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引领世界的中国自主经济学学科建设

就如何发展包括经济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十年前的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鼓励学术界积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回顾过去十年或更长的四十年，能发现中国经济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也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本文讨论如何在经济学学科建设中注入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从而总结和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同时探索如何形成中国气派，融入、适用乃至引领世界学术的路径，最终形成自成一体又融入世界的中国自主经济学学术体系。

一、自主学科建设视角下中国经济学发展简要回顾

要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有必要对过去中国的经济学发展进行简要的回顾。

在20世纪80—90年代，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从《资本论》出发，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更多属于规范经济学性质的研讨，比如对所有制的讨论，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兼容问题的讨论等等。另一方面，学术界也对经济问题进行了“原生态”的探讨，只是这些探讨不像现在是建立在系统完整的学术训练基础上，从而在规范的学术语言体系内进行的。大部分研究与世界学术界并不接轨，甚至内部相互之间也没有形成一套规范，所以是“原生态”的。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学处于从“民科”向科学转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经济学逐渐传递到中国，但只是作为思潮加以介绍为主，并且在介绍时被强调要批判其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虽然也有声音主张借鉴其有用的理论与方法，但实际上对它的应用很有限。

从21世纪初期到现在，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并不断扩大影响，且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无论是从国内一流期刊发表的文章中，还是从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

尽管也有经济学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展开研究，但是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更多是声称的，事实上在研究中很难看出政治经济学的规范体现在何处。不仅如此，这些研究也大量借用西方经济学的思路与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这种思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逻辑，其中也衍生出方法分析中国当前的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分析思路用到的概念有剩余价值、平均利润、资本积累、剥削、再生产、两大部类等等。但是我们在当前主流期刊发表的文章中就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

与此相反，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则大行其道。只要是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它们在研究范式上都会运用理性原理，从单个经济主体的最优化决策出发展开分析，寻求均衡结果。而在运用这个范式时，它们频繁使用了西方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技巧，如边际分析、比较静态学、动态分析、数值模拟、校准等等。

总之，从主流期刊发表的研究文章中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仍然主导着各类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在应用西方经济学时，实际上是停留在表面形式，而没有进入底层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应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应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因此，广泛使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更应该与中国经济实践创新性地结合起来。但是，即使是在最近的十年，我国经济学在这方面仍然有不少留白。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十年经济学研究把中国经济学变成了中国式的西方经济学，其表现是，相当一部分研究不过是在形式上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未加任何变通而直接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从经济学学术研究表现出的特征来看。

一种表现是，很多研究把问题简单化，仅仅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有文献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却没有考虑到稀缺资源配置这一经济学逻辑；没有考虑到资源不仅可以投入基础设施，也可以投入教育、投入医疗保障、投入公共服务等等；没有考虑到稀缺资源有多种竞争性用途。这表明，真正应该研究的是，去评估既定的财政资源应该如何在各个用途中配置，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还有一种表现是，未考虑中国经济这一特定研究对象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同。比如很多研究很前沿，广泛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却未考虑到一般均衡在中国转型和发展的经济中是不是常态，未考虑到决策主体是不是充分理性的，是不是全然自利的。比如国企就不完全是自利的，它要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目标。再比如很多微观主体没有那么理性，他们的理性还处在学习过程中。

还有很多表现，就不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要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原创性与专业性尚需进一步夯实。

二、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立足中国进行方法论创新

应该认识到，并非研究新的问题就是原创。要体现原创性，还必须是这个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问题，是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新问题；也就是要探索一个新的领域。或者研究问题虽然传统，但是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与思路，或者发明了新的具体方法与技巧。这也就意味着，原创性是蕴含着专业性的，其本质上是创新，这些创新分属经济学学术研究规范的不同方面和层面。

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规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其一是所有学科学术研究都要遵循的一般规范——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学术规范A，其二是经济学学科学术研究的专属范式——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学术规范B，其三是研究对象的特定性质——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学术规范C。其中经济学学术规范B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属于底层逻辑的根本思路，是框架性质的、地基性质的——后面称之为B1；二是因所研究问题不同而不同的具体研究方法，属于工具性的、技巧性的——后面称之为B2。在这三个方面，A和B是同一个维度的，即学术研究一般规范和经济学学科专属研究范式是同属一个维度的两个层面，都属于方法论，是方法论的不同层面。而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术规范C是另外一个维度的；A和B是服务于C的。

可以从经济学学术研究规范的ABC三个方面讨论中国自主经济学的建设问题。显然，中国自主经济学应该结合着中国经济实践这一研究对象（即经济学学术规范C），而在学术研究一般规范（即经济学学术规范A）和经济学研究专属范式（即经济学学术规范B）两个方面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研究属性——即一般研究规范A——来看，中国经济学要遵守所有科学研究共同遵守的规范，即：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推理要严谨，挖掘隐藏于表象背后的真正因果关系。从这个要求看，中国现有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常见做法需要加以认真审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其中最需要改进的是，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经济共性的问题就不应该重复分析；如果要研究，那就应该从中找到差异的地方，但是这样一来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如果直接沿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的现成理论套用到中国经济问题上，那么这本质上属于练习，根本不是新的理论。比如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对薪资的影响，其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已经形成了一般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已经为学术界广为认可，并已写入教科书。难道这些理论结论不适用于中国吗？如果适用，为什么还要做研究？如果不适用，那岂不是需要修正乃至推翻现有理论？现实是，国内学术界还是产出了很多文献，但也不过是重复了已有的结论，这从根本上看就是科研练习。并非这个问题不值得研究，而是需要换一个角度。既然观察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中国与其他国家表现得不同，就应该注意到这是表象，而本质是“其他条件已变”，比如文化习俗、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这意味着，研究的视角已经变了，应该分析的是文化习俗、经济制度是如何影响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

还是从学术研究一般规范A的角度看，我们还会发现，有更多的例子表明中国的经济学科需要改进。例子之一是，不少文献会提出多重假说进行验证，但是每一个假说都是独立推理提出来的；这些假说的内在联系未建立起来，缺乏逻辑一致性；而且这些推理极其简单，并未按照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展开，很难看出其经济学科研训练是否系统完整。按道理，应该是提出一个综合的理论，然后派生出各种假说，正如同各个树枝是从同一棵树上伸展开的一样。例子之二是当前研究中很盛行的文本挖掘，这种做法是从政府文件中找关键词的频率，用它们来测度政府的政策导向。但是研究者却没有深究并区别：有些关键词是对既存事实的反映，有些则是因为对应的事实不存在而刻意强调。比如，政府文件中强调保护民营经济，这可能代表民营经济已经受到保护，也可能表示民营经济生存环境困难。例子之三是，扔掉了博士阶段所受的方法训练，直接讨论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依赖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推断因果。然而这些研究忘记了，好的理论常常能够推理出因果关系。比如，消费和收入谁影响谁？对普通人而言，它们相互影响，看上去是一个消费影响收入、收入影响消费这类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令人困扰。但是，经济学早已经说清楚，是初始的自发消费决定着最终的均衡收入，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引致）消费影响收入、收入影响引致消费的“循环”，困扰迎刃而解。这里涉及均衡和收敛等专业概念。

下面转向经济学研究的专属研究方法属性（B），从这个层面讨论如何在经济学研究中注入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这里主要涉及经济学研究的底层逻辑（B1）。在B1方面一定要结合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C）进行改造，注入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在B1方面，国际主流经济学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研究范式，是一个包括对人的行为做出理性乃至自利假设、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进行均衡分析的三位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在B1方面的三位一体应该借鉴，同时需要根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做出改变。

首先，关于人的行为的假设，应该超越人的理性行为假设。不理性的人和人有不理性的时候并不少见，而且这种复杂的行为对经济运行有重大影响。如果说在发展了数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中，人们总体上是理性的话，那么在有着30年计划经济历史烙印的中国，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理性程度上是较弱的，而且不同的微观主体理性强弱不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市场化，慢慢融入世界经济中，人们的选择行为与当时周边国家相比非常的不同，缺乏足够的理性，简直是一个另类。比如，很多人下海变得富有，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高瞻远瞩、理性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选择单一，无法在体制内就业，只能进入市场环境。这些人进入到90年代后基本上未能跟上形势而消亡。进入90年代，又出现了读书无用论：一些家庭认为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本太高，毕业后的工资回报不能匹配，所以早早让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决策是错误的。因此，以理性为唯一出发点展开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时至今日，人们决策的理性程度比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即使如此，也仍然与理性的定义有着实质的差别，所以基于理性原理的模型无法圆满解释中国独特的经济问题。因此，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时，应该摒弃西方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假设，将微观主体看成是一个存在多元目标的社会人进行分析，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微观主体的塑造，将微观主体理性和经济人的一面和其他特性结合起来分析。具体而言，微观主体具有两种属性：其一是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结合，其二是不完全理性和学习理性的结合。

其次，还是关于人的行为假设，应该既考虑自利的动机，也考虑利他心、责任感、忠诚等动机；应该考虑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基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塑造。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也不全是自利导向的，例如国企作为一个主体，它们不只是利润导向的，而是更要自觉服从国家的战略目标，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显然超越了人的自利动机。

再次，西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应该是批判性地借鉴。应该有限使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方法，更强调集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特征，采用“集体主义分析方法”。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个体行为依赖于所在的组织或集体而有所不同；更为实质的是，不是个体在独立行事，而是个体所从属的组织或集体在作出选择。因此，在分析经济运行时，应将微观主体的行为和微观主体所从属的集体或组织的行为结合起来分析，既将微观主体置于特定集体和组织中分析其行为，也分析集体或组织的自组织行为特征。

最后，应该将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结合起来，引入演化分析和历史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属于成熟的市场经济，是相对静态的，适合均衡分析。与此不同，中国经济处于持续转型和“大变动”进程中，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完善，经济变量的变化往往是急剧的而不是渐进的。因此，中国经济学建设应该以“大变动”的视角分析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路径，应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制度背景，超越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思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挖掘历史、把握当代”，中国经济学在分析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时，应该考虑其历史逻辑。一方面应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进步的过程，是在转型中发展的过程，因此必须把这个历史逻辑过程记录下来，分析其路径的必然性，探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契合。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在于，它是有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也是经过历代持续探索的，因此还要从历史文化中寻找答案。比如在分析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时，就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传承打下的烙印。

三、经济学的中国气派与世界适用：融入乃至引领世界经济学学术

如果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经济学真正体现了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那么它也就不只是适合中国的经济学，而是融入世界学术界，能够引领或推动世界经济学学术发展的经济学，并呈现出中国气派。

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般性意义，所探明的道路也适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适用发展中国家，能够为他们提供借鉴或参考。相应地，其蕴含的经济学原理也能帮助其他国家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理应成为世界经济学学术的前沿。

推动或引领世界经济学学术发展，体现在研究领域、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创新；三个方面的创新综合起来，就是理论创新，就有了中国自主经济学。所谓创新，它不只是简单的与时俱进，不是简单的新；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具有普遍意义，能为后来的理论家所参考、借鉴乃至沿用，能够被继承下去，先成为经济学的前沿，然后成为主流。

第一是开发出新的研究领域，从而带动各国学者深入和扩展这个领域的研究（上文所说的C）。亚当·斯密于18世纪70年代已经研究了经济学的广泛问题，但是仍然有很多空白留给了后来的理论家们探讨，比如福利经济学、不完全竞争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等。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例，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关注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不同，对此展开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加入，从而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全新领域。再比如威廉·阿瑟·刘易斯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而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汗对二元结构理论进行了扩展，丰富了其内容。

同样，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更多的新问题被推到显眼的位置，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这些新问题也具有普遍性，由此产生的理论也将是世界经济学的前沿。比如小一点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国企改革、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理论，大一点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们都能成为世界经济学学术的重要分支。

第二是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的创新（上文所说的B1）。亚当·斯密《国富论》卷帙浩繁、包罗万象，建立了系统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已经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雏形框架，提供了核心研究内容。但是其所用语言则脱胎于自然语言，此时经济学的学术语言尚在起步阶段。现代经济学不只是在更多的空白领域发展了经济学，也用现代学术语言对《国富论》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表述。比如，《国富论》在讨论价格/价值决定时使用了名义价格、真实价格、市场价格、自然价格等多种概念，而现代经济学在学术上实现了大道至简，仅用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两个概念就清晰解释了价格的决定。再比如，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卢卡斯批评，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既开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也促进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而本文在前面提到，针对中国的经济实际问题，经济学研究应该超越理性与利己、超越个人主义方法论，超越均衡分析的研究范式和思路。如果中国经济学做到了这些，就能被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研究者们所沿用所继承，也就推动了世界经济学学术的发展。

第三是具体研究方法与技巧的创新（上文所说的B2）。在西方经济学中，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芬恩·基德兰德发展了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以用于宏观经济学的动态分析，并将长期增长与短期周期融合起来分析，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分析前沿，这是创新。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将名义刚性、实际刚性注入到RBC理论中，发展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这同样是创新。而后来的新理论更是把行为人的异质性、不完全理性、学习行为等因素考虑到模型中去，再次进行了创新。另外一个例子是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设计的指数形式效用函数——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它一经问世就被各领域的经济学研究广泛沿用，因此也是创新。

中国学者也有用RBC或者DSGE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却没有像国外学者那样对最初的RBC进行修正，针对中国具体问题进行创新性改造。显然，中国具体国情需要理论家们创新性地设计更多的方法与技巧到RBC或DSGE中去，而不是简单地照搬RBC或DSGE。如果成功做到了，那么这些新的方法与技巧相应地也就能够进入到世界经济学学术界的方法论体系中，能够影响今后的经济学研究。

总之，中国经济学走到今天，如果说已经在跟进世界学术前沿的话，那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建设就应该朝着引领前沿、制造前沿的方向迈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伟大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方面，这些巨大的成功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有显著的区别，是全新的事业；另一方面，这些成功的经验具有一般意义，是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和沿用的。对这些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一方面应该明显带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另一方面也能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在学术上呈现出中国气派，从而不仅融入世界经济学学术中，更能推动和引领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