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叙事框架中，1500年常被视为现代世界的开端。这一分期方式对英国来说大概适用，对于法国则是一个具有持久争议的问题。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建构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概念，并提出“16世纪是个英雄”的论断，这一浪漫主义史学表述此后持续引发法国学界的讨论与反思。年鉴学派几代史家从长时段视角出发，反对米什莱关于16世纪发生了英雄性突变的主张：费弗尔认为，无论马丁·路德还是拉伯雷，其信仰与逻辑均未超越所处时代；布罗代尔将16世纪纳入1500—1800年物质文明与经济结构转型的漫长进程中；勒华拉杜里提出1300—1720年法国几乎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首尾两端人口相差无几；勒高夫则基于“现代性在中世纪逐步积累”的判断，提出“漫长的中世纪”延续至18世纪中期才终结。当今索邦大学历史学家德尼·克鲁泽（Denis Crouzet）与尼古拉·勒鲁（Nicolas Le Roux）则回归16世纪的历史现场，通过深挖史料、考证政治事件与人物行动，揭示出该时代“进步与暴力共生、连续与断裂并存”的矛盾特征。
“法国的现代转型”专题收录的四篇文章，从政治观念、文化心态与科学实践三个维度，考察了15至18世纪法国向现代转型的复杂历程。崇明立足欧洲整体背景，重点考察了16—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界对“普世君主国”理想的解读变迁——从宗教维度的运用，到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视角的阐释，最终转向现代文明视角的批判。董子云探讨了15—16世纪法国君主制意识形态的转型，分析了“纯粹君主制”观念取代“混合政体”观念的过程及其历史动因。吕昭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者在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交流互动中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主的转变，以及由此对法国民族身份形成的影响。周立红则揭示了17世纪中期现代气候观测诞生以来日趋显著的网络化特征，并从现代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科学与政治的结合维度，对这一现象展开了探讨。这组文章集中呈现了国内学界对法国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学者加入到与法国学界的对话中。
［栏目主持人：周立红］
普世君主国（universal monarchy/monarchie universelle）是罗马帝国瓦解到近代早期欧洲的基本政治想象之一，体现了欧洲人通过重新建立罗马式的欧洲帝国来实现政治和宗教统一的期望。罗马人赋予其帝国以神圣和文明意义，基督教兴起特别是成为罗马国教后，在《旧约·但以理书》的帝国预言的影响下产生了某种强化罗马神圣性的帝国神学。在中世纪时期，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延续了普世君主国的政治想象。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对帝国进行去罗马化和世俗化阐释的趋向。在16世纪，查理五世同时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西班牙开始建立海外帝国，同时宗教改革造成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这一系列因素再度激活了基督教普世主义和普世君主国的政治想象和谋划。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这一时期先知预言文化的影响下，普世君主国观念的神圣性维度再次凸显。为了对抗哈布斯堡家族并彰显自身的帝国使命，法国开始与西班牙竞争普世君主国的身份。法国人文主义者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论证了法国承担普世君主国的正当性，意大利哲学家康帕内拉也指出普世君主国的天命由西班牙转移到了法国。16、17世纪，随着君主国之间的争霸特别是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的对抗，普世君主国或者被视为世俗君主应该追求的政治和宗教理想，或者被指控为君主的霸权野心的目标。17世纪，在法国新教政治人物罗昂（Henri de Rohan）关于各国君主利益的分析中，在神圣罗马帝国外交官利索拉（François-Paul de Lisola） 对路易十四和法国的称霸野心的批判中，普世君主国成为与欧洲霸权相关的国家理性和地缘政治概念，失去了其贯穿中世纪和16世纪的神圣维度。18世纪早期，孟德斯鸠从商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角度对普世君主国展开了批判，寄希望于在现代商业和文明推动的人类交往中维系和平、实现启蒙。在普世君主国观念在近代欧洲的转化中，我们看到帝国想象是近代欧洲各国国家建构的重要动力，相关阐释和批判推动了近代国际政治思想的发展。同时，16—18世纪对普世君主国的思考也呈现了欧洲人对欧洲及其历史理解的重要变化。关于普世君主国观念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尚缺少依次从基督教普世主义、国家理性和国家利益学说、现代文明兴起这三方面的视野来审视其近代转化的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这一尝试。
一、中世纪后期和16世纪普世君主国观念的变迁
罗马帝国的建立及其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而获得的宗教色彩，使得帝国成为欧洲的基本政治想象之一，中世纪逐渐产生了君主国这一概念来表达欧洲人通过帝国实现政治和宗教一统的期望。在基督教兴起之前，罗马人建立的帝国就已经被赋予了神圣和文明意义。诸神通过埃尼阿斯和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其统治从共和国到帝制时期不断扩张。罗马帝国肩负某种文明使命：罗马通过征服使其他民族与罗马融合，提升了它们的尊严。罗马通过把公民权赋予其他民族使得罗马帝国具有某种普世性
11 Richard Koebner，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 pp.7，15.
。基督教在合法化特别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从普世救赎的角度使罗马帝国获得了一种新的神性。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被视为罗马帝国及其神圣使命的延续
22 ［英］彼得·威尔逊著，王顺君译：《欧洲之心：神圣罗马帝国：800—1806》，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第20—21页；李隆国：《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3—9世纪的欧洲政治与政治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不过，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对帝国的世俗化解释，而宗教改革则再度激发了关于帝国的神圣性想象。
在中世纪时期，人们通常使用君主国这一概念来表述帝国，它分为教会君主国即罗马天主教会，和帝国君主国即神圣罗马帝国，两者之间存在冲突
33 Franz Bosbach， “The European Debate on Universal Monarchy”， in David Armitage， Theories of Empire， 1450-1800，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1998， p.82.
。教皇对统治权/帝国（imperium）的掌控要求激发了一系列理论家阐发帝国的神圣使命，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中世纪晚期的但丁，他撰写了《论君主国》为罗马帝国和世俗的普世君主国提供辩护
44 ［意］但丁著，朱虹译：《论世界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佩特拉克捍卫帝国的罗马性，希望使帝国再度罗马化
55 佩特拉克一方面并不否认帝国转移以及帝国延续的学说，但另一方面他蔑视中世纪帝国思想，质疑查理是“大帝”，否定中世纪蛮族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在佩特拉克那里，中世纪帝国的合法性不足在于其中心不是罗马：“如果罗马帝国不在罗马，它在哪里？”见Frances A. Yates， Astraea： 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pp. 13-16。
，但很多人文主义者开始对帝国进行世俗化和去罗马化的解释
66 人文主义者挑战了帝国的连续性的观念，见［英］彼得·威尔逊著，王顺君译：《欧洲之心：神圣罗马帝国：800—1806》，第35页。
。他们注重发掘imperium一词原初的两方面含义。萨鲁塔蒂用imperium指君主统治，布鲁尼则将其理解为法律严格界定的强制性权力，或者说是一般意义上的统治或者政治权威
77 Richard Koebner， Empire， p.45， p.47， pp.48-49，p.52.
。另一方面，布鲁尼也使用imperium的第二个层面的古典意义，就是领土的扩张。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得以发展其自由和力量，布鲁尼等人文主义者逐渐把帝国与罗马脱离。他捍卫共和自由，批判凯撒带来罗马共和国的毁灭，拒斥罗马帝国及其神圣性宣称，反对罗马帝国向查理曼帝国的转移这种帝国转移学说
88 11 Frances A. Yates， Astraea： 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18， p.23.
。瓦拉（Lorenzo Valla）、比昂多（Flavio Biondo）等人文主义历史学者都强调真正的罗马帝国早就不存在了
99 文艺复兴末期，法国人文主义者塞瑟尔（Claude de Seysell，西班牙首相加蒂纳拉的老师）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其名著《法兰西君主制》中肯定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指出罗马帝国在其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微不足道”。见Rebecca Boone，“ Empire and Medieval Simulacrum： A Political Project of Mercurino di Gattinara， Grand Chancellor of Charles V”， The Sixteenth CenturyJournal， Vol. 42， No. 4 （Winter 2011）， pp. 1031-1032。
。在布鲁尼看来，在领土扩张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都可能被称为帝国，譬如Visconti统治的、不断扩张并对佛罗伦萨构成威胁的米兰公国
1010 Pierre Bonnet，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de Louis XIV： une notion clé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Campanella à Montesquieu”， Littératures classiques 2011/3 （N° 76）， pp.133-146.
。瓦拉认为扩张领土、获得帝国是所有有此能力的统治者的倾向，具有正当性。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毫不讳言地指出正义是帝国扩张的障碍，国家通过暴力获得帝国，历史上的大帝国都是如此 。马基雅维利强化了共和国与帝国的内在关联。对帝国这一概念的理解在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出世俗化、去罗马化、非道德化的倾向。
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生一度遏制了文艺复兴的世俗化趋势，在欧洲的宗教分裂以及发现美洲的背景下，帝国的神圣性又得到了强化，而普世君主国这一概念被更频繁地用来表示帝国及其神圣性。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被认为是建立这一普世君主国的天选之君。他作为勃艮地公爵拥有尼德兰和奥地利，从其母亲方面获得西班牙和西西里，1519年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25年打败法兰西国王法兰西斯一世，1527年攻占并劫掠罗马。两百年前但丁所渴望的从北方而来统一意大利乃至整个人类的普世帝国似乎呼之欲出。不仅如此，由于西班牙开始占领新大陆，查理五世的帝国跃出了欧洲，似乎确实具有某种世界性。当时一些作者讨论查理五世的普世君主国是否已经是与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并列的世界帝国 。
查理五世的首相加蒂纳拉（Mercurino Gattinara）直言皇帝应该实现普世君主国：“陛下，既然上帝已经赐给您巨大的恩典，把您提升于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国王和君主之上，达到了到目前为止只有您的前辈查理曼曾拥有的权势，您正在通往普世君主国的大道上，将把整个基督教世界统一在您的治下。” 在加蒂纳拉看来，查理五世被上帝赋予了统一基督教世界的使命，是新的查理大帝
11。查理五世应该建立基督教帝国来让新教徒、土耳其人和刚刚发现的新大陆的异教徒皈依，改革天主教会以消除其腐败，并最终在世界上建立和平和千年王国。加蒂纳拉宣称，这一帝国计划是上帝赋予罗马帝国的神圣使命的延续：它“是上帝建立的，先知预言的，使徒传讲的，是主自己在他于罗马帝国中的降生、生活和死亡中同意的”
1111 Rebecca Boone，“ Empire and Medieval Simulacrum： A Political Project of Mercurino di Gattinara， Grand Chancellor of Charles V”，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42， No. 4 （Winter 2011），pp.1029-1030， 1037， p.1039， p.1049.
。查理五世本人也被赋予了某种基督般的形象
1212 11 Frances A. Yates， Astraea： 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26， p.23， pp.1-3， p.122.
。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特别是建立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查理五世和加蒂纳拉采取了反对教皇的立场。加蒂纳拉从但丁那里受到启发，一度准备重新出版但丁的《君主国》
1313 Franz Bosbach， “The European Debate on Universal Monarchy”， p.88.
，1527年写信给伊拉斯谟请他重新编辑但丁的书
1414 Rebecca Boone，“ Empire and Medieval Simulacrum： A Political Project of Mercurino di Gattinara， Grand Chancellor of Charles V”，p.1033.伊拉斯谟拒绝了这一工作。伊拉斯谟寄希望于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君主实现和平，同时批评罗马帝国，指出其不知道今天世界上新发现的地方因而并非普世性的，而在今天帝国也不可欲；只有基督是普世君主。Frances A. Yates， Astraea： 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 19-20.
。加蒂纳拉也把自己塑造为先知，宣称世界的罪恶之源是存在很多君主，其使命则是发现新的查理曼
1515 José Martínez Millán & Manuel Rivero Rodríguez （14 Oct 2024）： “From Charles Ⅴ to Philip Ⅳ of Spain： the concepts of Monarchia Universalis and Catholic Monarchy”，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DOI： 10.1080/01916599.2024.2382616.
。他援用了圣经《但以理书》的帝国预言、13世纪以来约阿希姆（Joahchim）的预言、中世纪末期的西班牙预言传统 ，把16世纪兴起的乌托邦想象和关于皇帝和帝国的预言混合在一起，制造了普世君主国的神学。同时，诗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在其诗歌中把查理五世描绘为预言中的、将带来世界和平的普世君主，而新世界的发现被认为是为统一世界的新帝国出现做准备 。
正如但丁的帝国梦想一定程度上是对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分裂局势的回应，查理五世和加蒂纳拉的普世君主国也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的回应 。查理五世的普世君主国梦昙花一现，菲利普二世继位后哈布斯堡家族分成奥地利和西班牙两支，帝国也就分裂。但是正如叶茨（Frances Yates）指出的那样，虽然包括查理曼帝国在内的帝国复兴事实上都不具备多少政治现实性或者无法具有政治持续性，但其意义在于延续或激活了帝国理念。在中世纪，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为欧洲提供了基督教罗马所代表的统一秩序的想象，虽然皇帝事实上真正能够支配的领土非常有限。查理五世的帝国谋划将帝国理念带入了现代，把帝国梦想传递到了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 。也就是说，作为应对英法等民族国家兴起的查理五世的普世君主国为英法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帝国维度。事实上，菲利普二世继续了查理五世的普世君主国谋划 ，而法国则在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竞争中同样谋求普世君主国的霸业。
二、16、17世纪基督教普世主义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普世君主国
在中世纪，法兰西、英格兰这些王国就已经觊觎帝国光环。在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统治时期，也就是但丁阐释普世君主国理论的时期，法兰西法学家杜波瓦（Pierre Dubois，1255-1321）阐释了法国君主作为“世界之主”（Dominus Mundi）的角色。他像但丁一样宣称世界应该由一个统治者统治以获得和平与正义，但是这个世界之主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是查理曼后裔、“非常信靠基督的”（les rois très chrétiens）法国国王，法国国王因为其特别的神圣性而有资格成为世界之主。在他看来，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总是造成纷争，应该把帝国转移回到法国，此后应该由法王进行教会改革，通过没收教会土地使教会回到使徒时期的清贫当中11。
16世纪上半叶，百年战争结束以来法国的中央集权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进一步加强，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也就是和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西班牙的竞争愈演愈烈。法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阐发法兰西的帝国使命来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普世君主国话语抗衡，弗朗索瓦一世的统治被打造成某种帝国复兴的黄金时代。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1510-1581）最为积极和系统地阐释了法兰西的普世君主国使命
1616 Frances A. Yates， Astraea：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123， 181.
。波斯特尔学习一切他能够接触到的语言和知识，在欧洲各国和穆斯林世界游历，形成了以基督教统一世界带来普世和谐（concordia mundi）、克服人类的战争和分裂的理想。他认为普世君主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而只有法国能够建立普世君主国、领导世界。他自认为是启发和敦促法国承担统治世界使命的希伯来式先知
1717 Alexandre Y. Haran， Le lys et le globe. Messianisme dynastique et rêve impérial en France auxXVIe et XVIIe siècles， Seyssel：Champ Vallon， 2000， p.115.
。在《君主国的理由》中，他开宗明义地宣告了实现世界和谐的宏大抱负，继而指出联结人类心灵的首要纽带和法律是“神圣宗教和律法”，而不理解这一纽带和法律则会造成心灵的不和谐
1818 Guillaume Postel， Les raisons de la Monarchie， 1551， p.iiii， p.iiii， p. vii， pp.xi， xiiii.
。他首先致力于“尽可能地呈现基督宗教的自然理性”，也就是让全世界，甚至异教徒都可以了解的某种简化为基本要义的基督教。在宗教之外，他还试图从理性而非罗马法和习惯法出发提出普遍性准则作为人类政治和社会的基础，强调这些准则同样也是人类历史经验的产物
1919 Pierre Mesnard， 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ècle， Paris： Vrin，1976， pp.434-435， 437， p.444.
。他的目的是说明“在宗教、神圣法律以及公民宪制方面，在任何时代、任何人当中都存在着共同世界”
2020 William J. Bouwsma， Concordia Mundi：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Guillaume Postel （1510-15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223-235.
。他由此表明能够在普世的宗教、法律和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普世君主国，未来的普世君主也可以在这些基础上制定法律、进行统治
2121 11 Pierre Mesnard， 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ècle， p.447；Alexandre Y. Haran， Le lys et le globe， p.118.
。
在确立了普世君主国的可能性之后，波斯特尔进而说明何以应该由法兰西国王——非常信靠基督的国王来建立这一普世君主国 。波斯特尔相信上帝在《旧约》中对诸民族的命运和使命进行了安排，因此需要研究《圣经》的希伯来语原文，并且参照犹太教卡巴拉神秘学来理解各民族的天命 。波斯特尔认为，世界统治权应该追溯到大洪水后也就是人类重新开始其存在时掌握君主国或者对尘世统治的人。他从这一点出发，结合长子继承制的正当性，通过把法国君主世系追溯到诺亚的长子雅弗来确立法国统治世界的正当性。雅弗拥有后来成为欧洲的地方，长子歌篾在血缘上和在万民法的意义上建立了高卢民族或者凯尔特民族 ，所以只有高卢人的后裔也就是法国人拥有权力统治人类。其他民族也是歌篾或者说高卢人的后裔，因此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其他欧洲人都应当尊重和服从法国人。波斯特尔用萨利克法来说明法国统治的正当性，因为萨利克法在法国人中保护了长子继承权，是最古老的尘世命令和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
波斯特尔断言在所有基督教民族中，法国人是最虔诚、最尊重神圣权威、最理解《圣经》的民族。法国国王是教会的保护者，为人民带来福利，医治瘰疬的奇迹表明国王具有灵性权威 。他也运用了16世纪重要的知识工具——星象学来论证法国的帝国天命
11。他针对法国的帝国使命论述非常契合法国王室的政治抱负。从14世纪开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国王都希望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122222 12 Gaston Zeller， “Les rois de France candidats à l’Empire： Essai sur l’idéologie impériale en France”， in Gaston Zeller， Aspects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pp. 12-89；Alexandre Y. Haran， Le lys et le globe， pp.124-125.
。16世纪法国宫廷迷恋预言，而法国高卢神话的兴起与弗朗索瓦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努力并行
2323 Alexandre Y. Haran， Le lys et le globe， pp.119， 125.
。普世君主国的想象在16世纪法国甚为流行，出现在拉伯雷《巨人传》中：“从亚述人到米太人/从米太人到波斯人/从波斯人到马其顿人/从马其顿人到罗马人/从罗马人到希腊人/从希腊人到法兰西人。”
2424 ［法］拉伯雷著，成钰亭译：《巨人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1页。William J. Bouwsma， Concordia Mundi， p. 219.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康帕内拉是这一时期另一位重要的普世君主国理论家。他早年期待西班牙承担这一使命，后来寄希望于法国特别是路易十四来完成。康帕内拉和波斯特尔一样从宗教的角度阐释西班牙和法国建立普世君主国的必要性，但他相比后者更为注重在政治层面思考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认为上帝、审慎和机遇是大国的征服和保存中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上帝主导人类事务，所以需要预言和星象学这些在他看来能够窥测神意的高级科学，并且要借助《圣经》来解读人类历史。
康帕内拉1598年撰写了《西班牙君主》一书，指出上帝、审慎和机遇这三个因素促进了西班牙的发展，使之成为普世君主国的候选
2525 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spagne et Monarchie de France， ed. G. Ernst， S. Waldbaum， N. Fabry，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pp.5，11.
。西班牙在对异教徒摩尔人的八百年战争以及最终的胜利中得到了上帝的帮助，并且培育了审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说明西班牙获得了成为普世君主国的机遇：阿拉贡和卡斯提亚的合并，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征服新世界，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因为宗教纷争而分裂，等等。西班牙接下来的任务是打败土耳其。土耳其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就像《旧约》中巴比伦人对以色列人的威胁，西班牙打败土耳其就意味着把教会从异教统治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并进而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2626 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spagne， in 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spagne et Monarchie de France， p.30， pp.51，53， p.45.
。同时，西班牙要消灭新教异端，重建欧洲的宗教统一，为教会或者说基督的统治做准备
2727 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 France， in 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spagne et Monarchie de France，p.385.
。
康帕内拉在政治神学的意象中阐释历史的意义并由此向西班牙揭示其民族的神圣使命。不过他和但丁以及加蒂纳拉的区别在于，他批评世俗权力和教皇的对抗。根据他对《圣经》的理解
2828 康帕内拉依据诺亚关于其三个儿子的预言推断基督教君主应该服从教皇：“愿神使雅弗扩展，使雅弗住在闪的帐篷里；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圣经·创世纪》9：27）和波斯特尔一样，康帕内拉认为欧洲的君主是雅弗的后裔。他认为闪是神职人员的祖先，因此“任何基督教君主都不能指望不住在闪也就是教皇的帐篷里就能实现普世君主国”。Tommaso Campanella，Monarchie de France， p.379； Monarchie d’Espagne， p.29。
和他的普世帝国愿景，帝国统治者应该完全依附教皇并捍卫教皇的事业、实现人类的统一
2929 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 France， p.377.参见Tommaso Campanella，Monarchie de France， p.485。
。更重要的是因为宗教是政治的纽带，“宗教联结灵魂，而身体、刀剑和语言这些帝国的工具依赖灵魂” ，“宗教总是并且总会支配政治，就像灵魂支配身体、对上帝的崇拜支配对造物的崇拜”
3030 康帕内拉的宗教思想，参见Germana Ernst， Tommaso Campanella： The Book and the Body of Nature.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pp. 139-140。
。只有通过宗教的统一才能实现人类的统一，因此也需要实现政治权力和灵性权力的统一。可以说，宗教带来的服从和美德是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基础，更是普世君主国的基石 。为此他批判了在16世纪兴起的、受到马基雅维利思想影响的国家理性学说
3131 迈内克指出，康帕内拉的全部政治和社会活动就是一场反对国家理性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著，时殷弘译：《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6页。
。依据这一学说，国家自有其理性，国家的利益高于宗教的利益，为了前者可以压制乃至牺牲后者。在康帕内拉看来，正是这一国家理性造成了天主教世界的分裂，也致使普世君主国的实现变得极为困难。他认为在宗教改革开始时就应该打击路德，将其流放或处死，但是查理五世出于国家理性而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想把路德当做操纵教皇的棋子，使教皇支持其霸权，结果查理五世听任新教发展而造成了欧洲的分裂。所以在他看来当时流行的国家理性事实上是背离国家理性的
3232 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spagne， pp.281， 283.
，真正的国家理性和国家利益应该建立在宗教之上。
后来康帕内拉逐渐对西班牙感到失望，到了17世纪30年代，转而把普世君主国的梦想寄托于日渐强大的法国，并在1635年撰写了《法兰西君主国》一书。他看到西班牙不断衰弱、法国则国力日隆。他很冷静地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西班牙衰落的原因：军队由外国人构成
3333 在《法兰西君主国》中，康帕内拉修正了《西班牙君主国》对西班牙崛起的解释，几乎完全将之归因于机遇，主要是得益于外国人的帮助，西班牙军队的组成说明了这一点。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 France， pp.421，423.
，战斗力不足；屠杀新大陆被征服的人民，也在欧洲的战争中杀戮基督徒，结果西班牙的血腥残酷臭名昭著；帝国松散，内部分裂，有三个脑袋（奥地利、西班牙、那不勒斯），无数王国岛屿，彼此之间缺少纽带，国家没有构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没有让帝国臣民西班牙化，而且由于殖民、移民、屠杀、瘟疫导致人口下降，“帝国越大，人口越少”，而摩尔人和犹太人的被驱逐破坏了实业和农业；西班牙人缺少发明创新能力，依赖意大利、法国、勃艮第等外国的技术和工匠，因此一旦失去外国人的支持，西班牙就衰落了；此外，西班牙财政管理混乱，依赖美洲的货币，忽视农业和其他职业，从国外购买各种产品而非自己生产，结果“新世界的黄金败坏了旧世界”
3434 康帕内拉对西班牙的政治性批判，参见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 France， pp.391，395，441，449，451，453，491。
。
更重要的是，康帕内拉现在认为西班牙人的信仰和宗教热忱是一种伪装，他们利用而非服务上帝和宗教。他再次以查理五世对路德的利用为例说明这一点。他甚至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遭到法国人的阻碍，查理五世几乎会效法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来剥夺教会和神职人员的财富。1556年奥格斯堡和约确定的教随国定原则，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臣民的信仰由国家领袖来决定，也是国家理性的体现，它把信仰变成了可以随时改变的帽子或靴子。西班牙人无视宗教，在1628—1631年的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中挥兵意大利杀戮天主教徒。他们操纵教皇选举，利用天主教会来实现西班牙的支配，在新世界以宗教为名压迫印第安人，掠夺金银
3535 康帕内拉对西班牙的宗教批判，参见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 France， pp.429，433，435-439。
。
总之，西班牙缺乏审慎、未能把握机缘，失去天命。法国将会促成西班牙君主国的瓦解并建立普世君主国。法国人是亚当长子雅弗的后裔并且法国国王是教会的长子，而国王得到从上天而来的圣膏涂抹并且能行触手治病的神迹，因此法国国王得到“非常信靠基督的国王”的称号。法国人依靠自己而非其他人建立王国，并且他们更为勇敢善战，人口众多，约有2500万，而西班牙人口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法国资源和出产丰富，通过贸易获得大量金银。这些优势使得法国具有取代西班牙建立普世君主国的条件，但法国人悖逆、分裂。康帕内拉指出了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法国面临的挑战，外省大贵族抵抗国王并捍卫自身的独立，而宗教也成为贵族对抗国王的重要武器，并且西班牙出于国家理性暗中支持胡格诺教徒来削弱法国。不过康帕内拉认为，到了1620年代，路易十三和黎塞留通过打击胡格诺教徒和大贵族基本上克服了法国的分裂。他为法国在30年战争中联合新教也就是异端力量如瑞典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的做法提供了辩护。他引用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来论证帝国转移的正当性。后者认为如果统治者犯了异端罪或者实行暴政就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而在康帕内拉看来，哈布斯堡家族因为纵容异端和实行暴政而失去了统治帝国的资格，而法国则因其虔诚和强大而获得建立普世君主国的天命
3636 康帕内拉对法国的辩护，参见Tommaso Campanella， Monarchie de France， pp.433，489，491，493，507 511，517，527。
。同时他借助星象学说明法国正在上升并取得霸权。他希望黎塞留和路易十四能够避免重蹈西班牙的覆辙，提醒法国人宗教对于其建立霸权的重要性，呼吁法国建立和教皇的联盟。
波斯特尔和康帕内拉都具有先知情怀，梦想通过基督教的普世帝国实现人类的救赎和统一。他们都不是民族主义者。波斯特尔将其梦想寄希望于法国，并非因为他是法国人，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国具有这样的天命和能力。当他后来发现法国君主并无意愿和能力这样做的时候，他又转而求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作为意大利人的康帕内拉先后在西班牙和法国那里寻求普世君主国的可能，可以看出普世主义是其思想的底色。面对欧洲的宗教分裂、土耳其的威胁、新世界的发现带来的基督教空间的巨大拓展的可能性，他们表现出更强烈的宗教热忱，把宗教作为普世君主国的基础和目标。不过在17世纪，随着宗教分裂在欧洲进一步明确，民族国家竞争加剧，普世君主国的宗教维度日趋淡化，它更多被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加以解读。
三、国家理性与万民法：17世纪普世君主国观念中的利益
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生和宗教战争的爆发当中牵扯了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马基雅维利和国家理性学说已经开始为非道德的国家权力和利益在政治中的主导性进行辩护，到了17世纪利益概念逐渐在政治和道德话语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民族国家的竞争更为明确地围绕利益而非宗教展开。不过，脱离了宗教和道德约束的利益及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也使得欧洲和世界有可能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为此欧洲知识分子致力于为国际和国内秩序寻求新的道德基础。普世君主国观念也成为利益学说和万民法思想的争锋之地。
法国新教政治人物罗昂（Henri de Rohan，1579-1638）在《论基督教君主和国家的利益》（
De l’intérêt des princes et des Etats de la chrétienté，1638 ）一书中明确地阐释了利益原则在国家政治中的支配性。在该书给黎塞留的献词中，他指出不能够以历史作为统治的指导，而需要诉诸理性。“理性来自于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为统治国家确立永久不变的规则。造成此世事务之革命的因素也造成良好统治所需要的基本准则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这些问题上追随过去的榜样甚于当下的理由的人必然会犯下显著的错误。”
3737 Henri de Rohan， De l’intérêt des princes et des Etats de la chrétienté， Paris： 1639，p.2. 在迈内克看来，罗昂和路易十四反对根据书本或者说根据历史和过去来治国，体现了历史意识的强化。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著，时殷弘译：《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第261页。
鉴于历史的变化，需要在新的、符合当下需要的基础上确立统治的原则，它必须体现国家的真实利益（le vrai intérêt d’un Etat）。在正文中，罗昂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一原则：“君主统治人民，利益统治君主。”
3838 Henri de Rohan， De l’intérêt des princes et des Etats de la chrétienté， p.104.这一观点也是16、17世纪国家理性学说的基本出发点，譬如博特罗就指出：“确定无疑的是，在君主的考量中利益压倒了其他一起考虑，因此君主不应该信任并非在利益基础上与谈判对象达成的友谊、关系、联盟或其他任何联合。” Giovanni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ed. and trans. Robert Birele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1.
他紧接着指出了解君主的利益的重要性，因为君主很可能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利益并带来严重后果，“利益本身从来不会缺席，它会根据对它理解的正确与错误造成国家的生和死”
3939 Henri de Rohan， De l’intérêt des princes et des Etats de la chrétienté， p.104.
。利益的目标就是自身的增长，至少是其保存。这里作为主语的利益脱离了人而成为独立的支配人事的存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利益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为了认识君主当下的利益，不需要从很久之前开始，而只需要考虑当下的事务。
罗昂抛弃了波斯特尔和康帕内拉在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帝国历史中理解民族的使命和未来的做法，完全从当下欧洲的地缘政治的角度讨论各国君主的利益。首先，在他看来，当下欧洲的最显著的事实是西班牙和法国两个强国是支配欧洲的两极，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国家。西班牙的力量突然增强，其意图是成为欧洲的主宰并建立新的普世君主国，而法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予以抗衡，其他国家则会根据他们的利益来追随其中之一。罗昂接下来依次分析了这两大强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的“真实的利益”所在。他分析一个国家时，就以某种客观姿态站在该国立场上对其处境的优劣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行分析。在讨论西班牙时，他认为其目标就是达到伟大的顶峰，也就是建立普世君主国。西班牙的伟大体现于征服，而为了使征服持久化，就需要通过种种伪装来达到目标。这一伪装的重要手段是宗教，因为宗教能够通过掌控良心来让人民做一切事情。在罗昂看来，西班牙应该表现出波斯特尔、康帕内拉这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致力于通过普世君主国所实现的宗教理想，但事实上宗教只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手段，因此利用宗教是西班牙谋求其利益要遵循的第一准则。此外，罗昂认为西班牙还应该遵循其他几个准则：利用各种途径收集其他国家的情报；通过谈判和签订条约表现出和平的欲望来迷惑其他国家，伺机乘其不意发动战争；不要错过任何机会来介入邻国的事务，但把其他国家从本国的事务中排斥出去，特别是把法国人从意大利的事务中排斥出去；加强军备，这样对内让臣民臣服，对外则令邻国敬畏，此外还要建立名誉
4040 Henri de Rohan， De l’intérêt des princes et des Etats de la chrétienté， p.112， pp.116-117.
。在谈到名誉时，罗昂再次强调，西班牙要表现出捍卫天主教的热忱，用虔诚来包装其所有意图，并且让人民处于敬畏之中。在各种有助于增加西班牙名誉的事情中，维持这一虔诚对于其利益特别重要。
罗昂进而指出，法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利益在于与西班牙抗衡。在宗教方面，法国要让天主教徒认识到迫害新教徒会伤害天主教的利益，同时也要让罗马教廷明白，毁灭新教来增加教廷财富的做法，只会有助于西班牙建立普世君主国并且使教皇成为其附庸。对教皇来说，只有在基督教君主和国家的力量形成平衡时，其权威才最显著。此外法国还需要告诉新教国家，法国只希望他们改宗而不是摧毁他们，并且会支持他们的自我保存，帮助他们对抗那些伤害他们的国家和自由的意图。在谈判方面，法国尤其不能让西班牙插手意大利，从而保证法国对意大利的干预。在军备方面，则要以力量对抗力量 。
仅仅从罗昂对西班牙和法国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普世君主国相当于欧洲霸权，是有能力建立这一帝国的国家如西班牙应该追求的利益，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防止在欧洲出现普世君主国更有利于它们的利益和保存。在罗昂那里，普世君主国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不具备任何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内涵。他完全以一套国家理性的利益语言来论述普世君主国
4141 罗昂事实上初步阐释了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势力均衡学说，后者在17世纪后半期开始成为欧洲国际政治的重要理论。在罗昂的书出版约半个世纪之后，法国政论作家Courtilz de Sandras采用了与之相近的书名阐释了各国的利益以及防止在欧洲出现普世君主国的必要性。Gatien de Courtilz de Sandras， Nouveaux Interets des Princes de L’Europe， Où l’on traite des Maximes qu’ils doivent observer pour se maintenir dans leurs Etats， & pour empêcher qu’il ne se forme une Monarchie Universelle， Cologne： Pierre Marteau， 1685.在该书中，他引用马基雅维利来为辩护“君主可以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守信用”的政治原则，指出“没有任何联盟是如此神圣以至于不会屈服于国家的利益”。Courtilz de Sandras， Nouveaux Interets des Princes de L’Europe， pp.2-3. 他同样讨论了法国、西班牙及欧洲各国的利益以及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维持均衡对于欧洲各国的重要性。通过势力均衡防止普世君主国也成为当时英国政论作品的重要主题，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和罗昂以及Courtilz de Sandras的作品的题目都很类似，均出现君主或国家的利益。如Slingsby Bethel， The Present State of Christendome and the Interest of England， With a Regard to France， 1677， 以及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nces and States of Europe， 1681。参见Devetak， Richard， “The fear of universal monarchy： balance of power as an ordering practice of liberty”， in Liberal World Orders， edited by Tim Dunne and Trine Flockhar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1-137. Steven Pincus， “The English debate over universal monarchy”， in J. Robertson （ed.）， A Union for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Union of 1707， Cambridge： 1995， pp. 37-62。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和康帕内拉的差别上。他们都很重视宗教的政治效用，但后者希望把政治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通过普世君主国促进宗教的发展，而前者仅仅把宗教作为国家利益和霸权的手段。
随着西班牙的衰落以及法国在与西班牙的争霸中逐渐取得上风，正如康帕内拉期待的那样，法国被认为要取代西班牙成为普世君主国。17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很多批判路易十四的霸权野心的小册子，其中最著名的是1667年遗产战争爆发时神圣罗马帝国外交官利索拉（François-Paul de Lisola， 1613-1674）出版的小册子《反对昭然若揭的普世君主国意图之国家和正义的盾牌》。利索拉指控法国提出种种理由来寻找机会打击西班牙，试图建立普世君主国。他以严密细致的论述批驳了法国攻击西班牙的种种借口，特别是法国王后玛丽特·蕾莎对西属尼德兰（布拉班特公国）的继承权的声张
4242 François-Paul de Lisola， Bouclier d’estat et de justice， contre le dessein manifestement découvert de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1667. p.4. 参见Charles-Edouard Levillain， Mark Goldie， “François-Paul de Lisola and English Opposition to Louis XIV，” Historical Journal， 63 （3）， September 2020， pp.559-580。
。利索拉也谈到了法国以查理曼继承者的身份来掌控帝国和日耳曼地区的正当性问题
4343 François-Paul de Lisola， Bouclier d’estat et de justice， contre le dessein manifestement découvert de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p. 28，pp.335，345，pp.71-72， pp.86-91， 98-100， pp.316-317，321.
，但是他并没有着重予以讨论，足见这一时期诉诸王族谱系来谋求普世君主国的正当性的做法已经缺少说服力。他也不再谈及普世君主国的宗教内涵。在他看来，法国成为普世君主国的意图仅仅在于实现法国的利益：利益是法国的惟一的、最高的原则 。在这里他和罗昂展开了对话，指出法国发动遗产战争正是遵循了罗昂提出的政治原则“利益统治君主”，或者说国家理性。对路易十四而言，利益高于宗教、条约、友谊，为了国家利益法国可以牺牲宗教，可以与所有国家进行利益勾兑，譬如与异教徒土耳其结盟。法国总是伺机发动战争，目的之一是让年轻贵族可以投身战争，避免他们在国内制造内乱。在对外方面，法国试图让所有国家忙于战争，或者陷入分裂，从而让法国借机扩张。可见利索拉很熟悉罗昂的国家理性学说，但他予以批判。
利索拉诉诸奥古斯丁以来的正义战争学说以及17世纪的主权和国际法学说特别是格劳秀斯的思想，驳斥玛丽亚·特雷莎的继承诉求和路易十四发动遗产继承战争的正当性。作者引用奥古斯丁，指出只有在伤害足够严重而在暴力之外没有其他方式能够予以修复的情况下，才能诉诸终极的医治办法也就是战争。他引用圣托马斯说明，不是绝对必需的战争都是违背神法和自然法的，战争只有在所有其他手段都失效的情况下才被允许。法国人故意回避了其他解决方法来让战争重启，并且以某种虚假的和平和友谊来迷惑对手 。他也依据格劳秀斯的战争法理论来批判法国。在格劳秀斯看来，主权者表达的诉求才是有效的诉求，而战争必须要宣告，才有可能是正义的，但法国没有这样做。格劳秀斯认为，并非国王掌握主权权威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宣战，只有在涉及需要主权权威处理的公共利益时，主权者才有权利诉诸战争。在只涉及民法的问题上，或者在主权者处于更高权威的支配下时，他不能诉诸战争或国家法，而必须通过法庭诉讼来处理争端，而主权者这种情况下仅仅是某个私人。利索拉强调，在布拉班特公国继承这个问题上，法国国王只是争取他的妻子的权利，因此他充其量只能作为布拉班特公国公爵来提出诉求，而由于布拉班特公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采地，因此应该由皇帝来裁决争端 。
在讨论基督教君主的行动动机时，利索拉虽然批评罗昂的国家理性思想，但他承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接受罗昂的看法，欧洲各国的利益在于法国和帝国的势力均衡。不过他强调，国家利益恰恰在于维护万民法，欧洲国家应该捍卫和约的公共信用，防止世界变成弱肉强食、强力决定一切的虎狼之地 。他和罗昂在利益的正当性和内涵上的共识与分歧表明利益之争和利益话语主导了17世纪的国际思想，反映了欧洲的政治和道德思考的世俗化。在利益话语的主导下，在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普世君主国野心的批评中逐渐产生了势力均衡这一新的国际政治思想
4444 Franz Bosbach， “The European Debate on Universal Monarchy”， p.97.
。但是这一思想也遭到了批评，譬如在孟德斯鸠看来，维持所谓的势力均衡反而会强化各国的敌对和博弈，因为一旦某个国家加强军备，那么则会被认为对均势和他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于是其他国家也纷纷扩军，形成军备竞赛并引发战争
4545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指出，在国家之间，自卫的权利有时候会要求发动攻击，如果一个民族看到继续维持和平会使另外一个民族有可能消灭自己，那么这时候发动攻击是防止自我灭亡的唯一办法。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in Montesquieu Œuvres complètes， ed. R. Caillois， Volume 2，Paris： Gallimard， 1949-1951，X，3.
。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均势造成的和平事实上是“所有人努力反对所有人”的状态
4646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en Europe，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eds. Jean Ehrard and Catherine Volpilhac-Auger， Oxford：Votaire Foundation， 2000， Tome Ⅱ， p.363. 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对均势理论的批评，参见Devetak， Richard， “The fear of universal monarchy”。
。这让人想起霍布斯谈到的战争状态。在霍布斯那里，“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
4747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4页。
。所以均势可以说是某种潜在的战争状态，很容易引发战争。在孟德斯鸠看来，重要的是让欧洲各国特别是大国认识到战争和扩张本身无助于本国及统治者的利益。孟德斯鸠肯定利益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他依据商业、交往、科技、国际法、政体、民族国家等方面的发展，说明战争和建立普世君主国的企图背离了各国的利益。他希望通过对普世君主国的思考和批判让人们看到，在正在兴起的现代文明中，普世君主国已经不合时宜，欧洲的宗教和帝国想象应当让位于启蒙建构。
四、现代文明的兴起：孟德斯鸠对普世君主国的批判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借助波斯高官郁斯贝克之口指出“利益是世界上最大的君王”
4848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ed. Pierre Rétat et Catherine Volpilhac-Auger，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4， Tome I， lettre 103， p.422.
。可见他熟谙17世纪开始流行的利益话语
4949 Albert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Jacques Domenech， L’éthique des Lumières. Les fondements de la morale dans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du xvuf siècle， Paris： Vrin，1989. Pierre Force， Self-Interest Before Adam Smith： A Genealogy of Economic Scie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不过他通过1720年代约翰·劳投机失败造成的密西西比泡沫让人们看到，盲目追求利益会导致最基本的利益的丧失。同样，君主盲目追求利益和荣誉而肆意对外扩张则会造成其荣誉的损害和国家利益的丧失。1734年，孟德斯鸠出版《罗马盛衰原因论》，以罗马帝国的覆灭提醒法国人警惕帝国扩张带来的自我摧毁。他本来计划同时出版《关于欧洲普世君主国的思考》一文，但最终在此文印刷后改变主意没有予以发行，因为此文对路易十四或明或暗的批判很可能给他招致牢狱之灾
5050 关于此文及其思想谱系，参见邓皓琛：《〈对欧洲普世君主国的一些思考〉解析》，《复旦政治哲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269—287页。
。他后来把该文某些内容糅合进了《论法的精神》一书中。
在该文中，孟德斯鸠首先提出问题：在当下的欧洲，一个民族是否有可能像罗马人那样对其他民族取得持久的优势。他明确回答这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并进而分析了原因。在欧洲，历史发展使得罗马式的普世君主国不可能再度出现。自从发现新航路和美洲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和南欧各国积极开展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同时致力于发展实业，欧洲进入商业时代。商业的兴起并未阻止战争，但在孟德斯鸠看来使得通过战争大规模扩张和兼并领土、建立普世君主国或罗马式的帝国失去了可能性。在商业时代，构成一国力量的是其财富，因此战争背后是各国商业、实业等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国家的财政能力的竞争。航海、商业和实业的不稳定性也使得各国的财富和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变化，即使通过战争取得的优势也是一时的和相对的，会随着各国财富和力量的变化而丧失。所以，很难有某个欧洲民族能始终维系绝对的、持久的优势
5151 需要注意的是，孟德斯鸠这里不仅批判了通过军事征服建立普世君主国的野心，而且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另外一种相关理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商业上的绝对优势而需要诉诸战争就能建立普世君主国。在孟德斯鸠看来，商业带来财富的流动和变化，一个国家试图维持商业上的持久性的绝对优势与试图维持军事霸权一样困难。参见John Shovlin， Trading with the Enemy： Britain， France， and the 18th-Century Quest for a Peaceful World Ord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63。
。在古代经常出现的贫穷民族对富裕民族的战争优势在现代也不复存在。在古代，后者往往被财富和享乐腐化，失去军事精神和战斗力，而贫穷民族则更为坚韧勇敢并遵守更为严格的军纪，战斗力更强大。在现代，普遍性的商业化使得各民族生活水准和民情相当，军队的能力和以财富为基础的国家实力接近。各国建立常备军和防御体系，战争通常并不会被某次战役决定，而往往是消耗性和长期性的，譬如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17世纪中期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18世纪初期的西班牙王位战争，均持续十余年乃至几十年
5252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en Europe， in eds. Jean Ehrard and Catherine Volpilhac-Auger， Œ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pp.340-342， p. 339， 344-345， pp.357-358.
。在武器技术、战争手段和方式的新进展使得人和民族的力量变得平等的同时，国际法和战争伦理的改变甚至使得战争对于战胜者成为负担。在古代，战胜者可以通过劫掠战败者、出卖其土地甚至人口来为战争买单，从战争中致富。现在的国际法则禁止这种野蛮的行为，而占领和保存被征服的领土成为征服者的政治和财政包袱
5353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en Europe， pp.355-356； Montequieu， Considerations sur les richesses de l’Espagne，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ed. Pierre Rétat，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3， Tome VIII， pp. 581-623.
。换言之，人道观念的进步强化了对战争和征服的道德限制。
在现代欧洲，正是商业、科技和人道的发展使得小民族也能够长期抵抗大民族，如荷兰能够对抗西班牙并取得独立。前者通过航海和商业取得了巨大财富，而后者虽然不断扩张并攫取大量金银，但却因此忽视通过商业和实业获得真正的财富，结果只是建立了外强中干的帝国，在欧洲各国的竞争中日趋占下风 。孟德斯鸠指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通过偶然方式——如西班牙那样通过扩张和掠夺来占有金银——而不是依赖于国家的实业、人口、农业、商业获得的财富都是“糟糕的财富”，会不断贬值。这里孟德斯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通过战争和征服及由此形成的帝国无法获得真正的财富，虽然征服者可能变得富有，但国家却会更加贫穷，就像坐拥金山的西班牙国王不过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中的一个非常富的人”，并且其他民族因此从与西班牙及其帝国的贸易中获利 。
商业、科技和人道的发展加强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了解，乃至形成彼此的依赖。在古代，各民族之间缺乏交流，相互了解有限，在军事和制度方面的优势可能转化为战争和征服上的持续性的成功，但在交往日趋频繁的现代欧洲，各民族在战争、经济、科技等方面相互学习和仿效缩短了民族之间的差距。此外，商业甚至造成了敌对民族和战争国之间的依赖。战争的供给、军队的需要都依赖商业，善于经商的荷兰甚至可以从其敌人获利，结果战争有可能成为敌对民族通过商业获得利益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通过战争一劳永逸地打垮对手并取得对它的永久优势，是徒劳的。在孟德斯鸠看来，由于商业和交流的发展，欧洲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法国和英国需要波兰和俄国的富足，就像它们自己的一个省需要另外的省，反之亦然。因此，试图通过战争来毁灭其他国家从而增加自己的国力，这只会削弱自己 。
5454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en Europe， pp. 345-346， 360；Montesquieu， Pensées， ed. Louis Desgraves，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1.n.318.
孟德斯鸠进一步回溯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历史，对普世君主国的神话进行了解构，指出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事实上再也没有建立过普世君主国，曾经出现过的帝国有名无实。被视为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的查理曼帝国昙花一现，而查理曼建立帝国的努力只是让欧洲更为分裂。蛮族本身采取某种共和制的统治形式，他们建立的帝国必然分裂成不同王国。法国、意大利，日耳曼、阿基坦等王国得以形成
5555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en Europe， p.349；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VIII，17.
。封建采邑制的建立对于王国君主的权力构成了约束，也使得中央集权式的帝国在中世纪欧洲很难存在。诺曼人占据了西法兰西继而征服了英格兰，英格兰国王在当时成为最强大的君主，有野心征服法国、统治欧洲。然而封建制使得征服的过程成为分裂的过程，而法国也在战争中不断消耗英国，最终把英国人赶回了岛上，迫使英国放弃了征服大陆的野心。孟德斯鸠继而论述了教皇统治欧洲的意图。教皇国让罗马摆脱了拜占庭的支配，进而利用拜占庭和查理曼及西欧之间的对抗、神圣罗马帝国中日耳曼皇帝和意大利之间的冲突取得了对意大利的控制，教皇利用教权、文化、欧洲君主的分裂加强了教廷的支配权。然后教皇国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其力量，也让欧洲的君主认识到其扩张性对其加以限制。孟德斯鸠关于教皇国的讨论可以被视为对康帕内拉的回应：混杂了宗教和世俗权力的教皇国在欧洲是某种分裂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非但不可能建立普世君主国或为其提供宗教基础，反而使之不可能在欧洲出现。
孟德斯鸠进而讨论了16世纪以来欧洲的普世君主国谋划的失败。随着封建制的衰败，主权权威逐渐取代了封建制，查理五世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欧洲的大帝国，有统一欧洲之势。孟德斯鸠称查理五世的统治是一种新帝国，因为它延展到了新世界
5656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XXI， 21.
，但是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抵抗毁灭了查理五世的普世君主国梦想。由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西班牙也无法建立普世君主国，反而在扩张和殖民过程中削弱了国力。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掌握了专断的权力，它可以进行重大但往往无法持久的行动。最后，孟德斯鸠谈到了欧洲对路易十四的普世君主国野心的指控，他对路易十四是否真有这一企图不置可否
5757 当时有不少政论作家怀疑或指控路易十四企图建立普世君主国，参见Pierre Bonnet，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de Louis XIV” 。
，但指出如果他确实建立了普世君主国，将会有害于欧洲和他本人。因此路易十四战败比战争对他本人更有利
5858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en Europe， p. 359， p.344， p.363.
。在孟德斯鸠看来，君主制政体不宜从事重大的事业。重大事业往往会遭遇众多障碍，譬如时运不稳、人心和激情多变、情势持续变化等等。君主制时而追求公共福祉，时而被宠臣、大臣、国王的个人利益左右，很难从事长期性事业，而征服在当时的欧洲比以前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投入 。君主如果一意孤行进行扩张征服，其结果就是自我毁灭。帝国的扩张导致自己和其他帝国接壤，从而暴露于被攻击的危险面前。帝国的征服和维持会成为国家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家的日常财政收入无法承担。为了支付军费、缔结同盟，国家不得不大量征税搜刮民众，建立专断乃至专制的权力。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孟德斯鸠指出，正是持续的扩张导致共和国越来越依赖军队，军人对军队统帅的效忠超出了对共和国的忠诚，最终军事领袖建立强人统治，以帝制取代共和制。在商业时代的欧洲，军事专制也可能发生：“虽然拥有全世界的财富和贸易，我们却是贫穷的，很快由于我们需要军人，将来就只会有军人，我们就会像鞑靼人一样。” 路易十四的对外扩张和对内的专断统治，很有可能使得法国从统治者权力受到限制的君主制向缺少限制的专制转变。从上文的讨论来看，孟德斯鸠并不认为路易十四或者其他欧洲君主能够建立罗马式的帝国，但他担忧的是军事扩张会把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推入专制和野蛮。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路易十四的失败比他的胜利更有利于欧洲和他本人。
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帝国瓦解后，日耳曼民族带来了共和式的君主制，后者发展形成了哥特式封建制，它们使自由能够在内部成长，在外部则阻止了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他让我们看到，随着主权权威的强化，多民族和封建制构成的政治多元在近代早期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国家并立的局面。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的确立在根本上阻止了帝国在欧洲的恢复。不过，孟德斯鸠清醒地认识到普世君主国仍然是欧洲民族特别是法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大国的政治想象，对它们具有很强的诱惑力，驱动它们通过战争谋求在欧洲的霸权和优势。为此各国支持规模庞大的军队，彼此竞争，而孟德斯鸠将这一军备竞赛称之为18世纪的疾病，警告它会造成共同毁灭。在这篇言简意赅的文章里，孟德斯鸠讨论的商业、科技、人道、民族国家等因素共同塑造了一种后来被称为现代文明或现代性的新潮流，他认为这一新潮流强化了人类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相信和期待它能够进一步抑制战争、创造和平。正是对这一在欧洲正在形成的现代文明的思考与构想成为启蒙思想的主要内涵。可以说，对普世君主国的批判成为孟德斯鸠启蒙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16—18世纪欧洲人围绕普世君主国思考经历了基督教普世主义、国家理性与利益和现代文明这三种视角的变迁。普世君主国从宗教性普世共同体变成以国家霸权为支撑的帝国、从救赎载体变成利益博弈的地缘政治空间，其间反映出欧洲的世俗化进程。在普世君主国的相关话语当中，或者说在是否应该在欧洲建立帝国或支配性霸权的问题上，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这一竞争的方式及其后果成为欧洲思想界的关注焦点。16—18世纪的相关思考体现了欧洲人对欧洲身份的理解以及历史意识的重要变化。对于波斯特尔和康帕内拉而言，欧洲是救赎的载体，而在罗昂和利索拉那里则转变为民族争霸和博弈之地。孟德斯鸠则诉诸商业、科技、人道和民族国家，把欧洲阐释为文明演化的时间和空间。同时，欧洲人的历史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从宗教性的普世历史下降为欧洲国家和统治者的斗争的历史，然后又拓展为普遍性、哲学性的文明史。可以说，正是在对普世君主国及其激发的宗教和政治想象的回应中，18世纪启蒙运动致力于以现代文明的历史、哲学、科学、道德论述来重建欧洲的政治、社会和伦理秩序。然而普世君主国阴魂不散，在拿破仑时代和20世纪的欧洲仍然散发魅惑，可见孟德斯鸠对欧洲人有可能堕落为鞑靼人的警告并非妄言。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孟德斯鸠启蒙思想中的自然、历史与政体研究”(20BSS045)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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