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肾脏病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

摘要

糖尿病肾脏病（DKD）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糖脂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炎症等多通路交互。西医诊断存在假阳性及漏诊等情况，中医依托辨证分型及舌脉特征进行动态评估，AI与多组学技术推动四诊客观化与精准分子分型。DKD的治疗上，西药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抑制剂和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等虽可延缓病情，却面临逃逸现象及高钾血症等问题；中药单体（如黄芪甲苷、大黄素）及复方（如六味地黄丸）通过多靶点调节肠-肾轴、抑制炎症-纤维化网络展现独特优势。中西医结合借助网络药理学和AI辅助系统实现协同干预DKD。当前面临理论整合与标准化难题，未来需借助多组学技术、规范临床试验及智能系统，推动中西医结合从经验医学向精准医学跨越，为DKD防治提供新路径。本文系统综述前沿进展，以期为突破DKD治疗瓶颈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策略。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糖尿病肾脏病 / 中西医结合 / 中医药

糖尿病肾脏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作为糖尿病最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其全球疾病负担正快速增长^［1］。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特征使得DKD不仅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更严重制约着全民健康目标的实现^［2］。DKD的发生、发展涉及糖脂代谢紊乱^［3］、氧化应激^［4］、炎症反应^［5］、表观遗传修饰等多维度病理网络^［6］。高血糖环境通过激活蛋白激酶C（PKC）通路^［7］、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积累等机制^［8］，引发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足细胞凋亡、系膜基质扩张等结构性改变^［9］。目前临床针对DKD的治疗主要从患者健康教育与生活方式干预、控制血糖和血压药物治疗以及透析、移植等替代治疗3个方面着重考虑。DKD的药物治疗主要集中在降低心血管风险、血糖控制、血压控制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抑制4个方面^［10］。尽管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的应用使肾小球滤过率（eGFR）年下降率降低30%～50%，但临床实践仍面临多重困境^［11-12］。

在应对DKD治疗难题的探索中，中西医结合疗法展现出独特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价值^［13］。中医“整体观”指导下的“肾络微型癥瘕”理论，从气血阴阳失衡、痰瘀互结等病机层面，为DKD的病理演变提供了动态阐释框架^［14-15］。因此，DKD防治需要从“单一靶点突破”向“多维度调控”的战略转型。深入阐释中西医结合治疗科学内涵，系统评价临床价值，精准解析作用机制，将成为突破现有治疗瓶颈的关键路径。本文将从病理机制、治疗策略、物质基础、临床评价等多维度系统综述最新研究进展，以期为DKD的防治体系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病理机制的中西医互鉴与整合

1.1 西医病理机制：从代谢紊乱到细胞微环境失衡

近年研究揭示：DKD的发生、发展涉及多重代谢通路交互作用，其核心机制可概括为“代谢-炎症-纤维化恶性循环”^［16］。① 高血糖毒效应^［17］：持续高血糖激活多元醇通路及己糖胺通路［谷氨酰胺-果糖-6-磷酸酰基转移酶1（GFAT1）介导N-乙酰半乳糖胺（0-GleNAc）糖基化］，导致线粒体氧化磷酸化解偶联，产生活性氧（ROS）并诱发DNA损伤^［18］。②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的级联损伤：AGEs通过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RAGE）受体激活核因子-κB（NF-κB）通路，促进白细胞介素（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促炎因子的释放，同时诱导足细胞凋亡及足突融合^［19］。③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过度活化：血管紧张素Ⅱ（AngⅡ）通过AngⅡ 1型（AT1）受体上调TGF-β1/Smad3信号通路，刺激肾小管上皮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分化，加速肾间质纤维化^［20］。④ 肠道菌群-肾轴失衡：DKD患者肠道菌群紊乱导致内毒素（LPS）入血，激活TLR4/MyD88信号通路，诱发全身微炎症状态，进一步加重肾小球硬化^［21-22］。⑤ 表观遗传调控：高血糖诱导肾组织DNA甲基化异常（DNA甲基转移酶-DNMT1过表达）及组蛋白修饰（组蛋白3赖氨酸27位三甲基化-H3K27me3去甲基化），沉默Klotho基因（抗衰老蛋白减少60%），加速肾脏衰老进程^［23-24］。⑥ 细胞间通讯异常：外泌体微小RNA-21（miR-21）通过旁分泌作用促进巨噬细胞M1极化，形成促纤维化微环境^［25］。见图1。

1.2 中医病机理论：从“气阴两虚”到“毒瘀互结”的动态模型

中医学将DKD归为“消渴肾病”^［26］，其病因病机核心在于本虚标实，动态演变。本虚为病之本，初起多为阴虚燥热，久则气阴两耗，终致阴阳两虚，其病位深涉脾、肾、肝诸脏，脏腑功能衰惫，气血化生无源，乃疾病发生的内在基础。《诸病源候论》记载：“然肾虚又不得传制水液，故随饮小便”，指出糖尿病及部分并发症的病因病候。标实为病之标，乃因虚致实。脏腑失调，气血津液运化失常，从而衍生出“瘀、浊、毒”等病理产物。此三者相互搏结，痹阻络脉，尤为毒损肾络为关键病机。现代医家如郑新教授提出“肾病多瘀”论，认为DKD难治的主要原因之一为痰湿浊虚致使肾络瘀阻^［27］；南征教授提出“邪伏膜原”致浊瘀内蕴^［28］；赵进喜教授则强调“虚、瘀、水、毒、风”交织为患，皆丰富了标实的内涵^［29］。仝小林等^［30］认为T2DN的核心病机为“虚、瘀、浊”。胡济源等^［31］提出了“精损络痹”理论，认为DN的发展以肾虚精损为本虚，阻于肾络之湿瘀等病理因素为标实，发展轨迹为因虚致实。

1.3 中西医病机关联

DKD早期中医常见症状如头晕目眩、腰膝酸软、气短乏力、食欲不振等，此阶段西医称为“隐匿期”，患者通常没有明显自觉症状，或仅感轻微乏力。核心临床特征是出现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病理上以肾小球基底膜增厚、系膜基质轻度增宽为主，肾小球滤过率（eGFR）可能偏高或处于正常范围，一旦发现微量白蛋白尿，即提示早期肾损伤^［32］。中期症状见神疲乏力、口干、水肿、畏寒肢冷等，此期称为“临床蛋白尿期”，患者从微量白蛋白尿进展至显性蛋白，甚至出现肾病综合征。随着肾功能减退，高血压和水肿症状变得普遍和严重，肾小球滤过率开始出现进行性且不可逆的下降^［33］。晚期症状表现为全身浮肿、尿少、畏寒潮热、精神萎靡等，此期已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肾功能严重衰竭，肾小球滤过率显著下降。临床上出现严重的全身性水肿、少尿或无尿、难以控制的高血压、肾性贫血、电解质紊乱（如高钾血症）和代谢性酸中毒等系统性并发症^［34］。

2 诊断与评估DKD的中西医结合路径

2.1 传统肾功能评估指标的局限与优化

2.1.1 从传统生化指标到新型分子标志物

尽管DN的治疗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是仍然无法改变患者进展为终末期肾病的结局，因此DN的诊断至关重要。多数专家认同，传统指标虽基础，但存在不足，需规范使用并结合新指标。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仍是筛查和诊断的基石^［35］，但需注意UACR检测应避免在感染、发热、心力衰竭、显著高血糖等情况下进行，以免假阳性^［36］。还需注意“隐匿性DKD”的存在，即UACR正常但eGFR持续下降。专家们强调需结合eGFR下降速率（斜率）综合判断，它比单次测量值更能预测疾病进展风险^［37］。随着精准医疗的发展，遗传和表观遗传标志物在DKD诊断和预测中的应用日益受到重视。吕露教授认为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经识别出多个与DKD易感性和进展相关的遗传变异，如ACACB、ELMO1、FRMD3等基因多态性^［38］。这些遗传标志物有助于识别高风险人群，实现早期预防和干预。钟玲教授团队将纳米技术的引入为DKD的精准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新的机遇，开发了一种纳米平台（ESC-HCM-B），能够将多种药物定点靶向递送至肾脏足细胞，实现糖尿病肾病的多靶点治疗^［39］。这种技术不仅为DKD治疗提供了新策略，也为肾脏靶向递送系统和个体化医疗奠定了基础。张梅等^［40］研究发现：血清Metrnl和NLRP3炎症小体水平在DKD患者中显著升高，且与病程、血压、糖化血红蛋白（HbA1c）、UACR呈正相关，与eGFR呈负相关，认为它们是早期诊断和监测病情的潜在生物标志物。DKD的西医诊断不再局限于单一指标，未来的方向在于整合传统功能指标（UACR、eGFR）与反映不同病理机制的新型分子标志物，构建更精准的预测模型。未来的诊断体系必将更注重个体化，通过综合多组学数据、临床参数和影像学信息，借助人工智能等工具，为每位患者提供更早期的预警、更准确的预后判断和更精准的治疗指导。

2.1.2 新型生物标志物的转化价值

近年研究发现：KIM-1和NGAL能更早反映肾小管损伤^［41-42］。临床数据显示：KIM-1水平＞2.3 ng/mL对DKD进展的预测敏感度达89%（AUC＝0.82）。此外，尿液外泌体miR-21-5p和血浆可溶性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uPAR）通过激活足细胞β3整合素信号，与肾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r＝0.68，P＜0.001）。

2.2 中医辨证分型与治疗

2.2.1 标准化证候分型体系的建立

基于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脏病的现状及研究进展，DKD辨证分型主要分为以下早期、中期和晚期3类^［14］。但目前DKD的中医辨证分型尚无统一标准，各位医家通常根据自身的临床经验来进行辨证分型论治。吕仁和教授融合西医分期与中医辨证理论，将糖尿病肾病（DKD）划分为两大阶段：早期（对应DKD Ⅲ期）和中晚期（包括DKD Ⅳ期肾功能正常者，以及DKD Ⅳ期、Ⅴ期伴肾功能不全者）^［43］。早期阶段表现为本虚五型与标实五候；中晚期则在本虚五型基础上，出现标实八候，治疗应以泄浊解毒、补肾培元、益气养血为主要治法。余江毅教授也认同的早、中、晚三期分型理论，认为该病核心病机为气阴两虚、湿瘀内阻。在治疗上，强调应分期论治：早期以玉女煎滋阴清热；中期以六味地黄丸合生脉散益气养阴，并配伍白花蛇舌草、黄蜀葵花等清热解毒；晚期则以济生肾气丸配合五苓散健脾补肾、利湿化浊，并强调活血通络法应贯穿DKD治疗的始终^［44］。代丽娟教授将糖尿病肾病基于“气络-血络”分期论治：早期气阴两虚，治宜顺气滋阴；中期瘀阻络脉，治宜通络活血；晚期正气虚损、痰瘀浊毒互结，治宜泄浊扶正、辛通润养，该辨证体系为临床诊治提供新思路^［45］。

2.2.2 中医四诊客观化技术的革新

近年研究通过人工智能（AI）与图像分析技术推动舌诊客观化。DKD患者常见舌质暗紫、舌苔黄腻或白腻以及舌下络脉迂曲，提示瘀血与湿浊内蕴；三维成像技术进一步量化舌色与纹理特征，发现舌象变化与尿蛋白水平、肾功能分期相关。面部色诊研究显示：DKD患者颧部晦暗与肾虚血瘀证关联，红外热成像技术可识别局部微循环障碍，辅助早期辨证^［46］。闻诊方面的现代研究聚焦于呼吸气体检测，通过电子鼻分析挥发性有机物，发现DKD患者呼气中氨类、硫化物浓度升高，与血肌酐、尿素氮水平相关^［47］。问诊方面，基于大模型的智能预问诊系统识别患者语音证候，为动态监测提供无创手段，结合症状与实验室指标与机器学习可优化辨证分型，指导个体化中药干预^［48］。脉诊作为中医四诊的关键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医理论与实践体系的精髓，极具传承价值。但由于脉象复杂微妙，难以客观辨识，加之医师个人经验的差异，使得脉诊的掌握和传承难度较大。脉诊仪的标准化与数字化，有助于深入解析脉象信息，促进中医脉诊技能的传承与发展^［49］。四诊客观化技术提升了DKD早期筛查和辨证精准度，尤其在舌脉特征与微观病理关联方面取得突破，为中西医结合治疗DKD提供循证支持，有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延缓肾功能恶化。

2.3 中西医结合评估工具：从单一维度到系统整合

近年来，DKD的中西医结合评估工具逐步实现多维度整合与精准化升级。DKD中医证候量表通过量化症状评分（如倦怠、水肿）、舌脉参数及UACR水平，整合中医辨证与西医指标，客观评估糖尿病肾病证候特点，辅助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及疗效动态监测，推动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化^［50］。进一步通过多组学整合模型（代谢组＋肠道菌群＋蛋白质组），DKD被细分为湿热瘀阻型、气阴两虚型及浊毒型等亚类，为辨证分型提供生物标志物，指导精准干预，促进中医证候客观化及中西医诊疗策略转化应用^［51］。通过机器学习方法筛选潜在的诊断基因，探讨自噬相关基因（ARGs）在DKD中的作用，为DKD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52］。此外，AI舌诊辅助系统通过解析舌色RGB值与苔厚像素密度，对脾肾阳虚证的诊断准确率达89%，实现早期肾损预警与证候动态监测，提升辨证精准度，促进中西医协同诊疗方案优化及疗效评估客观化^［53］。这些工具的应用不仅推动中西医诊断标准的深度融合，也为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中西药防治DKD策略

3.1 西药治疗DKD

DKD的药物治疗领域近年来呈现出中西医协同创新的显著趋势。传统西医治疗以RAAS抑制剂为核心，通过抑制AngⅡ受体（如缬沙坦、厄贝沙坦）降低肾小球内压，延缓蛋白尿进展^［54-55］。然而，约30%患者存在“逃逸现象”，即长期用药后蛋白尿复升，且高钾血症风险限制其广泛应用。SGLT-2i通过阻断近端小管葡萄糖重吸收，不仅改善糖代谢，还抑制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信号通路激活，且肾脏获益独立于降糖作用^［56］。与此同时，GLP-1受体激动剂通过cAMP/PKA信号通路抑制足细胞凋亡，延缓eGFR下降^［57］。

非奈利酮是一种非甾体选择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该药物通过高选择性地作用于盐皮质激素受体，在降低传统甾体类MRA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同时，表现出多重肾脏保护机制：其一，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反应和炎症因子释放，有效减少肾小管间质损伤；其二，通过阻断纤维化通路显著延缓肾小球硬化进程。临床研究证实，MRA不仅能降低患者蛋白尿水平，延缓肾功能衰退速度，还可协同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其独特的多靶点作用机制为糖尿病肾病的综合管理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58-59］。然而，西药单靶点干预难以覆盖DKD复杂的多通路交互网络，这为中医药的多维度调控提供了切入点。

3.2 中药单体治疗DKD

中药单体成分的机制解析为精准治疗开辟新路径。黄芪甲苷作为黄芪的核心活性物质，黄芪甲苷Ⅳ通过重组肠道菌群和铁死亡减轻肾损伤^［60］；并与RAAS抑制剂联用展现出协同效应，使尿蛋白降幅达55%，显著高于单独使用RAAS抑制剂的35%，且未增加不良反应^［61］。大黄素则抑制糖尿病肾脏病蛋白激酶R样内质网激酶（PERK）信号通路，减轻内质网应激诱导的足细胞凋亡^［62］。值得注意的是，纳米包裹技术的应用成功将雷公藤甲素的肝毒性降低50%，使其抗炎靶点NF-κB的抑制效率提升2倍^［63］。这些单体成分的机制研究不仅揭示了中药的分子靶点，更架起了中西医理论互鉴的桥梁。

3.3 中药复方治疗DKD

中药复方的多靶点协同效应在DKD治疗中展现出独特优势。经典方剂六味地黄丸通过抑制TGF-β/Smad2/3信号通路来抑制肾纤维化，从而减轻DKD^［64］。针对晚期DKD的浊毒内蕴证，金匮肾气丸抑制MHC Ⅱ类分子H2-Ab1和H2-Aa的表达，从而抑制CD4⁺ T细胞浸润，改善糖尿病肾纤维化，在Ⅳ期临床中使患者透析启动时间推迟1.8年^［65］。现代制剂技术的融入进一步释放复方潜力，如糖肾康胶囊采用脂质体包埋技术，将黄芪多糖与丹参酮的生物利用度提升3倍，其通过Nrf2/ARE信号通路抗氧化应激的效应在代谢组学层面得到验证^［66］。

3.4 中西医结合治疗DKD

中西医结合治疗策略的优化正从经验配伍走向机制驱动的精准联合。基础研究表明：SGLT-2i达格列净与益气通络方的联用可形成“代谢-自噬”双通路调控，前者通过增加尿糖排泄改善肾缺氧，后者激活自噬清除受损线粒体，两者协同使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率降低70%^［67］。在转化医学领域，基于网络药理学的“成分-靶点-疾病”三维模型，成功预测了肾炎康复片与厄贝沙坦的协同靶点IL-6/JAK2-STAT3信号通路，后续队列研究证实该联合方案使顽固性蛋白尿患者的UACR下降62%，且未出现预期中的肝酶升高^［68］。然而，这种协同并非无界，药代动力学研究提示：黄连素可通过抑制CYP450酶延长RAAS抑制剂的血浆半衰期，潜在增加低血压风险，这凸显了个体化剂量调整的必要性^［69］。当前，人工智能辅助联合用药预测系统（如HerbNet）正逐步应用于临床，其通过整合多组学数据与真实世界证据，为不同DKD分期的患者定制中西医权重各异的治疗方案^［70］。

4 挑战与未来方向

4.1 现存问题：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4.1.1 中西医理论体系整合的深层矛盾

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疾病分型”在方法论上存在本质差异。例如，中医“湿瘀互结证”虽对应DKD蛋白尿期，但其微观内涵（如炎症因子谱、肠道菌群特征）尚未被国际标准采纳。此外，中医疗效评价工具（如证候积分量表）缺乏与硬终点（如eGFR下降率）的量化关联，导致循证证据说服力不足。中西医结合研究常陷入“机制黑箱”，即复方疗效难以追溯至单一成分或通路，阻碍其被国际指南引用。

4.1.2 标准化与个体化的两难困境

中医强调“因人制宜”，但个体化治疗模式与西医标准化诊疗框架难以兼容。研究显示，西医指南中对中医药干预措施的推荐比例仅为12%^［71］。这可能与该疾病缺乏有效的中医药干预措施或证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西医指南制订时缺乏中医药领域专家的参与有关。

4.2 未来方向：从证据突破到全球整合

中西医结合防治DKD的未来发展需以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为核心，突破理论鸿沟与技术瓶颈，构建多维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借助多组学技术（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解析中医“证候”的分子内涵，建立“证候-靶点-通路”映射模型。例如“脾肾阳虚证”可能与肠道菌群丁酸代谢缺陷及维生素D信号抑制相关，而“湿瘀互结证”或由凝血-纤溶失衡与炎症小体过度激活驱动。通过生物信息学整合，将中医辨证分型转化为可量化的分子分型，为精准用药提供依据。

推动符合国际规范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遵循CONSORT-CHM标准，明确中药复方在硬终点（如透析延迟时间、全因死亡率）中的独立或协同价值。例如，设计“六味地黄丸＋SGLT-2i”联合治疗组，以eGFR年下降速率和证候积分改善率为双终点，验证中西医协同效应。同时，利用真实世界数据（RWD）构建疗效预测模型，筛选对特定方剂高应答的亚群（如miR-21低表达患者）。

开发AI辅助诊疗系统，整合舌脉图像、代谢组学及基因组数据，实现辨证分型自动化。例如，训练深度学习模型识别“浊毒内蕴证”的舌苔黄腻特征（RGB值阈值），并结合血浆硫酸吲哚酚（IS）水平生成个体化处方。此外，纳米递药技术可提升中药单体生物利用度，如雷公藤甲素脂质体靶向肾脏，在增效的同时将肝毒性降低70%。

在全球50所医学院设立中西医整合课程，走进“医工结合”新时代之路，培育“医工双栖”人才和“懂中医机制、通西医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产业链上推动“院企合作”，开发便携式脉诊仪等智能诊疗设备，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中药材溯源，保障质量可控性。

5 结　论

在DKD的防治中，中医药凭借“整体观”与“多靶点调控”的独特优势，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临床地位。一方面，中药复方通过调节肠道菌群-肾轴、抑制炎症-纤维化网络，填补了西药单靶点治疗的盲区；另一方面，中药单体的精准干预自噬、表观遗传等分子机制，为DKD的病理逆转提供了新路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可显著提升患者依从性，实现“标本兼治”。尽管面临机制解析不足与国际认可度有限的挑战，随着多组学技术、AI辅助诊疗及国际循证体系的完善，中医药有望从“经验医学”迈向“精准医学”，成为全球DKD防治指南的核心组成部分。未来，唯有深化中西医理论互鉴与技术创新，方能最大化发挥中医药“系统调节”与“个体化治疗”的协同潜力，为患者提供更优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NAAMAN S C， BAKRIS G L. Diabetic nephropathy：update on pillars of therapy slowing progression ［J］. Diabetes Care，2023，46（9）：1574-1586.

[2] GUPTA S， DOMINGUEZ M， GOLESTANEH L. Diabetic kidney disease：an update ［J］. Med Clin North Am，2023，107（4）：689-705.

[3] PARHOFER K G. Interaction between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more than diabetic dyslipidemia ［J］. Diabetes Metab J，2015，39（5）：353-362.

[4] LEE E， AHN J H， KANG B C，et al. Nrf2-dependent adaptation to oxidative stress protects against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J］. Antioxid Redox Signal，2025，42（13/14/15）：751-766.

[5] JIN Q， LIU T T， QIAO Y，et al.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in diabetic nephropathy：role of polyphenols ［J］. Front Immunol，2023，14：1185317.

[6] LI X， LU L H， HOU W T，et al. Epigenetic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J］. Acta Biochim Biophys Sin （Shanghai），2022，54（2）：163-172.

[7] DWIVEDI S， SIKARWAR M S. Diabetic nephropathy：pathogenesis，mechanisms，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J］. Horm Metab Res，2025，57（1）：7-17.

[8] ZHU D N， NI Y， CHEN C，et al. Geniposide ameliorates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type 2 diabetic mice by targeting AGEs-RAGE-dependent inflammatory pathway ［J］. Phytomedicine，2024，135：156046.

[9] SU P P， LIU D W， ZHOU S J，et al. Down-regulation of Risa improves podocyte injury by enhancing autophagy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J］. Mil Med Res，2022，9（1）：23.

[10] 刘晓芹，王雯，程丽霞.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脏病的现状及研究进展［J］. 中医药导报，2024，30（6）：152-155.

[11] ASHFAQ A， MEINECK M， PAUTZ A，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n renal effects of SGLT2 inhibitors in rodent model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J］. Pharmacol Ther，2023，249：108503.

[12] TIAN Y， TIAN R X， JUAN H，et al. GLP-1/GIP dual agonist tirzepatide normalizes diabetic nephropathy via PI3K/AKT media-ted suppression of oxidative stress ［J］. Int Immunopharmacol，2025，146：113877.

[13] ZHAO D M， ZHONG R， WANG X T，et al.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 diabetic nephropathy：insights and therapeutic avenue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2024，15：1429420.

[14] 曹艳冬，王世东，赵进喜，等. 基于“阳化气，阴成形”探讨“微型癥瘕”理论在糖尿病肾病中的应用［J］.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24，25（10）：935-936.

[15] 张子祺，孔文文，陆源源，等. 从湿毒致瘀病机探析糖尿病肾病的分期论治［J］. 环球中医药，2025，18（2）：308-312.

[16] SHANG Y， YAN C Y， LI H，et al. Tiliroside protects against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es rats by attenuating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J］. World J Diabetes，2024，15（11）：2220-2236.

[17] WANG A J， WANG A M， HASCALL V. Detoxification of hyperglycemia-induced glucose toxicity by the hexosamine biosynthetic pathway ［J］. Front Biosci （Landmark Ed），2024，29（2）：71.

[18] ZENG X J， ZHANG Y Y， TIAN L，et al. Mitigation of ROS-triggere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by upregulating Nrf2 retards diabetic nephropathy ［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2024，721：149972.

[19] YU J， WU H， LIU Z Y，et al.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induce the apoptosis of and inflammation in mouse podocytes through CXCL9-mediated JAK2/STAT3 pathway activation ［J］. Int J Mol Med，2017，40（4）：1185-1193.

[20] YANG Y H， HE X M， CHENG R，et al. Diabetes-induced upregulation of kallistatin levels exacerbates diabetic nephropathy via RAS activation ［J］. FASEB J，2020，34（6）：8428-8441.

[21] SEKI A， KAJIWARA K， TERAMACHI J，et al. Exacerbation of diabetes due to F. Nucleatum LPS-induced SGLT2 overexpression in the renal proxim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J］. BMC Nephrol，2025，26（1）：38.

[22] QUAN Y H， SU P C， SHANGGUAN C H，et al. Bergenin ameliorates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C57BL/6 J mice by TLR4/MyD88/NF-κB signalling pathway regulation ［J］. Toxicol Appl Pharmacol，2023，475：116633.

[23] WANG X K， ZHAO J Q， LI Y Q，et al. Epigenetics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in podocytopathy during diabetic nephropathy progression ［J］. Front Immunol，2022，13：1090989.

[24] KHURANA I， KAIPANANICKAL H， MAXWELL S，et al. Reduced methylation correlate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risk in type 1 diabetes ［J］. J Clin Invest，2023，133（4）：e160959.

[25] ZHANG M T， LU Y K， WANG L F，et al. Autocrine small extracellular vesicles induce tubular phenotypic transformation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via miR-21-5p ［J］. Gene，2025，938：149156.

[26] 汤怡婷，陈玉鹏，杨亚男，等. 从少阴为枢论治糖尿病肾病［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7）：3354-3358.

[27] 刘洪，熊维建，郑新. 国医大师郑新论治糖尿病肾病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1）：4547-4549.

[28] 张鹏，王海娇，南征. 从“肺卫-膜原-肾”论治消渴肾衰［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5，41（3）：411-415.

[29] 刘江腾，李潇然，张华. 赵进喜从“虚、瘀、水、毒、风”论治糖尿病肾病［J］. 环球中医药，2023，16（10）：2042-2046.

[30] 仝小林，周强，赵林华，等. 糖尿病肾病的中医辨治经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1）：144-146.

[31] 胡济源，柳红芳，张向伟. 糖尿病肾病“精损络痹”病机探讨［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2（1）：8-11.

[32] 王富军，王文琦.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解读［J］.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21，42（12）：1365-1371.

[33] 魏晓，欧三桃. 综合防治，延缓进展：2014年版《中国糖尿病肾病防治专家共识》解读［J］. 实用医学杂志，2016，32（1）：1-3.

[34] 上海慢性肾脏病早发现及规范化诊治与示范项目专家组. 慢性肾脏病筛查诊断及防治指南［J］.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7，37（1）：28-34.

[35] 管旋羽. 血清胱抑素C联合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检验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的影响［J］. 基层医学论坛，2025，29（19）：41-43，56.

[36] 朱庆圆. 尿微量白蛋白/肌酐和血清转铁蛋白、β₂-微球蛋白联合检测在糖尿病早期肾功能损伤中的诊断价值［J］. 中外医药研究，2025，4（18）：139-141.

[37] 骆雷鸣，朱启伟，史军，等. 美托洛尔对隐匿性肾功能不全的高血压患者肾小球滤过功能的影响［J］.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6，8（3）：174-177.

[38] 吕璐，李映，刘江涛，等. 糖尿病肾病组学标志物的研究进展［J］. 检验医学与临床，2025，22（9）：1290-1296.

[39] FAN K， YUAN S Y， ZHOU M，et al. Enhanced biohomogeneous composite membrane-encapsulated nanoplatform with podocyte targeting for precise and safe treatment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J］. ACS Nano，2023，17（18）：18037-18054.

[40] 张梅，陈卉，李转霞，等. Metrnl和NLRP3炎症小体：糖尿病肾病的潜在诊断标志物［J］. 中华肥胖与代谢病电子杂志，2024，10（3）：193-199.

[41] MORI Y， AJAY A K， CHANG J H，et al. KIM-1 mediates fatty acid uptake by renal tubular cells to promote progressive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J］. Cell Metab，2021，33（5）：1042-1061. e7.

[42] LACQUANITI A， DONATO V， PINTAUDI B，et al. "Normoalbuminuric" diabetic nephropathy：tubular damage and NGAL ［J］. Acta Diabetol，2013，50（6）：935-942.

[43] 吕仁和，赵进喜，王越. 糖尿病肾病临床研究述评［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17（2）：2-6，72.

[44] 熊燕. 余江毅教授治疗糖尿病肾病经验［J］. 环球中医药，2015，8（4）：474-475.

[45] 桑永浩，宋立群，代丽娟. 从“气络-血络”分期论治糖尿病肾病［J］. 中医学报，2024，39（12）：2529-2532.

[46] 宋海贝，温川飙，程小恩. 基于AI的中医舌象面象辅助诊疗系统构建［J］. 时珍国医国药，2020，31（2）：502-505.

[47] SAIDI T， ZAIM O， MOUFID M，et al. Exhaled breath analysis using electronic nose an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for non-invasive diagnosis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diabetes mellitus and healthy subjects ［J］. Sens Actuat B Chem，2018，257：178-188.

[48] 丁勇，蔡秀军，薛翀，等. 基于大模型的智能预问诊系统创新与实践［J］. 中国信息化，2024 （6）：68-69.

[49] 张娟，刘孟涵，宋晓慧，等. 脉诊仪及其检测指标的临床研究分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5，31（3）：425-430.

[50] 王建新，孙明月，吕行，等. 中医证候疗效评价量表研制指南［J］. 中国新药杂志，2025，34（2）：113-122.

[51] 刘家浩. 多维度组学鉴定与验证DKD进展生物标志物及治疗靶点探讨［D］. 长沙：中南大学，2023：1-2.

[52] 康意，靳茜，周梦琪，等. 基于机器学习筛选自噬相关糖尿病肾脏疾病的诊断基因及免疫浸润分析［J/OL］. 生物信息学，1-16（2024-12-17）［2025-06-03］.

[53] 林雪梅. 糖尿病肾病Ⅲ、Ⅳ期证候及舌诊观察［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7：38-40.

[54] WANG Y Q， DENG Y Y. Efficacy of valsartan combined with fermented Cordyceps sinensis-4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J］. Asian J Surg，2024，47（12）：5189-5190.

[55] LIU J， ZHANG J， HOU M H，et al. Clinical efficacy of linagliptin combined with irbesartan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J］. Pak J Med Sci，2022，38（1）：52-56.

[56] HOCHER B， TSUPRYKOV O. Diabetic nephropathy：renoprotective effects of GLP1R agonists and SGLT2 inhibitors ［J］. Nat Rev Nephrol，2017，13（12）：728-730.

[57] MICHOS E D， TUTTLE K R. GLP-1 receptor agonists in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J］. Clin J Am Soc Nephrol，2021，16（10）：1578-1580.

[58] PITT B， FILIPPATOS G， AGARWAL R，et al. Cardiovascular events with finerenone in kidney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J］. N Engl J Med，2021，385（24）：2252-2263.

[59] 徐建杭，刘亚楠，詹明，等. 非奈利酮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研究进展［J］. 中国现代医生，2025，63（1）：95-100.

[60] LYU X， ZHANG T T， YE Z，et al. Astragaloside Ⅳ mitigated diabetic nephropathy by restructuring intestinal microflora and ferroptosis ［J］. Mol Nutr Food Res，2024，68（6）：e2300734.

[61] LIN Y Q， YU F， CHEN H J，et al. Efficacy of Astragalus combined with 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blockers in the treatment of stage Ⅲ diabetic nephropathy：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Ren Fail，2024，46（2）：2359033.

[62] TIAN N X， GAO Y B， WANG X L，et al. Emodin mitigates podocytes apoptosis induced by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through the inhibition of the PERK pathway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J］. Drug Des Devel Ther，2018，12：2195-2211.

[63] SHARMA R， MALI Y， AGRAWAL Y O，et al. Repurposing nano curcumin：unveiling its therapeutic potential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J］. Curr Drug Targets，2025，26（5）：298-319.

[64] LIU M M， DONG R， HUA Z，et al.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Liuwei Dihuang pill against KDM7A an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n diabetic nephropathy-related osteoporosis ［J］. Biosci Rep，2020，40（9）：BSR20201778.

[65] SHU S， ZHANG Y， WANG Q，et al. Liuwei Dihuang pill attenua-tes diabetic nephropathy by inhibiting renal fibrosis via TGF-β/Smad2/3 pathway ［J］. Comput Math Methods Med，2022，2022：5063636.

[66] LIANG D， LIU L， QI Y L，et al. Jin-Gui-Shen-Qi Wan alleviates fibrosis in mouse diabetic nephropathy via MHC class Ⅱ ［J］. J Ethnopharmacol，2024，324：117745.

[67] 戚筱妹. 益气通络方联合达格列净片治疗气阴两虚型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研究［D］. 南宁：广西中医药大学，2023：48-51.

[68] 周江，姜光萍，李鹏. 肾炎康复片联合厄贝沙坦治疗糖尿病肾病观察［J］. 新疆中医药，2012，30（5）：28-30.

[69] 李大龙，徐美良. 黄连生物碱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研究进展［J］. 中国医药科学，2024，14（1）：72-75.

[70] 张颖，于泽，许本善，等. 人工智能指导个体化用药的研究与实践［J］.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2022，31（2）：151-156.

[71] REN J， LI X， SUN J，et al. 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commended in Western medicin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China? a systematic analysis ［J］. BMJ Open，2015，5（6）：e006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