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耕地保护何以可行？

How ca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services promote farm households to enhance cropland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a micro-survey of 965 farm households in Hubei Province

摘要

为明晰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以湖北省965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替代效应、分工效应的协同作用视角，采用Ordered Probit、CMP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加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并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和措施属性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参与度和耕地保护措施采用率整体偏低；2）农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农户加强耕地保护，且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对劳动密集型措施作用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措施作用效果显著，且对主农型农户影响强于兼业型；3）农业生产性服务可通过增强劳动替代、提高信息分工水平实现农户耕地保护目标，同时替代效应与分工效应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强化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耕地保护效应。政府应从加强农业生产性服务有效供给与农业环节可分性，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建设，重视农户内部分化三方面提升农户参与度，激励农户加强耕地保护。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and the mechanism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on the farmer’s behavior towards cropland protection， the mechanism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impacts on farm households' enhanced cropland protection behaviors are investigated by taking a micro-survey of 965 farm households in Hu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 households and the attributes of the measures， and empirically analyses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CMP，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particip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and adoption rate of cropland protection measures by farm households in the study area is low； 2）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promote farm households to strengthen cropland protection， but the effect are insignificant effect on labor-intensive measures and significant on capital-intensive measures. The effect is stronger on the main-farming type of farm households than on the part-time type； 3）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can be used to strengthen cropland protection by enhancing labor substitution and improving information division to achieve the cropland protection objectives of farmers.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division of labor effect are interrelated and reinforcing the cropland protecti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mutually. Therefore， to motivate farm household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cropland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efficient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and the divisibility of agricultural link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marke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farmers in three aspects to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农户耕地保护 / 农业生产性服务 / 影响机制 / 农户分化

Key words

farm households' cropland protection /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 influence mechanism /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然而，《“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1

1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网站，“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的通知”，https://www.moa.gov.cn/nybgb/2021/202109/202112/t20211207_6384020.htm，2021年8月23日。

指明农业粗放经营方式仍未根本改变，耕地保护的激励约束机制仍有待完善。同时，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1］、质量退化^［2］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保护的实践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3］。因此，加强耕地保护刻不容缓。农户作为中国最基本的经营单位，是耕地保护的关键主体。目前，关于农户耕地保护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是家庭人力资本，如年龄、受教育程度^［4］、社会资本^［5］；二是土地资本，如经营规模^［6］、土壤肥力^［7］、耕地细碎化^［8］；三是感知等内生因素，如风险感知、风险偏好^［9］、经济理性^［10］、耕地价值认知^［11］、技术认知^［12］；四是政策制度，如地权稳定性^［13-14］、农技推广体系^［15］、政策试点^［16］、政府推广^［17］。然而，“大国小农”背景下分散化、细碎化的小规模经营格局决定了直接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的内生约束^［18］，以农户为第一执行主体的农业科技进步效果不佳^［19］，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短期内亦无法实现。

农业生产性服务或可为破解农户耕地保护难题提供新思路，其主要特点是经营性、外部化和市场化^［20］。长期以来，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业服务组织数量超90万个，服务带动小农户7 000多万户2

2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8/content_5585835.htm。

。那么，飞速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户耕地保护的关联究竟如何？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学术界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有利于农户加强耕地保护的论断已基本达成共识。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减少耕地撂荒的有效措施^［21］，也可促进农户采用秸秆还田^［22］、测土配方和病虫害统防统治，但不同环节服务作用差异较大^［23］。同时，杨高第等^［24］直接探讨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其基础上，本研究进行了两方面拓展：一是拓展研究视角，将耕地质量保护扩展为耕地的质量和生态保护，体现为农户采用生物农药和病虫草害综合防控的农药减量化；二是丰富研究内容，尝试进一步揭示其中的影响机制。

综上，已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以下方面有待完善：第一，鲜有研究基于农户视角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对耕地保护的影响机理，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有待深化；第二，已有研究对农户分化与耕地保护措施特征共同导致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作用差异关注不足。鉴于此，本研究以湖北省965户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替代效应、分工效应协同作用的分析框架，尝试揭示其中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农户分化和耕地保护措施属性特征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作用效果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为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提供依据和支撑。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作用

耕地保护是典型的准公共物品供给行为，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25］。农户投入劳动、资金等要素，改善耕地的质量和生态以获得农业生产的经济收益。同时，耕地作为高度稀缺的自然资源，还具有社会稳定、生态涵养等多重功能^［26］，但对于耕地保护的多功能，社会成员几乎是免费共享的，由此产生了“搭便车”现象。此外，耕地保护具有“向未来延伸”的代际正外部性和空间延伸正外部性，即当代投入的收益由后代享有以及区域内外的影响传递^［27］。因此，基于理性小农的行为逻辑，农户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下，往往倾向于选择施用过量化肥与农药、焚烧秸秆等生产方式，以获得短期经济收益。对此，部分学者倡导根据相关主体的生产影响进行规制和补贴等干预，以期将农户耕地保护的外部收益内部化或降低农户成本，激励农户保护耕地。但实践证明，这易引发农户追逐政策红利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难以形成长效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28］。面对上述挑战，“为小农户服务”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或可提供新思路。

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农业分工深化的产物，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18］。服务外包的本质是农户通过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与服务主体共享土地经营权。可见，农地“三权分置”通过对产权配置形式的拓展，扩大了服务市场规模，为农业服务的供需对接创造了条件。农户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迂回实现耕地保护措施的采用，发挥了农业生产性服务节本增效提质的功能^［29］。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其对农户耕地保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要素购买和措施采用两方面^［24］。要素购买方面，农户虽作为服务市场的买入方主体，但因信息不对称而处于市场谈判的弱势地位，而将要素购买外包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利用其市场信誉、信息充分等优势，可降低要素购买成本；措施采用方面，无论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措施，农户采用成本高昂，而将实施环节外包于服务组织，则可发挥其劳动力、农机和操作技能等优势，为农户评估和选择合适的措施并实施，降低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和作业成本。据此，提出假说：

H1：农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农户加强耕地保护。

1.2　替代效应及分工效应的作用机理

不同农业发展模式究其根本是要素的投入组合及其内外部配置的不同表现形式^［30］。由此，从要素投入的视角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助推农户加强耕地保护的逻辑在于：其一，替代效应优化劳动配置。在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和老龄化的背景下，将来“谁来种地”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31］。然而，农户通过购买服务，借助服务主体的劳动力资源完成农业生产，能有效解决劳动力紧缺难题，助力农户保护耕地。其二，分工效应实现信息要素价值。农业分工深化的重要表现在于生产环节不断细分独立，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机械操作技能等可被视为关键的信息生产要素，才可顺利融入生产环节，实现其要素价值。同时信息要素生产价值的实现也会催生新的农业环节外包，提高农业分工水平。此外，农户因个体、家庭禀赋等多方面约束，信息素养水平整体不高^［32］，而农户通过购买服务主体的生产性服务，通过契约合作的方式形成双方认同的信息分工，可借助服务主体的信息优势，实现保护耕地的目标。综上，提出假说：

H2：农业生产性服务可通过提高劳动替代和信息分工水平促进农户加强耕地保护。

1.3　替代效应及分工效应的协同作用

在农户经济理性最大化的原则下，替代效应和分工效应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替代效应促进分工效应发挥^［33］。劳动替代的前提在于服务主体具备充足信息、农机和优质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而农户将生产环节外包，直接诱发了服务主体对农户劳动要素的替代和优化，激励农户获取农业生产的要素信息，并促使服务主体提升服务质量，从而促进分工效应实现。另一方面，分工效应助推替代效应发挥^［30］。农户对服务质量等信息的了解足够充分，会积极参与到服务市场中，尽可能将生产环节外包以促进机械等要素更好的替代劳动，完成农业生产的提质增效。综上，劳动替代和信息分工相互促进，会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加强耕地保护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假说：

H3：劳动替代和信息分工相互促进，二者具有协同作用，强化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耕地保护效应。

1.4　基于农户分化的措施异质性分析

在经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改革后，农业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已是个体异质性突显的群体^［34］。在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的成本挤压下，农业比较收益低的特点更加凸显，农户经营目标也不尽相同，农户兼业已成常态。因此，不同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可能存在不同偏好。具体地，主农型与兼业型农户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措施可能有共同选择偏好，同时也存在差异。对于生物农药等劳动密集型措施，农业生产性服务作用可能会受到抑制；而深松等资本密集型措施，机械化程度高，具有资本替代劳动的比较优势，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采用资本密集型措施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主农型农户更加重视农业生产效率，而兼业型农户多将农业经营作为一种补充性收入^［35］。因此，农业生产性服务对主农型农户采用资本密集型措施促进作用应会强于兼业型农户。据此，提出假说：

H4：农业生产性服务对主农型和兼业型农户资本密集型措施采用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对主农型的作用强于兼业型。

综上，本研究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本研究使用农户采用的耕地保护措施数量测度其耕地保护程度，取值为0、1、2、3、4、5，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是多分类有序变量，因此选用Ordered Probit模型较为合适，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mathrm{A}\mathrm{G}\mathrm{P}{\mathrm{B}}^{\mathrm{*}}={\alpha }_{\mathrm{1}}\mathrm{A}\mathrm{P}\mathrm{S}+{\delta }_{\mathrm{1}}X+{\epsilon }_{\mathrm{1}}（1）

式中：\mathrm{A}\mathrm{G}\mathrm{P}{\mathrm{B}}^{\mathrm{*}}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mathrm{A}\mathrm{P}\mathrm{S}为农业生产性服务；X为经过LASSO筛选的一系列控制变量；{\alpha }_{\mathrm{1}}与{\delta }_{\mathrm{1}}为待估系数；{\epsilon }_{\mathrm{1}}为随机误差项。存在一个可观测\mathrm{A}\mathrm{G}\mathrm{P}\mathrm{B}与\mathrm{A}\mathrm{G}\mathrm{P}{\mathrm{B}}^{\mathrm{*}}对应。因此，定义{\theta }_{\mathrm{0}}、{\theta }_{\mathrm{1}}、{\theta }_{\mathrm{2}}、{\theta }_{\mathrm{3}}、{\theta }_{\mathrm{4}}\mathrm{和}{\theta }_{\mathrm{5}}为\mathrm{A}\mathrm{G}\mathrm{P}{\mathrm{B}}^{\mathrm{*}}突变的临界点，且满足{\theta }_{\mathrm{0}}。则农户采用耕地保护措施的概率如下：

（2）

为检验替代效应和分工效应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构建以下模型：

\mathrm{M}{\mathrm{V}}_i={\mathrm{\gamma }}_i+{\alpha }_i\mathrm{A}\mathrm{P}\mathrm{S}+{\delta }_i\mathrm{X}+{\epsilon }_i（3）

\mathrm{A}\mathrm{G}\mathrm{P}{\mathrm{B}}^{*}={\alpha }_{i+\mathrm{1}}\mathrm{A}\mathrm{P}\mathrm{S}+{\beta }_i\mathrm{M}{\mathrm{V}}_i+{\delta }_{i+\mathrm{1}}\mathrm{X}+{\epsilon }_{i+\mathrm{1}}（4）

式（3）和（4）中：\mathrm{M}{\mathrm{V}}_i为机制变量，i取值为2、3；\mathrm{M}{\mathrm{V}}_{\mathrm{2}}为劳动替代；\mathrm{M}{\mathrm{V}}_{\mathrm{3}}为信息分工；{\gamma }_i为常数项；{\alpha }_i、{\delta }_i、{\alpha }_{i+\mathrm{1}}、{\beta }_i、{\delta }_{i+\mathrm{1}}为待估参数；{\epsilon }_i、{\epsilon }_{i+\mathrm{1}}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检验二者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mathrm{M}{\mathrm{V}}_{\mathrm{2}}={\alpha }_{\mathrm{6}}\mathrm{M}{\mathrm{V}}_{\mathrm{3}}+{\delta }_{\mathrm{6}}\mathrm{X}+{\epsilon }_{\mathrm{6}}（5）

\mathrm{M}{\mathrm{V}}_{\mathrm{3}}={\alpha }_{\mathrm{7}}\mathrm{M}{\mathrm{V}}_{\mathrm{2}}+{\delta }_{\mathrm{7}}\mathrm{X}+{\epsilon }_{\mathrm{7}}（6）

式（5）和（6）中：{\alpha }_{\mathrm{6}}、{\delta }_{\mathrm{6}}、{\alpha }_{\mathrm{7}}、{\delta }_{\mathrm{7}}为待估参数；{\gamma }_{\mathrm{5}}为常数项；{\epsilon }_{\mathrm{6}}、{\epsilon }_{\mathrm{7}}为随机误差项。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于课题组2022年7月于湖北省荆州、孝感和黄冈3市的农户抽样调查，调研地区选择的依据在于：首先，湖北省2020年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居全国第4位，且耕地质量等级达4.6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提升态势稳定3

3 参见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hubei.gov.cn/hbfb/rdgz/202301/t20230127_4497677.shtml）。

，二者的代表性强。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荆州、孝感和黄冈经济发展水平相近，2021年GDP分别为2 715亿、2 562亿和2 541亿元。再次，耕地面积和农林牧渔业服务业的差异性。2021年3市粮食作物面积和农业服务业产值分别为708 360、353 410和395 206 hm²和88.91亿、55.80亿和68.95亿元，具有层次差异和代表性。最后，粮食作物种类统一。3市均以谷物种植为主，种植环节具有可比性，为提高本研究科学性和有效性，本研究聚焦水稻作物展开调查。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分层与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首先选取荆州、孝感和黄冈3市，其次每个市选取2个县，每个县选取2个乡，每个乡镇抽选2个村庄，最后每个村选取约25户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在选择调查的样本农户时，调研员首选户主访谈，次选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成员。调研问卷内容主要涵盖农村基础设施、农户家庭人员与经营情况、农业生产性服务参与情况等方面。此次调研获取1 077份样本，在剔除关键信息缺失、极端异常值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965份。

2.3　变量选择

2.3.1　因变量：农户耕地保护行为

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的相关要求，并参考相关研究^［23］，以农户采用的耕地保护措施数量测度其耕地保护行为，具体选择秸秆还田、深松、病虫草害综合控制、生物农药和有机肥施用5种耕地保护措施测度。

2.3.2　自变量：农业生产性服务

目前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测度指标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微观层面主要有是否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36］、生产环节外包数量^［24］与生产性服务费用占总成本比重^［37-38］等；宏观层面主要有服务组织数量、就业人数、服务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单位面积产值^［39］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单位面积水电及灌溉、农机服务和雇工费用求和，将其和与农户2021年单位面积农业投入成本的比值作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衡量指标。指标测度的依据在于：一方面，农户心里有一本明晰的“账本”，对购买农机、雇工等服务费用了然于心，数据获取准确可靠；另一方面，三者费用之和基本涵盖了农户产中生产环节所有费用，且农户均需参与到服务市场中购买，故能客观全面反映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参与度。

2.3.3　机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劳动替代和信息分工作为机制变量。劳动替代方面，农业生产性服务通过机械替代人力劳动完成农业生产的改进，因此，劳动替代成为农户耕地保护的一条路径^［40］。信息分工方面，分工引致的信息专业化和市场化为农户耕地保护提供了条件^［41］，因此信息分工成为农户耕地保护的另一路径。

2.3.4　控制变量

根据理性小农理论并参考相关研究^［42］，选取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与村庄层面等一系列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表14

4 考虑到篇幅，本研究的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并未单独列出，其整体基本情况也可从此表中看出。

）。

为进一步提高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借鉴何可等^［43］的研究思路，运用LASSO5

5 LASSO方法主要是用来解决多维数据稀疏性问题，其原理是在多个变量中，通过将不重要变量的系数压缩为0，进而实现更准确的参数估计，同时也实现变量选择的目标。

方法对以上控制变量进行筛选，结果如表2。可知，已有的26个控制变量中，年龄、职业经历、政府宣传和灌溉条件4个变量系数为0，被筛除，于是将筛选的22个控制变量纳入实证分析中。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耕地保护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参与的基本情况

样本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参与度和耕地保护措施采用情况见表3。一是服务参与度方面，其中没有参与服务的农户占比为11.92%，参与度在0~0.5的农户占比为64.35%，参与度在0.5及以下的农户占比为76.27%，而参与度在0.5以上的农户占比仅为23.73%，可见农户服务参与度并不高。二是单项措施采用情况方面，秸秆还田措施的采用率最高，为89.43%。显然，长期以来的禁烧政策与秸秆还田推广取得了显著效果^［44］。生物农药采用率最低，仅为13.68%，结合调研情况和已有研究，大多数农户囿于知识限制，不了解生物农药相关成分和施用标准，因此农户采用率较低^［45］。有机肥施用采用率仅为16.58%，主要原因在于有机肥施用需要大量劳动力^［46］。深松和病虫草害综合控制采用率相近，为43.52%和43.11%，并未过半，可能是各地耕地生产条件不一，深松的标准难以统一；因病虫草害综合控制的劳动需求大且技术要求高等原因，采用率提高缓慢。总体而言，农户耕地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采用措施数量方面，采用1~3项的农户占比为88.29%，采用4项及以上的农户占比为8.29%。整体看，农户措施采用率也有待提升。

3.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4可知，只纳入自变量的方程1和2结果保持一致。将筛选的控制变量纳入方程3和4后，估计结果方向和显著性依旧保持一致。以方程4为基准方程，自变量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由表5边际效应结果可知，农业生产性服务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不采用耕地保护措施的概率下降4.9%，采用1种措施的概率下降18.3%，采用3种措施的概率提高13.9%，采用4种措施的概率提高8.5%，采用5种措施的概率提高1.2%，对采用2种措施的农户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参与度越高，越倾向于保护耕地，尤其倾向于采用3种及以上的措施组合，同时也证明了耕地保护需要多种措施搭配使用的系统性特征。进一步分析可知，若无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非农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力老龄化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形成的成本挤压，加之农业资产专用性强的特性致使农户资本利用效率低，致使农户进行耕地保护的动力不足。但随着农业服务市场规模扩大，生产性服务市场主体可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现代要素与农户生产环节外包有效结合，解决农业劳动力紧缺的难题，也可充分发挥农业资产专用性特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助力其采用耕地保护措施，确保粮食生产基础牢固。至此，假说H1得以验证。

3.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3.3.1　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到农户耕地保护与耕地条件相关，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的相关要求，从通车条件、灌溉条件和平整程度3个方面综合衡量耕地条件。其次，考虑到科技特派员和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筛选出无科技特派员安排和未加入合作社的样本。最后，考虑到调研中经营面积过大、年龄过高的样本可能影响估计结果，为此，进一步剔除面积100亩（约6.67 hm²）以上、年龄高于80岁的样本。估计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结果是稳健可信的（表6）。

3.3.2　内生性讨论

首先，可能存在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对其服务参与度产生反向影响。其次，关键变量可能受到遗漏变量影响。为此，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和修正（表7）。借鉴栾健等^［38］工具变量选取思路，在选用村庄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水平变量的基础上，构造其与农户服务内容评价的交乘项。具体地，采用村庄所有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费用与总投入成本的比值表示村庄服务市场水平，用“若服务失败，服务人员会补偿”衡量农户对服务内容的评价。相关性方面，村庄服务市场水平决定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获性，服务内容的评价反映农户购买意愿，因此具有较强相关性。外生性方面，二者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耕地保护。为进一步说明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本研究对工具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统计检验。DWH内生性方面，农业生产性服务P值为0，强烈拒绝其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不可识别方面，工具变量的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P值为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方面，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10%偏误下的临界值，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综上，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

进一步地，由第一阶段方程可知，工具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参数atanhrho_12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原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选用CMP方法是合理的。考虑内生性后，自变量显著性水平与系数方向均未改变，佐证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加强耕地保护的积极作用。处理内生性后自变量系数有所提高，说明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会低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作用。

3.4　进一步讨论

3.4.1　替代效应和分工效应的机制检验

由表8方程9和10可知，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替代、信息分工具有积极作用。这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会提高劳动替代和信息分工水平。由方程11和12可知，劳动替代、信息分工变量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劳动替代和信息分工可促进农户耕地保护。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系数由方程4的0.684下降至方程11和12的0.627和0.653，证明农业生产性服务通过提高劳动替代和信息分工水平助推农户耕地保护。进一步地，劳动替代和信息分工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3.77%和5.49%。可见，劳动替代作用强于信息分工作用。这与当前农户农业经营中，由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非农化加剧的劳动要素紧约束现状相吻合。综上，在农地“三权分置”的基础上，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现代生产要素，与农户生产环节外包有效结合，化解了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老龄化等难题，同时通过发挥服务主体技能等信息优势，促进农户加强耕地保护。假说H2得以验证。

3.4.2　替代效应、分工效应的关联性检验

由表9可知，信息分工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表明信息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替代水平；劳动替代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表明劳动替代促进信息分工深化。综上，信息分工与劳动替代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二者具有协同效应，纾解了农业经营过程中的劳动力数量少和质量不高的难题，强化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耕地保护效应。假说H3得以验证。

3.4.3　基于农户分化的措施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将农业收入占比为（0.5~1］的样本划分为主农型农户，占比为［0~0.5］的样本划分为兼业型农户。同时，考虑到生产环节可分的现状，秸秆还田与深松可实现全程机械化，而其余3种措施目前尚无法实现完全机械化，仍需劳动力完成大部分工作，据此将耕地保护措施进一步细分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类措施。需要补充的是，病虫草害综合防控和生物农药因作业任务内容的复杂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等特点，加之研究区域户均经营规模普遍偏小，不便无人机飞防，其服务需求相对不足，因此农户在不购买服务的情况下，只能自己执行和雇工完成，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当大^［47］。为此，本研究将二者归纳为劳动密集型措施。由表10可知，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密集型耕地保护措施作用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耕地保护措施作用显著，且比较全样本、主农型和兼业型农户的估计结果发现，系数大小方面，主农型最大、全样本次之、兼业型最小，可知兼业型农户的作用拉低了全样本作用效果，而主农型农户提高了全样本作用效果，据此可得农业生产性服务对主农型农户采用资本密集型措施作用效果强于兼业型农户。在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与老龄化的“双化”背景下，劳动力成本高涨，对于如生物农药等具有劳动要素密集的措施，农户只能望其兴叹。但秸秆还田等资本密集型措施具有机械替代劳动的比较优势，农户采用可行性高。此外，相较于兼业型农户，主农型农户更重视农业经营收入，在要素配置时会优先考虑农业生产，也更关注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农业生产性服务对主农型农户采用资本密集型措施作用效果更强。假说H4得以验证。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在理论阐述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加强耕地保护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课题组2022年湖北省3市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定量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保护的影响效应，并验证了其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参与度和农户耕地保护措施采用率整体偏低。农业生产性服务参与方面，仍有11.92%的农户完全未参与，76.27%的农户参与度在0.5及以下；单项措施采用方面，除秸秆还田外，其余措施采用率均未过半；采用数量方面，采用4项及以上的农户比例仅为8.29%，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农业生产性服务显著促进农户加强耕地保护，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但促进作用存在农户主体和措施属性异质性，即相较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密集型措施的作用不显著，其对资本密集型措施作用效果显著，且对主农型农户的促进作用强于兼业型农户。3）机制分析表明，农户加强耕地保护得益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替代效应、分工效应发挥，且替代效应和分工效应相互促进，强化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加强耕地保护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认为构建政府引导、农户主动参与、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积极作为的三方协同长效机制，是持续助推农户加强耕地保护的关键。具体政策启示如下：第一，科技赋能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政府应强化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保障，并引导社会资本支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全环节可分性，破解劳动密集型措施效果不佳的现实难题。第二，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建设是有效发挥其替代效应和分工效应的前提。应充分发挥村集体组织的治理功能，充当服务主体与农户之间的沟通桥梁，降低逐家逐户沟通商洽的交易成本，以及“田埂难越”的作业成本，助力服务主体扩大连片集中作业规模，分摊服务成本。第三，重点关注农户分化与农业绿色技术需求的客观实际，针对不同农户采取差别化、针对性强的耕地保护策略。对于主农型农户，应通过服务市场的有效供给和政府相关政策支持，提高其务农积极性；对于兼业型农户，关键在于处理好劳动力“可流动、稳安置、能立足”的关系，加强其非农就业的稳定性，缓解人口耕地压力，释放农业规模经营所需的土地要素，进而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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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