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医疗保健领域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性高端医疗服务中心，其国际医疗计划与其高速增长的生物医药研究及产业化呈现同步协调发展的态势，整体上取得优异成效。虽然中新两国在国情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新加坡在医疗发展路径的成功实践可以为我国提供宝贵的启示，对我国医疗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1 新加坡医疗发展现状
1.1 通过前瞻性精准医学建设，实现医疗服务高度个性化和优化资源配置
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加速、慢性疾病负担上升及终末期患者数量增加，推动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医疗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对医疗系统可持续运行构成长期压力。在此背景下，单纯依赖医疗供给扩张难以应对结构性挑战，提高疾病防治精准性和医疗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成为各国卫生系统改革的重要方向。精准医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视为通过“更精准干预”实现“更高效医疗”的潜在路径之一
［1］。
新加坡于2017年启动国家精准医学（national precision medicine，NPM）战略，采用政府主导、分阶段实施的长期推进模式。其核心目标并非单一科研突破，而是通过系统性数据整合与循证验证，为精准医学在公共卫生和临床体系中的可持续应用奠定基础。与以科研驱动为主的精准医学项目不同，NPM从启动之初即将医疗系统承载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与临床可实施性纳入总体设计框架。
从实施路径看，NPM前两个阶段（2017—2024年）已完成，重点回应精准医学“能否用、是否值得用”的关键问题。一方面，通过建立基因组数据与电子健康记录的系统关联框架，构建覆盖大规模人群的多维数据整合体系，使精准医学研究从静态基因信息扩展到真实世界医疗场景；另一方面，通过资源利用研究和临床实施试点，系统评估精准干预在疾病预防、诊疗决策和用药管理中的实际价值，从而降低精准医学陷入“高投入、低转化”的风险
［2］。
当前正处于第三阶段（2024—2027年），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人群覆盖规模，重点强化亚洲人群遗传特征的系统刻画，并引入社会和环境等非遗传因素，推动精准医学从“单一基因导向”向“多维风险分层”转变。相关理论和方法基础已在既有研究中得到系统讨论
［3-5］。该阶段的重点不在于单纯扩展数据规模，而在于提升风险预测和干预决策对公共卫生和临床管理的支撑能力。
总之，新加坡 NPM 战略能够持续推进，关键在于3项机制性设计：①由政府统一牵头并提供长期稳定投入，保障战略连续性与跨部门协同；②将临床可实施性和资源利用效率纳入精准医学评价核心，而非仅关注科研产出；③通过分阶段验证路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逐步扩大应用范围。上述经验表明，精准医学只有在与卫生系统治理目标深度耦合，才能在医疗体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这为其他国家推进国家层面精准医学布局提供了具有现实参考价值的制度路径。
1.2 持续革新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发展路径，支撑公共医疗体系高质量运行
新加坡通过持续推进公共医疗体系治理改革，逐步探索形成以区域健康系统（Regional Health Systems， RHS）为核心、以人口健康为导向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发展路径。该路径并非单一政策工具的叠加，而是通过制度化治理安排，推动公共医疗服务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上的系统性转型。在这一框架下，政府统筹、公立医院集群主导、初级卫生保健与社区力量协同参与，逐步构建覆盖预防、筛查、慢性病管理、专科诊疗与康复照护的连续型服务网络，以提升公共医疗体系整体运行效率与公平性。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慢性病负担上升，新加坡对RHS进行了多轮结构性调整。改革重点并不局限于医疗集群数量的变化，而在于治理逻辑转型：通过集群化治理强化区域内资源统筹能力，并以人口健康结果为导向，引导公共医疗体系由“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卫生部通过明确区域责任边界、设定人口健康指标并强化绩效约束，推动医疗集群、基层卫生保健与社区力量之间形成制度化协作关系。
在组织结构层面，新加坡RHS由三大医疗集团组成，分别为新加坡卫生服务（SingHealth）、国立医疗集团（National Healthcare Group，NHG）和国立大学卫生系统（National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NUHS）。三大集群分别负责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共同覆盖全国，为区域内居民提供连续、综合的医疗服务，并为跨层级转诊、慢病随访和院内外协同提供了稳定的制度载体。
在治理机制上，RHS强调多主体参与与协同决策。新加坡卫生部与医疗集群、私人初级保健部门及社区合作伙伴协同制定人口健康指标，并通过执行委员会、人口健康指导委员会等多层级架构来推动集体决策和政策实施。其核心在于以人口健康结果作为共同目标，减少因职能分割产生的激励偏差，并通过制度化协作平台实现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与社区干预有效衔接，从而提升政策执行力与系统韧性。
在政策工具层面，RHS在“更健康新加坡”（Healthier SG， HSG）战略框架下持续强化。自2024年2月起，加入HSG的居民在“慢性疾病等级（Chronic Tier）”中可获得更多社区全科医生诊所补贴，引导慢病患者回归社区首诊和持续随访，降低长期医疗负担
［6］。2025年，新加坡卫生部进一步以“支持全生命周期健康与福祉（Support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Across Every Life Stage）”为导向，加大对“健康成长新加坡计划（Grow Well SG）”和“乐龄安康新加坡计划（Age Well SG）” 等计划的投入，推动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覆盖不同生命阶段
［7］。
与此同时，SingHealth联合本地及国际机构建立“Advance Population Health”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公共卫生策略优化、社区健康教育和初级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通过跨机构协作提升区域人口健康治理的整体效能
［8］。
在技术支撑方面，自2024年起，新加坡卫生部发布
Transforming Healthcare Through Tech-nology，明确在公共医疗体系中大力引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和数字化应用，强化预测性预防保健，并推进电子健康记录和AI工具在慢性病管理与早期干预中的应用
［9］。该政策为RHS深化分层管理和连续照护提供了重要技术基础，但其实施效果仍有赖于数据互操作性、隐私保护和基层执行能力等配套条件的同步完善。
总之，RHS的持续演进体现了在新加坡在国家治理框架下推进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整合和公共卫生战略转型的制度探索。其经验不在于单一政策工具本身，而在于通过区域责任制、多主体协同治理和结果导向绩效机制，形成以人口健康为导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同时，也需正视跨机构协作成本上升、基层服务承载能力不足及数字化治理风险等现实挑战。
1.3 全球化的国际医疗人才培养战略，激励医疗技术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
高质量医疗服务体系的可持续运行，离不开稳定、专业且具备创新能力的医疗人才供给。新加坡在推进医疗体系转型过程中，将医学人才培养置于国家发展与公共医疗治理的核心位置，通过构建高度国际化、制度化且与卫生系统需求紧密耦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为高端医疗服务供给和医学技术创新提供了持续的人力资本支撑。
1.3.1 以国际标准为基准的医学教育体系：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
新加坡医学教育长期对标国际医学教育标准，在制度设计上融合英国医学教育的规范化传统与美国医学教育的实践导向，强调基础科学教育、早期临床接触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协同培养，服务于“思考型学校，学习化国家”的国家发展理念
［10］。新加坡积极参照世界医学教育联盟制定的国际医学教育标准体系，推动医学人才在知识结构、核心能力和职业规范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11］。
在教学方法上，医学教育广泛采用问题导向、团队导向及病例导向等小组教学模式
［12-14］，并通过标准化患者训练和跨学科协作教学，强化学生在真实临床情境中的决策、沟通和协作能力
［15］。该能力导向培养路径，有助于提升医学人才在复杂医疗场景中的综合胜任力。
近年来，新加坡进一步将全球性议题和前沿领域系统嵌入医学教育体系。2024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设立全球首个面向可持续医疗的研究生课程，回应医疗体系碳排放与环境健康挑战；2025年，亚太医学教育大会提出“身心社会福祉整合”，拓展医学教育的价值维度
［10-11］。与此同时，继续医学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新加坡医学委员会自2026年起将医学伦理列为强制性模块，医生执业证书须续期完成相关学分，以强化专业规范性与社会责任
［12］。
1.3.2 国际合作与制度创新并行：学术医疗中心驱动的人才整合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路径上，新加坡并未简单依赖国际资源输入，而是通过国际合作与本土制度相结合，构建具有系统整合能力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与国际顶尖医学机构和科研平台开展深度合作，为医学生和青年医生提供高水平教学、科研及临床训练环境，系统提升其科研素养、跨学科协作能力与国际视野。
其中，学术医疗中心（academic medical center， AMC）模式的深化具有代表性意义。以SingHealth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Duke-NUS）的合作为例，通过共建跨学科研究所与疾病中心，实现科研、教育与临床的紧密融合，使医学人才在真实医疗场景中完成科研训练与临床能力提升
［13］。该模式有效缩短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路径，强化医学人才在创新链条中的关键作用。
在制度层面，新加坡卫生部于2025年将家庭医学正式纳入专科体系，允许具备相应培训和实践经验的医生通过桥梁培训与实践认证成为专科医师，从而提升初级医疗在慢性病管理与预防保健中的专业地位
［14］。这一举措通过制度激励，引导医学人才向基层和社区医疗领域合理流动。
1.3.3 奖助学金与人才管道建设：稳定供给与战略导向并重
为应对生物医学和医学工程领域的人才短缺，新加坡政府通过系统性奖助学金计划进行前瞻性布局。以ASTAR科研领航奖学金计划为代表，该项目通过涵盖学费、生活费和国际交流成本，吸引并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形成“海外培养-本地回流-机构服务”的稳定人才循环机制
［15］，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物医学研究与转化应用领域的人才连续性。 随着公共医疗体系对临床与公共卫生人力需求上升，奖助学金体系进一步向医疗服务领域扩展。2025年，新加坡卫生部所属医疗机构授予医疗保健类奖学金数量增至132个，高于2024年的108个，显示政府在公共卫生人力储备的持续投入。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及科研机构通过SINGA奖学金、博士后项目和校级研究资助，为青年医学科研人员提供多层次培养通道
［16］，使科研战略目标与医疗服务需求形成相对稳定的衔接机制。
1.3.4 职业发展与继续教育改革：以制度化终身学习保障人才质量
新加坡高度重视医学人才的持续职业发展，通过专科医师培训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Specialist Training， JCST）与专科医师认定委员会（Specialists Accreditation Board， SAB）构建统一的专科培训和资格认证体系，确保医学人才在不同阶段维持一致的质量标准。近年来，继续医学教育的制度化改革不断深化，新加坡医学委员会调整执业证书续期的学分结构，明确要求医生在完成专科继续教育的同时，必须修读医学伦理核心课程
［12］。2025年，SAB进一步更新专科资格标准，强调临床实践的持续性与真实情境要求
［16］。此外，政府规划在2025—2030年间新增约13 600张病床，涵盖公立医院、社区医院与长期护理机构，为住院医师培训和继续教育提供更丰富、多层次的临床实践场景
［17］。这一基础设施扩容与人才培养制度形成协同，有助于缓解培训容量与服务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总体来看，新加坡医疗人才培养体系呈现出以具体制度实践为导向的特点：①医学教育严格对标国际标准，通过统一的课程体系和质量控制保障培养质量；②依托AMC模式和跨机构合作，推动教育、科研与临床实践的有机衔接；③通过奖助学金计划和相关培养安排，为科研型和临床型医学人才提供相对稳定的发展路径；④通过持续职业发展和继续医学教育要求，强化医学人才的专业规范与伦理约束。上述做法共同构成了新加坡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推进医疗人才培养、支撑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现实路径。
1.4 多支付者融资框架下的医疗保健机制：保障医疗服务公平性与可负担性
在医疗需求持续增长与医疗费用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在保障公平性的同时维持医疗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成为各国医疗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新加坡医疗保健融资机制以“医疗服务可负担性”和“个人责任”为制度基础，其核心制度基础可概括为政府补贴与“3M”体系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支付主体协同分担费用，构建了具有分层结构和风险分担功能的多支付者融资框架
［14］。
在该框架下，政府通过对公共医疗成本进行直接补贴，确保全民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形成覆盖低收入和经济困难人群的安全网。同时，医疗费用的其余部分由多渠道共同承担，包括法定融资计划、公共计划、私人自愿保险、雇主医疗福利以及个人支付
［15］。这一多支付者机制在分散风险的同时，通过储蓄和保险机制强化个人对医疗支出的责任意识，有助于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度需求。
1.4.1 “3M”模式：分层风险分担的制度核心
在多支付者融资框架下，新加坡逐步形成以“3M”体系为核心的制度模式，即保健储蓄（Medisave）、终身保健（MediShield Life）和医疗救济基金（MediFund），三者在功能上构成由“个人储蓄-社会保险-政府兜底”递进衔接的分层结构。
保健储蓄（Medisave）作为个人医疗储蓄账户制度，要求个人或家庭按工资比例缴存，用于门诊、住院、预防性医疗和慢性病管理等支出。通过“事前储蓄”机制缓冲医疗费用集中发生时对家庭财务的冲击。
终身保健计划（MediShield Life）作为强制性全民医疗保险，主要分担高额住院及部分门诊费用，是新加坡医疗融资体系中最重要的风险共担工具。2024年审查后，自2025年4月起，该计划提高住院与日间手术理赔限额，并将部分精准医疗疗法纳入保障范围，以应对医疗费用上涨
［18］。政府同步投入约41亿新元用于保费补贴，体现公共财政在制度调整中的稳定器作用。
医疗救济基金（MediFund）作为“最后一道安全网”，通过政府拨款与社会捐赠，为无力承担剩余医疗费用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救助
［19］。其下设的 Medifund Silver 和 Medifund Junior 分别面向老年人和儿童，实现对重点人群的精准支持，避免弱势群体因支付能力不足而被排除在医疗服务体系之外。
1.4.2 补充性计划：向基层、老龄群体与长期照护延伸
在“3M”制度基础上，新加坡通过多项补充性计划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和特定人群保障能力。社区健康援助计划（community health assist scheme，CHAS）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医疗和牙科护理补贴，引导居民更多利用社区层级医疗服务，从制度层面支持基层首诊和连续照护
［3］。
针对老龄化加速，新加坡持续完善与老年群体支付支持机制。银龄支援计划（silver support scheme）于2025年提高补贴标准，并放宽收入与住房条件以扩大覆盖范围
［20］。此外，政府在2025年预算案中提出 Matched MediSave Scheme，自2026年至2030年为55～70岁且Medisave余额偏低的国民提供一比一配对补贴（每年上限1 000新元），以提升其长期医疗支付能力
［21］。老年人行动与辅助基金（seniors' mobility and enabling fund，SMF）亦将自2026年起扩大资助范围和资格条件，支持居家养老和功能维护
［22］。
1.4.3 机制评价：公平、激励与可持续性的平衡
总体而言，新加坡多支付者融资机制通过公共补贴、个人储蓄与多层次保险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性、激励约束与财务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兜底机制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医疗可及性；另一方面，通过储蓄和保险制度强化个人责任意识，抑制不必要的医疗需求增长。同时，该体系通过持续的制度审查与参数调整，对人口老龄化、医疗技术进步和费用上涨等结构性挑战，在全民覆盖前提下形成了分层清晰、责任明确、可动态调整的医疗融资治理模式，为医疗服务公平性和可负担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2 新加坡医疗发展现状对我国未来医疗事业发展建设的启示
2.1 以精准医学为引领，推动我国医疗质量升级与资源配置优化
我国高度重视以科技创新驱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将精准医学视为重塑诊疗模式、提升医疗质量和推进健康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科技重大专项持续推动精准医学技术在肿瘤、心血管疾病、罕见病与重大慢性病领域加速应用，为我国大规模人群队列建设、基因检测能力提升、AI辅助诊疗研发和医疗数据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3-26］。我国在测序平台自主化、多组学技术产业化和大型医院科研能力建设等方面均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多地也开展了基因组检测与临床诊疗结合的探索性实践
［24，27］。
在此基础上，新加坡围绕精准医学发展所形成的跨机构协同机制、数据治理标准化体系和真实世界证据转化路径，为我国进一步提升精准医学体系化能力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国际经验。新加坡通过国家级统筹、统一协作平台和严格的数据治理要求，使精准医学形成从科研、队列到临床转化的系统性流程，其国家精准医学战略相关实践已在国际期刊上获得系统总结
［28］。其经验提示，精准医学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先进技术，更需要国家层面的协同治理、规范的伦理制度以及跨学科合作机制。
面向未来，我国在保持自主创新主导权的前提下，可进一步加强国家平台与区域中心之间的资源协同，通过建立覆盖人群健康信息、基因组检测数据、生活方式指标的国家健康数据库，提升疾病风险预测和临床决策支持能力；可选择重点疾病领域推进药物基因组学纳入诊疗规范和医保试点，推动精准用药从科研走向临床，并将临床可实施性、真实世界证据积累和资源利用效率作为精准医学项目持续支持与扩展的重要评价维度；也可在国家数据安全和伦理框架下建立统一的数据治理标准，推动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平衡，提升技术转化效率和公众信任
［23-25，28］。如可在肿瘤、罕见病等领域，依托国家医学中心或高水平医院先行开展精准用药和临床转化应用试点
［23-25］。
总体来看，我国具备构建世界领先精准医学体系的战略基础与自主优势，在借鉴新加坡跨机构协作与数据治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平台建设、政策引导和伦理治理，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准医学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医疗质量提升与资源优化配置。
2.2 构建以人口健康为导向的医疗服务体系，强化基层能力与数字化治理
我国正在推进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系统性转型，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医联体改革、基层能力提升与健康促进战略正在多点发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以及医联体建设、基层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等相关政策文件，均强调推进基层首诊、提升健康管理能力和推动卫生服务数字化转型
［23，25，29］。我国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医疗服务可及性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健康导向型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29-31］。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的RHS与HSG战略提供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区域治理与基层赋能经验，可为我国下一步改革提供参考。新加坡以区域医疗集团为治理主体的模式实现医院、社区、家庭医生与长期照护的制度性协同，通过国家级电子健康记录系统推动跨机构数据共享，通过提高基层补贴、签约机制和数字化工具使用率强化基层服务能力
［32-34］。这些实践表明，构建高效的健康管理体系，需要区域层级的治理主体、以社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体系以及数据驱动的服务协同机制
［32-33］。
对我国而言，在现有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础上，可进一步推进区域医疗中心的组织化建设，使区域治理主体在规划、人才、服务体系整合和慢病管理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可通过政策激励、医保支付改革和基层服务包优化提升基层首诊率，提高居民长期签约关系的稳定性；也可利用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等数字化建设成果，加快推动电子病历互联互通和健康大数据应用，使诊疗行为更加连续、透明和高效
［29-30，33］。如可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在城市医疗集团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中探索建立覆盖筛查、转诊、随访和健康干预的连续服务路径
［25，29-30］。
未来，我国可在继续稳固本土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新加坡的实践经验推动构建以健康改善为核心的中国式卫生体系现代化路径，实现“基层强、协同强、数字强”的深度融合，以更好应对老龄化趋势和疾病负担变化。
2.3 加强医学人才供给侧结构优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学人才体系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将其视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增强医学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支撑力量。近年来，我国在医学教育综合改革、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培训、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以及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构建了规模宏大、结构不断优化的人才供给体系
［27，35-37］。在此基础上，随着医学模式转型与技术变革加速，医学人才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及综合胜任力要求不断提高，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国际合作与科技赋能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35-36］。
新加坡在医学教育国际化、科研临床融合、分层分类人才培养与职业发展体系方面的做法，为我国在优化人才供给侧结构和提升人才竞争力方面提供了参考。SingHealth-Duke-NUS学术医疗中心通过医学院与医疗集团深度合作，将临床服务、科研与教育有机融合，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科研-临床-继续教育”闭环，相关模式已在官方报告和学术文献中多次总结
［28，38-39］。其经验的价值并不在于“模仿”，而在于提示我们，医学人才培养需要以国家战略和未来医疗需求为导向，通过制度协同和资源整合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
面向未来，我国可以在本土制度优势基础上，结合新加坡的启示，从4个方向推动人才体系升级：①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课程体系，加强全球卫生、精准医疗、数字健康与医学伦理等前沿内容布局；②推动临床科研深度融合，在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与科研院所间构建跨学科协作平台，使临床医生具备更强的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
［28，35-39］；③完善分层分类评价体系，建立面向不同发展阶段医师的职业能力框架，推动从“资格导向”向“胜任力导向”转变
［35-36］；④通过奖助机制、交流机制和国际项目合作扩展人才培养渠道，提高青年医学人才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协作能力，如可依托国家医学中心、高水平研究型医院和医学院校，探索临床医师与科研人员联合培养及阶段性跨学科轮转机制
［27-28，35-36］。
总体而言，我国在医学人才体系建设方面已具备全方位发展基础，通过坚持自主创新、强化制度协同、提升国际化程度，并适度借鉴新加坡在平台建设与制度创新方面的经验，可进一步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适应未来医疗体系需求的中国特色医学人才体系。
2.4 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公平性、可及性与可持续性
我国正在加速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基本医保、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医疗救助制度完善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逐步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责任层次分明、制度日益成熟的保障体系。近年来，我国通过门诊共济、医保基金监管强化、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医保支付结构优化等改革，在提升基金使用效率、缓解患者负担和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国家层面的政策与研究报告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和进展已有较为系统的总结
［30，40-42］。
新加坡通过政府补贴、个人储蓄账户、公立保险和社会救助等构建的“3M体系”，强调责任分担、分层保障与精细化补助，其治理逻辑为我国继续完善多层次保障体系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相关研究和国际比较
［34，43-44］显示，新加坡通过Medisave、MediShield Life与Medifund的组合，实现了在有限财政支出下兼顾可负担性、效率与个体责任的平衡。其经验表明，多层次保障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明确不同制度层级的功能定位，通过基本保障提供普惠性保障，通过补充保障提高保障深度，通过社会救助兜底弱势群体；同时，也需要通过数字化管理和透明的支付机制提升制度运行效率。
对我国而言，未来可进一步深化基本医保制度作为“制度基座”的功能，通过强化共济机制、优化支付方式、完善门诊保障体系提升医保制度的公平性和稳健性；可推动商业保险与医保的协同发展，提高补充保障层的覆盖范围和产品质量
［40，42］；也可借鉴新加坡在精准补助方面的经验，推动公共财政、医疗救助与长期照护支持体系之间的协同，打造覆盖更全面、运行更高效的保障网络
［30，34，43-45］。同时，通过健康大数据建设、医保智能监管和数字化支付能力提升，加强制度运行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如可围绕门诊慢病、高额医疗费用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探索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医疗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分层衔接机制
［30，40-42］。
总体来看，我国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未来在坚持制度自信与实践自主性基础上，可在精细管理、制度协同和数字化能力方面进一步提升，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性、可及性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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