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政治经济学审视

A Political Economy Examina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under Effective Demand Constraint： On the Misconceptions of the Consumption-Led Growth Thesis

摘要

围绕中国“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学术界长期存在是否应转向消费驱动的争论。支持转型的理据集中于三点：跨国比较显示中国消费率显著偏低；消费不足制约投资并引发需求不足；投资驱动的模式难以为继。本文通过对上述理据的系统检视，揭示了其理论与经验的误判。构建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通过生产性投资增加收入，带动消费。关于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争论的本质是后发国家发展自主权与西方中心范式的理论交锋。中国过去始终坚持以生产性投资为核心的积累模式，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面向未来，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导的发展路径，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持续推动技术进步，以此为多元现代化路径的探索提供实践支撑。

Abstract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high-investment， low-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model has long sparked academic debate over whether to shift toward consumption-led growth. Proponents of this transition primarily cite three arguments：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reveal China’s notably low consumption rate； under consumption constrains investment and triggers demand shortfalls； and the investment-led model is unsustainable. Through systematic scrutiny of these arguments， this paper uncovers thei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accuracies. Establishing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hinges on increasing incomes through productive investment to stimulate consumption. At its core， the debate over investment-led versus consumption-led growth debate represents a theoretical clash between late-developing nations’ developmental autonomy and Western-centric paradigms. Historically， China has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an accumulation model centered on productive investment， which fuel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nderpinned it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Looking ahead，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rioritize productive investment， optimize its investment structure and advanc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reby providing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exploration of pluralistic pathways to moderniza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经济增长模式 / 消费驱动 / 投资驱动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model / consumption-led / investment-led

一、引 言

中国“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备受争议。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其过度依赖于“人口红利”，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高投资率不仅难以维系高速增长（李扬和殷剑峰，2005；Garnaut et al.，2014；Lu & Cai，2014；Song & Zhang，2016），反而因挤压消费而削弱经济增长动力（蔡昉，2021）。另一派观点则强调该模式存在“出口依赖”的风险，认为日益庞大的制造业规模使中国经济增长愈发受制于外部世界市场，在全球性衰退中易受剧烈冲击（Palley，2012；Zhu & Kotz，2011）。

基于上述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自21世纪初起，每当出口受阻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经济学界和公共舆论便会涌现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面临消费不足的问题，因此亟需推动“需求再平衡”，即在总需求中提升内需比重，在内需中扩大消费占比，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国外学者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多次警示中国“投资驱动”模式的不可持续性1

1 克鲁格曼关于中国消费和投资失衡的观点最早见于其2013年7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Hitting China’s Wall）；他在2024年5月于《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做好准备，第二次“中国冲击”来了》（Preparing for the Second China Shock）中，再次重申了中国存在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的问题。

。国内学者吴敬琏（2018）也指出，依赖海量投资维持高增速的粗放模式弊端日显，转型刻不容缓。

上述观点深刻影响了政策走向。从“新常态”时期的反复强调需求再平衡，到2020年提出“双循环”战略，直至近年力推“振兴消费”，政策层面对消费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与此同时，主张中国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国内众多学者都提出中国需要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高柏，2020；刘世锦，2025；刘奕和王文凯，2024；徐高，2012；张冲和张明，2024）。在国际上，在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存在消费不足的论述则进一步演化为“产能过剩论”，以此指责中国占据了世界上过多的需求。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贸易战是阶级战》（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Klein & Pettis，2020）一书是以“消费不足论”解释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导致世界经济需求不足的最有影响论著，其认为出现贸易顺差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消费力不足，无法消费完自身的产能，故需出口以占据他国需求。

当然，也有学者对近期提出的消费驱动的转型路径提出异议。林毅夫和余永定是上述反对观点的代表。林毅夫（2014）指出，投资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引擎，能持续提升生产力，最终实现收入与消费的良性循环，故其仍是增长的关键动力。余永定也同样多次强调，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费，为了增加消费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环论证，经济必须依靠投资这个“第一推动力”。以此启动基础设施投资导致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导致消费支出增加，消费支出增加导致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余永定，2025）。

关于经济是否应该转向消费驱动，不仅关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更深层次地触及如何从理论上阐释和构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问题。主张中国转向消费驱动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1）跨国比较视角：中国消费率显著低于国际水平，故需提高其比重；（2）需求制约视角：消费不足制约投资增长并导致需求不足；（3）投资自身可持续性视角：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前两者侧重于论证“消费不足”，后者则强调“投资过剩”。因此，回答经济是否应转向“消费驱动”这一核心问题，关键在于辨析上述论述在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合理性。本文将尝试沿着上述思路展开讨论，以期增进对这一争论的理解。

二、低消费率是否意味着消费不足

在探讨中国是否存在消费不足问题时，主流文献普遍采用消费率的跨国比较作为论证依据（Fukumoto & Muto，2012；Lardy，2016；Zhu & Kotz，2011）。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2004）通过将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阶段相近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指出中国2003年的消费率不仅在绝对水平上较低，在同类国家中也处于相对最低水平上，需要调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陈斌开等（2014）在考虑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误差之后，认为中国的消费率显著低于主要西方国家、亚洲国家以及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同时，中国的投资占比则远高于这些国家。基于此，文章得出结论：中国的需求不足源于消费不足而非投资不足，消费不足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在这些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近来大多文献不再专门讨论中国是否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将消费不足当做一个既定事实，进而去分析消费不足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其分析中围绕的指标依旧是消费率（方福前，2020；陈小亮，2025；冯明，2023；李禛临和岳希明，2023；孙豪等，2025；周绍杰等，2023）。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近期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发布的一篇评论性文章中同样以日本为参照标准，指出中国应进一步提高其消费率2

2 参见Michael Pettis，China Needs a Very High Consumption Share of GDP Growth.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24，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4/09/china-needs-a-very-high-consumption-share-of-gdp-growth？lang=en。

。

然而，消费率低是否必然等同于消费不足？投资率高是否必然意味着投资过剩？通过跨国比较消费率论证中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其前提是存在一个趋同的、唯一的经济增长模式，认为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被直接套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正是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方法（齐昊和高新远，2025）。但是，追求普适性规律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新古典经济理论视域下所谓不合理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3

3 这里的低消费是指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而不是消费增长率，而真正关系到一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是消费增长率。

，恰恰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见表1）以及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见表2），这一现象是其理论所难以解释。

当新古典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相悖，中国的经济实践便被某些主流经济学者冠以“高投资率之谜”。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科研机构逐渐意识到，问题或许不在于现实经济世界，而在于以发达国家经验作为唯一参照的传统观念出了问题。“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可能就是一种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合理的经济结构，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不应被视为普世的唯一标准（刘佳，2024；齐昊和高新远，2025；卢荻，2025）。

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不论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投资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经济高速增长，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东亚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投资率的持续上升。新加坡的投资率从1960年不到10%，攀升1984年最高点46%；韩国的投资率变化轨迹与之类似，从1960年略高于10%，到1991年最高点39%4

4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正是基于上述发展实践，在世界银行2001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的反思》（Stiglitz & Yusuf，2001）中明确承认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的另一篇报告《从投资加速到增长奇迹》（From investment accelerations to growth miracles）对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探究，结果同样表明投资加速时期往往是经济转型与高速增长的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表明，在典型的投资加速时期，产出增长率平均提高2个百分点。生产率增长率更是非加速时期的四倍。与之伴随的还有发展中经济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及贫困率的大幅度下降5

5 参见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From Investment Accelerations to Growth Miracles，2024，https：//blogs.worldbank.org/en/developmenttalk/from-investment-accelerations-to-growth-miracles。

。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新结构经济学也为“高储蓄、高投资”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付才辉等，2021）。此外，卢荻（2019）从后进国家发展的角度指出，中国的积累模式是其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主宰、规避核心国家的剥削与剩余攫取所作出的努力。

上述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理论表明，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跨国比较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特征，而并不具有证明中国存在消费不足问题的充分性。消费不足的论断，应当建立在有限的消费6

6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有限的消费，是低消费率还是低消费增长率，本文后面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对经济运行产生实质性阻碍的基础之上，本文接下来讨论这个论断的理论基础。

三、作为危机理论的消费不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提出的“消费不足论”，正是建立在有限的消费对经济运行产生实质性阻碍的基础之上。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其中，剩余价值实现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限的消费需求制约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进而抑制剩余价值的生产，即消费不足制约了投资扩张。这也是当今诸多学者主张我国要促进消费的主要理由。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消费不足论有很长的历史（胡莹，2015）。本文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说进行简要回顾。恩格斯当年对拉萨尔和杜林的消费不足论进行了猛烈批判。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工资铁律”，即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水平仅限于维持家庭生存和繁衍后代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导致了工人贫困，进而导致了消费不足7

7 ［德］拉萨尔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编：《拉萨尔言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

。无独有偶，杜林（Eugen Dühring）也认为工人大众的贫困导致的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具备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够不是去用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这一老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8

8 ［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8页。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显然也适用于拉萨尔，他们都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规律与其他制度的差异，拉萨尔的工资铁律理论更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工资变化的历史现实，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已经指出了工资铁律的局限性（方敏和赵奎，2012）。

曾被马克思誉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西斯蒙第（Sismondi）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释上，也是持有消费不足理论。西斯蒙第认为，“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9

9 ［瑞士］西斯蒙第著，何钦译：《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17—218页。

。简言之，西斯蒙第把资本主义危机归因于收入分配失衡，殊不知收入分配失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生产决定分配正是马克思革新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显著特色（高岭等，2022）。后来的杜冈尽管同情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理论带有几分正确的成分，但仍然在整体上否定了西斯蒙第，认为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现象，工人贫困至多是经济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的原因在于生产领域，是生产中的比例失调10

10 ［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湧泉译：《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

尽管消费不足理论很早就出现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中，但真正对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分析影响深远的研究来自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Hobson）的消费不足理论。霍布森和A.F.马默里（A.F.Mummery）合著的《工业生理学》是提出消费不足理论的早期著作。霍布森认为，垄断促使利润增长并向少数人集中，进而推升了整体储蓄倾向。当储蓄水平过高而消费不足时，有限的投资机会难以完全吸收增加的储蓄，最终可能引发经济萧条。这表明霍布森并未忽视投资作为有效需求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但他强调，长期来看，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终将闲置，而闲置的资本无法无限期积聚11

11 Mummery， Albert Frederick， & John Atkinson Hobson. The Physiology of Industry： Being an Exposure of Certain Fallacies in Existing Theories of Economics， London： J. Murray， 1889.

。此分析的局限性在于：其假定了未来消费需求固定不变，并且投资机会完全由消费决定。然而，实际上如果储蓄能够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并推动产出增长，消费也会同步扩张。

在霍布森之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消费不足论引起了巨大争论。她在1913年发表的《资本积累论》中提出著名论断：资本主义的存续依赖于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剥削。卢森堡指出，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扩大再生产中，可变资本由工人阶级的消费实现，不变资本通过生产资料更新实现，但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存在根本性矛盾12

12 ［德］罗莎·卢森堡著，彭尘舜、吴纪先译：《资本积累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77—91页。

。再生产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中，部分被资本家用于消费，其余部分则意图用于积累——而积累的先决条件是商品必须被出售。关键问题就在于出售给谁？若依赖资本家相互购买追加生产资料来实现剩余价值，则后续时期的剩余价值实现亦需重复此过程。卢森堡认为，这种积累模式如同“悬空自转的转马”，实属荒谬。因此她断言，资本主义生产面临市场不足的困境，必须通过向非资本主义地区（如殖民地、前资本主义经济体）扩张以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外部市场可暂时吸收过剩商品、缓解危机，但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最终结果将使危机无处转移13

13 ［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编，柴金如、梁丙添、戴永保译：《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71页。

。针对卢森堡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挑战，克拉克（Simon Clarke）指出：“卢森堡理论核心的谬误不是她对再生产图式的误解，而是她假设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必须来自于消费需求的增加，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不是额外的需求、而是不顾市场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势这一事实。”14

14 ［英］西蒙·克拉克著，杨健生译：《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进一步指出，卢森堡的理论存在一个突出错误（与霍布森相同）：其暗中假定消费需求不变，即工人阶级消费无法实现剩余价值。事实上，典型的积累过程包含可变资本的增长，当追加的可变资本转化为工人消费时，便实现了一部分剩余价值15

15 ［美］保罗·斯威齐著，陈观烈、秦亚男译：《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9，230—233页。

。

消费不足论在后续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及其与保罗·巴兰（Paul Baran）合著的《垄断资本》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斯威齐虽然看到了消费增长的可能性，但是仍然坚持认为消费是投资的根本制约。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他较为深入地提出了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斯威齐认为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就会驱使企业不断提高积累率；同时市场的竞争要求企业逐步改进的生产方法，使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提高。积累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家的消费的增长落后于剩余价值的增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新增积累中工资的占比在减少，故工人消费的增长落后于总体积累的增长。上述趋势带来的一个最终结果是：消费品的生产能力的扩张要快于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与之矛盾的是生产资料总量和消费品产量之间存在一种由技术决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技术决定的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又要求生产资料总量和消费品需求之间的增长率保持稳定。二者之间的矛盾可能通过两种路径爆发：（1）过剩消费品进入市场时遭遇需求不足；（2）在此之前，生产者意识到追加的生产能力没有足够的需求来支持，导致生产和投资的停滞。不管以上述哪种路径出现，在理论上，消费终将成为投资的限制16

16 ［美］保罗·巴兰、［美］保罗·斯威齐著，杨敬年译：《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61—89页。

。在《垄断资本》中，斯威齐与巴兰引入垄断因素，强化了其消费不足论。他们指出，垄断加剧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在垄断环境下，价格趋于上升而成本趋于下降，导致剩余进一步增长，使消费增长进一步滞后于总积累 。

上述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理论预设生产资料扩张与消费品产量扩张间的比例由技术决定，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二者之间的比例还受到技术之外的因素影响。方敏等（2016）结合扩展的斯威齐消费不足模型，已经在理论上指出资本积累过程中是否出现消费不足，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及其与资本产出比的相互关系等条件。因此，把消费不足当作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罗伯特·罗桑（2019）构建的需求—增长模型显示，尽管某种类型的消费可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但是，消费与需求和投资之间并没有独特的、明确的关系或因果关系。

为检验消费不足命题，本文将首先在第四节考察理论上的消费对投资的制约在中国实际经济中是否发生。在第五节，通过分析投资在剩余价值实现和再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从理论中寻找相关因素来阐释第四节的结果。

四、现实中消费是否制约了投资的检验

消费不足论的核心命题——消费构成投资的制约——在现实经济中是否成立尚未得到充分检验。因此，本节将重点考察该命题的现实有效性。

从实际的经济表现来看（图1），21世纪初至2010年的第一阶段呈现消费与投资同步增长，而2010年至今的第二阶段则出现二者增速同步放缓。第一个阶段投资和消费同步增长的解释基本没有分歧，即是由于中国加入WTO显著拉动了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并提升居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扩张。但是，第二个阶段消费和投资增速同步下降的原因，究竟是如主流观点所言，即消费不足限制了投资的增长，还是由于中国被卷入到了全球金融化积累体系之中所导致的投资增速放缓引发消费增长同步减速（卢荻，2025）。这需要进一步辨析。

首先，从劳动收入份额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论实际上都以工资份额持续下降为重要前提。因此，本文首先考察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正如安东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所强调：“消费市场的相对缓慢增长并不是高的剥削率的结果，而是上升的剥削率的结果。”17

17 ［英］安东尼·布鲁厄著，陆俊译：《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这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而非绝对水平，才是核心观测指标。图2显示了劳动收入份额在中国的变化情况，分别利用资金流量表宏观数据与省际数据加总，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两者在绝对值上虽有所差异，但趋势基本上是相同的。从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经历快速下降后，于2007年之后开始回升——这反映了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优化带来的劳动权益保障的强化18

18 《劳动合同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等重大法律法规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在中国相继出台。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增长率放缓开始于2011年之后，而同期劳动收入份额呈持续改善态势。这表明，消费不足论的重要前提，即工资份额的持续下降在中国现实情境中并未成立，由此构成对消费不足论的质疑。当然，这并不能完全证伪消费不足的可能性。除劳资分配外，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垄断程度加深、积累率过高等因素，仍可能通过抑制消费需求相对产能扩张的速度，引致剩余价值实现困难。

直接分析消费不足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是一个更为直接的方法。根据斯威齐的理论框架，如果消费构成投资的制约，是由于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张持续快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那么当消费需求的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剩余价值能够被顺利实现，则经济表现会有所改善。为了简化分析，先假定生产资料总量和消费品产量之间由技术决定的比例关系保持相对不变，在此条件下消费品的生产能力的增速就可以近似为最终资本形成增长率。此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最终消费增长率和最终资本形成增长率的相对大小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来判断投资是否受到了消费的制约。如果最终消费增长率一直慢于，且越来越慢于最终资本形成的增长率，则经济就会面临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反之，如果最终消费增长率逐渐追赶上最终资本形成增长率，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就会有所缓解，经济增速逐渐恢复。然而，对实际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与按照斯威齐理论得出的推论并不相符，当21世纪初最终消费增长率落后于最终资本形成增长率时（图中体现为最终消费增长率与最终资本形成增长率之比小于1且还在不断下降），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图3）。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此时经济已经发生了失衡，只不过还没有显现出来，在2007年后经济增长放缓才作为消费不足的后果显现出来，即斯威齐提到的矛盾出现的第一种路径，当大量投资在生产资料部类不断扩大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投资所形成的消费品进入市场时，才发现没有相应的需求；也可以解释为旺盛的出口需求补充了国内有限的消费需求。但又如何解释：从2005年开始，即使消费需求增长率逐步跟上最终资本形成增长率，并于2014年开始每年都快于最终资本形成增长率，然而，经济增速反而在持续放缓呢？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在触碰到消费不足的问题之前，先遇到的是新常态以来投资增速的持续放缓。消费不足是作为投资不足的一个结果，即由于投资增速放缓而引发的经济增长放缓，进而削弱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的结果——这与卢荻（2025）的分析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早已批判消费不足论这类的简化归因：“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9

19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56—457页。

五、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ł Kalecki）和巴兰、斯威齐所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在理论上同样是以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和停滞。然而，不同于垄断资本学派的是，卡莱茨基强调剩余价值实现的难易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新的积累或新投资的水平。

关于投资需求在利润实现中的作用，卡莱茨基根据工人阶级的收入情况，假定他们的全部收入都用于消费，即工人不储蓄，可有如下等式成立：

国民收入-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收入=总投资+资本家阶级总消费=总利润

这一公式的意义在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不管增加还是减少都同他们的支出的数额相等，这表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与他们自身的支出有关。而工人能否得到满足他们消费需要的工资也与资本家阶级的投资支出有关。这就是卡莱茨基所说的：“工人花掉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掉的。”因此，资本家的支出决定了利润的实现，并从而决定总生产。此外，资本家支出中的消费从长期来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便集中表现在投资支出的变动上，即积累的欲望20

20 陈英、景维民：《卡莱茨基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2，30—32页。

。进一步地，投资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处于主导地位。投资支出的增加能够引起投资品产量的增加，进而引起投资品生产部门收入的增加，新增收入形成了生产部门内资本家和工人的新增消费以及用来进行再投资的储蓄。同时，投资品生产部门消费需求的扩大会提高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产量和收入，促进消费品生产部门产出增加以及资本家和工人消费支出的增加21

21 相关研究可见：罗思义、罗一、吉塞拉·塞尔纳达斯，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2024，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24_10_05_750743.shtml。

。这一过程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一致的。

上述再生产的过程构成了下面三个继续讨论的基础：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积累动机的来源。第一个讨论涉及到对如何提高消费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二和第三个讨论构成了分析层面上对投资相对自主性——即投资脱离消费制约的程度——来源的阐释。

第一个讨论是投资的决定性作用引申出来的，投资的决定性作用表明消费不足并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解决作为结果的消费不足，更确切地来说是消费增速下降的问题，需要从原因出发。消费增速下降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人们收入的下降，而收入的增加关键还是需要依靠投资带来经济增长。此外，消费的增加也依靠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但改善收入分配同样依赖于产出增长提供增量分配空间，抑制劳资间分配的零和性，保持企业相对稳定的利润份额以及由此而来的投资意愿（李怡乐和陈亚，2024）。因此，本节所说的“投资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绝不意味着只要投资增加，而不管消费如何。投资与消费并非完全对立。而要想实现消费和投资同步恢复增长，从根源——即投资——着手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这一点也有相关的经验研究提供证据，罗思义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等于或大于0.90）22

22 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也就是说，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生活水平增长速度也随之越高。

第二个讨论涉及剩余价值的实现。消费不足论仅仅考虑到通过消费实现剩余价值，再生产的过程表明剩余价值还可以通过投资需求来实现。需要注意到生产资料部门内部包含着很多细分行业。随着经济中生产的复杂程度提升，行业间以及企业间的分工程度的深化也会提升，这些行业相互分工，也相互购买。在社会总产品的流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交换。而新增投资会通过乘数效应——体现在投资品部类相互购买——增加消费，实现消费品部类的剩余价值；只有在积累动机疲弱，追加可变资本不足以吸收消费品部类全部剩余价值时，由群众现有消费水平低下所引起的消费品实现困难才会凸显出来（这就随之需要对积累动机进行讨论） 。因此剩余价值在生产资料部门内部实现的比例构成了本文在第三节最后提出的，除技术之外，能够影响生产资料扩张和消费品产量扩张之间比例的其他因素。同时也构成了投资相对自主性的重要来源，即生产资料部类内部不同行业和企业的相互购买实现剩余价值的比例越高，投资相对脱离消费的自主性就越高。除此之外，在开放经济中还要考虑贸易顺差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影响。

第三个讨论涉及积累动机的来源。技术进步是影响资本家的积累欲望最关键的因素，依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路径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即产品创新是否足以抵消产品需求递减的趋势，以及生产过程创新是否足以抵消资本边际生产率递降的趋势（Lo & Zhang，2011；卢荻，2015）。因此，如果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因素，投资相对于消费的自主性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将重大技术革命视为外生因素，并据此将战后“黄金年代”投资、消费和产出的同步增长归于战争以及战后重建这一外生历史事件23

23 ［美］保罗·巴兰、［美］保罗·斯威齐著，杨敬年译：《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91—233页。

。由于大规模的技术进步是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若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投资便缺乏其自主增长的动力，其增长只能归因于消费。尽管卡莱茨基将投资视为利润实现的关键因素，但是他也指出，垄断企业存在有利可图的顶点和新投资的边界，因此投资经常是不足的。与巴兰和斯威齐不同的是，卡莱茨基认为此边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消费而是投资本身的制约，投资在增加产品供给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存量。当资本存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利润率的下降就会限制净投资支出，导致总需求和经济活动水平下降24

24 陈英、景维民：《卡莱茨基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6—37页。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其长波理论中将技术革命视为资本大规模投资于创新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规模投资必然是资本追逐超额利润的结果25

25 ［比利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马清文译：《晚期资本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1—133页。

。而在中国，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投资突破了对利润追逐的限制。

总结来说，对于再生产过程的讨论表明，生产资料部门在其内部实现剩余价值的比例是影响投资相对自主性的重要因素，另外在开放经济中还要考虑国外部门对剩余价值实现的作用，这使得持续投资成为可能。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不受利润逻辑主导的投资则关乎于新增投资的供给。因此，在考察中国经济过去的投资自主性——也即本文第四节所显示的消费并没有构成投资的制约，以及未来投资可持续性时将考虑上述因素。

六、中国经济中投资的相对自主性

首先，从国外部门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影响考察。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曾经历持续的贸易顺差阶段，这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外部条件，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增强了投资的自主性。然而，这一趋势基本持续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此后，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逐步回落。国际上与此相关的一个主流论调是“产能过剩论”。该论调认为，中国国内无法消耗高投资形成的产能，需要依赖出口，而中国的出口占据了世界过多的需求，挤压了他国的发展空间，故需要“再平衡”，转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Klein & Pettis，2020）。这些论调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具体定义是：中国众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国内产能超过国内需求，即存在着大量出口，这些大量的出口便是过剩的产能。若将这一判断限定于21世纪头十年，且暂不论其关于“挤压他国发展空间”的推论是否成立，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这就全然不顾中国存在大量出口的同时也存在大量进口，净出口占GDP比重已经下降到相对较低水平，以及中国近年来对国内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增长速度远高于国内制造业的产出增长速度的事实26

26 详细分析可见米歇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在其个人网站发布的研究：Michael Roberts，China’s unfair ‘overcapacity’，2024，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24/04/10/chinas-unfair-overcapacity/。

。更真实的叙事是，中国一直秉持的生产导向的积累模式构筑了高效且齐全的制造业门类，使得其过去在传统制造业、现在在先进制造业都具备相应的竞争优势。与其说中国依赖于出口吸收过剩的产能，毋宁说世界依赖于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与其说中国挤压他国的发展空间，毋宁说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开始能够与西方国家竞争。后者是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事实，就以“产能过剩论”指责中国，试图阻碍中国继续在前沿技术领域进行积累，削弱中国发展势头。更能够准确反映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指标是产能利用率。Guo等（2025）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显示，中国并未出现普遍性产能过剩。因此，贸易顺差对投资自主性的支撑作用具有阶段性特征。未来中国贸易顺差大幅扩大的可能性较低，国外需求对剩余价值实现的贡献将趋于减弱，这意味着投资自主性的维持将更多依赖国内条件。

其次，关于剩余价值在生产资料部门内部实现的比例，这一抽象概念可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进程相联系。这些进程拉动了对不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持续需求，促使经济中更大比例的生产资料被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用于描述再生产过程的三部类表可以对这一特征进行很好的展示。根据李帮喜等（2019）的方法从投入产出表推导出与再生产模型相适应的三大部类表，并据此计算剩余价值在不同部类实现的比例。可以看出：在第一部类（固定不变资本生产部门）中，仅有约5%的产出的剩余价值依赖第三部类（消费资料部门）实现（图4）；而在第二部类（流动不变资本生产部门）中，约20%的剩余价值依靠第三部类实现（图5）。这证实了中国社会总产品中只有较小比重的剩余价值实现直接依赖于最终消费，更大比例则通过追加不变资本来完成。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推动不变资本需求的重要力量。

那么，当前中国是否仍存在足够的不变资本需求以支撑投资的持续增长？有学者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角度提出否定的答案，其逻辑是：工业化阶段，因为需要采用机器生产，对机器及基础设施的需求会持续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提高，故投资将占据主导地位，也即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当工业化完成后，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会占据主导地位，而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导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速低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速，投资不再居于主导（李翀和冯冠霖，2023；刘奕和王文凯，2024）。这个理论的谬误在于，微观企业有机构成降低，并不能得出在一国的范围内对投资的需求也会降低，技术密集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关键前提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构筑了相应的产业基础。以AI行业为例，其大数据算力依靠国家发电网络建设提供的巨大的发电能力。又如5G技术（主要由运营商与政府巨额投资建设）彻底改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和规模。这种技术突破为企业层面的前沿应用场景提供了支撑。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制造业不少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定种类的关键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这要求持续地支持研发和技术进步的投资。同时，城市化进程虽取得进展，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偏低，这就需要建立更加完善、覆盖范围更广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农村居住环境与生产条件仍有较大改善空间。这些都构成对不变资本的长期需求，也构成了新增投资可持续的前提。

最后，关于能否形成持续的新增投资，需要考虑技术进步和不受短期利润逻辑主导的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新增投资的影响。中国的体制特征决定了经济中有大量非利润导向的投资活动，例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关键技术攻关等。这不仅直接构成了新增投资的来源，且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并进一步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参与。这些大量投资又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形成“投资——技术进步——再投资”的正向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持续的投资与持续的技术进步互为条件。21世纪初，由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大，技术进步能够以一个相对较快的速度进行。目前，随着中国在前沿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领跑，技术进步的速度会减缓，此时就更加需要持续投资支撑技术突破。且由于前沿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上升，尤其需要不受短期利润逻辑主导的长期投资。这正是中国体制的优势所在。

七、结 语

中国经济是否需转向消费驱动的争论，需回归对其三大理据的根本性检视：跨国消费率比较的合理性、消费不足作为需求制约的现实有效性，以及投资驱动模式的可持续性质疑。本文的辨析表明，这些主张在理论与经验层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判。

首先，跨国消费率差异被错误解读为消费不足的证据。以其他国家为基准的消费率比较，暗含新古典理论关于单一增长模式的预设。然而东亚发展实践表明，“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恰是后发国家工业化加速期的普遍特征。中国消费率虽低于国际均值，却支撑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与增长成就。消费率指标仅描述结构特征，绝非判定经济失衡的充分依据。

其次，消费不足构成投资制约的命题遭遇实证反诘。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论依赖两大支柱：工资份额持续下降引致需求萎缩，以及消费品产能扩张必然快于消费增长。但中国数据揭示双重悖反：一方面，劳动收入份额持续回升与消费增速放缓形成鲜明反差，瓦解了消费不足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当消费增速反超资本形成增速后，经济未现理论预期的复苏，反而持续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这些悖论指向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投资才是启动收入—消费循环的有效推动力。消费不足实为投资不足的派生现象。

最后，关于中国投资驱动模式的可持续性，生产资料部类内部的交换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为投资提供了相对自主的空间。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仍在持续深化，对基础设施、关键设备及新型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需求长期存在且不断升级，这为社会总产品中更大比例的剩余价值实现在部类内部完成提供了结构性基础，从而支撑投资活动的持续性。与此同时，国家主导的战略性投资在宏观层面形成的“投资—技术进步—再投资”循环，将技术进步内生于积累过程，使投资驱动不断创造其自身可持续发展动力。

上述辨析揭示，对消费驱动的过度推崇可能陷入因果倒置的误区。消费提升本质是高质量投资引致的增长结果，强行刺激消费率将削弱积累能力。当前核心命题应是优化投资结构以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这场持续二十年的争论，本质是后发国家发展权与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理论交锋。西方世界进入新自由主义年代后，其积累模式已异化为跨国资本对全球劳工的压榨与金融投机，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投资不足。中国虽不时受消费驱动论调及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扰动，但一直遵循的是以生产性投资和生产率进步为特征的积累模式。当“产能过剩论”成为新自由主义禁锢发展自主性的话语枷锁时，中国需要以高质量投资驱动创新发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当代诠释，更是对多元现代化路径的坚定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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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制度比较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4&ZD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