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的史学研究早已汗牛充栋。总的来说，冠以“文艺复兴研究”的史学论著大致遵循两种研究路径。一种研究路径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角探讨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再发现和再阐释，考察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人们思想意识的巨大转变，为现代性的诞生做出精神层面的注解
11 这一路径的开创研究一般认为是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另一种研究路径则不再将“文艺复兴”仅仅视作一场文化和思想领域的运动，而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即“文艺复兴时期”（在部分论著中特指文艺复兴运动最鼎盛的16世纪），用来综合地表述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过程，尤其凸显14至16世纪在中世纪和近现代之间划时代的意义
22 仅举几例，J. Russell Majo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Renaissance France （1421-1559），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sconsin Press， 1960； David Potter， Renaissance France at War： Armies， Culture and Society， c. 1480-1560，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8。
。不过，“文艺复兴”之所以能被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广泛应用于史学研究中，首先是因为作为文化和思想运动的文艺复兴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这两重含义上综合使用“文艺复兴”这一概念。
一般认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最早发源于意大利，后来逐渐传播到欧洲以及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不可否认，欧洲各地的文艺复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可以被视作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回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全然而被动地接受来自意大利的文化，文艺复兴运动不断本地化是这场国际性思想文化运动不可被忽视的一个侧面
33 Peter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其他地区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回馈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在频繁而剧烈的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民族”（nation）作为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初露端倪的政治和文化框架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已经引发了历史学家们的讨论，破除了文艺复兴等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在各地不断复制的片面认识
44 Roy Porter， ed.， The Renaissance in National Contex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然而，这些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即文艺复兴引发的文化交流互鉴是否对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法国从中世纪盛期以来就是西欧的文化中心之一。面对新兴的来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的涌入，法国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法国民族身份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55 已有不少研究从文化视角讨论法国民族身份的形成，例如，国内学者已经阐述了18世纪文化发展对法国民族身份的影响，参见徐前进：《法国现代早期知识体系的变革与民族认同的构建》，《世界历史》2025年第1期，第38—56页。
？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政治文化史研究开创了关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法国民族身份研究的主流范式。科莱特·波纳（Colette Beaune）在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法兰西民族的诞生》是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她提出，在中世纪晚期危机给王国传统价值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国家权力通过政治想象物（imaginaires），包括族群起源传说、基督教崇拜、象征符号三个方面，构建了一个被精英和普通大众都接受的统一的历史叙事，促使他们形成了与族群、领土和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情感
66 Colette Beaune， Naissance de la Nation France， Paris： Gallimard， 1985； Colette Beaune， “La notion de nation en France au Moyen Âge”， Communications， Vol. 45 （1987）， pp. 101-116.
。从此之后，政治文化史形成了以阐释国家权力通过文化符号构建民族认同，唤醒民族情感为特色的研究专长
77 江晟：《“祖国”在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法国的演变》，《历史研究》2025年第4期，第49—70页。
。然而，仅从内部视角考察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方式和影响并不能全面揭示出民族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因为，民族身份的形成还是民族与外界不断交互，确立相异性和边界的过程。与民族构建相比，“民族意识”（英文national consciousness，法文conscience nationale）的内涵更加丰富，它不仅包含民族对自身身份的自主构建，还强调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通过与外部他者互动逐渐产生相互区别的认识，进而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
88 关于“民族意识”这一概念及其强调民族在与外界交互中确立身份的内涵，参见Jenő Szűcs，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elected Writings，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本文把“民族意识”这一概念引入此项研究，以期对民族构建的单一内部视角做出补充。本文将着重探讨法国文化如何在与来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的交流互鉴过程中，产生法国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意识，进而推动形成具有法国特色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
一、“文化自卑感”与法国文艺复兴
法国的文艺复兴在何种历史背景下发生，哪些因素推动其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这是我们理解文艺复兴对法国民族意识影响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外学界主流观点都认为，法国文艺复兴的发生相对较晚，大约开端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这一观点认为，在法国君主多次率军南下意大利征战的过程中，国王和贵族亲身感受到了文艺复兴文化的魅力，于是将当时流行于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服装、艺术以及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工匠带回法国，由此开启了法国的文艺复兴。然而，随着对人文主义的深入研究，学界逐渐认识到，大约在1360年到1410年间法国就出现了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仅直接受到意大利的影响还与阿维尼翁的人文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99 Georges Gougenheim， “L’Humanisme en Franc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Lettres d’Humanité， No. 33 （1974）， pp. 413-420.
。但是，由于百年战争、法国内部政治分裂以及中世纪晚期频繁爆发的瘟疫和饥荒给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整体性破坏
1010 关于中世纪晚期危机概念的内涵及史学运用，参见吕昭：《衰落论、转型论与危机应对论：“中世纪晚期危机”解释模式的嬗变》，《世界历史》2023年第4期，第130—143页。
，法国的文艺复兴未能从14世纪下半叶持续发展。直到1470年后，政治和社会秩序恢复稳定，法国的文艺复兴才逐渐进入高峰
1111 Philippe Hamon， Les Renaissances， 1453-1559， Paris： Belin， 2014， p. 435.
。由此可见，法国贵族在意大利战争中亲身感受文艺复兴文化的潮流和魅力，无疑促进了文艺复兴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但并不构成法国文艺复兴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法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初相遇时，法国文化精英阶层与人文主义者的相互认识和态度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法国文艺复兴发生和发展的基调。从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先驱开始，法国就被视作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中世纪”文化的堡垒，是人文主义者要开启的“现代”文化所反对和取代的对象。因此，人文主义者面对法国文化时，常常或隐晦或直接地表现出傲慢甚至鄙夷之情。1361年，彼得拉克作为米兰的外交使臣到访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的宫廷，他选择以拉丁语进行演讲，并看似谦逊实则带有嘲讽意味地解释说：“我不会法语，也不那么容易学会。”但事实是，他很可能会说法语只是不屑于使用法语
1212 彼得拉克很有可能会说法语而故意选择不说法语，见 “Nec Praedicator Sum： Pétrarque orateur et la communication verbale au temps des Visconti”， in Michel Lauwers， dir.， Humanistes， Clercs et Laïcs： Dans l’Italie du XIIIeau début du XVIeSiècle， Turnhout： Brepols， 2012， pp. 98-99。关于彼得拉克到访约翰二世宫廷的研究，参见A. Barbeu du Rocher， “Ambassade de Pétrarque auprès du roi Jean le Bon”， Mémoires présenté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2 série， Antiquités de France， Vol. 3， No. 1 （1854）， pp.172-228。
。不仅如此，彼得拉克还曾带有调侃意味地评价，“法国人是蛮族当中最为谦逊的”（
esse Gallosbarbarorum omnium mitiores）
1313 Pétrarque， “Contra eum qui maledixit Italie”， in Pétrarque， Invectives， traduit，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Rebecca Lenoir， Grenoble： J. Millo， 2003， p. 260.
。相比之下，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伊莫拉的贝恩韦努托（Benvenuto da Imola）对法国文化的鄙夷更加直白，他直言道，法语是“拉丁语的私生子”（
bastarda linguae latinae）
1414 Benvenututus de Imola， Commentum super Dantis Aldigherij comoediam， James Philip Lacaita， ed.， Florentiae： G. Barbèra， Vol. Ⅱ， 1887， p. 409.
。对法国文化的傲慢和鄙夷一直延续到15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中，伊拉斯谟原本抱着崇敬之情来到巴黎大学，但是最后却失望而归。此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做出了那个有名的评价——巴黎大学是“高卢人的粪坑”（
merdas gallicas）
1515 这一评价出自伊拉斯谟于1499年写给好友、巴黎大学教师福斯坦·安德雷兰（Fauste Andrelin）的信件中，他奉劝这位友人离开巴黎大学，不要在“高卢人的粪坑”中老去。“Lettre d’Érasme à Andrelini”， été 1499， lettre no 103， Allen， Tome I， p. 238，转引自Gadoffre Gilbert，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ans la France des Humanistes. Guillaume Budé et François Ier，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7， p. 14。
。由此可见，16世纪前，即使法国已经出现了早期人文主义，法国文化一直处于被文艺复兴文化贬低和鄙夷的地位。
面对新兴文化的冲击，法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阶层一开始表现出了震惊和疑惑，但又逐渐被蓬勃、新颖的文艺复兴文化所吸引。1361年，当彼得拉克用拉丁语在约翰二世的宫廷进行演讲时，在场的人都对这位教士居然引用古典时期异教作家的言论认为命运女神可以对法国的事务产生影响而震惊
1616 Georges Gougenheim， “L’Humanisme en Franc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Lettres d’Humanité， No. 33 （1974）， p. 413.
。但是，这场演讲成功地吸引了当时的王太子查理（也就是后来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他在一两年后就命翻译家让·多丹（Jean Daudin）将彼得拉克最著名的作品《顺境与逆境的对策》（
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翻译为法语，推动了法国知识精英阶层对彼得拉克及其代表的文艺复兴文化在法国的接受
1717 Florence Buttay-Jutier， Fortuna： Usages Politiques d’une Allégorie Morale à la Renaissance， Paris： Presses Paris Sorbonne， 2008， pp. 138-139.
。
在人文主义者的蔑视与文艺复兴文化强大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下，16世纪的法国政治文化精英对来自意大利的新兴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自卑心理”。这种心态导致法国文艺复兴首先以对意大利文化的推崇和模仿为特点，产生了可称之为“意大利热”（italomanie）的文化现象。法国贵族纷纷效仿意大利的生活方式，穿着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服装，大量的意大利艺术家、建筑家、诗人还被邀请到法国。这些意大利的艺术家在法国留下了许多带有显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特色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是枫丹白露宫。此外，许多法国的人文主义者都曾前往意大利学习。法国的国家权力也推动和主导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体系的系统效仿和学习。根据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开创的“复兴”古典文化的路径，阅读古典时代作家的作品，学习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法国人文主义者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开创了法国的语文学（philologie）
1818 纪尧姆·比代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语文学”这个词语的人，关于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语文学的影响，参见David O. Mcneil， Guillaume Budé and Humanism in the Reign of Francis I，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75， pp. 77-92。
，并建议弗朗索瓦一世创建了一直延续至今的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系统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
意大利语与法语词汇的交换，作为更加明确的指标反映了法意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交流中的不同地位。一般而言，哪种语言的词汇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往往说明这种语言代表的文化是文化交流中的输出者，是被学习和效仿的对象。16世纪，法语大概吸收了来自意大利语的2000多个词，而法语只有70个词进入到了意大利语中
1919 Jean-Marie Le Gall， L’Ancien Régime （XVIe-XVIIeSiècles）， Paris： PUF， 2013， p. 40.
。这组数据的鲜明对比说明，16世纪法国在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中存在巨大的“逆差”，可以说是文化自卑心理推动学习和效仿最直观的反映。然而，16世纪法语从意大利语中引进最多的词汇并非来自文学或艺术领域，而是军事领域以及与军事相关的关于航海等领域的词汇
2020 Henriette Walter， L’Aventure des Mots Français Venus D’ailleurs， Paris： 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1997， pp. 142-145.
。这是因为，法国开始密集接触和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契机是意大利战争，现实的军事需求以及法意之间的对立状态导致军事成为了交流最为迫切和密切的领域。这一方面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交流范畴非常广泛，不仅局限于被后世所称颂的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还说明，文化交流并非总由知识精英阶层所带动和主导，现实的政治、经济需求可以决定文化交流互鉴的内容和方式。正因如此，文艺复兴时期法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能简单地以人文主义者的“文人共和国”理想理解，必须看到正在兴起的国家权力和民族意识在其中的作用。
在文艺复兴运动带动的文化交流中存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一现象根植于文艺复兴文化传播的基本特点，也导致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交流互鉴对法国民族意识的影响展现出了复杂性。尽管“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根深蒂固，但是学界早已认识到，人文主义者所谓“复兴”古典文化并非忠实地重现和传播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而是通过对古典文本的阐释和理解表达对所处时代、现实政治和文化的批评以及对未来的设想。因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实际上承载了两重文化内涵：一方面是经由人文主义者阐释而呈现的古典文化；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带有鲜明人文主义特色的意大利文化。正因如此，当法国政治与文化精英吸收和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果时，他们不仅借由人文主义者的文本学习和理解古典文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内化了其中包含的意大利文化元素。而且，由于古典文化的内容往往嵌套于人文主义者塑造的意大利文化中，这两方面的影响彼此交织、难以割裂，共同构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传播的显著特征。
二、从效仿到竞争
如前文所言，学界普遍认为，欧洲其他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都是通过模仿和学习意大利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一观点指出了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交流中的原点位置，但却是一个静止的判断，未能揭示出文化交流过程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地位和影响的具体变化。法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在面对来自意大利的新兴文化时，他们的心态、行为经历了怎样复杂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率先构建的“复兴”古典的话语有什么关系？这一转变的过程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并塑造了法国民族意识的形成？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普遍地接受了古典时期“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并将其直接投射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欧洲。他们宣称意大利人是古典文化的继承人和保存者，因此，意大利人是“文明的”，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都是“蛮族”（
barbari）
2121 W. R. Jones， “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3， No. 4 （1971）， pp. 401-402. Denys Hay， “Italy and Barbarian Europe”， in E. F. Jacob， ed.，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A Tribute to the Late Cecilia M. Ad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0， pp. 48-68.
。他们认为，古典文化的核心由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构成，两者都是他们可以用来构建意大利文化优越感的要素。但是，这两种文化对意大利文化身份的意义却不尽相同。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看来，意大利是古罗马文化毫无争议的唯一继承人，以“罗马性”（
Romanitas）和“拉丁性”（
Latinitas）为核心特征的古罗马文化才是意大利文化的基石。一方面，在人文主义者所撰写的有关意大利的历史中，古罗马的历史被认为是他们祖先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辉煌时刻。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在《佛罗伦萨颂》中说到：“罗马人的荣耀、罗马人的美德、罗马人的学问，在我们这里得以保存。”
2222 Leonardo Bruni， Panegyric to the City of Florenc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ames Hank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36： “Romanorum laus， Romanorum virtus， Romanorum studia apud nos servantur”.
另一方面，意大利语与拉丁语被塑造成了直接且唯一的传承关系，用以说明意大利人优越于其他民族
2323 Marianne Pade， “Humanist Latin and Italian Identity： Sum vero Italus natione et Romanus civis esse glorior”， in Alejandro Coroleu， Carlo Caruso and Andrew Laird eds.， The Role of Lati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Linguistic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1350-1800， Renæssanceforum， 8 （2012）， pp. 1-22.
。虽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并不否认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文化的影响，但是古希腊文化却不构成意大利人文化身份的核心，甚至是与意大利人身份相区分的一种文化身份。彼得拉克在《反对那个谴责意大利人的人》（
Invectiva contra eum qui maledixit Italie）中指出：“因为我们不是希腊人，也不是蛮族，而是意大利人、拉丁人。”
2424 Pétrarque， “Contra eum qui maledixit Italie”， in Pétrarque， Invectives， p. 354： “sumus enim non Graeci， non barbari， sed Itali et Latini”.
总之，尽管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构成了文艺复兴作为文化运动的思想源头，但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却更倾向以古罗马文化为核心构建文化意义上的意大利人身份，并将其区别于希腊人和蛮族。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强调拉丁语优越性的时候，法国人文主义者则推动了研究古希腊文化的潮流。起初，法国对古希腊语的学习也追随意大利的脚步，聘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来巴黎教授古希腊语。15世纪末，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拜占庭帝国的大批文化精英来到法国，取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成为教授古希腊语的主力
2525 Jean-Marie Flamand， “L’enseignement du grec à Paris au XVe siècle”，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No.1 （2016）， pp. 112-142.
。从此之后，法国人学习希腊语不再必须通过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作为中介。到16世纪初，法国的许多知识精英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希腊语水平，他们不仅直接阅读古希腊的经典作品，用希腊语写作，还开始思考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纪尧姆·比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非常推崇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化
2626 Gerald Sandy， “Guillaume Budé and the Uses of Gree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Special Issue： Constructing Hellenism：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Greek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 Vol. 25， No. 3 （2018）， pp. 241-261.
，并在1529年出版了《希腊语评注》（
Commentarii linguae graecae）。不仅如此，在1519年献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建言书《论君主的教育》（
L’institution du Prince）中，纪尧姆·比代特别阐述了人文学术对王国的重要性
2727 1519年纪尧姆·比代将《论君主的教育》的手稿献给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但是直到1547年，这本书才公开出版，参见Christine Benevent et Malcom Walsby， “Les premières éditions imprimées de l’Institution du prince de Guillaume Budé： une histoire à réécrire”，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Revue Internationale， No. 11 （2015）， pp. 239-275。
。相较于拉丁语和古罗马文化，他认为，法国更应该推崇古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化。一方面，拉丁语不如“它的母亲希腊语”词汇丰富；另一方面，古罗马也只是古希腊的模仿者，与其将古罗马作为典范，不如去追随古罗马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
2828 Guillaume Budé， “L’institution du Prince”， in Claude Bontems， Léon-Pierre Raybaud et Jean-Pierre Brancourt， Le Prince dans la France des XVIeet XVIIeSiècles， Paris： PUF， 1965， p. 81.
。这一理念通过弗朗索瓦一世的文化政策在法国得到贯彻，法兰西公学中希腊语教席的建立以及在国家治理中重用精通希腊语的人才的做法都是重要表现。在人文主义者与国家权力的合作推动下，推崇古希腊文化的热潮已经成为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逐渐区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特征之一
2929 关于学者和王国权力共同推动法国的古希腊文化热潮，参见Jean-François Maillard， “De l’Aube des Études Grecques Humanistes à l’Essor des lettres française”，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No.1 （2011）， pp. 211-224。
。1532年，拉伯雷的第一本小说《庞大固埃》（
Pantagruel）透露，当时人们已经认为，会希腊语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的必备条件
3030 François Rabelais， Pantagruel， in Abel Lefranc dir.， Œuvres de François Rabelais， Tome 3， Paris： H. Champion， 1922， p. 103.
。纪尧姆·比代在《希腊语评注》的前言中也提及了一个16世纪新出现的现象：许多人为了得到国王的关注而对希腊语表现出兴趣，一些人甚至强制要求自己的儿子学习希腊语以便有更好的仕途
313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Français 25445， 1529， fol. 14 verso. 《希腊语评注》前言的现代编注版本，见Luigi-Alberto Sanchi， Les commentaires de la Langue Grecque de Guillaume Budé： L’œuvre， ses Sources， sa Préparation， Genève： Librairie Droz， 2006， pp. 23-33。
。由此可见，推崇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化已经是16世纪法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共同的文化观念，并成为了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以古罗马文化确立的文化优越感相抗衡的方式。
既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以意大利语直接来自于拉丁语作为意大利文化优越性的来源之一，那么如果法语来自于希腊语也就可以说明法国文化的优越性。在这一逻辑的支持下，法国人文主义者有意忽略法语与拉丁语的联系，而直接构建了法语与希腊语之间的词源关系。纪尧姆·比代在多部著作中都讨论了法语与希腊语的相似性，并通过“考证”认为许多法语词的词源是希腊语。例如，法语词“arrêts”，意为“判决”，来自于希腊语“
aresta”，因为后者在希腊语中表示“训诫”；“pinte”即“品脱”也来自希腊语“
pityné”，本意为“酒杯”
3232 关于纪尧姆·比代追溯法语词汇希腊词源的更多例子，参见Luigi-Alberto Sanchi， “Les étymologies grecques de Guillaume Budé”， Pallas， No. 116 （2021）， mis en ligne le 29 août 2022， consulté le 10 décembre 2025. DOI： https：//doi.org/10.4000/pallas.21477。
。虽然纪尧姆·比代的“考证”很多已经被语言学研究证明并不成立，但是，认为法语是希腊语直接继承者的观点在16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者中获得了热烈的回响。若弗鲁瓦·托里（Geoffroy Tory）受到纪尧姆·比代关于法语与希腊语词汇上相似性的启发，在1529年提出了罗马字母希腊起源说，进一步去除了法语的“拉丁性”
3333 Marie-Luce Demonet， Les Voix du Signe： Nature et Origine du Langage à la Renaissance （1480-1580）， Paris： H. Champion， 1992， p. 120.
。16世纪下半叶，亨利·艾蒂安（Henri Estienne）更直接以“法语与希腊语的一致性”为题进一步巩固了法语来自希腊语的观点
3434 Henri Estienne， Traicté de la Conformité du Langage François avec le Grec， Paris： J. Du Puis， 1569.
，并很快出版了《希腊语大辞典》（
Thesaurus linguæ Græcæ）。通过构建法语和希腊语之间的相似性，人文主义者试图说明法国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直接的传承关系，以此确立起至少可以与意大利—罗马文化比肩的法兰西—希腊文化，展现出法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独立性
3535 Maillard Jean-François， “De l’aube des Études Grecques Humanistes à l’Essor des Lettres Françaises”， pp. 212-213.
。
除了从语言上构建法国文化的优越性外，要想超越意大利人以古罗马继承人自居的优越感，法国人还要像意大利人一样拥有一个文明、荣耀的祖先。在这样的文化心态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涌现了关于法国人祖先起源的多种观点。从中世纪开始，法兰克人（Francs）就被认为是法国人（Français，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常写作Francoys）毫无争议的祖先，这一观点得到了人文主义者的认同。但是，日耳曼蛮族起源的祖先显然无法与意大利人的古罗马祖先相抗衡。随着法国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语的学习和对古希腊文献的直接阅读，他们开始运用古希腊文化的要素构建祖先起源的传说。
关于法兰克人祖先来自特洛伊的传说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大约成书于7世纪的《弗莱德加编年史》（
Fredegarii Chronicorum Liber）
3636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直到1500年，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儿子法兰库斯（拉丁语Francus，法语Francion）率领部分特洛伊人一路向西抵达高卢地区成为法兰克人祖先的传说，一直都是法兰西王国国家叙事的一部分，是法兰克人祖先的前史
3737 Colette Beaune， “L’Utilisation Politique du Mythe des Origines Troyennes en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in Lectures Médiévales de Virgile. Actes du Colloque de Rome （25-28 octobre 1982），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85， pp. 331-355.
。这一故事的母版是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并且在中世纪欧洲被不同群体普遍模仿套用
3838 G. Huppert， “The trojan Franks and their Critics”，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No.12（1965）， pp. 227-241； Thomas J. Macmaster， “The Origin of Origins： Trojans， Turks and the Birth of the Myth of Trojan Origins in the Medieval World”， Atlantide， 2 （2014）， uploaded on 01 December 2014， accessed on 16 December 2025. URL： https：//atlantide.pergola-publications.fr/index.php？id=307.
。在16世纪，以古典传统的史诗形式重新讲述从特洛伊至16世纪法国国王的历史，将法国人的祖先追溯至比古罗马更古老的古希腊，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文化生产的重要主题。
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将这一重任交给了纪尧姆·克雷坦（Guillaume Crétin），但是他还未能完成任务的一半就撒手人寰
3939 Ellen Delvallée， “Écrire l’Histoire en vers dans la Chronique Française de Guillaume Cretin”， Le Moyen Français， Vol. 88-93 （2023）， pp. 143-160.
。1554年，亨利二世授命诗人皮埃尔·德·龙沙（Pierre de Ronsard）撰写一部关于法国人起源于特洛伊英雄的史诗，1559年亨利二世去世，1565年查理九世再次资助龙沙进行创作。连续多位国王对特洛伊起源说的兴趣与重视说明，撰写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史诗并非完全出于国王对古典文化的爱好，而是国王试图通过符合当时崇尚古典文化潮流的新作品构建一个满足现实需要的祖先起源传说。与意大利在文化领域和祖先古老性、优越性上的竞争是现实需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心态在引领时代文化潮流的人文主义者当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回响。1527年，作为深受意大利影响的诗人和史家，让·布歇（Jean Bouchet）不无惋惜地说道，法国人“几乎丧失了自身的荣耀，这是意大利和罗马史学家所施行的压制导致的，这些史家既是古代的模仿者，同时又因高卢人与法兰西人的繁荣而心怀嫉妒”
4040 Anthony Goodman and Angus Mackay， The Impact of Humanism on Western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0， p. 180. 关于让·布歇，参见Auguste Hamon， Jean Bouchet， 1476-1557？：Un Grand Rhétoriqueur Poitevin， Paris： H. Oudin， 1901。
。
然而，直到1572年，龙沙只完成和出版了这部史诗的前四卷，即后来广泛流传的《法兰西亚德》（
Franciade）。1574年查理九世去世，没有了资助，龙沙就停止了对这一主题的创作。现存《法兰西亚德》的故事就戛然而止于法兰库斯通过预言知道自己将抵达高卢并建立王国，预言中法兰库斯的后代成为了法兰克人国王，预言提及的最后一位国王是丕平。故事内核看起来只是中世纪以来关于特洛伊流亡者创建王国故事的复写，但是史诗的文学表现形式却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效仿古典文化的特点。不过，在龙沙的古典文化谱系中，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并非一概而论。龙沙宣称，他的作品效仿的是古希腊的荷马，而非古罗马的维吉尔
4141 Pierre de Ronsard，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XVI， La Franciade （1572）， éditées par Paul Laumonier， Paris： Librairie Marcel Didier， 1950， p. 5. 关于龙沙对荷马的效仿，参见Isidore Silver， Ronsard and the Hellenic Renaissance in France， Tome 1， Ronsard and the Greek Epic， Saint Louis：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61。
。然而，事实上，《法兰西亚德》在叙事与文体两方面都明显依循《埃涅阿斯》的范式，对维吉尔修辞手法的系统性模仿，甚至已达到可以逐条对照分析的程度
4242 W. H. Storer， Virgil and Ronsard， Paris： Champion， 1923， pp. 96-99.
。
仅仅4卷的《法兰西亚德》在16世纪被5次修订和重新印刷出版
4343 R. E. Asher， National Myths in Renaissance France： Francus， Samothes and the Druid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3.
，这部史诗产生的广泛影响不言而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说被毫无争议地接受。虽然龙沙用古典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古希腊的故事，但很多人文主义者却率先对特洛伊起源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是因为，正是由于法国人文主义者日益强调古希腊文本的源头意义，所以他们拒绝承认任何没有出现在古希腊作家作品中的内容。面对这样的质疑，龙沙提出，他撰写的是诗歌而非历史，诗歌并不讲述真实发生的事情，诗歌的题材应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receu en la commune opinion），并且，“法国人根据编年史坚信赫克托耳之子法兰库斯在特洛伊陷落之后，率领一群特洛伊人，先抵达了迈奥提斯沼泽地，继而进一步进入匈牙利”
4444 Pierre de Ronsard，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XVI， La Franciade （1572）， p. 7.
。也就是说，与历史不同，诗歌不讲述真实发生了什么，而要讲述那些因为已经被普遍接受，所以可以被认定为非常具有可能性的内容。即便特洛伊起源说无法通过古希腊作者的作品获得证实，但是，由于它已经被普遍地接受，所以，它可以被认为是非常可能真实发生的。龙沙对诗歌创作题材的看法被认为很可能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诗论》
4545 R. E. Asher， National Myths in Renaissance France： Francus， Samothes and the Druids， p. 17， pp. 114-115.
，但他本人并未承认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事实上，龙沙很可能没有直接阅读《诗论》，因为这部作品在16世纪40年代之前并不被法国的人文主义者所知晓，他很可能是通过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介绍了解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历史与诗歌相区别的观点
4646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者对罗马法的重新解读和影响，参见Xavier Prevost， “L’Influence de la Seconde Renaissance du Droit Romain à l’Université de Pont-à-Mousson”， in La Renaissance en Europe dans Sa Diversité. Actes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Organisé à Nancy （10-14 juin 2013）， Tome 1， Gérard Giuliato， Marta Peguera Poch et Stefano Simiz， dir. Les Pouvoirs et Lieux de Pouvoir， Nancy： Gropue en Europe XVIe et XVIIe Siècles， 2015， pp. 53-68。
。在龙沙的创作思路中，他要以古希腊的文学方式、诗歌理论重新构建法兰克人特洛伊起源说的合理性，并使人们相信故事的内容很可能真实发生过。他在创作中受到的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罗马文化的影响都被刻意隐藏起来了。
总之，时至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当中形成了以推崇古希腊文化为特点的文化潮流。他们与国家权力合作，用“亲希腊，远罗马”的方式对抗意大利的文化优越感。不过，“远罗马”并非抛弃罗马，古罗马文化依然是法国人文主义者学习的重要对象，他们用拉丁语写作，效仿古罗马的文学风格，重新解读罗马法 ，但并不将古罗马文化视作法国文化的源头和基础。法国人文主义者“远罗马”的核心目的是，构建一个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法国文化和法国人身份，与以古罗马文化为核心的意大利文化和意大利人身份相竞争。然而，这一文化竞争策略的内核遵循的仍然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开创的以古典文本为源头、效仿古典文化形式的逻辑。
三、文化自主意识与反意大利主义
即使16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者不可否认地依然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影响，并且还在继续翻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亦步亦趋地跟随意大利的脚步。在学习古典文化内容和形式的过程中，在与意大利的竞争中，法国人文主义者尝试在“复兴”古典文化的道路上开拓不同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路径。
法国的人文主义者首先开始挑战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复兴”古典文化方面的领先地位。16世纪初，里昂的人文主义者西姆福里安·尚皮埃尔（Symphorien Champier）大胆宣言：“不仅修辞学，连神学也是意大利人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显而易见。”
4747 Jean Balsamo， Les Rencontres des Muses： Italianisme et Anti-italianisme dans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la fin du XVIesiècle， Genève-Paris： Éditions Slatkine， 1992， p. 38.
到16世纪晚期，亨利·艾蒂安将法国著名拉丁语学者皮埃尔·比内尔（Pierre Bunel）与意大利著名拉丁语学者保罗·马努齐奥（Paulo Manuzi）的往来信件集结出版，题名为《皮埃尔·比内尔（法国人，导师）与保罗·马努齐奥（意大利人，其学生）的西塞罗式书信集，并附其他法国与意大利作者以同一文体写成的书信》。他不仅将两位拉丁语学者的师生关系直接写进标题中，还力图通过书信集以实证的方式证明，保罗·马努齐奥的成就来自对法国人的学习和效仿。他在“告读者书”中特别指出：“我不仅认为西塞罗式文体同样属于法国人，而且认为他们还具备将这种文体传授给他人的能力……因为此人（保罗·马努齐奥）虽然被认为已经达到了西塞罗式文体的最高境界，但他仍然承认，自己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只是因为在一位法国人的引导与指引之下才得以实现。”
4848 Petri Bunelli Galli Praeceptoris et Pauli Manutii Itali discipuli， Epistolae Ciceroniano stylo scriptae. Aliorum Gallorum pariter et Italorum epistolae eodem stylo scriptae， Geneva： Henri Estienne， 1581， Lectori S. D.
由此可见，曾经在文化交流中主要处于接受方的法国知识精英开始谋求重新构建与意大利文化的关系，不仅展现出了对法意文化交流的自主愿望，还要确立法国文化比意大利文化更加优越的地位。从“告读者书”中可以看到，亨利·艾蒂安有意识地向读者传递法国文化优于意大利文化的情感，而他在前言中表明此书献给“法国人和波兰人的国王亨利三世”的做法则说明，文化自主是法国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的共同需求。
语言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最显著和最基本的文化标志，因此，“复兴”古典文化的开端始于语言，法国文化自主意识的萌发也始于语言。克劳德·德·塞瑟尔（Claude de Seyssel）翻译了多部古典作家的作品，在1510年翻译的《腓力史概要》前言中，他对翻译古典作品的意义做出了新的阐释：“我从事这项翻译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原本以外语隐藏起来的内容，更是为了阐明、充实并扩展我们的法语，使其在严肃而公共的事务中更加通行、更加常用。”
4949 这本书在1558年才正式出版，见Claude de Seyssel， Épitomé des Histoires Philippiques， Paris： Michel de Vascosan， 1558。关于塞瑟尔对古典文献的翻译，参见Torrens， Philippe，“Claude de Seyssel traducteur des historiens antiques ”， in Patricia Eichel-Lojkine， éd.，Claude de Seyssel，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0. Doi：10.4000/books.pur.101363。
塞瑟尔依然强调古典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他的认识中，古典作家的语言是“外语”（langue estrangère）， 而法语才是“我们的”语言（nostre langue françoise），将古典作品翻译为法语最核心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古典文化，而是为了增强法语的功能。古典文化不再是目标而成为了工具，这一逻辑透露了法国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态度的重要转变和文化自主意识的萌芽：法国文化不再必须以“他者”（古典文化以及套嵌于其中的意大利文化）的形式和语言被认识和表达，而要以“我们”的语言和视角被构建。
到16世纪中期，法国人文主义者就学习古典文化与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关系展开了争论。1548年，托马斯·塞比耶（Thomas Sébillet）出版《法语诗艺》（
Art Poétique Françoys），主张延续之前效仿古典的方法，将古典诗歌翻译为法语，并认为古典诗歌的法文译文是当时最受人们欢迎的诗歌
5050 Thomas Sébillet， Art Poétique Françoys （1548）， édité par Félix Gaiffe， Paris： Édouard Cornély， 1910.
。一年之后，约阿希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发表《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对翻译古典作品的意义和学习古典先贤的方式提出不同见解
5151 本文采用的版本为Joachim Du Bellay， La Def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oyse， édité par Henri Chamard， Paris： Librairie Nizet， 1970。中译本参见，杜贝莱：《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杨国良主编：《古典与现代》第 4 卷，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年，第 2—56 页。
。他认为，翻译不仅会损伤原文的优雅，还对俗语的发展有害而无利
5252 Joachim Du Bellay， La Def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oyse， pp. 41-42， pp. 76-80， pp. 42-43.
。这一观点不仅反驳了托马斯·塞比耶认为翻译即是模仿古典作者的观点，还对塞瑟尔认为的翻译可以促进法语发展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杜贝莱看来，新拉丁语作家对古典作家的模仿出于一种过度的崇拜，这种过度崇拜导致他们只能机械地抄写或借用古典作家的词句，就好比试图用从废墟中捡来的石头修复伟大建筑的原貌，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5353 关于杜贝莱的“模仿”理论，见Marc Bizer， La Poésie au Miroir： Imitation et Conscience de Soi dans la Poésie latine de la Pléiade， Paris： Glassiques Garnier， l’édition de 1995， réimpression en 2024， pp. 51-59。
。
杜贝莱并不反对模仿古典作家，但他反对追随者式的机械性模仿，主张一种更加深层次的效仿。他提出，应该效仿罗马人模仿希腊人的方式，因为罗马人的模仿成功地让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和希腊人作品一样的优越地位：“（罗马人）效法最优秀的希腊作家，化身为他们，吞食他们，并在充分消化之后，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血液与养分；又各自依其天性与所欲选取的题材，择定一位最卓越的作者，勤勉地观察他一切最罕见、最精妙的特点，并将这些特点，如同嫁接枝条一般——正如我先前所言——融入并运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
5454 Claude-Gilbert Dubois，“La Pléiade， Une Poétique Nouvelle： L’impulsion de Deux Poètes des Bords de Loire， Du Bellay et Ronsard ”， in Françoise Argod-Dutard，éd.，Le Français：Des Mots de Chacun，Une Langue pour Tou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7， doi：10.4000/books.pur.34927. 关于16世纪法语文学对民族构建的影响，参见Timothy Hampton，Literature and N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nventing Renaissance Fra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显而易见，杜贝莱主张的“消化式模仿”
5555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VELINS-979， non-folioté.
强调模仿罗马人利用希腊文化丰富拉丁语和罗马文化的精神和方式，其目标并不是复制古典文化，而是将古典文化变成法国文化的资源，推动法语文学创作和法国文化发展，确立一条不同于意大利的法国文化道路。与杜贝莱有着同样理念的诗人组成了七星社，他们用法语进行创作，表达对法国的热爱，甚至有研究者将其称作文化民族主义（nationalisme culturel）
5656 Paul Cohen， “L’Imaginaire d’Une Langue Nationale： L’État， les Langues et l’invention du Mythe de l’Ordonnance de Villiers-Cotterêts à l’Époque Moderne en France”， Histoire Épistémologie langage， Vol. 25， No. 1 （2003）， pp. 19-69.
。
以语言为标志的文化自主意识的萌发不仅体现在人文主义者对古典语言观念的转变中，还体现在16世纪国家权力对法语在国家治理和司法实践的推行中。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颁布《维莱科特雷法令》（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其中第111条规定：“鉴于以前的判决都用拉丁语书写，常常难以理解，所以此后的所有判决以及所有其他程序……的司法文件和与之相关的文件，都应以法语母语（en langage maternel françois）向当事人宣读、登记并交付，不得使用其他语言。” 虽然《维莱科特雷法令》推动法语在16世纪法国司法和行政领域实际运用的作用可能非常有限 ，但是法语获得了母语的地位，并且取代普世性的拉丁语成为法国唯一的官方语言，这是国家权力通过政治和司法确立文化自主意识的表现。
推崇法语意味着要对中世纪以来法语的低下地位和缺陷做出解释。杜贝莱在《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中认为，希腊人将“我们”的祖先称作野蛮人情有可原，但罗马人却是因为自己的野心和对荣誉的渴望而竭力征服和贬低其他所有民族（nations），尤其是高卢人，因为他们在高卢人这里遭受的羞辱和损失比在其他民族那里所遭受的更多
5757 Joachim Du Bellay， La Def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oyse， p. 18.
。杜贝莱将法语的低下地位归咎于罗马人对高卢人的无理贬损，认为罗马人不仅在文化上不如希腊人，在品质上也存在缺陷。艾蒂安·帕斯基耶（Estienne Pasquier）在16世纪下半叶历时36年出版完成的《法兰西研究》中则直接将“我们高卢人”（nos gaulois）与罗马人相对立，他不仅反驳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对高卢人的贬损，还同时对意大利人和他们的祖先罗马人进行嘲讽：“我有时实在忍不住，而且有正当理由，嘲笑当今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他们以为，只要在提及我们与他们之间发生过的战争时称我们为‘蛮族’，就能在其他地区面前大大抬高自己的声望。”
5858 转引自， Jacob Wüest， Comment Ils Ont Écrit l’Histoire： pour Une Typologie des Textes Historiographiques， Tübingen： Narr Francke Attempto Verlag， 2017， p. 131。
将法国人的祖先追溯到罗马征服之前的高卢人，把高卢人与罗马人置于针锋相对的位置，重点讲述罗马人对高卢文化的贬低与破坏
5959 关于16世纪法国历史叙事中对高卢人祖先的构建，参见Claude-Gilbert Dubois， Celtes et Gaulois au XVI Siècle： Le Développement Littéraire d’Un Mythe Nationaliste， Paris： J. Vrin， 1972。
。法国人文主义者在重构法国历史叙事和祖先传说的过程中，以“反罗马主义”（anti-romanisme）的话语，表达了16世纪普遍存在于法国的强烈的反意大利主义（anti-italianisme）。
反意大利主义的出现，与16世纪法国与意大利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各领域的紧张关系都有密切关系，所以反意大利倾向在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所表达
6060 关于16世纪法国反意大利主义的综合研究，参见Henry Heller， Anti-italianism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3。
。如果说政治、经济、宗教领域的反意大利情绪都与当时法意之间具体的冲突和矛盾相关，是一种当下的、即时的反应，因而都有相对明确的诉求。例如，以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为核心的“意大利派”长期把持法国政治，引发贵族不满；意大利商人与法国商人的市场竞争导致对意大利商人的驱赶；圣巴特罗谬大屠杀被新教徒认为是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太后策划的罪行，加深了对意大利的仇恨。文化领域中的反意大利主义则是文艺复兴以来法国对意大利文化从效仿到竞争再到力求超越的文化心态演变的结果，是文化自主意识逐渐萌发和文化优越感逐步增强的表现之一。因此，文化领域的反意大利主义虽然与其他领域的反意大利主义相互作用，但是文化精英群体不仅表达对现实中意大利人的不满，还塑造了一个固化的、反面的、低下的意大利人形象，认为他们从根本上区别于并有害于法国人
6161 关于16世纪法国文化领域反意大利主义的梳理，参见Lionello Sozzi， “La polémique anti-italienne en France au Seizième Siècle”， in Lionello Sozzi， Rome n’est plus Rome： La Polémique Anti-italienne et Autres Essais sur la Renaissance suivis de la Dignité de l’Homme， Paris： Classique Garnier， 2002， pp. 9-84。
。1553年至1557年在罗马的经历让杜贝莱写出了《哀歌集》（
Les Regrets），通过个人的经历和观察表达了对意大利人品行败坏的哀叹。虽然亨利·艾蒂安作为新教徒对意大利的贬损可能带有宗教目的，但是他从外表、道德、语言方面塑造了一个全面“丑陋”的意大利人形象，而且还认为法国人因为学习意大利人的语言而沾染上了他们腐败的道德
6262 Bénédicte Boudou， “La Laideur Italienne， selon Henri Estienne”， Littérales， No. 28 （2001）， pp. 143-156.
。除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文主义者之外，16世纪还出现了大量反意大利主义的小册子，它们的无名作者常常用带有典型文艺复兴风格的十四行诗的形式，以鲜明的对比，将意大利人塑造为法国的敌人，旨在不仅从语言上消灭对手，还要推动大众在现实中行动起来
6363 Elisa Grancini， “Les Italiens Outragés： L’Hostilité Française au XVIe Siècle”， Päivi Pahta， Annikki Liimatainen et Meri Larjavaara， éd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éophilologique de Helsinki， Tome 93 （2015）， pp. 169-178.
。
结 论
在文艺复兴运动带动的法意文化交流互鉴中，法国政治与文化精英的态度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推动了法国文艺复兴文化的发展和以此为基础的民族意识形成。法国文艺复兴的开始一定程度上发端于政治与文化精英文化自卑心理的驱动，法国人文主义者不仅积极学习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作品，还效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化的方式学习古典文化。然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以古典文化继承人自居，贬低他人确立自己文化优越感的身份构建方式刺激了法国人文主义者，他们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追随者转变身份成为了竞争者，采用以希腊—法国文化对抗罗马—意大利文化的竞争策略。在与意大利竞争的过程中，法国人文主义者彻底翻转法意文化交流互鉴中意大利长期的优势地位，将“复兴”古典从文艺复兴的目标变成了法国文化身份构建的工具和资源，以重新确立一套复兴古典文化话语的方式表达了文化自主意识。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主的心态转变不仅滋生了法国文化优越感，还构建了一个反面的、被敌视的“他者”——意大利人。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意文化交流互鉴不仅推动了以法语和文化优越感为基础构建法国人身份的进程，还从文化方面划分出了法国人与其他群体的界限。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交流互鉴是法国民族意识在中世纪到近代逐步形成的重要推动力。
文艺复兴时期法意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说明，文化交流互鉴的参与者并不只有文化精英。一方面，文化精英往往还是国家权力的掌握者，他们对文化交流互鉴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可以将文化心态以文化政策的方式表达出来，从制度上推动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法兰西公学的创建、法语官方语言地位的确立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化交流互鉴推动法国民族意识形成的结论启发我们认识到，文化交流互鉴不仅意味着交流和融合，还可能包含着对文化相异性的确认，这是文化交流互鉴的两个面相，都不能忽视。文化相异性的确认往往以文化自主的意识表现出来，但是文化自主意识是否必须以贬低他文化，确立己文化优越性的方式表达？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给出的是肯定的答案，但却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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