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图经》的博物学特征探析

摘要

以《本草图经》为研究对象，辨析传统本草学（药物应用核心）与古代博物学（自然系统认知）的学科边界，探讨其范式转型的科学价值。通过分析《本草图经》的编纂机制、分类体系及图像实证策略，揭示其三大创新：其一，首创“地方实证采集-中央系统整合”双轨制，构建首部全国官修本草图谱；其二，创立自然属性优先的双轨分类体系，细化植物器官描述序列；其三，以933幅实证药图建立“名-形-地”数据库。《本草图经》通过三重路径推动传统本草学向古代博物学演进，其思想可为跨学科研究范式构建以及传统知识的保护与现代转化提供方法参照。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本草图经》 / 博物学 / 本草学 / 苏颂

《本草图经》作为中国首部官修本草图谱，开创了“以图证药、以文释图”的编纂范式。该著作由苏颂（1020—1101）主持编纂，他曾被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评价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1］。该著作通过三大创新实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突破：其一，构建了涵盖药物形态、产地的视觉认知系统；其二，采用文献考据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多元互证方法；其三，融合名物学、物候学、地理学等多元知识体系，使传统本草学突破传统医药学边界，呈现出鲜明的古代博物学特征。尽管学界普遍认同《本草图经》在传统本草学向古代博物学演进中的里程碑意义^［2-4］，然而仍有研究多囿于药物学或图像史学视角，既未系统解构其博物学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亦未能充分揭示其对当代科学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启示价值。故本研究通过分析《本草图经》编纂过程中的知识整合机制、图像认知策略以及跨学科思维模式，阐释其如何重构传统本草学偏重实用功效的认知维度，拓展出系统性自然观察与描述的古代博物学视角。该研究不仅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提供全新视角，也为当代跨学科研究范式构建，以及传统知识的保护与现代转化提供方法参照。

1 传统本草学与古代博物学的渊源与分野

传统本草学作为一门以药物学为核心的综合性学科，虽天然蕴含对自然物的观察描述，但其核心目标在于辨识药性、明确功效，具有强烈的应用导向^［5］。古代博物学（或称中国传统博物学）则侧重于对自然界动植物、矿物等万物的形态、分布、习性等基本属性进行系统性观察、描述、命名与分类，其核心在于认知自然本身^［6］。从研究对象上看，二者存在交集（都关注自然物），但研究目的和侧重点有本质区别：本草学“为用识物”，博物学“识物致用”或“识物求知”。这种学理交叉性植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特殊语境——传统知识体系中未形成独立的古代博物学门类，其内涵分散于农学、经史考据及中药学等实践领域，呈现出“泛博物”的知识特征^［7-8］。二者的同源性更体现在人类认知自然的底层逻辑。正如“医食同源”理论所揭示的^［9］，早期人类在采集食物过程中同步积累药用经验，这种生存驱动的观察实践，既是传统本草学的起点，也是构成古代博物学发展的原始动力。古代学者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追求^［10］，本质上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探索，这种需求驱动使得传统本草学与古代博物学在方法论层面形成深层共振。中国本草著作中蕴含的博物学特征可追溯至其学科成型期^［11］。现存千余部本草著作^［12］，根据内容可分为综合性本草、地方性药录、炮制专论等十大类别，其中《本草经集注》《本草图经》《本草纲目》等代表性著作，均系统呈现了古代博物学特征。这些著作在构建药物学体系的同时，实质上也部分承担了博物学的功能，记录了大量博物学信息，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学科界限的模糊性特征。然而，《本草图经》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通过一系列创新方法，前所未有地强化了本草著作中的系统性自然观察与描述维度，显著推动了本草学知识生产向古代博物学范式的靠拢与转变。

2 《本草图经》的古代博物学实践

2.1 系统性收录与分类

《本草图经》全书20卷，载药814种，药图933幅，涵盖矿物、植物、动物药。其编纂模式开创性地采用“地方实证采集-中央系统整合”的双轨制：一方面，朝廷颁布敕令（《本草图经奏敕》）^［13］，动员全国150州及境外29国的官民群体（含汉族与少数民族识药者^［14-15］），按统一标准采集药物标本信息，包括根、茎、叶、花、果的形态尺寸，以及采收时令、药用功效等数据，并辅以写实绘图；另一方面，由苏颂领衔的中央编纂团队对海量资料进行科学整合，形成首部系统性全国本草图谱。

在分类体系建构上，《本草图经》实现了传统本草学的三重突破：第一，分类框架创新与博物学研究拓展。继承《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上、中、下药）与《本草经集注》自然属性分类（玉石、草木等八部），首创“本经外草类”“本经外木蔓类”^［16］，新增域外药物百余种，首次将外来药源纳入体系。打破了传统本草学以本土药物研究为主、分类体系相对封闭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更广阔的自然世界，体现出博物学对自然万物进行广泛收集与系统认知的特点。第二，实证导向强化与博物学研究方法趋同。通过“图文互证”确立药物鉴定的形态学标准，这与博物学强调实证观察的研究方法一致，改变了传统本草学偏重文献考据和药效经验总结的研究模式，使研究方法更接近博物学的实证路径，从而推动本草学在研究方法上向博物学演进。第三，生态维度拓展与博物学生态认知深化。记录药物产地分布、物候特征及跨境流通信息，构建起时空关联的药物生态数据库，体现了对药物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是博物学中生态认知的重要内容。以草部中品之下卷第七的补骨脂为例，其产地分布记载为“生广南诸州及波斯国，今岭外山坂间多有之，不及蕃舶者佳”，药图下标注产地梧州（广西苍梧）补骨脂；物候特征为“茎高三、四尺，叶似薄荷，花微紫色，实如麻子圆扁而黑。九月采，或云胡韭子也”；跨境流通信息显示“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传此方并药……此物本自外蕃随海舶而来，非中华所有”^［13］。这种“跨区域协作-多维度分类”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革新了传统本草学偏重文献和药效的研究范式，更通过系统性自然观察与分类逻辑的深化，实质推动了传统本草学在认知维度上向古代博物学迈进。《本草图经》对传统本草学分类体系的这三重突破，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到认知维度，都融入了博物学的理念和方法，实现了从本草学向博物学的演进。

2.2 跨学科文献征引和知识整合

《本草图经》的编纂开创了跨学科知识整合的典范模式，堪称传统本草学迈向古代博物学的关键实践路径。苏颂在序言中明确构建了“文献聚类-系统编目”的编纂方法论^［13］，并非传统本草学单纯文献辑录的延续，而是有着向博物学知识整合模式转变的深刻意图^［17］。通过辑录整合本草典籍、医学经典、地方志书、经史子集等12大类共251种多源文献^［18］，按自然属性与功能特征对药物进行类聚群分，形成层级清晰的知识体系，这种广征博引打破了传统本草学局限于医药领域文献引用的边界，构建起横跨医药、文史、地理的立体知识网络，展现出博物学对多领域知识兼容并蓄的特质。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知识整合并非简单堆砌，而是通过文献溯源与实证校验的双轨制，实现了研究范式的革新。既深入考辨《神农本草经》至《新修本草》等历代本草源流，又结合全国150州及境外29国的实地药物普查数据，将文本记载与现实物证进行互证互校。这种对实地考察和实证数据的重视，超越了传统本草学偏重文献考据和经验总结的研究模式，与博物学强调实证观察、广泛收集自然信息的研究方法高度契合。

在知识整合层面，苏颂将药物说明进一步细化，从名物训诂、地理分布到生态特征、形态鉴定，再至临床应用与资源管理，系统融合名物学、地理学、植物学、药剂学等学科知识。这种“以药为纲，多维解析”的书写范式，使《本草图经》不再局限于传统药典侧重功效主治的单一功能，而是将对药物的认知从单纯的药用价值，拓展到其自然属性、生态环境、文化背景等多个维度，实现了传统本草学从以药物应用为核心，向古代博物学对自然万物进行综合、系统认知的升华，从而成为融合实用药物学与系统性自然认知的古代博物学集成之作^［19］。其编纂实践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学者处理复杂知识的卓越能力，更揭示了前现代科学中学科交叉融合推动知识体系从本草学向博物学演进的内在动力。

2.3 名实考辨与分类逻辑

苏颂在《本草图经》编纂中系统构建了“名实考辨”的博物学认知范式。针对中医药领域长期存在的“同名异物”“同物异名”乱象，其在序言中深刻指出：“五方物产，风气异宜，名类既多，赝伪难别”^［13］。这一论述揭示了3个认知维度：① 地理文化差异，因地域生态差异与方言流变，导致药物名称产生区域性异化；② 历史层累效应，历代本草文献转引中的讹传与民间俗称的渗透，造成名实错位；③ 商业利益驱动，药材流通中的伪品掺杂，加剧名称与实物的脱节。苏颂通过“名-物-效”三重验证机制（训诂溯源、形态实证、功效验证）破解此困局。这种“辨名实”实践，本质上是以知识考古学方法重构自然认知体系，其价值超越单纯文献考证，为基于自然属性的药物分类提供了逻辑支点（即名实相符是分类有效性的根基），又通过厘清名物关系保障临床用药安全，彰显了古代博物学“格物致用”的双重特质，正如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林奈所言“命名即认知”。苏颂的考辨工作早于西方700余年便揭示了命名系统的精确性，是实证科学发展的先决条件。

苏颂在《本草图经》中构建了系统的名实考辨体系，其核心是以《尔雅》为纲溯源药物名称。全书引用《尔雅》原文及郭璞注释163次，涉及160余种药物^［13］，重点解决三大问题：其一，名实对应，通过训诂学厘清古今异称（如菥蓂子考释引《尔雅》“大荠”说）；其二，异名辨析，结合文献学与民俗学分析同物异名（如骨碎补原名“胡孙姜”）；其三，形态证伪，以实物特征校正《神农本草经》存疑记载（如通过观察鉴别实地采集得到的实物标本质疑文献记载“禹余粮”属性）^［20］。在方法论层面，苏颂开创了多维命名逻辑，包括形态命名（鸡头实，形似鸡首）、感官命名（细辛，根细味辛；假苏香，气类紫苏）、功能命名（不灰木，耐火；络石，攀石生长）以及文化命名（预知子，传说驱毒预警）。这种考辨实践突破了传统本草学范畴：既通过考订补骨脂等外来药物扩展了博物学研究边界，又以实证精神修正经典讹误，体现了中国古代“名实互证”的博物学认知范式。

《本草图经》的分类体系体现了自然哲学与医学实践的双重智慧，其建构逻辑包含3个层级：① 自然属性主轴。沿袭《本草经集注》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等八部，但细化出果、菜、米等亚类，形成植物分类学的早期框架。② 形态观察范式。对植物器官采用“根-茎-叶-花-果”的系统描述序列，如桔梗条目详述：“根如小指大，黄白色；春生苗，茎高尺余；叶似杏叶而长椭，四叶相对；夏开紫碧色花，秋结子”，建立了标准化形态学记录模板。③ 功效价值分层。在自然分类基础上保留《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如草部按毒性强弱与疗效稳定性细分等级，实现自然认知与临床应用的辩证统一。这种分类学的突破性在于观察维度，如将《尔雅》名物训诂传统转化为可操作的形态描述系统，较林奈形态分类法早700年触及植物器官分析法；还有认知整合（通过“自然属性优先，功效属性补充”的双轨制，调和了博物学求真与医学致用的内在张力）以及知识生产（基于全国药物普查的150州实地采集实证数据），使分类体系突破了文献考据和单纯药效分级的局限，具备了显著的生态地理学和形态学内涵，极大强化了其古代博物学性质。

在《本草图经》草部文献整理过程中，笔者发现《本草图经》草部植物形态描述体系以生活化类比构建认知框架，体现了宋代博物学的独特思维。通过量化分析可见：苏颂高频使用“蒿”“豆”“葵”等日常物象，见图1，跨部类参照菜部、米部植物特征，形成经验符号系统。其以“鸡足”喻卷柏蜷曲形态，以“翅羽”状述射干叶形，将抽象特征转化为具象认知；同时以“葵”为基准坐标系，通过比较鉴别细化形态差异。这种取象比类与比较鉴别的双重机制，既承袭了“格物致知”的实践智慧，更开创了早于林奈形态分类法700年的系统描述范式，为现代中药图像识别提供了传统认知模型的历史参照。

《本草图经》的植物形态描述体系以两大方法论创新性地构建认知框架：其一，采用人体器官（如手指）作为标准化量具（如天门冬“大如手指”），在量化观察中暗含宋代“以形正名”的科学思维；其二，通过同科属植物的并举比较，如泽兰与薄荷的叶对生特征、藁本与白芷的形态辨析，揭示植物类群的共性规律与种间差异。见图2和图3。这种“以形索名、以类相从”的认知模式，既通过系统化观察为中药基原考订奠定实证基础，又暗合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形态分析原理。本草学与博物学在此的深度融合，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科学“实用导向、综合认知”的特质，更以“名实考辨”为纽带，构建起古代知识体系理解自然秩序的逻辑链条，至今为中药资源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

2.4 图像实证与科学绘图

《本草图经》通过“凭照证画”的科学绘图方法，开创了本草图像实证化的先河，构建了“以图证形”的视觉认知体系。全书933幅药图依据各地进献的实物标本绘制而成，由州县医官与画师协作完成，虽因地域性技法差异导致图像精度不一^［21-22］，却恰恰印证其“以实证为本”的编纂原则。这些图像凸显三大科学价值：① 形态学观察的精密性；② 地理分布的系统性记录；③ 知识传播的可视化创新。其图像体系不仅为药物真伪鉴别提供视觉标准，更具有“写实性”与“实证性”双重特质^［23-24］，标志着中国古代博物学从经验描述向实证化研究的范式突破。

2.4.1 形态学观察的精密性

图谱对植物形态的刻画达到科属级鉴别水平，如防风、前胡、当归的伞形花序与术、小蓟根、红蓝花的头状花序，均准确捕捉到菊科、伞形科植物的典型特征，见图4和图5。这种对花序类型的精准描绘，与现代植物分类学中的关键鉴别特征高度契合，部分图像甚至可作为种级鉴定依据。《本草图经》在植物图像表达将地下器官（如根、根茎等）纳入图示范畴^［25］。这种对隐蔽部位的着重呈现，源于地下组织作为重要药用部位的实用需求。作为官修药典，《本草图经》系统揭示植物全貌，既满足了药物辨识的准确性要求，又为药材质量控制提供了形态学依据，充分体现了宋代本草学“以用为本”的编撰理念。

2.4.2 地理分布的系统性记录

《本草图经》图文源自宋代全国各州县的地方性知识采集，其编撰过程体现了对地域特色本草的系统整合。其药图标注了全国150个州的产地信息，构建了北宋时期药物资源的地理分布网络。宋代本草书籍由于印刷技术的介入而大量传播，本草的地域性差异通过图像直观地呈现出来^［26］。据苏颂序言所述，编纂核心目标在于补全前代药谱的缺漏，通过“图地产之所宜”的方式，以图像直观呈现各地特色药物的形态差异，从而实现“物色万殊，指掌斯见”——即借助图文对照快速辨识药物。具体操作上，朝廷敕令要求各产药地区派遣专业人员实地考察，详细记录药用动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形态特征，并绘制精细图像；同时附加文字说明，涵盖开花结果周期、采收时节及药用功效等实用信息。这种“实地考察+图文互证”的编撰方法，既保留了药物产地的地方性知识，又强化了本草形态鉴定的科学性，为后世构建全国性药物图谱提供了范本，亦反映出宋代中央政府对地方医药资源的系统化整合特点。当各地上呈的图文汇总后出现冲突的时候，编撰者为了让读者自行甄别，将不同产地的图像都呈现保留，并在文本中加以说明。这种“一药多图”的编纂方式，既反映了宋代药物多基原的实际状况，又为研究历史时期药材道地性演变提供了珍贵样本。

2.4.3 知识传播的可视化创新

《本草图经》通过图谱的视觉认知革命，开创了古代知识传播的可视化范式^［27］。其933幅药图构建起“名-形-地”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以精密的形态图破解文字描述的模糊性，以地理标识符锚定药物生态空间，以标准比例建立跨时空度量基准。这种“图文互证”模式具有双重知识传播效能：既为医者提供“按图索药”的临床操作指南，又通过视觉符号实现“观图识物”的博物学知识普及。其图像系统不仅是宋代药学实证化转型的物证，更在科学史上率先践行了知识传播的标准化理念。通过统一绘图规范，使分散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可验证、可复制的科学数据。这种可视化创新，对当代中药资源数据库建设、传统知识数字化保护仍具方法论启示，彰显了中国古代科学实践中超越时代的系统性思维。

3 《本草图经》博物学思想的形成基础

3.1 宋代科技与文化的双重推力

北宋知识生产体系在技术革新与文化转型中实现突破性发展。雕版印刷术的规模化应用^［28］，使得《本草图经》这类图文并茂的典籍得以批量刊行，推动药学知识突破精英垄断向市井阶层扩散。文化层面，儒释道融合催生的理学思潮^［29］，特别是程颐“格物穷理”的认知范式，为苏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哲学支撑，药物质性研究成为“穷究天理”的具体实践。海外贸易网络的扩展（广州、泉州市舶司设立），使得补骨脂、沉香等域外药物进入认知范畴，这种跨文化知识流动直接刺激了本草学向博物学的范式拓展。

3.2 苏颂的博学与跨学科方法论

苏颂作为11世纪东亚罕见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宋史》称其“经史百家、天文历算、本草图纬，无所不精”^［30］，这种知识结构使其具备三大编纂优势：① 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将星象观测的实证精神、文献校雠的考据方法融入药物研究；② 科学协作机制构建，首创“中央-地方”协作模式，组织医官、药农、商贾组成药物普查网络；③ 双重验证方法论，既考辨典籍源流，又通过“尝药辨性”建立经验知识筛选机制。这种“上穷经典，下验民方”的编纂策略，本质上是以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重构传统本草学，其知识生产模式暗合现代科学社会学的“实验室-田野”协作框架。苏颂通过构建跨阶层、跨地域、跨学科的知识生产网络，使《本草图经》既承载着宋代科技文明的巅峰成就，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博物学从经验积累向系统研究的范式转型。

4 后世对《本草图经》博物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4.1 本草学体系的延续

宋代《证类本草》由唐慎微编纂，是我国现存最早且内容体系完整的本草学典籍。该书完整保存了北宋以前的本草学精华，其详尽的药物形态描述和药图收录规模为历代之最，为后世药物品种考证研究提供了关键原始资料。《证类本草》取《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合为一书，予以扩充调整编成，其中大部分药图及“图经曰”引文均源自苏颂《本草图经》，唐慎微通过系统辑录整合，使《本草图经》的图文资料得以完整存续。

明代李时珍继承宋代《证类本草》的体例，并进一步拓展分类系统与实证观察，将图文结合的《本草图经》传统发展为更系统的博物学体系。虽然李时珍的原创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本草纲目》仍隶属于明代本草文献谱系，这些文献本质上是对主流宋朝本草文本的修订和扩展^［31］。《本草纲目》收载苏颂《本草图经》中的药物74种^［32］，并继承其图文并重、名实考辨的方法，在“释名”项下考辨方言异称、民俗应用，开创物质文化研究的先河。在《本草纲目》的影响下，从明末至清代研究本草的风气继续盛行，《本草图经》新增的一百多种药物均为后世本草著作所收录，成为后世主流本草的部分内容及典范^［19］。其以自然属性为基础，图文互证为特色的分类方法，代表了中国古代本草学的高峰，对后世本草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其影响并不局限中国，《本草纲目》的东传与普及对日本本草学和博物学的发展亦产生示范效应^［33］。这种示范效应本质上揭示了前近代东亚科学共同体的互动模式：中国经典著作作为基础性文本，通过本地化阐释，不断催生新的学术增长点，最终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知识体系。日本本草学向博物学的演进，正是中国学术范式与本土实践需求结合的产物。

4.2 现代博物学的启示

作为传统本草学走向古代博物学的里程碑，《本草图经》对现代博物学研究仍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价值。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博物学在学科定位、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上已与中国古代博物学有显著不同，但《本草图经》所体现的某些研究理念和方法仍具借鉴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要重视实地考察、强调实证研究，同时可以借鉴图文并茂的记录方式，利用摄影、绘图等多种手段，为研究成果的呈现和传播提供更丰富、更直观的资料。在研究范围方面，可以拓宽研究范畴，传统本草学以经典文献为线索，系统梳理发展脉络，将植物学、药理学、博物学知识相融合，为现代博物学在知识整合方面提供借鉴，可拓展现代博物学知识整合范畴^［34］。现代博物学不应局限于单一学科领域，而应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自然生物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现代博物学研究中，保护和研究生物多样性仍是重要课题，提醒人们要认识到每一个物种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以及他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最后，应特别注重知识传承与科普，本草学在订疑纠谬、知识积累、版本流变过程中贯穿科学认知方法和态度，对于古籍中错误认知，能分析谬误流传缘由。现代博物学可学习这种严谨科学的研究方式，以科学态度对待知识，辩证传承。《本草图经》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还具有科普性质，旨在让更多人了解药物知识。本草学作为普及读物，致力于分清良莠、去伪存真，将古人积累知识延续传递，发掘传统文化精华，做到古为今用。现代博物学也应重视知识传承，延续前人知识并服务当下。还需守正创新，将专业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大众，提高公众对自然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5 总　结

《本草图经》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里程碑，通过系统性的知识整合与方法论创新，实现了传统本草学向古代博物学的范式转型。其贡献体现在：首创“地方实证采集-中央系统整合”双轨制，结合文献考据与实地考察，构建了“名-形-地”三位一体的知识体系；融合自然属性与功效价值的双轨分类逻辑，早于林奈700年触及植物器官分析法，为生物分类学奠定雏形；933幅药图通过“凭照证画”确立形态学标准，构建早期生物地理学数据库，开创科学绘图的可视化传播范式；融合名物学、地理学、物候学等多学科知识，突破传统本草学边界，展现前现代科学的综合思维。其古代博物学思想形成得益于宋代科技文化的双重推力（印刷术普及、理学思潮、海外贸易）及苏颂个人的跨学科视野。该著作不仅推动了东亚本草学体系的发展，更通过“格物致知”的实践智慧，为当代跨学科研究、中药资源保护及传统知识数字化提供了历史镜鉴，其“以用为本”的古代博物学传统揭示了古代科学如何通过实用导向实现对自然的系统性认知。《本草图经》推动了传统本草学向古代博物学演进，其思想可为跨学科研究范式构建以及传统知识的保护与现代转化提供方法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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