力有望更新乡村生产模式，增强乡村社会建设信心，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与村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层乡村践行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
2 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理论认识与实践路径
乡村的振兴是我国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支点，粮食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始终伴随着产业发展延续至今。如何去破解这样多元交织并存的乡村复杂性难题，重构多元价值整体复兴的村社空间，是摆在学者与行政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以此类问题为导向，2013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在山西省灵丘县进行了为期10年的全域有机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2.1 全域有机农业的理论认识
1）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4项建设任务，分别为食品安全、粮食安全、乡村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19］。其中，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任务属于产业兴旺任务，生态环境安全属于生态宜居任务，乡村社会安全则属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任务。其背后与乡村振兴的多元价值耦合密切联系。常规现代农业下单一经济价值观驱动的乡村振兴显然不能应对这一整体发展需要，必须开拓新路，才能完成乡村振兴任务。
2）全域有机农业来自地理科学的地理系统认识，其概念为一定地理单元内（村庄及规模大于村庄的地理单元）的每一块土地、每个人、每项生产生活内容均实现了有机化的系统结构。
3）根据全域有机农业内涵，可以推导出3项建设内容，分别为有机生产、有机社会和有机社区
［20］，三者分别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相对应，是统一的关系。由于现实县域城乡关系中城市强乡村弱的基本格局，要实现村庄板块的有机化，就必须同时实现城市有机化。因此，全域有机是现行有机农业生产模式的产业升级，是包括城乡有机生产、城乡有机社区和城乡有机社会在内，以城市为主导、乡村为主体的有机化建设（
表3）。
4）合作社是县域乡村振兴的核心模式，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全民共同富裕的要求，从根本上阐释了合作社为今日乡村组织有机生产的最佳方式。
5）有机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开路先锋，将有机技术体系和合作社组织管理体系相结合，建立有机合作社，符合乡村振兴任务要求，有望从根源上扭转“三农”问题“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开创农业、农村和农民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全新局面。
6）现阶段有机合作社建设可采用五统一分（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生产资料、统一安排农事操作、统一产品销售，分户生产）的组织方式启动建设，规划人员、技术人员全面介入，协助农户在生产实践中的转型，通过合作社统一采购、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和统一销售，解决农户种植难、管理难和销售难的核心困难，实现农户为主体的有机合作的组织管理体系运作，同时可有效避免“吃大锅饭”的旧病复发。
7）村民是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主人，只有围绕乡村生产进行产业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团结动员乡村民众，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与创造势能。
8）县级党政领导是前线总指挥，基层党组织是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战斗堡垒。组织振兴与人才振兴可望将全域有机农业建设与乡村振兴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全域有机农业为抓手，完成乡村振兴建设任务
［21］。
2.2 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大同市灵丘县位于山西北部东缘，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为7县交汇之地，与河北省涞源县、阜平县相邻，县内唐河、沙河属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水资源丰富。后被确立为雄安新区重要生态涵养区和水源地保护地之一，因此优先发展生态产业建设既是灵丘县发展机遇，也是对整体治理诉求的回应。自2013年起灵丘县开始全域有机农业的生产实践，以种养结合、有机引领、农牧循环和绿色发展为产业支撑，积极探索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一二三产业联动的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经10年发展探索，全县创建有机旱作杂粮示范片16个，推广示范面积1 333.33 hm2，绿色、有机认证品种累计达到103个，认证面积6 666.66 hm2。2019年被确定为山西省“全省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县”，其下红石塄乡获评“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示范乡”称号。回顾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实践与地方乡村振兴经验可以发现实践层面中二者互为表里，以全域有机农业为抓手的产业建设在执行过程中具有以下经验。
1）县级党政领导亲自领衔建设，村级两委是战斗堡垒。灵丘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攻坚时期国贫县的领导班子通常相对稳定，这为灵丘县前期阶段稳步推进全域有机农业实践提供了保障。时至今日，县委班子已经更换了3次，但每一届领导班子都对全域有机农业高度重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是铸就今日灵丘全域有机农业产业化的根本保障。有3件事例可说明这一点。其一，灵丘县2013年制定《灵丘县有机农业园区建设实施规划》（2013—2030）
［22］后，当年通过县人大决议，一直执行至今；其二，为长期推动建设，政府以县有机农业办公室为基础组织推动地方有机产业建设，并延续至今；其三，于2014年发起《中国·大同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坛》，每年一届，每届不少于300人，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从未中断。目前这一论坛已经成为联络有机农业建设的人才平台与信息平台。没有坚强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没有全县各部门、各级基层领导的重视，海量般的建设工作在区域内整体推进是不可完成的。此外，基层干部，特别是村两委十分重要。在创建灵丘全域有机农业试点村——车河有机社区过程中，支部书记王春领导的村两委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今日的车河有机社区是在2014年由2个支部合并建立的，包括81户人家，期间引入山西金地矿业集团公司联合成立车河有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时成立灵丘县道自然合作社，在一年之内完成整村重建，所有工作都按计划推进落实。全域有机农业村社的建成充分展现了基层党支部和村两委的可靠性与战斗力。此外在灵丘县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和北京平人农场灵丘三合地有机蔬菜合作生产基地建设中，基层乡镇领导与村两委均发挥了积极作用，证明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基层党组织仍然是可信赖的，是有战斗力的。
2）以产业兴旺作为着眼点，以有机合作社为抓手，渐次展开建设。有机生产、有机社区和有机社会3项建设内容肩负着3项价值建设及耦合任务，在县域建设实践中当如何破题并且展开建设呢？灵丘的实践经验是以产业兴旺为着眼点，以有机合作社为抓手，从而取得突破，自下而上推动基层乡村振兴建设。从2013年开始，车河有机社区是依靠大型城市企业山西金地矿业集团公司支持，以乡村有机社区建设为切入点，取得突破，然后迅速转向道自然有机合作社生产、生态文旅与有机社会建设；东河南镇青泥涧村的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是从2016年开始，依托天津恒嘉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灵丘分公司落地建设，基本站稳脚跟后，2019年正式成立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一步一步走向正规；北京平人农场灵丘三合地有机蔬菜合作生产基地是在2017年开始中心示范基地建设，2019年开始推进多种生产内容多点合作生产。有机合作社的建设使建设者建立了信心，站稳了脚跟。车河有机社区2017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2020年疫情情况下接待游客8.5万人。10年时间里车河有机社区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人居收入从2013年的2 300元提升至2023年的23 500元，已经有17位曾经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陆续回村参加建设；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已经发展到14户45人，社员收入稳步增长（2021年为34 506元，2023年为38 509元），不断吸引新的合作者加入建设，合作社所在的青泥涧村已经成为全域有机农业的“明星村”。北京平人农场灵丘三合地有机蔬菜合作生产基地则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甚至在疫情期间都保证了北京有机蔬菜的连续供应，其中有机西红柿已经成为当地品牌。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案例，正在产生连锁效应，全域有机农业在灵丘县所形成的产业环境为当地乡村有机农业区域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扩散基础。
3）科学技术要深入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发挥核心创新作用。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实践与理论创新建设是从零开始的。十年中，经历前期规划工作、2017年有机旱作农业建设展开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2021年国家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以及科技依托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与灵丘县组织管理体系不断更替发展的建设历程，在此过程中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科技团队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地方情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参与工作，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随时总结提供科学理论，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发挥了创造性作用。全域有机农业的科学技术工作建设包括2项核心建设任务：第一项为建设先进的技术体系，包括种质资源体系建设、肥料体系建设、农机体系建设、加工体系、零污染环境保护体系和生态村庄建设技术体系等创新建设；第二项为建设先进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合作社组织管理体系、基层党组织与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新型市场经济组织管理体系、乡村振兴科学技术体系创新建设和民间自组织管理体系等创新建设。先进的技术体系与先进的组织管理体系2项任务建设给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于产业技术的升级与体系的革新。灵丘建设实践中提出的以生物肥料为核心的“1+3+1”模式（一个微生物工厂+县乡村三级生物肥料体系+完整的农业生产体系）、有机合作社的定位、“五统一分”的有机合作社组织方法等就是相关建设成果。灵丘的经验证明，乡村振兴相关的科级单位、科技工作者及正在成长着的未来科技工作者与乡村振兴实践的有效结合是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路径。灵丘案例中产业技术人才通过对乡村振兴的第一线调查研究，从认识有机农业生产技术入手，以有机合作社建设为起点，展开创新研究，用《实践论》的方法推进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将多元价值耦合的核心思想融化到具体的建设行动中，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4）在实践中锻炼、创造培育一支由优秀人才组成的乡村振兴建设队伍。乡村振兴可以见到的是产业振兴与生态振兴，更重要的是人才振兴、组织振兴与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一样，全域有机农业建设表面上是有机农业生产建设与有机乡村社区建设，但根本意义上是乡村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人的建设是第一位的建设。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实践始终重视社会建设问题。2013年规划工作中，邀请了全国16家单位的 71位学者、专家和实践者参加规划，将当下最重要的研究与实践进展进行了综合集成。规划期间曾对全县每一个相关委办局、相关村庄进行考察，还召开过全县三级干部报告会，邀请专家进行有机农业建设的专题报告。2014年开始每年都召开《中国·大同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坛》，会议期间要求每一位专家与相关委办局、乡镇、村庄和企业的人进行一对一接洽，考察进而提出合作项目，许多项目就是这样落地的。论坛形成了会前、会中、会后，会上、会下积极互动的特色。此外，邀请数以千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主的国际国内相关专家、实践者和学生到灵丘进行考察、调研、研讨和论证，一批管理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家、合作社带头人、村庄骨干和大学生在此过程中得以锻炼成长，多数人已经成为建设骨干，在灵丘及灵丘之外的工作岗位发挥作用。这又成为新的建设基础与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新人健康成长，推动事业健康发展。
5）用落实时代任务的方式，耐心细致地推进各项系统建设工作。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战略均为时代建设任务，同时其抓手与标的均在于基层农业农村，在深层意义上涉及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建设与耦合要求。全域有机农业对内合于4项价值耦合建设要求，对外根据国际国内需要与不同地理单元实际情况，因势利导，步步为营，推进建设，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全域有机农业是完成乡村振兴战略任务，通向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途径与基础工程。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实践表明，建设者必须以推动全社会建设为己任，要有时代使命感、责任感，要有能力、有信心，才能完成建设任务。发现、锻炼、聚集与科学地组织建设者，推动社会意义上的有机化建设，是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关键任务。有机乡村板块与有机城市板块互动，有机生产、有机社区和有机社会关联，国内与世界有机化建设共振，构成了巨型系统工程建设的基本内容，共同决定了必须用落实时代任务的方式，耐心细致地推进各项系统建设工作。
3 全域有机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3.1 通过有机农业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价值转换是实践生态文明的重要路径
从本质上讲，工业文明时代与农耕文明时代相比只是提升了经济价值的追求强度。尽管如此，工业文明下的殖民化、垄断化、科技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依然让全世界都领教了它的革命性变化的威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统治……它创造了巨大城市……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23］。农耕文明时代与工业文明时代均属于人类文明的经验型时代。即在社会总体意义上处于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发展导向的模式。然而，这样的发展方式在对待长期利益与长期战略性问题的思考时仍有不足之处。当下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和国际农业安全问题同步爆发，是城乡结构的失衡在基层乡村板块的集中显现。生态文明的反思肩负着对上述所有问题的回应与弥合，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即追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耦合。实现这样崇高的建设目标，对当今人类社会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即必须要实现智慧大飞跃。钱学森
［24］曾经指出，人类发展将走向先实现科学革命，再实现技术革命，然后推动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新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讲，今日全域有机农业建设、乡村振兴、城乡和谐和地球村建设等，不过是人类社会由经验型时代走向智慧更高时代的阶梯，是人类集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更高水平的建设运动。
3.2 我国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致的多元价值耦合追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成为化解新时代多重矛盾的重要抓手
［25］。乡村振兴战略立足于乡村，致力于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是平衡城乡结构和解决“三农”问题，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基本战略举措。从上述意义上讲，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回应国家治理战略诉求成为时代的客观需要。进而要求在乡村振兴谋篇与实践过程中，其所产生的外部性效能既要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还要肩负起城乡和谐发展与融合发展的任务
［26］，保障国家实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平稳转型。由此规定了多元价值耦合是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统一的价值追求。从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的实践案例看，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理念革新的在地化普及是撬动县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杠杆，为期10年的实践表明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对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目标具有良好回应，实践中探索的全域有机农业在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的生产技术体系与组织管理体系的乡村适应性、城乡关系本质上的和谐共生性以及由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连续性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3.3 全域有机农业践行乡村振兴战略任务是长期而充满挑战的过程
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10年建设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放在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的高度看，还处于初始的建设开端。迄今为止，灵丘实践只是在有机合作社建设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在全域有机村庄建设上经验与教训并存，在全域有机乡镇建设上教训多于经验，严格意义上讲全域有机县建设上仍存在距离。而现实的建设任务是，有机合作社由单一经济价值追求走向多元价值追求存在系列创新要求，从有机合作社典型案例走向一般有机村庄建设存在有机农业生产、有机乡村社区建设和有机乡村有机社会建设的创新要求，从有机村庄建设走向有机乡镇建设存在巨大的组织管理体系创新建设任务，从有机乡镇走向有机县建设存在县城板块与乡村板块的耦合创新建设要求。以此类推，全域有机农业为实现从“一业”“一域”到“全局”提出了可行的实践路径，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并重，持续推动区域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27］，进而形成融合匹配“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乡村社会、经济、空间重构和发展的模式”
［28］。
4 结论与展望
4.1 基本结论
1）从历史发展角度认识，世界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化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期间，由单一经济价值取向向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多元价值耦合取向转变是人类社会经济与生态大系统运动的本质规定，也是对建设者提出的客观要求。
2）乡村振兴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城市板块与乡村板块关系间的再平衡行为，其中乡村板块为基础性、国家战略性建设任务。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是国家审时度势，面向生态文明时代做出的正确决策。国家乡村振兴的建设五项目标与五方面振兴措施，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价值耦合要求。生态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方向，乡村振兴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建设内容，两者是高度统一的关系。
3）以地理系统理论为指导，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10年建设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表明，全域有机农业可望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可靠方法与基本路径。
4.2 发展展望
大约在1万年前的世界农业起源时期全球人口规模约为500万，2023年世界人口为80.86亿，增长了1 600倍以上，预计未来人口压力仍将长期处于高压区间。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使得城乡关系成为单向的汲取模式，城乡发展难以平衡，“乡村病”凸显，多重矛盾加剧
［29］。这是国家资源有限情况下人地关系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根本原因。工业文明解决不了它创造的问题，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近代史发展中，因多种原因作用，我国最终卷入了工业化、城市化浪潮。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0.6%，1978年为17.9%，2000年为36.2%，2020年为63.9%，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城市人口增长规模最大的国家，农业产业在社会经济配置中的弱质性越来越难以改变
［30］，乡村板块5大安全问题短时间内先后爆发，已严重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生态平衡发展。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国家意义上是满足城乡居民共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1］，在全球意义上则是探索人类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建设根据当地实际，通过多元价值耦合，寻求县域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方式方法与道路，取得了部分经验。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正进入全面展开建设阶段，期盼着全域有机农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对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能有所助益。
灵丘县乡村振兴研究技术服务项目(6919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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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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