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民国历史，武力一向被视作决定政治力量盛衰成败的主导性因素。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武力运用不具备正当性，舆论竞争的作用随之凸显。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于汤山，5月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使宁粤双方皆失去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于是和谈开始，双方的较量从战场转移到舆论场上。
新闻史学研究者从传播学的视角，探讨国民党政权对社会舆论的管控，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应如何影响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11 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张举玺、祁涛、许俊峰：《南京国民政府新闻检查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刘继忠：《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
。但是，深描政治力量之间舆论竞争的历史细节，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舆论的生成过程与传播机制，更有助于呈现民国时期政治与舆论的复杂关系。既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舆论因素在政治较量中的作用，并揭示了政治力量策动报刊舆论的后台过程
22 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国史馆馆刊》第43期，2015年3月。
。此外，电报自晚清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政治势力策动舆论的重要渠道，由此产生“通电战”这一独特政治现象。对此，既有研究主要叙述通电内容及其引发的争论，尚未对通电的生成过程和背后的政治角力进行深入阐发
33 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年，第20—55页。
。
既有研究从派系政治、权力斗争的角度，对宁粤对峙与和谈的历史进行了细致勾勒
44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本文则以1931年宁粤和谈为中心，结合民初以来形成的舆论与武力消长之传统，分析通电、报刊舆论的后台运作，以期进一步理解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
一、通电与政治：宁粤和平通电之争
北伐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迅速分裂，酿成新军阀混战的局面。1929—1930年间，蒋桂、粤桂、蒋冯、蒋唐战争接踵而起，中原大战演至混战顶峰。大战结束后和平甫定，但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却导致宁粤对立，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年混战，此时全国上下厌战情绪日盛。蒋介石的盟兄黄郛指出：“去冬对西北战终了，人以为必可有一、二年之小康，不料不及数月而粤事、而匪患、而石变相继而起，故此次军事之后，人民已不如去年之兴高望殷。”
55 任育德编：《黄郛日记》（1931—1932），香港：开源书局，2019年，第71页。
《大公报》社论呼吁国民党各派公开政争，消弭兵争
66 《不可有兵争，不可无政争》，《大公报》1931年5月3日，第2版。
。《益世报》社论批评国民党“以武力为解决政争之方法”，指出“政治基础，建筑于军事之上，仅能收一时之微效，不易求澈底之安宁”
77 《解决政争不在军事》，《益世报》1931年5月22日，第2版。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重于内争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即便是在反蒋氛围最浓厚的粤方大本营广州，“每次群众大会中高呼打倒日本口号则掌声雷动，至呼促蒋下野口号则应者寥寥”
88 《蔡劲军致蒋中正真电》（1931年10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4—117。
。在此背景下，宁粤双方通电宣布中止军争，共御外侮，转向借重舆论为自身政治诉求寻求道义支持。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方可息争，但考虑到蒋介石此前扣留李济深、胡汉民等违反政治道德之举，故要求蒋必须发表下野通电。作为交换，粤方亦同时通电取消广州政府
99 《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致蒋中正艳电》（1931年9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3—116。
。
民国时期，政治领袖主动发表通电公开某项承诺，则意味着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其遵守与否关乎政治信誉乃至统治正当性。蒋介石对此极为谨慎，始终避免向粤方做出可资宣传的实质性承诺。此前蒋曾撰写致粤方亲笔信，表示只要粤方取消政府，自己朝夕即可下野
1010 《蒋主席致汪兆铭孙科古应芬等书》（1931年8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200—00010—050。
。但蒋很快就意识到此信一旦发出，将授粤方以口实，故再三考虑后中止发出
11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文引用《蒋介石日记》皆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明。
。此时蒋仅通过陈铭枢等人向粤方口头传达了“下野毫无问题”的承诺，而落实到纸面信件上，则只承认政治过失，毫不提及下野
1212 《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印行，1934年，第457—458页。
。面对粤方的通电诉求，蒋介石以外交紧急，不可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为由，坚决予以回绝
1313 《蒋中正致陈铭枢歌午电》（1931年10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200—00014—006。
。
粤方见蒋始终不愿主动做出下野承诺，故将此前拟就的双方通电稿公诸报刊，以舆论监督和政治信誉逼蒋就范。粤方以“广州通讯”的形式，将双方通电稿秘密发送给《大公报》在内的北方报纸
1414 《所谓和平通电，中央并无所闻》，《大公报》1931年10月21日，第3版。
。选择北方区域亦有挑拨蒋、张关系的考量，事发后，蒋曾责问张学良令其“查究”
1515 《蒋中正致张学良哿电》（1931年10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200—00061—067。
。16日，北平《世界日报》首先公布两则通电，但为避嫌而谎称此电由南京公布
1616 《全国一致对外，和平两要电昨晚发表》，《世界日报》1931年10月16日，第3版。
。一时间全国报纸相继转载，蒋介石下野之说不胫而走。同日，桂系机关报《南宁民国日报》则毫无顾虑地明言消息源是“广州讯”，并公开指责“蒋中途变化致原案不能如期实现”
1717 《完成和平统一之粤蒋两方通电草案》，《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6日，第1版。
。不过鉴于其影响力较弱，关注度远不及商业报刊。
粤方对报刊的利用，亦受到报刊自身运营、竞争因素的影响。《大公报》并未选择立即公布这一新闻，而是于《世界日报》发布通电的次日，公开辟谣：和平通电并未发出，两则通电仅是草稿性质，蒋方误以为是和会条件，而粤方以为是进行程序，但均已是过去之事
1818 《和平电并未发》，《大公报》1931年10月17日，第3版。
。尽管《大公报》与蒋关系匪浅，但蒋介石迟至20日才命中央社出面澄清，故其行为不可能是蒋授意。鉴于《大公报》是《世界日报》的商业劲敌，其行为从新闻竞争的层面不难理解。民国时期，报刊间新闻竞争的核心标准是消息是否翔实、判断是否准确，即时效性与准确性
1919 徐铸成：《旧闻杂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世界日报》的竞争策略是发挥时效性优势。它利用《大公报》下午才能到北京的缺点，提早出报时间，使其在北平的发行量始终在《大公报》之上
2020 张友鸾等合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而《大公报》则更注重新闻准确性，依靠其与高层政要的密切关系，获取更多政治内幕
2121 例如1930年3月《大公报》得知阎锡山放冯玉祥返回潼关消息，以“录此存照”的方式预先通知读者。详情参看徐铸成：《旧闻杂忆》，第15—19页。
。此次《大公报》依据粤方情报，判断和平通电并未发出，不久后得到应验，向读者证明其真实性更胜一筹。《大公报》此举虽出于商业竞争，但客观上削弱了粤方散布蒋下野通电造成的舆论影响。
蒋介石下野牵涉政治全局，而事先知情者极少，故通电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政局震荡。各方势力窥测政治风向，筹备联名通电作为回应。湖北省主席何成濬计划联络川、湘、皖、豫、赣各省军人，发出联名通电，公推何应钦领衔，警告粤方“不得取对等和议，推翻现制，破坏约法，更易元首，动摇大局”
2222 《何成濬致张群宥申电》（1931年10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138—010。
。同一时期，华北将领亦计划发联名通电，主张“互相团结，和平统一，一致对外，拥护元首、共赴国难”。耐人寻味的是，两方通电并未径直发出，而是先行向报界披露
2323 《国内要电二：促进和平运动》，《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6版。
。
何成濬组织拥蒋通电，彼时尚不清楚蒋介石是否有意下野，故其行为应属自发，蒋介石事先未有预闻。10月21日，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致电何成濬，提议通电拥蒋，何与之一拍即合，当即展开联络。23日，何成濬将陈调元电分别转达四川省主席刘湘、陕西省主席杨虎城以及贵州省主席毛光翔，请其列名。但直至此时，何、陈尚不清楚蒋介石是否下野。24、26日，何、陈二人分别私下致电蒋介石，询问其是否下野，并表示劝进之意
2424 《何成濬致蒋中正电》（1931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4—124；《陈调元致蒋中正电》（1931年10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4—127。
。如蒋介石事先授意何、陈等将领通电拥护，则其不下野的态度已然明了，二人无必要去电问询。
此外，24日，何成濬还私下发给蒋一份湖北将领联名拥戴电，表示“如有不顾正义违背公理者，誓当仰承钧旨，努力剪除，以固国本而安大局”
2525 《湖北将领致蒋中正电》（1931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41—039。
。何此举旨在揣度蒋意，如蒋希望将领通电劝进，则可公布此电。但蒋始终未曾公布。
何成濬拥蒋动机不难理解。湖北是南北交通要冲，为粤方必争之地，蒋下野后何成濬地位岌岌可危，故极力拥蒋
2626 《胡燮槐致何键东辰电》（1932年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8—0187—091。
。此外，何成濬积极联络其他地方实力派，亦在为蒋下野后的权力格局做准备。1932年1月，何成濬发起“豫、陕、甘、苏、皖、湘、鄂、赣”八省联防，欲借此另造势力与粤方分庭抗礼
2727 《蒋中正复何成濬电》（1932年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200—00050—006。
。后来因蒋介石及时阻止，以及孙科政府迅速垮台，蒋、汪合作入主中央，其事遂寝。
通电列名亦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华北将领通电背后涉及东北军与晋系的权力角逐。中原大战后，东北军成为华北的掌控者，其权势体现在列名通电上。1931年7月，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反对东北军张学良。东北军二号人物、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率领华北75名将领发表联名讨石通电，向外界宣示华北尽在其掌控之中
2828 《华北七十六将领昨日通电讨石友三》，《益世报》1931年7月24日，第2版。
。然而，由于阎锡山秘密返晋和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军对华北的控制受到挑战。10月18日，阎锡山向粤方承诺，愿率晋系将领通电响应粤方主张
2929 《复广州潘宜之先生壬密巧电》（1931年10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1—0100—023。
。为了争夺华北主导权，张作相此时发出拥蒋促和通电，并要求晋系将领列名，以示山西尚未脱离东北军掌控
3030 《华觉明致何成濬感电》（1931年10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138—013。
。
公布军人拥戴通电可以自壮声势，但也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民初以来，将领通电素有军人干政之嫌，易于遭受社会舆论谴责。如1918年8月，吴佩孚发表“马电”，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主张南北议和，段祺瑞即指责吴以师长身份通电干政
3131 《段祺瑞复吴佩孚敬电》（1918年8月24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3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505—506页。
。而吴亦无法否认，只得反唇相讥，称其行为是师法段祺瑞在孝感通电共和
3232 《吴佩孚宥电》（1918年8月26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3卷，第508页。
。正因军人干政这一原罪的存在，军人通电在舆论上动辄得咎。吴佩孚深得舆论支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塑造的纯粹军人形象，但稍有不慎过问政治，亦会失去支持。1928年，吴在致各省通电中提及“巩固北洋正统”一语，因触犯军人干政之嫌而招致舆论反对
3333 《吴佩孚之言动》（1922年5月30日），《沈钧儒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79—80页。
。
因此，对于蒋介石而言，军人拥戴通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公布通电可以自壮声势，向粤方施压；但另一方面，也易于引起军人干政之嫌，反而招致全国舆论反对。蒋对其中利害心知肚明，最终决定出面否认将领的拥戴行为。27日，他针对近来传闻，向报界公开表示“军人应听党国决定，不宜有所主张”
3434 《蒋不赞成各将领发通电》，《申报》1931年10月28日，第8版。
。次日，何应钦、邵力子、张群等亦遵从蒋意，去电何成濬予以阻止
3535 《何成濬致刘湘勘未电》（1931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138—025。
。
但问题是民国政治场域舆论的后台运作已成常态，政治人物的公开表态往往被怀疑与真实意图截然相反。孟森就注意到舆论的“反运动”倾向：全国舆论倾向联省自治而反对中央集权之时，“其巧妙者乃极端分权，主张每县制宪，以剥夺省之集中，从此立论，理直气壮”，此种无稽之说既可反对自治，而“官僚军阀又得掩其贿托之迹”
3636 《因反运动之流行当熟察激烈之正论》（1923年12月6日），孙家红编：《孟森政论文集刊》中，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54页。
。在这一语境下，蒋介石的表态亦难逃“瓜田李下”之疑。且不论蒋介石是否有意就此玩弄伎俩，在时人眼中，此事已成为蒋自导自演的双簧戏。据时在上海的周志远观察，蒋无非是授意“何成濬陈调元辈以督军团式之电稿誊诸报纸，推诿为不知，佯言禁止。其欺骗可知”，他还认为此事“在蒋氏或自鸣得意，但舆论已不直其所为。粤方正大主张得以公开发表，则在舆论上亦可谓成功也”
3737 《上海周志远致天津舒卅电》（1931年10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7—0162—057
。
无独有偶，前文述及《大公报》曾辟谣宁粤“和平通电并未发出”，同样被怀疑是蒋暗中授意。鉴于《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阎锡山幕僚贾景德认为《大公报》是“蒋的机关报”，判断其说辞不过是替蒋辩解，起初并不相信此电未发，直到山西省政府迟迟未接到电文，方知《大公报》所言不虚
3838 《贾景德致阎锡山效电》（1931年10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8—0734—011。
。报刊新闻的真真假假，实为近代中国政治史一大景观。蒋介石下野电的公布便是其中一例。
宁粤对峙期间，粤方因武力上的劣势，难以实现逼蒋下野的夙愿。即便是双方于广州会商时曾拟定下野通电稿，但蒋的强势否决亦令其无可奈何。为扭转双方权势的不平等，粤方积极策动舆论，暗中将双方通电稿向报刊披露，使蒋下野的承诺公之于众。此举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地方实力派出于维持自身权势的目的，以拥蒋名义组织联名通电，但其行为因触犯“武人干政”之嫌，反而使蒋在舆论上更加被动。但这只是宁粤和谈中双方舆论战的前奏，此后双方的较量愈演愈烈。
二、新闻封锁与宣传策略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竞争激烈，政治上的多方竞争催生了舆论上的激烈较量。各方政治力量争相在北平、上海等全国舆论中心城市创办报刊。如阎锡山控制北平时曾创办《民言报》《新晨报》《北平日报》
3939 徐士瑚：《九十自述》，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20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54页；华觉明：《解放前北京的著名记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改组派在上海租界内先后创办《中央晚报》《国民日报》《华东日报》《上海民报》，作为宣传喉舌
4040 白衣、天人：《从中央晚报说到上海民报——改组派在上海宣传历史之一页》：《当代史剩》，上海：上海周报社，1933年，第217—266页。
。
各方政治力量皆希望封锁对手的宣传渠道，使其“噤声”，其中的代表措施便是查禁报刊。1929年11月，阎锡山联蒋讨冯，一度取缔平、津之冯方报馆
4141 《何成濬致方本仁马秘电》（1929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024—077。
；及至次年3月联冯反蒋，又转而取缔蒋方报馆
4242 《太原王毓秀胡捷三致归德孙殿英漾电》（1930年3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7—0042—067。
。各方之间的舆论竞争令商业报刊亦感到生存困难：国民党各方力量对商业报刊的报道十分敏感，一遇到于己方不利的报道，辄认为受对手方运动，于是报刊常常面临“甲地欢迎，乙地反对，甲地发行，乙地便禁止”的局面
4343 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刊》第11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第1—5页。
。
不过，被封锁的一方亦希望突破限制，两者的较量是舆论竞争的常态。举例言之，1929年5月，蒋方何成濬向报界散布冯玉祥联俄之新闻，同时严禁北平报纸登载冯方消息
4444 《何成濬致陈立夫皓电》（1929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400—00006—292。
。一时间，冯玉祥联俄新闻铺天盖地，而冯则无处辩解。为打破蒋方舆论封锁，冯玉祥于太原设立无线电台向上海报界发布消息
4545 《蒋中正致何成濬方本仁删未电》（1929年10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014—135。
。
为了应对与各方力量的舆论竞争，南京政府逐步建立起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其中邮电检查对敌对势力宣传的打击最大。1929—1931年间，《新闻法》《出版法实施细则》《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各县市邮电检查办法》等法案相继出台
4646 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7—168页。
。鉴于邮政和电报是报刊流通、新闻传递的主要渠道，邮电检查可以有效封锁敌对势力的宣传。1931年4月，仅南京一地的邮政检查所就查扣180种“反动刊物”
4747 《南京通讯——关于邮电检查》（1931年7月8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县委文件》（1925年2月—1934年7月），内部发行，1987年，第296页。
。不止于此，南京政府还可凭借邮电检查钳制外文报刊与通讯社。1931年4月，日本联合社发表对宁方不利的稿件，交通部下令所属电报、无线电台、长途电话、邮政各局，凡遇该社新闻稿件，一律严予扣留
4848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931年4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14130—00003—022。
。
1931年宁粤对峙初期，上述新闻管控机制使粤方宣传难以突破广东区域。例如粤方政治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一进入四川，旋即被宁方控制下的邮政检查机关扣押
4949 《行政院呈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密函第六二〇六号》，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14130—00004—019。
。为突破宁方新闻封锁，粤方一度在天津、上海等地创办宣传刊物，但收效甚微。改组派创办于天津的《人民行动日报》，因“纯载粤方消息”，存在不到一月即被封禁
5050 《天津人民行动日报发刊辞》，《民友》第1卷第8号，1931年5月25日；《人民行动日报，当局令饬查禁》，《大公报》1931年6月3日，第7版。
。7月，改组派在上海租界内创办的反蒋报纸《上海民报》亦被上海市政府以“谩骂中央，侮辱总座”为由，函请租界当局查禁，不久即被“封报拿人”
5151 《上海市政府训令第八九七七号》（1931年7月16日），《上海市政府公报》第97期，第11—12页；《陈铭枢致蒋中正皓巳电》（1931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14130—00009—019。
。
宁方亦凭借其权势强化对国内主流报纸的控制，严禁刊登粤方新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分别于10月1日和9日召开新闻招待会，与会者覆盖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各地主要报馆。国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长陈布雷严禁各报发表于政府不利的言论，并特意强调“此时各种别有用心之分子，皆以幸灾乐祸之心理，进行其破坏挑动之工作”，此说虽泛，当揆诸时事，显然是针对在舆论上与之积极竞争的粤方
5252 《中宣部昨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日，第1张第4版；《中宣部昨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0日，第1张第4版。
。
因此和谈伊始，粤方的当务之急便是突破宁方的新闻封锁。粤方以“言论自由”向蒋施压使其口头允诺，进而将其承诺公诸舆论，成功摆脱新闻管制的羁绊。具体而言，10月22日蒋介石抵沪会见粤方代表，后者要求蒋立刻停止新闻检查，蒋口头上表示允诺。但其口头承诺仅是临场应付，直至12月蒋正式下野后，上海的新闻检查才因陈铭枢的提议而暂时取消
5353 《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公函》（1931年12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126170—00001—020。
。然而，粤方抓住蒋的表态大做文章，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此消息，表示今后可以时常向报界发表新闻
5454 《粤和平代表汪精卫等重要报告》，《申报》1931年10月24日，第13版。
。但粤方此举迫使宁方新闻检查投鼠忌器，此后粤方向报界发布新闻畅通无阻。
需要注意，这一时期言论自由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宣传策略。粤方提倡言论自由更多出于宣传竞争的考量，胡汉民对新闻检查的态度即是明例。1930年11月胡汉民与蒋尚未决裂时，曾委婉地批评报界自由过多，并宣称新闻检查制度有其合理性
5555 胡汉民：《谈所谓“言论自由”》，《中央日报》1930年11月21日，第3版。
。而此时胡汉民的态度与此前判若两人。10月20日，胡汉民接受记者采访时，严厉指责新闻检查为言论自由之障碍
5656 《政治中心顿然移到上海》，《大公报》1931年10月21日，第3版。
。胡此时极力批评新闻检查，主要为政治宣传争取空间。言论解禁后不久，胡就将本方宣传工作的重心从广东转移至全国舆论中心上海
5757 《胡汉民致陈肇琪函稿》（1931年12月18日）、《胡汉民致林焕庭电稿》（1931年12月29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0、469页。
。
粤方的宣传策略，还体现在对本方新闻发布权的垄断上。粤方抵沪后，立即制定了新闻发布的程序：宣传委员会主任钟天心定期接待记者，粤方代表的各项报告、讲话文稿，经粤方办事处修订后，再统一送往各报馆、通讯处发表
5858 《粤代表注重宣传》，《时报》1931年10月23日，第6版。
。粤方为保证各报口径一致，还强行规定各报只能发表粤方公布的新闻稿件，禁止发表记者私自采访的稿件，以致沪上各报沦为“广东来的留声机”
5959 《各记者围攻粤方代表之一幕》，《新大陆报》1931年10月28日，第3版。
。
然而，粤方宣传策略亦有不当之处。上述严格的新闻发布程序违背报刊运营机制，故而粤方与报界的关系一度紧张。具体而言，粤方规定各报必须刊载代办处自送稿件，侵犯了记者的自由采访权，亦违背此前鼓吹的言论自由。加之，粤方送稿亦出现失误：原本约定晚上8时送达报馆，结果迟至11时才由远东新闻社代为送达。而且稿件未加盖粤方办事处印章，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因此粤方宣传机关饱受报界诟病。
此外，粤方宣传机关对新闻记者态度轻慢，引起报界不满。尽管粤方在沧州饭店设立记者接待处，但负责人钟天心却很少到场。更有甚者，钟对记者态度傲慢，严厉拒绝记者采访粤方要人，且语出激烈。面对记者提出的违背言论自由的指责，钟竟怒斥道：“尔等亦知言论自由耶？”
6060 《汪精卫向新闻记者道歉记详》，《晶报》1931年10月30日，第2—3版。
作为回应，报界依靠其控制的舆论权向粤方施压，迫使其做出让步。26日，各报记者围堵粤方办事处，要求改善记者招待制度、不得无端封锁新闻、撤换钟天心，如粤方拒绝上述条件，则各报将一致拒绝发表粤方任何新闻
6161 《各记者围攻粤方代表之一幕》，《新大陆报》1931年10月28日，第3版；《沪新闻不满钟天心》，《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第1张第3版。
。
不过粤方宣传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及时应变，主动营造与报界的良好关系。汪精卫向来对记者礼遇有加，报人徐铸成回忆道，他作为大公报记者采访汪精卫时，汪将其送至大门口，甚至亲自开启车门
6262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第58页。
。此次汪精卫对记者诉求欣然允诺，并主动表现出亲和力以拉近与记者的关系，不仅对记者有问必答，甚至亲自护送，鞠躬道别，对记者礼遇至极
6363 《京粤代表招待记者之态度》，《福尔摩斯》1931年11月9日，第1版。
。汪精卫拉拢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恰恰体现出其宣传策略的老练。此后粤方与报界的关系由紧张转为融洽。
相较之下，宁方宣传则混乱无序，甚至出现宁方代表否认己方中央社宣传的乌龙事件。10月28日，粤方于正式会议前提出《党政改革案》，宁方代表认为“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不便讨论”，由吴铁城出面电蒋请示意见
6464 《吴铁城致蒋介石勘电》（1931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3—030。
。次日，蒋介石复以此提案违反党章，不应提出讨论
6565 《蒋介石致张群艳未电》（1931年10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 002—090200—00003—136。
。同时，蒋授意中央社将粤方提案与复电公诸报刊，以示反对
6666 《粤方所拟提党政改革案中央认违反党章不应讨论》，《中央日报》1931年10月31日，第3版。
。然而不知何故，此电未能及时送达宁方代表手中，以致31日蔡元培接见记者时，竟答以“余等并未接到此项电报，而此项消息，究属何人所发，亦不得而知，故尚须调查此项消息之来源”
6767 《和会精神仍属圆满》，《申报》1931年11月1日，第13版。
。宁方代表怀疑中央社电文的真伪性，令宁方宣传十分难堪。
这一乌龙事件主要是蒋介石与宁方代表沟通不当所致。参与和谈的宁方代表程沧波曾提到，宁粤双方和谈代表的阵容和性质大相径庭：粤方代表阵容强大而实权在握；而宁方代表则多持“第三者的立场，态度超然”
6868 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传记文学》31卷第2期，1977年。
。宁方代表并无实权，故遇事需请示于蒋。加之蒋介石为确保机密性，其复电不拍发给本方代表，而是先拍发给亲信张群，再由张亲自译文并转交给指定代表。前述蒋29日复吴铁城电即是一例。繁复的通讯流程埋下了前后方沟通不当的隐患。蒋介石得知蔡元培发言后甚为惊诧，当即电问李石曾、吴铁城二人，“岂公等未转示孑（蔡元培）、溥（张继）两公耶？”
6969 《蒋介石致张群东戌电》（1931年1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4—232。
但会议记录显示，31日当天讨论的《中央政治改革案》，正是此前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中涉及中央政府及国家元首的部分。此时吴铁城已代替李石曾出席会议，如接到蒋的指示，理应提出反对
7070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7日—11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02—803页。
。可见吴大概率未接到此电。此后蒋介石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两度召集宁方代表回南京面商
7171 《蒋介石致张群东午电》（1931年1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200—00062—001；《蒋介石致张群支酉电》（1931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200—00062—004。
。这一事件暴露出宁方宣传的薄弱之处，为其舆论上处于下风做了注脚。
宁粤对峙之初，宁方凭借新闻管制措施，一度使粤方宣传难以开展。但随着和谈阶段到来，粤方凭借宣传策略突破了宁方的新闻封锁，逐渐在舆论竞争中占得先机。宁粤和谈期间，各报舆论倾向粤方，令蒋介石如芒在背。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各报舆论皆为反动派所蒙蔽，是非不明，人心不定，此国家之所以乱也。”
72三、舆论竞争的升级及其恶果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由对峙转向和解，但舆论场上的攻讦却未曾停歇一刻。宁方抓住粤方陈友仁联络日方一事大做文章。9月28日，上海市党部发表通电，谴责此前粤方派陈友仁访日出卖东北权益，“挟持中央，勾结外敌，断送国土”。10月5日，宁方中委张道藩在浙江省府、党部联合纪念周上痛斥陈友仁卖国
7373 《陈友仁秘密卖国》，《民国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3版；《陈友仁卖国》，《中央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1版；《张道藩报告中央对日方策》，《民国日报》1931年10月8日，第2张第2版。
。粤方亦反唇相讥，指责蒋介石的失道行为。10月17日，胡汉民接受法文《上海日报》记者采访，指责南京政府军事独裁，政策不公开，财政不透明
7474 Hu Han-Min Speaks out in an Interview，The Shanghai Sunday Times， Oct. 18， 1931， pp.1-2.
。
宁粤双方本就相互猜疑，而旷日持久的舆论交锋更进一步加深了宁粤之间的不信任。和谈前夕，胡汉民阅报获悉宁方“所属党部多电斥议和，且云只有个人到京服务，此明受暗示。而京、沪间反日捕杀党人，指为通粤，则敌视之心未泯皆不能使人无疑”，故而判断宁方缺少诚意，怀疑“他日少有龃龉，彼即诿过于我方也”
7575 《胡汉民致古湘（芹）翁电稿》（1931年10月16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4页。
。党部的“电斥”公诸报端，胡汉民判断是来自高层暗示。实则地方党部往往言论激进，遇事生风，未必全是中央授意。但是一经报纸播布，有意无意间便放大了宁粤双方之间的隔阂。
宁粤双方对舆论竞争之弊并非无所察觉，一度有所收敛。粤方宣传委员刘芦隐曾致电宁方中宣部副部长程天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要着，必须求各方同志先除疑忌心理”，而欲达此目的，“各处下级机关，凡足以引起同志间互相疑忌之举动，尤宜约束。希以此意转介（蒋介石）、季（汪精卫）两公及立夫（陈立夫）兄等”
7676 《刘芦隐致程天放电》，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457页。
。粤方代表来沪前，“沪公安局有人拟密使多人接船时质问粤方代表”，陈铭枢深恐此举破坏和平，曾电请蒋介石加以约束，并严密保护粤方代表
7777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申电》（1931年10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6页。
。在蒋的干预之下，上海市当局一改往日敌视粤方的态度，“除派员欢迎外，并发通电，促开和平统一会议”
7878 《蒋介石复陈铭枢电》（1931年10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6页；《党部欢迎》，《申报》1931年10月22日，第14版。
。
不过此种缓和措施远不足以弥合宁粤之间政治互信的缺失。由于双方对新闻舆论极其敏感，任何批评言论和不利报道都会被立刻视为对方的宣传手段。10月21日，粤方代表发表共同谈话，其中论及“打倒个人独裁”“不能单纯依靠武力争胜”
7979 《共同谈话》，《申报》1931年10月22日，第13版。相同内容参见《粤代表谈话》，《民国日报》1931年10月22日，第2张第3版；《种种表示》，《时报》1931年10月22日，第5—6版。除排版略有不同，上海各报所载谈话内容完全一致，当出自粤方统一发表的新闻稿。
。蒋介石阅后，当即判断粤方“诋毁讥刺未改旧态，为之骇异”
80。在不信任的氛围下，会场外的舆论竞争非但未停止，反而持续升温。
此时全国民望倾向于宁粤止戈，共赴国难，故宁粤双方争相塑造己方求和平的政治形象，并将破坏和议罪名诿过于对方。10月27日第一次会议上，由粤方汪精卫报告双方自9月以来的交涉过程，表决通过后做成记录，向报界公布。然而，该报告明显偏向粤方，因其有意识地省略了此前广州会商时，粤方坚持蒋必须发通电下野，险些使和会破裂一事
8181 《会议进行经过》，《申报》1931年10月28日，第13版。
。粤方此举旨在营造其呼吁和平、国难为先的舆论形象。
宁方迅速识破这一意图，并进行回击。蒋介石阅报后，立即致电宁方代表蔡元培等人，斥责粤方此举是有意“捏造是非，绝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并反问“未知蔡先生有否将发表之件寓目”
8282 《蒋主席致张群勘午电》（1931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200—00014—017。
。蒋此言或是委婉地批评蔡等人不够机警，未识破粤方的宣传伎俩。作为回应，蒋授意中央社发表新闻稿，指责粤方所发布会议经过“与事实颇有出入，且将来往原文，真意抹杀”，指责粤方“似用新闻政策，尚未开示诚意”
8383 《京中对和平团结之观察》，《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9日，第1张第4版。
。
然而，毕竟汪精卫报告已经由会议表决通过，此时蒋介石矢口否认也于事无补。粤方依靠程序正当予以反击，于30日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以下决议：“本会议每次所发表之消息，均先经各代表同意，由当日会议之主席签名，交各新闻记者钞录，外传发表之会商经过情形与事实颇有出入，未免误会，应予声明。”
8484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7日—11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801页。
这一声明针对的正是中央社电文，从法理上否定了蒋在舆论上对粤方的控诉
85。
有别于报刊媒体的公开透明，政治运作多在幕后进行。政界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差为前者操纵舆论提供了行云布雨的空间。针对粤方隐瞒会商经过的举动，宁方有选择地公开双方交涉电文，美化自身形象的同时，使对方的谎言不攻自破。
具体言之，10月30日，宁方控制下的中央社公布《蒋主席致汪古孙等函》《张蔡陈等到港后来电》《蒋主席致蔡张陈电》三则函电，从内容上看，旨在向外界传达三层信息：蒋介石向粤方表示愿承担过去一切罪愆，足见其诚意；粤方一度以赴沪开会为条件，胁迫蒋发下野通电；蒋曾提出三种解决粤事办法，一粤方入京改组政府则蒋下野，二粤方全体加入宁方，三宁粤合作来沪谈判，如今采取第三种办法，不存在下野通电问题
8686 《磋商和平之经过》，《民国日报》1931年10月31日，第1张第3版。
。由此可见，宁方希望向舆论澄清双方谈判的真实过程，进而表明粤方曾要挟逼蒋下野，毫无和平诚意。
通过报刊互相揭发，其结果往往两伤。10月31日，粤方针锋相对地公开蒋介石10月5日给陈铭枢的电报，在这封电文中，蒋以“国不可一日无政府”为由拒绝发表下野通电，但向粤方承诺，“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发”
8787 《粤方代表发表蒋电》，《大公报》1931年11月1日，第3版。
。但如今粤方代表已然抵沪，而蒋仍未正式发出下野通电。故而该电一经公布，蒋介石自食其言的行为极易被解读为贪恋权位，毫无诚意，其政治形象自然大受损害。此番舆论较量固然粤方在声势上胜出，但却使和谈愈发陷入僵局，宁粤双方皆是输家。《大公报》在总结和会困难原因时提到，粤方频频在报上发表谈话，“京方感觉彼等利用新闻政策太过，因感情问题，使形势愈去愈远”
8888 《沪会困难原因》，《大公报》1931年11月1日，第3版。
。
此时外报流出的一则新闻更加剧了宁粤之间的不信任，一度使和谈险些中断，个中缘由值得细致剖析。11月3日，《字林西报》报道称，蒋介石于前日召开的国府纪念周演讲中曾激烈指责粤方：无合作诚意，阻挠中日问题解决；胡汉民不仅要逼蒋下野，甚至要仿苏联托洛茨基旧事将其流放海外；粤方利用上海华文报纸反抗中央；粤方反抗中央助长了日本侵略。更重要的是，蒋还宣称自己绝不下野，“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执政”
8989 Peace Hopes Wrecke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Nov. 11， 1931， p.11.
。此则报道决非凭空捏造，与会的邵元冲亦提到蒋因粤方提出条件过多，“颇致愤懑之辞”
9090 王仰清、许映湖整理：《邵元冲日记》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86页。
。报道发布当日，宁方代表陈铭枢即分别拜访汪精卫、孙科，并致函胡汉民，说明蒋此番言论仅“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
9191 《陈铭枢解释误会》，《申报》1931年11月4日，第9版。
。不过粤方自然不愿放过这一借口，随即展开一轮新的舆论攻势。胡汉民发表谈话，痛斥蒋“以个人之私见，增加党内之分裂，致陷国家沦亡”，“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也”
9292 《胡汉民负责谈话》，《申报》1931年11月4日，第9版。
。李宗仁亦斥责蒋拒绝下野是“欺骗无诚意”。更严重的是，粤当局据此判断蒋毫无诚意，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如和议无望即速回粤”，同时准备军事行动
9393 《广州潘宜之本密支电》（1931年11月6日到），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1—0100—079。
。
考虑到此时全国民心倾向宁粤和谈成功，蒋介石此前亦积极营造自己委曲求全的形象，没有理由公开指责粤方而承担破坏和平的责任，故此番言论更多属于一时激切。实际上，蒋介石演讲时常有激切之语，几度引起风波。政学系的熊式辉曾向蒋提议演讲时语气不要过于坚决，以免失言
9494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193—194页。
。为此，国民政府文官处曾令知各报馆，刊载国府纪念周演说词须以文官处修正后版本为准
9595 《国府慎重刊载纪念周演词》，《金刚钻》1931年1月18日，第2版。
。但即便如此亦难免疏漏。1931年1月，文官处修正后的演说词中曾提到欧洲随时可能爆发大战，此番言论随即引来英国驻华公使的非正式质问，为此蒋介石对文官长古应芬大加责备
9696 罗家伦：《蒋胡底关系》，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遗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9年，第15页。
。实际上，在张继等人的提醒下，蒋介石当即就意识到此番言论会有损己方形象，“遂令各报不要发表”
9797 《天津作转上海明野支电》（1931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8—0182—043。
。殊不知此举反而促进了相关言论的传播。
宁方在中文报纸封锁消息的同时，外文报纸却因放宽管制而获得了更大的新闻自由权。南京政府成立后，新闻检查制度日益强化，在华外报亦受到禁止邮递、删改电稿等隐性管制措施的限制。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蒋介石放宽了对在华外报的新闻审查。10月10日，蒋介石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和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切嘱电报局检查员，凡外国新闻记者发电报一律照发，万勿迟延，尤其勿可删改为要。”
9898 《蒋介石致熊式辉灰亥电》（1931年10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200—00061—064。
因此，此则涉及宁方负面形象的新闻通过外报渠道广为传播。
即便如此，如果中央社及时公布整理后的演讲稿，亦或允许各报纸删去敏感内容后进行报道，亦足以削弱外报之影响。问题在于，蒋介石一方面允许外报自由报道新闻，另一方面却严禁中文报登载任何相关内容，致使外报成为唯一信息源，反而扩大了该报道的影响力。事后，《上海报》从新闻从业者的视角出发，批评国民政府“不应不准记者发表速记文，如不准记者发表，而能将原文从速整理，华文报能早将正式演词发表，又何致西文报之造谣耶”
9999 《国府纪念周拒绝新闻记者参加》，《上海报》1931年11月20日，第2版。
。“造谣”二字自是曲笔，由于新闻管制制度的区别对待，外文报纸信息真实性实则往往更受信赖。
事发后，蒋介石苦心孤诣塑造的委曲求全形象大受损害，舆论上彻底陷入被动，被迫向粤方做出更大让步。此前蒋介石始终坚持在南京召开四全大会，但粤方坚持在南京、广州两地分别召开。11月6日，宁方代表蔡元培、张继、吴铁城、陈铭枢曾劝蒋：此时社会心理最恶和谈破裂，和谈破裂则是全党之罪，故此时不可再“以能归罪粤为得计”
100100 《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电》（1931年11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3—036。
。权衡利弊之下，蒋介石向粤方提案做出让步。其后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虽出于种种现实考量，但未尝不是粤方一以贯之的舆论压力所致。
此次舆论竞争的被动局面，促使蒋反思自身舆论运用的不足。1932年其再次上台后，更加重视听取报界人士意见，并与著名报人建立私交。其与前《申报》主笔陈景韩的关系即是一例。蒋时常以要事询问陈，而陈亦予以蒋言论发表方面的建议
101101 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62页；《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1日。
。其后著名报人陈布雷亦被任命为蒋的侍从室主任，替蒋撰写、整理演说文稿。
会场之外，宁粤双方揭底式的舆论较量，除了使本就貌合神离的和谈雪上加霜，更是将和平幌子下国民党各派系争权夺利的内情展露无遗，损害着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形象。就在宁粤双方在会场内高呼共赴国难之际，在上海和广州却接连发生武力镇压民众反日游行的“闸北事件”和“永汉路惨案”。上海《新闻日报》社论批评宁粤政府实乃一丘之貉，并以戏谑的口吻说道：“本来救国大事，自有政府，何劳你们越俎代谋呵！”
102102 《无独有偶的沪粤警察开枪》，《新闻日报》1931年10月15日，第1版。
沪上小报《克雷斯》社论评价宁粤和谈：“于是宁粤大斗法开始，于是乎宁粤团结无期，于是乎日军得以长据辽吉二省而惨戮我人民，于是乎空欢喜一场的人民还回复到怨声叹气！”
103103 《宁粤大斗法》，《克雷斯》1931年10月30日，第2版。
寓居香港的陈炯明曾致电和会宁方代表蔡元培、张继：“所谓统一，不过宁粤不分家；所谓和平，不过同党不相斫；所谓下野取消，亦不外双方领袖释拳握手，混合组府。一桶水倒来倒去，宁有泾渭清浊之分；几味药或减或加，无救庸医杀人之祸。”
104104 《致蔡元培张继书》（1931年10月10日），段云章、倪俊明主编：《陈炯明集》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52页。
宋庆龄更是公开痛斥宁粤双方争夺之焦点“乃为中委之分配与高位之人选，于全国最大多数之农工民众之疾苦利益，竟无一语之讨论”，并振聋发聩地提出“党不能救国救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
105105 《宋庆龄之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0日，第17版。
。
结 语
民国常常被视为一个“武人世界”，武力不仅是“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基础”，更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
106106 ［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3页。
。但在战场之外，舆论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一旦武力运用失去正当性，舆论便成为政争的重要手段。1931年的宁粤和谈正是如此，它为考察舆论在民国政争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
李剑农曾总结道：北洋时期“约法无上”，政争谈“法理”，争“法统”；改组后的国民党“党权无上”，政争谈“党纪”，争“党统”
107107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1年，第531页。
。党统之争成为北伐后至全面抗战前“国民党内各次文争武斗的核心问题”
10810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版，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但在有形的“法统”与“党统”之外，反映民心向背的舆论也是区分统治有道与无道的无形力量。民国时期各种通电与时局宣言盛极一时，凡事皆须公诸舆论，成为一时奇景。正因如此，宁粤双方为争夺舆论上的道义支持展开激烈的竞争。
晚清以来，通讯技术的进步和报刊媒体的崛起既为舆论提供了载体，也为操纵舆论提供了便利。蒋介石以中央须有人负责为由推迟下野，粤方将此前拟定的蒋介石下野通电泄露给报界，使蒋陷入被动，并引发宁方内部动荡。宁方起初凭借新闻管制对粤方进行舆论封锁，但粤方利用宣传手段并取得沪上舆论的主导权。此后宁方虽尝试予以反制，但收效甚微，且因措施失当、配合失误而频频闹出“乌龙”，最终未能扭转舆论的不利地位。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停止纷争、共赴国难已是民心所向，宁粤双方在报刊上不遗余力地塑造己方委曲求全的形象，并指责对方破坏和平。
不过，政治力量并不能任意操纵舆论，相反，其言行受到舆论的严格制约。宁粤和谈期间，地方实力派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主动发起联名通电拥蒋，触犯了民国以来武人干政的大忌，反而使蒋在舆论上陷入不利境地。此外，舆论的表达离不开报刊媒体，因此政治力量需要妥善处理与新闻界的关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粤方宣传机关侵犯新闻自由，违背报刊运营规律，一度与报界关系紧张。蒋介石一味追求封锁新闻，反而使过激言论由外报泄露而愈演愈烈，给予粤方口实。由此可见，政治力量与舆论是双向互动、相互塑造的关系。
缺乏政治互信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痼疾，而舆论竞争加剧了政治力量之间的不信任，促使其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因此，舆论竞争一旦开始便易于持续升级。宁粤双方会场外日渐激烈的舆论战，使会场内的气氛日益剑拔弩张，成为和谈的一大阻碍。此外，宁粤双方在舆论战中互相揭底的行为，将国民党各派系打着和平幌子争权夺利的内情公之于众，使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目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猜嫌、舆论与谣言：政治心理与民国政局”(24FZSB075)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773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