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何以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基于乡村精英与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分析

How does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An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village elites and household income

摘要

为探究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途径，激活农村内生动力，基于河北、陕西、江苏和福建4省93个行政村923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实证分析其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效果，并采用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从农户参与意愿、乡村精英能力及农户家庭收入探讨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社会资本积累有利于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具体表现在农户社会网络密度加强和网络规模扩大发挥了信息传递和社会监督作用，社会活动参与强化了农户的责任意识与集体意识。2）农户参与行为的差异43.5%是由村域层面因素导致的，公开参与名单有利于提升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概率。但集体经济收入越高，距离县政府较远的村庄，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可能性越低。3）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参与意愿进而影响农户参与行为，农户家庭收入对参与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乡村精英能力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一方面应提升农户社会活动参与水平及社会规范水平，培育农户社会资本，促进农户社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应优化乡村精英作用方式，提升乡村精英能力。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strategies or enhanc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stimulate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by using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923 households across 93 villages in Hebei， Shaanxi， Jiangsu， and Fujian provinces， the influence the mechanism is examined by employ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farmers’ family income and village elite capacity. The key findings reveal that： 1）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motes farmers’ participation with strengthened social networks facilitating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social supervision， and active social engagement reinforces farmers’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2） Village-level factors account for 43.5% of participation variance， where publicly rel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list effectively increases engagement probabilities. However， farmers residing in villages with higher collective economic income and longer distances from the county government are les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3） Social capital affects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y influenc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Family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hile the capacity of village elite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Based on this， to enhanc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cultivate farmers’ social capital by encouraging social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norms and optimize the function of the rural elites in promot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rural elit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社会资本 / 农户参与 / 公共品供给 / 乡村精英能力 / 家庭收入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 farmers’ participation /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 rural elite capacity / family income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建设应为农民而建，要坚持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原则。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农户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参与度与贡献度普遍较低^［1-2］，农村公共品面临供给总量不足、效率不高、供给结构失衡、政府财政压力大等诸多问题^［3］。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不仅可以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与效率，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也可以扭转农村公共品供需矛盾与政府供给容易产生的“X效率”损失等缺陷^［4］。因此，如何推动农户参与供给，形成农户和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供给格局成为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有效途径^［5］。然而，从理论上来看，农村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属性，在发挥农户主体作用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时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而社会资本通过社会文化、道德舆论等软规范约束农户行为，将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农户嵌入至社会结构当中，可以为打破集体行动困境提供契机。

近年来，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分别从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展开讨论。从个体社会资本来看，农户个体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有积极作用^［6-7］，且态度上的信任比行为上的信任对提升参与公共品供给意愿更为显著^［8］。农户关系网络与社会信任均有利于推动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且农户的一般社会信任与特殊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的影响相反^［9］。农户社会参与程度和社会网络宽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小型水利设施的意愿有积极影响^［10］，且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分别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农户合作供给公共品的意愿有正向影响^［9］。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来看，不同于个体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影响的异质性，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存量越丰富的村庄，公共品的合作供给可能性更大^［11］。社区信任、村域社会互惠的提高均有利于提升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意愿^［12］。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促进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结论已得到充分论证，但关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机制研究较少。首先，大多数文献仍在讨论总体社会资本及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的影响，缺乏对不同维度下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影响的考察；其次，多数文献探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对农户的实际参与行为讨论较少；再次，多数文献采用传统OLS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的影响，而忽略了村庄层面因素对农户参与的影响；最后，较少有文献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影响的作用机制及路径。基于此，本研究结合社会资本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利用4省94个村庄913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及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4个维度9个层面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效果，并从农户参与意愿、乡村精英能力及农户家庭收入探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的作用机制，为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及效率，激活农村内生动力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及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首先分析了社会资本是否能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随后讨论了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并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假设。

1.1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机理

作为满足农村社区整体利益提供的服务、设施或资源，农村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集体行动理论指出个人在集体利益前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即享受集体收益却逃避成本，导致“集体行动困境”^［13］。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同样面临此困境。Putnam等^［14］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资源集合，有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在中国农村“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中，农户行为不仅是个体理性决策，也受道德舆论等约束。乡村社会资本可通过社会文化、道德舆论等软规范约束农户行为，将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农户嵌入至社会结构当中，抑制农户“搭便车”心理，从而打破困境。具体来看，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如下（见图1）：

一是社会信任。农户个体社会信任是指农户个体评估其他农户将来会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这种评估将会对农户自身的行动产生影响。一方面，个体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对他人的合作行为有着乐观的判断，从而产生预期效应，减轻农户对他人“搭便车”行为的担忧。另一方面，个体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户是否愿意付出信用或依靠他人的建议而采取行动。人们本能地认为从信任对象那里得到的信息更为准确，也更容易被接受。高信任水平的农户更倾向于听从信任群体的意见和建议，采取与受信人员相同的行为举措，从而形成示范效应，促使农户作出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15］。

二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行为主体在社会结构中互动形成的稳定关联，是促成合作的重要载体。嵌入型观点认为，行为个体作出决策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会受到其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16］。尤其是在乡土关系较为复杂的中国农村，农户社会网络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更为突出。具体来看，个体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推动信息高效传递。农户通过社会网络相互交流与沟通，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关信息的传播与接受。个体社会网络越密切、规模越大、异质性越强的农户，信息渠道与信息内容越丰富，可降低搜索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与道德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搭便车”心理^［17］。二是督促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密集的社会网络增加了农户投机与“搭便车”行为的社会成本，以外在舆论压力促使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18］。社会网络越丰富的农户，其行为更容易引起其他成员注意。农户为了维护自身社会荣誉进而约束自身行为，降低农户“搭便车”可能性。

三是社会规范。规范是被人们普遍接受且自觉履行的，为了长期的回报而自愿贡献和牺牲的行为准则。乡村社会规范是农户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受普遍认同的道德性与契约性准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乡村社会规范虽不具备正式制度的“硬性”约束，但可通过互惠或约束机制激励、引导和约束农户行为^［19］。其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二。一是内在约束。农户通过了解、认可、并接受道德、契约性的行为准则，将其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强化个体内在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形成价值引导并发挥自我约束作用，增强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意识，进而增加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概率。二是外在惩罚。农户如采取不符合村庄价值体系的行为，将受到其他村民的批评或惩罚，导致其效用损失。尤其在较为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中，这种惩罚不仅是即时的社会惩罚，更是持续性的经济惩罚。因此，为避免声誉损失与长期经济损失，个体社会规范高的农户更有可能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四是社会参与。社会参与是指社会个体以某种方式参与、干预、介入集体公共事务，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组织性。农户社会参与水平通常反映出农户对村庄各方面事务的关心程度与投入程度。个体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通过3种方式，一是认同机制，即经常参与村集体活动的农户对村庄的生活环境更容易产生归属感与依赖感，从而强化其责任意识与主体意识，激发其自主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更愿意为村庄集体事务作出贡献、付出成本，提升其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可能性。二是信息机制，即农户个体在参与村庄集体事务过程中可以拓宽农户的社会网络，从而拓宽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其在社会网络中获取信息的能力。三是频繁的村集体事务参与有利于打通农户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表达需求的渠道，从而提高供需适配度，推动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1：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会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1.2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机制

1.2.1　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

在本研究中，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是指农户自愿以出资或出力的形式参与农村公共品建设的主观概率或可能性，参与行为是指农户已经通过出资出力参与过村庄公共品建设的实际行为，是客观事实。根据前述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7］。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行为主要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20-21］。而社会资本则通过塑造以上三要素影响农户参与意愿与行为。具体来看，社会信任可增强农户对合作结果的积极预期，提升其对参与价值的正向评价；而封闭的人际信任则容易导致农户对他人“搭便车”的担忧，形成消极态度。紧密的社会网络与高频的社会参与可推动信息流通与社会监督，使得规范期望，如“他人认为我应该参与”，与行为后果，如“不参与会被他人议论”更容易感知，从而强化主观规范。同时广泛的社会网络增加了农户资源获取渠道，积极参与村庄事务可以提升农户组织协调、议事决策等能力，增强农户对自身有能力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感知，即知觉行为控制。可见，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上述3个前因变量，可正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与行为。结合文献发现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2］。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农户参与意愿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中具有中介效应。

1.2.2　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

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背离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23］。农户的参与意愿最终是否能成功转化为参与行为，还受到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限制。农户收入增长诱发了较强的分化趋势，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表现出较大差异的个体行为偏好。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意愿也就越强，意味着农户越有经济能力参与公共品供给，其参与意愿能够转化为参与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对于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户，即使其有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意愿，但受到自身收入水平的限制，参与供给的意愿也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参与行为。且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影响是否一致也有待考察。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农户家庭收入在参与意愿影响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1.2.3　乡村精英能力的调节效应

乡村精英作为村庄里拥有资源优势与社会权威的少数群体，在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可整合和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24］。具体来看，乡村精英可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25］。政治精英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和规范保障参与公平透明，消除农户疑虑；另一方面利用自身权力和资源组织公共品建设、动员农户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并提供技术指导，推动农户参与意愿转化为行为。研究表明，村干部能力越强，政策宣传和社会规范引导效果越显著，越能影响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26］。经济精英凭借经济优势直接提供资金，为农户分担参与成本，大大提高农户参与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的可能性，从而显著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27］。社会精英利用其声誉与威望协调矛盾、化解纠纷；并通过关系网络传播参与信息，如参与意义与效益，提升农户对公共品供给的理解与认知，从而推动农户将参与意愿转换为参与行为。可见，乡村精英能力越强，农户的参与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的可能性更大，且不同乡村精英发挥的作用机制不一，影响效果也有待进一步探究（图2）。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乡村精英能力在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2.1.1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效果模型—HLM模型

不同于传统线性模型，HLM可以突破正态、线性、方差齐性及样本独立性的假设限制^［28］。通过将村域因素嵌入个体层次分析，允许回归截距与斜率随村庄特征变化，从而更精准估计农户、村域层面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鉴于本研究因变量农户参与行为（参与过或未参与）为二分变量，故本研究选择广义分层模型中的Bernoulli模型进行分析。

1）零模型

零模型又称为空模型，其本质即方差成分分析。在该模型中，个体层次与村域层次影响变量均不放入模型，而是将因变量的总方差分解为个体层次方差与村域层次方差，根据各层次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来分析个体与村域层次因素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总的来看，零模型主要用于确定分层模型的适用性及个体与村域因素对农户参与行为的解释程度。表达式如下：

农户层面：\begin{array}{l}\mathrm{l}\mathrm{n}(\mathrm{P}\mathrm{r}\mathrm{o}\mathrm{b}(\mathrm{P}\mathrm{a}\mathrm{r}{\mathrm{t}}_{ij}=\mathrm{1})/(\mathrm{1}-\mathrm{P}\mathrm{r}\mathrm{o}\mathrm{b}(\mathrm{P}\mathrm{a}\mathrm{r}{\mathrm{t}}_{ij}=\mathrm{1})))\\ ={\beta }_{\mathrm{0}j}+r_{ij}\end{array}（1）

村庄层面：{\beta }_{\mathrm{0}j}={\gamma }_{\mathrm{00}}+{\mu }_{\mathrm{0}j}（2）

式中：\mathrm{P}\mathrm{a}\mathrm{r}{\mathrm{t}}_{ij}代表第j个村庄第i个农户的公共品供给参与行为，参与过则取值为1，反之为0；i、j分别表示第i个农户和第j个村庄。{\beta }_{\mathrm{0}j}为第j个村庄样本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均值，即组平均值；{\gamma }_{\mathrm{00}}为总截距，即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的整体均值；r_{ij}、{\mu }_{\mathrm{0}j}分别为个体层面与村庄层面的随机效应项。一般来说，只有当{\mu }_{\mathrm{0}j}显著，即农户参与行为确实存在村庄间差异时，分层模型才得以适用。且根据模型计算，农户层面方差变量为\mathrm{V}\mathrm{a}\mathrm{r}(r_{ij})={{\sigma }_{\mathrm{1}}}^{\mathrm{2}}，村庄层面方差变量为\mathrm{V}\mathrm{a}\mathrm{r}({\mu }_{\mathrm{0}j})={\sigma }_{\mathrm{2}}^{\mathrm{2}}，分别代表农户个体间与村域间的差异，则可以计算出组间相关系数\mathrm{I}\mathrm{C}\mathrm{C}=({\sigma }_{\mathrm{2}}^{\mathrm{2}}/({\sigma }_{\mathrm{1}}^{\mathrm{2}}+{\sigma }_{\mathrm{2}}^{\mathrm{2}}))，表示村庄层面因素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ICC系数越大，则表明村域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度越高。

2）以截距项为结果变量模型

根据空模型结果分析，如ICC值>0.059则说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在村庄间确实存在差异，则需要进一步建立以截距项为结果变量模型探讨各层面因素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效果。以截距项为结果变量在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农户层面与村域层面的影响因素。其假定因变量的截距随村庄而异，但各村庄的回归斜率固定。模型表达式为：

农户层面：\begin{array}{l}\mathrm{l}\mathrm{n}(\mathrm{P}\mathrm{r}\mathrm{o}\mathrm{b}(\mathrm{P}\mathrm{a}\mathrm{r}{\mathrm{t}}_{ij}=\mathrm{1})/(\mathrm{1}-\mathrm{P}\mathrm{r}\mathrm{o}\mathrm{b}(\mathrm{P}\mathrm{a}\mathrm{r}{\mathrm{t}}_{ij}=\mathrm{1})))\\ ={\beta }_{\mathrm{0}j}+\sum {\beta }_{ij}{x}_{ij}+r_{ij}\end{array}（3）

村庄层面：{\beta }_{\mathrm{0}j}={\gamma }_{\mathrm{00}}+\sum {\gamma }_{\mathrm{0}q}{z}_{qj}+{\mu }_{\mathrm{0}j}（4）

式中：x_{ij}为农户层面的影响因素；z_{qj}为村庄层面的影响因素；{\beta }_{ij}、{\gamma }_{\mathrm{0}q}分别为农户层面与村庄层面解释变量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系数。其他符号与空模型含义一致。

2.1.2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机制分析模型—带调节的中介模型

1） 中介效应模型。基于前述理论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农户参与意愿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如下：

\mathrm{W}\mathrm{i}\mathrm{l}\mathrm{l}\mathrm{i}\mathrm{n}{\mathrm{g}}_i={\beta }_{\mathrm{0}}+{\beta }^{\mathrm{\text{'}}}\mathrm{S}{\mathrm{C}}_i+\gamma Z_i+{\epsilon }_{\mathrm{1}}（5）

\mathrm{P}\mathrm{a}\mathrm{r}{\mathrm{t}}_i={\beta }_{\mathrm{0}}+{\beta }^{\mathrm{\text{'}}\mathrm{\text{'}}}\mathrm{S}{\mathrm{C}}_i+{\lambda }^{\mathrm{\text{'}}}\mathrm{W}\mathrm{i}\mathrm{l}\mathrm{l}\mathrm{i}\mathrm{n}{\mathrm{g}}_i+\gamma Z_i+{\epsilon }_{\mathrm{2}}（6）

式中：\mathrm{P}\mathrm{a}\mathrm{r}{\mathrm{t}}_i为第i个农户是否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mathrm{S}{\mathrm{C}}_i为第i个农户的整体社会资本；Z_i为控制变量；\mathrm{W}\mathrm{i}\mathrm{l}\mathrm{l}\mathrm{i}\mathrm{n}{\mathrm{g}}_i为中介变量，代表第i个农户的参与意愿；{\beta }_{\mathrm{0}}为常数项；{\epsilon }_{\mathrm{1}}、{\epsilon }_{\mathrm{2}}为随机扰动项；\beta、{\beta }^{\mathrm{\text{'}}}、{\beta }^{\mathrm{\text{'}}\mathrm{\text{'}}}、\gamma、\lambda、{\lambda }^{\mathrm{\text{'}}}为待估系数。

2）调节效应模型。根据理论分析，乡村精英能力与农户家庭收入可能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农户参与行为存在调节作用。为检验乡村精英能力与家庭收入的调节作用，构建以下模型：

\begin{array}{l}\mathrm{P}\mathrm{a}\mathrm{r}{\mathrm{t}}_i={\beta }_{\mathrm{0}}+{\beta }^{\mathrm{\text{'}}\mathrm{\text{'}}\mathrm{\text{'}}}\mathrm{S}{\mathrm{C}}_i+{\lambda }^{\mathrm{\text{'}}\mathrm{\text{'}}}\mathrm{W}\mathrm{i}\mathrm{l}\mathrm{l}\mathrm{i}\mathrm{n}{\mathrm{g}}_i+t\mathrm{M}+\\ \theta \mathrm{M}\times \mathrm{W}\mathrm{i}\mathrm{l}\mathrm{l}\mathrm{i}\mathrm{n}{\mathrm{g}}_i+\gamma Z_i+{\epsilon }_{\mathrm{3}}\end{array}（7）

式中：M为乡村精英能力或农户家庭收入；\theta为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影响系数；t为调节变量影响系数；{\epsilon }_{\mathrm{3}}为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和系数含义同式（6）。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22年4—8月的实地问卷调查。为保障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调研结合了随机抽样与判断性抽样方法。在调研区域选择上，采用判断抽样法，基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区域差异，选择了公共品供给水平相对较低的西北地区陕西省、供给水平相对较高的华东地区江苏省与华北地区河北省，以及农村传统文化与宗族观念影响深远的福建省。在选定省份后，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定具体乡镇、村庄及农户，每个省随机选择5~7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5~7个村庄，每个村庄7~1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分为户级与村级，调研采取一对一的问答方式，以确保数据真实性与准确性。最终，获得户级问卷913份和村级问卷94份。

2.3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农户参与行为。本研究以问卷中农户是否曾以出资、出力或两者兼有方式参与过本村公共设施建设为代理变量。参与过则赋值为1，否则为0。

2）核心解释变量：个体社会资本。本研究从农户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及社会参与4个维度测度。参考Luhmann^［29］的做法，本研究将社会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社会网络分为网络密度、网络规模及网络异质性。借鉴王蕾等^［30］的研究，选取农户对亲戚、邻居、朋友、村干部的交往密切程度及家里发生红白喜事或农忙时获得他人帮助的频率作为网络密度的观测变量；借鉴边燕杰等^［31］的研究，选取农户手机通讯录人数作为网络规模的观测变量。参考马九杰^［32］用职业类型来度量异质性的方法，本研究采用“与您日常交往较为频繁的人不同职业类型数量”作为网络异质性的观测变量。社会规范分为制度规范与道德规范。社会参与可分为政治参与和活动参与。具体测度指标及赋值见表1。

3）中介变量：参与意愿。即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愿意则赋值为1，不愿意赋值为0。

4）调节变量：乡村精英能力与农户收入水平。参考已有研究，本研究将乡村精英细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乡村精英能力指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政治精英能力指村干部的统筹与为民服务能力；经济精英能力考察企业家、经商与致富能人等为村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能力；社会精英能力考察乡村医生、乡村教师、德高望重老人、退伍军人、合作社领导人等为化解村民矛盾，协调纠纷、协商议事的能力。为得到乡村精英能力的综合情况，本研究采用农户对政治、经济、社会乡村精英能力的主观感受来表征其能力。所有评价选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5。并以平均值作为总体乡村精英能力得分。

农户收入水平采用家庭实际年总收入来衡量。并将农户收入划分为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采用实际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考察调节变量异质性。

5）控制变量：包括农户个体与家庭特征变量、村庄特征变量以及省份虚拟变量。个体与家庭特征选取农户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人数。村庄特征变量选取村集体经济水平、村庄到县政府距离、是否有效利用全村性信息发布交流群以及是否公开参与的村民名单来衡量。其中，村域社会资本从村域信任、互惠、规范及参与4个维度予以测度。参照个体社会资本指数计算，同样以相同权重构建村域社会资本指数。省份层面包括是否属于福建、河北、江苏（以陕西省作为对照）。变量具体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零模型结果

利用HLM8.1软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对广义分层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农户参与行为在村庄内不同农户间的差异为90.6%，村庄差异69.8%，且通过了1%的显著检验，组间相关系数ICC为0.435。表明村庄间的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且农户参与行为的差异有43.5%来自村庄层面因素。因此，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将村庄层面因素纳入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分析很有必要。

3.2　以截距项为结果变量模型实证结果

零模型结果证实了农户参与行为在村庄间存在显著差异，则需进一步明确导致差异的农户个体因素与村域层面因素。为识别导致农户参与行为差异的个体与村域因素，本研究分别构建了8个以截距项为结果变量模型。其中，模型1~4探讨了总体社会资本及4个维度社会资本的影响（表3），模型5~8探讨了每个维度不同层面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的影响（表4）。从8个模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独加入农户层次因素或村户两层次因素同时加入，组间变异系数依然显著，说明农户参与行为在村域层面差异明显。分析模型结果前，本研究对所有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2，可排除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个体社会资本来看，模型1和2中总的个体社会资本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个体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概率越大。假说1得以验证。

具体来看，不同维度的个体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贡献不一，影响方向也有所差异。从社会信任来看，模型4中控制了村级特征变量之后，农户社会信任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农户个体社会信任越高，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概率反而越低。从不同层面的社会信任来看，模型5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制度信任虽影响系数为正，但却不显著。说明个体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人际信任导致。可能的解释是本研究人际信任包括了农户对亲人、邻居、朋友和外来村民的信任。根据史恒通等的研究，农户对亲人、邻居的信任属于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传统信任关系，即一种特殊信任^［33］。特殊信任水平越高，农户的决策行为越容易受到亲戚及邻居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户对群体外成员的不信任程度，从而降低与信任群体外成员的合作可能性，使其难以表现出互惠行为。

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有着显著正向影响。模型4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网络每提升1单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发生比将增加为原来的3倍。从类别来看，模型6显示农户的社会网络密度与网络规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加网络密度、扩大网络规模有利于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这表明，农户与亲戚、邻居、朋友、村干部、其他村民的交往程度越密切，农户越有可能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该结论得到了王蕾等^［30］的研究支持。其研究发现网络密度提高时，农户与周围的互动频率增加，有效的信任传递有利于农户之间的相同需求产生共振并不断强化，从而在共同需求下采取一致行动。农户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该结论与汪红梅^［34］的研究结果一致。其认为一定的网络规模有利于分摊成本，降低农户合作门槛，因此网络规模大的农户更有可能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模型3~6和模型8均显示个体社会规范对农户是否参与供给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说明在控制了个体社会信任、网络、参与及个体、家庭、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个体社会规范对农户是否参与供给的影响并不显著。且模型7中制度规范与道德规范也不显著。

模型3~7均显示个体社会参与在1%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从不同种类参与活动来看，模型8显示政治参与水平对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无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活动参与水平通过了5%显著水平检验，对农户参与供给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见，经常参与其他村民婚丧嫁娶事件及村庄志愿活动的农户，其参与公共品供给的可能性越高。这与史恒通等的研究结论一致^［33］。其认为经常参与村集体活动的农户对熟知的生活环境有较强的归属感，因此参与公共品供给这样的集体活动仍然会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且热衷于参与其他村民大事件及村庄志愿活动的农户往往乐于助人，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与牺牲精神，更容易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从而实现对公共品供给的参与。

从村庄层面来看，村集体经济收入对农户是否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访问未有过参与行为农户未参与的原因中，六成农户都是因为村庄并未组织筹资筹劳建设公共品，且选择该原因的农户所在的村庄集体收入均值高于其他未参与农户所在村庄。可见，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村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庄对筹资筹劳的需求度较低，组织农户筹资筹劳建设农村公共品的概率较低。村县距离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生活在距离县政府较远的村庄农户，其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可能性越低。究其原因，一方面离县政府距离较近的村庄，农户认为其受到县政府控制力度较大，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程序更为规范，其参与供给的可能较大^［35］；另一方面离县政府距离较近的村庄，村民利用其交通优势可获得更多的社会网络与有效信息^［36］，从而强化个体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的促进作用。是否公开在5%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参与行为，说明村庄对筹资筹劳的村民进行公示，有利于激发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动力。

3.3　内生性讨论

针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结合数据可得性，本研究选取了农户平均每月话费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农户每月话费金额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农户语音通话的时长与次数。农户每月话费支出越高，说明其与社会网络关系成员的联系越频繁、联系对象越丰富、联系越紧密。可见，农户每月话费金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农户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广度和信息交流的频繁程度^［37］，与农户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话费支出为农户的消费行为，不会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且模型中控制了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反映农户经济实力的变量，话费支出中与经济实力相关的部分已被剥离，因此话费主要反映其“社交沟通强度”属性。可见，农户每月话费金额是一个相对外生的变量。

表5汇报了2SLS两阶段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及相关检验信息。检验结果显示弱工具变量检验的Cragg-Donald F统计值为18.25，大于Stock-Yogo在10%显著水平临界值16.38。可见，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但根据Hausman检验统计值，在1%显著水平下都不能拒绝两者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说明模型中社会资本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本研究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仍以HLM分层模型估计结果为准。

3.4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础回归结果模型2和4的稳定性，本研究借鉴樊晋璇等^［38］研究，采用普通Logit和Probit模型替换HL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均显示，农户整体社会资本仍显著为正。个体社会信任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个体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在1%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行为。村庄层面因素中，集体经济与村县距离依然显著负向作用于农户参与行为，公开参与村民名单有利于推动农户参与。以上结果均与基准模型结果一致，可见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3.5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参与意愿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实证检验发现（表6），模型（1）和（3）中社会资本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再次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在加入参与意愿变量后，社会资本与农户参与意愿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社会资本的系数下降，说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可通过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实现。假设2得以验证。

3.6　调节效应检验

1）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

考察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发现（表7），模型（5）中加入了家庭总收入与农户参与意愿的交互项，发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R²有所提高，说明农户家庭收入在参与意愿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正向作用中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其参与意愿越容易成功转化为参与行为。假说3得以验证。

考察农户不同家庭收入结构的调节作用发现，农业收入与参与意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模型（6）），非农业收入与参与意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模型（7）），说明农户农业收入越高，其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将会减弱；而非农业收入越高，农户的参与意愿更容易转化为参与行为。究其原因，非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往往长期在外务工，与村庄农户联系较为稀疏，对村庄事务较为脱离。但农户出于“反馈”村庄建设以获得自我满足、其他村民认可或村庄社会地位的心理，非农收入越高，其经济基础越能支撑其将意愿转换为行为。而农业收入越高，越不利于参与行为转换。为探究其中缘由，本研究测算了农业收入与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发现农业收入与参与意愿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农户参与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农业收入的提高有可能将不愿意参与的农户产生参与行为，从而导致负向调节作用。再者，农业大户对公共品的需求，如大型灌溉设施、农机道路等，与小农户不同，当公共品供给决策未能充分反映其需求时，其参与行动力或下降。

2）乡村精英能力的调节效应

考察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表8），模型（9）加入了乡村精英能力与参与意愿的交互项，乡村精英能力与农户参与意愿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乡村精英能力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农户参与行为存在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乡村精英能力越强的乡村，即不利于农户将参与意愿转换为农户行为。假设4验证失败。究其原因，村庄中乡村精英能力越强，其支撑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作用也会越大。然而，如乡村精英发挥作用方式不当，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时，未能带动其他农户参与，而是包揽了公共品供给的全过程，农户容易产生过于依赖乡村精英个人能力现象，形成“干部做群众看”的治理格局^［39］。即不当的乡村精英作用方式会对农户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产生“挤出效应”，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农户参与公共品供给意愿也就难以成功转化为参与行为。

从乡村精英类别来看，回归结果显示，政治精英能力、社会精英能力对农户参与意愿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模型（10）~（11）），说明政治精英能力与社会精英能力并不能对农户参与意愿转换为参与行为起到调节作用。而经济精英能力与参与意愿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说明乡村精英能力的负向调节作用主要通过经济精英能力起作用。即经济精英以其较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提升村庄公共事业水平时，村民出于“搭便车”心理，其参与公共品供给行为决策会受到对经济精英供给行为的影响，期望乡村经济精英为乡村事业作出贡献，对经济精英产生集资依赖。如在江西宜春某村修建祠堂过程中，一些经济能人主动承担大额修缮费用，而普通农户则认为“他们有钱就该多出”。有村民表示：“像我们村修祠堂这种事情，以前是大家按人头分摊，现在有几个在外面做老板的，回来一出手就是几万、十几万。我们普通农民一年赚不了几个钱，还掺和啥？最多出个两三百意思一下就够了。”可见，农户对经济精英有集资依赖心理，普通农户的集资参与度深受经济精英能力的影响，不利于农户参与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目前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在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有所欠缺。即村干部的带头示范与统筹乡村发展的能力、村庄中社会声望较高的农户对推动其他农户将参与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作用并不显著。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河北、陕西、江苏和福建4省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HLM模型及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社会网络扩大信息与资源获取及社会参与提升归属感与责任感实现。但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人际信任导致，说明在特定农村情境中，基于封闭人际圈子的信任可能强化“小圈子”利益或降低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2）农户参与意愿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行为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即社会资本可正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进而间接提升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可能性。3）乡村精英能力，尤其是经济精英能力，在意愿转化为行为过程中存在显著抑制效应。这表明乡村精英，特别是经济能人在推动公共品供给中具有潜在的“双刃剑”效应：其强大的资源能力在直接改善供给水平的同时，也可能诱发普通农户的“搭便车”心理和依赖行为，削弱其自主参与动力。这为前人研究进行了补充，大部分文献只考虑了乡村精英可提升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40］，却忽略了其对村民能动性的负面影响。4）农户家庭收入在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的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非农收入产生影响。非农收入能显著促进意愿向行为转化，支持了“外出务工者”通过经济贡献进行“反馈家乡”以获得认同的心理动机。而农业收入则表现出抑制效应，可能源于高收入农业生产者的需求异质性。但总体来看，非农业收入的正向调节作用大于农业收入的负向调节作用。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培育农户社会资本，促进农户社会资本积累。一是支持社会组织和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升村庄组织化程度，拓展农村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为农户之间密切交流和扩大社会网络提供平台。二是培育乡风文明，鼓励农户参与村民互惠、志愿活动等社会活动。利用“数字化+积分制”建立奖励机制，激发农户参与村庄志愿活动与互惠活动的积极性。三是应充分重视村规民约的作用，在了解大部分村民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村规民约，提升村民对村规民约的认可度与遵守度。同时利用现代新媒体工具创新村规民约宣传方式，提升村规民约影响力。

2）精准对接需求，推动“乡情资源”可持续。一是建立便捷高效的远程参与和精准反馈渠道。利用数字化技术让外出务工者能低成本、便捷地了解与参与村集体事务，及时公开透明反馈其参与项目进展，满足其获得认可和地位提升的心理需求。二是设立专项“乡情基金”或项目认捐平台，让外出务工者能针对性地支持其所需公共品建设，精准对接其需求。定期组织“乡情恳谈会”，促进在地农业大户与外出经济精英有效信息交流、需求对接，形成发展合力。三是将乡情联结转化为制度性参与，如切实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集体利益分配权，保持其与村庄的利益联结。四是为农业大户赋权增能，健全其需求表达渠道，保障其在农业基础设施、技术服务、村庄规划等决策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实质参与权。

3）转变乡村精英作用方式，提升乡村精英能力。一方面应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定期组织村干部培训与学习机会，强化村干部乡村治理能力；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与生活环境，为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在乡村中创业、投资、贡献提供优惠政策与支持，加强与其的联系，充分重视并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激活农户内生动力，如村干部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引导农户参与公共品建设决策过程、征求村民意见和建议，形成共建共享机制；经济精英不只是提供经济支持，也为带动农户就业增收作出贡献；社会精英积极调解村级矛盾，发挥各主体间“润滑剂”的作用，培育文明乡风，提升农户主动参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代芝静， 曾起艳， 潘伟光.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 41（2）： 303-311

[2] Dai Z J， Zeng Q Y， Pan W G.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village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0， 41（2）： 303-311 （in Chinese）

[3] 张岳， 冯梦微， 易福金.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数字治理的逻辑、困境与进路［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3）：36-53

[4] Zhang Y， Feng M W， Yi F J. The logic， dilemma and approach of rural environment digital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actor governance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4（3）：36-53 （in Chinese）

[5] 林阿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重点［J］.经济问题，2017（12）：82-85，117

[6] Lin A M. The strategic key points of country public product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17（12）：82-85，117 （in Chinese）

[7] 廖媛红. 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的自愿供给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地区农民为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4）： 143-155

[8] Liao Y H. Farmers’ voluntary contribution to rural public goods and the influence on it： Based on the Beijing region ［J］. Compa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2016（4）： 143-155 （in Chinese）

[9] 贺雪峰， 罗兴佐.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J］. 经济学家， 2006（1）： 62-69

[10] He X F， Luo X Z. On the equilibrium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J］. Economist， 2006（1）： 62-69 （in Chinese）

[11] 苏岚岚，彭艳玲.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J］.农业技术经济， 2022（1）：34-50

[12] Su L L， Peng Y L.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elite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1）：34-50 （in Chinese）

[13] 刘春霞， 郭鸿鹏. 乡村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农村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 259（11）： 56-65

[14] Liu C X， Guo H P. Rural social capital， income level and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cooperation suppl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Hierarchical model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6， 259（11）： 56-65 （in Chinese）

[15] Anderson L R， Mellor J M， Milyo J. Social capital and contributions in a public-goods experi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2）： DOI： 10.1257/0002828041302082

[16] 蔡起华， 朱玉春.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1）： 41-50， 124

[17] Cai Q H， Zhu Y C. Social trust， income level and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provis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15（1）： 41-50， 124 （in Chinese）

[18] 王昕， 陆迁. 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6）： 115-119

[19] Wang X， Lu Q. Empirical analysis of willingness to cooperative supply of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n rural communitie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 22（6）： 115-119 （in Chinese）

[20] 王丹利，陆铭.农村公共品提供：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机制［J］.经济研究， 2020，55（9）：155-173

[21] Wang D L， Lu M. Provis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in China： The mechanism of society-government complementarities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0，55（9）：155-173 （in Chinese）

[22] Emery S B， Franks J R. The potential for collaborative Agri-environment schemes in England： Can a well-designed collaborative approach address farmers’ concerns with current scheme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3）： 218-231

[23] Olson M.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Second Printing With a New Preface and Appendix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4] Putnam R D， Leonardi R， Nantti R.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5] Smith E K， Mayer A. A social trap for the climate： Collective action， trust and climate change risk perception in 35 countrie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8（49）： 140-153

[26] Granovetter M S.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4（19） DOI： 10.1002/9780470755679.ch5

[27] Hoang Q D， Dufhues T， Buchenrieder G R.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and access to rural services in northern vietn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16，43（4）：363-381

[28] Aldrich D P. The power of people： social capital’s role in recovery from the 1995 Kobe earthquake ［J］. Natural Hazards， 2011，56（3）：595-611

[29] 张诚.社会资本视域下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挑战与应对［J］.管理学刊， 2020，33（2）：36-42

[30] Zhang C. The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 of rural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governa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0，33（2）：36-42 （in Chinese）

[31]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179-211

[32] 魏东，刘鸿渊，孙玉平.制度信任对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意愿影响研究［J］.软科学， 2019， 33（7）：111-115

[33] Wei D， Liu H Y， Sun Y P.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trus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ecision-making ［J］. Soft Science， 2019， 33（7）：111-115 （in Chinese）

[34] 董新宇，杨立波，齐璞.环境决策中政府行为对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15（1）：33-45，155

[35] Dong X Y， Yang L B， Qi P.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al action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Xi’an ［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8，15（1）：33-45，155 （in Chinese）

[36] 许增巍，姚顺波，苗珊珊.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6，30（2）：1-6

[37] Xu Z W， Yao S B， Miao S S. The paradox between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ouse holds’ willingness to pay and real payment behavior on rural domestic garbage centralized treatment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30（2）：1-6 （in Chinese）

[38] 刘素素，张皓迪，曹原.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0（3）：13-19

[39] Liu S S， Zhang H D， Cao Y. Village elite， social capital and endogenous rural governance logic：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cooperative in S village， Anhui Province ［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30（3）：13-19 （in Chinese）

[40] 安丰平，高金龙，朱欣怡，张溪彧.结构二重性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24，43（9）：1865-1877

[41] An F P， Gao J L， Zhu X Y， Zhang X Y. Rural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duality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43（9）： 1865-1877 （in Chinese）

[42] 孙前路，房可欣，刘天平.社会规范、社会监督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广义连续比模型的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 2020， 42（12）：2354-2369

[43] Sun Q L， Fang K X， Liu T P. Impact of social norms and public supervision on the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of farming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eneralized continuous ratio model［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12）： 2354-2369 （in Chinese）

[44] 张陈一轩，任宗哲.精英回乡、体系重构与乡村振兴［J］.人文杂志，2021（7）：113-121

[45] Zhang C Y X， Ren Z Z. Elite returning to hometown， system re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21（7）：113-121 （in Chinese）

[46] 李艳霞.福利制度模式与公众政府信任的跨国比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73（2）：134-144

[47] Li Y X.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system and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s［J］.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0，73（2）：134-144 （in Chinese）

[48] Luhmann N. Trust and Power［M］. New York： John Wiley， 1979

[49] 王蕾，杨晓卉，姜明栋.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视角下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意愿研究［J］. 农村经济， 2019（1）：111-117

[50] Wang L， Yang X H， Jiang M D. A study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vision of smal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n social networks ［J］. Rural Economy. 2019（1）：111-117 （in Chinese）

[51] 边燕杰， Breiger R， Davis D， Galaskiewicz J， 伊洪.中国城市的职业、阶层和关系网［J］.开放时代， 2005（4）：98-118

[52] Bian Y J， Breiger R， Davis D， Galaskiewicz J， Yi H. Occupation， class and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in urban China［J］. Open Times. 2005（4）：98-118 （in Chinese）

[53] 马九杰. 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信贷融资·风险缓解·产业选择·合作行动［M］.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8

[54] Ma J J. Social Capital and Farm Economy ： Credit Financing， Risk Mitigation， Industry Choice， Cooperative Action ［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8 （in Chinese）

[55] 史恒通，睢党臣，吴海霞，等.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流域生态治理行为的影响：以黑河流域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18（1）：34-45

[56] Shi H T， Sui D C， Wu H X， et al.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watershed ecological manage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Hehei Basin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1）：34-45 （in Chinese）

[57] 汪红梅.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8] Wang H M. Social Capital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in Chinese）

[59] 乐章， 涂丽. 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与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基于十省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 2015， 29（2）： 23-28

[60] Yue Z， Tu L. The fun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and the degree of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ten provinces ［J］.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5， 29（2）： 23-28 （in Chinese）

[61] 于潇， Peter H. 村委会行为、村干部特征与农民收入：基于CFPS 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7）： 59-67

[62] Yu X， Peter H. Village committe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cadres and farmers’ incom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FPS 2010 data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4（7）： 59-67 （in Chinese）

[63] 冯伟林，李树茁，李聪.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失灵：基于对陕南生态移民的调查［J］.人口与经济，2016（1）：98-107

[64] Feng W L， Li S Z， Li C. A study on the failure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economic recovery of the ecological migrants： A survey of the ecological migrants in southern Shaanxi［J］.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6（1）：98-107 （in Chinese）

[65] 樊晋璇，余志刚，崔钊达.主体认知、情境约束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6）：1042-1053

[66] Fan J X， Yu Z G， Cui Z D. The influences of subject cognition and situational constraint on farmers’ adoption intensity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6）： 1042-1053 （in Chinese）

[67] 赖启福，药露娇，张慧琳，魏梅仙. “两山转化”视角下乡村精英助推乡村振兴研究：基于永泰县芹草村的实践［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6（4）：13-21

[68] Lai Q F， Yao L J， Zhang H L， Wei M X. Study on rural elites boo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of Two Mountain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Qincao village in Yongtai county ［J］. Journa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3，26（4）：13-21 （in Chinese）

[69] 曾凡木.制度供给与集体行动：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J］.求实，2022（2）：84-96，112

[70] Zeng F M.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collective action： path analysis of new village elite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J］. Truth seeking， 2022（2）：84-96，112 （in Chinese）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24YJC790041)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YBQ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