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颌后牙区根尖手术的难点与对策

张琛 ,  黄晓想 ,  侯本祥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 2026, Vol. 44 ›› Issue (3) : 337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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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 2026, Vol. 44 ›› Issue (3) : 337 -348. DOI: 10.7518/hxkq.2026034
显微根尖手术规范化治疗专栏

上颌后牙区根尖手术的难点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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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clinical strategies for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in the posterior maxillar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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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颌后牙区因解剖位置特殊且根管系统复杂,是显微根尖手术中难度高、风险大的区域之一。其难点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1)该区域位置靠后,操作空间有限,颊侧及腭侧的特殊解剖特点制约了术野清晰度与操作顺畅性;2)根管系统内存在峡部、上颌磨牙近颊第二根管等复杂解剖结构,显著增加了根管倒预备与倒充填的技术难度与风险;3)牙根与上颌窦底紧密相邻,术中上颌窦黏膜穿孔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针对上述难点,本文提出贯穿手术全程的系统性分析与精细操作策略,在彻底清除感染源、实现根尖可靠封闭的同时,最大限度保存牙体组织,并确保毗邻重要结构的安全。本文系统分析上述三大难点,并提出相应的手术策略与风险防控建议,以期为该区域显微根尖手术的规范开展与疗效提升提供参考。

Abstract

The posterior maxillary region presents substantial challenges in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owing to its unique anatomical position and intricate root canal anatomy. Thre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is complexity: first, the posterior location and limited surgical field, compounded by prominent buccal and palatal contours, severely limit visual clarity and operative maneuverability. Second, the complex root canal anatomy‒particularly isthmuses and the second mesiobuccal canal‒increases the difficulties and risks associated with root-end resection and retrograde obturation. Third, the intimate proximity of root apices to the maxillary sinus floor poses substantial risks of sinus membrane perforation and subsequent complicatio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propose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approach and refine operational strategy throughout the entire surgical procedure, aiming to thoroughly eliminate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achieve reliable apical sealing, maximize tooth structure preservation,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adjacent critical structur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hree major challenges and offers corresponding surgical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standardize practice and improve treatment outcomes in maxillary posterior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显微根尖手术 / 上颌后牙 / 手术入路 / 根管峡部 / 近颊第二根管 / 上颌窦

Key words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 maxillary posterior teeth / surgical approach / isthmus / the second mesiobuccal canal / maxillary s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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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琛,黄晓想,侯本祥. 上颌后牙区根尖手术的难点与对策[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26, 44(3): 337-348 DOI:10.7518/hxkq.202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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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根尖手术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清晰的术野和无障碍的操作入路,以完成规范的根管倒预备与倒充填[1]。上颌后牙区由于解剖位置特殊、结构复杂,是显微根尖手术中难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区域之一。该区域位置靠后,操作空间有限。颊侧及腭侧的特殊解剖特点限制了术野清晰度与操作顺畅性。同时,根管系统内存在峡部、上颌磨牙近颊第二根管(the second mesiobuccal canal,MB2)等复杂的解剖结构,增加了根管倒预备与倒充填的技术难度。更重要的是,牙根与上颌窦底紧密相邻影响手术的顺利实施,术中上颌窦穿孔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高。上述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该区域的手术难点,对操作难度和术后疗效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依据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对上颌后牙区根尖手术在手术入路设计、根管解剖因素以及上颌窦影响这三大方面的难点进行系统剖析。着重围绕上颌窦的解剖关系以及手术入路的选择展开深入探讨,同时提出相应的临床策略与并发症防治建议,旨在为该区域显微根尖手术的规范化开展以及疗效提升提供参考。

1 上颌后牙手术入路的难点分析与策略选择

上颌后牙区显微根尖手术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对手术入路的精准分析与优化。局部软硬组织解剖条件不仅直接影响术区可视化程度与器械的可操作性,也是区分颊侧入路与腭侧入路技术难点的主要依据。

1.1 颊侧入路的临床难点

颊侧入路为当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手术入路方式,其黏膜延展性好、血运均匀,利于止血和减少术后瘢痕。然而,该入路的建立过程常受局部软硬组织条件的限制,手术入路空间的局限性是影响根尖手术操作难度的关键因素。

口裂大小会直接致使口角牵开障碍,进而对术区暴露产生影响。颊肌肥厚可在不同程度上缩减操作空间。此外,前庭沟过浅不仅会提升翻瓣张力、影响瓣的稳定性,还常伴有较厚的颊侧骨板,从而加大骨开窗及手术定位的难度[2]图1)。尤其在经颊侧入路处理位于腭根的根尖时,过长的操作距离及根间骨间隔阻挡不仅显著降低了显微镜下术区的可视性,也对显微器械的长度和操作稳定性提出了挑战。研究[3]表明:上颌第一磨牙腭根根尖距颊侧骨板的平均距离可达10.12 mm,上颌第二磨牙的该距离更大。此外,颊侧与腭侧牙根之间常存在厚度为4~6 mm的致密根间骨间隔[4],需再次确定根尖位置,进一步增加了手术难度。

综上,经颊侧入路的主要技术难点可归纳为口开裂度受限、颊前庭沟较浅、颊侧骨板较厚、腭根位置较深且路径较长,以及存在根尖骨隔,这些因素使术区暴露与视野受到限制,进而增加了器械精准到位与有效操作的难度,最终导致手术难度提升。

1.2 腭侧入路的临床难点

腭侧入路的根尖手术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相对较少,主要适用于颊侧入路难以实施的腭根根尖手术。首先,尽管腭根根尖与腭侧骨板表面的距离更近[3],但腭穹隆处的骨板致密,增加了手术去骨开窗与根尖定位的难度。同时,腭部黏膜致密、附着紧、弹性差,翻瓣易撕裂,术后瘢痕形成率高,影响局部感觉与美观。其次,腭部黏膜深层有重要的腭大神经血管束通过,该结构通常从上颌第二磨牙远中的腭大孔穿出,常在第二前磨牙区釉牙骨质界根方约14.0 mm,第一磨牙区约13.2 mm处走行[5]。术中若不慎损伤此处结构,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出血情况以及神经感觉受损,这不仅会影响手术视野的清晰度,还会显著增加术后愈合的难度,危害性极大。再次,患者需要长时间维持头颈过伸、下颌抬高的特殊体位,而术者需要借助口镜间接观察和操作,因此在部分研究中,该入路被直接归类为“高难度”术式[6]

综上,腭侧入路的主要技术难点可归纳为腭侧黏膜的附着以及血管神经束的走行增加了出血风险;患者难以维持的体位要求和术者在口镜中视角导致的“可视性”下降使得手术难度提升。

1.3 上颌后牙根尖手术入路的综合决策考量

针对上颌后牙的颊根,通常选取颊侧手术入路;而腭根需在全面评估病变特征及局部解剖条件之后,确定采用颊侧或腭侧入路。评估过程需综合考量以下因素:软硬组织翻瓣的难易程度与安全性、腭根至颊侧骨板的间距、腭根与上颌窦的解剖位置关联、颊根的形态特性,以及颊腭根之间骨间隔的状态等,从而判定其对手术入路选择的作用(图2)。

1.3.1 经颊侧入路治疗上颌后牙腭根

在行上颌后牙腭根颊侧入路手术时,适用于以下情况:1)腭根根尖周病变范围大;2)根分叉区骨质破坏;3)颊腭根融合度高。若术区涉及上颌窦底,应常规采用锥形束CT(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进行术前评估与规划,必要时可结合术中导航技术以提高手术精度。

术中患者需将头部调整至偏向对侧并适度低头,术者应处于患者头侧8~12点钟方位,以获得显微镜下的最佳直视术野。该体位配合显微镜的使用,为处理上颌后牙复杂根尖病变提供了良好的操作基础,尤其适用于那些根尖位置较深、传统入路难以直视的病例。杨殷杰等[7]报道过1例经颊侧入路实施左上颌第一磨牙腭根手术的病例。此病例的难点在于腭根根尖位置较深,距离颊侧骨板较远,且上颌窦底在水平方向上位于颊根与腭根之间,垂直方向上位于腭根根尖冠方约1 mm。术者采用分段磨除的方法完整取出腭根根尖,即便未进行上颌窦提升,仍成功经颊侧入路完成了对深位腭根的根尖手术治疗。

1.3.2 经腭侧入路治疗上颌后牙腭根

上颌后牙腭根腭侧入路手术适用于以下情形:1)病损仅累及腭根根尖周区域;2)当患牙腭侧牙根与颊侧骨板间距较远;3)上颌窦底最低点处于颊、腭侧牙根之间,且颊侧牙根周围骨质结构维持完整;4)腭根根尖位于腭大神经血管束冠方且垂直向距离大于1 mm,水平向距离大于2 mm。相关研究[5]显示:腭侧入路在严格遵循适应证的情况下具备安全性与有效性。一项针对35例经腭侧入路手术的回顾性研究[5]表明,该手术成功率可达91.5%,且未出现严重神经血管并发症。

腭侧入路手术因其特殊的解剖位置,常规操作难以获得显微镜直视下的操作视野,所以需依赖口镜技术进行间接观察。在体位调节方面,患者宜取仰卧位,头部后仰并使上颌平面与水平面的角度约100°,同时将头偏向患侧。术者建议位于患者9~10点钟方位,经健侧上颌尖牙与第一前磨牙之间,或第一与第二前磨牙之间的间隙,通过口镜获取患侧腭根的清晰视野[8]

为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应谨慎设计切口和翻瓣操作。对于上颌第一磨牙,垂直切口应设计在第一前磨牙近中;对于上颌第二磨牙,垂直切口设计在第一磨牙近中,且龈沟切口需向患牙远中延伸3 mm,从而降低龈瓣张力[8]。为了避让腭大神经血管束,应将垂直松弛切口的长度限制在安全范围内,如第一磨牙釉牙骨质界根方8.7 mm以内,第二磨牙10.9 mm以内[9]。在翻瓣过程中,为减少组织撕裂风险,应选择锐性分离至骨面,避免反复切割[5]。可以采用在骨膜下注射生理盐水的方法,利用液压撑开黏骨膜,从而减少牵拉损伤[8]。亦有研究[10]提倡采用不翻瓣术式,以规避翻瓣相关并发症并减轻术后组织反应。此外,术前还可用多普勒超声定位腭大动脉,辅助避让血管,降低出血风险[11]

为提高截根角度的准确性,可以采用“两步截根法”。该方法首先以45°角进行斜向截根,以获得清晰术野,从而精准完成根管倒预备与倒充填;然后垂直切除剩余根尖,在兼顾视野的同时,保障根尖区域的封闭质量[9,12]

2 上颌后牙复杂根管系统的处理难点与手术对策

理想的倒预备和倒充填质量是根尖手术成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根管系统的复杂性增加根管倒预备和倒充填的难度和风险,是手术难度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13]。上颌后牙根管系统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根管峡部与MB2的存在,二者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加大根管倒预备与倒充填的操作难度。精准识别复杂根管系统的解剖结构,在根管倒预备时顺应其原有走向以避免偏移或侧穿,以及在不规则区域达成可靠的倒充填封闭,均是上颌后牙根尖手术中面临的操作难点。

2.1 根管峡部的根尖手术处理难点及对策

2.1.1 根管峡部的根尖手术处理难点

根管峡部是指同一牙根内连接2个主根管的带状牙髓组织或其潜在间隙。此区域因结构特殊,成为根管系统内感染残留与清创不全的高风险区域,在上颌双根管型前磨牙及上颌磨牙近颊根中较为常见。目前,关于峡部是否对根尖手术疗效产生影响尚未达成一致结论[14-15],但其形态多表现为细小狭长、分类复杂,易造成清创不彻底,进而对手术成功率产生不利影响。

根管峡部在上颌后牙发生率较高,为46.5%~60.8%,且多见于磨牙的近颊根[16-17]。峡部的形态结构较为复杂,目前临床上多采用 Hsu和Kim [18]的5型分类法进行描述(图3A),在上颌第一磨牙近颊根中,距离根尖2~4 mm范围内,Ⅱ型(部分连通)最为多见;而在距根尖5 mm处,Ⅴ型(完全连通)所占比例更高[19]。这表明常规施行3 mm根尖切除术后,倒预备区域恰处于从Ⅱ型向Ⅴ型过渡的复杂解剖区域,该区域的彻底清理成为根管倒预备的主要难点。此外,该区域的牙本质壁通常较为薄弱。研究[19]显示:切除3 mm根尖后,峡部与根面之间剩余牙本质的最薄处往往小于1 mm。过度或不恰当的预备操作极易导致根管壁穿孔或术后牙根纵裂[6,15,20]。这就要求在临床操作过程中,必须精确把控倒预备的方向与深度,并充分考量峡部牙本质壁的厚度,通过适当调整截根长度,以在有效清理根管系统与维持牙根结构抗力之间达成平衡。

2.1.2 根管峡部的根尖手术处理对策

为提高不同类型峡部的清创封闭效果,建议根据分型实施相应的预备策略。Ⅰ型(无峡部)无需进行特殊处理;Ⅱ型和Ⅲ型可先在两管之间进行轻触定位,随后以轻柔操作将其连接成沟;Ⅳ型和Ⅴ型则推荐运用“钟摆式”无压预备技术,整个过程中避免施加侧向力[15]。在预备过程中,应在保证彻底清创的同时,注重对剩余牙体组织的保存。常规倒预备深度建议为3 mm[21],但在峡部或牙体组织较薄弱的区域,为确保各侧壁的剩余厚度不小于1 mm[19],可适当调整倒预备深度至2~3 mm(图3B、C)。若峡部周围的牙体组织过薄,可适度向冠方切除更多组织,以防止剩余结构强度不足。为提高封闭效果,建议选用生物相容性良好、流动性较佳的硅酸钙基材料,通过微型输送器分次、分层填入,并联合应用超声工作尖与垂直加压器,借助间接超声活化技术(indirect ultrasonic activation)[22],在高倍显微镜下仔细检查以确认实现严密的封闭效果。

2.2 MB2根尖手术处理难点及对策

2.2.1 MB2根尖手术处理难点

MB2的遗漏是初次根管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23-25],也是根尖手术中需要重点处理的情形[26]。准确识别并处理MB2,是提升上颌后牙显微根尖手术成功率的重要环节,其处理难度主要取决于根管解剖形态与既往治疗状态。

在解剖位置上,MB2位于近颊主根管(mesiobuccal canal,MB)的腭侧,位置深,距颊侧骨板较远[27],视野受限,器械可及性降低,显著增加了识别与处理的难度。MB2越偏向腭侧,近颊根的颊腭径越大[27],这对根尖切除术要求更高:切割平面若未精确设计与调整,易因角度偏差导致断面无法同时完整显露MB与MB2的根管口,造成MB2遗漏。同时,增大的颊腭径也使切割斜面理想地控制在0°~10°范围内更加困难,角度偏差可致根尖切除不充分或倒预备偏移,影响清创与充填,增加治疗失败风险[28]图4)。

在根管治疗状态方面,MB2常因遗漏未治疗[23,29-30]且常表现为细小钙化[31-32],术中定位与预备极具挑战性[31],超声工作尖易发生偏移,增加穿孔风险[31]。此外,MB2常呈中重度弯曲[33],按原有根管走向实施倒预备的技术要求极高,弯曲程度越大,越易发生偏移或穿孔。

综上,MB2位置深、颊腭径大、既往治疗缺失、弯曲度高及钙化等因素,均增加定位与倒预备难度,易致偏移或穿孔,是影响显微根尖手术远期预后的关键难点。

2.2.2 MB2根尖手术处理对策

针对MB2的处理难点,提高MB2根管清创及封闭效果,可建立如下系统性应对策略。术前通过CBCT进行精细评估,重点明确MB2的根管位置、解剖特点、既往治疗史、根管弯曲度及钙化程度等。术中在显微镜辅助下,结合亚甲蓝染色清晰辨识根管系统,确保根尖切除断面中所有根管充分暴露。为了精准控制倒预备的方向与深度,操作时可适当降低显微镜放大倍数,保持视野覆盖牙根长轴方向,实时观察超声工作尖是否沿牙根长轴、顺应根管走向轻触推进,实现无压力切削。该方法在确保清创彻底的同时,可有效降低侧穿或根管偏移风险,并最终辅以生物陶瓷材料实现理想的根尖封闭。

综上所述,针对上颌后牙根管系统,如峡部高发、MB2隐匿等解剖特点所带来的根管定位困难、倒预备易偏移、充填不易严密等核心临床挑战,可通过多维度策略进行系统应对,包括术前借助CBCT三维影像解析根管解剖特征,术中依托显微镜与超声器械提升操作精准性,并在治疗全程综合权衡感染控制与牙体组织抗力保存之间的平衡。该整合方案有助于降低根裂、侧穿及微渗漏等并发症风险,从而提高上颌后牙复杂根管系统根尖手术的成功率与长期预后。

3 毗邻上颌窦的根尖手术的难度分析与临床策略

上颌后牙区显微根尖手术面临的最大挑战源于上颌窦的影响。上颌窦是鼻窦中容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腔室,其底壁由牙槽突构成,覆盖于上颌前磨牙及磨牙根尖区域,部分可延伸至尖牙牙根[34]。这种紧密的解剖毗邻关系,使手术面临术野可视性与器械操作精确性的双重挑战,影响手术成功率与长期预后。因此,系统掌握上颌窦解剖细节,科学地进行术前难度和风险评估,优化术中操作策略并完善术后风险管控,是成功开展此类高难度手术的重要基础。

3.1 涉及上颌窦的根尖手术难度与风险评估

3.1.1 上颌窦特殊解剖结构的风险影响

上颌窦内部及周边的解剖变异是手术复杂性与并发症风险的根源。

3.1.1.1 上颌窦分隔对手术的影响

上颌窦内存在骨性分隔(sinus septum),即窦底骨皮质向腔内突出的骨嵴,多见于上颌第一、二磨牙区域[35],发生率为28.1%~46%[36]。分隔表面黏膜较薄、附着紧密,剥离时易发生穿孔[37],并增加术区出血风险[38]。同时,上颌窦分隔会限制术区视野,显著增加手术难度[38],需调整骨开窗设计。从骨再生角度,分隔可为可吸收膜提供支撑,有助于维持提升空间的稳定性,对新骨形成具有积极作用。

3.1.1.2 上颌窦窦口对手术的影响

上颌窦窦口位于内侧壁的上方,其直径为1~4 mm,与中鼻道相通,10%~30%的个体存在副口[39]。炎症致黏膜肥厚易堵塞细小开口,破坏黏液纤毛清除机制。术前应重点评估窦口通畅性,若存在显著梗阻,应先通过耳鼻喉科干预或药物治疗改善引流。若在引流不畅时直接手术,不仅可能加重感染,还易致术后上颌窦炎迁延难愈,甚至增加感染扩散至其他鼻窦、眶下间隙或颅内的风险。

3.1.2 基于CBCT的上颌窦底解剖特点及与根尖关系的手术难度与风险评估

上颌后牙与上颌窦黏膜间常仅隔薄层骨板,甚至直接以黏膜为界,这种紧密毗邻是影响手术难度与预后的关键解剖因素。传统二维影像因结构重叠难以准确呈现三维空间关系,CBCT凭借高空间分辨率与三维重建能力,已成为术前评估的“金标准”,可清晰显示牙根与窦底的立体位置关系、牙根形态、窦黏膜厚度、骨板厚度及病变范围,为入路设计、风险预判和应急预案提供关键依据。

3.1.2.1 上颌窦底的特性与形态变异的难度分析

上颌窦底骨板厚度个体差异显著,可从不足1 mm至数毫米不等。生理状态下,窦腔内衬的呼吸性黏膜即施耐德膜厚度为1.0~1.5 mm,富有弹性;慢性根尖周炎感染后,黏膜常病理性增厚至3~5 mm甚至更厚,弹性下降,质地变脆,并与肉芽组织炎性粘连,术中剥离时易致撕裂或穿孔,是主要并发症来源[34]

上颌窦底形态变异显著影响提升术难度。Niu等[40]依据CBCT冠状面颊腭侧骨壁夹角将其分为5类(图5):A型(窄锥型),窦腔狭窄、骨壁厚,器械进入困难;B型(锥型)、C型(卵圆型),难度较低;D型(低平型),窦腔宽大,器械定位及抵达内侧壁难度增加;E型(不规则型),结构复杂,可细分为E1(牙根突入)、E2(窦底不规则)、E3(骨嵴/骨尖),是手术难度最大的类型。

3.1.2.2 牙根‒上颌窦位置关系的分类及风险量化

基于CBCT影像,本文从垂直与水平2个维度对牙根与上颌窦底的解剖关系进行系统性分类,这是科学评估手术难度与风险的基础。

1)牙根‒上颌窦位置关系分类。依据根尖与上颌窦底的垂直距离,可分为邻近型、接触型和突入型,3型的风险依次递增。邻近型指根尖与窦底间存在骨质间隔,临床常以2 mm为安全界限[6]:距离>2 mm时操作空间充裕,风险较低;≤2 mm时建议联合导航等精准技术。接触型为根尖与窦底骨板直接接触,术中易损伤窦底黏膜,穿孔风险显著增高,需考虑联合上颌窦提升或导航辅助。突入型指根尖部分或完全突入窦腔,手术难度最大,必须联合上颌窦底提升以建立操作空间,否则易致大面积穿孔及异物入窦。

侯本祥团队提出的“根尖平面(RAP)‒上颌窦底平面(MSF)”分类法[3],通过引入平面关系进行了亚型划分:Ⅰ型(RAP不高于MSF),分为Ⅰ-a(根尖低于窦底)和Ⅰ-b(根尖平齐窦底);Ⅱ型(RAP高于MSF),分为Ⅱ-a(根尖突入窦内)和Ⅱ-b(根尖未突入)。对于垂直关系中根尖邻近或接触上颌窦底的类型,不存在水平位置关系;其中Ⅱ-b型需进一步明确水平关系。

基于上述分类,为了便于决定手术难度及入路决策,本文提出细化分型(表1图6):依据根尖所在平面是否高于上颌窦底,总体划分为Ⅰ型与Ⅱ型。Ⅰ型:根尖所在平面不高于上颌窦底,可进一步分为3个亚型。Ⅰ-1型:根尖低于上颌窦,距离>2 mm;Ⅰ-2型:根尖低于上颌窦,距离≤ 2 mm;Ⅰ-3型:根尖平齐上颌窦底。Ⅱ型:根尖所在平面高于上颌窦底;Ⅱ-1型:根尖突入上颌窦;Ⅱ-2型:根尖未突入上颌窦,只有此型存在与上颌窦底的水平关系,可继续分型为Ⅱ-2-a型:窦底位于颊根颊侧,Ⅱ-2-b型:窦底位于颊腭根之间,Ⅱ-2-c型:窦底位于腭根腭侧。该分类方法综合考量了上颌后牙根尖与上颌窦底之间的垂直及水平关系。针对上颌后牙根尖平面高于上颌窦底但未突入窦腔这一特定情形,明确了水平关系的细化分型标准。此外,本分类法进一步将影像特征与具体手术策略,如是否需行上颌窦提升、选择颊/腭侧入路等直接对应,增强了分类的临床实用性,这种更精细的分类有助于进一步量化风险,为手术入路的选择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量化指导(表1图7)。

2)不同牙位的难度与风险差异。上颌磨牙根尖与上颌窦底的解剖关系较前磨牙更为紧密,其中第一磨牙腭根与第二磨牙近颊根是突入窦内的“高危”根型,且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升高[41]。未突入窦内的牙根中,磨牙颊根较腭根更靠近窦底,平均距离1.98~3.66 mm[3]。水平关系方面,Ⅱ-2-a型(窦底位于颊根颊侧)手术难度最高,上颌第二磨牙高于第一磨牙;Ⅱ-2-b型(窦底位于颊腭根之间)最为普遍,在上颌第一、二磨牙中分别约占94%和81%[42]。当窦底位于颊根颊侧或颊腭根之间时,颊侧入路几乎必须联合上颌窦底提升;而当窦底位于腭根腭侧(Ⅱ-2-c型)时,颊侧入路难度最低[34]

3.2 毗邻上颌窦的上颌后牙根尖手术的临床策略

3.2.1 涉及上颌窦的根尖手术的临床关键技术

3.2.1.1 经颊侧上颌窦外提升术辅助根尖手术的适应证与难度分析

当根尖接触上颌窦、病变与窦底黏膜粘连或上颌窦阻挡根尖手术入路时,经颊侧入路联合上颌窦外提升术可有效降低穿孔风险。适应证包括:Ⅰ-3型(根尖平齐窦底)、Ⅱ-2-a型(窦底位于颊根颊侧)、Ⅱ-2-b型(窦底位于颊腭根之间)、Ⅱ-1型(根尖突入窦内),以及根尖周病变与窦黏膜直接相通[43]。非适应证为炎症黏膜占据窦腔>1/2,因术后可能堵塞上颌窦口,影响上颌窦气体交换与窦内液体的排出;此外,若窦内存在大量脓液、黏膜囊肿、肿瘤性病变时,应视为禁忌,须优先处理鼻窦问题[43]

联合使用上颌窦外提升术前,需要详细评估难度和风险。影像学评估特别是CBCT分析是十分必要的[44-45]。术前CBCT难度重点评估如下。1)突入上颌窦的根尖的数量和深度。突入上颌窦的根尖越多,深度越深,上颌窦底提升的难度越大。2)窦底结构与黏膜状态。突入上颌窦的根尖可能使上颌窦底骨板结构由平坦、圆滑转变为卷曲或回旋的状态[43],增加了剥离上颌窦底黏膜时黏膜损伤或穿孔的风险与手术的难度。上颌窦黏膜因炎症会导致厚度增加、弹性降低、质地变脆,剥离时风险增加。3)颊腭根分叉角度。分叉角度越小,黏膜剥离的通道越狭长,剥离越困难。4)上颌窦分隔的位置。因为该区域的上颌窦黏膜较薄,穿孔风险更大,需精准定位。5)上牙槽后动脉的走行、管径及其与预定开窗区的三维位置关系。骨壁越厚处上牙槽后动脉越粗大[46],上颌窦底提升术中侧壁开窗设计时应避让该血管,防止损伤引起大出血。6)开窗区骨壁厚度过薄或过厚(<1 mm或>4 mm)均属高风险,骨壁厚度过薄会导致磨削时难以控制去骨量与深度,骨壁过厚则因骨壁与上颌窦黏膜界限难以分辨。

对于不同的上颌窦底形态(图5),需采取不同的上颌窦底提升策略。上颌窦底宽度较窄的A型应采用改良侧壁开窗,降低开窗下缘至窦底水平;B型与C型可采用常规术式完成提升;对于窦腔较宽的D型,推荐采用宽大侧壁开窗,以获得良好的内侧壁视野和黏膜剥离效果;结构复杂的E型应采用双开窗或超大开窗,以扩大操作视野,从而降低黏膜穿孔的风险[40]

3.2.1.2 根管再治疗与根尖手术的联合决策

对于腭根根尖手术入路困难、倒预备与倒充填操作空间严重不足的多根牙,可采用个体化联合治疗策略。若冠方入路可达,可对邻近上颌窦的腭根行非手术根管再治疗,同期仅对颊根实施显微根尖手术;或在导板、导航辅助下,完成精准的显微根尖手术。此外,亦可将显微根尖手术与选择性根管再治疗、上颌窦外提升术结合,实现综合治疗[47]

该策略基于两点考量:其一,上颌磨牙腭根多为粗直单根管,侧支根管及峡部发生率低,高质量的再治疗可获得良好预后,避免了在高风险区域进行高难度手术;其二,上颌窦提升并切除腭根根尖后,剩余空间难以满足倒预备与倒充填的操作需求,故仅做根尖切除,不进行倒预备[47]。此类患牙需在行根管治疗时,以生物陶瓷材料严密充填腭根根管,以保证疗效。

3.2.1.3 微创化与精准化的技术辅助

运用微创策略,并与专用手术器械及设备相结合,实现术中预防上颌窦黏膜穿孔的目的。当牙根尖与上颌窦底接触时,施行微创术式,精确定位根尖后,仅显露根尖区颊侧骨板,无需完全暴露即可完整切除根尖,避免逐层磨除,配合轻柔剥离技术实现根尖与窦底的安全分离。超声骨刀利用高频微振荡实现选择性切割,高效切削骨组织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软组织,其多种角度的工作尖适用于狭小复杂区域,可显著降低去骨及根尖切除时的穿孔风险[48]图7)。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高风险病例提供了精准化手段。静态导板[10,43]、动态导航[49]及机器人辅助技术[50-51]可实现术前虚拟规划与术中引导,使骨开窗与根尖切除更精准、更微创。尽管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学习曲线与成本考量,但代表了未来突破技术瓶颈的重要方向。

3.2.2 上颌窦穿孔的风险防控策略

3.2.2.1 术中上颌窦黏膜的辨识与保护技术

术中准确区分上颌窦黏膜与肉芽组织是避免穿孔的关键。显微镜下,健康窦黏膜呈淡蓝色、半透明,表面光滑可见血管纹理;肉芽组织多为暗红色、质地粗糙、易出血。界限不清时,可采用“捏鼻鼓气试验”(valsalva maneuver)辅助鉴别[48]。操作中应使用钝性器械,采取“水压分离”或“轻柔推剥”手法;若病变已与窦底相通,可保留窦底1~2 mm炎症组织作为保护垫,降低穿孔风险。

3.2.2.2 上颌窦黏膜穿孔的影响、处置与术后管理

在涉及上颌窦的根尖手术中,上颌窦黏膜穿孔是常见并发症,发生率为10.4%~50%[34],多见于去骨、搔刮及根尖切除环节。直径小于2 mm的小穿孔对术后愈合无明显影响。若穿孔直径超过10 mm或黏膜厚度不足1.5 mm,则术后上颌窦炎及伤口感染的风险显著增加[52-53]。穿孔时需防止异物进入窦腔,小穿孔可用明胶海绵或棉球覆盖;超过3 mm的穿孔宜采用缝线结扎棉球留置窦内并口外固定[48]。较大穿孔(5~10 mm)可采用可吸收胶原膜或富生长因子膜修复[41,48,54]

术后预防性使用抗生素5~7 d,嘱患者2周内避免擤鼻涕、用力打喷嚏、用吸管饮水等增压行为[48]。有慢性鼻窦炎病史者,可联合鼻腔喷雾剂维持窦口通畅[41]。术后3~6个月通过CBCT评估上颌窦穿孔与骨再生情况。

4 总结

上颌后牙区的显微根尖手术的成功实施面临三大挑战,包括手术视野与入路受限、复杂根管系统影响根尖清创与封闭质量、毗邻上颌窦增加并发症风险。术前需进行精准的难度风险评估与个性化决策,临床策略上应综合考量软硬组织条件,审慎选择颊侧或腭侧入路,术中强调精准与微创操作。在彻底清除感染源、严密封闭根尖的同时,最大限度保存牙体组织,维护牙根抗力并保障毗邻重要结构的安全,是提高复杂上颌后牙根尖手术成功率、改善长期预后的根本保证。本文旨在为该区域显微根尖手术的规范开展与疗效提升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Creasy JE, Mines P, Sweet M. Surgical trends among endodontists: the results of a web-based survey[J]. J Endod, 2009, 35(1): 30-34.

[2]

Lin L, Skribner J, Shovlin F, et al. Periapical surgery of mandibular posterior teeth: anatomical and surgical considerations[J]. J Endod, 1983, 9(11): 496-501.

[3]

Huang XX, Xu J, Hou BX, et al. Proximity of maxillary molar palatal roots to adjacent structures for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a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study[J]. BMC Oral Health, 2025, 25(1): 21.

[4]

Pavlovic ZR, Milanovic P, Vasiljevic M, et al. Assessment of maxillary molars interradicular septum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s criteria for ideal immediate implant placement‒the advantages of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analysis[J]. Diagnostics (Basel), 2022, 12(4): 1010.

[5]

Lee SH, Cho SY, Kim DH, et al. Clinical outcomes after apical surgery on the palatal root of the maxillary first molar using a palatal approach[J]. J Endod, 2020, 46(4): 464-470.

[6]

王捍国. 显微根尖外科手术难度评估系统的初步建立[J]. 实用口腔医学杂志, 2022, 38(5): 557-564.

[7]

Wang HG. Primary establishment of case difficulty assessment of apical microsurgery[J]. J Pract Stomatol, 2022, 38(5): 557-564.

[8]

杨殷杰, 侯本祥. 左上第一磨牙颊侧入路腭根显微根尖手术1例[J]. 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 2025, 30(6):343-347.

[9]

Yang YJ, Hou BX. Microsurgical apical surgery on the palatal root of the left upper first molar via buccal approach: a case report[J]. Chin J Conserv Dent, 2025, 30(6): 343-347.

[10]

Bi C, Xu S, Peng B, et al. Palatal root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in maxillary molars using the palatal approach: a case study[J]. BMC Oral Health, 2024, 24(1): 1192.

[11]

Tavelli L, Barootchi S, Ravidà A, et al. What is the safety zone for palatal soft tissue graft harvesting based on the locations of the greater palatine artery and foramen? A systematic review[J]. J Oral Maxillofac Surg, 2019, 77(2): 271.e1-271.e9.

[12]

Smith BG, Pratt AM, Anderson JA, et al. Targeted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implications of the greater palatine artery[J]. J Endod, 2021, 47(1): 19-27.

[13]

Bartha V, Grünfeld D, Kopunic A, et al. Increased safety in periodontal surgery: doppler ultrasound for detection of relevant palatal blood vessels‒a proof-of-concept and cross-sectional study[J]. J Clin Periodontol, 2024, 51(7): 915-925.

[14]

Divine KA, McClanahan SB, Fok A. Anatomic analysis of palatal roots of maxillary molars using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J]. J Endod, 2019, 45(6): 724-728.

[15]

Song MJ, Shin SJ, Kim E. Outcomes of endodontic micro-resurgery: a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J]. J Endod, 2011, 37(3): 316-320.

[16]

Yamada M, Kasahara N, Matsunaga S, et al. Critical factors affecting outcomes of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a retrospective japanese study[J]. Dent J (Basel), 2024, 12(8): 266.

[17]

Kim S, Jung H, Kim S, et al. The influence of an isthmus on the outcomes of surgically treated molars: a re-trospective study[J]. J Endod, 2016, 42(7): 1029-1034.

[18]

戴钰桦, Chialing Tsauo, 龙子腾, . 中国人上颌第一恒磨牙根管解剖形态的显微CT研究[J]. 临床口腔医学杂志, 2024, 40(10): 585-590.

[19]

Dai YH, Tsauo C, Long ZT, et al. Micro-CT study on the root canal morphology of the maxillary first permanent molar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J]. J Clin Stomatol, 2024, 40(10): 585-590.

[20]

Estrela C, Rabelo LE, de Souza JB, et al. Frequency of root canal isthmi in human permanent teeth determined by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J]. J Endod, 2015, 41(9): 1535-1539.

[21]

Hsu YY, Kim S. The resected root surface. The issue of canal isthmuses[J]. Dent Clin North Am, 1997, 41(3): 529-540.

[22]

Kang SM, Yu HW, Shin Y, et al. Top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isthmus in mesiobuccal and mesial roots of first molars in a South Korean population[J]. Sci Rep, 2020, 10(1): 1247.

[23]

Azim AA, Albanyan H, Azim KA, et al. The Buffalo study: outcome and associated predictors in endodontic microsurgery‒a cohort study[J]. Int Endod J, 2021, 54(3): 301-318.

[24]

Floratos S, Kim S. Ultrasonic root end preparation[M/OL]//Kim S, Kratchman S. Microsurgery in endodontics. Hoboken, Wiley: 2017. [2026-03-27].

[25]

Friedl CC, Williamson AE, Dawson DV, et al. Comparison of mechanical and indirect ultrasonic placement technique on mineral trioxide aggregate retrofill density in simulated root-end surgery[J]. J Endod, 2016, 42(4): 650-653.

[26]

do Carmo WD, Verner FS, Aguiar LM, et al. Missed canals in endodontically treated maxillary molars of a Brazilian subpopulation: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periapical lesion using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J]. Clin Oral Investig, 2021, 25(4): 2317-2323.

[27]

Karabucak B, Bunes A, Chehoud C, et al. Prevalence of apical periodontitis in endodontically treated premolars and molars with untreated canal: a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study[J]. J Endod, 2016, 42(4): 538-541.

[28]

León-López M, Montero-Miralles P, Cabanillas-Balsera D,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missed canals, detected using CBCT, and post-treatment apical periodontitis in root-filled tee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Clin Med, 2025, 14(16): 5781.

[29]

Wang FM, Rudman J, Walsh RM, et al.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initial root canal treatment failure in maxillary premolars via using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J]. J Am Dent Assoc, 2023, 154(6): 471-478.

[30]

Shen YF, Gu YC. Assessment of the presence of a se-cond mesiobuccal canal in maxillary first molar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the main mesiobuccal canal‒a micro-computed tomographic study[J]. Clin Oral Investig, 2021, 25(6): 3937-3944.

[31]

Setzer FC, Kratchman SI.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surgical endodontics[J]. Int Endod J, 2022, 55(): 1020-1058.

[32]

Al Fartousi M, Gernhardt CR. Prevalence of unfilled MB2 canal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apical periodontitis: a CBCT-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a German population[J]. Diagnostics (Basel), 2026, 16(5): 796.

[33]

Studebaker B, Hollender L, Mancl L, et al. The incidence of second mesiobuccal canals located in maxillary molars with the aid of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J]. J Endod, 2018, 44(4): 565-570.

[34]

Keleş AL, Keskin C, Versiani MA. Micro-CT assessment of radicular pulp calcifications in extracted maxillary first molar teeth[J]. Clin Oral Investig, 2022, 26(2): 1353-1360.

[35]

Albitar L, Zhao TY, Huang C,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or detec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unobturated second mesial buccal (MB2) canals in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J]. Diagnostics (Basel), 2022, 12(12): 3214.

[36]

Wu L, Ha WN, Decurcio DA, et al. Comparison of curvature severity between sagittal and coronal planes of mesiobuccal canals in permanent maxillary first molars using multiple complexity-risk criteria: a CBCT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a Brazilian subpopulation[J]. J Endod, 2023, 49(12): 1682-1689.

[37]

黄定明, 张岚, 满毅. 牙保存相关上颌窦底提升术的生物学基础[J]. 国际口腔医学杂志, 2023, 50(3): 251-262.

[38]

Huang DM, Zhang L, Man Y. Biologic bases of nature tooth-related maxillary sinus floor elevation[J]. Int J Stomatol, 2023, 50(3): 251-262.

[39]

Güven O, Çetinkaya E, Yılmaz H, et al.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xillary sinus septa in a Turkish po-pulation using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J]. Dentomaxillofac Radiol, 2010, 39(2): 107-112.

[40]

Poggio C, Marzadori M, Campus G, et al. Prevalence of maxillary sinus sept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lin Oral Implants Res, 2014, 25(): 118-125.

[41]

Lum AG, Ogata Y, Pagni SE,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sinus membrane thickness and membrane perforation in lateral window sinus augmenta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J]. J Periodontol, 2017, 88(6): 543-549.

[42]

Lyu MY, Xu DY, Zhang XH, et al. Maxillary sinus floor augmentation: a review of current evidence on anatomical factors and a decision tree[J]. Int J Oral Sci, 2023, 15(1): 41.

[43]

戢晓, 张岚, 黄定明. 上颌后牙区牙保存相关上颌窦底提升术的解剖学考量[J]. 口腔疾病防治, 2025, 33(8): 680-689.

[44]

Ji X, Zhang L, Huang DM. Anatomical considerations for natural tooth-related maxillary sinus floor elevation of maxillary posterior teeth[J]. J Dent Prev Treat, 2025, 33(8): 680-689.

[45]

Niu L, Wang J, Yu H, et al. New classification of maxillary sinus contours and its relation to sinus floor elevation surgery[J]. Clin Implant Dent Relat Res, 2018, 20(4): 493-500.

[46]

孙明新, 宋东哲, 黄定明. 上颌窦对上颌后牙显微根尖手术的影响[J]. 口腔疾病防治, 2022, 30(2): 140-147.

[47]

Sun MX, Song DZ, Huang DM. The influence of the maxillary sinus on maxillary posterior tooth endodontic microsurgery[J]. J Dent Prev Treat, 2022, 30(2): 140-147.

[48]

Kang SH, Kim BS, Kim Y. Proximity of posterior teeth to the maxillary sinus and buccal bone thickness: a biometric assessment using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J]. J Endod, 2015, 41(11): 1839-1846.

[49]

谭学莲, 满毅, 黄定明. 牙保存相关上颌窦底提升术的临床应用[J].国际口腔医学杂志, 2024, 51(4): 381-391.

[50]

Tan XL, Man Y, Huang DM.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natural tooth-related maxillary sinus floor elevation[J]. Int J Stomatol, 2024, 51(4): 381-391.

[51]

Rohner D, Bornstein MM, Wittwer M, et al.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in maxillary sinus surgery: a systematic review[J]. Int J Oral Maxillofac Surg, 2014, 43(10): 1185-1192.

[52]

Kim YJ, Lee SJ, Kim HS, et al. Preoperative assessment of maxillary sinus using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sinus floor elevation[J]. J Oral Maxillofac Surg, 2011, 69(10): 2609-2615.

[53]

Danesh-Sani SA, Movahed A, ElChaar ES, et al. Radiographic evaluation of maxillary sinus lateral wall and posterior superior alveolar artery anatomy: a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ic study[J]. Clin Implant Dent Relat Res, 2017, 19(1): 151-160.

[54]

Azim AA, Wang HH, Serebro M. Selective retreatment and sinus lif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surgically ma-nage the palatal roots of maxillary molars[J]. J Endod, 2021, 47(4): 648-657.

[55]

杨殷杰, 侯本祥. 上颌窦对上颌后牙根尖手术的影响及临床处理策略[J].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2026, 61(1): 24-29.

[56]

Yang YJ, Hou BX. Impact of the maxillary sinus on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of maxillary posterior teeth and its clinical management strategies[J]. Chin J Stomatol, 2026, 61(1): 24-29.

[57]

Chen C, Zhang R, Zhang W, et al. Analysis of the accuracy of a dynamic navigation system in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a prospective case series study[J]. J Dent, 2023, 134: 104534.

[58]

Wan MT, Huang LS, Li XX, et al.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utilizing an autonomous robotic system for the maxillary second molar: a case report[J]. BMC Oral Health, 2025, 25(1): 1686.

[59]

Huang LS, Wan MT, Li XX, et al. Autonomous robot-assisted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on first molar in complex anatomical scenarios: a case series[J]. J Endod, 2025, 51(8): 1118-1126.

[60]

Taschieri S, Morandi B, Giovarruscio M, et al. Microsurgical endodontic treatment of the upper molar teeth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xillary sinus: a retrospective multicentric clinical study[J]. BMC Oral Health, 2021, 21(1): 252.

[61]

成应琪, 黄正蔚. 上颌窦解剖结构及其与上颌后牙显微根尖手术的关系[J]. 国际口腔医学杂志, 2024, 51(2): 151-156.

[62]

Cheng YQ, Huang ZW. Anatomical structure of maxillary sinu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in maxillary posterior area[J]. Int J Stomatol, 2024, 51(2): 151-156.

[63]

Krennmair S, Gugenberger A, Weinländer M, et al.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repair mechanism of different forms of sinus membrane perforations in lateral window sinus lift procedure: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Clin Implant Dent Relat Res, 2021, 23(6): 821-83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370940)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723207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创新基金(CXJJ2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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