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阳春教授论治脾胃病临床经验撷菁

摘要

朱阳春教授推崇顾护胃气、肝脾同调等经典理论，遣方用药集百家经验之所长；重视内外治协同体系，治法灵活多变、简易廉验，擅用针刺、按摩、象数等多种中医特色内外治法；关注患者就诊体验及服药感受，言传身教中践行高尚医德，彰显人文关怀。朱老融贯药学理论与中医经典，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药-医融合诊疗体系，尤以创新性提出脾胃病数法辨治体系著称临床，其辨证之精微、方药之精当，屡愈顽疾。本文系统整理其“理-法-方-药”四位一体的学术思想，重点阐释其在脾胃病诊疗中的创新性实践，以期为中医药传承发展与临床实践提供范式参考。

关键词

脾胃病 / 中医 / 朱阳春 / 临床经验

朱阳春教授系2024年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学术带头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特聘教授，师从于梅国强、李今庸等多位国医大师，以及周安方、陈科力、毛维伦等多位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从事中医内科、临床药学工作40余年，擅以针药结合诊治脾胃病、神经系统疾病及各科疑难杂症。朱老基于临床药学方面的丰富经验与理论，将药学与中医内科学高度结合，在遣方用药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其中尤以数法治疗脾胃病颇得效验，屡起沉疴。笔者有幸跟师朱老数载，略有体悟，今从理、法、方、药四度总结和分享朱老论治脾胃病的临床经验，以飨同道。

1 三才为基立纲维

朱老立足于中医“天人相应”的三才整体观，构建了以“药-脾-肝”为核心纲维的脾胃病辨治体系。其学术思想强调：以药为基，虚损之证补益当足、攻伐宜慎，重视古今药材质异而提倡“以量代质”；以典为鉴，运用经方常守原方配伍比例，使君臣佐使各司其位，以防药性偏颇、功效有变；以脾为本，将健脾开胃、消食助运视为疗愈根基，贯穿治疗始终；以肝为枢，深谙“土木相伴”之理，执“疏肝健脾”之平衡，以四逆散为祖方，调和肝脾。朱老之论，既承东垣、景岳之奥义，又融汇多年药事经验与临床体悟，形成了剂量精衡、调燮中州、重视情志的独特学术风格。

1.1 补剂量微效难成，方中配伍需精衡

朱老从医始于药学，深耕药学40余载，长期负责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房药材的采购、拣选、炮制、煎煮等多项工作，于药材之品质、性味、用量等诸方面皆颇有心得。临床治疗虚损性脾胃病时，朱老常言：“补益之品用量宜稍大，用量轻微恐难以奏效”，朱老所言“稍大”，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所推荐之剂量为标准，如白术和干姜的推荐剂量分别为6～12 g和3～10 g，朱老对于脾胃虚寒者，白术多以20 g、干姜多以15 g起步，生姜更可加至30～45 g，吾常感叹其用药之大胆，一来朱老解释道：“确有虚损者，补药投之过少恐为杯水车薪，灭火不成反更助火势。虚寒者，多伴痰湿内生，温药少少投之，非但痰湿难化，碍于痰湿阻遏运化，又使药效难以布散通达，反成寒热错杂之象”。二来朱老感慨古今药材品质因自然环境的不断变迁产生了一定差距，道地药材的产生是由当地水土、气候、种植等多方面因素所成就的，并且动、植物在其生长过程的不同阶段，其药用成分的积累亦有不同，因此生长年限和采收期对药材的质量和疗效有直接的影响^［1］。随着环境不断污染、气候不断改变，加之野生药材多为人工种植所取代，自然生长为商业培育所取代，已非“古时吸纳天地灵气之久生佳品”，因而朱老认为现代人工种植药材之有效成分已不如古时，故而提倡“以量代质”。三来朱老尊东垣之理论，遣方时常虑“过用攻伐，恐伤脾胃”；考景岳之思想，谓“实邪易祛，虚损难补”，对于一些攻补兼施的方子，补药之剂量亦多大于攻伐之品，一寓制约之义于其中，二则呼应《景岳全书》“虚者必专补正”之论。

但朱老也时常告诫学生“量微效难成”也不可偏视为“量大效愈显”，对于熟地黄一味，其用量常不大于20 g，盖因熟地黄滋腻之性，碍阻中焦运化，确需用者，必加木香、砂仁之品以醒脾助运，或易生地黄为熟地黄，即使是用生地黄，亦多不超过30 g。另外朱老也十分注重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叮嘱患者及时复诊调整方药。若脾胃虚寒为主症者，常投干姜15 g、生姜30 g于方中，每每复诊必询问患者服药后之感观，若患者苦于辛辣难咽，则酌减干姜、生姜之剂量，酌增炙甘草、少佐甜叶菊作为天然甜味剂以改善口感。朱老于疗效之外，会顾及患者服药后的感受，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煎药的口感，有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在应用经方时，朱老常常强调：“诸药剂量可因患者病情轻重而变，然配伍比例均应守古籍之言，是使君臣佐使各司其位、各行其道，此为善用经方之本。剂量配比一变，药性偏颇皆随之而变，倘若臣坐于君位，乃是偏离正道，恐实证难去、虚证难补、顾小而失大，反致病情变化多端、病情迁延难愈。”

1.2 中州有恙调脾胃，运化常佐消导功

朱老论治脾胃病，多以脾胃气虚、脾阳不振者居多。患者的食欲、睡眠情况为问诊之重点，“胃不和则卧不安”“卧不安则食不思”，朱老尤擅以患者饮食为切入点，将健脾开胃消食作为重要治法贯穿脾胃病治疗的始终，即使患者食欲尚可，亦多于方中佐六神曲、炒麦芽、炒鸡内金、焦山楂等开胃消食之品。气血本由水谷精微所化，水谷充盛为气血充足之根基，朱老认为药物并无法取代饮食水谷于人体之重要性，若是年轻的虚损性患者，中药治疗更多只是辅助治疗，其复健之根本仍在于自主进食化生水谷精微充养自身，以及生活、饮食习惯的调整，使正气来复。倘若患者体虚日久，常伴有消极情绪，寥寥数剂恐难速效，若佐以开胃消食之品，患者自觉食欲增进，多视为病愈向好之征象，于后续治疗也更添信心，更利于医者施治。

1.3 土木相伴调燮法，气机和畅病方宁

从中医藏象学说而言，肝属木，主藏血，主疏泄；脾属土，主统血，主运化，脾胃为后天之本，气机升降之枢纽。肝与脾，在气的升降出入中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着身体机能的平衡。在病理状态下，脾土的失调可能影响到肝木的功能，反之亦然。张锡纯记载“脾土之运化水谷，全赖肝木之升发疏泄而后才能运化畅达健运，故曰：“土得木而达”^［2］。说明脾的运化功能依靠肝木疏泄才能畅达。临床治疗脾胃病患者，朱老十分重视肝脾同调理论，每每询问患者有无生活、工作上的压力，有无焦虑、抑郁情绪，常以疏肝健脾作为根本治法，以四逆散为祖方，对于情志因素诱发或受情绪波动病情加重的患者常首投柴胡、枳实、芍药、炙甘草各15 g，即便患者无情绪因素之虞，亦投柴胡、枳壳、芍药、炙甘草各10 g。朱老认为木郁乘土，此为木郁在先，治疗必疏肝健脾并举无疑，然而肝木与脾土相伴而生，脾为气机升降枢纽，土壅也可导致木郁，土虚亦可木乘，此时亦需疏肝健脾，而以健脾为主，疏肝为辅，故四逆散四味用量可酌减。朱老在应用四逆散时一再强调，方中四味药材剂量可根据患者病情增减，但剂量配比应尽相等，一则守《伤寒论》原文四药各十分之原始依据；二来朱老阐释四逆散原方等量配伍，乃疏肝理脾之基准，加减时需先守其本，他评价此方：“四味相等，是取其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疏肝而不伐脾，理气而不伤阴之义”。

2 数济回春化浊霜

朱老临床论治脾胃病，不拘泥于经方、时方之辨，以疗效及患者感受为根本，常吐故纳新，学习应用各大名家经验，关注中医中药现代研究进展，提倡中西结合诊治疾病，其中尤以数方治疗脾胃病颇得效验，屡起沉疴。

2.1 附苓化浊守肠枢，理中燮土息自无

中医学可将结肠息肉归结为“肠澼”“肠蕈”等范畴。《灵枢·水胀》有载：“肠覃何如？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瘜肉乃生。”将其病机归结为寒邪侵袭肠道，进而气血壅塞，息肉乃生。朱老以此理论为根基，认为寒、湿二者为息肉发生、发展的根本病理因素，立温阳健脾为防治结直肠息肉术后复发的根本大法，以附子理中汤为祖方，自拟附苓理中汤，药物组成：附片（先煎）15 g，茯苓60 g，党参45 g，炒白术45 g，干姜15 g，生姜45 g，炙甘草45 g，柴胡15 g，麸炒枳实15 g（体虚者用麸炒枳壳15 g），赤芍15 g。本方为附子理中汤与四逆散合方加减而成，著于温阳散寒、健脾化湿之功。肠腑者，合归于中下二焦，若中焦脾阳不振，势必寒湿内生，下焦肾阳不足，日久寒湿胶结。故君用附子温肾助火、峻补元阳，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干姜守而不走，专温中焦脾阳亦为君，更有“附子无姜不热”之说，姜附相合共同振奋中下焦之阳气。王付教授言“气为阳之基，阳为气之本”^［3］，补气亦可为助阳，若中焦气健，运化有司，则湿无所生，故方中参、术朱老皆重用为臣；党参亦养血生津，更可少制姜附之温燥。茯苓“补利兼优”，为健脾利水之佳品，朱老认为茯苓甘淡性平，老人、儿童亦常用此药平补平泄，更是药食同源，衍生出多种食品，年轻人确有湿邪内蕴，量大亦无虞，因而重用至60 g，若患者年老体虚，临证变通可试行30 g起。生姜温中温肺，通气散寒，合干姜同助中焦之火，朱老言此方重用生姜之义：“附子主入肾经、干姜主入脾经，而生姜温胃散寒止呕之力雄，主入胃经，三药皆辛温散寒，然归经确有偏颇，温脾温胃并行，则温中之效更彰。”

柴胡、枳壳疏肝理气为一药对，一则肝脾同调，木畅土达，二则助行肠腑之气畅达，开气血壅塞，枳实更是“破积有雷厉风行之势，泻痰有冲墙倒壁之威”^［4］，长于化痰消积。《神农本草经》^［5］载芍药为中品：“味苦，平……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朱老结合《滇南本草》《本草蒙筌》《本草求真》等多处论述，认为芍药“除血痹，破坚积”之效当为赤芍见长，故本方易白芍为赤芍，取散瘀破积之功。炙甘草虽用为使调和诸药，然其量亦大，一来循上文所述朱老四逆散四药等分之用药经验，二则加强炙甘草补脾固中之用。全方温阳、健脾、行气三路并举，中下二焦齐入，针对结直肠息肉，有温阳散寒治其本，行气活血破积攻其标，收标本兼治之效。朱老临床每用此方，附、姜量虽大，然患者非但不觉过度辛辣，反觉暖从内生，温煦和宜。

2.2 柴胡桂姜通痞结，分引水火痼疾除

胡希恕先生在《胡希恕伤寒论讲座》中提出“上热下寒，中焦痞结”是为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之病机，朱老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对此甚为认同，临床多将本方用于治疗以胸膈、胃脘痞闷不舒、情志不畅为主症的内科疑难杂病，疗效颇丰。朱老辨证常诊察以下几点：上热者，以口干、口苦、咽干、急躁为要；下寒者，以便溏、下肢痹冷为要；中痞者，以胸膈满闷、脘腹胀满、情志不畅、嗳气吁叹诸症为要。朱老临床常见患者以胸膈、脘腹满闷，伴焦虑、失眠为主诉求诊，结合辅助检查结果，患者虽无明显器质性疾病，但病程缠绵日久，压力渐增，焦虑、抑郁情绪明显，朱老常以此方投之，且主张遵《伤寒论》原文剂量而用：柴胡120 g，炙甘草30 g，煅牡蛎（先煎）30 g，干姜30 g，黄芩45 g，肉桂45 g，天花粉60 g。体虚者可各减半量，然诸药之比例不可变动。朱老强调，柴胡桂枝干姜汤为调和之剂，柴胡与黄芩之比例决定了和解少阳之力度，肉桂与干姜的比例体现出温通与守中的平衡，倘若比例发生变动，或有温煦不足，或有制火不及，严重影响了本方调和寒热、平衡升降的作用，若有寒热阴阳之偏颇，即失调和之本义。这与胡希恕先生强调的“经方比例需严格遵循仲景原方”、冯世纶先生言及的“量变则方义变，比例失当则疗效减”等大家观点高度相合。

2.3 五合调中逆酸平，灼心自此化云轻

朱老临床诊治胃食管反流病时多见患者夜间反酸、烧心显著，该类患者就诊时常常伴随有因夜间反流导致的入睡困难、睡后易醒、醒后难以再次入睡等症状，患者抱怨反流长期显著影响睡眠，导致睡眠质量渐进性下降，并且病程较长，虽经过系统的西医治疗仍无法完全缓解症状，长期睡眠质量不佳导致该类患者多伴有焦虑、抑郁、紧张、敏感等情绪。李东垣《脾胃论》言：“脾宜升则健，胃以降为和”，朱老以东垣论述为基础，从患者病理因素及临床表现入手，着重强调三大论治观点：① 胃以降为和，胃气不降反为上逆则致反酸，胃气不降多为中焦痞结不通、升降失调所致，然究其痞结之因，或为寒凝，或为痰饮，或为湿热，需细查分别。② 气机升降失调，不唯治脾，更应疏肝理气、通利三焦，再次强调肝脾同调理中焦之重要性。患者苦病日久，多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肝气不舒，则痞结愈深，此为恶性循环，必以疏肝为一大要务。③ 久病多瘀，提倡叶天士“初病在气，久病入血”观点，因而治疗时不唯行气降逆开痞，更当气血同调。朱老以此三大论点为基，斟酌五方合一，拟五合汤加减论治胃食管反流病，组成：法半夏15 g，黄连6 g，黄芩10 g，干姜10 g，炙甘草15 g，柴胡15 g，麸炒枳壳15 g，赤芍15 g，丹参30 g，砂仁（后下）6 g，檀香（后下）6 g，紫苏叶20 g，香附6 g，陈皮10 g，百合20 g，乌药15 g。日1剂，水煎300 mL，分2次温服。该方由半夏泻心汤、四逆散、丹参饮、香苏散、百合乌药汤五方加减相合而成，半夏泻心汤寒热同调，散结开痞，以法半夏为君，力主降逆开痞，芩连苦寒降泄，与干姜相合“寒温并用”，同理中焦，临床依于患者舌脉、寒热偏颇，三药剂量多有调整；四逆散肝脾同调，一可疏肝气开郁，二助半夏泻心汤散结开痞；香苏散主行气和胃，直达病所，且香附一味归于肝、脾、三焦经，辛香甚烈，通达上下；丹参饮行气、活血、止痛并举，使气血同调，更能止心胸、胃脘诸痛，对于反流引起胸痛的患者可有良效；百合乌药汤出自陈修园《时方歌括》，又名百合汤，用于治疗“心口痛，服诸热药不效”，属“气痛”者^［6］。百合甘寒质润，具有养阴安神之效，陈修园《医学从众录》言：“百合合众瓣而成，有百脉一宗之象，其色白而入肺，肺主气，肺气降则诸气俱调”，示百合可泄肺以顺胃经逆气^［7］，使得肺气一降而全身诸气得调；《雷公炮制药性解》记载乌药辛温，主“治一切气证”，又可散寒止痛，两药相合，一温一寒，一散一收，柔中有刚，润而不滞，既能辛甘合化以复脾胃之阳，又能润降胃气、调气和血以恢复脾胃气机，兼收止痛之功。又因患者常因夜间反流症状影响睡眠，故百合剂量稍大，取其宁心安神之效。本方中朱老另有一妙方以资安神助睡，合方见百合、苏叶同用，此亦为一药对，清·张志聪《侣山堂类辩》^［8］云：“庭前植百合、紫苏各数茎，见百合花昼开夜合，紫苏叶朝挺暮垂，因悟草木之性，感天地阴阳之气而为开阖者也。如春生、夏长、秋成、冬殒，四时之开阖也；昼开、夜合、朝出、暮入，一日之开阖也”。后世有医家以此为论据，认为百合苏叶相合可引阳归阴，有调整阴阳开阖而安神之效，朱老临床每每用之，亦收奇效。

此五方合一，治疗上以行气降逆为主、活血安神为辅，肝脾并重，寒热气血同调，未用制酸敛涩之品，但收抑酸和胃之功，主次兼顾、标本兼治的同时，亦体现了朱老对肝脾同调理论的重视。

3 多法并治效无穷

朱老提倡中医内外治法结合的治疗体系，善于运用针刺、按摩、熏洗、外敷等多种外治疗法配合传统内治八法，以及象数口诀这一特殊内治疗法治疗脾胃病。

3.1 针刺燮中效如神，速解疾疴显妙真

朱老针刺技法集百家所长，既善于运用经典学院派针刺技法，亦对董氏奇穴、脐针、石学敏院士所创“醒脑开窍针法”等有一定研究。朱老以临床疗效为基，在长期实践中凝练出一批治疗脾胃病的针法及取穴，① 急性胃痛，透夹承浆而不过：对于急性胃痛，西医考虑属胃痉挛、急性胃炎者，朱老自一侧夹承浆穴向另一侧透刺，但针透而不过，留针20～30 min；② 阳陵泉治疗急慢性腹痛：直刺1.5寸，留针20～30 min。阳陵泉为足少阳胆经之合穴、八会穴之筋会，历代医家亦多有言及可治疗腹痛者，如《针灸甲乙经》“胆胀者，胁下痛胀……胆胀者，阳陵泉主之”。因阳陵泉具有疏胆利肝、清泄湿热、舒筋活络、缓急止痛之效^［9］，疏肝胆则气滞行、郁滞开，肝木条达则脾土不受克犯，更有清泄湿热之效，故可通痞结，畅中焦，针对情志不遂导致的肝郁气滞型、气滞血瘀型腹痛（西医属功能性胃肠病、胃肠痉挛者）以及肝胆湿热内蕴型腹痛（西医属胆囊炎、胆源性胰腺炎者）有较好疗效。③ 双向调节取止涎穴、制污穴、妇科穴：此三穴皆为董氏奇穴，止涎穴共五穴，朱老认为其络属手太阴脾经，有调脾司津液、扶脾统血的作用，可用于治疗脾津液失司之涎多、泄泻以及脾不统血所致的消化道出血；制污穴共三穴，归经属脾、肾二经，功擅消肿祛瘀，主治痈疽恶疮、外科术后，疮面、刀口久而不敛者，朱老认为制污穴祛瘀破旧之力强，可通制一切水液，非唯脓、血，有推陈致新之义；妇科穴共五穴，为调理妇科百病之要穴，有调经理带、宣通下焦的作用，董氏针灸全息理论中妇科穴所在区段对应子宫，故其可治疗多种妇科杂症^［10］。朱老临床以董氏奇穴“倒马针法”（两针或三针并刺）可增强局部刺激量，形成“全息协同效应”这一理论为依据，常取三针三穴并刺，自指尖端向掌端平刺，以一针透过止涎五穴、制污三穴、妇科五穴，在局部小范围形成强刺激，以产生协同效应，用于治疗急性、顽固性病症。朱老认为三穴同刺有双向调节全身体液之用，“能使不通者通，过通者止”，不论是水湿泛滥之泄泻、脾不统血或瘀血阻络所致内脏出血、水津代谢失常所致少尿或多尿，皆有较好疗效。

3.2 三焦痞结手按通，摩法简廉胜药功

摩法是最古老的推拿手法之一，有较强的行气开郁作用，正如《圣济总录》所载：“摩其壅塞，以散郁结”。朱老临床善用摩法治疗脾胃病，具体操作为：以一手中指为支点，按于一侧天枢穴，以大鱼际为施术部位，围绕神阙穴为中心作顺时针或逆时针的单向圆周运动，动作轻柔和缓，40圈为1组，每日行2～4组。朱老认为此法有调理脾胃及肠腑气机、通行中下二焦之作用，同时以“顺摩为补，逆摩为泻”理论为基础，将顺摩用于调理慢性虚损性脾胃病，如脾胃虚弱导致的消化不良、营养不良、发育迟缓、食欲不振、大便稀溏等；逆摩用于治疗腹胀、积食、呕吐、泄痢等属气滞、血瘀、痰湿、食滞所致之实证者，而便秘无论虚实，皆用逆摩之泻法。其手法轻柔和缓，不疾不徐，应义于《圣济总录》中“摩法不宜急，不宜缓，不宜轻，不宜重，以中和之意施之”。朱老之摩法轻畅简廉，既无经济成本，亦无需借助他人操作，其中尤以摩法配合针药治疗老年气虚气滞型便秘疗效卓著，十分受患者欢迎。

3.3 乾坤数理藏玄妙，象数通幽调气元

《周易》象数代表着万事万物及其变化规律，最初古人将《周易》中的象数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归纳为阴阳五行，其实是为了探求天、地、人所谓的“三极之状”，并对事物进行推测研究，而祖国医学将其演化成医学的哲学思想，并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用于临床对疾病的辨证论治^［11］。当代周易象数在中医临床中的应用可谓是百花齐放、疗效卓著，如备受现代中医学者青睐的子午流注、灵龟八法、五运六气以及飞腾八法等，皆蕴藏周易象数理论于其中。八卦象数类万物，天地人的规律均在后天八卦中。象数配方蕴含八卦、阴阳以及五行的生克制化，默念八卦象数能与宇宙的八卦场形成同步共振、同化，从而达到存正气、祛病邪的作用^［12］。

“80 160 40”是朱老临床用于治疗脾胃病的重要象数组合，有调畅气机、助排通腑之功。根据周易八卦先天之数与易卦、阴阳、五行、五脏等特性的联系归类^［11］，先天数“8”：卦名为坤，卦面之象为☷，五行属性为土（阴土），基本功能属性为顺，与人体脾、腹部、肌肉等相对应，与足太阴脾经、阴经所汇聚之任脉相通，可用于调治病位在脾、功能与消化相关的各类疾病；先天数“1”：卦名为乾，卦面之象为☰，五行属性为金（阳金），基本功能属性为健，与人体首、胸部、大肠等相对应，与手阳明大肠经、阳气汇聚之督脉相通，主头部、大肠、脊椎等相关的疾病；先天数“6”：卦名为坎，卦面之象为☵，五行属性为水，基本功能属性为陷，与人体肾、膀胱、腰、骨、血、下窍等相对应，通足少阴肾经及足太阳膀胱经，主肾、膀胱、尿道等受犯之疾病以及出血、水泄等病症；先天数“4”：卦名为震，卦面之象为☳，五行属性为木（阴木），基本功能属性为动，与人体肝、足、筋爪、左胁、左肩臂等相对应，通手厥阴心包经及足厥阴肝经，可用于调治与肝相关、临床表现为胁肋疼痛的部分疾病；而先天数“0”则作为元气之数，代表太极元气浑然之象，有增强能量流通、通达经气、平衡阴阳的作用。“80 160 40”这一象数组合，通肝、脾、肾、大肠诸经，其中“80”以脾这一气机升降枢纽为切入点，起振奋脾阳、顺畅腹部气机之作用，“160”中“1”为乾金，“6”为坎水，此配伍取金生水之义，李山玉老师认为可泻大肠之热邪^［12］；朱老认为“6”其属性为陷，可通引阳气下行，同时“16”相合，金水相生以滋肾阴，或可润燥通肠，助运腑气、糟粕传导；“4”为阴木，主肝之疏泄，又主筋，而筋有赖肝血之濡养，故“40”常用于疏泄肝气、通畅气机、滋养肝血之用。“80 160 40”这一配伍组合，蕴调畅气机、滋阴养血、泄热通腑三义于其中，朱老临床常以此象数疗法配合药、针、推论治老年性便秘属肝郁脾虚、气虚腑结、肠燥津亏者，效果尤为显著。

朱老临床推崇以象数疗法治疗疾病，不仅在于其神奇的疗效，更在于其具有深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其一者，象数类于万物，源于自然规律之总结，试图揭示宇宙与生命之间的深层规律，这种源于天地，应于人的数理逻辑，深刻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的核心思想；其二者，孙思邈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周易》于中医学之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推广发扬象数疗法，是对传统中医源流的回顾、追溯，对传统中医文化的自信、传承、复兴，具有深刻的时代和文化意义；其三者，象数疗法简单便捷、易于记忆，无任何经济成本、亦不占用过多生活时间，应用形式上书写、朗读、默念皆可，可作为慢病调理、长期保健的不二法门。朱老尤其在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中推广此法，以体恤老人前来就诊开药之路途艰辛、长期服药经济负担过大。

4 小　结

朱阳春教授以“精研药学，勤求古训”的治学精神，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脾胃病诊疗体系。其学术价值体现在3方面：① 将临床药学与临床中医学相结合，突破经方剂量窠臼，建立“因药定量、因人调量”的动态剂量观，为现代药材质量变迁下的量效关系研究提供新思路；② 创新性整合经方时方，如五合汤通过“寒热同调-气血并治-脏腑兼顾”三维干预机制，破解胃食管反流病症候繁多、证型错杂的治疗难题；③ 首创“针药象数协同”疗法，将董氏奇穴透刺术与周易象数结合，实现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跨越。朱老临床实践表明，该体系在改善患者症状及提升依从性方面优势显著。同时朱老的经验也启示我们：当代中医传承需秉持“守正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的原则，在深化经典理论现代诠释的同时，更要立足经典、始于群众，发掘、提倡、推广简廉易行的中医适宜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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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湖北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项目（青年人才项目）(ZY2025Q017)

湖北省时珍工程人才项目（省级中医药优秀青年人才）(鄂卫函〔2024〕256号)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协同优势诊疗技术攻关工程”培育项目(GG202529)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杏林人才工程”院级科研重点项目(H2023Z005)

鄂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基础研究与人才创新专项(EZ01-007-2023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