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古典学大家德·罗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注意到，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战争凸显众英雄的勇武和德性，鲜少批评战争，即便有，也往往牵扯到“过失，尤其是宗教过失”，欧里庇得斯则彻底改变了对战争的呈现
11 ［法］德·罗米伊著，方晖、罗峰译：《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22年，第178—179页。
。两位悲剧诗人虽然都从荷马那里获益，欧里庇得斯却显示出鲜明的反荷马色彩。在著名悲剧《赫卡柏》（
Hecuba）中，欧里庇得斯就别具一格地把背景设定于特洛亚战争初歇的那一刻，通过把战败方推向前台，呈现了战争给特洛亚人带来的深重不幸并揭示了现实政治的局限，重新检审了战争的目的及其伦理基础。
一、战争与个体命运
以超自然物的造访开篇是欧里庇得斯的惯用手法，《赫卡柏》也是如此：赫卡柏和普里阿摩斯（Priamus）唯一存世的儿子珀吕多洛斯（Polydorus）遭人谋害后被抛尸大海，幽魂已在忒腊克（Thrace）海滨游荡数日（“我这样飘着已是第三天”，τριταῖον ἤδη φέγγος αἰωρούμενος，32行）
22 《赫卡柏》中译参见张竹明译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3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以下引文随文注行码，不再另注。中译据古希腊原文略有改动，参见Christopher Collard， Hecuba：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91； Justina Gregory， Hecub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9； Hekabe，herausgegeben， 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Kjeld Matthiesse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8。
。此剧一开始，欧里庇得斯就借珀吕多洛斯的游魂，指向了战争给个体命运带来的不确定性。珀吕多洛斯生前曾在战争胜败难定之际被父母送往忒腊克寄人篱下（5—8行）
33 以鬼魂致开场白，令《赫卡柏》分外“不同寻常”。为了凸显珀吕多洛斯的“天真”和无辜，纳斯鲍姆一再称他“小孩子”。参见［美］玛莎·纳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徐向东、陈玮修订：《善的脆弱性》（修订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626、625-627页。但珀吕多洛斯是“小伙子”（young man），而非“小孩子”（child）。Gregory给出了有力的文本支撑，详见她对671行的注解。Justina Gregory， Euripides： Hecuba，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y， p. 39。
，特洛亚城甫一陷落，珀吕多洛斯就惨遭谋害。因死后无人掩埋，魂魄在忒腊克半岛连日逡巡，飘忽无依。游魂还预告，姐姐珀吕克塞娜（Polyxena）也将大难临头：希腊人要把她献祭给阿喀琉斯的鬼魂，由后者的愤怒带来的无风，打断了希腊军队凯旋班师的航程，全军阻滞忒腊克，归期难定
44 由特洛亚女俘组成的歌队透露，她们的命运也和游魂一样无所依凭。Charles Segal， “Golden Armor and Servile Robes： Heroism and Metamorphosis in Hecuba of Euripid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11， No. 3 （Autumn， 1990）， p. 311。
。《赫卡柏》开场便显示，一切并未随停战而结束，交战双方面临的不确定性不过是序章。
《赫卡柏》的故事发生于特洛亚战争结束后数日，远处依稀可见的战火（“冒着烟火”，478行；“浓烟滚滚”，823行）表明城邦刚陷落不久。有别于荷马，对战败方境况的关注构成了欧里庇得斯特洛亚剧的基调
55 荷马对欧里庇得斯的影响无处不在，但二者对同一题材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厘清两位诗人的关系，涉及对欧里庇得斯诗学价值的评价。关于欧里庇得斯与荷马关系的总体研究，参见Klaus Lange， Euripides und Homer： Untersuchungen zur Homernachwirkung in Elektra， Iphigenie im Taurerland， Helena， Orestes und Kyklop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2。
。从剧情上看，《赫卡柏》接续了《特洛亚女子》（
The Trojan Women）。在《特洛亚女子》中，诗人把视线投向战败的特洛亚人，展现了战争初定的情形：以普里阿摩斯为首的特洛亚男子在战争中被杀，女子沦为战俘，尚未分配。到了《赫卡柏》中，这些女子业已分配，希腊联军开拔，携全体战俘踏上凯旋归程，一切仿佛尘埃落定。然而此剧一开始，舞台上就惊现珀吕多洛斯的鬼魂，他在发言中表示，无论战败的特洛亚人还是获胜的希腊人都暗藏危机。由鬼魂致开场白，在古希腊传世悲剧中颇不寻常。《赫卡柏》之前的悲剧，仅见索福克勒斯散佚的《珀吕克塞娜》（
Polyxena）采用了这种方式。有迹象表明，欧里庇得斯《赫卡柏》的开场很可能模仿了索福克勒斯
66 同为超自然物，神的到访显然更常见。Hartigan认为珀吕多洛斯的鬼魂充当了“神的替身”（substitute divinity）。Karelisa V. Hartigan， “Male Sacrifice/Female Revenge in a Godless World： Euripides’ Hecuba”， Colby Quarterly， 33. 1 （Jan. 1， 1997）， p. 27。欧里庇得斯对珀吕多洛斯鬼魂的处理可能受索福克勒斯启发，参见 Christopher Collard， Euripides： Hecuba，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130。
。从内容来看，索福克勒斯《珀吕克塞娜》处理了阿喀琉斯要求献祭珀吕克塞娜的题材。但因此剧已佚失，我们无从知晓他具体作了何种处理。在《赫卡柏》中，珀吕多洛斯的鬼魂一上台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世：
我来到此地，离开死人之家黑暗之门——冥王
与诸神分开自己居住的所在，
我珀吕多洛斯，克修斯之女赫卡柏
所生，普里阿摩斯的儿子，
在那个弗里吉亚人的城邦面临
失陷于希腊人长矛下的危险时，父亲怕了，
悄悄把我送出了特洛亚的土地，
前往他的忒腊克朋友珀吕墨斯托耳家中……（1—7行）
开场寥寥数行的精准描述显露了诗人广博的历史地理学识
77 Justina Gregory， Hecub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40.
。开篇首句绵延数行，句子结构却并不复杂。整句由开篇首词ἥκω（“我来到”，1行）引出目的地（文本稍后揭示鬼魂来到了希腊军队驻扎忒腊克海岸的营地，53行），再由分词λιπών（“离开”，2行）带出其离开之所（冥府，2行）
88 在《酒神的伴侣》中，新神狄俄倪索斯也以同样的句式开场。在那里，酒神狄俄倪索斯一上来就咄咄逼人地宣示了神子身份。详见罗峰：《酒神与世界城邦：〈酒神的伴侣〉义疏》，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6—25页。
。游魂表示，他生前是特洛亚老王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的儿子，眼见特洛亚陷落在即，父亲将他送往友人忒腊克王宫寻求庇护。出于对家人的关爱，父亲还让他随行带上大量金子。
细读这段独白不难发现，欧里庇得斯改写了荷马的描述。在《伊利亚特》中，珀吕多洛斯的母亲是拉奥托娥（Laothoe），也格外受普里阿摩斯偏爱，未让他参战。但他终因在阵前炫耀捷足被阿基琉射杀（20. 407-411）
99 ［古希腊］荷马著，王焕生译：《伊利亚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21.84-90、22.47-48。
。而在《赫卡柏》中，珀吕多洛斯成了赫卡柏的儿子，虽同样因父亲的疼爱躲过战祸，最终还是死于非命：他惨遭父亲所托的忒腊克国王戕害。很明显，欧里庇得斯意在把珀吕多洛斯塑造成战争的无辜受害者。
有别于荷马笔下有着明显过失的珀吕多洛斯，《赫卡柏》中的珀吕多洛斯年幼、未经战火洗礼。他的死看上去与这场战争似无直接关系——他未曾参战，甚至没有死于战场，而是死在了远离战火的外邦。然而，战场上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他的命运。特洛亚人占据上风时（“我哥哥赫克托耳的长矛还在胜利期间”，18行），珀吕多洛斯的确受到忒腊克王庇护。好景不长。特洛亚一败，城邦陷落，父兄战死沙场，珀吕墨斯托耳马上杀害了普里阿摩斯费尽心机想保留的独苗：“这位朋友，为金子杀了不幸的我，丢到了大海的波浪里，好把金子据为己有，成为他家里的财富。”（25—27行）由于无人埋葬，珀吕多洛斯成了孤魂野鬼，并于希腊联军滞留忒腊克半岛期间显现。
珀吕多洛斯的游魂还预告了剧情走向，由此牵出剧中另一起超自然事件。《赫卡柏》开场还有一个希腊人的鬼魂显现：阿喀琉斯出现在坟上，愤怒地表达他的不满。从戏剧时间上看，阿喀琉斯的鬼魂显现得更早，两起超自然事件由此构成某种内在关联：正因阿喀琉斯的魂灵向希腊人索要荣誉，阻断希腊船队的归程，致使船只滞留忒腊克，珀吕多洛斯的游魂才有机会向母亲赫卡柏显现
1010 《赫卡柏》的戏剧行动就由这两个鬼魂推动。参见Mark Ringer， Euripid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6， p. 116。
。两个鬼魂的现况却大相径庭：战功赫赫的阿喀琉斯死后便得到共同体（希腊人）妥善掩埋，横死友人之手的珀吕多洛斯却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尸身已在海上漂浮数日；阿喀琉斯的鬼魂显现索要（αἰτεῖ）“荣誉礼物”，珀吕多洛斯的游魂显现却卑微地只为给已沦为战俘的母亲赫卡柏托梦，好早日入土为安：“我已求得（ἐξῃτησάμην）地下之神的恩准，可以有一个坟墓，可以落到母亲手里。”（49—50行）
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开篇便淋漓尽致地体现于两个鬼魂截然不同的境遇和诉求。通过巧妙地把阿喀琉斯的掩埋地由特洛亚城挪至远离人烟的忒腊克荒岛（37行）
1111 ［古希腊］荷马著，王焕生译：《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24. 82-92。
，欧里庇得斯不仅完成了《赫卡柏》的人物设定和场景设置，也表明了他对战争与命运的思考：战争对命运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政治共同体，也体现于每一个个体；不仅体现于生者，也体现于死者。两个亡魂的不同命运和要求，不仅带出了《赫卡柏》戏剧行动的两条线索
1212 阿喀琉斯鬼魂的要求指向了《赫卡柏》的第一个戏剧行动：献祭珀吕克塞娜（41—42行），珀吕多洛斯的请求则铺垫了赫卡柏的复仇行动。
，还为我们进一步审视战争与命运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二、战争与献祭
在考察“初民社会”的献祭现象时，基拉尔（René Girard）开门见山地挑明了献祭的属性。献祭是一种迫于情势不得不犯的神圣罪业，旨在消除眼前的危机，但它本身是罪行（虽带有神圣性）。他进而基于对古希腊诗文的观察指出，在古希腊悲剧中，暴力基本借助“献祭的语言”呈现。基拉尔所言不虚，令他困惑的是，古希腊人为何从不质疑“献祭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呢”
1313 ［法］勒内·基拉尔著，周莽译：《祭牲与成神：初民社会的秩序》，北京：三联书店，2022年，第1—2页。
？这一观点失之偏颇，事实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就不只在一部剧作中质疑过献祭的正当性
1414 关于欧里庇得斯悲剧与献祭问题的研究，参见Helene P. Foley， Ritual Irony： Poetry and Sacrifice in Euripid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尤其考虑到《赫卡柏》中的献祭要求似乎由鬼魂（而非神祇）提出，其正当性就更加可疑了。希腊联军行至忒腊克一座半岛时——《赫卡柏》的戏剧行动在此发生，阿喀琉斯的鬼魂“愤怒地”显现
1515 Hartigan注意到发怒的阿喀琉斯的鬼魂（而非某位发怒的神祇）的不同寻常。参见Karelisa V. Hartigan， “Male Sacrifice/Female Revenge in a Godless World： Euripides’ Hecuba”， pp. 27-28。另见Justina Gregory， Hecub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60。
。超自然物的不满带来的危机借由自然界的无风呈现，行程由此被骤然打断。危机的解决方案蕴于鬼魂的要求：索要荣誉的礼物。“朋友”一词反复出现（42、311、328行等），指向一种相互的义务：阿喀琉斯生前是希腊最杰出的战士（“最勇敢者”，134行），是“为希腊而死的最勇敢的战士”（310行），死后也是“最好的死者”（329行），希腊人有义务满足他的要求。有意思的是，此剧开场呈现的阿喀琉斯的鬼魂在坟地显现的三种说法，均由特洛亚人讲述。细察三处说法可知，阿喀琉斯的鬼魂虽索求荣誉，一开始却似乎并未指向任何具体对象，虽然珀吕多洛斯的游魂最后的确说道：
他要求得到我的姐姐珀吕克塞娜
作为牺牲，作为他的坟墓献礼。
他会得到她的，他的战友们不会
不给他礼物。（40—43行）
另两处均含糊其辞，赫卡柏在抒情独唱中没有明确提及珀吕克塞娜：“阿喀琉斯的鬼魂出现他的坟堆上空，他要求一个多灾多难的特洛亚女子作他的奖品。”（92—95行）歌队的说法愈发含混（105—119行）。三处均提到阿喀琉斯的鬼魂索要“奖品”，却在所指上各持己见。唯有预告剧情走向的珀吕多洛斯的鬼魂明确提及珀吕克塞娜，这本身耐人寻味
1616 尤其考虑到赫卡柏的说法直接源于儿子的鬼魂托梦（90—92行），她甚至寄望于“赫勒诺斯或卡桑德拉给我解释这些梦境”（88—89行）。而歌队的活动范围无疑比赫卡柏更大——正是她们去往海滨汲水，才发现珀吕多洛斯的尸身。歌队更有可能在现实中耳闻甚至目睹了希腊军队的决议过程（105、107行）。
。在开场白中，欧里庇得斯赋予他无所不知的超自然视角，并让他有选择地透露剧情
1717 Karelisa V. Hartigan， “Male Sacrifice/Female Revenge in a Godless World： Euripides’ Hecuba”， p. 27.
。珀吕多洛斯的鬼魂显然更关注结果而非过程，歌队对希腊联军决议详情的描述构成了有力补充。进场歌和随后的第一场戏，还原了希腊联军的议事现场。由特洛亚女俘组成的歌队同样一上场便宣告了希腊人准备献祭珀吕克塞娜的坏消息，但整个叙述涵括前因后果，最为完整：
他金盾金甲
显灵站在他的坟上，
阻止海上的船队，
虽然它们正在航行，
帆上灌满了顺风。
他高声喊道：
“达那奥斯人啊，你们去哪里，
撇下我的坟，不给一点奖品？”（109—115行）
实际上，歌队在剧中还充当了信使的角色。她们急匆匆赶来向赫卡柏报信（这也意味着赫卡柏的说法源自歌队）：“听说阿开奥斯人已在全体大会上决定，把你的女儿献祭给阿喀琉斯作牺牲。”（107—108行）在三种说法中，唯有歌队使用了直接引语，这种客观的叙述方式能让她们像目击者那样如实还原争论现场。歌队只提到阿喀琉斯不满没有奖品，并未明确指向人祭。但通过使用罕见的ἀγέραστον（没有奖品）一词，欧里庇得斯瞬间唤醒了这位英雄在荷马笔下最令人深刻的印象
1818 该词罕见于古希腊诗文，荷马只用过一次（《伊利亚特》，1. 119）。参见Christopher Collard， Euripides： Hecuba，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137。另见Justina Gregory， Hecub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59-60。
。“奖品”一词再三出现，提醒我们死后的魂灵依然保留着生前的特征和秉性
1919 比较柏拉图在《理想国》卷10重新编造的关于人类命运的厄尔神话。
。熟谙荷马史诗的观众不会忘记，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纷争的起因就是争夺象征战士荣誉的“奖品”。奖品出现在三段叙述中，凸显了阿喀琉斯最令人难忘的性格。三种说法的不一致，也为我们思索献祭与正义留出了空间。诚如赫卡柏苦劝奥德修斯时所言：“有什么必要在坟上用人做牺牲？这种场合本来适合用牛。”（260—261行）但很明显，献祭不是自然问题，而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礼法问题（后文将论及）
2020 葬礼的文化蕴含同样如此。参见［美］格里高利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北京：华夏出版社，2024年，第62—64页。
。在另两部反思人祭的剧作中，欧里庇得斯还将处理由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引发的伦理困境
2121 C. A. E. Luschnig， Tragic Aporia： A Study of Euripides’ Iphigenia at Aulis， Victoria： Aureal Publications， 1988.
。
《赫卡柏》一开场，全剧便笼罩着一种不可抗的超自然氛围，透着浓郁的命定感。由阿喀琉斯鬼魂显现导致的无风，意外打破了希腊军队的安宁，随即在军中掀起一场政治风暴。珀吕克塞娜的献祭一开始也显得是某种人力无法左右的必然。军中的争论似乎表明，因无风导致无法起航的希腊船队面临一个切实的选择：要么献祭珀吕克塞娜，要么放弃归航。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亚前发生的伦理困境（阿伽门农献祭女儿伊菲革涅亚）在此重现。然而后文随即表明，这一决定与其说迫于不可抗力，不如说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必然性”并没有在希腊人的全体大会上扮演角色
2222 King注意到，在描述希腊军队争吵的这场戏中，必然性（anagkē）一词根本没有出现。参见Kathering Callen King， “The Politics of Imitation： Euripides’ Hekabe and the Homeric Achilles”， Arethusa， 18. 1 （Spr.， 1985）， p. 54。
。相反，希腊军队最终达成决议，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政治角力。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得以瞥见作为征服者的希腊军队开始“分崩离析”
2323 ［美］格里高利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第112页。
。这场俨然再现民主制场景的全军大会（195行），暴露了希腊军队内部的严重分歧：在要不要献祭珀吕克塞娜，甚至要不要向阿喀琉斯的鬼魂献祭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在描述希腊军队的裂隙时，欧里庇得斯沿用了荷马的模式：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在《伊利亚特》中的争吵以另一种方式重现于希腊悲剧。只不过这次，死者阿喀琉斯像生前一样索要荣誉，生者却宣示奴隶的生存权
2424 Kathering Callen King， “The Politics of Imitation： Euripides’ Hekabe and the Homeric Achilles”， p. 54.
。阿伽门农出于私利而非任何道德原则反对献祭，遭忒修斯的两个儿子揭穿：“他们说，他们永远不会把卡珊德拉的床榻看得重于阿喀琉斯的枪矛。”（128—129行）床榻与枪矛的意象并置，强有力地消弭了《伊利亚特》中的崇高部分，传统英雄对荣誉的追求向身体的维度下降。下降同样发生在谋士奥德修斯身上。双方僵持不下，奥德修斯的介入打破了平静：
辩论双方言辞激烈，
不相上下，直到那狡猾的
爱说话的甜言蜜语地迎合群众的
拉埃尔特斯之子说服了大军，
不可为了一个作牺牲的奴隶，
撇开全体达那奥斯人中的最勇者，
也不可让站在佩尔塞福涅身边的
任何一个死者说我们
达那奥斯人，一离开特洛亚平原
便不感谢为希腊而死的
那些达那奥斯人了。（130—140行）
奥德修斯的发言让人想起阿喀琉斯在《伊利亚特》中对阿伽门农所言。怒不可遏的阿喀琉斯宣称，他要让阿伽门农“悔不该不尊重阿开奥斯人中最英勇的人”（1. 243）。奥德修斯随后在直指诸多城邦的缺陷时表示：“一个勇敢热心的战士，所得并不比懦夫们多。”（316—317行）此言同样让人想起《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那待在家里的人也分得同等的一份，懦夫和勇士荣誉同等”（9. 318-319）。《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话由奥德修斯说出，显得极为反讽。因为在后世（尤其希腊古典时期）作家笔下，这两个人物形象通常截然对立：一个代表言辞，一个代表行动。但通过让《赫卡柏》中的奥德修斯使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逻辑，欧里庇得斯呈现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制语境下对两个人物所代表的品质中的负面影响：言行分离
2525 Kathering Callen King， “The Politics of Imitation： Euripides’ Hekabe and the Homeric Achilles”， p. 57.
。愈发反讽的是，剧中阿喀琉斯的鬼魂仅仅索要荣耀，奥德修斯却推波助澜促成了献祭珀吕克塞娜的决议。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希腊人最终决定再次把屠刀举向特洛亚人。暴力没有随战争结束而终止，还以更荒诞的方式继续。
三、献祭与正义
战争与正义的关系，可以说一开始就在《赫卡柏》中得到凸显，开场呈现的两起超自然事件其实都在索要正义。所不同的是，阿喀琉斯直接死于战争，珀吕多洛斯则是战争的间接受害者。两起超自然事件还指向另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主题：友爱。如果说阿喀琉斯对希腊联军的“愤怒”指向政治共同体对个体的友爱（42—43行），珀吕多洛斯的例子则指向个体与个体（普里阿摩斯与珀吕墨斯托耳）乃至共同体（特洛亚和忒腊克）之间的友爱。两个例子都涉及基本的伦理准则：扶友损敌。
扶友损敌的战争伦理，战后依然行之有效，甚至还起着支配性作用。在试图劝说奥德修斯放弃献祭女儿的决定时，赫卡柏便先提及曾对他显示的友好：战争期间，赫卡柏曾放走在特洛亚城内侦察的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理应还她这份人情。诉诸情分（“回报”）无果后
2626 科纳彻指出，剧中的奥德赛带有着浓重的智术师色彩，他的发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修辞术的滥用。参见［加］科纳彻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与智术师》，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第56—58页。
，赫卡柏转向了说理：
你们有什么必要在坟上用人
作牺牲？这种场合本来适合用牛。
或许，是阿喀琉斯希望报复杀他的人，
按公道原则要求杀她的吗？
不，她一点没伤害过他。
他应该要求把海伦宰了作坟上的牺牲，
因为是她把他引到特洛亚来毁了的。（260—266行）
赫卡柏首先提到，牲祭这种古希腊文化中更普遍的暴力替代方式比人祭更合理，也借此更尖锐地指出了其中的矛盾：祭杀动物原本旨在把针对人们欲保护的人的暴力转移到无足轻重的生物身上
2727 ［法］勒内·基拉尔著，周莽译：《祭牲与成神：初民社会的秩序》，第4页。
，现如今，希腊联军却直接把暴力加诸无辜之人。阿喀琉斯索要“奖品”的含混指向，使得献祭珀吕克塞娜的合法性一开始便饱受质疑
2828 Justina Gregory， Hecub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xxiv.
。荷马笔下鬼魂的出现旨在引发一种“神圣的可怕”（divinely awful）或对超自然显现的恐惧，《赫卡柏》却刻意营造一种“人为的不道德”（humanly immoral）氛围
2929 因《赫卡柏》中鬼魂隐现的场景毫无崇高感，朗吉努斯（Longinus）《论崇高》中一处都未援引。Kathering Callen King， “The Politics of Imitation： Euripides’ Hekabe and the Homeric Achilles”， p. 50.
。剧中阿喀琉斯的鬼魂只是索要荣誉的礼物，希腊联军却选择献祭珀吕克塞娜。实际上，阿喀琉斯鬼魂的愤怒明确指向希腊人，希腊人却把屠刀转向柔弱的特洛亚人——珀吕克塞娜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牺牲品。赫卡柏进而表示，莫说人祭是否有必要，就算必要，海伦也比珀吕克塞娜更合适。冤有头债有主，把阿喀琉斯“引到特洛亚来毁了”的人是海伦（266行），而非无辜的珀吕克塞娜。赫卡柏的反驳条理明晰，不容辩驳——但前提是希腊人讲“公道”、讲“正义”（263、271行）。赫卡柏洞若观火地挑明了希腊人的虚伪和不义——珀吕克塞娜之所以沦为暴力妄行的对象，仅仅因为她是弱者，是可以任人宰割的战俘
3030 ［法］勒内·基拉尔著，周莽译：《祭牲与成神：初民社会的秩序》，第1—2，18页。
。
面对赫卡柏的诘问，道貌岸然的奥德修斯也诉诸友爱和道义进行回应。他辩称，倘若希腊人违背友爱原则，不尊重为希腊战死的勇士，不仅日后不会有人再卖命，也和“没有教化”的“外邦人”（特洛亚人）无异。奥德修斯“真诚地”揭示了现实政治的真相并屈从于这种必然性
3131 基多称之为政治的必然性（political necessity）。H. D. F. Kitto， Greek Tragedy： A Literary Study， Bristol： J. W. Arrowsmith， 1939， p. 221.
。何况，若说战争给特洛亚人带来了不幸，希腊人同样损失惨重（321—326行）。奥德修斯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考量同样显得不容辩驳。联军高度民主化的决议过程和奥德修斯所言均指向政治的败坏，为野蛮的人祭披上“开化”的外衣。“这些苦你就受着吧。”（326行）奥德修斯表达对不幸者的苦难感同身受的方式，冷峻地展现了现实政治的逻辑：成王败寇
3232 修昔底德记录了雅典人对米诺斯人的态度：强者可以肆意妄为，弱者则只能忍受必须忍受的一切。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何元国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 89. 1。
。赫卡柏与奥德修斯的论辩揭露了现实政治的残酷真相：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这也注定赫卡柏的劝说不会成功。她试图诉诸法律：“你们订立的有关于杀人的法律，对奴隶和自由人同样适用。”（291—292行）
3333 此处的法律实际上等同于正义，对比《劳作与时日》225—227行：“有些人对待外邦人如同本邦人，给出公正审判，毫不偏离正途，这些人的城邦繁荣，民人昌盛。”中译参见［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吴雅凌译：《劳作与时日笺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Ringer就发现，《赫卡柏》中弥漫着“古风时期的道德”（Archaic morality）。Mark Ringer， Euripid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p. 115。
而实际上，奥德修斯的话已然暗示，战俘不属于真正社会意义上的人
3434 对比《劳作与时日》192—193行。《赫卡柏》警示了雅典的“帝国主义思想”，征服者通常会更委婉地掩饰真实意图。参见［美］格里高利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第109、117页。
，他甚至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这一点：“别跟我比拳头，你得知道自己的力量。”（226—227行）
3535 Mark Ringer， Euripid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p. 115.
如果说阿喀琉斯的鬼魂索要正义，不过再现了希腊联军曾对友爱的罔顾，那么在珀吕多洛斯的例子中，忒腊克王杀死朋友所托之人，则肆无忌惮地展现了人性之恶（82、953、982、1000、1152、1227行）。他不顾主客之谊残害珀吕多洛斯，还抛尸入海，这是对宙斯和冥王的双重违犯
3636 Collard认为无风的主要戏剧功能是为赫卡柏复仇赢得时间（38—39、111—112、538—541、898—901、1289—1290行）。参见Christopher Collard， Hecuba：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29。Gregory则赋予这种自然的反常以一种更具宇宙论的解释。参见［美］格里高利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第128页。
。无论阿喀琉斯鬼魂还是珀吕多洛斯游魂显现，均指向宇宙秩序的混乱。在剧中，政治世界的失序集中体现于无风
3737 对比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安提戈涅也依据古老的神圣律法，为自己掩埋亲人的尸体进行辩护。
，这一巧妙设计勾连起两个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事件：宇宙的失序暗中指向政治的失序。
在《伊利亚特》中，诸神对死者的奖赏有明确说明。入土为安是死者的权利，也是对他们的奖赏（23. 9，16. 449-457） 。在《赫卡柏》中，借助两位死者判然有别的诉求，欧里庇得斯营造了一种独特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不仅强烈地反映在他们截然不同的遭遇上——希腊人为平息阿喀琉斯的愤怒，祭杀了特洛亚公主；为让儿子（特洛亚王子珀吕多洛斯）入土为安，赫卡柏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复仇——还将进一步呈现在赫卡柏与珀吕墨斯托耳和阿伽门农的论辩中。在那里，寻求正义的赫卡柏和多行不义的珀吕墨斯托耳双双不解：死者对荣誉的索求为何须以剥夺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捍卫死者的荣耀还是生者的权利才是正义？
在对荷马的化用上，欧里庇得斯另辟蹊径：索福克勒斯以荷马式的英雄人物为典范，将阿喀琉斯和希腊人的事业理解为一种“高贵而刚正自重”（noble and principled self-respect）的英雄理想，欧里庇得斯则从荷马的英雄人物的愤怒中提炼出一种“标志性的，完全自我中心的傲慢”（monumental， utterly self-centered pride）
3838 Kathering Callen King， “The Politics of Imitation： Euripides’ Hekabe and the Homeric Achilles”， p. 52.
。荷马笔下英雄人物的愤怒具有明确的对象：分配给阿喀琉斯的女俘实际指向被阿伽门农夺取的战士的荣耀。阿喀琉斯的愤怒有其自然的基础，因为他是在捍卫一种普遍接受的原则。质言之，这种分配原则涉及正义。在城邦政治中，这种分配原则是战士伦理的根基，构成了传统英雄主义的核心。在《赫卡柏》中，阿喀琉斯的鬼魂索要的“奖品”，最终指向一种纯乎自我中心的傲慢：奖品的任意性勾销了支撑其正当性的基础。阿喀琉斯的愤怒，在剧中成了文明世界中最耀眼的英雄荣耀与未开化的野蛮的混合物：通过以“开化”（civilized）的眼光强调荷马史诗中蕴含的暴力和野蛮，并有意“歪曲”（perverts）荷马式英雄的积极面相，传统英雄主义的价值被彻底消解
3939 Kathering Callen King， “The Politics of Imitation： Euripides’ Hekabe and the Homeric Achilles”， pp. 53-54. Hartigan认为，欧里庇得斯反讽地呈现了阿喀琉斯的鬼魂的献祭要求，不仅消解了这位英雄人物的品质，也消弭了希腊人的传统信念。参见Karelisa V. Hartigan， “Male Sacrifice/Female Revenge in a Godless World： Euripides’ Hecuba”， p. 31。
。事实上，通过凸显战争中达到顶点的英雄主义必然随战争结束走向败坏，欧里庇得斯揭示了战争对个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可怕影响
4040 Charles Segal， “Golden Armor and Servile Robes： Heroism and Metamorphosis in Hecuba of Euripides”， p. 305.
。而通过在剧本一开始就引人注意，人总是倾向于自我关切及其局限性
4141 珀吕多洛斯鬼魂的整个叙述带着明显的自我关切，导致他的描述并非不偏不倚。比如，他的整个陈述并未按时间顺序进行——从时间上看，特洛亚城邦的陷落无疑发生在赫克托耳战死之后（21行），他的掩埋也显然要等赫卡柏先发现他的尸体（50行）。参见Justina Gregory， Hecub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xxvii。这种自我关切稍后还体现于珀吕克塞娜自愿被献祭，她对自由的追求不过是“虚妄”（illusion），充其量表明其“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参见Stuart Lawrence， “Stoic Morality and Polyxena’s ‘Free’ Death in Euripides’ ‘Hecuba’ ”， Acta Classica， Vol. 53 （2012）， pp. 21-32。而这种道德自由最终使她成为完美的祭品。参见［美］格里高利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第122—129页。
，欧里庇得斯早已邀请我们进入一个更宏阔的视野。
四、命运与战争伦理
珀吕多洛斯在开场白中提到自己的命运时述及父亲的安排。当特洛亚城邦面临失陷的危险时，出于恐惧（6行），普里阿摩斯把家中唯一未上战场的幼子托付给忒腊克“友客”（ξένου，7行）
4242 Collard把该词译为“盟友”（ally），不甚准确。参见Christopher Collard， Hecuba：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55。古希腊文中的ξένου更强调主客礼法的传统规约，德文译注本将之译为“Gastfreunds”，显然更熨帖。参见Hekabe，herausgegeben， 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Kjeld Mathiessenp， p. 51。Ringer同样认为，这是一种“友客关系”（guest relationship）。参见Mark Ringer， Euripid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p. 115。
，随行还运出大笔金子。普里阿摩斯当初的安排显得深谋远虑：留下珀吕多洛斯，家族就有希望；留下大笔钱财，幸存的子孙日后就不至生活无依（12行）。然而命运弄人，普里阿摩斯的谋划全然落空：钱财非但没有给儿子带来依靠，似乎还成了他身遭不测的祸端。在塑造珀吕多洛斯这个角色时，欧里庇得斯作了较大改动。他充分利用了史诗中普里阿摩斯对儿子的偏爱，却改写了他的死因。荷马笔下的珀吕多洛斯因“肆心”引祸上身，欧里庇得斯则为了凸显其无辜，甚至杜撰了忒腊克王珀吕墨斯托耳这个角色
4343 Justina Gregory， Hecub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xxii； Christopher Collard， Hecuba：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25.
。珀吕多洛斯的命运遽然反转：肆心无忌、自取祸端的珀吕多洛斯，在《赫卡柏》中成了肆心的对象。尽管剧中的珀吕墨斯托耳罪大恶极，他毫无信义、不信诸神，肆无忌惮，文中却同样有诸多细节暗示，珀吕多洛斯之死与自己人脱不开干系。
欧里庇得斯敏锐地把普里阿摩斯呈现为不懂区分之人——荷马就曾暗示，恰恰由于他惯于将外来之物（海伦）纳入家庭
4444 参见［德］弗劳门哈弗特著，温洁译：《首领普里阿摩斯及其城与子》，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才给家族和城邦带来灭顶之灾。不明智的普里阿摩斯，在欧里庇得斯笔下得以延续。剧中的特洛亚人不断称呼忒腊克王为“朋友”。无论战时还是平时，友爱弥足珍贵
4545 亚里士多德将友爱视作“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155a）。欧里庇得斯《发狂的赫拉克勒斯》中的友爱主题颇受瞩目，对剧中凡人友爱的精彩解析，参见［美］格里高利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第154—199页。Ringer甚至认为，此剧堪称表现凡人友爱的权威之作。Mark Ringer， “Preface”， Euripid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p. x。
，而在战争背景下，“朋友”更重的意味是盟友，缔结政治友爱的基础是同仇敌忾
4646 ［美］布伦戴尔著，包利民等译：《扶友损敌：索福克勒斯与古希腊伦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2—77页。
。忒腊克王珀吕墨斯托耳却既未履行朋友的托付，亦非特洛亚盟友。珀吕多洛斯对金子的强调，似乎暗示了普里阿摩斯（或特洛亚）与珀吕墨斯托耳（或忒腊克）所谓友爱的属性
4747 剧中的忒腊克王是特洛亚王的友客，却又自称希腊的盟友。于他而言，无论私人友爱还是城邦间的友爱，均基于利益。对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1156b10、1160a10-15。
。尤其考虑到，歌队一看到珀吕多洛斯的尸体就想到祸端：“为了金子。”（775行。比较赫卡柏，“金子”和“贪婪”，1206行）
从珀吕多洛斯为避战祸离开家族和城邦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宛若无根浮萍。遇害后，他的尸体在海中“随波逐浪忽上忽下”，幽魂在空中“飞来飞去”，愈发凸显了命运的沉浮与无常（29、32行）。谈及父亲和忒腊克王时，珀吕多洛斯都突出了“家”（“父亲的炉灶”，22行）
4848 剧中的忒腊克人和特洛亚人都是外邦人，欧里庇得斯利用了希腊人—外邦人这一传统对立，却又作了区分。参见Charles Segal， “Violence and the Other： Greek， Female， and Barbarian in Euripides’ Hecub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20 （1990）， p. 109。剧中还暗示，忒腊克和特洛亚均实行君主制，与希腊人的民主制形成对照。James Morwood， “Hecuba and the Democrats： Political Polarities in Euripides’ Play”， Greece & Rome， 61.2 （2014）， p. 194； David Kovacs， The Heroic Muse： Studies in Hippolytus and Hecuba of Euripide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8-114。
：珀吕墨斯托耳将金子占为己有，充实“家财”；忆述中父亲对家人的关爱之情更是呼之欲出
4949 荷马笔下的普里阿摩斯更多扮演了一家之长而非城邦首领的角色，与希腊政制模式大相径庭。详见［德］弗劳门哈弗特著，温洁译：《首领普里阿摩斯及其城与子》，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第4—5页。
。但普里阿摩斯显然所托非人。赫西俄德不就说过，信任和疑忌都会害人
5050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吴雅凌译：《劳作与时日笺释》，第372行。
。而当我们发现，普里阿摩斯这个家族就以“背信”著称时，普里阿摩斯与珀吕墨斯托耳的区别开始模糊——城邦的陷落必须部分归咎于特洛亚人自己
5151 波塞冬和阿波罗曾受命为特洛亚国王修城墙，事后普里阿摩斯的父亲拉俄墨冬赖掉报偿，数年后又在赫拉克勒斯身上故技重施。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也曾在帕里斯出生时两次违背神意：帕里斯出生前赫卡柏曾梦见王宫大火，预示着他会给城邦带来大灾，他们却违背神示把他生下，生下后也未确保将他处死。帕里斯亦是出于“自私”（selfish）作出了著名的裁决。参见Mary Lefkowitz， “Introduction”， Euripides and the Go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8。
。《赫卡柏》的歌队就把这场灾祸归咎于帕里斯和海伦（631—640、943—952行），而《特洛亚女子》中的海伦在反驳赫卡柏斥其为祸水时表示，赫卡柏本人才是祸首，是她让帕里斯这个祸根出生（919—937行）。
在《赫卡柏》中，欧里庇得斯没有简单呈现战败方的无辜，更没有一味歌颂战胜者的凯旋。他从不简单说教，而是挥舞如椽巨笔，充分展开人性和政治的复杂，直指人的限度。《赫卡柏》对战争胜利者的谴责，直观体现在珀吕克塞娜的献祭中——献祭不过战时暴力的延续，弱者的利益在战后依然受到侵害
5252 ［法］勒内·基拉尔著，周莽译：《祭牲与成神：初民社会的秩序》，第3页。
。弱者寄望于获胜的希腊联军秉持道义，胜利者却教导特洛亚人，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而通过刻画高贵的赫卡柏如何在失去一切后变得跟敌人一样凶残
5353 耶格尔认为赫卡柏“堕落”。参见［德］维尔纳·耶格尔著，王晨译：《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第354页。格里高利为她作了辩护。参见［美］格里高利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第147—150页。
，欧里庇得斯更是剑指胜利者的道德冷漠。奥德修斯也曾身陷险境，彼时赫卡柏动了恻隐之心。而今，无论奥德修斯的冷漠还是阿伽门农的中立，均表明胜利者无情无义。这种道德冷漠与其说是同理心的缺失，不如说是权力造成了当权者承认人类普遍诉求的障碍，使之冠冕堂皇地放任暴力与不义
5454 Pietro Pucci， Euripides’ Revolution under Cover： An Essay， Ithaca， New York，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4.
。
剧中的忒腊克岛人迹罕至，令人想起荷马笔下库克洛普斯（Cyclops）的居所。通过把这座孤岛描述成一个礼法和道德缺失的世界，荷马让我们一窥“前文明”的自然形态。如果说在荷马的世界里，库克洛普斯居住的岛屿代表了一种前政治形态，那么欧里庇得斯营造的这个“道德无人区”（moral no-man’s-land）则是一个礼法与道德备受威胁，政治遭到败坏的世界——诗人把我们重新拉回文明的边缘
5555 欧里庇得斯在此剧中营造的世界，“道德和政治上都令人绝望透顶”（morally and politically bleak in the extreme）。Stuart Lawrence， “Stoic Morality and Polyxena’s ‘Free’ Death in Euripides’ ‘Hecuba’ ”， p. 32。另见Charles Segal， “Golden Armor and Servile Robes： Heroism and Metamorphosis in Hecuba of Euripides”， p. 304。
。战争的结束没有带来正义，反而全面释放了人性之恶，剧中奥德修斯和珀吕墨斯托耳的暴行分别指向政治和人性的至恶
5656 参见Charles Segal， “Violence and the Other： Greek， Female， and Barbarian in Euripides’ Hecuba”， p.111。欧里庇得斯的剧情设计让人想起奥德修斯与独目巨人的故事。反讽的是角色发生了倒转：剧中的希腊人更像未开化的野蛮人。Zdravko Planinc， “Expel the Barbarian from Your Heart： Intimations of the Cyclops in Euripides’s Hecuba”，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42， No. 2， （Oct.， 2018）： 407。Ringer认为，珀吕墨斯托耳代表了人性的至恶，奥德修斯则堪称珀吕墨斯托耳的“完美先驱”（perfect forerunner）。Mark Ringer， Euripid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pp. 115-117。
。面对弱者的不幸，希腊联军首领选择冷眼旁观甚至推波助澜。特洛亚人对不义的剧烈回应却表明，对正义的天然诉求同样根植人心。欧里庇得斯由此提醒胜利者，胜利不是战争的终极目的
5757 ［古希腊］柏拉图著，林志猛译：《柏拉图全集·法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626a及以下。
。胜利者若无法带来正义，会令其统治的自然基础受到质疑。数十年前大流士的鬼魂回荡在波斯上空的警世之言“无人能永享好运，切莫怀有骄横暴戾之心”
5858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罗念生译：《波斯人》，《罗念生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0—831行。
，如今回响于忒腊克半岛上空：“我也曾幸运，如今却不幸。”（283—284行）这是赫卡柏自况，又何尝不是说与希腊人听
5959 格里高利认为，欧里庇得斯欲借此剧向深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人进行政治劝谕。详见［美］格里高利著，罗峰译：《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第150—153页。
？
结 语
据学界推测，《赫卡柏》约成于公元前424年。欧里庇得斯创作《赫卡柏》时，如火如荼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已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剧中对交战双方雅典和斯巴达多有影射
6060 Goossens指出，欧里庇得斯明确借歌队之口影射雅典最近所取得的胜利所造成的丧亲之痛。参见Roger Goossens， Euripide et Athènes， Brussel： Paleis der Academiën， 1962， p. 315。
。有学者甚至认为，欧里庇得斯创作此剧时顺应了当时的和平主义思潮：历经数年征战和天灾（瘟疫），交战双方均渴求和平
6161 Édouard Delebecque， Euripide et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Paris： Librairie C. Klincjsieck， 1951， pp. 149-150.
。但欧里庇得斯显然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将戏剧背景设置于战后的《赫卡柏》清楚表明，战争的结束带来的未必是希望，而可能是更深的绝望。战争的胜利不仅没有终结暴力，反而让胜利者对战败者的暴力变本加厉：当阿喀琉斯的亡魂索要他的正义时，希腊人罔顾礼法，献祭了战俘珀吕克塞娜——原本正义地索求荣誉的英雄，沦为纯然自我的鬼魂；而原本追求正义远航至特洛亚征战的希腊联军，获胜后开始漠视并抛弃他们曾经珍视的礼法和正义。欧里庇得斯还巧妙地借助两位希腊联军首领面对私人恩惠时截然相反的态度，揭示民主制的内在困境。面对赫卡柏要求主持公道的请求，阿伽门农迫于公共意见的压力选择袖手旁观。原本可以秉持公义的奥德修斯要么出于对公共意见的恐惧，要么出于政治的必然性
6262 基多指出，“政治的必然性”是剧中三大作恶的根源之一。H. D. F. Kitto， Greek Tragedy： A Literary Study， p. 221。
，选择推波助澜，最终促成献祭珀吕克塞娜的决议。无人从公义角度审视与敌人（即便已沦为战俘）的关系
6363 关于剧中公共德性与私人德性的总体讨论，参见David D. Corey and Cecil L. Eubanks， “Private and Public Virtue in Euripides’ Hecuba”，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30， Issue 3（Summer 2003）， pp. 223-250。
，政治背离正义和道德，沦为理性的算计。
然而，欧里庇得斯还不惜笔墨表明，倘若现实世界逃脱不了政治的必然性，那么对公义的追求同样深植人性：被珀吕克塞娜高贵赴死打动的希腊将士纷纷礼敬，是这支军队面临的另一危机时刻，一如当初投票决定献祭她时整支军队可能面临的分裂危机。而赫卡柏对正义最原始也最坚定的追求，是对这种必然性的强有力回应。考虑到公元前424年，经德利翁一役，斯巴达取得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开始以来的首场胜利，并将彻底改写整个战局。在《赫卡柏》中，欧里庇得斯可谓以先知般的洞见就人类普遍命运发出警示：于胜利者而言，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凯旋——希腊人得胜的归航一开始就被迫中断，剧末重踏归程还将航向各自的命运；而对战败方而言，战争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失败——赫卡柏孤注一掷的复仇虽充满道德含混，在剧末的预言中却俨然一座傲然屹立的正义丰碑，成了指引迷航船只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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