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教学的视觉转向

Visual turn in the teaching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摘要

在视觉转向的影响之下，图像史作为艺术史、书籍史、技术史、科学史和医学史的交叉领域，已经逐渐形成独特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而图像在过去往往被作为化解严肃和无聊的点缀，本文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图像史所关注的问题和分析方法应用于医学史教学的可行性、实用性和特殊价值，从而为医学人文教学的改革提供资鉴。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visual turn, the history of image, as the intersection of art history, book history, technological history, scientific history technology history, science history and medical history, has gradually formed a uniqu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s. In the past, images were often used as embellishment to alleviate resolve seriousness and boredom. This paper will try to multi-dimensionally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practica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image history, especially its characteristic methodology and framework in the teaching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medical humanities teaching.

关键词

医学人文教育 / 图像史 / 艺术史 / 文化转向

Key words

education of medial humanities / image history / art history / cultural turn

理解医学知识的构建与变迁是理解医学的重要前提，面向医学生开设医学史课程是十分必要的。医学史研究的视觉转向可用于教学，帮助学生从多元维度理解医学。因此，本研究将试图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图像之于医学史教学的可用性、实用性和特殊价值。

1 医学史研究的视觉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开始超越传统文本资料，强调对文化实践和文化制品的研究，并借鉴艺术史、文学理论、电影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中的“图像研究”和“深描”等方法，将它们作为自身文化载体进行分析，形成所谓的“视觉转向”^［1］。1985年，科学史学家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薛弗（Simon Schaffer）在《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一书中率先将图像纳入17世纪推动实验科学的“技术”之中，强调图像在科学话语中的修辞维度^［2］。这一研究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启发图像分析无数的可能性。如今，图像史已从艺术史、书籍史扩展到技术史、科学史和医学史等多个互补的学科视角中汲取养分，方法论、技术应用和研究范围都取得显著的发展，成为一个多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3］。

医学史学家也意识到图像的宝贵作用，在包括医学史在内的“文化史”领域，出现史料更为包容和多元化的转变，绘画、手稿、地图、照片、电影、医学插图和广告等视觉材料被纳入研究视野，丰富对医疗境遇、疾病经历和健康疾病的文化表征的理解^［4-6］。20世纪后期，随着医学成像技术、数字摄影和互联网的显著进步，这些发展不仅改变医疗实践，也使得大量的历史和当代医学图像更易于被研究人员获取：档案管理员和医学藏品的策展人以前所未有的努力保护、整理并发布医学中各种视觉工艺品；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也为打破研究人员与这些视觉材料间的障碍而努力^［7］。丰富的展览和收藏滋养了医学史教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与此同时，也激发了公众对医学影像历史文化的兴趣。

2 图像作为医学工具本身

可视化图像本身便是医学上重要的教材、教具、医学诊断工具。因此，研究这种视觉材料对于揭示医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研究这些图像如何反映或挑战当时的疾病观、身体观和医学观，可以理解历史和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医学图像的创作和解释的。

《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年），安德里亚·维萨里（Andrea Vesalius）所著的这部医学史上的开创性作品以其详细而准确的解剖插图而闻名，标志着医学从依赖古代权威和古代文献向强调直接观察和实证证据的重要转变。这些插图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在这一时期解剖学知识是被如何获得、记录和分享的。通过比较维萨里的插图与早期的解剖图画，学生可直观地理解16世纪时期人体解剖学知识的进步和人们对人体解剖学理解的准确性。这种比较凸显实证研究和视觉文献是如何推动医学知识的边界。实际上，除了提供前所未有的准确性，纠正许多基于古代权威（如盖伦）错误的解剖知识，该书的排版、装帧、设计和印刷也使它成为印刷史的里程碑之一。从高水平的艺术表现和解剖细节上来讲，该书的图像风格和技巧为之后的医学插图设定了金标准，成为解剖学教材的模板^［8］。

3 具象化疾病定义与认知的变迁

视觉材料，包括医学插图、照片、公共卫生海报和广告，不仅是历史文献，也是批判分析的重要工具，能生动而直观地反映并影响社会对疾病的理解、医疗实践，以及不同时间和地点（暗含文化、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疾病或健康的定义。图像兼具地方性、普遍性和社会性，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间具有极高的传播性，医学图像也不例外。

通过比较不同时代的插图，可以看到，疾病的概念化是如何随医学知识的进步而演变的。治疗前后的照片直观记录医学发现（如抗生素或疫苗的引入）对疾病表现和患者结果的影响，展示疾病管理和预后的转变。患者照片也反映疾病表现和物理表征在社会条件、营养或医疗干预下的变化。公共卫生海报和广告通常反映当代对疾病原因和预防的理解。如20世纪初强调的是卫生和清洁以对抗传染病，而20世纪后期更专注生活方式的改变以预防慢性病。艺术家描绘如瘟疫、霍乱或艾滋病等疾病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捕捉到有时在医学插图中缺失的流行病、疾病的情感和社会维度。

以肺结核的视觉表现为例。在18—19世纪，肺结核是欧美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常被浪漫化地视为艺术家的疾病，部分原因是许多著名艺术家和作家患有此病^［9］。这种浪漫化在当时的艺术和流行文化中有所体现，肺结核常被描绘为赋予患者纤细、空灵美的疾病，患者苍白肌肤和脆弱身体被视为敏感和艺术气质的标志。相比之下，基于新兴的医学知识和解剖学知识，同一时期医学教科书中的医学插图开始更加真实地描绘肺结核，关注疾病对身体的物理影响，旨在教育未来的医生识别肺结核的症状和发展。进入20世纪初，关于肺结核的观念开始发生显著转变。随着结核杆菌（1881年）的发现，结核病从一个模糊的、浪漫的病症变成一个具体的、可识别的、有潜力预防的疾病，一种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X线片在肺结核诊断中的使用也引入一种新的视觉表现形式，首次使得疾病对肺部的影响变得可视化^［10-12］。这一时期见证了大量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旨在通过健康教育、改善卫生条件和建立疗养院来对抗肺结核。海报使用鲜明、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敦促人们呼吸新鲜空气、避免在公共场合吐痰，并接受医学检查。疗养院和公共卫生运动的照片捕捉努力治疗和预防肺结核的现实。

4 理解历史上的医患关系

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的本质上是医生、病人和疾病。无论何时何地，医疗、保健、药物在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据重要的分量。医学史家乔丹诺娃提出，图像能揭示“医学的专业化、身份和权力关系”^［13］。专业医生、艰涩的医典其实并没有垄断对身体、疫疾的想象与解释，患者或其家属其实都各有一套身体观、疾病观、疗疾习惯、死亡观等^［14］。以外科为例，外科手术的插图常展现外科医生通过器械、操作和对患者身体进行有创性治疗的过程。这些图像不仅记录医疗实践，也反映社会对外科医学的看法，可以帮助理解当时的医学冲突以及定义和重新定义其职业身份的媒介。

在近代早期外科学的著作中，截肢的图像构成很重要的篇幅，足见这一技术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这类绘画作品是具有多重目的的，透过它们可看到围绕这一重大事件的文化和个人叙事，不同时期的作品提供对历史医疗实践、疼痛和苦难的描绘，艺术家对伤害、战争和康复的态度，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或政治评论。在这类画面中，外科医生的工作被视觉上构建为基于触觉和创伤性身体知识的专业技能。外科医生经常被显示为挥舞锋利的切割工具，运用体力技能，直接与患者的身体互动^［15］。

如在德国外科医生汉斯·冯·格斯多夫（Hansvon Gersdorff）的《伤口治疗手册》（Fieldbook of Wound-Healing，1517年）中，观者的视线立即被吸引到图像的正中心，可看到外科医生锯子的锋利，锯齿状的刀片咬入患者的腿；切割工具处于图像中心，展现外科实践的本质。还可看到背景中站着一名患者，他的手已经被截去并包扎起来。图像暗示外科医生技能的连续视角；他的体力和威力在前景展示，而他之前成功的干预在背景中呈现。

在医学史的教学中还有许多有待老师们发掘的领地，除截肢术的图像，书中还包括描绘“外伤者”（wound man）、“黄道十二宫人像”（Zodiac Man）的图像、手术工具的插图，以及其他常见的外科治疗的描述，如放血、拔牙、开颅术、接骨术^［15］。尤其是随着解剖学的重要性和流行性逐渐凸显，解剖场景的描绘也在艺术作品中得到重要的呈现，比如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的《尼古拉斯·杜尔医生的解剖课》（De anatomische les van Dr. Nicolaes Tulp，1632年）和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的《残酷的奖赏》（The Reward of Cruelty，1751年），这类作品可清楚展示解剖演示这一毁誉参半、广受争议的社会应对，进而理解新的医学技术并不是立刻被认定为进步而被全然接受的。

随着科学化的发展，外科医生的实践显著变化，但他们继续使用图像来塑造和定义新的技能与身份。也不乏一些图像展示外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但理想化的肖像刻画，如奥地利画家塞林格曼（AdalbertFranz Seligmann）所绘的《贝尔罗的手术课》（Theodor Billroth Operating，约1890年）和汤姆·艾金斯（Thomas Eakins）所绘的《阿格纽诊所》（The Agnew Clinic，1889年）。而20世纪的绘画中，似乎采取一种更抽象的风格、颜色和构图，并强调对患者和外科医生间互动性和主体性的探索。

5 结 语

在利用医学图像进行教学和研究时，不仅要关注到图像中所描绘的内容，还应意识到美学是知识的构成要素。关注人体复杂性和美感，可培养理解医学和人类历程的同理心和更深层次的欣赏。这一方面在医学教育中尤其有价值，同理心和对人体解剖复杂性的欣赏仍然是核心，同时丰富学生对医学和艺术两个领域的理解。

医学图像中的视觉元素（如颜色、构图）本身就传达了有关健康、疾病和身体的含义，如白色通常象征着纯洁和清洁。艺术史学家马丁·肯普（Martin Kemp）曾阐述，16世纪新“自然主义”风格的表现形式对于当时的解剖学和医学发展来说构成一个重要的“技术”^［5］。

从历史上的医学插图到当代的数字媒体，日渐丰富的视觉材料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源，帮助阐释复杂概念，并为疾病、健康和身体不断变化的定义提供更深入的见解。通过图像，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分析医学图像中谁被代表、谁被省略，以及这如何影响对疾病和治疗的看法。同时，能帮助医学生思考疾病作为社会构建的现象，理解复杂的社会理论和概念，比如疾病的社会建构论、福柯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理论；研究医学图像如何加强或挑战权力结构，特别是与性别、种族、阶级和殖民主义相关的权力结构。

通过提供更具相关性和吸引力的学习材料来增强学生的参与度，以具体实例为基础来促进对历史和理论概念的理解，并通过分析视觉媒体来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此外，通过描绘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动态性，视觉材料鼓励学生欣赏医学传统的多样性和医疗保健的社会文化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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