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场是依据生态学原理,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和多样性原则,通过整体设计和合理建设,获得最大可持续产量,同时实现资源匹配、环境友好和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生态农场建设意义重大
[1]。农业农村部在2019年提出“加快形成一批以绿色优质为特色,集科技创新、休闲观光、种养结合的农业产业集群”
[2]。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3]。生态农场的建设,融合多种业态,有利于休闲农业、种养结合等多种形式发展,有利于推进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转向绿色可持续发展
[4]。“大国小农”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农情,也是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必然考量的客观实际
[5]。作为“大国小农”,我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原住民,从古至今都是原住民的小农经济,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农业在以规模化为特征的1.0到以设施化为特征的2.0,产量增加的同时出现了食品质量劣化、生态环境退化等严峻问题。农业3.0以三产化为特征,强调立足现有资源进行绿色创新,转变规模化和工业化的思维,以景观农业为基础,将休闲旅游和养生农业作为绿色经济的主题,以三产带动一产和二产,促进增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农业4.0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为特征
[6],利用互联网工具挖掘乡土本地化题材,吸引市民下乡,推动农业进城,构建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的新型产消合作关系。
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力量
[5]。事实证明,走欧美式道路发展大规模农业,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适度规模、多种经营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面对原住民的历史格局和“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一个个“小农”如何开启农业的生态化建设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值得探究。“小农”可以参与的经营主体建设主要有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按照《“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有关要求,推进绿色科技成果转化和绿色技术先行先试,引导小农户应用绿色技术
[7]。农业农村部制定的《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通过科学评价、跟踪监测和指导服务,在全国建设1 000家国家级生态农场,带动各省建设10 000家地方生态农场
[1]。生态农场是实现全域有机农业的重要载体,通过合理的种植结构、养殖结构等措施建立起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推进生态农场建设是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政策措施精准落地的重要载体,可以为全域有机农业提供实践经验和示范,推动全域有机农业的发展。以往研究多集中在对大规模农场、农业园区等带有强资本性或政府引领的经营主体的案例研究
[7],而对小规模农场的研究较少;对家庭农场及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研究多集中在常规化学农业的组织化发展,而缺乏对生态农业理念指导下新型经营主体的成功个案梳理及对比分析
[8]。
重庆是个山城,具备天然的立体自然生态环境;重庆又是个大城市与大乡村的融合体,具备城乡融合发展先天优势。在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的大时代背景下,本研究聚焦生态“小农”的建设与发展,以产消组织化为视角,引入“双重组织化”概念
[9],详细梳理A生态农场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凝练其成功的内在机理,以期对山区小规模生态农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依据。同时,增强“小农”生产者的生态意识和信心,唤醒市民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建立产消对接的新模式,助力全域有机农业。
1 案例简介与资料说明
A生态农场成立于2016年,位于重庆市涪陵区,距重庆主城约60 km,共有5个基地:主基地、土猪基地、土鸡基地、黄牛基地和蔬菜基地。其中主基地属于农场独资流转土地,以体验、教育为主,占地约1.67 hm2。土猪基地为农场独资建设,占地约0.33 hm2,土猪采用散养和圈养相结合方式,主要饲喂玉米、麸糠等,年出栏300余头。土鸡基地依靠自然山林,土鸡采用完全散养模式,主要饲喂玉米、糠麸、天然草和有机矿物质,先以产蛋销售鸡蛋为主,后期再销售土鸡。黄牛基地采取与农户合作形式,利用天然林草资源放养黄牛。蔬菜基地采取合资共建方式,蔬菜种植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按有机农场标准组织生产。
2016—2017年A生态农场投入资金70万元先后建立了土鸡基地、黄牛基地和蔬菜基地,现有合作自然教育机构10余家。农场现有稳定会员500余人,每年招募会员,定期为会员配送土猪肉、生态牛肉、土鸡、土鸭、土鹅、禽蛋和生态蔬菜。A生态农场成立以来的资金投入及收入情况如
表1所示,从2018年开始农场实现盈利,2020年实现回本,成立7年来实现可持续稳步发展。
本研究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的研究方法
[10],通过农场负责人访谈、实地考察、参加农场活动、开展学生实习实训、开发课程等方式收集A生态农场发展历程资料,并按时间顺序对农场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提取关键事件进行分析,从整体性和动态性2方面揭示农场运行的机理,总结“小农”低成本、可持续生态化转型之路。
2 A生态农场的创设与运行
2015年中央农村会议强调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11]。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逐渐向高、精、尖方向转变。从地理环境上看,A生态农场位于重庆涪陵,地形崎岖,地势以山地丘陵为主,开展规模化农业种植成本高、风险大,劳动成本高。如
图1所示,A生态农场在运营模式上主要打通了“农业进城”和“市民下乡”2条线路,农产品会员配送与消费者乡村体验持续推进,2023年起陆续开启了有机农产品深加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2.1 定位生态猪,免费品尝刨猪汤实现引流
2016年,A生态农场开始设计建设并定位为“订单生态农业”,农场根据与消费者之间签订的订单,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有效控制了成立初期经营风险。“订单生态农业”的模式定位有利于A生态农场平衡资金和生产风险,保证养殖生态化、高效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农产品供应质量上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如以黑猪养殖为主要发力点,与当地农民合作养殖黑猪30余头,为了提高农场知名度,推广生态土猪肉,A生态农场设计了年底免费品尝刨猪汤活动,建设第1年便实现了保本养殖。
2.2 模式会员制,定期配送不降价沉淀客户
2017年,A生态农场正式进入常态化生态土猪肉供应模式,该模式遵循3个原则,即:“会员制” “每周屠宰配送”“绝不降价”。“会员制”指消费者向A生态农场预付一定的农产品费用成为农场会员,A生态农场按计划生产,承诺坚持全过程有机种养,每周为会员配送猪肉;“每周屠宰配送”指每周坚持屠宰、配送1头黑猪,保证农场土猪肉屠宰供应稳定,提升会员信任感,从而建立稳定的会员群体;“绝不降价”指土猪肉定价始终保持在76元/kg,确保A生态农场在经营中的定价权,控制养殖风险。在服务内容方面,主要包括配送上门和乡村体验。2017年10月,农场策划了乡村体验活动,体验费用为100元/人,截止2017年年底,A生态农场共举办了6场乡村体验活动,共计接待约500人次。
2.3 生产合作化,双向赋能多样性提升服务
2018年,A生态农场根据市场需要在生产端与重庆B农场合作建立了蔬菜基地和黄牛基地,通过合建丰富了农产品种类。在消费端与重庆10余家自然教育机构合作,逐步探索“双向赋能”,即A生态农场提供有机农产品和研学基地,会员和合作教育机构为农场进行品牌宣传,提供新的消费需求和发展思路,双方既是买卖关系,又是合作伙伴,彼此互相赋能、互相支持,共同参与有机农业生产链。通过生产合作和“双向赋能”,A生态农场客户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逐步显现。
2.4 布局分区化,高效物流独立性增加收益
2019年,A生态农场将养殖基地与体验基地分离,一方面避免猪瘟的影响,另一方面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增加了观赏场地。随着客户群体的增加和农场运作不断完善,为更高效进行产品配送,更大范围拓展客户,A生态农场建立专门的物流配送,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农场周边的基础设施如停车场、公共厕所、陈列馆等的建设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基础建设产权属于村集体所有,A生态农场负责运营,每年按照农场收益情况支付给村集体相应的费用,提升了村集体经济收益。
2.5 管理组织化,公开定价合理性扩大产消
2020年,A生态农场发起并成立了本乡镇的生态农业联盟,在生产端积极与农户、村民代表及村支书等探讨有机种植方案与产品定价,在消费端与消费者开展价格听证会,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价格达成一致后再开展订单生产,规避了A生态农场的生产风险。
2.6 高校参与式,科学赋能专业性提升影响
2021年,A生态农场开始积极与重庆地区高校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建立链接,搭建了以该农场为产学研基地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及实习实训基地,同时不断探索生态农业消费者社群,与客户进行高效互动,精准定位不同产品的受众,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宣传。
2.7 全域有机化,城乡融合公益性稳步推进
2022年,A生态农场发起了有机生活联盟组织,其核心理念是:喜悦同频,天然补拙,温暖滋养,感恩良心,觉行好友机。该联盟以川渝地区的生态“小农”和消费者代表为主,带动了绿色消费和健康生活的理念,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参与,也为“小农”对接了更多的市场。该项举措填补了重庆有机生活相关区域公益品牌的空缺。
2.8 营销时代性,精准定位多元化迎合客户
2023年,A生态农场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主流人群特性,尝试推出了系列深加工新品。如古法面点馒头、包子、饺子等。在营销环节创新性设置了会员“试吃-反馈-调整-上架”的订单预售模式,稳步打开新产品市场。
3 A生态农场成功的关键与分析
3.1 “双重组织化”建设降低成本
A生态农场之所以能够1年保本3年飞跃7年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其运营团队的组织化建设。组织化被认为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小农”等类似分散主体市场参与能力的有效途径
[12]。A生态农场探索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组织等多种类型联合体,通过引导农户组建或加入联合体提高组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组织化”概念,即服务需求端(服务需求主体)的组织化和服务供给端(服务供给主体)的组织化,“双重组织化”是建设联合体进而提高农户绩效的关键
[13]。本研究中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利用项目制管理与利益机制搭建,实现了需求端(消费端)与服务供给端(生产端)共同参与的服务联合体,形成了稳定的生产链条和消费市场,同时打通了产-消对接,建立了城乡信任关系,进而发起建立有机生活联盟组织,让更多消费者参与进来,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3.2 产消直接对接降低风险
如
图2所示,A生态农场在新型产消组织架构中,首先通过征集目标客户(消费者)需求,与生产者协商确定合理的农产品销售价格,然后与消费者反馈以销定产,以此开展生产合作化和管理组织化。这种新型产消组织建设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而且为生产者理性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市场依据。此外,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农产品生产与消费服务社群,加强了产消信息流通。A生态农场的新型产消关系去除了中间商,打破了信息不对称,避免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好价格找不到好产品的矛盾,“小农”们不再盲目跟风生产或被动销售。
3.3 多元主体协同提升丰富性
在“双重组织化”建设中,A生态农场实现了多元化主体参与共创共享,即采用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协同治理”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提出,即由政府、企业、公民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使问题解决更优质更有效率
[13]。A生态农场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表现在2个方面:第一,依靠自身独特定位和高质量有机产品吸引多元化主体参与农场运营并建立稳定的合作链接。A生态农场为会员提供有机农产品,会员为农场提供形象提升路径,彼此赋能;政府为A生态农场提供场地和设施支持;A生态农场与高校合作开展教育研学活动,发挥农业育人功能;A生态农场与川渝地区生态“小农”成立合作联盟,提高有机农产品的丰富度。第二,A生态农场与合作主体利用新媒体技术、文创设计提升有机产品附加值,宣传有机生态理念,为农场可持续发展赋能。如
图3所示,A生态农场与多元化主体共同汇集成立生态农业联盟,为川渝地区提供有机农产品,传播生态农业理念,“以小博大”推动全域有机农业。
4 结论与启示
生态农场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是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载体,是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
[14]。目前重庆市生态农场数量仅32家,2022年度被评为国家级生态农场的仅4家
[15]。本研究以A生态农场为研究对象,结合访谈、实地走访和活动参与等方式,探究生态农场成功运行的关键,探索生态文明新时代下“小农”开启生态农业的可行性,主要结论如下:
1)A生态农场的成功为“以点带面”推动重庆市生态农场建设和合作化发展提供了有力参考。生态农场成功的关键在于“双重组织化”的双向赋能链接生产者和消费者,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有效性、商品化。
2)A生态农场构建生产销售的组织化建设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分散主体市场参与能力的有效途径,组织多主体参与实现多种资源共创共享,为生态农产品的绿色生产、稳定销售和价值提升提供了路径。
3)A生态农场将消费者引入农场治理中,让生产导向与消费需求相适应,推动产消紧密衔接,同时与政府、企业、生态小农、高校、会员等多元化主体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协同治理,彼此互补,形成一条生产多样、服务多元、监管有效的绿色生产路径。
此外,本研究侧重于对A生态农场“双重组织化”模式的阐述和分析,在生产环节缺乏对生态种植、养殖技术体系的系统分析,如种子培育、立体循环等;在流通环节尚未建立标准化的质量监管;在乡村体验环节缺乏与本土资源的深度链接,体验教育活动有待进一步系统完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