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数字技术推动了海量信息的生产，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和阅读新闻。然而，尽管人们身处高选择媒体环境，但并不意味着新闻消费的增加。研究表明，新闻供给的增加反而可能降低新闻消费，对时事政治新闻不感兴趣的人群而言尤其如此
［1-2］。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在全球范围46个国家和地区中，近40%的民众存在日常性新闻回避行为，主要原因包括新闻过载、虚假信息泛滥、新闻引发的负面情绪等
［3］。特别是“千禧一代”，在新闻消费数量和质量上均呈现更明显的下降趋势
［4-5］。
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约66%的美国公众对大量的新闻感到厌倦和麻木
11 Americans’ news fatigue isn’t going away：about two-thirds still feel worn out[EB/OL].（2020-02-27）[2024-02-16].https://www.editorandpublisher.com/stories/americans-news-fatigue-isnt-going-away-about-two-thirds-still-feel-worn-out,1647.
。而在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日本，尽管新闻回避现象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但民众总体上对新闻越发失去兴趣，其原因可能是基于避免社会冲突的文化观念
［6］。研究者认为，新闻回避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在不同政治结构和媒体系统中存在差异
［7］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相关现象，一项针对年轻网民的研究发现，新闻消费行为已从管理新闻转变为回避新闻
［8］ 。“新闻回避”之所以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在于它对公众信息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更在于它对数字新闻业造成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数字化社会如何通过新闻实践推动民主发展，数字新闻业如何转变范式以履行其固有的社会使命，以及深度数字化的大众在多大程度和意义上能够从“信息主体”转变为“民主主体”
［9-10］。
基于此，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提取新闻回避的关键影响变量，构建年轻群体新闻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验证模型，试图厘清中国年轻群体新闻回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 新闻回避的概念界定与操作化
新闻回避的概念操作化主要通过四种方法界定回避者：第一种是运用聚类分析或潜在类别分析，依据新闻接触量将人群分为回避者或偶尔用户；第二种方法设定新闻接触的特定分界点，如将新闻消费低于平均值一定程度的人视为回避者；第三种方法设定新闻消费的最小阈值，如将每周少于一次的新闻接触视为新闻回避；第四种方法依赖个体的自我认定，询问受访者是否自觉回避新闻，答案为“有时”或“经常”即被视为新闻回避。这些方法从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界定新闻回避者，既包括新闻接触的量化指标，也考虑到个体主观意愿的影响
［2，11］。
（二） 新闻回避的社会影响
学者们对新闻回避的社会影响持不同观点。有研究将新闻回避者称为“新闻抵抗者”，认为他们并非不关心社会议题，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目的，即防止被信息操纵，保护个人免受负面新闻情绪的影响
［7，13］。这种回避行为不仅反映了个体对新闻的抗拒，更是对技术异化的感知与反抗，体现了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和重构
［14］。对新闻业而言，新闻回避者通常更愿意付费阅读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这将促使媒体机构和数字平台开发更多优质的、有针对性的付费产品，并进一步提高记者和编辑的专业性；此外，尽管新闻回避减少了新闻接触，但不会对新闻的民主叙事逻辑产生负面认知，反而可能促使受众更理性地思考新闻，从而增强公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13］，这种变化反映了新时代新闻业的自我调整和进步。
然而，也有研究对新闻回避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可能对民主社会构成潜在威胁。首先，研究显示，新闻接触与政治知识增长和政治参与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新闻回避不利于公民政治知识的积累，降低了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自我效能感，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动摇民主参与的基础
［7］。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回避新闻，新闻业可能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特别是在广告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这将削弱新闻专业性及其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5］24。还有研究指出，新闻回避的影响应从时间维度加以区分，如果新闻回避行为是短期的、间歇性的，这可能只是新闻生态恶化的局部表现；但如果是长期的习惯性回避，则表明新闻业正在丧失其社会根基并将加剧信息茧房效应，导致信息窄化和情感极化
［10］。常江等
［9］将新闻回避的社会影响总结为三个方面：在个人层面，它是反抗行为和自我调试，因缺乏明确行动目的而导致身份认同模糊；对新闻行业而言，新闻回避预示着行业的发展危机，削弱了其在社会关键问题上的作用；在媒介生态文明层面上，新闻回避不利于发展民主型社会。
（三） 新闻回避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人口统计学因素、政治态度和新闻类型偏好等个人因素以及外在于个人的制度因素（如新闻自由程度、政治自由和稳定的水平、信息环境和媒体环境的特征等）对新闻回避的频率与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因素均与主动新闻回避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其中，媒体类型偏好和媒体信任是个体层面主动回避新闻的显著影响因素，而新闻自由、政治自由与稳定和新闻回避呈负相关
［7］。此外，Villi等
［6］通过比较五个国家的新闻回避现象，将造成新闻回避的复杂因素大致归为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两大类，并指出这两大因素常常共同影响新闻回避行为。本文在质化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变量进行筛选，对纳入解释模型的新闻兴趣、新闻过载、新闻质量、新闻倦怠和“新闻找到我”感知分别进行介绍。
1 新闻兴趣
新闻消费研究中常常关注新闻兴趣对新闻态度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高新闻接触者通常政治兴趣更浓厚，而新闻回避者则相反
［16-17］。此外，新闻兴趣不仅关乎政治，还包括硬新闻和软新闻的关注度，而对软新闻的兴趣可能与新闻回避存在正相关关系
［7］。国内研究显示，硬新闻或软新闻的偏好程度与新闻回避无明显差异，但硬新闻偏好与主动接触新闻的相关性更高
［8］。
2 新闻过载
新闻消费者经常感受到新闻更新的压力，引发政治知识的缺乏以及对心理、生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3，11，16］。人们可能通过完全或部分回避新闻来应对压力
［18］，年轻人在新闻过载环境中更易感到社交媒体倦怠和新闻倦怠，进而选择回避新闻
［8］。
3 新闻质量
低质量的新闻特征，如不真实性、不相关性和不客观性促使一些人回避新闻。在英国，部分消费者因视英国广播公司为“宣传机器”而回避新闻
［19］。同时，许多人因新闻的负面性、重复性和低可信度感到无力和焦虑
［20］。这些因素导致有目的的新闻回避，以避免出现不和谐声音和有偏见的内容
［11］。此外，感到自己与新闻不相关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倾向于认为新闻不适合他们，从而降低了其新闻消费水平
［21-22］。
4 新闻倦怠
如今，新闻媒体“永远在线”，虽然给用户带来了海量信息，但同时带来了新闻同质化、新闻过载等问题，从而助长社交媒体中的“集体性倦怠”——即使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新闻，也很难再引发人们的关注
［23］，回避新闻也随之成为常态。李彪等
［8］认为新闻倦怠与新闻内容高度相关，是社交媒体用户在新闻过载与新闻同质化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心理结果，通过问卷调查也发现新闻倦怠与新闻回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田野实验的相关研究同样发现新闻倦怠与较低的新闻阅读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4］。
5 “新闻找到我”感知
推荐算法通过协同过滤等机制将信息呈现在用户的信息流中，使得人们在无意中接触新闻，进而引发“新闻找到我”感知，使人们产生一种认为无需主动搜索即可获得足够信息的信念
［25］。研究发现，“新闻找到我”感知越高的人往往越不常使用传统新闻媒体，却频繁接触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并与新闻回避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
［26］。
（四） 问题提出
尽管新闻回避对用户、新闻业和民主社会存在诸多影响，并且目前关于新闻回避的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新闻回避的研究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且已有实证研究多集中于欧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侧重分析独立变量对新闻回避的直接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年轻群体为对象，研究数字媒体环境下年轻群体新闻回避行为的原因，通过扎根理论提取影响该群体新闻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继而借助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构建中国年轻群体新闻回避的影响因素模型并加以验证，从而丰富相关研究。本研究拟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语境下，影响年轻群体新闻回避行为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第二，这些关键因素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和作用路径？
二 新闻回避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一） 访谈样本
本研究聚焦20~39岁的年轻群体，采用目的性抽样和差异化抽样策略，选择具有新闻回避经历的个体进行深度访谈。通过线上招募和线下推荐方式，共对28名受访对象进行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受访对象基本信息见
表1。
（二） 编码结果与理论饱和度分析
本研究依据扎根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得到的访谈文本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通过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挖掘核心概念，构建年轻群体新闻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见
表2）。
表2的编码过程均使用访谈的原始回答，将访谈原始资料中词语、句子、事件进行分析归类，由笔者共同商讨编码结果中存在争议的节点和范畴，并最终确定一个最符合研究主题的节点和范畴，以尽可能确保数据编码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最终保留提及频率不少于3次的初始概念，并形成了23个初始概念。本研究对20份原始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剩余8份用作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开放式编码结果的基础上，主轴式编码进一步分析和总结所得的初始概念和范畴，主要是将相关概念进行关系联结，提取并归纳出更高层次的、抽象化、适用于本研究现象的主范畴、概念类属。本研究最终获得5个主范畴，分别为个人因素、信息因素、环境因素、认知因素、情感因素（见
表3）。
根据编码结果，本研究模型与SOR理论的研究范式相符。本研究认为，用户在特定刺激源（S）的影响下，可能直接展现新闻回避行为（R），也可能经历个人认知的变化和消极情绪等心理反应（O），这些反应最终导致新闻回避行为（R）。刺激源主要包括个人特质、信息内容及其信息环境；心理反应则涵盖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而行为结果具体指新闻回避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设，并构建影响中国年轻群体新闻回避行为的因素模型（见
图1）：
H1：新闻兴趣与“新闻找到我”感知呈负相关。
H2：新闻兴趣与新闻倦怠呈负相关。
H3：新闻兴趣与新闻回避呈负相关。
H4：新闻质量与“新闻找到我”感知呈负相关。
H5：新闻质量与新闻倦怠呈负相关。
H6：新闻质量与新闻回避呈负相关。
H7：新闻过载与“新闻找到我”感知呈正相关。
H8：新闻过载与新闻倦怠呈正相关。
H9：新闻过载与新闻回避呈正相关。
H10：“新闻找到我”感知与新闻回避呈正相关。
H11：新闻倦怠与新闻回避呈正相关。
三 新闻回避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检验
（一） 变量测量
新闻兴趣量表改编自李彪等
［8］的研究，将新闻兴趣划分为硬新闻兴趣与软新闻兴趣，通过“我对轻松的话题感兴趣”等四个题项测量软新闻兴趣；通过“我对时事新闻感兴趣”等四个题项测量硬新闻兴趣。
新闻质量量表改编自冯缨
［27］等的研究，通过“网上的新闻是真实的”等四个题项进行测量。
新闻过载量表改编自Song等
［28］的研究，通过“网络上的新闻很多，我无法全部浏览”等四个题项进行测量。
“新闻找到我”感知量表改编自Gil de Zúñiga等
［25］的研究，通过“当新闻发生时，我常常通过关注朋友的信息得知重要的新闻”等四个题项进行测量。
新闻倦怠量表采用Song等
［28］的研究，通过“我对接收和阅读新闻感到厌烦”等四个题项进行测量。
新闻回避量表改编自李彪等
［8，29］的研究，通过“上网时，我想减少阅读新闻的数量”等四个题项进行测量。
（二） 调查问卷收集
本研究委托学术数据采集网络平台——极术云发放正式问卷，样本为20~39岁的年轻群体用户，样本量最初设定为500。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通用性，参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网民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三个类别划分。其中，年龄划分为20~29岁、30~39岁两个年龄段。剔除异常样本后，共收回529份问卷。
（三） 样本概况
本研究样本男女比例、20~29岁和30~39岁两个年龄段的比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均为1∶1，总体上达到均衡。政治面貌中，群众占比最多，为59.4%，共青团员次之，为22.3%。职业中，普通员工为主要人群，占样本的50.9%，个体户占比11.9%。从月收入来看，4 001~6 000元样本占比33.1%，6 001~8 000元样本占比19.1%。
（四） 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使用SPSS 25.0分析问卷的信效度。本研究问卷中，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问卷整体的KMO值为0.926（见
表4）。其次，采用AMOS 26.0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标准载荷、平均值和信度值反映聚敛效度。其中，潜在变量与其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荷载系数均大于0.6
22 篇幅所限，各变量及其测量指标的标准化载荷系数留存备索。
，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0.5，组合信度值均大于0.7，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构念信度和收敛性。
（五） 相关性分析
由
表5可知，新闻兴趣、新闻质量、新闻过载与“新闻找到我”感知之间的皮尔森系数均显著相关，新闻兴趣、新闻质量、新闻过载与新闻倦怠之间的皮尔森系数均显著相关，“新闻找到我”感知、新闻倦怠与新闻回避同样显著相关。因此，假设变量均具有相关性，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分析。
（六） 结构方程检验和校正
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如
表6所示，假设H1、H3、H4、H5、H7、H8、H10、H11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01、-0.143、-0.431、-0.181、0.391、0.318、0.299、0.306，
P值均小于0.05，假设成立，即新闻兴趣对“新闻找到我”感知、新闻回避有直接影响，新闻质量对“新闻找到我”感知、新闻倦怠均有负向影响，新闻过载分别直接影响“新闻找到我”感知和新闻倦怠，“新闻找到我”感知、新闻倦怠均正向影响新闻回避；新闻兴趣对新闻倦怠（
β=-0.059，
P>0.05）、新闻质量与新闻回避（
β=-0.006，
P>0.05）、新闻过载与新闻回避（
β=0.027，
P>0.05）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假设H2、H6、H9不成立。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路径关系如
图2所示。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质化和量化方法，结合深度访谈和结构方程模型，全面探讨了中国年轻群体的新闻回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闻兴趣、“新闻找到我”感知、新闻倦怠显著影响新闻回避。首先，新闻兴趣的研究结果显示其对新闻回避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与Toff等
［7］的研究结论一致，并符合选择性接触理论。在信息环境接近饱和的当代社会，对政治性新闻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可能会减少对此类新闻的接触，转而关注娱乐新闻等内容。这一行为反映了新闻兴趣在信息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尽管许多年轻人表示回避新闻，但他们对某些新闻话题仍然感兴趣，这表明新闻机构有机会通过挖掘和迎合这些兴趣点来吸引年轻消费者。其次，“新闻找到我”感知正向影响新闻回避，这一发现与Goyanes等
［26］的研究相符，且强调了这种感知在中国年轻群体中的普遍性和影响力。在算法驱动的媒体环境中，年轻人通过“偶遇式消费”频繁接触新闻，但这种偶然的新闻接触形成了一种误解——新闻总会“找到我”，从而减少了他们主动寻求新闻的动力。这种消极的新闻消费态度可能导致即使新闻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他们，他们也倾向于忽视详细内容，仅浏览标题或要点。最后，新闻倦怠也被证实正向影响新闻回避。这与李彪等
［8］的研究发现一致，新闻倦怠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这一群体因长时间上网和高频率使用社交媒体而更易感到对新闻内容的疲惫。倦怠感导致年轻消费者可能采取各种策略应对过度信息，如短暂休息、避免新闻或寻求简化的新闻体验，从而缓解负面情绪。
第二，“新闻找到我”感知的中介作用。数据结果表明，“新闻找到我”感知在新闻兴趣与新闻回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首先，在个性化信息消费时代，新闻兴趣是驱动年轻人主动寻找新闻的关键因素。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即使在社交媒体或朋友圈中接触到新闻，也往往不会深入了解，从而增强了“新闻找到我”感知，并可能因此回避新闻。这种现象表明，增强年轻群体的新闻兴趣，并降低“新闻找到我”感知是减少新闻回避的有效策略。其次，研究发现，“新闻找到我”感知在新闻质量与新闻回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高质量的新闻可以减少“新闻找到我”感知，进而降低新闻回避行为。这表明，只有提供高质量、与年轻人高度相关的新闻内容，才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并减少回避行为。新闻机构应关注如何有效传达具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以吸引年轻受众。最后，“新闻找到我”感知在新闻过载与新闻回避之间也表现出完全中介作用。尽管新闻过载本身不直接导致新闻回避，但它通过增强“新闻找到我”的感知间接促成了回避行为。这一发现提示新闻机构需要注意新闻发布的密度和时效性，避免信息过载，减轻年轻人的回避倾向。
第三，新闻倦怠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新闻倦怠在新闻兴趣与新闻回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首先，对新闻兴趣较低的年轻群体更易感受到新闻倦怠，进而更倾向于回避新闻。这一点反映了年轻人在面对不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时，更愿意通过减少接触来调整其消费模式。新闻对于他们来说，更多是作为一种闲暇消遣的选择而非必需品。因此，提升新闻内容的吸引力和相关性成为减少新闻倦怠和回避行为的关键。其次，新闻倦怠在新闻质量与新闻回避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可以显著减少新闻倦怠感，从而减轻新闻回避行为——强调新闻内容生产的质量至关重要，尤其在数字媒体时代，新闻内容的同质化和泛化已经成为普遍问题，降低了新闻的吸引力和意义。新闻机构需关注如何提供具有深度和相关性的内容，以保持年轻消费者的兴趣和参与度。最后，新闻倦怠在新闻过载与新闻回避之间也显示出完全中介作用。在数字媒体环境下，新闻的过度供应导致信息过载，进一步增强了新闻倦怠感，促使年轻人回避新闻。这表明，过多的新闻内容不仅未能满足信息需求，反而可能导致消费者的疲劳和倦怠。因此，新闻机构在追求报道的即时性和覆盖广度时，也应考虑内容的消费负担，避免因新闻过载而导致用户回避。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探讨了新闻回避对新闻业新闻生产和新闻实践的启示，为理解数字化时代的年轻群体新闻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路径。
第一，重返规范理念，提升新闻质量。新闻回避现象在数字化时代不仅反映了用户根据个人需求对信息的自我管理，也标志着新闻业面临着一种普遍性生存挑战。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快速变化，新闻业需要适应这些变化，重新审视和扩展新闻的基本概念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这要求打破传统的客观主义新闻规范，引入新的专业主义和价值观念，以促进新闻业的自我革新。
第二，丰富新闻叙事方式，提升新闻兴趣。本研究表明，新闻兴趣对于减少年轻群体的新闻回避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新闻生产机构需要平衡新闻质量与数量，避免频繁推送导致用户屏蔽新闻的情况。重点应放在探索与年轻用户兴趣对应的内容形式和叙事方式上，以建立与用户的情感联系。如运用积极心理学的建设性新闻运动、试图恢复“口语传统”并强调与用户现场积极互动的社区新闻剧场项目、在新闻生产中将专业精神和媒介审美以新视听语言呈现等。这些创新方案正在协助媒体机构重新吸引年轻用户，减少新闻回避现象，并促进新闻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探索表明，新闻机构需要不断创新叙事技术和交流方式，以适应年轻用户的消费习惯和技术趋势，从而有效提升新闻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三，加强算法优化，平衡内容供给。新媒体时代，互联网通过海量内容的提供，使用户能够无意中与新闻“偶遇”，实现了新闻的随机消费。这种“偶遇式消费”增加了新闻的曝光率，但也可能导致用户形成“新闻无论如何都会找到我”的误解，这并不一定有助于他们的知识增长。为了有效提升新闻消费的质量，需要从算法层面入手，优化新闻的分发机制，平衡不同类型新闻的分发比例，通过耦合年轻用户的兴趣与媒体导向，提升他们对新闻的兴趣，并减少“新闻找到我”感知，从而降低新闻回避的可能性。Kobayashi等
［30］的研究显示，门户网站中通过将硬新闻与娱乐新闻混合分发，不仅提高了新闻的曝光率，还吸引了更多受众。这表明在娱乐化趋势加剧的新闻环境中，重视娱乐内容与新闻的结合以及主流价值观与用户需求的平衡，是提高新闻吸引力、降低用户回避行为的有效策略。通过这种方式，新闻机构可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传播的挑战，实现内容的有效传递和用户参与度的提升。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1237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