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农利益联结能提升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吗？

Can the enterprise-farmer interest linkage improve the leading behavior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leading enterprises？Theoretical logic and empirical evidence

摘要

为探究企农利益联结对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的影响，基于2020—2022年江西省962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论证了企农利益联结对企业龙头行为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企农利益联结能显著提升企业龙头行为绩效，具体表现在带动农户数量的提高以及促进农民增收；2）企农利益联结通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中介组织扩大带动农户的数量，并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以及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的途径促进农民增收；3）在加工型龙头企业和欠发达地区龙头企业样本中，企农利益联结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带动农户数量方面并无明显差别。因此，提出建立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在脱贫地区投资；加强对中介组织的支持力度，引导其与龙头企业形成长期稳定合作；挖掘特色农业资源，支持企业和农民开展农产品质量认证；鼓励企业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提升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水平。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est linkag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on the leading behavioral performance of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962 provincial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20 to 2022， the fixed effec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s a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est linkag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on the leading behavior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erest linkag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ading behavioral performance of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which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farmers driven and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2） The interest linkag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expands the number of farmers driven through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such as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family farms and increases in farmers' income growth through means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certification and the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In the samples of processing-type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less-developed regions， the interest linkag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However， there are undistinguishing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farmers driven. Therefore，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Establish a stable and close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 and encourage leading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strengthen the support for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and guide them to form long-term and stable cooperation with leading enterprises； explor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support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to carry out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certification；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onduct in-depth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build a complete industrial eco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the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利益联结机制 / 利益联结程度 / 农业龙头企业 / 龙头行为绩效 / 农户数量 / 农民收入

Key words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s / degree of interest linkage / agricultural leading enterprises / leading behavioral performance / number of farmers / farmers’ income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为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农民增收，建立关系稳定、联结紧密、权责一致、利益共享、风险可控的联农带农机制，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保障。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中指出，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形成企业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202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建立健全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更加凸显了农业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重要性。农业农村部在《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更是提出农业龙头企业是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主体。显然，这些政策意在推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间利益联结，尤其是要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联农带农作用，强化农民风险防范和保障收益，增强农民参与发展的能力^［1］。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引领小农户融入农业全产业链循环、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农业龙头企业带动50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促进贫困户增收总额达1 272.2亿元。2020年县级以上龙头企业引领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农户1.2亿多户，吸纳就业中农村户籍劳动力接近70%。截至2021年9月，全国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共吸纳近1 400万农民稳定就业^［2］。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小农户主要拥有土地要素的承包经营权、劳动要素的所有权以及部分务工收入用于农业投资等资源禀赋^［3-4］，但其融资、议价、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人力资本都相对较弱。与之相比，农业龙头企业虽然不具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劳动要素所有权，但却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市场议价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较高的人力资本^［5］。因此，在禀赋约束下，企农双方为实现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目标，需要进行要素互补，进而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博弈关系及其调节功能^［6］，即利益联结机制。农业利益联结机制起始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初期，经历了起步发展期、调整变革期、快速发展期、优化发展期4个阶段^［7］，并历经“流通性利益联结”到“生产性利益联结”再到“分配性利益联结”的嬗变过程^［8］。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摸索，农业利益联结机制逐渐形成了多种类型的衔接路径和利益联结形式，从组织形式看，主要有“公司+农户” “公司+基地+农户” “公司+中介+农户”等模式；从联结对象来看，包含要素联结、产品联结、产权联结；按利益联结的程度看，从松散到紧密逐渐演变，形成了6种典型的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形式（见表1）。

企农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企业与农户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体现，因此需要从不同利益主体视角探讨其主体决策和行为的影响因素。从农户角度看，农民文化程度、家庭结构、劳动力数、生产规模、收入状况、社交水平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率等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都会对农户进行利益联结机制选择产生影响^［19-21］。从企业角度看，企业自生能力、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产品特性、原料质量要求、专用设备投入以及目标市场等因素则会决定其行为决策^［22-23］。而农产品市场价格、政策支持力度、农村服务水平、产权安排和治理制度等外部因素，同样会对企业和农户产生不同的影响^［24］。此外，不同利益联结机制的作用效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部分学者认为商品联结通过专用性投资和市场机制能够强化其稳定性，优于要素联结^［9］；还有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商品联结并不一定优于要素联结，而是应该根据外部制度环境合理配置不同的契约形式^［25］；也有学者认为嵌入合作联结在初始投资效率和农民福利上，较商品联结和要素联结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且更契合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26］；还有研究证明股权型联结模式在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优于契约型联结^［27］。当然，不同类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各具优势，合同联结能够稳定农产品产量，合作联结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股份合作联结则能提升经营绩效并保障农产品品质^［28］。

从现有文献来看，已有研究围绕企农利益联结的类型、影响因素、作用效果开展了具体分析，但本研究认为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一，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利益联结机制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对比和讨论，且以两两对比为主。但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已形成了多样化的利益联结关系，无法仅凭单一利益联结机制的效果来评价其总体实施效果。因此，亟需在总结当前典型企农利益联结机制的基础上，将其统一纳入研究框架，综合评估这些机制的整体效果。其二，已有研究侧重于评估利益联结对企业利润、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等经济绩效的影响，但较少关注企业在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的龙头行为绩效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2020—2022年江西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与实证，围绕企农利益联结对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论证，以期对构建稳定、高效、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联农带农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利益联结对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的直接影响

第一，农业龙头企业依靠市场机制、契约治理机制（包括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关系治理机制等稳固与农户的交易关系^［29］，从而稳定地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一方面，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农业产出品和投入品的商品契约，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的要素契约以及股权和盈余分配等正式契约^［30］，保障交易的稳定性，提高农户的信任感和参与积极性，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并逐渐产生了区位粘性、空间粘性和产业粘性。同时，随着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功能拓展，衍生出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新农户进入。另一方面，由于契约治理的非完全性，为以中国社会血缘、亲缘、姻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作为重要的补充交易治理机制提供了必然，尤其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能有效提升交易的稳定性。为获取信任和良好的声誉，龙头企业倾向于与农户建立能够使后者获利的利益联结关系，通过大众舆论获得认同和支持，通过乡情亲情关系扩大信任，进而争取到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

第二，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产业链的增值，并提高了农民的收入。首先，紧密的利益联结使农业龙头企业能够扩展组织边界，减少市场交易的频次，采用长期契约关系替代临时性市场交易关系。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契约签订成本、执行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成本，还能够帮助建立稳定的供求关系，从而产生合作剩余^［31］。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专用性资产的增加，进一步强化了契约的稳定性，减少了双方的违约风险^［32］。其次，利益联结程度体现了经营主体分工协作对产业链各环节价值互补性的影响^［33］。农业龙头企业无论在经济体量还是资源集聚方面，都要明显优于普通农户，农户通过利益联结机制与龙头企业形成融合共生系统，既能共享合作资源和要素，也能共担风险，在互利共生的基础上共享产业链价值增值^［34］，从而带来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增长。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说1和2：

假说1：企农利益联结程度越高，越能够带动农户进入市场。

假说2：企农利益联结程度越高，越能够帮助所带动农民提高收入。

2.2　利益联结影响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的机制分析

第一，“企业+中介组织+农户”模式的建立，使得企业不再直接与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打交道，而是通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民联合体进行合作。这种模式能够将外部市场关系和交易成本内部化，减少企业和农户双方在农业市场上的搜寻费用、信息费用、谈判费用、监督费用等交易成本^［35］。在此过程中，交易成本是决定农户与企业是否选择合作以及构建何种利益联结机制的关键。此外，中国乡土社会呈现出显著的“差序格局”，赋予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社员或成员大多来自当地或邻近村庄^［36］。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熟人关系”有助于吸引身边的农民参与到与企业的交易合作中来。

第二，农业现代化技术虽然革新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方式，但也提高了农业进入的门槛，尤其是对于富硒、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特定质量认证的农业项目，单靠个体农户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凭借其标准化的生产管理、精深加工能力以及品牌营销网络，不仅能够帮助农户在市场中实现农产品的差异化定位，还能够有效保障销售渠道的稳定性。农产品质量是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时的关注重点^［37］，已有研究表明，农产品质量认证能够带来直接的市场溢价^［38］，通过向消费者传递质量信息，增强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信任程度，使得消费者愿意为绿色、有机等农产品额外支付更高的价格^［39］，从而提高产品的信誉和市场竞争能力^［40］，并且增加农户的收入^［41-42］。

第三，企业通过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等农业科技的示范推广，能够丰富农产品品种、改进生产模式、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质量等，进而形成农产品新的竞争优势，直接提高农民的农业经营性收入^［43-44］。尤其是伴随数字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得农民群体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农业知识和生产技术，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收入^［45］。此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释放了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加上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又提高了农民对非农就业信息的可获得性，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进而获得工资性收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46-47］。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说3~5：

假说3：企农利益联结通过中介组织带动农户进入市场。

假说4：企农利益联结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提高所带动农民的收入。

假说5：企利益联结通过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提高所带动农民的收入。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3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据统计，江西省涉农企业累计51.51万家，其中，2024年全省1 058家省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就业务工、订单生产、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多种带动模式，直接或间接带动农户36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2.9%，户均增收2 209元。因此，以江西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20—2022年江西省1 058家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的监测调查数据，涵盖了企业经营情况、带动农户情况等方面的信息。经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异常值或缺失值的剔除处理，最终获得962家农业龙头企业的3年共2 886个平衡面板数据。除了农业龙头企业监测数据外，其余数据均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48］、《江西统计年鉴》^［49］、各县（市区）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利益联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帮助更多的农民分享产业利润效益。而农业企业，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带动农户就业和增收^［50］。池泽新^［51］对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进行了明确定义，即龙头企业在一定时间内组织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所取得的业绩和成果，具体表现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数量或增长速度、带动农民收入提高的状况等方面。基于前人研究，本研究分别从企业带动农户的数量和带动质量两个维度衡量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一是“数量”维度的绩效，即企业引导农户进入市场的数量，采用企业当年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的农户总数进行衡量；二是“质量”维度的绩效，即企业对农民收入提升的贡献，采用企业当年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支付给农户的总金额进行衡量。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企农利益联结程度。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单个节点所拥有的联结数越多，其所承载的知识流越大，承载主体就更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因此，企业能够提供联结服务的种类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其联结能力，即利益联结环节和联结形式越多，利益联结内容越多元化，则企农利益联结程度越高^［52-53］。本研究采用企农间利益联结机制的种类数量表示利益联结程度。

3.2.3　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分别为中介组织、农产品质量认证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中介组织采用企业带动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总数的对数值来衡量，反映了农业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农产品质量认证采用企业是否生产富硒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来表征，反映了企业对农产品增值的能力。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采用企业是否有农业科技推广投入进行衡量，反映了企业的农业科技应用情况。

3.2.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人力资本、负债情况、资产规模、销售规模、盈利能力、创新能力等企业特征变量，以及农业资源禀赋、区域农村发展水平等地区特征变量，如表2。

3.3　模型设定

3.3.1　基准回归模型

为考察企农利益联结程度对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的影响，本研究建立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begin{array}{c}\mathrm{P}\mathrm{e}\mathrm{r}\mathrm{f}\mathrm{o}\mathrm{m}\mathrm{a}\mathrm{n}\mathrm{c}{\mathrm{e}}_{it}={\mathrm{\alpha }}_{\mathrm{0}}+{\mathrm{\alpha }}_{\mathrm{1}}\mathrm{L}\mathrm{i}\mathrm{n}{\mathrm{k}}_{it}+\\ {\alpha }_{\mathrm{2}}{X}_{it}+{\mathrm{\mu }}_{\mathrm{i}}+{\mathrm{\tau }}_{\mathrm{t}}+{\epsilon }_{it}\end{array}（1）

式中：下标i和t分别为企业、年份。被解释变量Performance _it 为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分别为i企业t年带动农户数量的对数和支付给农民总金额的对数。核心解释变量Link _it 为i企业t年企农利益联结程度。X_i 表示控制变量组成的矩阵，包括企业特征、地区特征等变量。α₀ 为截距项，{\mu }_i为个体固定效应，{\tau }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 为随机扰动项。

3.3.2　中介效应模型

本研究参考江艇^［54］对中介检验的建议，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mathrm{M}\mathrm{e}{\mathrm{d}}_{it}={\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mathrm{L}\mathrm{i}\mathrm{n}{\mathrm{k}}_{it}+{\beta }_{\mathrm{2}}{X}_{it}+{\mu }_i\mathrm{\text{'}}+{\tau }_t\mathrm{\text{'}}+{\epsilon }_{it}\mathrm{\text{'}}（2）

式中：Med _it 为中介组织、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等中介变量，β₀ 为截距项，{\mu }_i'为个体固定效应，{\tau }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其余变量与式（1）相一致。根据中介效应的原理，检验β₁ 的显著性，以此验证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研究利用Stata 16.0进行模型估计，对所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平均VIF值为1.74，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表3模型（1）和（2）报告了在未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企农利益联结程度与企业龙头行为绩效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并且联结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带动农户数量和带动农民增收分别增加21.1%和24.9%。在进一步加入企业特征、地区特征等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依然显著，见模型（3）和（4）。由此，初步验证了假说1和2。

4.2　内生性检验

4.2.1　工具变量检验

鉴于模型中可能存在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引入工具变量进行解决。具体而言，在模型中分别引入“除本企业外本县区龙头企业利益联结平均程度”和“企农间下一年的利益联结程度”两个工具变量。理论上，同县区的其它龙头企业与农民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具有示范作用，会对本企业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其它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程度不会直接影响本企业的龙头行为绩效。此外，“企农间下一年的利益联结程度”会受到本企业上一年利益联结程度的影响，但不会直接影响到上一年企业的龙头行为绩效，因此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由表4模型（5）~（8）结果可知，引入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明假说1和2的结论具有稳健型。

4.2.2　PSM模型检验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还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即企业与农户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本质上属于一种“自选择”行为。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进行内生性检验。本研究以利益联结是否紧密作为协变量进行验证，由于样本企业中均至少建立了2种利益联结机制，因此若企业与农户仅建立了2种利益联结机制，表示其联结松散，赋值为0；若建立了2种以上的利益联结机制，表示其联结紧密，赋值为1。表5模型（9）和（10）展示了卡尺匹配、卡尺内近邻匹配与核匹配3种不同匹配方法的结果，发现企农利益联结程度对带动农户数量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在缓解选择偏差下结论依然稳健。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增加控制变量

在增加企业所有权类型、企业性质、上市情况、政府扶持、区域经济水平等控制变量后，对模型进行重新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11）和（12）所示，企农利益联结程度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4.3.2　剔除特殊样本

考虑到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产品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及带动农户数量等方面明显优于省级龙头企业，本研究将49家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模型（13）和（14）所示，研究结果仍然稳健。

4.3.3　替换解释变量

根据联结紧密程度，将土地租赁联结、购销合同联结、管理合作联结、劳务雇佣联结、股份合作联结、产业化联合体联结6种利益联结机制分别赋予1~6的不同权值，通过加总各类利益联结机制的赋值表示企农利益联结程度，并将其代于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6模型（15）和（16）展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研究结论基本不变。

4.3.4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一是基于带动数量和带动质量2个维度，采用熵权法测度农业龙头企业的综合绩效，并将其作为代理变量，使用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模型（17），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二是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当年比上一年带动农户数量的增加量、当年比上一年支付给农民总金额的增加值。由于变量数值较多零值，仍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6模型（18）和（19）汇报了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4　机制检验

4.4.1　中介组织

表7模型（20）报告了企农利益联结对带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中介组织的影响。企农利益联结程度估计系数为0.284，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利益联结程度越高，带动的中介组织越多。根据前述理论分析，中介组织作为企业与农户间的沟通桥梁，能够通过正式契约和关系治理深化双方合作。因此，企农利益联结通过中介组织显著提高了企业带动农户的数量，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说3。

4.4.2　农产品质量认证

表7模型（21）展示了企农利益联结对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影响。结果显示，企农利益联结程度估计系数为0.08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利益联结有助于推动富硒、有机、绿色、地理标志等认证农产品的生产。根据前文分析，农产品质量认证能提高产品的溢价，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综上可知，企农利益联结通过推动农产品质量认证，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说4。

4.4.3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

表7模型（22）报告了企农利益联结促进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的检验结果。企农利益联结程度估计系数为0.06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了利益联结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科技的示范、推广和应用水平。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等现代农业科技的示范推广，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益与收入。所以，企农利益联结通过农业科技示范推广，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说5。

4.5　异质性检验

4.5.1　基于加工特征的分组检验

从表8模型（23）和（24）估计结果来看，企农利益联结对带动农户数量的影响在加工型和非加工型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带动农户数量是政府对农业龙头企业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大多数龙头企业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带动农户融入市场，以便完成监测和考核要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非加工企业的系数稍大于加工型企业，间接表明企业带动农民主要参与产业链前端的原料生产环节，而较少参与后端的加工和销售等环节。从模型（25）和（26）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加工型农业龙头企业中，企农利益联结对农民增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加工型企业则未显示出明显的促进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加工型龙头企业涉及的产业链较长，更有能力引导农民共享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增值收益。

4.5.2　基于地区经济的分组检验

不同县（市区）由于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参与程度、获取收入有所不同。本研究将全省人均GDP作为分组标准，若企业所在县（市区）的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值，则为发达地区；反之，则为欠发达地区。表8模型（27）和（28）的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企农利益联结均能显著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数量，且发达地区的带动效应更为强烈。同时，模型（29）和（30）的结果显示，在欠发达地区中，企农利益联结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原因可能是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比重较大，农民非农就业机会有限，更容易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来带动农民增收。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2020—2022年江西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农利益联结对农业龙头企业龙头行为绩效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企农利益联结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龙头行为绩效，具体表现在带动农户进入市场和促进农民增收；2）企农利益联结通过带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中介组织，扩大带动农户的数量，并且通过提高农产品质量认证和加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的途径促进农民增收；3）在加工型龙头企业以及处于发达地区的龙头企业中，企农利益联结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在带动农户数量方面不存在太大差异。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订单农业、合作社联营、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利益联结模式，让农民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收益的增值。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政策，激励企业在脱贫地区投资，特别是在特色农业项目上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第二，加强对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中介组织的支持，通过补贴、培训等措施，提升中介组织的管理能力和对农民的服务能力，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第三，挖掘特色农业资源，重点围绕“小、特、精”发展产业，增加产品丰富度与梯度。支持企业和农民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尤其是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富硒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特色农业产品领域，推动建立和推广统一的品牌标识。强化对第三方认证机构的管理，为地方特色农产品提供认证支持。第四，通过财政奖补、税费减免、用地保障、水电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进行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建立农业产业链延伸专项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原料基地、加工厂以及配套的仓储物流系统，引导企业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形成农业产业的全链条、全流程、全服务的产业生态。第五，支持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实施农业科技示范、推广与应用项目，推动农业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对接。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平台等载体，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与应用，提高农业科技服务的覆盖面和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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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63018)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5YJ54D)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青年人才培养项目(JXSNKYJCRC202655)

江西省科协决策咨询课题(20250318)

江西省产业经济体系市场流通岗位项目、产业融合岗位项目(JXARS-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