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是肾移植受者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如果血压未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显著升高,并可导致移植肾功能丧失
[1]。肾移植术后患者被美国肾脏病数据库和美国肾脏病学会列入高血压高危人群
[2]。目前我国肾移植术后高血压受者的主观体验数据有限,受者自我管理现状,如用药依从性、生活方式管理及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对血压控制的影响未充分阐明,而这类信息对制定个体化干预策略至关重要。本研究以肾移植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星”平台设计问卷,评估肾移植受者自我管理现状和对肾功能的影响,以更好地控制肾移植受者高血压,改善不良结局。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和分组
选取于本中心接受肾移植手术且于肾移植门诊定期复查的患者。本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问卷内容经伦理委员会审核,未涉及敏感隐私信息。调查对象参与调查前均获得知情同意,问卷首页展示研究目的、风险及权益,受者点击“同意参与”视为同意,数据采用匿名化处理,仅以编号标识。根据患者血压与移植的关系,将受试者分为4组,A组:移植前无高血压,移植后持续血压正常;B组:移植前有高血压,移植后血压恢复正常;C组:移植前后均有高血压,持续高血压;D组:移植前血压正常,移植后新发高血压。
1.2 调查内容
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目前肾功能、血压情况、降压药物治疗情况、合并症和非药物治疗6个方面共45个问题。其中,非药物治疗方面,低盐饮食指食盐摄入量6 g/d,合并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者食盐摄入量5 g/d,由受者自我报告。近期焦虑或压力以患者自我评估报告为准。不良反应定义参考《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由门诊医师结合用药史、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确定。
1.3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采用问卷星在本中心肾移植病友群发放问卷,发放时间为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20日。问卷回收后,由双人核对录入Excel建立数据库,剔除无效问卷。无效问卷的判断标准:1/3及以上题目回答内容与问题明显不符。累计发放问卷182份,回收有效问卷181份,有效回收率为99.4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d (P25,P75)]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用方差分析(正态分布)或Kruskal-Wallis检验(非正态分布),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参与调查的肾移植受者中,中位年龄46(38,55)岁,18~59岁占比81.21%,男性123例(67.96%),94.48%为首次肾移植。供肾类型中死亡供者捐献占比70.17%,45.30%的患者术后可继续正常工作,另有27.62%的患者已退休。工作性质以脑力劳动为主,占比47.33%,抗排异药物中,他克莫司、糖皮质激素和霉酚酸类仍是使用前3位的抗排异药,占比分别为89.50%、82.22%和77.90%。患者基本情况见
表1。对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移植时长、供肾类型、免疫抑制剂使用、合并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等因素进行4组间比较,仅供肾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
2.2 目前肾功能
受试者近期肾功能情况见
表2。181例患者中,A组17例,占比9.38%;B组77例,占比42.54%;C组74例,占比40.88%;D组13例,占比7.18%。其中,D组血肌酐水平最高,为126(101,179) µmol/L。近期血肌酐升高者中,C组比例最高,为31.08%,其次为B组,占比20.78%。D组尿蛋白阳性率最高,为30.77%,其次为B组,占比28.57%。肾移植术后无高血压组与移植术后高血压组相比,仅在血肌酐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5),在近期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及血尿发生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3 血压情况
移植术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情况见
表3。移植前后均有高血压(C组)与移植后新发高血压(D组)2组比较来看,在血压水平、血压控制达标率、血压最高值、白大衣效应和血压的季节变化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C组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比例显著高于D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4 目前降压药物治疗情况
在降压药物的使用数量上,主要以1~2种为主,各占比40.23%。仅有1例患者使用5种降压药物。在服用降压药的种类上,以钙通道阻滞剂(calcium channel blockers,CCB)为主,占比80.46%,其次为β受体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antagonist,ARB)类药物。降压药不良反应中,齿龈增生发生率最高,占比8.05%,其次为水肿,均见于CCB使用者。其他不良反应包括血肌酐升高、乳房发育、咳嗽、皮疹和心动过速。在过去1个月内漏服降压药物情况上,85.06%的患者无漏服药物,8.05%患者曾发生漏服2次,移植后新发高血压组中,1例患者漏服次数≥5次。具体情况见
表4。
2.5 合并症
在所有受试者中,无合并症者占32.60%。合并症中,高尿酸血症占比最高,为36.46%。其次为血脂异常、糖尿病和睡眠障碍,占比分别为34.81%、22.65%和17.13%。各组间合并症情况见
表5。移植前后均无高血压组中无合并症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占比52.94%。各组间发生率最高的合并症,A组为睡眠障碍,B组为血脂异常,C组和D组均为高尿酸血症。D组移植肾动脉狭窄发生率(7.69%)高于C组(2.7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69)。
2.6 非药物治疗
移植术后高血压患者的非药物治疗情况见
表6。2组高血压人群中,血压测量方式均以上臂式电子血压计为主。在血压监测频次上,C组以每周监测≥1次为主,D组血压监测更为频繁,以每天监测≥1次为主。C组中有10.81%的患者监测夜间血压,D组无受试者监测夜间血压。2组有95.40%的患者知晓自身的血压控制目标。仅42.53%的高血压受者BMI达标,且D组达标率低于C组。在低盐饮食方面,2组分别有71.62%和76.92%进行低盐饮食。C组既往吸烟史和既往饮酒史患者的比例高于D组,但C组仍有部分调研者未戒烟或戒酒。仅49.42%的高血压患者坚持体育锻炼,D组坚持体育锻炼人群高于C组(53.84% vs. 48.65%)。C组近期存在焦虑或巨大压力人群比例高于D组(39.19% vs. 15.38%)。
3 讨论
本研究从基本信息、目前肾功能、血压情况、降压药物治疗情况、合并症和非药物治疗6个方面分析了肾移植受者高血压管理现状。研究发现,移植术后无高血压患者的血肌酐水平显著低于有高血压组(A+B vs. C+D,P=0.005)。移植前后均有高血压(C组)与移植后新出现的高血压(D组)比较,在血压水平、血压最高值、白大衣效应和血压的季节变化上无显著差异,但移植前后均有高血压组(C组)高血压家族史比例显著高于移植后新出现的高血压组(D组)。在服用降压药的种类上,以CCB类降压药为主,不良反应中齿龈增生发生率较高。肾移植受者高血压患者总体对血压的知晓率和治疗控制率较好。但在自我管理方面仍有待提升,仅42.53%的高血压受者BMI达标,49.42%的高血压患者坚持体育锻炼,35.63%的受者近期存在焦虑或巨大压力,部分患者未戒烟或戒酒。
高血压与慢性肾脏病密切相关,二者互为因果。移植术后高血压是导致移植肾功能障碍和患者不良结局的主要原因
[3]。本研究发现,移植后无高血压组(A+B组)的血肌酐水平显著低于高血压组(C+D组),且移植后新发高血压组(D组)血肌酐水平最高(中位数126 µmol/L)、持续高血压组(C组)血肌酐升高比例最高(31.08%)进一步提示肾移植受者高血压与血肌酐水平存在相关性,积极控制血压可能有助于保护移植肾功能。
本研究中移植前后均有高血压组其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比例显著高于移植后新发高血压组,提示遗传因素是术前即有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于移植后新发高血压其诱因需更加关注非遗传因素,如供肾质量(如缺血再灌注损伤)、抗排异药物(如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可能引起肾内血管收缩)、移植肾动脉狭窄、体质指数等
[4]。本研究中,D组(7.69%)移植肾动脉狭窄发生率虽高于C组(2.7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69),提示移植肾动脉狭窄与移植后新发高血压的相关性尚不明确,移植后新发高血压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课题组前期中国六城市的肾移植门诊患者高血压处方调查中,服用环孢素的患者更常使用降压药,提示环孢素更易诱发高血压
[5]。环孢素通过增加体循环血管和肾血管(主要影响入球小动脉)阻力升高血压
[6]。这也为临床针对不同高血压亚型制定差异化排查策略提供了依据:对C组患者需加强家族史筛查与遗传风险告知,对D组患者则需加强术后供肾血管超声、药物浓度监测、药物种类与血压水平评估等针对性检查。
降压药种类以CCB为主,其次为β受体阻滞剂、ARB和α受体阻滞剂。本研究中,80.46%的术后高血压患者选用CCB类药物,这与国内外多版指南的推荐高度一致。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CC/AHA)高血压指南、2023年欧洲高血压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Hypertension,ESH)高血压管理指南、《KDIGO 2021慢性肾脏病血压管理临床实践指南》、《中国慢性肾脏病患者高血压管理指南(2023年版)》、《中国肾脏移植受者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2024版)》均建议肾脏移植术后高血压患者首选CCB类降压药
[1-2,7-9]。此外,本课题组前期中国六城市的肾移植门诊患者高血压处方调查中,同样发现CCB是肾移植合并高血压中使用比例最高的降压药
[5]。CCB类药物能够在降压的同时改善肾小球滤过率以及移植肾的存活率。同时,本研究发现齿龈增生不良反应发生率最高(8.05%),与CCB使用人群最多有关,提示临床需在用药前告知患者相关风险,定期监测口腔情况,平衡疗效与耐受性。β受体阻滞剂适用于合并交感神经活性增高、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快速性心律失常、高循环动力状态的高血压患者。部分研究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抑制剂可能对肾移植受者心血管事件、患者生存期、蛋白尿和移植物存活具有潜在获益
[10-12],但近期随机对照试验未能证明RAAS抑制剂在肾移植中有预设的优越性
[13]。总之,降压药物的选择需结合实际病情、高血压发病因素,并根据药物的有效性、耐受性、代谢和相互作用特点制定个体化方案。
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控制高血压的重要策略
[14-15]。所有肾移植后高血压患者均应接受生活方式干预,包括饮食、运动、心理健康、体重控制、戒烟限酒、管理睡眠等综合措施。本研究发现,肾移植受者高血压患者总体对血压的知晓率和治疗控制率较好,85.06%的高血压调研者近1个月内无漏服降压药情况,95.40%移植后高血压患者知晓自身的血压控制目标。但在自我管理方面仍有待提升,仅42.53%的高血压受者BMI达标,49.42%的高血压患者坚持体育锻炼,35.63%的受者近期存在焦虑或巨大压力,血压控制达标率不足70%。基于本研究结果,临床医师可优化术后高血压管理策略,进行差异化风险分层管理,此外也提醒需要强化多学科协作,关注患者的心理和体重管理,为患者提供“药物治疗+生活方式+心理支持”的综合干预方案。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问卷发放限于病友群,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如积极参与的受者自我管理意识更强,可能高估整体管理水平,同时为单中心研究,受中心诊疗流程、患者地域特征影响,结果难以外推至全国多中心人群。第二,存在基线不均衡的变量,如,供肾类型,可能对结局产生影响。第三,问卷调研存在回忆偏倚,如漏服药物情况等,使研究结果无法真实反映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最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仅能反映某一时间点的管理现状,无法确定因果关系,需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追踪高血压控制情况对移植肾功能长期影响,明确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评估了肾移植受者高血压管理现状。移植术后无高血压者较低血肌酐水平,肾移植受者高血压患者总体对血压的知晓率和治疗控制率较好,但在自我管理方面仍有待提升,尤其是体重和运动管理。临床可优化术后高血压管理策略,实施差异化风险分层管理。
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2024年药学专项科研课题资助项目(MBZX008202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