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信任对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影响——以水稻无人机植保社会化服务为例

Influence of farmers’ trust on services outsourcing dur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 Taking the socialized service of rice UAV plant protection as an example

摘要

为了促进农户外包具有信任品属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本研究基于1 080个农户，以及他们种植水稻相关的4 999个决策单元数据，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影响农户外包水稻无人机植保社会化服务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信任不再局限于“熟人社会”人际信任，进一步扩大到制度信任层面。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构建多维度农户信任，共同影响农户外包。在水稻植保环节，农户信任对外包植保服务起关键作用；2）经济水平不同地区，农户信任对植保服务外包影响不一致。经济发达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促进农户外包；而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部，制度信任显著促进农户外包；3）植保服务补贴和水稻种植保险均促进植保服务外包。前者为农户了解植保服务信息提供契机，直接促进农户外包。后者在制度信任对农户外包行为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有助于弥补供需双方信任基础不强缺陷，提高农户制度信任水平。最后，提出引导植保服务提供本地化、继续完善植保服务补贴、落实水稻种植保险政策赔付制度、完善植保服务契约尤其是保证服务质量条款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outsourcing behavior of farmers in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with trust attributes， based on 1，080 farmers and their 4，999 data for decision making units related to rice cultivation，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influence farmers’ decisions to outsource rice plant protection UAV socialized service adop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Rural trust in China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but has further expanded to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 trust.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build multi-dimensional farmer trust， which influence the outsourcing behavior of farmers. During rice plant protection process， farmers’ trust plays a key role in outsourcing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s； 2） The impact of farmers’ trust on outsourcing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s is inconsistent across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Guangdong， a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 both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promote farmers’ outsourcing of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s. In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northern parts of Guangdong， th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nstitutional trus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farmers’ outsourcing behavior； 3）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 subsidies and rice planting insurance both play a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outsourcing of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s. Subsidies provide farme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access information， directly promoting outsourcing. Rice planting insurance positively moderates farmers’ institutional trust in outsourcing behavior， addressing trust issu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increasing farmers’ level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guide local provision of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s， including continuously improving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 subsidies， implementing a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rice planting insurance policies， and enhancing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 contracts， particularly provisions that ensure service quali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无人机植保社会化服务 / 信任品 / 制度信任 / 人际信任 / 外包行为

Key words

UAV plant protection socialized service / trust goods / institutional trust / interpersonal trust / outsourcing behavior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分工从农户家庭内部转向社会，已成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路径^［1］。近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迅速发展。如水稻的耕地、播种、施肥、植保和收割各生产环节中，耕地、播种和收割的综合机械率已达71%^［2］。目前，水稻生产机械化的薄弱之处在于植保环节，而推广无人机植保社会化服务1

1 无人机植保社会化服务是由无人机生产企业、农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专业机构或团队提供，他们使用无人机将农药液剂、粉剂、颗粒剂等从空中均匀地撒施在目标区域内。无人机旋翼产生向下的巨大旋力或液泵压力，推动农药雾滴对作物从上到下进行穿透，有利于农药雾滴均匀散落于植株各个部位，提高防治效果，尤其对稻飞虱、纹枯病等水稻病虫害效果明显。

（以下简称“植保服务”）是提升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重要措施。此外，该服务还可以实现定量化与标准化控制，保证农药施用量均匀和精确，可节省农药30%~50%^［3］，防治效果比农民自防效果提高10%~20%^［4］。由此，植保服务已成为农药减量施用的新型有力手段^［5］，是践行绿色农业的可行路径。然而，尽管政府大力实施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并试点水稻植保服务作业补贴，农户外包的比例仍不高，广东地区仅为27%2

2 根据课题组2021年7月农户调研的统计数据，样本农户为1 080个。

。

已有研究注意到，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6-7］，导致农户担心服务供给者存在道德风险。农户不信任，是其不外包服务的重要原因。这种不信任在植保环节体现得尤为明显。原因在于植保服务具有信任品属性，体现为该服务信息隐蔽、生产操作不确定性和防治效果滞后。具体来说，第一，信息隐蔽是指植保服务引入了绿色农业技术、新型农用机械等先进生产要素及科学技术规范，而农户受文化水平制约，不能完全掌握相关信息。第二，操作不确定性是指，植保服务由供给方操作，而农户难以监督。第三，防治效果滞后是指施用农药的效果当时不可见。由于植保服务具有以上信任品属性，农户获得的植保服务相关信息非常有限，即使外包了该服务，也无法立刻确认该服务的真实质量。因此，农户外包行为的前提是信任植保服务及其供给者。

长期以来，中国基于农村“熟人社会”构建的“差序格局”信任，在农村社会经济发挥重要作用。就农业技术进步而言，以人际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采纳新技术。在中国南方，种植水稻所需的灌溉和人工投入，使农民间生产协作、生活互助相对较多，因此，与北方小麦种植区相比，村庄内部形成更高人际信任水平^［8］。那么，在高度依赖人际信任的南方，面对外源型农业服务的推广，讨论如何缓解农户信息不对称，提高农户信任水平，破解农业服务外包的阻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信息经济学、农户行为理论和技术扩散理论，利用中国南方水稻产区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探究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户外包植保服务的内在影响机理，以期为构建农户与服务供给主体的信任机制提供基础，进而突破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瓶颈。此外，本研究还有助于刻画当前中国农村信任格局，并将制度信任融入农户行为分析框架，丰富技术扩散理论。

1　文献综述

信任对促进合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降低组织运行成本^［9］。在某些情境下，信任还能够取代第三方执行，成为达成交易的保证^［10-12］。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生活在“熟人社会”，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和较为内卷化的生产生活空间孕育了良好的信任秩序。这种信任以人与人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为基础，主要体现在人际间，因此将其定义为“人际信任”^［13］。人际信任构成了农村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的一部分^［14-17］。

信任不仅是特定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存在于集体、组织和制度层面^［18］。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变化和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冲击在推动现代经济理念嵌入村庄开放的同时，各种制度安排直接冲击着农村原有人际信任秩序，诱导人情关系发生变化，乡土熟人社会形态逐步撕裂，传统人际信任关系出现转型^［9］。由此，信任的内涵及功能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由具体的人际信任扩展为对抽象社会制度的信任。制度信任以人与人交往中所受到的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管束制约为基础^［19］，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社会机制^［13］。

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研究了信任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包括农村劳动力流动^［17］和移民城镇就业^［20］、农地流转市场形成^［21］、农民生态补偿参与^［22］和环境治理行为^［14］、农户参与农村养老保险、参与公共政策，以及农户采纳新技术^［23］等等。此外，对信任不同维度的研究，侧重点从人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网络^［24］和社会资本对农户行为的影响，以上分析的根源在于人际信任^［17］。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变迁，越来越多研究注意到制度信任已经成为影响农户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影响了规模经营农户的行为决策。例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托现代信任机制，而小农的信任逻辑仍是人际信任，导致他们之间越来越容易在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利益分配环节产生不信任^［25］；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制度信任影响了种植大户的服务选择，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政府或事业单位（如农技推广站）背景的组织提供的服务^［26］。关于农户信任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研究，部分文献指出，担忧农业服务的质量问题是影响农户服务外包的关键因素^［27］。服务主体与农户之间的信任差值越大，农户越倾向于在家庭内部组织生产，而不是外包服务^［10］。

围绕信任与农户行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这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仍然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1）未深入探究农业服务供需主体不信任的原因，忽视了农业服务的信任品属性。作为本研究对象，植保服务是病虫害防治技术在社会化服务的应用。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植保服务的优势^［28］、补贴体系^［29］、补贴的政策效应^［30］，以及土地规模、合作社加入对农户外包植保服务的影响^［31］。遗憾的是，以上研究并没有对植保服务的本质属性展开深入剖析，而且鲜有研究意识到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信任，是阻碍农户外包的关键问题。2）忽略了信任的不同维度，以及他们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当前，在广大农村地区，以人际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突出^［14］，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和现代社会制度融入农村社会，制度信任已经成为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由此，本研究拟从植保服务的信任品属性作为研究突破口，深入探究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外包植保服务行为的影响机理。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

针对如何促进农户生产环节服务外包问题，服务供需主体之间的信任成为突破口。信任是合作的基础^［32］。当信任处于较高水平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合作趋于稳定^［33-34］。具体来说，信任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35-36］和强化内在约束^{［14，37］}两种路径增强合作，促进农户外包行为（图1）。

2.1　人际信任缓解农户信息不对称

获得相关信息是农户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前提条件之一^［38］。农户对信息的接受以及消化程度会影响农户对农业技术及其服务的认知^［39］，进而改变农户的采纳意愿。以农村熟人社会网络为基础建立的人际信任，在促进农户获得信息方面有以下优势：1）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人际信任可以增加农户获取信息的途径和便捷性，使农户能够相对容易地通过交谈、观摩或“半参与式介入”等方式知晓植保服务的技术流程、用工用药信息和效果。2）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植保服务供给主体根据当地病虫害发展情况，瞄准合适时机，施用适量针对性农药。然而，植保服务供给主体将信息传递给农户时存在时间和空间障碍。借助村庄内特殊的地缘和亲缘关系构建的人际信任，农户之间的技术和市场等信息交流变得十分频繁，从而加快了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的扩散速度，大大缩短了农户信息搜寻过程，降低了信息获取费用。3）提供农户间互动学习机会。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以及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新技术的学习存在长期性、过程性和动态性特征，而且其应用效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以人际信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能有效促进农户之间的技术交流^［40］，帮助他们学习技术知识^［41］，及时、有效地获得技术支持。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I：人际信任有助于农户共享信息，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农户外包植保服务。

2.2　制度信任构建高质量植保服务内在约束

随着现代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的实施和规范，人们相互交往中受到社会规范、法律制度约束，这些约束构成了制度信任。制度信任有助于建立一种内在约束机制，通过规训和塑造农村社会秩序，进而有效地抑制“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

近年来，各项“三农”政策在农村领域普遍实施，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地确权、宅基地确权等等。这些政策不仅与农户切身利益相关，而且需要农户直接参与。农户通过评估这些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形成对社会制度的认知及自身的制度信任水平。当农户具有较高制度信任水平时，认为植保服务供给主体若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必然受到惩罚，因而他们会遵守新技术操作规范。在这种博弈逻辑下，农户降低了预期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在较高制度信任水平情境下，以往政策严格实施会对植保服务供给主体带来压力，对他们“机会主义”行为形成内在约束，从而保证了植保服务供给质量。相反，当制度信任水平较低，供需双方预期政府惩罚是失信的，那么植保服务将难以在农户中推广。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II：制度信任有助于抑制植保服务供给主体“机会主义”行为，构建植保服务高质量水平的内在约束，从而降低农户外包不确定性，进而促进服务外包。

3　数据与实证模型设计

3.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农户问卷调查。2021年7—8月，华南农业大学师生组成近60人调研组，在广东省江门、肇庆、惠州等13个地级市，选择38个行政村进行农户调研。该调研共发放农户问卷1 14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1 080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4.74%。问卷调研内容涉及农户2020年水稻生产活动，且涵盖了家庭成员个人信息、劳动力外出就业信息、个人和家庭收入、地块面积、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投入产出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信息。基于典型地块的水稻种植信息更能准确地了解农业生产情况^［42］，因此调研将农户典型地块信息一并记录。另外，部分农户一年种植超过一季稻，一个农户有可能对应2个甚至3个水稻种植周期的投入产出数据，因此问卷信息细化到同一地块上种植的早稻、中稻和晚稻不同稻茬的投入产出信息。本研究将早稻、中稻和晚稻分别视为一个独立观测值，也作为一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s）进行数据分析。由此，研究数据有3个层次，一是农户人口特征和资源禀赋信息；二是地块层次信息；三是每一季水稻生产信息。删除部分信息不全的数据，最终得到1 080个农户以及他们种植水稻4 999个DMUs所形成的横截面数据。

3.2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如表1。其中，因变量是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行为；核心解释变量是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以及制度信任相关政策变量；控制变量包括资源禀赋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和基础设施3个变量束。

3.2.1　因变量

变量“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行为”均值为0.066，标准差为0.250。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定义该变量为农户外包植保环节，且没有采取其他形式喷药，则赋值1；其他则为0。实践中，政府采用补贴方式来推广植保服务，补贴对象是农服公司或团队。当政府给予作业补贴，尤其是全额补贴以后，农户一般不会反对免费获得植保服务，但是部分农户由于不信任无人机喷药方式，会自行增加人工喷药次数。本研究不将这部分农户纳入植保服务外包样本，原因有二：一是农户实际上不信任植保服务；二是农户自行增加人工喷药会影响植保服务效果。

3.2.2　核心解释变量

信任为核心解释变量，主要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2个维度。1）人际信任。农户问卷中设置了题项“您对邻居及本村其他村民信任吗？”，作为考察农户人际信任指标，回答的选项按信任的程度，从低到高分为5种类别。统计显示，该指标均值为3.991，标准差为1.159，意味着农户平均人际信任水平较高，邻居和村民之间接近“比较信任”水平。2）制度信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以下简称“土地确权”）是近年来影响农村最深远的政策，不仅涉及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的初次分配历史、后续各村可能存在的多次土地调整、农户目前实际承包的农地面积，还涉及到农户未来粮食种植意愿，甚至土地保障功能作用的发挥等等。已有研究发现，土地确权促使农户更倾向将农业生产环节进行外包^［43-44］，该观点表明土地确权与外包行为关系密切，因此，本研究将农户对土地确权制度的信任水平作为农户制度信任的表征指标。在问卷中设置了2个相关题项：首先，有一个前置问题“土地确权之前，如果家庭有土地租给别人，是否担心租出的土地收不回来？”，让受访农户回忆土地确权前出租土地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后续问题“土地确权之后，是否担心土地收不回来？”，考察农户对土地确权政策的信任水平，并将农户反馈结果表征制度信任水平。统计结果显示，农户制度信任水平均值为0.353，标准差为0.478。即只有35.29%农户表示信任土地确权制度。另外，本研究还统计了与制度信任紧密相关的两个政策变量，分别是“是否获得植保作业补贴”和“是否购买水稻种植保险”，他们可能会对制度信任存在调节效应。前者均值为0.091，标准差为0.287，即9.08%农户获得植保作业补贴；后者均值为0.595，标准差为0.491，即59.54%农户购买了水稻种植保险。

3.2.3　工具变量

本研究将“村保证灌溉地块的比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际信任”的工具变量。水稻严格的用水要求需要发达的灌溉体系，而灌溉系统作为大型工程和公共品，需要集合数十、数百乃至数千人共同建设和修缮，这就要求村民之间相互协调、配合。邻里亲友间因共同修建灌溉系统的协作需求，增加了村内小农互惠互助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建立起一个村庄内部和氏族成员之间信任度更高的短半径关系网络^［45］。由此，本研究认为，“村保证灌溉地块的比例”越高，灌溉体系越完善，则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另一方面，该变量与因变量“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行为”无关。因此，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较合适。如表1所示，该变量均值为0.694，标准差为0.218。

3.2.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研究选取控制变量包括资源禀赋特征^［46］、家庭人口特征^［47］和基础设施^［48-49］ 3个变量束。其中，1）资源禀赋特征与土地相关，主要从地块的水稻播种面积、土地细碎化程度、地块类型和土地来源4个维度体现；2）家庭人口特征影响农户农业经营方式和行为，本研究对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村干部、健康状况、在外非农务工经商年数、家庭人口、家庭从事农业劳动力比例变量进行了控制；3）农业基础设施对水稻生产过程影响很大。本研究主要用土壤质量和灌溉条件两个指标来表征。

3.3　模型设定

3.3.1　基准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首先建立农户植保服务外包选择的二元Probit模型。该模型可以通过潜变量来概括农户行为的净收益。假设净收益为

y^{*}=x^{\text{'}}\beta +\epsilon（1）

式中：净收益y^{*}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向量 x 包含了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2个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家庭人口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和基础设施3类控制变量。农户的选择规则为：

y=\left\{\begin{array}{c}\mathrm{1},\mathrm{若}{y}^{*}>\mathrm{0}\\ \mathrm{0},\mathrm{若}{y}^{*}\ll \mathrm{0}\end{array}\right.（2）

因此，P\left(y=\mathrm{1}|x\right)=P\left({\mathrm{y}}^{\mathrm{*}}>\mathrm{0}|x\right)=P\left(x^{\mathrm{\text{'}}}\beta +\epsilon >\mathrm{0}|x\right)=P\left(\epsilon >-x^{\mathrm{\text{'}}}\beta |x\right)（3）

假设\mathrm{\epsilon }\left(\mathrm{0},{\mathrm{\sigma }}^{\mathrm{2}}\right)服从正态分布。

3.3.2　IV-Probit模型：内生性检验

上述二元Probit模型由于存在遗漏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人际信任”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扰动项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为此，本研究应用工具变量Probit（Instrumental Variable Probit，简称IV-Probit）解决内生性问题。该模型为两步法，第一步将内生解释变量“人际信任”对工具变量和所有外生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得到残差拟合值。第二步将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行为对人际信任、外生解释变量、及第一步OLS得到的残差拟合值做Probit回归。

3.3.3　交乘项：相关政策在农户制度信任对植保服务外包影响的调节效应

为考察植保作业补贴和水稻种植保险政策对农户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将上述两个政策的表征变量分别与制度信任形成交乘项，纳入Probit模型进行“两步法”回归。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探究农户信任对植保服务外包的影响机理，本研究首先采用二元Probit作为基准模型，考察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其次，用“村里保证灌溉地块的比例”作为“人际信任”的工具变量，采用IV-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接着，本研究区分珠三角和粤东西北部地区，讨论地区农户信任差异对外包的影响。最后，进一步讨论了水稻植保服务作业补贴和水稻种植保险两项政策在制度信任影响农户外包的调节效应。

4.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

本部分依次从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及同时结合以上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信任对农户植保服务外包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模型（1）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对农户外包影响的估计系数为0.052，且在5%统计水平显著。表示人际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外包，即对邻居和其他村民比较信任的农户，在社会交往中能比较有效获得相关信息，更倾向于外包。模型（2）结果显示，制度信任对农户服务外包影响的估计系数为0.175，且在1%统计水平显著。表示随着农户制度信任水平的提高，他们认为外来技术和人员会因制度约束，避免做出机会主义行为，确保植保服务质量，因此农户愿意外包植保服务。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人际信任估计系数为0.052，且在10%统计水平显著；制度信任估计系数为0.166，且在5%统计水平显著。以上估计结果证实了假设I和假设II。

4.2　内生性检验：IV-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村里保证灌溉地块的比例”作为人际信任的工具变量，采用“两步法”IV-Probit模型估计。模型（1）和（2）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原假设“H_{\mathrm{0}}:\rho =\mathrm{0}”的沃尔德检验结果，其P值为0，故可在1%统计水平上认为人际信任为内生变量。由表3估计结果可知，第一，模型（1）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1%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存在相关关系。第二阶段人际信任的估计系数为2.010，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人际信任对农户植保服务外包呈现正向显著影响。第二，模型（2）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存在相关关系。第二阶段人际信任的估计系数为2.094，且1%水平上显著；而制度信任的估计系数为0.266，且在10%水平上显著。因此，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假设I和假设II仍然成立。

4.3　农户信任地区差异分析：区分珠三角和粤东西北

为考察农户信任影响植保服务外包的地区差异，本部分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区分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

首先，基于珠三角地区数据估计结果。模型（1）~（3）的估计与总体样本结果一致，均显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植保服务外包的影响均是显著且正向的，证实了上述提出的假设I和假设II。其次，基于粤东西北地区数据估计结果。模型（4）和（6）中人际信任对农户植保服务外包的影响不显著，而模型（5）和（6）中制度信任对农户植保服务外包是正向显著影响。粤东西北地区人际信任的系数估计结果不显著，与总体样本和珠三角地区结果不一致，本研究认为有可能是粤东西北地区外出务工农户较多，导致人际信任构成的社会网络主要集中于非农务工资源及信息的交流，反而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交流和推广作用有限。

4.4　相关政策在制度信任对农户外包植保服务的调节效应

与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行为密切相关的政策有2项：一是水稻无人机植保服务作业补贴；二是水稻种植保险。本部分在阐述以上相关政策实施情况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

2017年，原农业部首先在全国6省实施植保无人机的农机购置补贴试点，现已扩展到全国范围。除了农机购置补贴外，各地方政府针对水稻植保服务实施作业补贴（以下简称“植保补贴”）。以广东省为例，广州、珠海、肇庆、河源和惠州等地由政府对无人机植保作业公司或者团队提供作业补贴，补贴标准最低为225元/hm²、最高全额补贴（水稻植保服务费用约为1 050~1 350元/（hm²•造））。调研组从农户访谈中了解到，部分农户1年能免费获得植保服务1~2次4

4 农户免费获得的植保服务实际存在两种补贴情况：一种是由地方政府全额补贴，另一种是由地方政府补贴一部分金额，差额由村集体统一缴交。在农户看来以上两种情况并不存在差异，都是由政府统一安排的植保服务。

。样本农户数据统计显示9.08% DMUs免费获得该服务。实证估计结果如表5，模型（1）中制度信任系数为0.139且10%水平显著，植保补贴系数为1.341且1%水平显著，制度信任与植保补贴的交乘项不显著。意味着，植保补贴不存在通过影响制度信任来影响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而是通过为农户提供相关信息的契机，直接促进农户的外包行为。

水稻种植保险是重要的农业政策保险之一。在保费支付上，目前广东省保费承担比例是农户自付20%，政府补贴80%。在很多情况下，购买水稻种植保险并不仅仅是农户自己的决策，经常存在由村委会或镇政府代买，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还提供全额保费补贴。本研究调研样本中，59.54% DMUs购买了水稻种植保险。在正常生产情境下，农作物产量波动不会触发农业灾害保险的赔付机制，保险对农户来说更多是起到了一种“兜底”的心理效应，降低了农户种粮风险，可能会对植保服务供需主体之间的信任产生替代或“拉低”信任阈值，进而促进农户植保服务外包。由表5模型（2）估计结果可知，制度信任系数为0.259且在1%水平显著，水稻种植保险和制度信任的交乘项系数为0.461且在1%水平显著。意味着制度信任水平的提升能显著促进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而购买水稻种植保险在制度信任对农户植保服务外包行为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水稻种植保险的“兜底”作用有助于弥补农户与植保服务供给商之间信任基础不强的缺陷。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1 080户水稻种植户的4 999个DMUs数据，探究信任对农户外包水稻植保服务的影响机理。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农村信任不再局限于“熟人社会”人际信任，进一步扩大到制度信任层面。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构建多维度农户信任，共同影响农业生产环节农户外包行为。尤其在水稻植保生产环节，农户信任对外包植保服务起关键作用。2）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户信任对植保服务外包影响不一致。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珠三角，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促进农户外包行为；而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粤东西北部，只有制度信任显著促进农户外包行为，人际信任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3）在相关政策影响方面，植保服务补贴和水稻种植保险在促进植保服务外包均发挥了作用。前者为农户了解植保服务信息提供契机，直接促进农户外包。后者在制度信任对农户植保外包行为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有助于弥补供需双方之间信任基础不强的缺陷，提高农户制度信任水平。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对如何提高农户信任、促进农户外包植保服务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促进植保服务提供本地化。通过设立植保服务村级联系人、培育当地植保服务操作员，有利于将植保服务信息通过“熟人社会”快速扩散至农户，使农户获得相关信息进而降低不确定性。二是建议各地继续实施植保服务作业补贴，以此提供农户了解相关信息的契机。三是严格落实水稻种植保险赔付制度，提高农户制度信任。四是完善植保服务契约，在植保服务供给商与农户签订的契约中，将服务质量作为重要条款，保证植保服务质量。为确保农户双方谈判的优势地位，还需要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利用合作社或者村集体组织，共同与供给商签订完备契约。五是严格落实各项“三农”政策，提高全社会制度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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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GL183)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0CYJ12)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2A1515011049)

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创新团队项目(2023KJ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