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在复苏进程中动力匮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渐盛，全球治理赤字困境愈发严峻，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全球减贫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1］。而中国与非洲各国家的农业合作（以下简称中非农业合作），恰似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应运而生的“共舞”，承载着中非双方谋求自身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热望
［2］。中非农业合作作为面向整个非洲大陆的广域性实践，兼具规模性与多样性，不仅在合作机制、合作主体、合作模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在应对粮食安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中展现出突出的协同效应，成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推动更均衡全球治理格局与构建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战略场域。自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20余年来，中非农业合作逐渐迈入多层次、多领域合作阶段
［3］，合作机制与方式不断创新，经贸成果日益丰硕
［4］。但中非农业合作的提质升级仍面临多重制约，如中非农业合作项目多依赖中方资金驱动，外部环境变化易影响项目推进，自然灾害与政治风险交织，技术转移深度不足，重短期效益轻能力培育，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不畅，导致中非农业合作韧性不足、风险增加
［5］、可持续性弱
［6］、产业链薄弱
［7］等问题凸显。在21世纪全球治理的崭新时代纪元下，中非农业合作作为国际关系与发展战略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亟待突破既有格局，加快迈向深度融合与品质跃升的全新发展阶段，锚定更为高远的战略目标，全力将中非农业合作塑造成南南合作框架下极具引领性与示范性的标杆典范，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兼备创新性与可复制性的实践范式。
2023年8月24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中，中非双方一致认为将继续促进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深度对接，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升级。2024年9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并在重点合作领域提出“中非质量提升计划”，旨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
［8］。在学术界，已有众多学者聚焦中非农业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9-10］，为推动中非农业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与可行的策略指引。这些研究主要呈现出两类研究取向。一类研究聚焦中非粮食安全韧性合作。如安春英
［11］从中非农业合作的理念、机制、重心、维度和目标几方面提出强化中非粮食安全体系韧性的路径。高贵现等
［12］发现非洲国家粮食安全韧性的问题是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合理所引起的，中国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韧性建设有提升可供应性、可获得性、可利用性的贡献，但影响程度有限，应提升中非农业合作质量，扩大中国实质性贡献。另一类研究则围绕中非农业合作内容的拓展与能力建设展开。如唐丽霞等
［13］呼吁中非未来应重点关注农业治理能力建设、紧急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的合作；王静怡等
［14］认为中方要加强与非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沟通对接，公私双方应制定共同目标，共担权责，充分发挥公私合作模式，助推中非农业合作深化；袁晓慧
［15］提议要全面考量气候变化导致的中非农业合作的不确定性与损害要素，预先评估其影响并将气候变化纳入中非农业合作规划。张超兰等
［16］分析了中国与非洲农业机械标准体系的异同，呼吁建设国家级对非标准化合作平台，加快两国农业机械标准互联互通，实现中非农业机械贸易高水平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尽管已有研究从合作内容、治理机制、粮食安全等方面对中非农业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地缘风险频发的背景下，传统分析视角在解释中非合作质量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未充分体现“合作韧性”在中非农业合作质量提升中的作用。合作韧性作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内部冲突及突发事件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中非农业合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关乎其合作质量。鉴于此，本研究聚焦合作韧性视角，立足全球治理背景，阐释中非农业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梳理其中的问题表征，再构建一个合作韧性分析框架，探讨推动中非农业合作质量提升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推动中非农业合作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下实现稳健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1 全球治理背景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内涵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非农业合作不仅是服务于非洲农业现代化和全球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更是承载着中国与非洲携手推进公平、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同诉求。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非农业合作有别于传统的发展援助或单向依赖型合作，而是在全球议程嵌入、区域需求响应和双边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其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理论创新价值
［17］。具体而言，全球治理背景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全球治理目标的嵌入性。在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气候变化加剧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复杂挑战的驱动下，农业领域的合作需深度对接全球治理目标。中非农业合作主动对接全球性议程，融入全球治理目标体系，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粮食安全倡议和全球气候治理，将双边合作提升到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的高度。这种目标嵌入并非简单的响应，而是深度契合全球治理需求与中非合作优势，通过精准对接全球议题与区域需求，实现双向赋能。非洲作为全球粮食短缺的重点地区，其农业合作不仅能提升区域粮食供给能力，还能在全球层面推动粮食安全的实现
［18］。中非双方通过农业合作致力于解决全球农业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粮食短缺、生态退化与气候变化等问题，将区域性合作上升为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可为全球治理注入“南方视角”“中国方案”，平衡全球治理体系中南北不对称的结构性矛盾，体现着发展中国家之间探索共建共治共享新型治理模式的积极尝试。因此，全球治理目标的嵌入性不仅是中非农业合作内涵特征的重要体现之一，更是中非农业合作质量提升的内在驱动力。
多元主体参与和机制协同的全球开放性。全球治理背景下，中非农业合作呈现出显著的多元主体参与开放性与机制协同开放性的“双重开放”特征，这是对全球化时代发展挑战与机遇的积极回应，也预示着未来国际合作的新方向
［19］。首先，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开放性是中非农业合作的重要基石。当前，中非农业合作已超越了传统的政府间合作模式，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包括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学术机构等多层次主体的深度参与。这种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不仅拓宽了合作领域，还增强了资源整合能力，为中非农业合作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技术支持、资金来源和政策工具，从而提高了合作的韧性与适应性。其次，机制协同的全球开放性则是中非农业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需要通过政策协调、技术对接、标准共享等多层次机制的协同运作，形成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合作生态体系。这种机制协同不仅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还可以通过利益共享与责任分担，实现各方需求与目标的动态平衡，推动合作持续深化。
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长期性与系统性。能力建设着眼于帮助非洲国家增强农业发展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涵盖农业技术推广、科研创新、政策制定与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
［20］。一方面，能力建设的长期性是中非农业合作得以稳步推进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农业竞争加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下，仅依赖短期资源投入难以解决深层次问题。农业的发展周期较长，涉及自然资源利用、产业规划和技术创新等多个环节，仅靠短期项目难以形成深远的合作效应。中非农业合作需要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机制，如持续推进农业教育与科研合作、构建长期技术支持平台以及提供稳定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从而确保能力建设能够在时间维度上不断积累效益。另一方面，系统性是能力建设发挥整体作用的关键所在。农业合作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加工、市场销售以及政策配套等全链条环节。中非农业合作需要在系统性视角下统筹规划，通过资源整合与多环节联动，打破单一维度合作的局限，推动从农田到市场的全产业链合作，提升合作的整体效能。中非农业合作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长期性与系统性是契合全球治理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能有效促进非洲国家在国际农业分工中实现价值跃升，助力中非双方在全球农业治理格局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跨文化交流与信任建设的内在性。首先，中非农业合作不仅仅是技术和资源的流动，它还涉及到双方文化认知、价值观差异及社会制度的融合。文化差异往往是合作中的隐性障碍，它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双方的沟通效率和合作意图，甚至影响到合作项目的执行和效果。而通过跨文化交流，双方可以加深对彼此文化背景与社会经济现实的理解，避免因文化偏见或误解而导致沟通不畅、利益分歧甚至合作破裂
［21］。其次，在全球治理这一复杂、动态的背景下，信任建设在中非农业合作中尤为重要。中非农业合作涉及的利益多元、目标复杂，如何应对合作过程中不可预见的挑战和风险，需要建立在深厚的互信基础之上。信任的建立，不仅依赖于政策的透明性和项目的执行能力，还需要通过持续的文化互鉴来消除误解和偏见，促进双方对彼此目标、做法和期望的认同。最后，跨文化交流与信任建设的内在性体现在它们是贯穿合作全过程的动态过程，而非单一阶段的附加环节
［22］。这种内在性能够为中非农业合作提供长远的韧性保障，更重要的是，它契合全球治理的多样性原则，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合作。
2 中非农业合作：一个合作韧性分析框架
2.1 合作韧性在中非农业合作质量中的体现
韧性理论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框架，广泛应用于生态学、心理学、环境科学、社会学及公共政策等领域，用于理解系统在面对挑战、压力或干扰时的适应、恢复与转型能力
［23］。韧性理论为中非农业合作质量提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中非农业合作中，其合作韧性不是追求合作系统“静态均衡”的状态，而是强调该系统的“演化均衡”，即中非农业合作系统需要在外部冲击后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和演进，实现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合作韧性并不意味着要消除合作中所遇到的冲击和风险，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如何接受和适应合作中的不确定性，甚至在面对这些冲击时，能够通过自我强化来减少损失。
中非农业合作的质量不仅仅是量化的成果，如粮食产量或技术推广的覆盖面，更重要的是合作体系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性、恢复力与持续性
［24］。合作韧性在中非农业合作质量中主要体现于合作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3个层面，强化合作韧性是推动合作向高水平、高效率、高质量迈进的重要保障。首先，合作韧性体现着合作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体现在其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矛盾复杂性的能力上，能在内部治理中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维持合作体系的连续性与均衡性，保障合作体系在多变条件下依然能保持既定目标的推进。其次，合作韧性也体现着合作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表现为合作机制的灵活调整和优化能力上。在面对合作环境的动态变化时，合作韧性能够确保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合作执行的高效性，能够持续满足双方在技术、政策、经济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从而提升农业合作的整体质量。最后，合作韧性还体现在合作的可持续性上，这种可持续性不仅依赖于短期内的资源供给与政策支持，更需要通过长期规划、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来实现合作成果的累积效应，从而推动合作在时间维度上实现延续性和稳定性。可见，合作韧性是中非农业合作质量提升的关键驱动因素，它通过提高合作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灵活调整和自我修复的机制，提升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2.2 合作韧性视角下中非农业合作的问题表征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度演化和地缘经济格局持续变动的背景下，中非农业合作日益呈现出多元交织、复杂多变的特征。尽管双方农业合作已在机制建设、项目实施与伙伴关系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从合作韧性的视角审视，其在稳定性、适应性与可持续性3个方面上仍存在短板，难以支撑合作体系在复杂环境下实现高质量与长周期发展。
中非农业合作项目稳定性面临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的双重挑战。稳定性是合作韧性的基石，反映的是合作关系是否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制度保障。当前中非农业合作的稳定性面临三大障碍。其一，非洲多国治理体系的长期脆弱性对中非农业合作的稳定构成挑战。2024年，易卜拉欣基金会发布的《2024年非洲治理指数报告（IIAG 2024）》显示，非洲大陆国家治理平均得分为49.3，在2014—2023年，非洲仍有近48%人口所在国家的治理水平出现了恶化。这反映出非洲部分国家治理能力有弱化趋势，导致中非农业合作项目在项目审批、土地制度、监管执行等方面面临制度不确定性。其二，中非合作制度安排多以双边协议为主，农业合作项目缺乏跨周期、跨领域的制度性安排和常态化沟通机制，且项目资金来源结构较为单一，容易因政策更迭、政府更替等政治性风险干扰而中断
［25］。其三，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粮食安全形势紧张、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引发融资成本上升、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素，均加大了中非农业合作面临的系统性外部冲击风险，进一步削弱了合作的结构稳定性与风险抵御能力。
中非农业合作项目适应性不足，难以有效应对环境与需求的动态变化。适应性体现合作体系对突发事件与结构性变动的响应能力。非洲是全球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十年升温速度已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北非地区升温幅度尤为显著（达+0.4 ℃/10年）。在2020年，已有29个非洲国家的年均降水量较1901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且土地退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种植结构、收成预期及农业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
［26］。这对中非农业合作的适应性构成直接挑战。尽管近年来中非农业合作在机械化、农技推广、示范园区建设等方面不断推进，但在面对气候变化引发的复杂环境扰动时，现有合作机制中关于气候变化应对的政策条款、动态调整机制和长期评估体系较为缺失，跨国应急协调和资源统筹能力也较为薄弱，进一步削弱了合作体系对复杂外部环境的动态感知与调整能力。例如，针对极端干旱、洪涝等灾害的预警能力和灾后恢复机制建设明显滞后，项目在应对突发性环境冲击时常出现执行中断或资源错配等问题。同时，中方农业技术在应对非洲气候多样性、土壤异质性等复杂生态条件方面的适应性尚不充分，跨生态区推广常出现“水土不服”的局限
［27］。中非双方在农业文化、知识体系与组织逻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合作项目未能有效融合在地经验与社区力量，影响了项目长期运行中的制度嵌入性与文化适应性。
中非农业合作项目可持续性薄弱，长期发展动能不足。主要表现为：其一，援助项目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在中非合作初期即已显现。尽管中方自21世纪以来不断创新援助形式，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教育项目和高级农业专家技术合作机制，但这些项目大多依赖于中国专家的阶段性驻留与外部技术输入，一旦项目周期结束、援助团队撤出，配套制度与非洲本地运营机制往往难以延续，造成项目“短期见效、长期失效”，合作韧性基础薄弱
［28］。其二，外部地缘政治干预加剧合作稳定性风险。部分西方国家对中非合作项目长期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与舆论抹黑，在援非过程中附加政治条件，诱导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配合其外交立场，削弱中非合作的政治基础与国际话语空间，易引发中非合作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对项目长期可持续性构成冲击
［28］。其三，合作资源与技术支撑体系缺乏内生演化机制。部分项目资金高度依赖中国对外援助或投资，缺乏本地财政和市场机制的嵌入，导致资源网络抗冲击能力不足；同时，中方技术推广未能同步加强非洲本地能力建设，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训之间仍有“断层”，技术应用缺乏可持续运维能力
［7］。
2.3 合作韧性分析框架的构建
提升合作韧性不仅是保证中非农业合作顺利推进的前提，也是实现高质量合作目标的内在支撑。借鉴阮建平等
［29］关于“韧性治理”的研究视角，本研究从治理韧性、制度韧性、资源韧性、技术韧性和文化韧性5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提升中非农业合作质量的合作韧性分析框架（见
图1），尝试通过对这五个维度的系统性探析，为增强中非农业合作的整体韧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进一步推动中非农业合作质量的全面提升，确保其合作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中实现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
治理韧性。它是指合作体系中多层次、多元化治理结构和参与主体在复杂环境下的协调能力、应对能力和动态适应能力
［30］。在宏观层面，它强调国际组织、政府间合作机制等多层次治理结构的协同能力，特别是在应对政策变化、危机管理以及促进多文化适配方面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在中观层面，关注不同主体（如政府、企业、农民合作社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协作效率，尤其是在资源共享、信息流通和共同应对外部冲击时的表现。在微观层面，则聚焦于单个主体的独立行动力，如政府主体的韧性表现在其制定灵活政策、推进农业改革的能力，企业主体的韧性则体现在其在市场和技术变革中灵活调整战略的能力，农民主体的韧性体现在其接受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的适应性。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治理背景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治理韧性强调治理体系与行动主体之间的深度融合，使其能够有效应对不确定性，提升合作质量。
制度韧性。它是指中非农业合作中如何通过设计法律、政策、协议及相关规则体系，在应对外部冲击（如气候变化、市场波动、全球供应链中断等）时，维持合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31］。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加强不同合作主体之间的协调性，减少制度冲突，提高合作效率。一方面，制度韧性强调合作规则的稳定性，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保障合作的合法性和执行力，为农业项目提供长效支持；另一方面，也要求制度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能够为合作内容和策略的动态调整提供机制保障，以适应非洲各国多样化的农业发展需求。制度韧性还关注如何在不同制度文化、法律体系之间建立对接机制，化解潜在的冲突，推动资源、技术和知识在多层次合作中高效流动。这种制度韧性不仅能够增强中非农业合作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适应力，还能在法律体系与多元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促进合作规则的协调与一体化，为合作的长期稳定和深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资源韧性。它是指在合作中对各种资源高效整合与灵活配置的能力。中非农业合作涉及人力、资金、知识、土地等多种资源支持，而资源韧性体现在通过跨国协作和创新机制，提升资源获取与分配效率，灵活应对资源短缺、供应链中断和市场波动等不确定性
［32］。由此，跨国资源合作和共享平台应成为资源韧性建设的重要内容。这类平台可有效打破资源孤岛，实现区域乃至全球资源的协同利用，确保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和长远发展。如在疫情或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下，利用数字化平台和跨国协作网络，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调配必要资源，确保农业项目的连续性与效益。另外，资源韧性不仅仅是应对短期冲击的能力，还包括如何在长期的资源压力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如面对资源短缺或供应链断裂时，能够迅速找到替代方案并保持项目的稳定性，减少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资源韧性不仅仅是应急反应的能力，更是一种前瞻性的资源管理与配置能力。
技术韧性。它是指中非农业合作中所采用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转移能力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性和持续性
［33］。农业技术的创新与转移是中非合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技术韧性不仅体现在技术的引进与应用，而是侧重技术研发与知识共享的协同性，在于提升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本地化适应能力。它强调的是，基于非洲各国多样化的生态系统、社会经济格局与文化语境，推动技术体系与当地农业需求实现深层次的动态共生，使技术不仅能扎根于非洲土壤，还能焕发出推动农业转型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最终构建起一个具有长期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技术生态系统。此外，培育新质生产力也是提升技术韧性的重要手段。通过新技术、新工具与新知识的有机融合，深度重塑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和价值链结构，为中非农业合作构建面向未来的生产力体系，持续强化技术韧性，让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中非农业合作质量跃升的重要引擎。
文化韧性。它是不同区域、不同国别的跨文化交流韧性，指的是不同文化体系在互动过程中的适应性和协同性，特别是在面对文化差异、冲突和外界变动时的共生发展能力。中非文化交流韧性具体体现在技术推广、社会交往与合作模式中：一方面，通过理解与尊重对方文化体系（如农业传统、社会习俗），实现文化的平等对话；另一方面，通过在合作中吸收新文化要素（如本土化技术应用、社区共建模式），推动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增强文化交流韧性是解决中非农业合作中语言、宗教、价值观差异的重要措施。它通过文化理解、价值共建与动态适应，化解跨文化误解，将文化差异转化为合作优势，提高合作信任
［34］。强化中非文化交流韧性是推动中非农业合作从短期项目走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能保障其合作质量，又能深化中非战略伙伴关系。
3 基于合作韧性的中非农业合作质量提升路径
3.1 塑造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
健全多层次协同治理机制，增强整体治理能力。在全球治理背景下，中非双方不仅需要加强政府间的政策协调，还应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打破单一主体和层级的局限。积极引入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及私营部门的深度参与，构建多层次的协同治理机制，探索“嵌套式”治理结构，即在全球、区域与地方层面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政策框架，以应对复杂和不确定的全球性挑战。这一机制的核心，是深度融合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的治理体系。全球层面上，中非农业合作要在全球治理目标的框架下，积极融入全球粮食安全、减贫、气候变化应对及可持续发展等议程
［35］。加强国际力量的参与，通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机构的支持，推动全球农业政策的协调与互动，有效整合全球资源与技术，提升合作的外部支持能力。区域层面上，充分借助非洲联盟、非洲发展银行等区域性组织的协调作用，加快推动中国—非盟农业合作委员会机制化运作，进一步注资中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实施区域一体化项目，推动区域农业技术、人才、资本的流动与共享，形成区域协同的治理优势。
强化多主体协同，打造高韧性合作网络。中非农业合作的治理韧性依赖于多元主体（如政府、企业、农民合作社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协作效率，而高协作效率要求各主体的资源、技术、知识和经验需要在一个高效的合作框架内进行有效整合，确保合作成果能够在多变的环境中持续产出。中非双方政府及农业主管部门可建立农业领域定期沟通机制与决策协调机制，在战略对接和政策磋商中明确议题清单、责任主体及时间节点，形成“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农民合作社”多方参与的协同工作平台，协同推动中非农业合作项目落地。探索建立中非农业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打造农业项目共同体，激发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加大力度开展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如技术培训、交流访问和联合研究，进一步提升非洲国家在农业技术、管理和科研等方面的能力，增强合作的可持续性。此外，还要引入动态反馈机制，通过共享数据、联合评估和灵活调整合作策略，确保合作网络能够在外部冲击下保持灵活性与稳定性。
3.2 构建灵活适应的制度框架
设计柔性制度体系，应对不确定性挑战。传统的僵化制度往往缺乏应对各种挑战的灵活性和即时反应能力。柔性制度设计要求中非合作双方在制定合作框架时，注重规则的动态调整能力，确保制度能够在外部环境变化时保持足够的弹性与适应性。一是，在中非农业合作协议中设定定期评估与反馈机制，每隔一段时间（如半年或一年）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依据非洲各国农业需求的变化动态调整合作内容。二是，双方应积极探索设计可变条款，允许在合作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技术标准、资金分配比例或项目优先级，避免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合作项目搁置或失效。三是，中方可通过“试点—推广—调整”的渐进式农业政策执行模式，在非洲国家小范围内测试新政策或项目后再进行大规模推广，避免一次性推行失败带来的全局影响。四是，双方应设置快速纠偏机制，当发现合作中存在偏差时，允许相关主体提出修正意见，并通过快速审批机制迅速调整项目策略。
推动制度创新与本地化融合，增强制度可持续性。首先，制度创新要求跳脱传统单一模式的局限，设计出既符合全球治理目标，又能够适应非洲多样化需求的合作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应充分结合中非双方的不同角色和利益诉求，鼓励多主体共同参与，推动制度动态优化。探索引入共享型治理模式，使政府、企业、农民合作社及国际组织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项目实施中形成合力。其次，本地化融合是推动制度创新落地的关键，它强调合作制度应充分尊重非洲各国的文化传统、法律体系和发展现状。要引入制度“模块化设计”理念，中方应积极开展基层调研、实行制度试验机制，强化本地社区的深度参与，形成真正适应非洲基层需求的制度体系。此外，可引入本地化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将农业生产、市场需求和气候变化等动态信息直接嵌入政策设计与实施流程中。如利用数字技术捕捉非洲各地在土壤条件、作物选择和农民行为模式上的差异，为政策的本地化调整提供实时依据，使制度在动态变化中保持灵活性和高效性。总之，制度创新与本地化融合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的试验场景，使中非合作的制度探索成为全球农业治理的先锋样本，贡献中非合作治理大智慧。
3.3 强化多元支撑的资源网络
构建资源协同共享平台，提升跨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中非双方应联合构建一个开放的资源整合与共享平台，将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技术资源纳入统一框架内管理。一是，引入“共享资源、共享经济”理念，中非双方应设立开放式的资源共享规则，鼓励国际组织、企业、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社积极融入平台，共同形成全球化资源协作网络。二是，应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打造中非农业资源数字云平台，构建资源的数字化地图与信息共享系统，对农业资源供需进行可视化管理，实现动态监测与高效调度，确保农业资源配置科学、精准、高效。三是，积极采用“分布式资源池”模式，通过建立区域节点、实现节点联动与动态再分配，构建高效的资源协同体系。如，在东非、西非等农业重点区域设立资源调控中心，负责本地资源的统筹与优化配置，实现分布式管理；强化区域节点间的联动，通过数字化平台连接各节点，确保资源在跨区域合作中实现高效共享；在突发自然灾害或国际供应链中断等危机情况下，启动动态再分配机制，根据实时数据快速调配跨区域资源，优先保障紧急需求，确保合作体系的稳定性与适应性。
建立多层次资源风险缓冲体系，增强合作抗冲击能力。在中非农业合作中，建立多层次资源风险缓冲体系是增强合作抗冲击能力的重要保障。这一体系需要从区域、跨国界到全球层面构建纵深联动的缓冲机制，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供应链中断等复杂挑战。一是，中非双方应提前谋划，在区域层面设立农业应急资源储备中心，储备种子、化肥、农机等关键农业投入品以及粮食和水资源。这些储备中心需分布在农业风险较高的地区，并根据风险等级和需求动态调整储备量。二是，跨国界层面需要构建农业风险共享基金和联合应急响应机制。基金可由中非双方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企业共同出资，用于应对突发危机中的资源调配需求。联合应急响应机制应依托区域经济共同体和中非合作框架，确保资金、技术和人员在跨国资源分配中高效流动。三是在全球层面，通过中非合作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协作，建立农业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该系统收集和分析气候、市场和生产数据，发布实时风险预警，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缓冲和调配提供科学依据。如在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前，通过预警系统迅速锁定价格，并启动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再调控。
3.4 培育创新驱动的技术体系
推动中非联合农业技术研发，构建共享型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的科研实力与非洲的本土需求，联合设立中非农业技术研发中心，聚焦气候智能型农业、抗逆性作物品种培育、数字农业管理工具和可持续农业模式等关键领域，加快形成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创新平台应采用“多中心+本地节点”的运作模式，将中国现代农业研发中心与非洲本土实验站相结合，吸纳非洲高校、科研机构和涉农企业的广泛参与，鼓励多主体协同创新，推动非洲本土农业科研力量的成长与技术能力的积累，打造非洲本土“农业创新生态圈”。中方可借助区块链技术搭建中非农业“技术追踪与信任管理系统”，深化中非农业数字化研发协作链，确保技术成果的透明共享与责任落实，加速促成全球化的农业技术合作样板。
发展非洲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非洲本土创新驱动。中非双方应齐力探索制定“中非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计划”，尽快构建“技术—数据—人才”三位一体的创新生产力体系。一是，创建“新质生产力试验区，在非洲农业重点区域（如东非高地、西非雨养农业区）实施创新驱动型农业生产试点项目，开发非洲特色的数字化农业工具。二是，构建知识生态赋能体系，通过对非本土农业人才培养、技术转移和企业孵化，打造非洲本地化的创新链条
［36］。中非双方应通过设立农业创新创业基金，支持非洲年轻一代技术创业者，帮助其开发面向本土需求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三是，结合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搭建“农业创新实验室”，以校企联合培养方式培育本地技术骨干，将技术能力内化为非洲的长期发展动力。
构建跨行业融合的技术创新生态，推动农业价值链延伸。中非应联合打造“农业技术融合创新联盟”，以农业为核心，整合信息技术、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跨行业资源，构建协同创新生态体系，实现技术协同与产业协作。如通过联合开发物联网驱动的精准农业系统、区块链溯源平台和绿色能源灌溉技术，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深化中非“农业-工业”一体化园区建设，将农业生产、加工、物流和贸易环节集成到同一生态系统内，如在非洲粮食主产区设立“智慧农业价值链园区”，由中国提供技术、设备和初期资金支持，非洲则通过提供土地、劳动力和本地化试验场景，共同实现从农产品生产到高附加值加工的全链条提升。
3.5 厚植包容互鉴的文化生态
构建双向互动的文化共创平台，推动文化与农业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一是，中非应共同建立“文化共创平台”，促进农业技术与文化价值的双向交流，以中非文化交融为纽带推动农业合作的高质量发展。该平台应涵盖文化交流、政策协同和农业实践的多维内容，如定期举办中非文化农业论坛、文化实践周和双向交流计划，推动文化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二是，将文化生态嵌入农业品牌建设，为中非农产品赋予更高的市场价值。积极推进“中非农业文化品牌联盟”建设，打造基于地域特色与文化标识的高端农产品品牌，如将非洲的传统种植方式与中国的绿色有机技术结合，推出“文化标识农产品”。通过包装设计、品牌故事、文化营销等方式，凸显中非文化的融合特点，提升非洲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为文化生态建设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撑。三是探索中非“农业合作+文化赋值+数字传播”模式，设立“中非文化农产品直播带货专区”，以实时互动的形式推广融合文化特色的农产品，通过故事化叙事与文化元素植入吸引全球消费者，为中非农业合作注入更强的商业动力与文化认同感。
实施中非文化包容互鉴教育计划，增强中非双方社会认同，构筑合作长期动力。中非双方应加快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教育传播体系，厚植文化互鉴的社会认同感。一是，中非可以联合实施“文化互鉴与包容教育计划”，通过建立文化交流学院、社区文化工作坊和乡村培训中心，培养本地文化传承者与交流人才。在这一计划中，中国可输出现代农业教育经验，非洲则分享其独特的传统知识和社区管理经验，形成知识与文化的双向互动。二是，联合中非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涉农企业，打造产学研一体化教育平台，通过案例教学、跨文化工作坊和虚拟实境体验等方式，让学员深入理解农业合作中的文化与技术双重影响。这种模式可培养出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让复合型人才成为中非农业合作的核心推动力量。三是，在公众传播层面，中非双方可探索开发数字化文化资源共享系统，设立“中非文化共生云平台”，将中非在农业合作中的文化故事、合作案例及成果通过多语言、多形式传播，增强全球社会对中非农业合作的共鸣感和参与度。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4ZWA69)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ZWC10)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ZDB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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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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