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收效应还是保障效应？——非农就业促进农户收入质量的实证研究

Income growth effect or security effe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non‑farm employment on farmers’ income quality

摘要

为探究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质量的效应及作用机制，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2017、2019和2021年3年数据为基础，采用OLS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机制，同时考察非农就业对不同收入和不同经济期望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质量水平。2）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在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质量中起到中介作用。3）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的提升效果在低收入农户和低经济期望农户中更为明显，并且对于低收入和低经济期望农户，保障效应更为突出，而对于高收入和高经济期望农户，增收效应更为突出。基于此，提出强化非农就业促进政策、优化收益与保障双重机制、实施差异性精准帮扶政策等建议，促进农户收入质量实现稳步提高。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the quality of farmers’ income，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in 2017， 2019 and 2021，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performed using the OLS model，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and combin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non-farm employment on the income quality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incomes and economic expectations a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on-farm employ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rmers’ income. 2） Non-farm income and social security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non-farm employment on the quality of farmers’ income. 3） The effect of non-farm employmen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rmers’ income is more obvious in low-income farmers and farmers with low economic expectations. For low-income and low-economic-expectation farmers， the guarantee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while for high-income and high-economic-expectation farmers， the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is，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olicies to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timizing the dual mechanism of income and security，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and precise assistance polici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非农就业 / 收入质量 / 增收效应 / 保障效应

Key words

non-farm employment / income quality / income growth effect / security effect

党和政府始终将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并通过政策引导、产业支持和就业促进等多种手段，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收入质量。我国农村地区的就业结构主要分为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据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数据显示，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农村劳动人口总量将达到2.59 亿人，其中有1.16 亿~1.48 亿农村劳动力需要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并进入非农领域^［1］。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持续转移，非农就业不仅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为农村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动能。近 年来，国家政策对非农就业与收入质量提升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明确提出，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促进共同富裕。该纲要强调，优化收入结构、增强收入稳定性、拓宽增收渠道，是提升农民收入质量的重要举措。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聚焦“农民增收”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取得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等显著成就。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正面临诸如增速放缓、结构失衡及收入来源不稳定等新挑战。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3］明确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并强调“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支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这一政策导向体现了国家对提升农民收入质量的重视，强调促进非农就业和产业发展，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增强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数量型”收入增长模式已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何推动农户收入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避免出现“有增长无质量”的情况，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

学术界在非农就业和收入质量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已有研究^［4-5］表明，非农就业能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拓宽收入渠道，促进家庭收入增长及缩小收入差距。并且，非农就业可以减少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农村家庭的经济稳定性^［6-9］。此外，已有研究^［10-11］还发现，非农就业能够有效改善家庭的收入结构和提升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从理论探讨到政策实践，收入质量均已凸显其核心地位。乡村振兴战略进入“提质增效”阶段后，中央一号文件将“提高收入的持续性与抗风险能力”列为关键目标，标志着政策焦点已由数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单一收入水平在市场波动、极端气候与公共卫生冲击面前难以揭示农户脆弱性，而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与成本性四维指标可以细分风险暴露，为福利测度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尺度。非农就业不仅增加收入，还通过调整来源结构、优化投资—收益比与强化成长预期影响农户福利，这些机制唯有置于收入质量框架之下方能系统检验。多维衡量有助于在增收政策、就业扶持与农村社会保障之间建立精准的对接与评估逻辑。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2017、2019和2021年的数据，将关注点从收入数量延伸至收入质量，从农户视角分析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的动态影响，并引入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中介作用，探讨非农就业与收入质量的关系机制以及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提升的差异性影响，以期为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收入质量提升提供政策启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的直接作用

收入质量反映了收入的质的多维性特征，是衡量收入水平好坏的综合性指标。高质量的收入表现为收入水平满足家庭需求、结构丰富多样、收入稳定增长以及获取成本低等特征^［12］。在现有研究中^［12-13］，收入质量通常细分为5个主要维度：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以及知识性。其中，收入的知识性指的是收入获取者所具备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是主体获取收入的能力体现，并不是直接衡量收入质量的指标^［14］。因此，本研究将农户收入质量定义为4个主要维度：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和成本性。其中，收入的充足性主要衡量家庭总收入是否足以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收入的结构性则反映收入来源的多样性；收入的成长性衡量的是农户收入变化情况，体现收入增长的平稳度和增长潜力；收入的成本性则关注的是农户在获取收入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费用。

本研究以劳动力转移理论与收入质量多维框架为基础，系统阐释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机制。收入质量作为涵盖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与成本性的综合指标，其提升不仅依赖收入总量增长，更需多维优化。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产出趋零的剩余劳动力，而非农部门凭借更高的资本与技术密度，具有显著的生产率优势^［15］。农户通过非农就业实现2类效率改进：1）绝对收入增量，非农工资收入直接提升家庭总收入^［16］；2）资源重配效应，劳动力转移减少农业冗余，剩余劳动力人均产出提高^［6，17］。

收入结构性强调来源多样性与比例合理性。传统研究^［18］认为非农就业通过“农业+非农”双元结构优化收入多样性，但这一结论可能忽略结构性转型的阶段性特征。短期视角下，非农就业可能导致农户快速退出农业生产（如土地抛荒或粗放经营），集中于低技能行业（如建筑业临时岗位），形成“非农单一化”结构；长期视角下，若非农收入积累支持技能升级或创业（如返乡开办小微企业），则可能推动非农收入内部多元化^［19］。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多样度较高的地区，农户进入非农部门后可在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之间横向流动，非农内部的收入来源多元化在3~5年内逐步显现；而在中西部资源型或劳务输出型县域，非农岗位主要集中于建筑与低端服务业，工作季节性较强，收入来源呈“建筑工资—返乡务农”二元格局，结构性下降更为明显。

收入成长性包含稳定性与增长潜力双重内涵。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非农就业对成长性的作用存在群体异质性：对高技能农户，非农就业可帮助其积累技能，并将非农收入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如农机购置、子女教育），形成“收入—投资—增长”的正向循环；对低技能农户，非农就业可能挤占务农时间，导致农业技术退化与产出下降，同时受限于低端岗位的薪酬黏性，陷入“农业萎缩—非农低效”的双重困境^［20］。

收入成本性包含显性（直接支出）与隐性（机会成本）2类。非农就业通过2条路径影响成本性：1）显性成本下降，劳动力转移减少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土地流转或规模缩减，直接降低农资、机械等投入^［21-22］；2）隐性成本上升，非农就业可能增加通勤时间、职业健康风险等未观测成本（如建筑业的工伤风险）。现有文献^［7］多聚焦显性成本，但隐性成本的潜在抵消作用仍然存在。

基于上述理论和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假说1：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

非农就业通过以下2条主要机制对收入质量产生影响：增加非农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

1）非农就业显著拓宽了农户的收入来源。与传统农业收入相比，非农收入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非农收入这种固定薪资的获取，不仅提升了收入总量，还使得农户的收入来源从季节性收入向长期稳定性收入转变，缓解了农业收入因自然条件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4-5］。同时，非农收入在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非农就业能够为农户提供额外的现金流，增强应对突发经济困难的能力^［8］。此外，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对农户适应市场波动起到重要支撑作用。随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领域转移，家庭收入模式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这种多元化能够有效平滑市场需求波动对收入的冲击^［23］。

2）非农就业提升了农户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这对收入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户能够获得与岗位挂钩的福利待遇，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9，24］。同时，非农就业会增加农户对市场波动、风险管理工具等方面的认知与实践，增强了农户的风险意识，激发了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社会保障措施为家庭收入的长期稳定性提供了支撑，并显著减少了因疾病或老龄化导致的经济风险^［25］。此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农户的生活质量，同时增强其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5，26］。本研究理论框架见图1。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非农就业通过增加非农收入促进农户收入质量的提升。

假说3，非农就业通过提高社会保障促进农户收入质量的提升。

2　数据、变量与模型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以2017、2019和2021年数据合并组成混合截面样本，从中筛选出农户样本，并剔除缺失本研究所关注的变量信息的样本，最终获得14 150个有效样本。具体而言，先限定户籍类型为“农业户口”或主要居住地为行政村，再排缺失核心收入信息的样本。为确保农户身份的生产关联性，进一步保留拥有耕地或林地面积>0 hm²或过去1年农业经营收入>0 元的家庭。其中，新型农业经营大户（耕地面积>30 hm²或雇工>3 人）占7.1 %，深度贫困县（按国务院扶贫办2019年名单）农户占4.6 %，比例与同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7］公布数据基本一致。

2.2　变量设置

2.2.1　被解释变量：收入质量

本研究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收入质量，采用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和收入成本性4个维度衡量。收入充足性包括收入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28］，采用农户家庭年收入及结余情况反映，按照分位数标准将其划分为4个范围，用1，2，3，4分别赋值。收入结构性，即收入的多元化特征，借鉴罗永明等^［29］的研究，采用主要收入来源数量衡量。收入成长性体现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30］，包括农户当前经济成长状态和未来经济成长的预期2个方面，采用农户经济水平在不同阶段的成长情况来衡量。收入成本性体现获取收入的效率，即获取收入时发生的各种成本费用^［12］，采用农户获取收入所支付的成本来反映，按照分位数标准将其划分为4个范围，用1，2，3，4分别赋值。农户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各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值。

2.2.2　解释变量：非农就业

本研究的非农就业并不是农民的个人决策行为，而是指家庭的劳动力分配决策，根据家庭成员工作状况来计算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用非农劳动力占比来反映家庭非农就业状况^［31-32］。在实证部分首先考虑非农就业行为产生的影响，若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主要从事非农劳务，则记1，否则记0。该虚拟变量反映家庭是否进入非农就业部门，刻画劳动分配的“进入”决策。在明确家庭“进入”非农部门这一决策的福利意义之后，本研究进一步以非农劳动力占比刻画投入强度，检验非农就业深度对收入质量的边际贡献及其潜在非线性特征。

2.2.3　中介变量：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

中介变量为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非农收入指家庭除农业经营收入以外的收入，将样本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取对数，以确保调查数据接近正态分布。社会保障采用农户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的情况进行衡量，用农户参加社会保障项目的数量反映社会保障水平。

2.2.4　控制变量

影响农户收入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本研究结合研究目的以及可得数据，并参考已有研究^{［30，33］}，选取户主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婚姻状况与政治身份表征个体特征，选取家庭固定资产、种植规模、农地转入与转出情况表征家庭特征。此外，还控制了样本的地区和年份。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2。

2.3　模型设定

2.3.1　基准回归模型

为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本研究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Q_i={\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E}_i+{\alpha }_{\mathrm{2}}{X}_i+\epsilon（1）

式中：Q_i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家庭收入质量；E_i为解释变量，表示农户非农就业；X_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alpha }_{\mathrm{0}}为常数项；{\alpha }_{\mathrm{1}}、{\alpha }_{\mathrm{2}}为待估计系数；\epsilon为随机误差项。

2.3.2　中介机制检验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这2个机制变量在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质量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对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进行机制检验，本研究构造模型如下：

M_i={\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E}_i+{\beta }_{\mathrm{2}}{X}_i+\epsilon（2）

\begin{array}{c}{Q}_i={\lambda }_{\mathrm{0}}+{\lambda }_{\mathrm{1}}{E}_i+\\ {\lambda }_{\mathrm{2}}{M}_i+{\lambda }_{\mathrm{3}}{X}_i+\epsilon \end{array}（3）

式中：M_i为中介变量，表示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beta }_{\mathrm{0}}、{\lambda }_{\mathrm{0}}为常数项；{\beta }_{\mathrm{1}}、{\beta }_{\mathrm{2}}、{\lambda }_{\mathrm{1}}、{\lambda }_{\mathrm{2}}、{\lambda }_{\mathrm{3}}为待估计系数。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为确保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在模型回归之前，对所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方差膨胀因子（VIF）值的平均值为1.28，各变量间的VIF值均小于10，表明本研究选取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足以影响回归结果稳健性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

非农就业行为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增加地区和年份控制变量后，非农就业行为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回归系数依旧正向显著。这表明相较于纯农户，农户从事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随着家庭非农就业比例的上升，农户收入质量水平也随之提升，假说1得到验证。为保持度量一致性，后续机制、稳健性及异质性检验均以非农就业比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该连续指标不仅体现家庭劳动力在农、非农部门之间的投入强度，也方便识别边际效应与潜在非线性特征。

3.2　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不同维度的影响分析

非农就业对收入充足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表明非农就业优化了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为农户提供了更高的非农收入，提高了整体收入水平。非农就业对收入结构性起到负向抑制作用。可能随着非农就业比例的上升，农户逐渐减少甚至完全退出农业生产，使得农户依赖单一的非农收入来源，虽然总体收入可能提高，但减少了收入来源的多样性。非农就业对收入成本性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后，可能会减少农业生产活动，将土地流转出去，农业生产相关投入显著减少，从而降低家庭成本支出。非农就业对收入成长性的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收入成长性的影响，结果见表5。对于低成长阶段农户，非农就业起到正向抑制作用，对高成长阶段农户起到负向促进作用。可能是由于低成长阶段农户非农就业主要集中在低薪、劳动密集型岗位，同时，低成长阶段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较高，非农就业占用的时间和资源可能降低农业产出，形成2方面收入的此消彼长，对整体收入成长形成拖累。而高成长阶段农户通常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能，能够进入技术含量更高、报酬更高的非农领域。并且，高成长阶段农户更容易将非农收入转化为生产性资本，促进2方面收入的协同增长，从而促进收入稳步提高。

综上所述，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各维度存在“异向”影响：非农就业对收入充足性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对收入结构性和成本性起到负向抑制作用，对收入成长性的影响暂未显著。综合看，熵值法赋予充足性与成本性合计超过6成的权重，两者的正向贡献足以抵消结构性弱化带来的负向影响，使非农就业在整体上仍然提升了收入质量。

3.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和基于不同年份样本回归3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1）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收入质量进行重新估计并重新回归，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2）为保证结果不受直辖市样本的影响，剔除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四大直辖市后，将剩余样本重新回归，非农就业仍起到正向促进作用。3）对2017、2019和2021年3个年份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样本回归结果均显示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综上所述，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3.4　内生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见表7。参考万晶晶等^［34］的研究，选取省均非农就业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农户的非农就业决策会受到地区非农就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省均非农就业水平不会对单一农户家庭的收入质量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第一阶段省均非农就业水平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二阶段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由此得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的促进效应依旧显著。在加入逆Mills比率校正后，非农就业仍显著正向影响收入质量，仅较未校正结果略有收敛，说明未观测特征使更易选择非农就业的家庭同时伴随收入质量的系统性低估，存在选择偏差，但选择偏差并未颠覆结论。

4　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4.1　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中介效应分析

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均对收入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表8），印证了非农收入是非农就业促进收入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这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具有增收效应，农户从非农行业中获得收入，使其不再单一依赖农业收入以及降低农业收入的季节性波动影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稳定性，整体收入质量得以显著改善。综上，假说2得到验证。

非农就业对社会保障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非农就业和社会保障均对收入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表8）。这说明社会保障是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收入质量的渠道，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具有保障效应。非农就业增强了农户的风险意识，激发了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社会保障提升了家庭的经济稳定性和家庭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对收入质量的提升起到保障作用。综上所述，假说3得到验证。

4.2　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按照农户家庭总收入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按照农户对未来经济水平发展的预期划分为低经济期望组和高经济期望组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9。非农就业对低收入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对高收入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并且农业收入波动性大，非农就业有助于增加非农收入、优化收入结构、提升其抗风险能力。而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基数较高，通常已具备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非农就业增加的工资性收入在其整体收入中占比有限，边际贡献较低，对其整体收入质量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

非农就业对低经济期望农户的收入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对高经济期望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低经济期望农户通常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非农就业所提供的收入能够帮助其缓解经济压力，有效提升其收入质量。而高经济期望农户通常对未来经济增长抱有更高的期待，非农就业岗位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但增长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其对高回报和高成长性的期望。

在不同农户群体中，非农就业通过非农收入和社会保障对收入质量的作用程度及路径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影响在低收入组更大（表10），表明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增长更依赖非农就业，而高收入农户可能有其他收入来源，非农就业的收入提升作用相对较小。然而，在收入质量的回归中，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的直接影响在高收入组不显著，而在低收入组显著且正向（表10），这表明低收入农户的收入质量改善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而高收入农户的收入质量改善可能更多依赖优化收入结构。

在社会保障方面，非农就业对社会保障的促进作用在低收入组更显著，社会保障对收入质量的影响在低收入组也更大（表11）。这表明，低收入农户的收入质量提升更依赖社会保障提供的稳定性支持^［35］，而高收入农户的收入质量更多由市场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所决定。因此，在低收入农户中，非农就业带来的保障效应在收入质量提升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不同经济期望分组中非农收入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12，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促进作用在低经济期望组更大，说明低经济期望农户的收入增长更依赖于非农就业，而高经济期望农户可能已拥有更稳定或多元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的直接影响在低经济期望组中显著，但在高经济期望组中不显著。这表明，在低经济期望农户中，收入质量的改善更多依赖于非农就业所带来的收入的增长，而在高经济期望农户中，收入增长并不会直接带来收入质量的提升，可能需要依靠收入结构优化实现。

在社会保障的影响方面，非农就业对社会保障的促进作用在低经济期望组中更强，并且社会保障对其收入质量的影响也更为显著（表13）。这一结果表明，低经济期望农户更依赖社会保障来提升收入质量，而高收入个体的收入结构更为多元，社会保障对其整体收入质量的边际影响较小^［36］。因此，在经济期望水平较低的农户中，非农就业所带来的保障效应更为突出。

综合异质性分析结果，增收效应和保障效应在不同农户群体中表现出不同的主导作用。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的影响既体现增收效应，也包含保障效应，但其强度因收入水平和经济期望水平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于高收入和高经济期望农户，非农就业起到了一定的增收效应，但其收入质量提升更多依赖结构性优化；对于低收入和低经济期望农户，保障效应更为突出，社会保障对收入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2017、2019和202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质量的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农户非农就业对其收入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2）非农就业主要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2条机制提高农户收入质量。非农收入这种固定薪资的获取增强了农户应对突发经济困难的能力；同时，非农就业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为家庭收入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支撑。

3）非农就业对收入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低收入和低经济期望农户中更为明显，并且对于低收入和低经济期望农户，社会保障起到的保障效应更为突出，而对于高收入和高经济期望农户，非农收入起到的增收效应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强化非农就业促进政策，提升农户收入质量。一方面，应加强区域非农就业市场建设，拓宽非农就业渠道。同时，在提供就业信息、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等方面给予支持，提升农户的知识储备和综合技能。另一方面，优化非农就业与农业生产的协同发展。对仍保留农业生产的农户，提供灵活的非农就业形式，减少农业生产受到的冲击；对完全转向非农就业的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和农业服务组织推动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避免资源浪费和收入结构单一化风险。

2）优化收益与保障双重机制，夯实非农就业的质量与稳定性。提高岗位薪酬是关键环节，可通过行业工资指导线、专项激励资金和与技能等级挂钩的补贴，引导企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技能型工位与晋升通道，使经济回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步提升。社会保障体系需同步跟进：针对低收入与灵活就业群体，适度下调缴费基数、扩展参保选项，并以财政贴息或定额补贴形式分担个体负担；对企业端，强化社保征缴执法并叠加税费激励，确保用工主体履行缴纳义务；对个体工商户与平台就业者，推行“灵活缴费+政府补贴”组合，提升覆盖率与保障水平，从而稳固农户非农收益的可持续性。

3）针对农户差异性特征，实施精准帮扶。对低收入且经济期望较低的农户，政策重点在于拓宽稳定就业渠道并强化基础保障。可通过行业定向培训和技能提升计划提升其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同时适当提高社保缴费补贴，降低参保门槛，增强收入的持续性与安全性。对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期望较高的农户，则应侧重增收引导，鼓励其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领域转型。地方政府可叠加税收减免、创业基金与科技服务券等激励，支持其在非农部门深耕，进一步提升收入质量。

参考文献

[1] 谢玲红. “十四五” 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 形势展望、结构预测和对策思路［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42（3）： 28-39

[2] Xie L H.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ituation outlook， structure forecast and thought countermeasure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 42（3）： 28-39 （in Chinese）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

[4]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State Council.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line of the vision for 2035 ［EB/OL］. ［--］. in Chinese）

[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 （--）.

[6]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effectively advancing key task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2023 ［EB/OL］. ［--］. in Chinese）

[7] Lanjouw P， Quizon J， Sparrow R. Non-agricultural earnings in peri-urban areas of Tanzani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J］. Food Policy， 2001， 26（4）： 385-403

[8] Rahut D B， Scharf M M. Non-farm employment and incomes in rural Cambodia［J］.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12， 26（2）： 54-71

[9] 文洪星， 韩青.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3）： 91-109

[10] Wen H X， Han Q. How does non-farm employment affect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otal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J］. China Rural Survey， 2018（3）： 91-109 （in Chinese）

[11] 蔡洁， 刘斐， 夏显力. 农村产业融合、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 基于六盘山的微观实证［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2）： 73-79

[12] Cai J， Liu F， Xia X L. Rural industry convergenc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Microscopic evidence based on Liupanshan area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2）： 73-79 （in Chinese）

[13] 张梦飞， 叶清娜. 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8）： 28-33

[14] Zhang M F， Ye Q 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styl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4， 40（18）： 28-33 （in Chinese）

[15] Zheng H Y， Ma W L， Guo Y Z， Zhou X 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farm employment and mechanization service expenditure in rural China［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2， 14（1）： 84-105

[16] 杨震宇， 陈风波， 张日新. 非农就业与农业外包服务行为： 对“替代效应” 与“收入效应” 的再考察［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3）： 84-99

[17] Yang Z Y， Chen F B， Zhang R X.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 adoption： A re-examination of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3）： 84-99 （in Chinese）

[18] 方鸿. 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3， 29（1）： 77-83

[19] Fang H. The influence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productive investment of rural households in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 29（1）： 77-83 （in Chinese）

[20] 孔荣， 王欣. 关于农民工收入质量内涵的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34（6）： 55-60， 111

[21] Kong R， Wang X. Conception about income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 34（6）： 55-60， 111 （in Chinese）

[22] 任劼， 孔荣. 农民收入质量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3] Ren J， Kong R. Influences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o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in Chinese）

[24] 汪三贵， 马兰， 孙俊娜.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及收入质量的影响： 基于8省16县的微观数据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0）： 67-85

[25] Wang S G， Ma L， Sun J N. The impact of the destin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on relocated households’ income and income quality： A microdata analysis of 16 counties in 8 provinces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3（10）： 67-85 （in Chinese）

[26]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39-191

[27] 肖龙铎， 张兵. 金融可得性、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 2017（2）： 74-87

[28] Xiao L D， Zhang B. Financial availabilit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farmers' incom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FS data ［J］. Economic Science， 2017（2）： 74-87 （in Chinese）

[29] 郭露， 王峰， 彭刚. 灵活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家庭收入流动［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1）： 94-113

[30] Guo L， Wang F， Peng G. How flexible employment effect the rural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5（1）： 94-113 （in Chinese）

[31] 罗锋， 黄丽. 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1989—2009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8）： 72-81

[32] Luo F， Huang 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ousehold income flow in China： 1989-2009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3（8）： 72-81 （in Chinese）

[33] 侯明利. 生计策略对农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影响［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5）： 104-114

[34] Hou M L.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on farmers' land transfer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J］.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3（5）： 104-114 （in Chinese）

[35] 陈光， 王娟， 王征兵. 收入渴望、非农就业与脱贫户收入： 以陕西省周至县为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2）： 74-85

[36] Chen G， Wang J， Wang Z B. Income aspirati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income of poverty-alleviated households： Taking Zhouzhi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2（2）： 74-85 （in Chinese）

[37] 艾春荣， 汪伟. 非农就业与持久收入假说： 理论和实证［J］. 管理世界， 2010， 26（1）： 8-22， 187

[38] Ai C R， Wang W. The hypothesis abou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permanent income： A theory and its evidence ［J］. Management World， 2010， 26（1）： 8-22， 187 （in Chinese）

[39] 魏素豪， 宗刚. 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 、交易成本与农地流转［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11）： 80-90

[40] Wei S H， Zong G.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localization on farmland transfer： Evidence from micro farmers［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11）： 80-90 （in Chinese）

[41] 谢凯， 秦志龙， 张荣杰， 高云露.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家庭旅游消费： 来自“高铁县” 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12）： 90-110

[42] Xie K， Qin Z L， Zhang R J， Gao Y L. Improve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household tourism consump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ounties with high-speed railway ［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3， 40（12）： 90-110 （in Chinese）

[43] 魏众. 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4， 39（2）： 64-74

[44] Wei Z. The role of health 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wage decis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4， 39（2）： 64-74 （in Chinese）

[45]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1）： 1-17.

[46] 刘泽宇. 农村人居环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10）： 106-124

[47] Liu Z Y. The effec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on the off-farm employ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4（10）： 106-124 （in Chinese）

[48]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49]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Rural Socioeconomic Surveys. China Rural Statistical Yearbook［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21 （in Chinese）

[50] 康慧， 张晓林. 农村居民收入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经济问题， 2019（4）： 77-84

[51] Kang H， Zhang X L.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quality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residents［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19（4）： 77-84 （in Chinese）

[52] 罗永明， 陈秋红. 家庭生命周期、收入质量与农村家庭消费结构： 基于子女异质视角下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8）： 85-105

[53] Luo Y M， Chen Q H. Family life cycle， income quality and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family life cycl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heterogeneity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8）： 85-105 （in Chinese）

[54] 高小玲， 孙晓瑜. 生计资本对退捕渔民家庭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湖南省退捕渔民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3）： 501-512

[55] Gao X L， Sun X Y. The impacts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income quality of fishermen withdrawing from fishing： A case study of Hunan fisherme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3）： 501-512 （in Chinese）

[56] 畅倩， 张聪颖， 王林蔚， 金博宇， 赵敏娟. 非农就业对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11）： 89-106

[57] Chang Q， Zhang C Y， Wang L W， Jin B Y， Zhao M J. The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farmers' planting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11）： 89-106 （in Chinese）

[58] Wang X B， Huang J K， Rozelle S. Off-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2： 155-165

[59] 罗媛月， 张会萍， 肖人瑞. 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宁夏947个搬迁移民的调研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10）： 18-24

[60] Luo Y Y， Zhang H P， Xiao R R.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quality of immigrant’s income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6（10）： 18-24 （in Chinese）

[61] 万晶晶， 钟涨宝. 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 29（10）： 2307-2322

[62] Wan J J， Zhong Z B.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non-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outsourcing on farmers’ behavior of farmland transfer ［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0， 29（10）： 2307-2322 （in Chinese）

[63] 张子尧， 黄炜， 丁相元， 尹恒.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 2023， 46（12）： 167-196

[64] Zhang Z Y， Huang W， Ding X Y， Yin H. Corporate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nd labour income shar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23， 46（12）： 167-196 （in Chinese）

[65] Feldstein M. Rethinking social insura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1）： 1-2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AJY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