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45年，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11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由美国人戴谦和于1914年创办，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也是西部地区的第一个博物馆。1934年美国人类学、考古学家葛维汉担任馆长后，秉持研究、教学与展示并重的理念，多方收集以川康藏地区为主的文物和民俗用品，并将博物馆二楼作为常设的展厅对外开放。1941年考古学家郑德坤接任馆长。郑氏特别擅长利用特展来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从他主持工作的1941年至1947年间，不断推出各种主题的特展，如“馆藏灯影展”“羌族文化与图片展”等。参见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21页。
举办了一场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主题的展览。作为这次展览的学术介绍，郑德坤、梁钊韬随后联名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22 Cheng Te-K’un and Liang Ch’ao-t’a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th-Western People of China，四川大学博物馆整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影印全本）第10册第16卷A，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165页。
，文中附有一幅名为“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的插图（见
图1）。此后由于历史原因，该刊物的大部分藏本散佚，存世仅剩少数几套，且均成为珍本
33 为了抢救和保护这套稀有珍贵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四川大学博物馆进行了整理研究，将原刊16卷22册合并为10册，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张图也从此无人提及，渐趋湮没无闻。
1999年，民族学家李绍明受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史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教授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其间，他专程到华盛顿州的惠特曼学院西北档案资料馆（Whitman College and Northwest Archives， Penrose Library），查阅原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保存的相关资料
44 惠特曼学院收藏了葛维汉在叙府（今宜宾）和华西协和大学工作时的文献档案资料，内容包括四川苗族歌曲和故事调查笔记、四川民俗及民间宗教调查材料、中国西南民间宗教手稿、四川羌族民俗宗教材料、与友人和家人的通信手稿和有关四川彝族的手稿、葛维汉个人及家庭信息、原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考古资料，以及记录中国藏传佛教、儒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材料，共计22箱。
。他在葛维汉子女捐赠给惠特曼学院的藏品中发现了这张地图，并将其复印带回国内。2004年4月至5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羌族学者耿静应邀前往惠特曼学院人类学系交流，也在该校图书馆见到了这张地图
55 耿静：《从葛维汉的民族研究看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这幅地图绘制在一张A3大小的白纸上。据李绍明判断，此图是梁钊韬于1930年绘制的，这也是中国学者绘制的第一幅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地图
66 2025年4月27日，笔者就此图的发现详细咨询了耿静研究员。
。李绍明早年就读于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他回忆1950年在华西协和大学读书时曾亲眼见过这幅地图
77 李绍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葛维汉当年收藏了这幅地图并将其带回美国，由此可见葛维汉对该图学术价值的认可。
这幅地图所界定的西南范畴超越了地理和行政意义上“西南”的界限，梁钊韬以语言学为基础，立足于文化特征界定“西南”和“西南民族”的范围，并对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分类。分类标准并未依据传统地理或行政区划对“西南”的定义，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对于西南民族及其地理范围的认知，以及对西南民族分类的看法。同时，这幅图也折射出当时中山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在民族研究方面的特色。
进入21世纪后，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西南地区作为生态环境和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区域，自然成为相关研究的焦点。对于民国时期西南民族分类实践的动机和影响，学者们已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了讨论。彭文斌以20世纪上半叶“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分野为线索，分析了西南民族分类演变的路径及其所处的时代语境，指出这一领域在学术本土化与科学化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
88 彭文斌：《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王明珂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南民族的历史、体质、语言、文化进行调查和研究时，尝试以“民族”概念重新界定那些原本身份边界模糊不清，被视为蛮夷的西南族群，并赋予这些群体以新的身份
99 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围绕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强调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分类对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具有奠基作用，二者之间存在连续性和继承性。在民族识别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民族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与凌纯声、丁文江、马长寿等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之间，可以看到一条直接的、未曾断裂的学术谱系
1010 Thomas S. Mullaney， “Seeing for the State：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China’s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Asian Ethnicity， Vol. 11， No. 3， October 2010， pp.325-342.
。
本文以梁钊韬绘制的“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以下简称“分布分类图”）为主线，从微观视角考察该图的学术背景与分类方法的关联，分析其背后隐含的历史语境和分类逻辑，进而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如何在西南边疆研究中引入科学的分类体系，以及这一知识实践如何回应当时国家边疆治理的现实需求。通过对这幅地图及其他同期分类成果的研究可以发现，西南民族研究的发展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密切相关；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对西南地区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引介西方方法到实现本土化的演变过程。
一、梁钊韬与“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
“分布分类图”的绘制者为梁钊韬应该是不错的。尽管该图署名第一人为郑德坤，但郑德坤专攻考古学与博物馆管理学，鲜涉西南民族研究。作为梁钊韬的老师及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被列为第一作者符合学术惯例。不过，该图如为梁钊韬绘制，时间就不应该是李绍明认为的1930年。因为梁钊韬1935年才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读本科，1937年从厦门大学转学到中山大学，1939年又从中山大学历史系考上研究院人类学部研究生，师从人类学家杨成志。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111 庄益群：《梁钊韬生平业绩》，梁钊韬：《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附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83—385，385，383—385页。
。因此，“分布分类图”更可能完成于梁钊韬在中山大学求学或任教期间。该图出现在1945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举办的“西南民族展览”上，可能是梁钊韬为布展需要而临时放上去的——当时梁钊韬担任博物馆副研究员兼民族学部主任，并负责这次展览。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图中“藏缅群”中的藏族及其分支，与其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的文章分类有异，如文章中提到的“西番”图中并没有出现，这种差异或反映梁钊韬在1944—1945年在华西协和大学任职期间，对藏族分类认知的调整。
1944年，经其业师、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推荐，梁钊韬入该馆任助理研究员，后升任副研究员兼民族学部主任。在馆两年间，梁钊韬继续他的西南民族研究，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民俗和文物方面的调查，收集了二百余万字的资料，同时主编《西南民族志》
1212 梁钊韬：《祭礼的象征和传袭：民族学的文化史研究》，《文讯》1944年第5卷第1期。
，撰写了《祭礼的象征和传袭：民族学的文化史研究》
1313 梁钊韬：《古代馈牲祭器及祖先崇拜》，《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9、10期合刊。
和《古代馈牲祭器及祖先崇拜》等论文
1414 刘志扬：《本土、区域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构建——中山大学百年西南民族研究回顾》，《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来成都之前，梁钊韬已经接受了系统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训练，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和西南民族知识。1935—1937年梁钊韬在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期间，深受郑德坤、林惠祥等学者的影响，打下了坚实的考古学、历史学基础。1937年转学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他又在民族学家杨成志的带领下，在澄江抚仙湖苗瑶山寨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语言、历史、民俗等资料。1940年，中山大学从云南回迁到粤北石坪。这时梁钊韬已经成为研究生，他跟随导师杨成志深入粤北瑶山调查，写出了《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等论文。1941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讲师。1941—1944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他多次赴粤北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考察
1515 杨成志：《西南民族的研究》，《西南研究》1932年“创刊号”。
。除个人长期的田野实践外，梁钊韬求学与任教的中山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已然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在杨成志的主持下，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师生的足迹遍及两广地区苗瑶山寨、海南岛黎族社会、云南罗罗和摆夷寨子等西南民族地区
1616 四川大学博物馆档案编号：716-1、755。转引自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第110页。
，并于1932年在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西南研究会 。中山大学浓厚的西南研究氛围，无疑深刻影响了梁钊韬的学术视野与知识结构。
1945年，华西协和大学举办以西南民族为主题的展览，展品来自华西研究学会和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收集的西南（华西地区）民族生活实物。在此之前，该博物馆的展览也是以华西地区各民族社会文化内容为主。馆长葛维汉认为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宗旨是“提供华西地区汉族和非汉族的物品或材料，借此物品或材料说明华西地区汉族和非汉民族的文化发展” 。此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学会章程也明确体现以华西研究为主的学术取向，即学会的目的是研究华西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和环境等，尤其是这些因素对少数民族的影响，鼓励、支持并发表华西地区的社会与自然研究成果
1717 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第5页。
，故而博物馆的藏品和展览内容鲜少超出华西地理范围。如1924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举办首次汉藏边疆文物展，葛维汉就任博物馆馆长后，在此基础上开设了西藏物品厅。1934年，博物馆举办川苗服饰和贵州花苗器物两次特展，都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宗旨和地域研究特色有关。然而，1945年由梁钊韬策划的展览的视野显著拓展，不再局限于华西川康藏地区，内容延伸至两广的苗瑶族群和海南岛的黎族，这一变化无疑与梁钊韬本人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
据郑德坤、梁钊韬联合署名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文章的介绍，除了藏族和西番在一个独立的展厅外，其余西南民族的实物标本分置在中央大厅周围的六个房间中。为了方便观众了解西南民族的分类和分布状况，在西南民族展览的大厅入口处放置了这张地图
1818 Cheng Te-K’un and Liang Ch’ao-t’a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th-Western People of China，四川大学博物馆整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影印全本）第10册第16卷A，第4166页。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对西南和西南民族的界定和分类，是从文化角度而非按照西南地理区域进行划分。杨成志，马长寿认为当时的西南民族分布区域包括：云南省、贵州省、西藏地方，以及西康省（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乐山市的一部分，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和林芝市的一部分），广西北部、广东北部（乳源、连南、连山）和海南岛。我们看到，这张图与杨成志等学者对于西南民族的定义是一致的。杨成志曾讨论过“西南民族”的范围：所谓西南民族，即俗称“南蛮”“苗族”或“蛮夷”的总称。在地理上，广东的瑶族、黎族，广西的瑶族、壮族，贵州的苗族、仲族，湖南的苗族，云南的罗罗族和摆夷族，四川的罗罗族和西番族，康藏的西番族，安南、缅甸和暹罗的歹人或掸人……都是他们的后裔
1919 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
杨成志等学者将“西南”视为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不仅包括川、康、滇、黔、藏民族地区，还涵盖了两广瑶族、壮族的聚居区以及海南岛。在此框架下，西南各民族在地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得到充分重视，避免了从地理上进行的简单的割裂。分类中指出，彝族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瑶族则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和广东四省，贵州、云南和湖南湘西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区。显然，行政区划中以及经济协作意义上的西南，与生活在两广和湘西的少数民族（如苗族、瑶族）等有着深厚的联系和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些联系和传统，无法简单地按照行政区划来割裂。可见，梁钊韬在其所绘制的“分布分类图”中，基本遵循了杨成志对西南民族的划分和归类。
图中所列民族，按照藏缅群、泰掸群、苗蒲群三个语群进行分类
2020 藏缅群、泰掸群、苗蒲群3个语群分别对应今天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
，划分为西藏人、西康藏人、安多区藏人、青海藏人、戎、羌、古宗、罗罗、么些、阿卡、栗粟、摆夷共28个族群和文化群体。这种分类方法无疑受到英国军官戴维斯（H.R. Davies）语言分类的影响。戴维斯将云南和川西北地区除汉族外的民族从语言上分为三类，即猛吉蔑语系、掸语系、藏缅语系
2121 戴维斯把云南（Yun-nan）和四川西部（west Ssu-ch’uan）的民族从语言上分为4类，其中一个是汉语系（Chinese Family），参见H. R. Davies， 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p.337。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学者在谈到戴维斯的分类时，都是按照罗常培的“戴氏分类只是将云南的民族进行分类”的说法，没有将川西北包括在内。参见罗莘田：《从语言上论西南民族的分类》，《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第45页。
，此外，图中3个语群的分类与马长寿的分类最为接近，根据语言、历史、宗教、衣饰的相互佐证，马长寿将中国西南民族分为苗瑶族系、掸台族系、藏缅族系三种
2222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65页。
。梁钊韬的分类方法与他本人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所受的人类学民族学训练有关，也是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会十多年西南民族研究成果积累的体现，梁钊韬本人对海南岛黎族、云南的摆夷、粤北的瑶民有实地调查的经历，因此增加了华南地区非汉民族的分类（见
表1）。
尽管这些表述与今天我们对西南民族的认识有较大的不同，但却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对西南及西南民族分类的认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以下我们就“分布与分类图”和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配有该图的文章的内容进行说明。
康藏研究一直是华西协和大学引以为傲的边疆研究特色。1945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举办的西南民族展，专门为藏文化设置了一个独立的展室
2323 “藏族和西番族材料集中在藏族厅”，参见 Cheng Te-K’un & Liang Ch’ao-t’a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th-Wentern People of China，四川大学博物馆整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影印全本）第10册第16卷A，第4166，4166页。
，彰显了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中深厚的康藏文化研究传统。抗战时期，在华西协和大学从事康藏研究的专家，有葛维汉、叶长青（J.H.Edgar）、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极一时之盛。
“分布分类图”将藏族分为6个分支，即西藏人、西康藏人、戎、安多区藏人、青海藏人和古宗，包括了卫藏、康、安多三大方言区，以及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嘉戎藏族（戎）。至于为什么将青海藏人单独列为1个分支，可能是这幅图绘制于梁钊韬在中山大学时期，那时候他对于藏族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而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的文章（以下简称文）把藏族分为藏人和西番，藏人包括今天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的藏族（古宗人）。而西番则包括3个部分，即四川与西康西北部的西番，云南西北部的怒子（Lu-tze），云南西北部的俅子（K’o-tze） 。这一认识或是受到康藏研究专家任乃强的影响。在出版于1934年的《西康图经》（民俗篇）一书中，任乃强指出了西番与藏人的异同
2424 任乃强认为以雅砻江为界，江之东为西番，江之西为藏。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第10页。
：
昔人划分种族畛域者，未尝一定以血统为根据，随地理环境而变异之体格，随社会环境而变异之习俗、语文，皆为重要之参考资料。西康民族与西藏民族，血系体格虽各不同，而习俗、语文已融化甚深。故国人统称之为番，西人统称之为Tibet，由未深入考究故也。近世西人游康者，觉其有异，始有分西番（Hsifan）与土伯特（Tibetan）为两族之说，究尚未将康藏两族源流分划清楚。至于国人，则不仅不知西番非藏，并多误呼西康为西藏，亦可叹已！25
1943年，任乃强已经接受华西协和大学之聘，到李安宅主持的边疆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员。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任乃强与梁钊韬同为华西协和大学的同事。由于梁钊韬对康藏地区的情况不熟悉，他向任乃强请教是极有可能的。因此，他在文中接受了任乃强关于藏人与西番相异的观点。而“分布分类图”是梁钊韬来成都以前绘制的，因此仍然保留了其在中山大学学习到的分类观念。
藏缅群另外两个重要的民族群体为罗罗（彝族）和摩梭（纳西族）。文中提到罗罗主要分布在西康和四川的大小凉山地区，也就是自称为诺苏、夷家或黑骨头的这部分人
2626 大小凉山地区诺苏社会中把黑彝称为“黑骨头”。
。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迁移到了云南，在当地定居并有了不同的族称。窝泥（Wo-li）居住在元江流域，栗粟在怒江流域，倮黑在怒江和澜沧江之间的区域，阿卡在云南省的最南端。文中详述了凉山罗罗的家支制度、家支械斗（打冤家）等社会文化现象。关于么些人的记述，则重点介绍了其东巴信仰、东巴文和东巴经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对泸沽湖畔么些人的“走婚”习俗和母系社会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们知道，从1939年开始，李霖灿便在芮逸夫和李济的指导下，对云南省宁蒗县永宁地区纳西族的亲属称谓和婚姻形式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与研究，后来发表了以《永宁么些族的母系社会》为题的学术论文。李霖灿被认为是最早发现当地独特的走婚形式和母系社会制度的学者。另外，他还拜东巴经师为师，学习了四年的东巴经文和纳西文化，编纂了《么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
2727 和少英：《纳西文化研究的拓荒者与奠基者——李霖灿》，《思想战线》1992年第1期；杨福泉：《以更广阔的视野研究摩梭（纳）文化——〈摩梭文化研究论文集〉序言》，《中国民族报》2006年8月18日。
。梁钊韬在图、文中都吸收了这些当时关于西南民族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他在文中这样对么些社会进行介绍：“么些人也被称为‘女性王国’，因为他们是母系社会。女性享有婚姻自由、继承权，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2828 Cheng Te-K’un and Liang Ch’ao-t’a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th-Western People of China，四川大学博物馆整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影印全本）第10册第16卷A，第4170页。
此外，文中专门对羌族进行了学理性的描述，重点讲述了羌族的白石崇拜、宗教职业者释比等，这与华西协和大学在羌族研究方面深厚的学术积累密切相关。陶然士（Thomas Torrance）和葛维汉对羌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多次前往羌族村寨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民俗物品，羌族文化也是古物博物馆展览的常设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梁钊韬在此部分对羌、罗罗和么些的描述，与现今学界对羌族、彝族和纳西族社会文化的认识是一致的，这表明当时中国学界的西南民族研究为后来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2929 Thomas S. Mullaney， “Seeing for the State：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China’s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 pp.325-342.
。
“分布分类图”中列出泰掸群有摆夷、侬人、沙人、仲家、僮家、黎人6种。摆夷即今天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的傣族，黎人为居住在海南岛上的黎族。其余侬人、沙人、仲家、僮家，彼此界限较为模糊，都与今天的壮族和布依族有关。在文中，对云南的摆夷和海南岛的黎人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部分内容的纳入，与梁钊韬的学术背景及田野经历密切相关。以往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展览鲜有黎族的内容，而黎族研究、傣族研究恰是梁钊韬曾任职的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强项。如1937年2月，中山大学杨成志联合岭南大学，组织两校师生对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展开了历时两个月的调查。中山大学研究生王兴瑞长期在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其硕士论文为《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在云南省政府协助下，杨成志派其研究生江应樑到傣族地区调查，江应樑在云南腾龙沿边的芒市、遮放、猛卯、陇川、干崖、盏达、南甸7个傣族土司地区考察，并写成论文《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
3030 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附录·自传”，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60页。
。
苗蒲群对应戴维斯分类法中的猛吉蔑语系。“分布分类图”将苗、瑶、卡瓦、卡拉、崩龙、蒲蛮6种人归类为苗蒲群，而文本只对苗、瑶进行了单独的描述。苗族研究是华西边疆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川苗和黔苗文化为博物馆的常设展内容，1934年，博物馆还曾举办川苗服饰和贵州花苗器物两次特展。瑶族主要分布在两广和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华西协和大学的边疆研究学者们对瑶族的接触较少，而梁钊韬本人在中山大学求学和任教期间，已对瑶族社会文化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田野经验
3131 《梁钊韬主要著译目录》，梁钊韬：《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第395页。
。
二、西南民族分类的历史语境与争论
（一）历史上中原对西南人群的分类
西南少数民族种类繁多，但因大多人群缺乏文字记载，其历史传承主要依赖口述传统，文字记录多出自汉族文人以汉语书写的文本。由于西南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方言多样，历代文人对西南非汉人群的认识是随着中央政权对该区域统治的扩展而逐渐深入的。在现代科学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官方与民间文献对西南民族的分类多以华夏或中原为中心，依据方位、体质、语言、服饰特征及与汉人的关系等外在客观特征进行区分，此为外部观察者识别和分类西南民族的主要依据。
先秦时期的分类以华夏为主体，将周边非华夏人群分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配合地理方位形成四方概念。这一分类始于商周时期，华夏自称“中土”，四周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
3232 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3—50页。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不仅指地理中心，还包含文化内涵。例如，早期秦国因地处西北被视为“西戎”，但若夷狄遵循“中国礼乐”，亦可被视为“华夏”。礼乐制度成为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这种二元分类模式延续至清代。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青藏高原人群常被泛称为“羌”，南方非华夏人群则称为“苗”“蛮”“夷”等。凌纯声指出，“苗”常被用作西南民族的总称。这些泛称反映了中原对西南人群的初步认知，缺乏细化区分
3333 “苗之一名，世多以为中国西南民族的总称。”参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页。
。
对于西南民族的构成模糊不清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马长寿认为：“（西南民族）不易为外人了解而同化者，即诸族之人种繁杂，与文化之辐辏状态是也……而于种族之甄别，迄今尚无定论者，则西南人种过于分歧之故也。”
3434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50页。
及至清代和民国，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直接管控的扩大和加强，对西南民族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并为西南各民族赋予了更多的名称。史籍文献对于西南民族的记录、描写和分类侧重于体质、语言、服饰、居所，以及与汉人的关系等外在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客观特征，这些客观特征也成为认同和区隔“我群”与“他者”的重要标识。其中，民族服饰是外观的直接表现，是构建民族边界的重要工具，具有族群认同的功能，也是最简洁的分类方式之一。吴泽霖这样描述贵州苗族的复杂性：
贵州的民族，根据旧有流行的分类法，几乎有一百二三十种之多，有的拿衣服的颜色来分，有所谓红苗、青苗、白苗、黑苗、花苗等等；有的以居所地域位置来分，有所谓高坡苗、岩苗、水苗等等；有的以所在地名来分，有舟溪苗、八寨苗等等；以方向来分，有所谓东苗、西苗之称；再以服装的形式来分，那末同一黑苗，又有所谓长裙黑苗，与短裙黑苗。3535 吴泽霖：《贵州的民族》，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年）》，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对统辖区域内臣民进行分类和清晰化，以利于统治和治理的想法。如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皇清职贡图》开篇就以清高宗的谕示表明绘图的目的：“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僮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
3636 董诰：《皇清职贡图》“谕旨”，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1页。
《皇清职贡图》图文并茂，对南方非汉民族分别绘制男女画像，文字部分则详细描述该族群的分布、地理环境、族源典故、服饰特征、生计方式、饮食、风俗习惯、仪式信仰、婚姻家庭、语言、歌舞娱乐，以及向化之“生”“熟”程度。与《皇清职贡图》一样，《百苗图》也是从分布、服饰、习俗、生计等客观特征对各个族群进行描述和分类。《百苗图》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清朝嘉庆年间曾任八寨理苗同知的陈浩所作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作者亲身实地调查后绘制，并配有文字说明，涉及今天的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壮族、水族等民族。《续云南通志稿·南蛮志》（卷160）中，记载的云南族群就有127种之多，并各附风俗图一幅。因此，《皇清职贡图》《百苗图》《续云南通志稿》等可视为早期的“西南民族分类图”。
（二）20世纪上半叶科学主义下的民族分类
自19世纪末开始，随着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官、学者等逐渐深入中国西南腹地，他们注意到了西南地区人群的差异，并尝试对其分类。据马长寿1936年的统计，欧美当时关于西南民族的著述已达百余种，分类的观点各不相同：如但尼克（J.Daniker）认为西南民族是一个民族；加底尔（G.Cordier）分7种；葛岱（L.Gaide）分2种；浩熙（A. Hosie）和达卜林（Dephlonne）Deblenne分3种；李达德（A.Lietard）分4种。最为中国学者接受的是英国军官戴维斯1909年在其著作《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连锁》（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中从语言学角度对西南民族的分类
3737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57—59页。
。
中国学者对西南民族的研究始于自然科学家们在从事地质、动植物调查时的附带成果，如地质学家丁文江于1911—1914年两次到云南和四川凉山进行调查，他编纂的《爨文丛刻》已经成为彝族研究珍贵的文献资料
3838 李绍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再如1927年中山大学生物系辛树帜率队到广西大瑶山考察动植物，历时两个月，除了获得大批珍贵动植物标本外，他们还对瑶民社会生活和风俗进行了调查，成果陆续发表在1928年中山大学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上，有《瑶山记游》《瑶民访问记》《瑶山调查记》《采集瑶山风俗物品目录》《瑶歌》等
3939 张寿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周大鸣主编：《梁钊韬先生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7—98页。
，这些对当时瑶族社会的记录非常珍贵。
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本土学者才开始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对西南民族进行研究，如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西南地区开展的社会调查工作。1928年杨成志在川滇交界的“独立卢鹿”地区进行调查。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走过四百多公里，途经两百余村落，对彝族和苗族的语言、社会与文化做了详细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
4040 参见杨成志：《单骑调查西南民族述略》，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13页。
。1929年傅斯年又派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前往川西北的“西番”地区进行民俗学调查，翌年黎光明将调查成果写成了一部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的手稿
4141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明珂教授将这部报告整理后在台湾地区刊印。参见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抗战开始后，内地高校西迁，开启了西南民族研究的新阶段。20世纪上半叶，从事边疆民族研究的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学者们在以前较少踏足的云贵川康桂等西南山地和高原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4242 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对西南各民族的历史渊源、族属关系、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物质文明、宗教艺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当西方科学主义传入中国知识界后，“民族”这一近代概念也同时传入，以前只有“华夷之辨”而缺少民族概念的中国，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变，并接受汉族与境内各“非汉”民族共存的事实。学者们开始按照西方科学的方法，从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文化等方面对西南民族进行分类。如王明珂所言，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
4343 王明珂：《导读》，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第15页。
一些学者曾尝试从体质入手进行分类，20世纪初丁文江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进行科学考察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人体测量，并由此提出了对西南民族分类的一些看法
4444 参看丁文江的两篇文章《云南的土著人种》和《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5—82页。
。1925年巴斯顿（L.H.D.Boxton）所著《亚洲民族》（The Peoples of Asia）一书中，将中国南方民族划分为苗族、仲家、倮倮3种。他同时也采用了丁文江从体质划分人群的观点，如认为中国西部边疆民族与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区域之长颅民族属同一类型等
4545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58页。
。但是，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学术影响。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也在体质测量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样本太少，最终无法从体质上进行分类
4646 费孝通回忆其清华大学时期的硕士导师史禄国时，这样论述了史氏在体质人类学上的贡献和局限：“史老师在进行中国人体质分析时，我国国内对境内各民族情况的科学研究尚未开始。我们的史学还处于整理考证古代典籍的阶段，上古史还没有和考古学结合，因之，他并不能利用已有的民族和历史的资料来论证从体质人类学上取得的结果。这还表现在他在《示意图》上所标明有关的居民的名称，如‘汉族’‘南方原住民’‘突厥蒙古人部落’‘通古斯人’‘古亚细亚民族’‘阿伊努人’等，不仅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名称，而且也太概括和笼统，这是他所处的时代的限制。”参见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戴维斯从语言上对西南民族的分类，因为标准更加统一和规范，而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20世纪30至40年代，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多采用基于语言学方法进行民族分类研究，引入历史语言学中的词汇比较法，将语言看作人群分类的重要标志，其后从语言学进行人群分类的学者都是在戴维斯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着修改和完善
4747 Thomas S. Mullaney， “Seeing for the State：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China’s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 pp. 325-342.
。
（三）“分布分类图”的时代背景与地缘政治语境下的争论
“分类分布图”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对民族分类的学术理解，反映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在战时边疆危机背景下的知识生产逻辑与政治关切。戴维斯的泰掸群分类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这种质疑与当时中国西南边疆出现的危机有关。1939年暹罗改称泰国，亲日的皮蓬政府在日本扶持下推行“大泰族主义”，宣称中国西南的粤、桂、黔、滇为傣族的发源地，鼓吹“收复失土”。此类言论在中国学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时期的民族分类实践，已深刻嵌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边疆安全等关键议题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整个民国时期，努力在中国各族精英和民众中树立对“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最为紧迫的工作
4848 马戎：《从民族史和民族研究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理论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2期。
。
在此背景下，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政治和国际形势的考量，担忧西南土著民族的重新命名与分类将被日本或“大泰族主义”势力所利用，进而制造分裂中国的政治口实，因此对民族分类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西南地区从事的民族研究，特别是民族分类工作，甚至被傅斯年视为“借民族研究之名巧立各种民族名目”
4949 参见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傅斯年遗札》卷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53—55页。
，可能刺激和唤醒那些早已“汉化”的云南土著居民的民族意识，不利于边疆稳定。由此引发了顾颉刚和费孝通之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辩论
5050 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其中顾颉刚主张慎用“民族”一词，认为中国不存在民族上的差异，只有地域与文教的不同
5151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
于是，一些人类学民族学者尝试将专业知识与国家利益结合，构建本土化的民族分类体系。岑家梧提出以“摆仲系、藏缅系、苗瑶系”三大语群分类的本土化框架，替代戴维斯的“猛吉蔑语系、掸语系、藏缅语系”框架
5252 岑家梧：《由仲家来源斥泰族主义的错误》，《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2期。
。同时，他也批评马长寿继续沿用“泰掸语系”一称。马长寿虽主张“类蒙古族”概念，但仍试图从种族起源与文化互动角度强调中国境内泰语群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国的泰掸语系民族有与汉族混血的成分，指出其“祖先源于中国而非境外”，说明泰掸语群与中国及汉族之间存在的血缘和文化上的联系。他认为他的分类，“所列种族以国内西南民族为主，故种名极力采取中国本音本字”
5353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65—69页。
。
梁钊韬是一位具有强烈家国意识的学者。他强调民族学、人类学应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建设，致力于通过科学知识消除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与歧视，推动民族平等与团结。抗战时期，他曾受聘为广东省政府边政干部训练团教官，参与边疆政教事务设计。期间他深入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调研排瑶社会组织、婚丧礼俗与政治制度，撰写了《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一文，致力于将人类学知识用于解决当时的瑶族边政教育问题。在“分布与分类图”中，尽管沿袭了戴维斯和马长寿“泰掸群”这一称谓，但是该群中的摆夷、侬人、沙人、仲家、僮家、黎人都是当时中国国内民族。同时也把“孟吉蔑语系”改为“苗蒲语群”，其中的苗、瑶、卡瓦、卡拉、崩龙、蒲蛮也是中国境内民族的称呼。因此可以看出“分布分类图”对这28个民族的族名尽可能本土化。这些与戴维斯定义的“掸语系”和“孟吉蔑语系”民族构成有本质的不同。
“分布分类图”在分类原则上强调民族分布应与国家疆域保持一致，旨在回应以戴维斯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话语所构建的族群划分方式。从“分布分类图”的呈现方式可以清晰看出，该图所涵盖的民族对象均限定于中国国境之内，尽可能回避其与境外族群的关联。此种立场体现了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背景下，知识生产服务于国家需要的研究取向。正如彭文斌所指出：“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是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为主题。民国时期有关西南的人类学、民族学著述中，一个重大取向就是强调民族的边际与国家的边界重叠，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与中国的疆域相吻合。”
5454 彭文斌：《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结 语
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西南民族研究的深化而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民族学这门起源于西方的学科最早正是在中国西南地区展开了本土化实践。从20世纪上半叶对西南民族的认知与分类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知识界对西南各民族的研究始终与民族国家的构建保持着同步节奏。
对西南地区民族进行科学分类的实践，其初衷在于使长期以来混乱、模糊且庞杂无序的民族概念转化为一套明确且可操作的科学标准。梁钊韬绘制的“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和他所主持的1945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西南民族展览，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经历的体现，也是当时中山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成果的反映。他对“西南”的界定，根据文化与民族分布的内在逻辑，超越了传统的行政区划边界，扩展至两广地区的苗瑶、海南岛的黎族等族群。这一研究取向强调的是族群间历史与文化联系的连续性，而非简单的行政或地理空间，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宏阔视角。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的民族分类实践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活动，更有服务于国家治理与边疆稳定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下，民族分类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知识国家化”倾向。通过以民族国家的边界框架来组织和规范族群知识，这些研究回应了国家主权维护与地缘政治竞争的迫切需求。梁钊韬及其所绘制的“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不仅折射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民族多样性的认知深度与学术情怀，也生动诠释了学术研究如何与社会发展及国家需求产生良性互动。
“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的绘制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探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更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抓手。我们应当认识到，虽然梁钊韬等人所绘制的地图及其背后的分类方法在今天看来或许已显局限，但这种历史性的知识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提醒我们，民族分类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涉及如何处理国家和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问题。回顾和深入分析这一阶段的西南民族研究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民族政策形成的历史逻辑及其持续影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汉藏茶叶贸易及其对西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研究”(21YJA8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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