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知识到世界知识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生，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民族思维能力、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文明发展的高度，反映了国家在思想理论领域的创新创造能力，及其在全球知识话语生产格局中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多重维度与层面，其重要面向之一，便是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提炼规律，系统构建兼具本土深度与全球视野的“中国理论”。我们需立足中国的民族特质、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与发展路径，对扎根本土的地方性知识进行理论升华，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世界性知识，构建兼具强大传播力与对话性的理论体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与话语垄断，推动“中国理论”深度融入、丰富并拓展人类知识体系，进而为理解人类发展进程，破解人类共同难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与思想动能。

一、自主知识生产的地方性经验与问题意识

知识生产立足本土现实需求、回应时代发展问题，是特定时空下的实践产物，不存在无关现实的普遍主义知识体系。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即便是作为西方学术源头的柏拉图思想，其根本也在于对古希腊城邦制开始瓦解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的转折时期雅典奴隶制社会和人民未来出路这一重大问题的总结和思考。任何知识的创造与积累，都不能脱离时代语境，不能背离实践需求，唯有紧扣时代脉搏、扎根实践沃土，才能孕育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

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44页。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

2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3页。

自主知识生产必然来自特定时空的地方性实践经验，忽视知识生产的地方性特点，不可能获得所谓普遍真理。正是地方性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发展需要，孕育和催生了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产生，理论价值与实践需求存在双向互动。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

3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

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绝非空中楼阁，不可能通过全套引进或移植外来知识体系搭建而成，始终离不开地方性知识生产的基础性支撑与创造性驱动，只有依托自身的知识生产逻辑与实践智慧，才能构建起真正具有主体性、适配性与生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4

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22，19页。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就是要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坚持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把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成果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立足点和真理性标准。只有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社会，方能在历史的实际运动中孕育真切的问题意识，提出真问题、新问题、好问题，进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原创性理论，真正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产出具有生命力与感染力的真学问和真知识。更进一步说，也“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5

5 ［苏］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见李兆林、夏忠宪等译：《巴赫金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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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曾从文学的主流与边缘关系的角度指出欧洲的文学理论产生根基的问题。他认为欧洲文学理论形成于文学样式和民族标准语逐渐稳定的时代，是以官方化的文学和语言而不是以边缘化存在的民间文学和口语为根基。因此他说：“我们欧洲的文学理论（诗学），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的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虽然他意在为民间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注鸣不平，但换个角度看，其论述亦从侧面揭示了知识生产的规律：即便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深刻形塑世界文学理论格局的欧洲文学理论（诗学），也与其特定民族、特定地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密切相关，就是说，它也是历史地被发明出来的，也是地方性知识生产的产物。

从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维度来看，我们亟需将目光更多投向中国文学与文论发展的本土现实，深度扎根中国场域的鲜活实践经验，提炼出契合中国经验事实、具备强大理论阐释效力的标志性概念与范畴，真正实现用自己的话语讲述自己，有效破解离开西方理论范式与知识体系便无法言说的“失语”困境。这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它深深植根于本民族自身文艺与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与文艺发展现实，自主确立文艺与文化发展目标与价值取向，既不依附于他者理论，也不被外来思潮所裹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独特的革命历程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丰富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不断推动传统文论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文化、中华美学精神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统一，以本土文艺实践经验为根基回应时代课题，致力于提出具有原创性与思想力的理论表达与范畴命题。诸如，审美反映论、艺术生产论、文艺发展不平衡理论、人民文艺论、文艺高峰与文艺精品论、文艺的文明互鉴论、新大众文艺论、文艺批评四维标准论、崇高现实主义风格论，等等。这些理论表述是民族复兴时代的宏声，是在理论层面对中国文艺文化发展时代性问题的精准洞察，既指导着现实实践，又在实践的淬炼中不断获得检验和修正，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社会主义文艺研究的重要实践场景，以自身鲜明的主体性和独特的精神品格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谱系注入了不可或缺的中国价值、中国智慧，成为重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

二、自主知识生产的“根脉”与“魂脉”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充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艺具有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中华美学精神更是独树一帜，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文化主体性、创造性的坚实基础。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6

6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406—407页。

从中国文艺实践与文艺研究角度来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7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24页。

。当代中国文艺研究坚持深入挖掘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向历史求新生，不断从中生发具有时代生命力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譬如，以吴承学为代表的研究团队，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他们推动传统文体研究完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使其成为一门具备独立学科自主性的学问——这既是对本土学术传统的深度回溯，更是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典范。这一研究范式的核心突破，在于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纯文学”分类框架（如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的路径依赖，跳出其带来的认知遮蔽与理论错位。其研究主张回归中国古代文体发生的原生语境，重新激活“辨体”这一传统文学批评的核心方法，以此探寻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脉络。这一研究范式在继承传统考据与义理分析的基础上，为积极引入数字人文、跨学科视角等现代研究手段打开了空间，极大拓展了文体学的研究边界与阐释空间。 “大文学观”“文学+”“大中文写作”“新大众文艺”等新形态不断涌现的当下，更加凸显了现代文体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它不仅为厘清文学本体边界提供了理论工具，更能有效回应技术变革（例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对文类形态的冲击），为理解和阐释网络文学、非虚构写作等新兴文体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成为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支柱。

再如，叶舒宪提出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四重证据法”，明确界定了研究证据体系的四大维度：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口述与活态文化以及考古实物和图像（包括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对象、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生物基因等范畴）。这四大维度既具备各自独立的核心内涵，又彼此形成有机关联，拥有相互阐释、互为佐证的重要作用。“四重证据法”是对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甲骨文为代表）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的突破性发展，实现了研究视野与技术方法的全面拓展，被学界誉为文学人类学对国学考据学传统的创新性传承与发展，为跨学科文明研究提供了系统且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这些理论范式与学科方法的持续创新，既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现代建构的根基与源泉，更彰显出中国学界正通过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成具有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一个根本性特点，是其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8

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5—6，8页。

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

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辨析。传统文化中既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历久弥新、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部分，也有逐渐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需要摒弃的糟粕部分。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也要敢于批判和摒弃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等级观念、特权思想等落后成分。这些糟粕不仅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相冲突，而且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精髓的基础上，立足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与时俱进挖掘其时代价值，推动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同时，要运用现代思维与多元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发展，让跨越千年的文化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另一方面，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和革命性立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其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世界——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历史进程、文化观念、精神生活，等等，这些都深深嵌入在特定的利益关系、价值取向和阶级立场之中。所谓“去价值化”的以“中立”之名的“纯学术”，实质上是一种隐蔽的价值预设，往往服务于特定群体利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

9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神圣家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和根本遵循，要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聚焦人民实践、回应人民关切，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三、自主知识生产的跨文化认知与世界性意义

在现代国际交往与文化交流的格局中，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领域的优势，往往会转化为文化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进而塑造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发展态势。当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建立起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后，便构建了一套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知识生产范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

10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405页。

他们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受此影响，自晚清以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知识界所经历的远不止是西学东渐的思潮冲击，更是传统知识体系的逐步瓦解以及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失落。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笼罩下，中国的知识生产陷入了依附性生产结构之中，以西方的学术标准、价值观念为圭臬，在文化与思想的领域中，逐渐失去自我言说的能力与底气。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下，再造中华文明、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上就是要摆脱后殖民主义知识依附与西方中心主义路径依赖，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我们需要在跨文化认知与比较中，重新审视何为中国、何为世界，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不能脱离世界谈中国，也不能以世界遮蔽中国。一方面，必须坚定地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主体性，以昂扬的文化自信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与话语垄断，构建多元平等的全球知识对话体系。这意味着要立足中国实践、挖掘中国智慧、提炼中国理论，构建能够解释中国发展、回应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在西方话语框架下被动“自证”。另一方面，我们需警惕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以逆反思维陷入“东方中心主义”的泥淖，用与“西方中心论”相同的逻辑构建新的文明等级秩序；二是将文化自信异化为文化自我封闭主义，片面强调中国特色与独特性，陷入封闭的“自我例外论”，使知识生产局限于民族性、地方性范畴，丧失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回应能力和广阔的世界性价值。

知识生产一定是在特定时空中展开的，其文化背景塑造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方法论选择与价值判断，进而影响知识的生成逻辑。因此，这里需要坚持一种跨文化认知，比较知识生产的视角、路径与范式，推动知识从单一中心向多元互构演进。跨文化认知通过认知多样性，激发思想活力，打破思维定式、促进知识重组，成为知识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问题解决逻辑相互碰撞、相互启发，为新思想的诞生提供肥沃土壤。

譬如，中国学者基于考古实践提出新的文明判断体系，认为文明社会三大进入标准分别是生产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带动城市形成、社会分层加剧出现贫富分化、王权和国家出现，其中国家的出现是最主要的标志。这与国际流行的“文字、冶金术、城市”三要素有所不同，根本差异在于中国学界更注重社会结构与政治形态的质变，突出“国家”作为文明核心内涵的地位。这就与西方理论形成了有效对话，有利于推动全球丰富复杂的考古实践和世界文明多样性研究，不是简单否定世界已有知识，而是开拓相关领域新的知识框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到未来谁能引领全人类和平统一为一体时，曾由衷慨叹：“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11

11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283—284页。

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我们理应传承并弘扬这种交融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要在跨文化认知背景下，以文明主体论打破文明中心论的迷思，摒弃单一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傲慢，承认每个文明主体都是平等且独特的存在；以文明交流消弭文明隔阂，搭建多元文明对话的桥梁，让不同文明在互动中增进理解；以文明互鉴化解文明冲突，汲取其他文明的智慧养分，为自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秉持平等尊重的态度，推动各种文明在包容互鉴中共存、共促、共同发展。

真正的文明再造与新形态建构，应是在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知识对话，既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方案，也在文明互鉴中丰富自身，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共生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2

1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5页。

唯此，这些系统化的“中国理论”，以地方性知识生产提供共通性世界知识，将凝结中华智慧的理论成果国际化，使之成为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明中展现独特价值，为构建人类知识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或缺的中国知识，在“人类知识的总和”和人类共通价值的意义上，在世界性知识格局中充分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