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政府规制与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

Internal control,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n farmer cooperatives: A case study of fertilizer reduction technology

摘要

为探究内部控制、政府规制对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的影响机制，以河南和陕西两省585家种植类生产经营型合作社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和政府规制对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和政府规制均能显著促进合作社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在内部控制中，投入控制对合作社不同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过程和结果控制对部分绿色技术的采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政府规制中，激励型、约束型和服务型规制对部分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具有促进作用，但服务型规制显著抑制了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用。政府规制与内部控制的交互作用仅在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中表现出显著的替代作用。内部控制和政府规制对自主经营程度较高、民主决策不规范的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的促进作用更大。建议强化合作社内部控制机制，提高政府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发挥合作社在农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by farmer cooperative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by cooperatives based on 585 planting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cooperatives in Henan and Shaanxi provinc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internal control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by 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control， the effects of input control varies on different green technologies adoption behaviors， while process control and outcome contro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adoption of certain technologies. Among government regulations， incentive， constraint and service regulations display promotion effects on the adoption of some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by cooperatives， but service 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adoption of integrated water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technolog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nternal control shows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 effect in the adoption of integrated water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re stronger for cooperativ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independent operation and less standardize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in cooperatives and improve the targeting and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o fully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promoting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内部控制 / 绿色生产技术 / 化肥减量化技术 / 农民专业合作社 / 政府规制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 /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 fertilizer reduction technologies / farmer cooperatives / government regulation

绿色发展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随着国家化肥减量增效行动的不断深化，2023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5 079.2万t，比2015年减少943.4万t，连续8年实现负增长。但我国用全球9.00%的耕地养活了18.00%的人口，导致我国消耗了全球约30%的化肥^［1］，施肥强度是美国的两倍^［2］，化肥减量行动需要持续推进。但小规模、分散化经营模式显著抑制了农户采纳新技术，农户只能通过化肥农药的高投入支撑高产出。对农户而言，采用新技术既需要通过系统学习和技能培训提高其职业能力，还可能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3］，进而导致小农户在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

农民专业合作社1

1 本研究的合作社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17年修订）规定的依法成立、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后文中简称为农民合作社或合作社。

在农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4-5］。一方面，通过集体合作，合作社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增强了小农户对新技术的接受与应用能力，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和技术推广机构在人力、资源、信息传递等方面的不足^［6］。另一方面，作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核心主体，合作社在技术采纳和创新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7］。2021年，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鼓励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率先运用绿色生产技术。在我国部分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逐步取代分散、力量薄弱的传统农户，承担起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角色^［8］。相较于传统小农户，合作社具备更高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程度，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前瞻性的政策领悟力^［9］，对新品种和新技术的需求及接受能力也更强^［10］，逐渐成为推广和应用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11］。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绿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和内部控制问题不容忽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合作社遵循“先发展、后规范”的路径^［12］，促进了合作社数量的快速增长，但也导致了大量不规范合作社的涌现。部分合作社缺乏健全的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机制，运营效率低下、营收能力不足，甚至出现了骗取政府资金支持的“空壳社”。这不仅损害了合作社的整体信誉，还削弱了其在绿色农业技术推广中的积极作用。组织控制理论认为，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有效避免双重委托代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13］，确保合作社在绿色技术推广中的高效运作，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农业绿色发展的需求^［14］。因此，优化合作社的内部控制机制是促进合作社在农业农村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基础。

农业绿色转型涉及众多主体利益，政府规制成为必然选择^［4］。政府规制主要包括激励型与服务型措施，如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技术培训，以及约束型措施，如监督惩罚机制^［15］。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化肥减量增效。2022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到2025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强调建立有机肥替代化肥、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然而，政府规制的效果并非总是理想的，过度约束可能导致农户风险认知增加，从而降低其对绿色技术的采纳意愿^［15］。因此，在设计和实施规制时，政府需平衡激励与约束，避免因过度干预导致的负面效应。

有研究从农户和组织视角检验了合作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作用。例如，基于农户行为的研究从“合作社参与”^［16］ “合作社服务”^［17］以及“合作社内部规制”^［18］等视角验证了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促进作用。也有研究关注到了合作社作为经营主体的绿色生产问题。例如，高静等^［19］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合作社品牌建设、质量认证对农药、薄膜施用率和农业成灾率的抑制作用。Wang等^［20］指出合作社规范治理和政府激励型规制对化学肥料使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尹奇等^［7］基于两阶段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农户、地方政府和土地合作社4个主体在绿色农业技术采用背景下的行为选择和收益变化，指出政府是土地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多数研究关注重点是如何通过合作社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缺乏基于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微观调研和实证支持。二是尚未对政府规制与内部控制在影响合作社绿色生产中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那么，从合作社自身出发，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否促进合作社的绿色生产？在政府规制和合作社内部控制的共同作用下，会对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585家生产经营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研究对象，以化肥减量化技术为例，从投入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3个维度测度合作社的内部控制水平，从激励型规制、约束型规制和服务型规制3个维度测度政府的规制程度，厘清合作社的内部控制和政府规制对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为进一步促进合作社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内部控制对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

经济历史学家O’Sullivan^［21］以创新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有关公司治理的组织控制理论。组织控制是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组织结构、权责和制度的设计^［22］。组织控制可以分为外部机构对组织施加的“外部控制”和组织内部的整体或职能性“内部控制”。其中，内部控制要求组织内部各个利益相关方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规则行事^［23］，通过确立明确的规则、流程和标准来增进组织内部的信任，协调成员行为，确保集体决策的效率与有效性^［24］。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普遍存在成员异质性。合作社监督机制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成员异质性的增加所带来的搭便车问题使得合作社难以快速达成绿色生产的集体决策^［25］。但是，本研究对象是生产经营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型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以土地为载体，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统筹供应部分或全部生产资料，统一提供部分环节或全环节的农机服务、技术服务、加工包装、运输和销售服务。对于由生产经营型合作社建立的生产基地和托管的土地来说，经营决策权集中在合作社管理层，发展绿色生产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民主决策流程和全体成员的高度集体行动。为了达成统一管理土地的绿色生产目标，合作社可以制定一系列从上而下的管理控制措施，即合作社绿色生产的内部控制系统。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合作社的内部控制系统包括投入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26］。投入控制专注于绩效的前提条件，例如成员的知识、技能、能力、价值观及动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确保成员行为和绩效与合作社的战略目标一致^［27］。通过加深对新技术的培训，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指导，不但能提高成员对技术的理解、认同和可获得性，也有助于实现合作社战略目标和提升整体绩效^［28］。过程控制侧重通过自上而下管理和监督以降低基层人员自由裁量权，使工作过程标准化，确保操作一致性。合作社可以通过规范农资的采购和使用，实现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质量控制^［29］；同时，通过制定标准化生产规程，确保对绿色生产行为的有效监督^［30］。结果控制一般被视为检测、衡量以及提供反馈的过程^［31］。合作社通过建立农产品检测制度，设计相关的惩罚与激励机制来控制产后的各个环节。基于组织控制理论，组织应当采用综合控制策略，将投入控制、过程控制与结果控制有机结合，以提升组织的创新能力、适应性与竞争力。因此，农民合作社对产前、产中、产后的内部控制措施构成了一个连续循环的流程体系，进而推动合作社绿色发展^［32-33］。故提出：

H₁：内部控制正向影响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行为。

1.2　政府规制对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

政府规制是外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6］。政府规制是指政府行政机构根据法律授权，采取行政手段，对企业、消费者等实施控制的活动，具体包括项目支持、技术补贴、政策宣传和行政管理等^{［15，34］}。合作社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进行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实施技术带来的直接效用，还会权衡其期望效用^［7］。许多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如水肥一体化、废物资源回收等面临着较高的前期投入和较长的回报周期。受限于自有资金不足、内外供给型融资约束^［35］以及绿色农产品“柠檬市场”等困境^［36］，合作社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主动进行绿色生产转型，难以建立和维护绿色品牌^［25］。因此，外部力量，尤其是政府规制，在合作社绿色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

政府规制在调整生产经营主体行为，尤其是在推动绿色生产行为方面的作用，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15］。化肥减量化技术推广的相关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激励型、服务型和约束型3类。激励型政策主要包括项目扶持、物料支持；服务型政策包括政策宣传、技术培训；约束型规制主要包括环保法律法规制定、外部监督措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类政府规制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引导合作社接受并采用技术。政府的激励措施越多，企业进行绿色创业的概率就越高；而政府约束措施的强度越大，不执行绿色创业行为的成本就越高^［34］。张笑寒等^［37］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参与农业绿色生产的研究表明，政府激励有助于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绿色生产行为。童洪志等^［38］通过仿真建模得出政府激励型、约束型和服务型这3种规制对农户采用行为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因此，本研究认为，政府激励型规制、服务型规制能够从正面显化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发生过程，而严格监督和行政处罚等约束型规制则从反向抑制不利于绿色技术实施的负面行为发生。故提出：

假说2：政府规制正向影响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行为。

1.3　政府规制对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调节作用

组织控制理论认为，组织在识别和评估外部控制的风险后，需要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措施来应对这些外部风险，从而保证经营目标的实现^［39］。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对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的一系列规制措施，都需要通过合作社的内部控制系统发挥作用。已有研究发现，政府规制能够增强责任意识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40］，提升投资者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41］。对于合作社来说，Wang等^［20］基于中国2013—2017年的县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显示，政府通过补贴等激励措施，有利于促进农业合作社采用有机肥，减少农业碳排放。但也有学者指出，政府激励型规制在促进农业绿色生产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前提是生产者本身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如果农业生产组织存在套取国家补贴的投机行为，那么随着政府规制程度的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对推动化肥减量的促进作用将被抑制，而非增强^［42］。这说明，政府规制在合作社内部控制影响绿色生产技术采用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应分情况讨论。

不同类型的政府规制对生产主体的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不同，为保证政策组合的最佳激励效果，应注意区分不同政策环境在促进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中的调节作用^［15］。已有研究发现，种植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过程中，激励型和服务型政府规制能够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即通过资金补贴、政策优惠、技术培训等措施增强农户技术采用信心、减少技术采用顾虑^［15］。但也有学者验证了政府规制在绿色生产过程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例如，张征华等^［43］研究发现约束型规制对合作社理事长绿色认知向绿色创业行为转化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陈梅英等^［44］研究也发现政府规制与合作组织培训在促进绿色发展、减少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因此，本研究认为，在推动合作社绿色生产过程中，政府规制与合作社内部控制不仅分别发挥作用，还可能形成协同效应，且不同类型政府规制的调节作用需进一步检验。故提出：

假说3：政府规制能够在内部控制对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的影响中产生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图1）。

2　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2.1　模型构建

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本研究通过计量提供实证证据，以揭示内部控制、政府规制对生产经营型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机制。根据农业农村部2022年发布的《到2025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选择合作社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缓控释肥施用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用情况表征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但对于合作社而言，不同类型的化肥减量化技术选择行为之间并非独立，不同技术间很可能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若采用单个模型逐步分析，会导致估计偏差和无效估计。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允许多个决策模型间存在相关性，不仅能够反映内部控制、政府规制对合作社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的影响，而且可用各项选择决策估计结果的误差项相关系数进一步判断各项技术决策行为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为控制联合决策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借鉴毛欢等^［45］的研究方法，构建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估计内部控制、政府规制对合作社各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rray}{l}{Y_i}^{\mathrm{*}}=a_{\mathrm{0}}^{}+{\beta }_i{X}_i+{\delta }_i{Z}_i+{\mathrm{\Gamma }}_i{C}_i+{\epsilon }_i\\ \begin{array}{cc}& (i=\mathrm{1,2},\mathrm{3,4})\end{array}\end{array}（1）

Y_i=\left\{\begin{array}{l}\mathrm{1}\begin{array}{cc}& a_{\mathrm{0}}+{\beta }_i{X}_i+{\delta }_i{Z}_i+{\mathrm{\Gamma }}_i{C}_i+{\epsilon }_i>\mathrm{0}\end{array}\\ \mathrm{0}\begin{array}{cc}& a_{\mathrm{0}}+{\beta }_i{X}_i+{\delta }_i{Z}_i+{\mathrm{\Gamma }}_i{C}_i+{\epsilon }_i\le \mathrm{0}\end{array}\end{array}\right.（2）

式中：{Y_i}^{\mathrm{*}}为合作社是否选择某种技术的二元离散变量，{Y_i}^{\mathrm{*}}为选择第i种技术的潜在变量；X_i为内部控制及其各维度，Z_i为政府控制及其各维度，C_i为控制变量，{\beta }_i、{\delta }_i、{\mathrm{\Gamma }}_i为回归系数。若{Y_i}^{*}>\mathrm{0}，则Y_i=\mathrm{1}，表示合作社选择采用相应的化肥减量化技术；{\epsilon }_i为随机误差项，服从{\epsilon }_i~\mathrm{M}\mathrm{V}\mathrm{N}(\mathrm{0},\mathit{\varpi })i=\mathrm{1,2},\mathrm{3,4}的多元正态分布。

\mathit{\varpi }=\left[\begin{array}{c}\begin{array}{cc}\mathrm{1}& {\rho }_{\mathrm{12}}\\ {\rho }_{\mathrm{21}}& \mathrm{1}\end{array}\begin{array}{cc}{\rho }_{\mathrm{13}}& {\rho }_{\mathrm{14}}\\ {\rho }_{\mathrm{23}}& {\rho }_{\mathrm{24}}\end{array}\\ \begin{array}{cc}{\rho }_{\mathrm{31}}& {\rho }_{\mathrm{32}}\\ {\rho }_{\mathrm{41}}& {\rho }_{\mathrm{42}}\end{array}\begin{array}{cc}\mathrm{1}& {\rho }_{\mathrm{34}}\\ {\rho }_{\mathrm{43}}& \mathrm{1}\end{array}\end{array}\right]（3）

式中：\mathit{\varpi }代表协方差矩阵。式中非对角线上的{\rho }_{ij}(i,j=\mathrm{1,2},\mathrm{3,4};i\ne j)为多项化肥减量化技术选择间的联系。若，则不同技术选择决策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反之，存在互补关系；若{\rho }_{ij}=\mathrm{0}，则表示合作社采用不同子技术的行为决策是独立的。

为了检验政府规制的调节作用，将政府规制和合作社内部控制的交互项代入式（1）进行检验。

{Y_i}^{*}=a_{\mathrm{0}}+{\beta }_i{X}_i+{\delta }_i{Z}_i+{\xi }_i{X}_i{Z}_i+{\Gamma }_i{C}_i+{\epsilon }_i

\begin{array}{cc}& (i=\mathrm{1,2},\mathrm{3,4},\mathrm{5,6})\end{array}（4）

式中：X_i{Z}_i为内部控制和政府规制的交互项，{\xi }_i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若{\xi }_i>\mathrm{0}，表示政府规制对内部控制影响合作社化肥减量化技术的采用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若则表示政府规制在上述的回归路径中具有抑制作用。

2.2　数据来源

河南省是粮食大省、陕西省是重要的果蔬生产基地。从农业基础看，河南的粮食生产能力、陕西的特色农产品各有特点，选择二省作为样本地在研究种植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绿色生产方面代表性较好。本研究的数据通过实地调研获得，针对合作社理事长和负责人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合作社基本情况、运行机制、经营模式、绿色生产技术采用情况、合作社内部控制、政府规制情况、理事长个体特征及其技术认知等方面。课题组于2022年6—8月在河南省的濮阳、安阳、新乡、洛阳、平顶山、郑州、开封、商丘、周口和漯河10个市，以及陕西省的渭南、铜川、宝鸡、汉中和咸阳5个市进行了实地调研，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每个市选择4~5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8~10家种植类生产经营型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入社调研。共收集了612份组织问卷，剔除非种植类、非生产经营型合作社及重要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85份，其中河南省463份，陕西省122份。

2.3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在种植类生产经营型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的生产基地和托管的土地上，针对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缓控释肥施用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这四种化肥减量化技术，如果合作社采用了，赋值为1；如果没有采用，赋值为0。

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本研究选择合作社的内部控制以及政府规制的外部控制作为影响合作社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检验政府规制在内部控制影响合作社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在参考Snell^［46］、陈吉平等^［4］对组织控制理论的解释和应用的基础上，构建合作社内部控制指标体系（表1）。参考董理等^［47］、郭翔宇等^［15］关于政府规制测度的指标选择，使用激励型规制、规范型规制、服务型规制3个方面刻画政府规制。为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内部控制和政府规制及其各维度得分，其中，内部控制提取了3个因子：投入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政府规制提取了一个因子，具体过程不再赘述。

控制变量。根据朱哲毅等^［33］和张征华等^［43］的研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选择合作社特征、理事长特征和地区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见表2。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本研究基于Multivarite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提出的假说1和假说2。表3中模型（1）和（2）分别将合作社内部控制、政府规制及其分维度得分和控制变量一起纳入模型。两组回归均在1%的可能性水平上拒绝了4个方程残差不相关的原始假设，说明合作社采用不同绿色技术存在关联性，使用Multivariate probit回归模型是合适的^［45］。

3.1.1　内部控制影响

内部控制对合作社4项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的正向影响均达到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合作社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提升自身的绿色技术采用水平，验证了陈吉平和任大鹏^［4］关于合作社绿色发展的案例分析结果以及尹奇等^［7］对土地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博弈分析结论。总体来看，合作社通过内部控制，能够有效促进其绿色技术采用行为，假说H₁得证。

从各维度的影响来看，不同类型内部控制对合作社各项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第一，投入控制对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回归系数为正，且达到1%的显著水平，但对缓控释肥技术的采用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前期的研究结果相悖^［37］。原因可能是，与政府培训不同，合作社自主召开内部培训的次数较少，针对新型肥料的培训更少。同时，部分合作社负责人担心有机肥和缓控释肥可能会导致产量下降和成本上升。技术培训虽然使合作社认识到科学施肥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了解到绿色生产技术的风险。对于开展托管服务的合作社来说，他们更关注粮食产量而不是化肥减量。因此，追求短期经营目标的合作社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风险可控的传统肥料。第二，过程控制对各项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其中，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缓控释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的促进作用达到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合作社通过内部控制，能够集中力量办事，降低隐性成本，消除冗杂事项的干扰，使得集中连片的绿色农业技术采用成为可能^［7］。通过统一购买和使用生产资料，合作社能够更有效管理资源，确保农资的合理投入；标准化生产可以确保农业生产的规范性和一致性，提高各项绿色技术的实施效果；建立生产记录档案有助于跟踪化肥使用情况，为绿色技术使用效果提供数据支持^［4］。第三，结果控制对合作社缓控释肥技术采用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合作社通过加强产后环节的农产品检测、精细化的分拣定级流程，以及实施严谨的追责机制，有效提升了合作社缓控释肥技术的采用。结果控制不仅使合作社能够更精准地掌握不同品质农产品对养分的具体需求，还使管理人员能够直观感受到绿色生产技术对农产品品质的改善，增强了他们对技术的认同感。此外，追责机制的引入提高了违规行为的成本，为绿色生产提供了强制性的保障，有助于推动合作社内部绿色生产技术应用的集体行动^［4］。

3.1.2　政府规制影响

政府规制对合作社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缓控释肥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均达到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155，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对基础设施建设要求较高，主要由政府及所属的农技推广部门通过设备补贴、宣传教育和技术交流等方式进行推广^［48］。政府出资统一铺设设备的能力十分有限，较高的初期投资和后期维护成本，较低的预期收入均会造成合作社放弃对该项技术的采用^［7］。换句话说，如果合作社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设备支持，可能会影响政府规制作用的发挥。总体来看，政府规制对合作社绿色技术的采用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假说H₂得证。

从各维度的影响来看，政府规制各维度对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第一，激励型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合作社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但对其他类型化肥减量化技术的影响均不显著。在调研时了解到，如果政府给予较为充足的资金、项目支持，能够增强技术采用信心，改善合作社对水肥一体化技术“想用而不敢用”的局面。但是，政府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缓控释肥等技术的激励措施通常表现为发放免费、少量的新型农资，且农资发放缺乏连续性，不同合作社、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的农资补贴有时会引起经营者的逆反心理，反而不利于绿色生产技术的持续采用。第二，约束型规制对合作社有机肥替代化肥、缓控释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水肥一体化技术需要投入较多的机械设备，更需要政府的激励型规制。第三，服务型规制对不同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不同。服务型规制对合作社缓控释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合作社推广绿色生产技术的过程中，政府的宣传和培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9］。然而，服务型规制对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112，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先前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48］。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针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服务型规制以宣传较多，统一安装设备、示范户技术指导等公益性服务较少，且样本中以粮食作物为主营品种的合作社较多，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适用性较低。换句话说，服务型规制在任何时间都是受欢迎的，只是时机或技术类型尚不适宜。

3.1.3　控制变量的影响

合作社种植类型、经营模式、经营规模、市场诱导、理事长特征等对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均具有一定的影响。总体来看，混合种植类合作社、政府主导型合作社在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上表现更好。合作社经营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用，但成员数量对各项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市场诱导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该技术投资成本较高，使得市场监督和价格激励机制的促进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理事长文化水平、技术认知、环保责任意识以及政治面貌在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过程中均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3.2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取替换关键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模型、增加相关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各类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面积占合作社基地和托管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观测值加0.000 1后取对数）表征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程度，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合作社是否拥有绿色或有机产品认证（1=拥有任意一项认证，0=无认证）、理事长的人脉资源非常广泛（5=非常赞同，4=比较赞同，3=一般，2=比较不赞同，1=非常不赞同）两个变量，以提高回归模型的准确性。使用Multivarite regression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内部控制及其各维度、政府规制及其各维度对合作社各项绿色技术采用程度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3.3　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政府规制的调节作用，表5将政府规制和内部控制的交互项纳入Multivarite probit模型。结果显示，二者交互项仅对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说明政府规制和内部控制在影响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假说H₃部分得证。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政府规制的影响机制不同，需要进一步检验各维度的调节作用。

为检验不同类型政府规制的调节作用，表6将政府规制各维度和内部控制的交互项纳入Multivarite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类型政府规制在影响内部控制促进合作社绿色技术采用行为过程中存在明显差异。

具体来说：第一，激励型规制和内部控制的交互项对合作社缓控释肥技术采用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较高的激励型规制替代了合作社通过内部控制促进缓控释肥技术采用的作用。但是，二者交互项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内部控制与激励型规制形成一种互补效应，需要两者共同作用以降低合作社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成本和风险，这也可能是样本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比例最低的原因之一（回看表2）。第二，约束型政府规制和内部控制的交互项对合作社各项绿色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均为负，其中，对缓控释肥和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的抑制作用达到10%以上的显著水平。约束型规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额外成本，这种成本在合作社权衡前景预期和行为控制时，可能会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从而作出不利于绿色发展的决策^［43］。第三，服务型规制和内部控制的交互项对合作社缓控释肥采用行为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对绿色发展的宣传和培训次数越多，越有利于合作社通过内部控制提高缓控释肥技术的使用。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用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水肥一体化技术复杂性和专业性较高，该技术的推广主体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而非合作社等私人组织^［48］。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宣传和培训替代了合作社的内部控制机制，从而减弱了内部控制对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的正面影响。

3.4　异质性检验

3.4.1　外包经营策略差异

经营型合作社在推进规模经营时，通常会选择2种主要的经营策略。一是通过购置农业机械设备和雇佣劳动力来实现自主生产；二是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即将生产环节外包。外包策略有助于合作社聚焦于管理与监督，为其采纳绿色技术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动力。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外包也可能弱化生产过程控制，进而影响农业环境的技术效率^［50］。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考虑了合作社外包策略的差异性。根据合作社土地管理、种植、施肥、田间管理和收割5个环节的外包程度将585家生产经营型合作社划分为两类：外包环节≥3的合作社命名为低自主经营型（127家），外包环节≤2的合作社命名为高自主经营型（458家）。采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检验内部控制、政府规制对两类合作社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影响的异质性。估计结果显示：在合作社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过程中，内部控制对高自主经营型合作社的影响更加显著。其可能原因在于，高自主经营型合作社内部利益联结较为紧密，合作要素与服务类型更加多元化^［51］，在绿色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内部控制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技能的提升，从而更好地采纳绿色技术^［4］。政府规制对高自主经营型缓控释肥、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高自主经营型合作社能够灵活调整资源配置、技术选择以及生产管理方式，更快速地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表7）。

3.4.2　民主决策规范差异

民主控制是国际合作社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体现了合作社的核心特征，即民主性。该原则最早在1937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修订的合作社原则中提出，之后成为全球合作社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并沿用至今。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成员参与大会、表决权和表决附加权等基本权利也作了明确规定。作为一个具有“人合”属性的合作社组织，通过“一人一票”制度确保成员共享合作社的所有权和决策权，这是最能体现合作社产权制度安排与特殊治理结构的设计^［52］。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严格的民主决策可能会削弱合作社核心成员的投资和管理积极性，进而降低合作社的决策效率^［12］。有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考虑了合作社民主决策规范的差异性。参考谭银清等^［53］的研究，选取合作社是否实行“一人一票”决策方式作为判断民主决策规范性的依据。当合作社采用“一人一票”表决机制时，设置虚拟变量为1，否则为0。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8。可以发现，内部控制对民主决策不规范的合作社各项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也就是说，当合作社没有采用“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时，内部控制有助于合作社化肥减量化技术的采用。而当合作社采用规范的民主决策机制时，内部控制对合作社化肥减量化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普通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认知有限，“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抑制了核心成员的参与动力，提高了合作社决策成本，导致合作社“议而不决”“决而不为”^［12］。政府规制对民主决策不规范的合作社在缓控释肥技术采用方面的影响，比对民主决策规范的合作社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决策权集中度高的合作社能够更快速、直接地响应政府的政策和规制。这也提醒我们，在实践中应考虑成员的异质性，促使决策权分配与其关键性贡献相匹配，以提高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决策效率。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逐渐成为推广和应用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基于组织控制理论和政府规制理论，提供了一个帮助理解合作社如何通过加强内部控制、积极回应政府规制，从而推动合作社绿色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使用河南和陕西省585家种植类生产经营型合作社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第一，合作社通过内部控制，能够有效促进其绿色技术采用行为。不同类型内部控制对合作社各项绿色技术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投入控制对各项绿色技术采用的影响方向不同，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主要表现为对部分绿色技术采用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规制对合作社绿色技术的采用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激励型、约束型和服务型规制对部分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具有促进作用，但形式单一、缺乏针对性的服务型规制反而不利于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用。第三，政府规制对内部控制影响合作社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行为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其他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不同类型的政府规制在内部控制促进合作社绿色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效果不同。第四，内部控制和政府规制对自主经营程度较高、民主决策不规范的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促进作用大于自主经营程度较低、民主决策规范的合作社。

本研究为研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内部控制和政府规制在推动合作社绿色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可能的实践启示和政策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控制建设。鼓励合作社强化内部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的同时，也要增加对成员技术、政策宣传和人员选用方面的投入控制，形成促进合作社绿色发展内部环境的“软约束”。鼓励合作社提供菜单式、全程式、定制化的绿色生产服务，推进绿色生产、管护、营销的全产业链建设。第二，加大化肥减量化技术的政策激励力度。在现有补贴政策的基础上，提高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施肥设备购置补贴力度，激发先进施肥设备使用积极性。增加对规模生产经营主体购买新型肥料的补贴标准。扩大施肥调查、土壤取样测试覆盖范围，精准制定施肥方案。定期举办化肥减量化技术培训，邀请农业专家深入农田现场指导，普及测土配方、有机肥等知识，讲解先进的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操作要点。建立化肥减量增效示范田，组织合作社负责人、农户实地观摩学习，提高经营主体对新型施肥设备及减量化技术的接受程度。第三，优化政府规制与合作社内部控制的协调性。政策设计时应考虑到不同类型政府规制的特点和效果，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工具，利用激励型和服务型规制来强化合作社内部控制的积极作用。同时，根据合作社的反馈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及时调整推广策略和支持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以种植类合作社为例，未涵盖养殖类或种养结合类合作社的分析。此外，由于数据为截面数据，未能完全解决内部控制与绿色技术采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未来研究可通过使用更为全面的数据和方法进一步探讨合作社的绿色技术采纳行为与采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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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5730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21030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200305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2BJY179)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4批特别资助项目(2021T140181)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6-ZDJH-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