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效应分析与机制探索——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Impact effect analysis and mechanism exploration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xit contracted land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exit homesteads: Based 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est

摘要

为探究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2022年对全国7省的农户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并分析了宅基地功能认知发挥的中介效应和生计资本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会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2）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宅基地功能认知在承包地退出意愿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情感功能认知的中介效应最强，保障功能认知次之，资产功能认知最弱；同时，生计资本在资产功能认知和情感功能认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发挥调节作用；3）在宅基地制度改革非试点区和西部地区，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强。因此，为有效推动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联动退出，需探索建立承包地退出与宅基地退出的协同机制，根据不同农户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承包地退出和宅基地退出政策，在兼顾经济补偿合理性与情感价值延续性的基础上助力农户有效完成生计模式转型。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xit contracted land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exit homesteads and its mechanism.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seven provinces across the country in 2022， the research employs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and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xit contracted land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exit homesteads， an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cognition of homestead function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xit contracted land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exit homesteads； 2） The cognition of homestead functions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xit contracted land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exit homestead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function cognition is the strongest， followed by security function cognition， while asset function cognition exhibits the weakest effect. Meanwhile， livelihood capital moderates the influence of asset func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al function cognition on homestead exit willingness； 3） The influence of contracted land exit willingness on homestead exit willingness is more pronounced in non-pilot areas of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for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exit of rural contracted land and homesteads，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nergistic mechanism for the exit of both contracted land and homesteads， and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exit policies for distinct farmer groups， and facilitate farmers’ transition to alternative livelihood models based on considering reasonable economic compens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emotional valu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承包地退出意愿 / 宅基地退出意愿 / 宅基地功能认知 / 生计资本 /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Key words

willingness to exit contracted land / willingness to exit homesteads / cognition of homestead functions / livelihood capital /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地定心安，宅定身安”，自古以来土地对农户生计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劳动力逐渐脱离农业经营而转向二三产业和城镇就业^［1］，使得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低效利用甚至闲置的情况日益加剧^［2-3］，这不仅导致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不均衡^［4］，同时低效利用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也难以转化为有效的财产性收入^［5］，农户财产权益难以显化。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要“健全农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强调要“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同时将“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升至战略层面。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再次明确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在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随着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型，探究农户承包地退出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机制能够为构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系统性设计提供有益借鉴。

承包地和宅基地的退出不仅是制度改革及政策制定层面的核心内容，也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6-8］。近年来，学者们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等视角^［9-10］和计划行为理论等理论模型^［11-12］对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13-17］。然而，现有研究多单独聚焦承包地退出或宅基地退出，部分文献关注到农村承包地与宅基地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承包地流转对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18-19］，探讨承包地退出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联性^［20］。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并逐步实现市民化的过程中，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影响其种粮积极性^［21］进而影响到承包地退出意愿，在此情况下，农户为真正实现市民化会进一步产生宅基地退出意愿^［22］。承包地与宅基地之间产生关联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户脱离农业和承包地后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致使宅基地所发挥的功能发生转型，从而导致农户的宅基地功能认知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23-26］。在此过程中，农户会根据自身的生计资本状况进行理性选择，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27］。虽然农户的宅基地功能认知会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但生计资本差异会使农户的宅基地退出决策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28］。可见，尽管已有部分文献对承包地退出与宅基地退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但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具体影响机制仍可进一步深入探索。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全国7省的农户调研数据，将承包地和宅基地的退出意愿纳入同一框架，分析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并探讨宅基地功能认知和农户生计资本在其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深入分析不同农户的意愿差异，以期为建立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联动机制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伴随农业劳动力转移并逐步实现市民化，传统的“离乡离农不离土、两头占地”流动模式被打破，他们为了获取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而选择离开自己长期生活的农村^［22］，在此过程中，农户往往会基于经济理性对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考量。一方面，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农业经营边际收益的降低会对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产生一定影响^［21］，由此会促使部分农户产生承包地退出意愿从而脱离农业经营，这也意味着他们将从农业向其他行业转型。同时，产生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农户会考虑到生活方式的转型将弱化其对宅基地的依赖，进而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即承包地退出意愿的产生反映了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会使农户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从而产生宅基地退出意愿。另一方面，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户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鉴于宅基地的居住和保障功能，农户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优先选择退出承包地，当退出承包地能够带来足够的经济收益时，农户会将这种收益的预期延伸至宅基地，从而通过经济收益的获取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在经济收益的激励下，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会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综上所述，农户对承包地退出的态度会影响其退出宅基地的心理预期，且承包地退出意愿会促进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产生。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H1：承包地退出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

1.2　宅基地功能认知的中介作用

如图1所示，农村宅基地具备多种功能，包括提供住所和维持生活的保障功能、承担乡土情怀的情感功能和随着土地市场的完善而越来越重要的资产功能等等。其中，农户对宅基地的保障、资产和情感功能认知不仅与农户的居住安全、经济收益和情感寄托紧密相关，而且是宅基地功能认知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反映出宅基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价值。

一方面，承包地退出意愿会对农户的宅基地功能认知产生影响。首先，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使其产生承包地退出意愿，当他们选择进城务工或从事其他非农生产活动时，对宅基地的依赖会逐渐减弱，进而弱化了宅基地的保障功能^［29］；其次，承包地退出意愿较高的农户大多拥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或城镇住房等替代资源^［30］，这些替代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农户的经济和生活保障需求，从而弱化了他们对宅基地的资产功能认知。最后，随着农户脱离农业经营并逐渐融入城市文化，他们可能会减少对宅基地的情感依恋，进而影响到宅基地的情感功能认知^［31］。另一方面，农户对宅基地的功能认知程度将直接决定他们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首先，宅基地作为农户的居住地和基本生活保障，为农户提供了居住和养老场所，同时也为那些在城镇中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户返乡提供了保障，使实现非农就业的农户没有后顾之忧。其次，随着土地市场和相关制度的完善，宅基地可能会为农户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用，加之禀赋效应^［32］的影响，农户更将其视为一项资产，如果退出补偿没有达到预期就很难产生宅基地退出意愿。最后，宅基地还承载着农户的情感和记忆，同时受到“落叶归根”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户往往把宅基地视为家族精神的载体，影响着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综上所述，农户的承包地退出意愿触发了其宅基地功能认知的变化，进而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H2：宅基地功能认知在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1.3　生计资本的调节作用

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尽管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受到宅基地多元认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孤立存在，往往与自身的生计资本状况密切相关。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能够给农户提供一定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农户抉择的重要依据^［33］。生计资本越高意味着农户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潜在的危机和不确定性，进而弱化宅基地对农户的社会保障作用。当经济激励符合心理预期时，他们可能会退出宅基地以获得相应的补偿。但生计资本的提升也意味着农户经济理性的增强^［34］，导致他们可能会为了得到更高的补偿而选择继续保留宅基地。同时，生计资本高的农户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宅基地的情感价值会成为影响其退出宅基地的主要因素。因此，尽管农户的宅基地功能认知会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但其仍会基于自身生计资本状况进行综合权衡后做出最终决策，以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可见，生计资本可能会调节农户宅基地功能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H3：生计资本在宅基地功能认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发挥调节作用。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2年7—8月对浙江、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和辽宁7个省份开展的农户抽样调查。依据全国104个县（市、区）和3个地级市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选取了以上典型省份，在每个省份选取试点县市和非试点县市各1个，每个县市选取8个左右的乡镇，每个乡镇选取2~3个村，每个村随机走访15户左右的农户，共调查14个县（市、区）、63个乡镇、116个行政村、1 764户农户。由于本研究重在探讨尚未退出宅基地及承包地的农户的退出意愿，故剔除了无土地及已退出土地的农户样本，得到1 467份农户样本，去除缺失与无效信息后，得到有效样本1 458份，问卷有效率达99.39%。

2.2　变量设定

2.2.1　被解释变量

宅基地退出意愿。指农户基于个人或家庭的发展需求，自愿放弃长期居住的农村宅基地，并希望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进行退出的意愿，是农户个人的主观性选择。根据强弱程度，从弱到强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赋值为1~5，以问卷设计中“您家是否愿意把宅基地资格权有偿永久退出给村集体？”来量化。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承包地退出意愿。指农户出于自愿决定不再经营其承包的土地，且愿意通过不同方式将这些土地归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种意向。根据强弱程度，从弱到强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赋值为1~5，以问卷设计中“您家是否愿意将承包权有偿永久退出给村集体？”来量化。

2.2.3　中介变量

宅基地功能认知。指农户对宅基地所具备的功能及其作用的理解。本研究参考相关研究^［23-24］，从保障功能认知、资产功能认知和情感功能认知3个维度来表征农户宅基地功能认知。根据强弱程度，从弱到强将保障功能认知、资产功能认知和情感功能认知赋值为1~5，分别以问卷中“您认为目前您家宅基地仍具有养老保障功能的程度如何？” “您认为当前您家宅基地仍可以获得经济收入的收益程度如何？”及“您对于‘您家宅基地承载了很多回忆，对其有不舍和眷恋’的认可程度如何？”来量化。

2.2.4　调节变量

生计资本。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为农户生计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依据，生计资本作为农户生计问题的核心内容，是影响农户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五方面^{［27-28，34-36］}分别选取相关指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表1），根据极差标准化法对不同性质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运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并通过线性加权法测算农户的生计资本评价值^［37-38］。

2.2.5　控制变量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研究基于相关研究^{［23，25，29］}并结合案例区调研情况从4个方面选取了控制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和亲戚邻里关系；土地特征包括宅基地房屋结构和承包地总体质量；政策认知即农户对“一户一宅”制度的了解程度。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2。

2.3　模型选择

2.3.1　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本研究被解释变量即宅基地退出意愿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模型构建为：

Y_i^{*}={\alpha }_{\mathrm{0}}+{\beta }_i{X}_i+{\gamma }_i{K}_i+{\epsilon }_i（1）

式中：Y^* 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X_i 为承包地退出意愿；K_i为控制变量；{\alpha }_{\mathrm{0}}为截距项；{\beta }_i和{\gamma }_i为回归系数；{\epsilon }_i为随机扰动项。

2.3.2　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陈瑞等^［39］，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构建为：

Y_i={\alpha }_{\mathrm{0}}+c{X}_i+{\beta }_i{K}_i+{\epsilon }_i（2）

M={\beta }_{\mathrm{0}}+a{X}_i+{\beta }_i{K}_i+{\epsilon }_i（3）

Y_i={\delta }_{\mathrm{0}}+c\text{'}{X}_i+b{M}_i+{\beta }_i{K}_i+{\epsilon }_i（4）

式中：Y_i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X_i为承包地退出意愿；K_i为控制变量；M_i为中介变量——宅基地功能认知；{\alpha }_{\mathrm{0}}、{\beta }_{\mathrm{0}}和{\delta }_{\mathrm{0}}为截距项；{\beta }_i为回归系数；{\epsilon }_i为随机扰动项；a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b为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c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总效应；c\text{'}为加入中介变量后的直接效应；ab为间接效应。

2.3.3　调节效应模型

在分析调节效应时，中心化处理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40］，将乘积项代入回归模型分析宅基地功能认知和农户生计资本的交互作用，检验生计资本是否在宅基地功能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模型构建为：

Y_i={\alpha }_{\mathrm{0}}+{\beta }_i{M}_i+{\gamma }_i{K}_i+{\epsilon }_i（5）

Y_i={\beta }_{\mathrm{0}}+{\beta }_i{M}_i+{\gamma }_i{U}_i+{\delta }_i{M}_i{U}_i+{\epsilon }_i（6）

式中：Y_i为宅基地退出意愿；M_i为宅基地功能认知；U_i为农户生计资本；M_i{U}_i为宅基地功能认知和农户生计资本的交互项；K_i为控制变量；{\alpha }_{\mathrm{0}}和{\beta }_{\mathrm{0}}为截距项；{\beta }_i\mathrm{、}{\gamma }_i\mathrm{、}{\delta }_i\mathrm{和}{\mu }_i为回归系数；{\epsilon }_i为随机扰动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进行基准回归前，利用Stata17.0软件对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VIF最大为1.20且Mean VIF为1.08，说明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

模型1（未加入控制变量）和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均显示农户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会在1％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从农村实际情况来看，承包地与宅基地作为农户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在农户生产生活中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和关联性，当农户产生承包地退出意愿时，往往会统筹对宅基地的处置，且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越强烈，也就越倾向于退出宅基地。由此，假说H1得以验证。

从控制变量中的个体特征来看，农户的文化程度在5%的水平下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农户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后会拥有更开放的价值观念和风险偏好，随着个人知识和技能的不断增长，他们将有更多的非农工作机会可供选择，也就更倾向于离开农村的宅基地以实现市民化；从家庭特征来看，亲戚邻里关系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表明农户与亲戚邻里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就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这是由于在农村这一熟人社会中，亲戚邻里之间往来比较密切，同时人们普遍重视人情，容易形成社会关系网络依赖，使之成为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之一。在土地特征中，宅基地房屋结构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正向影响呈现1%水平下的显著性，即房屋的结构越差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也就越高，他们更愿意通过宅基地的退出实现居住条件的改善。此外，对“一户一宅”制度的了解程度也会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政策认知的加深有助于农户准确评估退出行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从而促使其做出合理的宅基地退出选择。

3.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及分析

通过应用逐步回归的中介效应模型分别单独检验农户宅基地保障、资产和情感功能认知的中介效应。表4中3条作用路径的系数a均呈现1%水平的显著性，即农户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会显著负向影响宅基地功能认知，这是因为承包地退出意愿较强的农户大多已经脱离农业经营并能够获取可观且稳定的非农收入，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会降低他们对宅基地的依赖，从而改变其对宅基地的功能认知。同时，系数b也均呈现1%水平的显著性，农户对宅基地的功能认知会对其退出意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农户对宅基地的保障、资产和情感功能的认知越深，他们对宅基地的重视和依赖程度就越高，因此更不愿意放弃宅基地。综上，当农户表现出更强的承包地退出倾向时，其对宅基地的功能认知会相应弱化，这种认知的转变进而会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同时，3条作用路径的系数c'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宅基地功能认知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效应，且是部分中介效应。分别将3个路径的系数a和系数b相乘，得到3条路径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分别是0.042、0.011和0.065，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5.30%、3.85%和23.86%。这表明承包地退出意愿能够通过弱化农户的宅基地功能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影响。同时，情感功能认知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大，保障功能认知次之，资产功能认知最弱，说明相较于其他功能认知，情感功能认知在承包地退出意愿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中介作用最强。由此可见，农户对宅基地保障功能、资产功能和情感功能的认知均发挥中介效应，且各功能认知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强度存在差异。此外，运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区域检验（结果见表5），对原始数据集中的观测值重复抽样5 000次得到的检验结果，3条作用路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同时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则进一步验证了中介效应的稳健性。假说H2得以验证。

3.3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及分析

为更清晰地揭示生计资本的调节作用，同时尽可能减少其他交互项对单一机制调节效应的影响，本研究分别探讨了生计资本在不同宅基地功能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6）。在3个交互项中，资产功能认知与生计资本的交互项（交互项2）在1%的水平下显著，情感功能认知与生计资本的交互项（交互项3）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保障功能认知与生计资本的交互项（交互项1）不显著。这表明生计资本在资产功能认知和情感功能认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路径中存在调节效应，且主效应系数与调节效应系数一致，说明生计资本能够强化资产功能认知和情感功能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可以看出，对于重视宅基地资产功能的农户，随着生计资本的积累，其退出意愿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他们更倾向于将宅基地视为长期资产，生计资本的增加反而强化了他们对宅基地增值潜力的预期，从而弱化了通过退出实现短期变现的意愿。同时，对于情感功能认知较强的农户，高生计资本往往意味着更为稳固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丰富的社会资本等非经济因素强化了农户与宅基地的情感联结，从而抑制其宅基地退出意愿。与资产功能和情感功能不同，保障功能涉及农户的基本生存安全，这种基础性功能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相对独立，不易受到生计资本的调节影响。综上，生计资本在宅基地功能认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具有调节效应。由此，假说H3得以验证。

3.4　内生性讨论

为避免因样本选择和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而产生的估计偏误，本研究参考李力行等^［41］的做法，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此类问题。基于工具变量的特性，参考相关研究^［32］，选择“除该样本外省内其他样本的平均承包地退出意愿”作为该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工具变量，一方面，由于同一省份内经济环境的相对均质性以及资源禀赋、政策和市场因素的相似性，该工具变量与农户个人承包地的退出意愿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通过排除特定农户个体信息构建的工具变量，理论上不会直接影响样本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表7检验结果显示，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结果均呈现1%水平的显著性，且Wald F检验统计值为18.869，>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即经过内生性处理后，农户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进而验证了假说H1的合理性。

3.5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替换分析模型和引入更多控制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宅基地确权登记能够使产权更加明晰从而有效地保障农户的权益，同时也能够促进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落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因此，在稳健性检验时加入“是否进行了宅基地资格权确权登记”这一控制变量，并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基准回归进行检验（结果见表8），各相关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吻合，这表明该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3.6　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农户的退出意愿会受到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异质性，为此，本研究一方面将样本中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农户进行划分，另一方面根据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并参照区域划分标准将7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辽宁、山东和浙江省）、中部地区（安徽和山西省）和西部地区（四川和贵州省），进行异质性分析（见表9）。

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但非试点地区的边际效应要优于试点地区，这一差异表明在非试点地区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效应更为突出。一方面，试点地区部分农户已经退出了承包地和宅基地，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决策可能已趋于饱和，在剔除这些样本后导致边际影响减弱；另一方面，相较于政策工具，非试点地区的农户更依赖自主决策，因此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变化更能触发宅基地退出的连锁反应，符合条件的农户会考虑通过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一并退出从而获得相应补偿以提升生活水平。

从地理区位异质性来看，不同地区的回归系数与边际效应呈现出空间分异特征。从回归结果来看，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原因在于四川和贵州地块分散，机械化难度大，农业生产效率较低，退出承包地的经济补偿会成为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的推力；同时，该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农户更倾向通过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联动退出实现市民化。而中部地区农业收益相对稳定，承包地仍具较高的生产保障功能，农户对农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也就降低了农户通过承包地退出来推动宅基地退出的动力。同时，该地区劳动力“半工半耕”特征明显，农户更倾向保留宅基地作为返乡居所。可见不同地区农户受到地区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将宅基地功能认知和生计资本纳入框架，基于全国七省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具体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会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证明承包地退出意愿越高的农户更加愿意通过宅基地的一并退出实现市民化。第二，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宅基地功能认知在承包地退出意愿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发挥中介作用，且情感功能认知的中介效应最强，显然，农户对于宅基地的依恋是其退出宅基地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生计资本能够在资产功能认知和情感功能认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发挥调节效应。第三，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相比，非试点区农户的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效应更高，同时，就地理区位异质性而言，西部地区农户的承包地退出意愿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

4.2　政策建议

第一，统筹推进承包地和宅基地联动退出改革。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明确承包地和宅基地在权属、功能和社会保障上的内在联系，避免二者割裂损害农户权益，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承包地与宅基地退出的协同机制，通过产权置换、指标挂钩等方式实现资源整合。同时，在政策设计上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与退出程序，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户一并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转变。通过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衔接机制，确保退出农户获得可持续的生计保障，有效防范市民化进程中的各类风险。

第二，制定差异化的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政策。从研究来看，不仅宅基地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农户的退出意愿有所差异，不同区域农户的退出意愿也呈现异质性。因此，要根据区域特点对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补偿安置做出相应的调整，避免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同时，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要具有针对性，可以优先考虑从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为强烈的农户群体着手，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而激发并带动其他农户的退出意愿，形成示范效应。

第三，高度重视农户对宅基地的依恋以及自身的生计资本状况。宅基地不仅是农户精神寄托的载体，也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策实施必须要兼顾经济补偿的合理性与情感价值的延续性，通过多重保障机制，帮助农户顺利完成生计模式的转型，避免因宅基地退出而导致社会资本断裂或生计风险加剧。同时，应建立健全农户意愿表达机制，通过规范化的程序设计和多元化的参与渠道，确保宅基地退出全过程合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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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1年度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人才培养项目（社科类青年骨干项目）(黑财教〔2021〕137号┫┣2024AH052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