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别化的友谊
纵观中国历史，关于朋友与友谊的话语源远流长，影响深久。它来源多样，从古代儒家、道家典籍，到明清时期学者、文人的各类文体创作，无论虚构或非虚构，数量皆十分丰富
11 Anna Shields， One Who Knows M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美］田安（Anna Shields）著，卞东波等译：《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关于帝国晚期的友谊，参见Susan Mann， “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no.5 （2000）； Martin Huang ed.， 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7； Martin Huang， “Male-Male Sexual Bonding and Male Friend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2， no.2 （2013）；［意］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著，王晴锋译：《风流浪子的男友：晚明到清末的同性恋与男性气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
。在《论语》开篇，孔子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达了他对有志同道合者为伴的愉悦之情。他也罗列了有益或有损于自我修养的“三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22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10、1480—1483页。
孟子将“朋友”视为“五伦”之一，列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后。孟子认为友谊包含互相信任或信心，即“朋友有信”
33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13—417页。
，意味着信任或诚信是友谊必不可少的特质。许慎《说文解字》将“友”定义为志同道合者，与《易经》十三卦“同人”彼此呼应
44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9—30页。
。如前所述，在“五伦”中，除却君臣，朋友是唯一非亲属且不分等级的人伦关系。
在丰富多样的友谊词汇中，我将着重探讨那些描述彼此深刻理解、忠诚且互相承诺的传奇好友（legendary friends）之间友谊的术语，诸如“知音”“知我者”“知己”以及“金兰之契”
55 “知音” 关乎伯牙与钟子期，见《吕氏春秋》与《列子》；“知我者”关乎管仲与鲍叔牙，见《史记·管晏列传》。“金兰之契”见“竹林七贤”山涛、嵇康与阮籍初次见面，详参《世说新语》及田安《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第34—37页）。
。由于互惠性、共同性乃是这种关系的必要特质，当曾经共享的价值、目标与理念发生变化——无论道德、政治或审美层面——最终至于不可调和时，一段深厚的友谊也可能中止。在此我要强调的是，这些关于友谊的定义、话语形式、模式与实践在历史上都被赋予了男性性别，而无需被称为“男性友谊”。由于友谊在家庭之外形成，它在空间上与男性在公共领域的追求息息相关。
近二三十年来，对于帝制中国中晚期（约7—19世纪）男性友谊的复杂历史、多种多样的表达、社会与政治维度、题写与展演引起了北美学界的广泛关注，涌现了许多重要著作。2013年，黄卫总（Martin Huang）探究了男性友谊与男同性恋关系之间的关联与差异，进一步深化了该主题的研究
66 Martin Huang， “Male-Male Sexual Bonding”.
。然而，对于20世纪前中国文化中的友谊，历史话语与当代学术皆未论及之处，乃是从友谊的分类与话语上默认的对于妇女的概念性排斥。这导致学界对于女性之间友谊（抑或在婚姻关系外女性与男性的友谊）缺乏思考。在田安深入细致的新著《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中，当她从公共性与私人性两方面对男性友谊的特质作根本性的评述时，以插入语附带了先唐时期女性友谊文献缺失的观点：
当友谊被再现为男性之间基于共同志趣，而非血缘或等级的情感关系时（女性友谊在中古文献中十分罕见）：一面而言，友谊位于“出离”家庭的外部世界，故而可为他人观察、评赏；而另一面，它又经常被描绘为一种私人关系，在此关系之中，个体之间以文字为媒介，亲密地交流学识与情感，之后这些文本又可以与他人分享。77 Anna Shields， One Who Knows Me， p.53. 此处译者自译。
的确，这段对男性友谊的界定，恰恰反衬出女性友谊在话语方式上的双重不可能性。首先，就定义而言，友谊乃在家庭与亲属关系之外形成，因此不能应用于或关涉女性之间的关系。根据预设的儒家性别规范，女性的日常生活与活动主要在内闱或家居空间，即在更广的亲属范围内进行。除却特定的社会与宗教身分，譬如妓女或尼姑，女性的社会身份必然在家庭与亲属关系的框架内被定义
88 《礼记·内则》，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24—773页。
。女性最重要的角色，乃是同时作为“五伦”与“三纲”之一的妻子。女性的其他角色，诸如母亲、女儿、儿媳，乃至更次要的角色，如姊妹、姻姊妹、堂/表姊妹、侄女/外甥女、姑/姨/婶/舅母、外/孙女等，皆为家庭与宗族关系中的一部分。由于在规范社会实践中女性的活动空间为内闱，因此相较于同等层级的男性亲属，妇女在家庭外遇见其他女性并发展友谊的机会十分有限，尤其对于上层妇女而言。关于妇女之间，尤其是禁止与家外妇女闲言碎语的教导，暗示着女性言辞及与其他女性的言辞来往极不合宜。
进一步来看，自班昭（约45—117）《女诫》以来的女教文献所强调的妇女之间关系乃是家庭内部关系，特别是妇女婚后家庭中的关系，即其与丈夫父系家族中的女性亲属、从婆婆向下延伸的姻亲女眷的关系
99 Ann Pang-White trans. and ed.，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for Women （女四书），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家训往往明确反对妇女与家族外部非亲属女性来往。换句话说，女性在亲属关系之外的同性社交（female homosociality）受到怀疑与非难，譬如18世纪石成金《传家宝全集》中一处极其显著的例子：“要知妇女若与二三女伴私聚，以及同居同宿，就有坏事做出来。”
1010 石成金：《绘图足本传家宝全集》，美国密歇根大学藏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第4.16a页。
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三姑六婆”乃是一个贬辞，意指说长道短、品格低劣的下层妇女。这些女人常制造麻烦、败坏家风甚至影响家庭和谐，因此必须禁止她们与深居内闱之闺秀联系
1111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第1卷，明天许斋刻本，第1a—46a页。
。对女性友谊实践的限制及相关话语的缺席，乃是因空间与社交两面限制女性生活而产生的自然结果。
其次，田安与黄卫总的研究皆已表明，受过教育的人中男性友谊的形成与维持依靠写作与文学实践；既然如此，在整个中国历史早期至中期男性主导的文本传统中，女性无论作为个体或群体都是被边缘化的参与者，她们又如何能够建立友谊？具有文学才能或以之闻名的妇女实为孤立的个别案例。雷迈伦（Maureen Robertson）曾谈及著名的“五位荣誉士人”（five honorary men）——刘大杰（1904—1977）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提及的女作家——没有一位生活于宋代之后
1212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8、221—224、271、342、624—628页。Maureen Robertson， “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 no. 1 （1992）， p.64. 译者按：五位女作家依次为班昭、蔡琰、左芬、鲍令晖、李清照。
。这些不利的社会与历史环境，无益于少数文学女性基于彼此的文字能力与作品建立联系。简而言之，早期的大多数女性都缺乏以文字为媒介的交流方式，而在历史上这对于男性之间建立友谊至关重要，正如田安对唐代某些最多产的诗人、作家之间友谊的研究所显示，即从韩愈（768—824）与孟郊（751—814）到白居易（772—846）与元稹（779—831）。在他们大量现存诗歌或散文的文学交流与互动中，可以看到这些兼具学者、官员身份的诗人之间令人难忘的友谊
1313 田安（Anna Shields）著，卞东波等译：《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第三、四、五章。
。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女性文学文化更为发达的明清时期，极少数情况下女性以说教的方式写作“友谊”这一主题时，她们也往往毫无疑义地将友谊认定为男性之间的关系。年轻的女作家马延淑（1887—1906）在其阐明五伦的文章中，使用了五个历史上男性友谊的例子来说明孟子“朋友有信”的观点
1414 马延淑：《明伦》，《马孝女遗集》，宣统二年（1910）庚戌刊本，第3.19b—20b页。除非特殊说明，本文所征引的女性别集都可在“明清妇女著作”（Ming Qing Women’s Writings）数据库中查阅：htps：// mhdb. mh. sinica. edu. tw/mingqing/mqww。
。冒俊（1828—1884）为女性编者与诗人，在写给家族男性后裔的《家训十二章》其二中，她以“友”为主题，提供了另一个合宜的阐释。由于她将“友”视为兄弟关系中令人向往的品质，故而暗含了“亲如手足，团结一致”的内涵，他们必须像朋友一样宽容体贴、值得信任，并互相积极回应
1515 正如黄卫总所指出，当“友”指向广义的“同宗族的男性亲属”时，这一义项可追溯至西周时期。Martin Huang， Male Friendship， p.4， p.12.
：
手足有短长，持步无殊轨。
伯仲有智愚，庭帷无歧视。
念兹协埙
，高堂添色喜。
毋暨御务时，良朋慨罔恃。1616 冒俊：《福禄鸳鸯阁遗稿》，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3a页。
冒俊以母亲的口吻，强调了父母与儿子、兄弟彼此间的关系。《家训十二章》其余诗题以“孝”德为首、“俭”德为尾，因此“友”用于表示兄弟间的互爱与支持。冒俊在第四句中提及了父母之爱的公正不倚，并倡导手足之间和睦、团结与互助。在这一过程中，她估量兄弟情谊的价值高于友谊，或者更宽泛地说，她将家庭关系置于其他社会关系之先。最后一联论及兄弟关系，从语言与意旨上皆直承《诗经·小雅·常棣》，尤其是第四段：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1717 程俊英、蒋见元注：《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47—453页。
因此，冒俊对于“友”的论述显得自相矛盾。她谈到了朋友这一主题及朋友之间应该存在的互信，然而她这么做，只是为了揭示相较于兄弟情谊，友谊终究不可靠。冒俊将界定友谊的承诺挪用至描述兄弟间互相奉献的理想，显示了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运作。
二、刻写女性友谊：词汇与理想
自从16世纪初起，随着女性文本文化日益受到关注，妇女著作篇目和数量也在不断扩增，这为女性的友谊经验提供了重要证据，倘若尚不能称之为话语的话。事实上，女性读写能力、文学生产以及诗歌的情感与社会维度都留下了印记，使我们能够探索一系列关于女性同性社交与情感连结的问题。基于女性著作重刊和数字资源的可得性，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当友谊话语的预设性别为男性的时候，我们如何辨识女性之间的友谊？女性通过什么方式或渠道成为朋友？她们期许女性朋友拥有哪些品质？她们如何清晰地表述友谊经验？女性是否发展出她们自己的女性友谊词汇与修辞？哪些友谊典范为她们所挪用、创造并形诸文字？我们能否发现女性间友谊形成的趋势与模式？
鉴于儒家规范性别体制中的社会与空间安排，同一家庭与亲属网络中的妇女自然而然地发展出类似友谊的亲密关系。时空邻近、互相来往促进了社交与分享：亲姊妹、姻姊妹、堂/表姊妹、侄/外甥女、姑婶之间，甚至在主妇与妾之间——简言之，在众多女性亲属之间。如果从本质上来讲，友谊是在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物理和情感空间之外形成的一种关系，那么将产生一个基本问题：为了交友，妇女如何在家庭体系外结识其他女性，她们又如何互相称呼？
简而言之，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写作能力。即使是最基本的读写能力，也能构成可识别、可检索的女性友谊的核心。写作是友谊的动因；它赋权给女性，使她们借助以诗歌与书信
1818 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书信存世数量不多，写给女性朋友者就更少。个别女性诗集中附录了家书，如甘立媃（1743—1819）《咏雪楼稿》；上海申报馆1878年出版了闺秀丁善仪（1799年生）书信集《双桂轩尺牍》47封，其中有近20封写给女性朋友的信，通常是与她丈夫共事的官员的妻子。参Danni Cai， “Epistolary Gentility of Literary Women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rises， Health， and Friendship in Ding Shanyi’s Lett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42， no. 3 （2022）， pp.523-546。
为主的文本方式与其他女性沟通，交流与同情、彼此联结，并分享经验与情感。正因如此，自1990年代起的开创性研究已发掘、探究了基于女性文本与文学实践的家族外、跨地域女性社团与社交网络。对女性诗社、群体编纂项目、男性文人女弟子诸方面的研究逐渐呈现了一幅女性同性社交的生动画卷
1919 关于17世纪女性书信的社交网络，参Ellen Widmer， “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0， no. 2 （1989）； 关于女性社群，参［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五、六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关于男性导师与女弟子，见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关于女性诗歌与诗歌批评而形成的社群，参Fong， Herself an Author：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Chap. 4。 ［加］方秀洁著，周睿、陈昉昊译：《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第四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
。本研究初步考察了在清代女性自己的作品里，尤其是诗歌中，女性友谊的词汇、修辞、话语、社会和情感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更广阔的历史趋势得出一些结论。
由于诗歌交流是明清时期的一种常见的社交和沟通模式，女性诗文中产生了对非亲属女性的称谓。从社交场合的诗歌中可明显看出，女性经常在写给朋友的诗歌中仅称呼她们的字或号，而非使用一个表示女性朋友的特定称呼。她们也会用如“夫人”等礼貌的称呼方式来保持礼节，或在与更亲密的朋友交谈时使用“姊”“妹”等称呼，并注意彼此之间的年龄差异。在王倩（约1796—1820）《与珊英仙英姊妹夜话作》一诗中，她描绘了与两位恰为亲姊妹的朋友所共享的亲密场景：
炉冷香犹袅，诗成墨未干。
酒怀宽夜饮，花事勒春寒。
喜报灯双蕊，愁销药一丸。
今宵眠较晚，月影过阑干。2020 王倩：《问花楼诗钞》，清嘉庆时期（1796—1820）刻本，第7.9b页。
王倩记录了她与两位朋友所享受的声气相投的情谊：她们清谈不倦，诗酒相酬直至深夜。王倩乃袁枚（1716—1798）女弟子之一，这些女弟子组成了一个十分活跃、超越了家庭关系的文学群体
21。王倩是一位高产的诗人，她与同学女弟子间的社交来往，反映在她诗歌别集中大量写给她们、以表字相称的诗作中
2222 《问花楼诗钞》近400首作品，袁枚辑《随园女弟子诗选》（1796）收42首，清嘉道间本，第5.1a—10b页。
。
另外一例是晚清女诗人许桐（卒于1918）的诗作《寄费夫人十首并序》，许桐写给这位女性朋友所用的敬称，掩饰了组诗中渴求友谊的强烈情感基调。诗人在序中透露两人已分别近一年。时值深秋，她寄出绝句十首以安慰朋友，详述自身对二人友情的渴望和回忆。组诗的开篇，说话者哀叹新来书信之稀少。她借助秋风将诗作寄与“所思”——她的朋友，以安慰她：
落叶萧萧肠断时，鲤鱼信杳雁来迟。
数行借得秋风便，寄与兰闺慰所思。2323 许桐：《碧梧轩诗草》，1927年铅印本，第6a—6b，6b页。
在第二首诗中，诗人的渴望变得强烈，通过传说中织女的口吻——她与牛郎被迫分离——来表达她对于朋友的爱。她等候她的爱人/朋友，因思念而日夜流泪：
分明一别隔银河，两地情怀托逝波。
秋水蒹葭霜露重，思君旦夕泪珠多。2424 曹寅编：《全唐诗》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01页。
许桐还采用了其他与渴望、等候相关的常见女性意象，譬如其四“为忆香闺人苦别，相思泪滴薄罗衣”，其七“碧罗衫薄不胜秋”。此后，在第八首诗中，她想象在远方的朋友“夜凉坐久侵罗袜”。这明显化用了李白（701—762）名作《玉阶怨》中的语典：女主角伫立等候她的恋人直至夜深，以致露水浸湿了罗袜
2525 许桐诗作显示了挪用唐代爱情诗中名句的倾向，如《寄义姊王氏》“别时容易见时难”化用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一句。《碧梧轩诗草》，第13b页。
。这幅图画表达了她对友情执着的渴望。
有意味的是，许桐提及她与费夫人的友谊时，更多采用了指涉男性的活动与比喻。她在多首诗中回忆她们的旅行或结伴远足，如“记否昔年游赏处”等句。她也使用了“连床”这一广为人知的表述，暗含了兄弟或亲密（男性）友人重逢并彻夜长谈的喜悦：“何日西窗灯火夜，连床重与细论文。”（其六）在许桐的组诗中，这种带有男性气概或女性气质内涵的欲望的比喻尤为明显，它们是否仅仅是文体上的偏好，还是同性欲望的象征，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
2626 Martin Huang， “Male-Male Sexual Bonding”， p. 318.
。无论如何，渴望朋友是一个共同主题。旅行与探讨文学这类传统的男性活动，展示了明清时期女性朋友所分享的更广泛的乐趣，许多女性诗歌记录了她们与朋友的文学消遣和游览。许桐写给友人的诗歌及下文探讨的其他作品，说明了黄卫总在研究小说中男性之间性关系时所观察到“传统中国文化话语中友谊与性关系的共同词汇，以及两者之间模糊的修辞界限”
2727 2019年7月24日在数据库“诗题词题”中搜索“姊妹”或“诸姊妹”，共得125条记录。此后增入数据库者，不纳入本文分析。
。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展示了在明清时期女性构建友谊之专属语言以及铭刻仅具部分独特性的女性友谊话语与情感领域的复杂性。
（一）“姊妹/诸姊妹”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识别女性对朋友所使用的称谓时，诗题中经常出现“姊妹/诸姊妹” 。尽管这些称谓通常指向亲姊妹或堂/表姊妹，它们也常用于表示女性朋友。在非亲属社会关系中，这类用法暗示了共享某种群体身份的女性朋友，如诗社成员、结盟姊妹、师承同一位男性文人的女弟子等。以下即是女性诗社成员或这一群体使用“姊妹”，尤其是以复数形式的“诸姊妹”互相称呼的几个例子。前两个诗题皆为清溪吟社的女性成员所写，她们都受教于任兆麟（卒于1796）与张允滋（18世纪）夫妇门下，第三首诗题则未具体指明诗社的名字：
沈
（18世纪），《小斋夜坐怀吟榭诸姊妹》2828 沈：《翡翠楼集》，任兆麟、张允滋选辑：《吴中女士诗钞》，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第8a—b页。
江珠（1764—1804），《满园花·读清溪夫人诗稿题此戏柬并寄同学诸姊妹》2929 江珠：《青藜阁集》，任兆麟、张允滋选辑：《吴中女士诗钞》，第16a页。
陈菊贞（1873—1895），《与吟社中诸姊妹同游石湖》3030 陈菊贞：《晚香馆遗稿》，1912—1949年间抄本，第20a—b页。
（二）“友人”
在“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中检索包含“友”字的诗文标题，共有300余条记录。这些结果展示了女诗人称呼女性朋友时所使用的几个复合词。表面看来，“友人”一词（44条记录）为同时适用于男性与女性朋友的中性词。然而结果是，许多以“友人”为题的诗作为唐代至明代歌妓所写，并且一般“友人”指的是不具名的男性“朋友”，如主顾或顾客。正如唐名妓鱼玄机（约844—871）所写《暮春有感寄友人》
3131 唐李冶（卒于784年）、鱼玄机（约844—868）、薛涛（770—832）、常浩以及明马守真（1548—1604）、王微（约1600—约1647）等人诗作收录于晚明女性诗选集，如钟惺（1574—1624）《名媛诗归》（约1621—1644）、赵世杰（17世纪）编《古今女史》（约1628—1644）等。
：
莺语惊残梦，轻妆改泪容。
竹阴初月薄，江静晚烟浓。
湿嘴衔泥燕，香须采蕊蜂。
独怜无限思，吟罢亚枝松。3232 鱼玄机：《暮春有感寄友人》，郑文昂编：《名媛汇诗》，张正岳明泰昌元年（1620）刻本，第13.10b—11a页。
这首歌妓写给男性“友人”的诗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将士绅阶层女性之间的友谊诗歌置于语境中，借此可以考察本研究中的女性的友谊诗歌在选择、改编和修订过程中，如何与既往的表达情感关系的诗歌篇目进行性别协商。鱼玄机的诗作采用了明显的象征手法，描绘了一个单恋的女子在浪漫的季节——转瞬即逝的春天里——思念她的情人。首句中的莺啼惊醒了睡梦中的主人公，使她在夜幕降临时重新体会到强烈的孤独感。在她所再现的景致中，大自然中的两个意象被情色化了：燕子衔泥以筑（爱）巢时，它们的嘴是湿润的；与此同时，更为明显的是，蜜蜂用它的长须从花蕊中采蜜。诗歌意象所体现的欲望以及女主角的渴望，乃是通过自我指涉式的“吟诵”她的情思，最终传递给接收者，也即诗题中的“友人”。
在晚清时期，士绅阶层妇女诗作标题中的“友人”一词，一般指向这位妇女的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的某位男性朋友，而非她自己的男性或女性朋友。女性在诗词作品中标示或称呼女性朋友时，最常使用的关键词乃是“闺友”“女伴/诸女伴”“同人”及“金兰”。
（三）“闺友”
“闺友”，字面意义是闺中之友、女性朋友。这个独特的、特定性别的术语专用于女性，以指称社会地位相近、志趣相投的女性朋友。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全文中没有出现“闺友”一词，这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该词的性别独特性及其在清代中晚期的发展。所有例子都出现于晚明至清代，诗题中偶尔会将女性朋友的名字与该词一同提及，详参
表1。
从这些例子可以窥见女性朋友之间的社会交际及识字能力对建立、延续友谊的重要意义；女性可以用诗歌、书信（或以诗代简）的方式互相通信，并利用诗歌的重要功能来传达情感、影响行为，一如在杨雨香、洪井桐的诗歌与书信交流中所见。季兰韵《咏情示不情闺友》的例子则表明，随着识字妇女之间女性友谊的增多，也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表达与铭刻方式：
一任心如石，人人解至情。
五伦无不重，万事总难更。
赖此文章妙，因之世界成。
今看未知者，徒自负身生。3333 季兰韵：《楚畹阁集》，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第5.2a页。
在季兰韵写给一位朋友关于“情”的诗作中，她的朋友似乎封闭了自身的情感，背弃了她们的友谊。也有可能是这位朋友在某种情境下表现了自己的不近人情。这首诗试图展示情感在普适性与构成事物上的重要性，以及拒绝或压制情感的愚昧。每一句都是对“情”的赞美——感觉或情感乃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元素（第三、四句），是文学创作背后的灵感源泉（第五句），甚至是世界臻于完善之所赖（第六句）。一个不懂“情”的人，不情之女子，实际上已经辜负了生命本身。
（四）“女伴/诸女伴”
“女伴/诸女伴”通常暗示着一个群体，这个词似乎指更为非正式（且非亲密的），并可能表示程度较浅的相识
34。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列出女性同伴的名字，例如：
许桐（卒于1918），《夏日偕女伴水亭闲坐》35
孙采芙（1825—1881），《留别闺中诸女伴》3636 孙采芙：《丛笔轩遗稿》，清光绪十四年（1888）丁亥世泽楼木活字印本，第1.8b页。
顾贞立（约1637—约1714），《菩萨蛮·病中不寐简故园女伴》3737 顾贞立：《栖香阁词》卷上，徐乃昌编：《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第1.12b页。
（五）“同人”
如前所述，“同人”乃是《易经》第十三卦的卦名，用于指称那些拥有同样信念与价值观的人，如共事者与朋友
3838 《周易正义》，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9—30页。
。在女性所写指向朋友的诗题中，“同人”似乎是最为性别中立与灵活的关键术语，可同时用于女性与男性。女性称呼“朋友”为“同人”主要始于19世纪，揭示了一种较为晚期的词语挪用，亦暗示了性别关系与社会、文化氛围的微妙变化。晚清的诗例特别展现了女性使用“同人”指称她们的女性朋友，如叶璧华（1841—1915）的词作所示：《庆春泽慢·癸巳（1893）孟夏四日进越华书院请业，与同人钟畹媛、陶秀崧、胡双仙、康姚娴、沈筱娟荷亭赏雨，即赋一阕》
3939 叶璧华：《古香阁全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嘉应刻本，第2.36b—37a页。
。叶词说明在刚开设的新式学校中正在变化的女性社会空间。
与“友人”一样，“同人”亦被女性用来指代男性亲属的男性朋友，在某些例子中，甚至指向与女性自身有共事关系的男性朋友。吴藻（约1799—约1862）《摸鱼子》词序显示她曾与一群杭州士人纪念同邑北宋诗人林逋（967—1028）：“同人重建和靖先生祠于孤山，许玉年明府为补梅饲鹤，填词记事，属和原韵”
4040 吴藻：《花帘词》，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896年，第12b—13a页。吴藻著，邓红梅注：《梅花如雪悟香禅：吴藻词注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同样，凌祉媛（1831—1852）为《念奴娇》词所写的长序描绘了女性同性社交在时空维度上的拓展：“季夏偕同人泛舟湖上，时三潭荷花盛开，柳阴小泊，花枝压船，冷香醉人，素影留客，更于远处望之，见绿阴摇动，时露靓妆，带笑含颦，仿佛西子浣纱时也。”
4141 凌祉媛：《翠螺阁诗词稿》“词稿”，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第1b页。
又如袁绶（1795—1867后）诗作《桐江舟次忆仓山同人》
4242 袁绶：《瑶华阁诗草》，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第2.2b页。
与朱玙（19世纪）《怀诸同人》及《外子在都招同人集尺五庄饯春，绘图纪事，归而见示，因题一律》
4343 朱玙：《小莲花室遗稿》，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第1.25a—b，1.19a页。
。
（六）“金兰”
“金兰”意味着深厚的友谊与密切的关系，出自《易经·系辞上》：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4444 《周易正义》，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第79页。
“金兰”一典出现于“竹林七贤”中三位相见的段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4545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749—751页。
它成为对深厚友谊的显著描述，这种友谊是在强烈的亲密感和共同承诺的基础上瞬间形成的。胡缨在《葬秋》一书中重构了一段深入详尽、感人肺腑的友谊，即清代晚期著名革命烈士秋瑾（1875—1907）与她的两位忠实的女性朋友徐自华（1873—1935）及吴芝瑛（1857—1918）之间的“金兰之交”
4646 Hu Ying， Burying Autumn： Poetry， Friendship， and Lo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16.
。在清末民初动荡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背景下，她们的友谊可被视为帝国晚期女性同性社交模式的顶峰。她们三位都精于文艺、以诗歌互相交流，并常以书信、诗歌维持联络。秋瑾被清政府作为革命党人处决后，徐自华和吴芝瑛不计后果地前去收葬她的遗体。清亡后，她们仍旧致力于为秋瑾洗清罪名，并纪念她的英勇事迹。
清代女性使用“金兰”的例子，也突出了她们友谊中新的、不断发展的层面，如上文所提的王倩，她曾在一首诗题中使用“金兰”来记录她与归懋仪（1762—1829）初次见面的重要时刻。归懋仪是一位著名女诗人，既是她的前辈，也是袁枚的弟子：
丁巳（1797）孟夏偕竹士外子就馆上海，得晤归佩珊夫人，一见情深，三生因在，订金兰谱，证文字缘。既怜困病以赠言，试擘短笺以志感。47
下一节中，我们将重温王倩与归懋仪的友谊并探究女性友谊的不同层面。此外，也将探讨张友书（1803—1875）之例，她也将自身与一位女性朋友的友谊铭记为“金兰之盟”。
关于女性友谊的诗歌，反映了明清女性同性社交在社会、物质和话语空间上的显著拓展，而几乎不涉及女性在相对物理层面上的流动性或非流动性。当我们考虑上述词汇中以女性朋友的关键词而确定的诗题时——新的词汇乃为新的身份而创造（这并不包括朋友之间仅以名字相称的诗歌，这类诗歌不胜枚举），我们观察到女性同性社交空间的扩大。这大量记录在朋友聚集、家庭内外、昼或夜、公共场合与活动中，也伴随着诗歌、绘画、刺绣、游戏、品茗与饮酒、奏乐等等文化形式的消费与实践。此外，友谊的关系性或主体间性层面——它将女性联系在一起，使她们成为朋友——也充分地铭刻在诗题中，并伴随着从成熟的男性诗歌实践中挪用的表示社会性的传统词汇。以下列出的术语并非详尽无遗，但指示了女性诗歌标题中经常可见的交流、分享和涉及彼此关系的活动：
寄怀/寄答/代柬（寄所思、寄为答复、寄诗代柬）：交流思想、情感与依恋
赠/谢（向朋友给予或表达感激）
题（为朋友的文学或艺术作品题词以表达欣赏之情，如为其诗集、画作或刺绣题词）
和/次（与朋友诗作倡和）：社会性
访（访问）：与朋友互动
最后，当我们沉思何为明清时期文学女性所向往的朋友特质时，诗人沈宜修（1590—1635）为她心爱的女儿、才女叶小鸾（1616—1632）写就的动人传记提供了一个简要总结。在描述已故女儿诗词实践中的感性及女性特质时，她回顾了小鸾的独特个性，突出了她精神上孤独的自足、善言笑的风度与善良性情：
作诗不喜作艳语，集中或有艳句，是咏物之兴，填词之体……不分寒暑，静坐北窗下，一炉香相对终日。余唤之出中庭方出，否则默默与琴书为伴而已。其爱清幽恬寂有过人者……能饮酒，善言笑……性慈仁宽厚，侍女红于，未曾一加苛责。识鉴明达，不拘今昔间事，言下即了然彻解。
沈宜修为此段收尾时，承认小鸾的智识与洞察力更为出色，她说道：
或有所评论，定出余之上。余曰：汝非我女，我小友也。4848 沈宜修：《季女琼章传》，叶绍袁编：《午梦堂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1—204页。
通过形容女儿的这些话，沈宜修精准地描绘了像她一样受过良好教养的文学女性所钦慕、希望女性朋友所具备的综合素养：诗歌艺术才能、识鉴能力、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对他人的关切以及交际能力（譬如能饮酒这一令人钦佩的能力）。并且，在这些品质后暗含了一种不言而喻的互相理解，即双方都是彼此的“知己”。女性诗歌交流中对彼此知识与才能（而非品德）的分享与钦慕，乃是在一个朋友身上最明确受到欣赏的品质。
沈宜修对女儿个性的传记式回忆可作为理想朋友的一种典范，证明女性友谊与亲情之间的流动性及其文学文化基础。正如高彦颐所展示，沈宜修与她的女儿们、亲近的女性亲属发展出了一个家内社群，包括她的表妹、姻妹张倩倩（1594—1627），她与沈宜修的弟弟沈自征（1591—1641）缔结婚姻，并收养叶小鸾为女。无论她们相聚或分离，这个社群都依靠每个成员的文学才能来进行文字上的分享与交流
4949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第262—308页。
。沈宜修和她的女性亲属在闺阁中所经历的同性情谊、欢喜与哀愁、诗歌与艺术活动以及修身养性的愉悦，也启发、支持了明清时期许多在家庭之外结成的女性友谊，无论在升平之世抑或战争之时。在后文中，我将列举一些明确标记了女性友谊的诗歌，以阐明对女性之间关系的深刻表达。这些诗歌展示了友谊的多重情感维度，从相聚与交流的喜悦、渴望、扶持、追忆以至哀悼。
三、多元维度：情感与情境
为了探究女性友谊的多元情感维度，我们回到上文所提王倩的诗，诗题标志着她与归懋仪意义深远的会面。归懋仪是山阴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负盛名、交游最广的女诗人之一
5050 Ellen Widmer， “Border Crossing and the Woman Writer： The Case of Gui Maoyi （1762—1835/6）”， Hsiang Journal on Chinese Poetry， vol.4 （2008）.
。王倩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兼画家，在陈基（1771—1845）的发妻金逸（1769—1794）去世后不久，嫁给了陈基。陈基是常州人，袁枚的弟子，袁枚对他的诗才颇为称许。金逸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当她读到陈基带回家的袁枚诗作时，便想拜袁枚为师
5151 蒋棨渭：《小引》，陈基：《味清堂诗钞》，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第1a—b页。
。这三位女性都是袁枚的女弟子，这不仅体现了袁枚推动女性诗歌的影响力——他把她们的诗歌编选为《随园女弟子诗选》
5252 《随园女弟子诗选》目录包含了28个人名，然而其中9位并未附诗作，包括归懋仪。
；并且同属一个“师门”的观念，显然为具有相似文学志趣的女性互相联系并建立友谊提供了渠道。前引王倩两首诗歌的标题，记录了她如何与归懋仪“一见情深”成为朋友，又订“金兰谱”而成为同盟姊妹。第一首诗的诗句，如“居然针芥两心投”及“情重忍教三日别”，概括了她们对彼此的感情，以及王倩对她们无可避免要分别的忧郁。第二首详述了她对她朋友的渴盼之情：
读遍人间书五车，愁磨病累负年华。
驻颜那觅君臣药，忆远休栽姊妹花。
剪烛论心知己少，拥衾寻梦觉寒加。
从今我欲夸闺伴，得共姮娥做一家。53
这首诗采用了赞美的修辞手法，开篇就强调了归懋仪的博学，这与王倩在忧虑和久病中虚耗年华形成鲜明对比。“剪烛论心”诗句包含了“论心知己”一语，传达了可在深夜敞露心扉的知心朋友的观念。在诗歌文本中，“知己”一词常被女性用于强调知心朋友，如沈瑴在一首名为《怀闺友》诗的尾联写道：“只怜知己者，何日到吾庐。”
5454 沈瑴：《白云洞天诗稿》，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第5b页。
既然归懋仪已成为她的盟姊、她的“金兰之友”，王倩在诗的结尾处想象了一个由女性闺伴组成的乌托邦之家，而归懋仪是月中仙女嫦娥；这样，无论当面还是借助诗歌，每晚都可与她亲密交流。
郑兰孙（1814—1861）与任一性别朋友间的友谊揭示了女性社交的新趋势。19世纪社会动荡剧烈，这些趋势在被迫开放的空间与不稳定的局势中愈发突出与明显。郑兰孙，浙江仁和人，兼擅诗、画，1853年太平天国军攻占扬州时，她与婆婆孙太宜人、儿女皆困于此
5555 ［美］孔飞力：《太平军叛乱》，［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第六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喻宇明：《晚清闺秀诗人郑兰孙行年考》，《古籍研究》2019年总第67辑，第193—218页。
。数年前，她的丈夫徐鸿谟（1813—1864）授官扬州，因此全家移居至此。太平军围攻扬州时，徐鸿谟方奉檄外出求援。在此情境下，郑兰孙决定携婆婆及儿女逃难，最终避难至江苏如皋。她在与家人逃离扬州后写下一首诗，显示出她当时处境艰难，并以采食野草养家糊口。这首诗表达了她对闺友杨夫人的感激，因其曾馈赠粮食：
予避兵困苦，惟觅野草煮食，闺友杨夫人怜之，裹粮相馈，作此以谢
耻云面北学偷生，视死如归未足惊。
夙习诗书知大义，誓全白璧保清名。
吞毡敢仿孤臣志，啮草还深伏枥情。
难得兰盟闺阁友，裹粮相馈出真诚。5656 郑兰孙：《莲因室诗词集》，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1.15b—16a，第2.5b—6a页。
为了表达她对朋友的感激，郑兰孙塑造了一个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坚定忠于王朝的强大主体。她为自己熟习经典、知晓出处大节，并像护持白璧一样坚守贞操而感到自豪。第三联中所用典故强化了这一形象，她将自己比作西汉的苏武（？—60），一个在扣留中宁愿忍受饥寒而不愿向草原民族匈奴屈服的忠贞臣子，一匹卧在马厩中仍然怀抱远征沙场之雄心壮志的老骥。诗人认为，只有将自身比于男性楷模来传达这种决心，才能回报这位闺友的“真诚”。
郑兰孙另一首诗《忆同盟诸姊妹》似作于1854年后，当时她与家人已从扬州避乱至如皋。她使用“同盟诸姊妹”一词来指扬州的一群妇女，她们是逾十年的闺中密友。诗末自注表明，她们的人数超过十位：
忆同盟诸姊妹
异姓花繁姊妹红，晨星聚首十年中。
春朝煮茗逢晴日，夏暑开筵趁好风。
药物关怀缘病裹，绨袍慨赠念途穷。
自从烽火连江后，云散蓬飘信未通。
自注：余同盟姊妹凡十余人，因粤匪作乱均各迁徙，迄今未通尺素。
郑兰孙对同盟姊妹的诗意回忆，既包括她们所共度的美景良辰，也包括彼此相助的途穷之时，譬如在她生病时提供药物，天冷时为其送去御寒衣物，由“绨袍”之典所示
5757 司马迁：《史记》卷7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13—2414页。
。叹惋与思念之情蕴含在末句散落的云朵、飘浮的蓬草意象中，意味着漂泊、不稳定与分别。这些感受因书信难通而变得更加苦楚，也正是这首诗的创作缘由。
郑兰孙及家人定居如皋直至1861年去世，享年47岁。如其诗中交游所示，在这段最后的岁月里，她建立了一个同时包括男性与女性朋友的新式社交网络
5858 喻宇明：《晚清闺秀诗人郑兰孙行年考》，第212—216页。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她与当地文人宗友石的友谊，宗氏与郑兰孙结为好友，并在许多社会场合与她往来。例如，她曾为感谢宗友石送瓜解暑而作《谢宗友石遗瓜》一诗，也曾应允为其友人作题画词《减字木兰花·宗友石嘱题其友人画红楼梦歌伶纨扇》
5959 郑兰孙：《莲因室诗词集》，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2.14b，3.11b—12a页。
。她的别集包含了六首写给或回应宗友石的诗词。郑兰孙的作诗能力是他们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郑兰孙的诗作与大量其他案例所示，女性通过书信和诗歌彼此交流的能力是她们友谊的基本构成要素。尽管战争的混乱与失序可能阻碍交流，但也可能增强联系的迫切性，促使女性寻找与家人和朋友联络的替代途径，从而使其友谊更易见诸文字记载。相较于生者的离别而言，死亡永远带去了友人的回应，只留下回忆。1833年，杭州的潘素心（1764—1847后）作诗哀悼她多年的挚友恽珠——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编辑与诗人，当得知恽珠逝世于汴梁
6060 恽珠生平及著作，参见刘咏聪主编：《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悉尼：悉尼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212页。
：
癸巳夏日惊闻恽太夫人讣音，因次前见赠原韵以伸悲感（其四）
夜台无路达双鳞，卅载因缘翰墨亲。
宦迹云泥虽隔分6161 潘素心与恽珠皆早寡，各自跟随其子去不同地方赴任。
招魂燕土濡朝露，屈指鸾骖吊暮春。
留得余芬彤管在，遗言犹记报书频。6262 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续集》，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挽词，第1.1a—1b页。挽词由孙女完颜妙莲保所辑，附于总集后。
由于文学实践中的文体与性别界限，女性通常不为正式场合写作，如祭文与墓志铭等文体中所暗含的丧葬仪式。妇女将自己的悲恸与哀悼写成诗歌，诗题通常以“吊”或“哭”开头。潘素心在诗中倾诉她的悲哀（“伸悲感”），刻画了她与恽珠的深厚友谊：正如她在第二句中指明，她们通过书信和诗歌维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友谊，因为大部分时间她们是分开的，各自跟随功成名就的儿子从宦赴任。这一句加强了她对于开篇中交流终止的绝望感。最后，潘素心在恽珠所遗书信的物质性中找到了慰藉，留住了对朋友的回忆。
她们的案例展示了士大夫阶层中受过教育之女性的友谊模式。恽珠临终时，嘱托孙女完颜妙莲保（1821—1861）完成《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妙莲保深知祖母与潘素心间的深厚情谊，因此在编完续编数年后，她将整部书稿寄给了潘素心，并请其作序，潘素心欣然应允。序言中，潘素心为两人友谊作了强而有力的论述：“自惟与太夫人闺中文字交年最深”；她回忆了她们随着人生阶段而变化的感情和表达方式：“余与太夫人订交二十余年，始而联吟，继而赠别，既而哭挽。”
6363 潘素心：《序》（1835），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续集》，第1a—2b页。
正如恽珠与潘素心所言，诗歌、知识和学问构成了刻写超越生死与代际的女性友谊之基础。她们的情谊如此深厚，以至于妙莲保联系祖母的故友为总集作序，为这一著作增色。
此处再举一例收尾，说明在截然不同的情境中女性学识对她们友谊的影响。诗人张友书（1803—1875）是浙江丹徒人。29岁时，丈夫殁于疾病，去世时尚未取得功名。她带着一个6岁的儿子、3岁的女儿及襁褓中的小儿子，生活十分窘迫。她母亲让她回娘家料理家务，并抚养孩子长大
6464 见方濬颐（1815—1889）所撰墓志铭，张友书：《倚云阁诗词》，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第1a—4b页。
。张友书的朋友陈夫人（徐巽中，字兰仙，19世纪）吩咐她的女儿陈宜、陈寰、陈宓跟随张友书学习。虽然没有现存资料表明这两位女性如何相识以及她们之间的友谊如何发展，但张友书的集中收录了多首写给徐巽中的诗词
6565 《自虎阜移居海陵留别徐兰仙夫人》《新秋微雨，入夜月光皎然，有怀兰仙母女》，张友书：《倚云阁诗词》“诗存”，第3.2a—b，3.4a；《唐多令》，张友书：《倚云阁诗词》“词存”，3.2b页。
。张友书作为寡妇的经济困境在她的诗歌中显而易见，徐氏请求张友书教导她的三个女儿，很可能是一种未言明的帮助朋友的方式。在此情境下，徐氏设筵欢迎张友书来家中授业，张友书随后题诗一首，主题是徐氏的乡间隐居生活：
兰仙陈夫人巽中姓徐氏，博雅能诗，与余有金兰之契，命其女宜、寰、宓前来受业，置酒相招，题其村居一首
斯人爱幽静，得志在村居。
绿蚁留宾久，银麟上网初。
门前多竹石，屋内有琴书。
迥与市廛隔，尘容应愧予。6666 张友书：《倚云阁诗词》“诗存”，第3.1a—b页。
张友书的诗是一首颂歌，其灵感来源于徐巽中作为隐士的生活方式。这位隐居者的形象超越了女性性别身份的表面特征；她被描述为“得志”，她的志向与抱负是过一种简单、幽静的村居生活，满足于门外之自然风光、屋内之文人雅玩。只有诗题提供了她们来往的背景，使我们得知徐巽中是张友书的同盟姊妹，即“金兰之契”。更重要的是，尽管徐巽中博学多才，但她却将自己三个女儿的教育托付给朋友，这表明了她对朋友的尊重和信任，并使张氏成为一位“代理”母亲。女儿们受业于张友书，也使两位女性朋友的情谊延续到了下一代。值得注意的是，张友书的别集也收录了写给这三位女孩的诗作，并称她们作“女弟子”
6767 如《春日感怀柬寄宜寰宓三女弟》，张友书：《倚云阁诗词》“诗存”，第3.4b页。
。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知识的传授，徐巽中帮助她的朋友谋得生计。这首诗体现了女性友谊所创造的特殊互惠时刻。总而言之，女性的文学能力构成了她们友谊的根基与延伸。
四、历史模式与特殊案例
在考察了妇女创作中女性友谊的词汇、情感与情境维度之后，我们能否勾勒出更广阔的历史趋势、模式及其发展？目前而言，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要得出更明确的结论，还需进一步对文献来源和历史背景作深入系统研究。
一方面而言，诗歌实践作为受教育女性的主要表达方式，无疑拓宽了她们的社交视野、丰富了文学生产与创造，从而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她们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窗口。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的社会文化生活包括了更多形成与维持友谊的机会，有些友谊甚至长达几十年并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大家庭或亲属群体中的文学友谊还可促成诗社，譬如晚明杭州著名的蕉园诗社。而在盛清时期，女弟子与亲属关系外的男性导师（如任兆麟与袁枚）建立联系的反向现象，也可能导致弟子间形成友谊。在18、19世纪，女性朋友间形成的小型诗社是既存友谊的见证
6868 如许琛之传记，见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集》，第10.7b—8a页。
。
另一面来说，如果说诗歌是女性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它也对形式内容、题材选择、措辞方式、修辞手法、叙事与表达模式产生了一般性的限制；其中某些特点还更进一步受到性别期待影响。尽管从事散文写作的女性人数更少，她们却在亲密朋友与友谊方面采用了更多其他习语。读者会遇到诸如“神交”这样的词，指借由通讯（以诗歌或书信）保持的友谊，指的是可能从未谋面的朋友；“相契”指相互匹配者，“最契者”为最为默契者；“莫逆之交”，指声气相投，完全契合的友谊
6969 “莫逆之交”源自庄子《大宗师》中子桑户、孟子反、子张琴的篇章。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3页。
。
沈善宝（1808—1862）在其巨制《名媛诗话》中，收录了清代498位女诗人的传记与诗歌记录，并采用这些词语来呈现她与多位女性毕生之久的深厚友谊
7070 ［美］魏爱莲著，马勤勤译：《美人与书》第六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其中，沈善宝讲述了温如玉（1809—1842）短暂的一生：在京城共处五年伤心分别后，温如玉在随丈夫往贵州西南边陲赴任的途中早逝，年仅33岁。她以“与余最为莫逆”开篇，并称温如玉常说，她希望她们能“作闺中之元白”，有一段堪比元稹、白居易之间的友谊
7171 沈善宝编：《名媛诗话》，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7.12b—14b页。
。值得注意的是，温如玉征引两位男性诗人的模范友谊作为女诗人可以效仿的典范。关于如何将男性之间与女性之间的友谊进行比较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在清代不同文类与时期中友谊的术语模式都在增加，因此很难对其进行历史梳理；然而随着女性教育与文本创作全面普及，她们的友谊逐渐为人所见。
然而，即使在这一对女性友谊的简要考察中，也出现了与众不同，甚至独一无二的文本实例。如前所述，沈善宝《名媛诗话》就是一个独特案例
7272 关于沈善宝与《名媛诗话》（1875），参［加］方秀洁著，邱于芸、王志锋译：《书写自我，书写人生——沈善宝性别化自传/传记的书写实践》，姚平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1—234页。
。或许因为缺乏一种既定的形式，沈善宝挪用了更具延展性的“诗话”文类，为女性多姿多彩的生命与诗歌创作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宝库，尤其是通过她们的诗歌（特别是她自身或她密友的诗歌）而成就的女性友谊或姊妹情谊。又如伊维德（Wilt Idema）在其具有开创性的满族女诗人选集中发掘了跨越民族界限的女性友谊，并发现了她们纪念友谊的创造性方式。以满族贵族女性思柏（约生于1702年）和汉族寡妇宫淡亭（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为例：思柏可能在30岁前就守寡了，宫淡亭大约比她年长30岁。在其丈夫纳兰永寿（1702—1731）去世后不久，思柏聘请宫淡亭辅导她年幼的女儿们。当时宫淡亭与她的儿子一起寓居北京，其子打算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得一官半职。这两位妇女突出了女性寡居的双面性：作为一名年轻的寡妇，思柏用诗歌抒发了寡居的悲恸
7373 Wilt Idema trans.， Two Centuries of Manchu Women Poets： An Antholog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pp.43-46.
。与此同时，思柏并没有在痛苦与悲伤中过着孤独的生活，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并看到聘请塾师的需要。她和宫淡亭彼此相契，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互相陪伴长达九年，直至宫淡亭回到南方。在此情境下，思柏将她们的诗作印成一本小集《合存诗钞》，两人于1738年各写了一篇序
7474 思柏、宫淡亭：《合存诗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92—610页。
。于此，形式远比内容更能体现友谊的影响：她们的诗作按照诗歌体式划分为4卷，二人诗作彼此交替，在整部诗集中“相互交织”。几年后，思柏还出版了她们的文章合集，其中载有宫淡亭1742年所作短序：
从来诗以言情，辞以寄志，故笔底行间，无不可以见情之投、志之合也。余与永夫人及诸弟子历年宾主，可谓忘形；数载师生，诚哉适性。凡此唱彼和，不一其辞，迄今计之，诗思既已刊刻，而他辞岂容或失？故聊检数章，共成一帙，亦以见情志之相同云。时乾隆七年岁在壬戌（1742）暑月海陵淡亭氏识。7575 宫淡亭：《序》，思柏、宫淡亭：《诗余合解》，《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3册，第611页。
在这本小集中，宫淡亭与思柏仅收录了6篇文章。然而在《序》与《好名自辩》一文中，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自身创作的自豪。最不寻常的是，思柏写了一篇题为《戏作生祭文》的文章，将“祭文”这一丧葬文体改为对她挚爱朋友的致辞，认为她们之间的友爱与感情应该在生前为彼此知晓
7676 思柏、宫淡亭：《诗余合解》，第616—617页。
。
结论：女性友谊的“情感结构”
文中的女性作品表明，诗歌就是明清时期女性友谊的基础，甚至是“动因”。从晚明至晚清，诗歌在女性的家庭教育中广为流行，成为她们识字文化（literate and literary culture）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江南等地区高雅精致的闺秀诗歌，抑或湖南西南边陲江永县用女书所写朴实无华的女歌
7777 Fei-wen Liu， Gendered Words：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妇女的诗歌实践使得她们有能力、被赋权去扩展她们的生存与同性社交空间，超越亲属关系限制而形成友谊关系——她们原本被隐性排除在儒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五伦”之一外。在20世纪前的中国，不识字的女性占据大多数，她们当然也会交友，也会建立有意义的友谊。然而，由于没有她们自身的文字记录，我们很难确定与分析这些友谊的性质与范围。我们可否在小说或其他文类中找到关于其他类型的记录？这也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目前，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尽管缺失女性友谊话语，但明清女性挪用了表达男性友谊、异性恋情的术语与修辞并创造了自身的性别术语，以制定和阐明一种“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借用文化理论学家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概念——以表明新出现而尚未完全阐明的思想形式或轨迹
7878 Raymond Williams， “Structures of Feeling”，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28-135.
。明清女性开创了女性友谊的谱系，并以不同的表达形式进行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这一谱系中所出现女性友谊同性社交的“情感结构”维持了一种演变轨迹，不仅有情感、社会层面的变化，也有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种新出现的轨迹由清代至20世纪初数代创作诗歌的女性所塑造。因此，友谊是中国现代性中女性同性社交关系的一次重大转变，其意义直至今日才为人所识。
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性别、经典与传世意识：十九世纪社会变迁中的闺秀诗文”(2025qntd04)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1003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