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作制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

孙国峰 ,  郑建初 ,  陈源泉 ,  盛婧 ,  尹小刚 ,  陈阜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2025, Vol. 30 ›› Issue (12) : 4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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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2025, Vol. 30 ›› Issue (12) : 40 -49. DOI: 10.11841/j.issn.1007-4333.2025.12.04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作制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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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the farming system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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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助推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作制高质量发展,基于2013和2024年统计年鉴数据,系统分析区域农作制发展现状、核心问题与挑战,并提出发展对策。结果表明:1)2023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总产值占全国25.8%,水稻产量占全国52.3%,渔业产值占全国42.3%;2)粮食、畜产品、水产品增产贡献最大的分别是小麦、禽类、淡水虾蟹类养殖;3)针对双季稻面积缩减、种粮收益欠佳、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高、气象灾害频发、资源与环境压力加剧等问题,提出优化作物结构、建设高标准农田、发展种养循环农业、强化政策支持等发展对策,以期为区域农业综合生产力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of 2013 and 2024, a systemat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re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regional farming system, an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 2023, the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ccounted for 25.8% of the China’s total production, 52.3% of national rice production, 42.3% of the national fishery production. 2) The larges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crease in grain, livestock products and aquatic products came from wheat, poultry and freshwater shrimp and crab farming, respectively. 3) In response to issues such as the reduction in the area of double-cropping rice, poor returns from grain production, high construction costs for high-standard farmland, frequent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and increasing pressure o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crop structure, building high-standard farmland, developing crop-livestock circular agri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are proposed.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productiv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种植业 / 畜牧业 / 渔业 / 稻田 / 种养结合 / 循环农业

Key words

farming / animal husbandry / fishery / paddy field / integrated crop-livestock systems / circular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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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峰,郑建初,陈源泉,盛婧,尹小刚,陈阜.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作制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5, 30(12): 40-49 DOI:10.11841/j.issn.1007-4333.202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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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制是在一个区域或生产经营单位内,自然和人工环境与各类农业生物组成的多种亚系统及其直接关联的产后升级元的稳定统一体[1-2],主要以农业生物与环境为主体,从系统角度研究其结构、功能和战略等,以期实现系统生产力提升、经济效益增长、资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三重目标[2]。围绕全国农作制区划及其演替规律[1,3-4]、种植结构变迁驱动机制与发展优先序[4-6]等方面已开展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研究某一区域农作制类型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战略与对策等,对指导区域农作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其农作制的演变与创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该地区农作制研究已从单一追求高产的目标,转向高产高效、资源循环、环境友好与生态保育相结合的综合性绿色发展模式,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了高效种植模式的探索与优化[7-9]、区域布局与规划[10]以及稻田绿色耕作制度[11-12]等。在高效种植模式方面,再生稻技术因其在节约劳动力、种子、化肥和水资源方面的优势得到复兴和机械化突破,提升了再生季产量[7];马铃薯‑双季稻、油菜‑双季稻模式均具有较好的增收潜力[8]。郑建初等[9]结合自然和社会经济优势等特点,提出了江苏省现代高效农业的主要模式与支撑体系。唐海明等[10]基于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将湖南农作制划分为湘北商品型、湘中湘东城郊型、湘南外向型和湘西特色型4个发展区,为制定区域农业发展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黄国勤[12]提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发展对策与措施。然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主体产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高质量发展仍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拟基于2013和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13]及长江中下游地区7省(直辖市)统计年鉴数据[14-20],量化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与战略地位,揭示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趋势与现状、存在问题与挑战,探究区域农作制发展对策与措施,旨在为助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自然资源禀赋与战略地位

1.1 自然资源禀赋

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北亚热带至中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水热资源丰富。年均气温14~18 ℃,年降水量1 000~1 500 mm,无霜期210~270 d。土壤以水稻土、黄棕壤或黄褐土为主,肥力较高。淡水湖泊面积约2万km2(占平原面积10%),灌溉条件优越,适宜多熟制与淡水养殖。

1.2 战略地位

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是国家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区域内种植业(水稻占全国主导地位)、畜牧业(以猪养殖为核心)、渔业(淡水养殖极为发达)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23年,区域内总人口为4.07亿,占全国28.9%;国内生产总值为44.31万亿元,占全国35.1%;农业总产值为4.09万亿元,占全国25.8%,其中渔业产值占全国42.3%;耕地面积2 232.17万hm2,占全国17.4%,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与总产量均占全国52.0%以上;牲畜存栏15 436.10万头,占全国17.8%,其中猪年底头数占全国27.2%;水产品总产量为2 552.10万t,占全国35.9%,其中淡水养殖产量占全国54.3%。

2 农作制发展现状

2023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构成占比如图1所示。该区域农业仍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49.7%;畜牧业、渔业分别是第二、三大农业主体,分别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20.9%和16.6%;而林业仅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5.2%。

2.1 种植业

2023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构成占比如图2所示。粮食作物总产量达1.67亿t,其中水稻占绝对优势,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64.5%(中稻和一季晚稻占44.0%);小麦产量占比高于玉米。油料总产量为1 165.70万t,以油菜籽为核心,区域油菜籽产量占全国51.1%,区域内油菜籽和花生产量占比分别为71.5%和25.9%。

2012—2023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作物总产量、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增长率与贡献率如表1所示。2023年相比于2012年,粮食作物、油料和蔬菜总产量均呈明显的增产趋势,而瓜果类总产量略有下降。其中,蔬菜增产幅度最高(23.00%),粮食作物和油料平均增幅分别为10.91%和9.96%。具体来看,蔬菜增产表现为播种面积主导型,湖北、湖南、江西和江苏4省份播种面积增幅突出,增长占比分别为30.6%、27.1%、23.1%和22.5%。粮食作物增产中,不同作物贡献差异较大,小麦增产占比最高(51.1%),稻谷次之(33.5%),玉米再其次(23.2%)。小麦增产表现为单产主导型(单产贡献率为53.4%),安徽和江苏小麦增产占比分别为53.1%和38.6%。参照刘忠等[21]粮食增产贡献率的测算方法,稻谷种植结构变化的贡献最大(49.1%),其次为播种面积(32.9%),单产最低(18.0%),具体表现为双季稻向中稻或者一季晚稻转变,即中稻和一季晚稻面积上升23.88%,早稻与双季晚稻面积分别下降16.91%和23.16%。玉米播种面积扩张绝对主导增产(播种面积增长30.4%、贡献率为94.2%),安徽和湖北播种面积增长占比分别为56.1%和24.9%。此外,大豆、油菜籽和花生等作物增产绝对依赖单产提升(贡献率>85%),并呈现明显区域转移趋势,即种植布局由长江下游(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向长江中游(湖南、湖北、江西)迁移。

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结构仍以粮食作物为主导,其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5.1%,蔬菜次之(15.6%),油料再其次(12.2%)。刘巽浩等[2]研究指出,江北的江汉平原、大别山区、江淮平原、里下河平原及太湖流域等地水田以一年内小麦(油菜)‑中稻或晚稻两熟为主,旱地则为小麦(油菜)‑玉米(大豆/甘薯)两熟;江南的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地水田盛行双季稻或双季稻三熟制,冬季作物主要包括油菜、马铃薯、蔬菜及部分绿肥等。2012—2023年,长江下游油菜、大豆和薯类播种面积分别减少了38.50万、24.30万和15.59万hm2,同时,小麦、玉米和蔬菜播种面积分别增加了74.44万、41.94万和13.71万hm2,说明长江下游地区小麦(蔬菜)-水稻、小麦-玉米种植模式集中度呈进一步提升趋势;长江中游早稻、双季晚稻和薯类播种面积分别减少了63.08万、79.88万和228.77万hm2,中稻和一季晚稻、蔬菜和油菜播种面积分别增加了172.89万、57.95万和37.63万hm2,说明长江中游地区稻作模式由双季稻向中稻或一季晚稻转变,如油菜(蔬菜)-一季稻(再生稻)模式呈增长趋势。

2.2 畜牧业

2012—2023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牲畜饲养量和畜种结构如表2所示。畜种结构与存栏量呈显著分化趋势,其中,畜种结构以猪为主,占总饲养量的69.4%;牛次之,占总饲养量的20.4%。具体来看,牛存栏量与畜种结构分别下降17.9%和8.5%,区域贡献主要集中于湖北(43.8%)和江西(27.3%),主要受饲料成本上涨及环保政策趋严驱动。猪饲养量(存栏+出栏)整体下降6.7%,畜种结构占比同步微降,主导区域为浙江(73.7%)和江苏(43.0%),源于长江下游省份“耕地非粮化”政策挤压畜牧业用地,叠加猪价周期性波动导致的产能优化。而羊存栏量与畜种结构逆势分别上升22.2%和36.2%,湖南单省贡献达53.6%,主要是消费升级与政策扶持共同推动规模化扩张。

2012—2023年长江中下游地区肉蛋奶产量变化如表3所示。肉类、牛奶及禽蛋的总产量整体均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占比差异显著。禽蛋主导增长,增幅达36.1%,占肉蛋奶产量增长量的比例高达59.5%,核心驱动省份为安徽(35.4%)和湖北(32.5%)两省,反映禽蛋产业向长江中游集聚的趋势。肉类次之(增长占比为33.0%),其中羊肉产量增幅最高(40.1%),但因体量相对较小,占肉类产量增长量的比例仅为13.5%;牛肉产量微增,猪肉产量略降;禽肉主导肉类增产,安徽(64.3%)和江西(22.4%)两省增长占比达86.7%,凸显禽肉生产的区域专业化优势。牛奶增量有限(增长占比仅7.5%),增长集中于安徽(98.7%)和江苏(38.8%),与奶牛规模化饲养政策及乳企布局高度关联。

2.3 渔业

2012—2023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产品产量构成如表4所示。水产品产量构成呈现鲜明特征,淡水产品占主导地位(72.0%~74.6%),海水产品次之(28.0%~25.4%)。从生产特性来看,淡水产品中养殖水产品占比97.4%,反映内陆水域高度依赖集约化养殖;海水产品以捕捞水产品为主(60.4%),养殖水产品为辅(39.6%),体现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与人工养殖补充并重的格局。“十四五”以来,我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蓬勃发展,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3]。其中,稻虾综合种养是我国稻鱼综合种养第一大模式,主要养殖克氏原螯虾(小龙虾)。如图3所示,2023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稻渔综合种养面积为188.66万hm2,占全国的63.0%;生产的水产品产量为321.75万t,占全国同类水产品的77.2%,占区域养殖淡水产品的17.4%[23]。

如表4所示,2012—2023年,海水产品、淡水产品产量分别增长9.3%和24.8%,养殖水产品增产贡献占绝对主导。具体水产品种类变化表现为:海水产品中贝类主导增长,占海水产品产量比重从24.6%升至31.3%,增产贡献率为71.0%,核心驱动省份为浙江(增产占比为101.1%),与其浅海养殖面积扩张直接相关;藻类次之,增产贡献率为13.8%。淡水产品以鱼类为主,但其占淡水产品产量比重从82.0%降至72.8%,增产贡献率为33.1%,主要是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贡献突出,增产占比分别为34.0%、32.8%和24.4%,反映传统家鱼养殖增速放缓;而虾蟹类出现跃升,占比从12.9%升至22.6%,增产贡献率达56.9%,核心增长区为湖北、安徽和湖南,增产占比分别为40.8%、22.0%和19.7%,分析其与小龙虾消费扩张直接相关。淡水虾蟹类占水产品总产量的增产占比为53.6%,成为最大增长引擎;淡水鱼类次之(增产占比31.2%),增速放缓但体量仍居首位。

3 问题与挑战

3.1 双季稻面积持续缩减

长江中下游农业区冬闲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高达45.49%,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4],直接导致双季稻播种面积持续萎缩。2023年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双季稻播种面积较2012年累计缩减142.96万hm2,其核心动因是双季稻生产成本高[25]、劳动力投入过大[7]。主要表现为双季稻三熟制退化为两熟制,如“紫云英(油菜/马铃薯/蔬菜)-双季稻”模式向“休闲-双季稻”或“紫云英(油菜/马铃薯/蔬菜)-一季稻”模式转变,双季稻模式逐步向中稻(一季晚稻/再生稻)转变[11]。

3.2 种粮成本高、收益欠佳

近年来,粮食种植成本持续攀升,挤压种粮收益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主要源于3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粮食价格未见明显增长。例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稻谷收购价格稳定在2.4~2.8元/kg、小麦维持在2.3~2.6元/kg。

二是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机械作业等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参照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全省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该标准已由2012年的8.3~11.5元/h上涨到2023年的20~24元/h,用工成本增长108.7%~141.0%。

三是土地流转规模持续扩大、流转速度加快,推动土地租赁费用上涨。例如,根据江苏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价格指数,2023年第4季度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均价格为13 895.25元/(hm2⋅年),较2015年第4季度(12 526.5元/(hm2⋅年))增长10.9%。上述因素共同导致种粮收益明显下滑。此外,南方稻区粮食产能提升调研数据显示[26],湖南省湘阴县2017年前粮食种植利润为6 000~7 500元/hm2,2023年反而亏1 500元/hm2;2023年江西余干县粮食种植净利润约6 000元/hm2,而种植蔬菜或进行黄鳝养殖平均收益可达15.0~22.5万元/hm2。

3.3 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较高

高标准农田是粮食高产稳产的基础,而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较高、建设难度增大。一是集中连片且施工难度较小的平原、低丘区已基本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剩余任务多集中于边远山丘区,地形复杂,田块细碎,建设难度增大。二是随着物价水平上涨和农村劳动力成本提高,现有财政投资标准偏低。三是过度聚焦田块大小、田面平整度、灌排水利工程、机耕路等有形设施建设,忽视耕作层土壤培育。四是项目移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存在田间工程设施产权不明、管护权责不清、管护资金缺乏、管护责任难落实等问题。

3.4 气象灾害频发

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季风气候不稳定性、地形水文复杂性及全球变暖等因素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成为区域粮食产量波动的首要驱动因素。刘园等[27]研究表明,1949—2020年长江流域干旱和洪涝灾害占比较高,占全国粮食作物同类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分别为74.3%、74.0%和66.9%;低温、风雹和台风灾害相对较低,占全国粮食作物同类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分别为36.6%、32.4%和25.5%;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粮食因灾减产率分别为27.4%、33.4%、13.0%、15.5%、9.0%、10.3%和6.47%,其中浙江因台风叠加干旱减产最为严重。

3.5 资源及环境压力大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粮食、畜产品和水产品等需求不断扩大,与耕地资源紧张、稻田土壤退化、水资源失衡等生态环境资源消耗加速的矛盾仍长期存在[3]。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17.4%,人均耕地面积0.055 hm2,仅为全国平均的60.1%,叠加生物多样性下降、酸化、重金属污染等退化问题,且后备耕地资源面积较少,仅占全国1.35%[28]。农业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粮食消费需求年均增长2%左右,但自给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蔬菜、饲料(玉米、豆粕等)及水产养殖[29]等挤占粮田,导致耕地“非粮化”趋势加剧。区域水资源时空失衡与气候胁迫,小麦种植区冬春干旱频发、双季稻种植区伏旱等季节性干旱常态化;同时,集约化种植(化肥农药过量施用)、规模化畜禽饲养(粪污资源循环利用率不高)、高密度水产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普及率低)等高强度农业活动叠加高降雨量,增加了区域农业面源污染风险,农业面源污染高负荷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和江苏等省份[30],也加剧了用水矛盾。

4 发展对策

4.1 调整优化作物结构,建立以产能提升、效益增长和效率优先为核心目标的新型农作制

基于区域秋冬季积温增加的气候变化背景,适度恢复双季稻面积和增加稻麦两熟面积。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31]明确要求“在长江流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湖南、江西、浙江以冬闲田开发为核心,可重点发展“双低油菜(绿肥/蔬菜)-优质双季稻”模式,并优化双季稻三熟区稻田多熟高效农作制模式,科学规划与布局“三三制”稻田耕作制度(即在区域水田粮食生产中,以1/3的面积种植双季稻、1/3的面积种植一季稻、1/3的面积种植再生稻),有利于均衡调节和利用农村劳动力、机械、水肥等各种资源[26],实行水旱轮作、粮饲轮作、粮菜轮作等绿色高效稻田种植模式。湖北、安徽、江苏可通过控制压缩蔬菜和冬闲田面积,适度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同时,水稻适时栽插并选用较长生育期品种,适度推迟小麦适宜播种期,优化稻麦二熟种植模式,从而提升稻麦周年光温利用率,提高稻麦周年产量。

4.2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改造升级,保障粮食高产稳产

对早期建设的标准低、设施老化、粮食产能低于国家标准的已建项目,通过“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实施定向改造升级。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准,建议将国家补贴标准提升至6万元/hm2以上,丘陵山区额外增加20%补助。一是加强统筹安排。从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到改良土壤结构、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配置,形成一套完整、系统地提升农田持续性生产能力的综合性方案。二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针对高标准农田工程结束后耕层较浅、容重偏高、有机质不高的问题,采用大马力全耕层秸秆粉碎还田以及有机无机配施、冬季种植绿肥/油菜等技术措施,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构建适宜的耕层结构。三是加强运营管理。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落实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办理移交手续,签订管护合同,建立健全运营管护工作机制。

4.3 发展种养循环农业,构建资源高效与环境友好的现代绿色农作制

基于以地定畜、种养平衡的核心原则,从畜禽粪污养分供给、作物养分需求以及饲料饲草资源供应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区域农田面积、作物类型、土壤肥力、市场需求、人力资源等因素进行规划载畜量标准,以及畜禽粪污水、高密度水产养殖尾水还田的限量标准,科学发展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构建资源高效与环境友好的现代绿色农作制。例如,“猪(家禽)‑沼‑稻(菜/茶/果)”“草‑羊(牛)‑田”“渔‑稻(菜/饲草)”等现代种养循环农业模式。此外,利用腐熟粪肥替代化肥以提升耕地基础地力与综合生产能力,同时,生产出口感更好、品质更优、营养更均衡的水果、蔬菜、粮食等绿色优质农产品,提升农产品综合竞争力,助力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高效发展。

4.4 强化政策支持,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建立强刺激、高约束、可持续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机制。一是对实施间(套)轮作、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绿肥还田、有机肥施用、生态种养等绿色可持续农作技术的主体进行补贴。二是向实际生产主体发放补贴,适当提高主粮最低收购价,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切实保护农民种粮利益。三是加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资金投入,强化金融保险政策支持。四是加大对农业大县的奖励力度,提高县域社会化服务程度,推动“生产+加工+营销”一体化发展。五是为从事规模化种养循环、粮食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包括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保障合理的生产设施用地需求、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改造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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