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曾繁仁、徐恒醇、曾永成、程相占、袁鼎生、赵奎英等学者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美学蔚然兴起，其影响力已经溢出国门，走向国际学术界。然而，学术界关于中国生态美学国际传播与接受的专题性、系统性研究尚显薄弱。事实上，中国生态美学走向世界的学术经验值得总结，这不仅有助于论证中国学者自主建构的生态美学比较成功，并非“自说自话”“自产自销”1；也有助于将中国生态美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一个典型案例，讲好中国学术出海的故事。从逻辑进程上看，中国生态美学国际化发展大体经历了“发声—对话—回响”三个阶段，由此本文首先考察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界的传播情况，这是较浅层次的学术发声；然后考察中国生态美学立足自主知识体系、深化中外学术对话的情况，这是具有一定深度的双向交流与自主提质；最后考察中国生态美学对国际美学的影响，这是较深层次的学术输出与学术成效。客观考察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与影响，能够拓宽评价中国生态美学的视野，并为之提供客观的学理依据。
一、发声：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
中国生态美学作为中国式现代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代表，在建构过程中自觉地带有国际视野，注重国际传播。比如曾繁仁强调，中国生态美学是在中西对话中建构的2；程相占则将中国生态美学建构原则概括为“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3，国际视野是中国生态美学的基本追求之一。中国生态美学注重走向国际的根本原因是生态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代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其问题的全球性必然从学理上要求生态美学要具有全球性抱负。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生态美学通过学者个体交流、专题学术讲座、国际学术会议、外文成果出版等多维路径走出国门，推进国际传播，在国际学术界发声。
第一是人际传播。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作为个体存在的中国生态美学学者，积极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促进外国学者对中国生态美学的了解与认知。比如，程相占2006—200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薛富兴2007—2008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访学，在访学期间他们分别与伯林特、卡尔森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并保持紧密的学术联系。人际传播的强互动性和及时反馈性，使得伯林特、卡尔森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生态美学。此外，国际学术合作也是人际传播的重要方式，比如2013年，程相占与美国学者伯林特、戈比斯特、美籍华人王昕晧合作撰写《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同年，曾繁仁与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合作编撰《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2019年，曾繁仁与韩国辛正根合作主编了《生态美学与东亚哲学》（2019年）、《儒道思想与生态美学》（2020年）、《生生美学与生态美学》（2023年，程相占亦参与其中）等多本著作；还有一些年轻学者与国际学者合作撰写生态美学论文，如李琦与澳大利亚学者约翰·瑞恩合作撰写论文《自然、交融与同情：作为中国生态美学范畴的“意境”》4；张欣与帕森斯合作撰写《欣赏自然与艺术：西方与中国的最近观点》5。这种学术合作具有视域融合特点，有利于促进作为文化他者的合作方深入理解中国生态美学。人际传播虽具备互动性强、认知度深的优势，但受众范围较窄、传播覆盖面有限，需依托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第二是群体传播。群体传播是一定数量的人按照特定聚合方式进行信息交流的传播活动，讲座是比较常见的群体传播方式。中国生态美学学者积极开展国际学术讲座，向一定数量的受众宣传中国生态美学理论成果。以程相占为例，2017年6月，程相占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做题为“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一个中国视角”的英语讲座；2021年10月，程相占受维也纳大学邀请，做题为“当代全球生态美学”的英语讲座；2022年11月，程相占应希腊雅典大学尼可拉塔·赞帕基（Nikoleta Zampaki）之邀，做题为“生态美学与生态智慧 C”的英语讲座；2024年1月，程相占应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中国学联学术部邀请，做题为“生生美学：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态转化及其国际化”的英语讲座，等等。讲座作为一种一对多的群体传播方式，其受众比人际传播要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向其他国家美学爱好者宣传、推广中国生态美学。
第三是组织传播。组织传播是指以特定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如美学协会等学术组织及其组织的美学会议是比较典型的组织传播方式。中国生态美学积极借助国际学术会议等组织传播方式，向中外美学同行推广中国生态美学思想。比如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自2005年起举办十多场与生态美学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将国际上许多知名的美学学者请到现场，进行学术交流，有组织地促进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生态美学6。这方面典型事件是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共有国内外千余名美学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专场，曾繁仁、程相占、李庆本、薛富兴等人借助世界美学大会平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学学者介绍中国生态美学，助益中国生态美学的国际传播。与群体相比，组织是一个更具有专业性的社会结合体，参加美学会议的人一般都是美学同行，中国生态美学借助国际学术会议向外发声，目的就是积极赢得国际美学同行的认可。
第四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播信息的传播活动，现代印刷与出版是典型的大众传播方式之一。中国生态美学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期刊论文，但是基本上都是用汉语写作，未能进入国际社会，未能顺利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流通。意识到这一问题后，中国生态美学积极调整策略，将代表性著作和论文翻译成外文尤其是英文，面向国际社会发行，深入国际社会的大众传播层面，进而扩大影响。比如，2017年，曾军邀请程相占为其主编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主持“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专号，程相占组织选译了曾繁仁、曾永成、程相占三人的生态美学论文推广到国际学术界，受到卡尔森等人关注，这三篇论文被写入《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环境美学”词条的参考文献中7。2019年，曾繁仁与韩国辛正根合编《生态美学与东亚哲学》（中、韩均出版），将4篇中国生态美学论文翻译成韩语，并在韩国首尔出版发行，进而顺利推介到韩国学术界8。2019年，曾繁仁的代表性著作《生态美学导论》（2010年）被翻译为英文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esthetics，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9。与组织传播不同，著作与期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它们不是面向特定人群传播，而是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大众进行大规模传播，受众面更广泛，影响力也更大。曾繁仁的著作在翻译成英文之前，主要在国内传播，在国际上传播相当有限，国外学术界起初主要是通过程相占对该书的英文介绍，零星地了解此书。2019年英文版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esthetics出版以后，根据谷歌学术搜索引擎统计，该英文版著作已经被20篇英文论文引用，说明该书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界，这意味着，曾繁仁的生态美学思想也将在国际学术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生态美学代表性文献被翻译成外文尤其是英文，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速度，助力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发声，这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的时代要求。
二、对话：中国生态美学推进中西美学双向平等交流
中国生态美学国际发声力度持续加大，彰显本土学术价值与对外影响力，此阶段仍以初步国际交流为主；在此基础上，中国生态美学还立足文化主体性，积极推进中外美学平等对话，参与到环境美学全球化进程之中。比如近些年陈望衡、彭锋、赵奎英等均在国际学术界发表关于生态美学方面的英文论文10，立足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积淀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传递本土学术理念。不过，这类交流较为零散，缺乏长期持续性，难以实现中外美学的深度对话互鉴。笔者考察诸多学者后发现，在参与全球生态环境美学共建、持续推进中西生态美学对话互鉴方面，程相占颇具代表性：他既是中国生态美学的核心建构者，也始终坚守文化主体性，在国际学术场域中深耕中国生态美学研究，自2008年以来已经在国际刊物上连续发表近20篇生态美学英文论文，并出版英文专著Ecoaesthetics and Ecosophy in China（《中国生态美学与生态智慧》）11，是中国生态美学以自主姿态开展国际对话、引鉴域外成果的典型案例。剖析这一案例，能够管窥中国生态美学深化中外学术交流、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首先，程相占立足中华美学传统深耕国际美学研究，提炼出“Ecosophy C”（生态智慧C）这一本土特色学术成果，既彰显了中国生态美学的文化主体性，也在中外美学平等对话中实现学术互鉴、融通共进。比如程相占早期发表的英文论文“Urban Image and Urban Aesthetics： Urban Aesthetics in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都市意象与都市美学：跨文化视角下的都市美学》）12，主旨便是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象天法地”思想引入现代都市美学研究中，对美国学者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进行跨文化补充。不过，程相占认识到，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博大精深，向国际学术界引入个别理论主张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阿伦·奈斯“Ecosophy T”（生态智慧T）思想的影响下13，程相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8个以大写字母C开头的英语表达式，并冠名“Ecosophy C”，这8个英语表达式分别是：“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Confucianism”（儒学）、“Continuity of being”（存有的连续性）、“Creating life”（生生）、“Compassion”（同情）、“Cheng Hao”（程颢）、“Community”（共同体）、“Cultural evils”（文弊）14。程相占结合英语表达习惯，对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做出凝练的新概括，为面向国际学术界阐释中华美学传统搭建了一个宏大的理论平台，不仅促进中华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很好地做到了中国文化、国际表达，将符合时代所需的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推向国际舞台，让国际学术界更好地了解、接受中国传统生态智慧。2019年，程相占发表论文“Creating with Nature： Ecosophy C as an Ecological Rationality for Healing the Earth Community”（《与自然一起创造：生态智慧C作为救治地球共同体的一个生态理性》）15，继续向国际学术界阐发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Ecosophy C”，推动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态化、当代化和国际化。从关键词顺序上看，“Ecosophy C”的第一个关键词便是“Chinese culture”，这凸显了生态美学的文化主体性身份是“中国”。
其次，程相占立足中国生态美学自主立场，在国际美学场域中系统阐释本土生态美学核心原理，主动回应西方学界的相关质疑，推动中外美学平等对话，助力国际学界认知、接纳中国生态美学的原创成果与学术价值。在2010年之前，西方环境美学基本上不了解乃至不承认中国生态美学，重要原因是中国生态美学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中文发表，西方学者不懂中文，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生态美学，因此容易“望文生义”，基于字面含义质疑中国生态美学的合法性。比如伯林特认为中国生态美学就是西方环境美学，强调中国没必要另起炉灶做“生态美学”，直接使用西方的“环境美学”即可，并质疑将生态学与美学结合起来的合法性16。伯林特这种观点也是大多数西方环境美学家对中国生态美学的看法。程相占认为，西方环境美学对中国生态美学的误解，首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生态美学。在这种国际学术语境下，程相占撰写论文“On the Four Keystone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向国际学术界言简意赅地澄清生态审美的四个基本要点17。伯林特和卡尔森等西方环境美学家起初主要就是通过这篇文章来了解中国生态美学的基本主张。随着中国生态美学走进国际学术视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亦着手梳理西方本土生态美学相关研究，明确西方生态美学研究起步较早。面对这一学术语境，中国生态美学更应坚守文化主体性，立足自主研究积淀，在中外平等学术对话中厘清本土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的核心差异，彰显自身学术特质与原创价值。于是程相占又发表论文“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 China： An Overview”（《中国生态文明与生态美学概览》）18，一方面客观考察西方生态美学发展历程，将西方生态美学开端追溯至约瑟夫·米克的《走向生态美学》（1972年），承认西方生态美学在时间上先于中国生态美学；另一方面又以2007年为关键节点，将世界生态美学发展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米克开启的西方生态美学为典型代表，强调美学与生态学的结合，后一阶段重心转移到中国，强调美学与生态文明的结合，将生态文明视为生态美学建构的指导方针，进而向国际学术界澄清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此外，程相占还专门发表英文论文批判伯林特对中国生态美学的错误理解，指责伯林特仅仅将中国生态美学视为环境美学中的一个立场，为中国生态美学的基础性地位做出辩护19。与此同时，曾繁仁在国内学术界陈述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区别，为生态美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20，可以说，程相占将曾繁仁在国内学术界做的工作推向了国际，面向国际学术界澄清西方学者对中国生态美学的误解，进而促进国际学术界了解、接受中国生态美学。
最后，程相占等国内学者坚守中国生态美学本土立场，围绕生态美学核心议题与西方学者开展平等对话、合作交流，在融通互鉴中展现中国生态美学的学术智慧与原创价值。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两位领军人物分别是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森，他们的美学思想是世界生态环境美学领域讨论的热点议题。近几年，关于伯林特的研究专题和专刊不少，比如2017年，斯洛伐克国际期刊Espes策划了伯林特交融美学专题讨论；2021年，国际美学期刊《当代美学》（Contemporary Aesthetics）策划了伯林特研究专刊；2022年，国际期刊《刻奇、坎普和大众文化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esthetics of Kitsch， Camp and Mass Culture）策划了伯林特研究专刊。许多知名的国际美学家如威尔士、瑟帕玛、布雷迪、齐藤百合子等纷纷参与研讨，程相占亦参与其中。程相占发表了3篇相关英文论文：“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Berleantian Critique of Kantian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aesthetics”（《从生态美学角度反思伯林特对康德美学的批判》）、“Arnold Berleant’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和“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Arnold Berleant’s Ideas on Ecological Aesthetics”（《对伯林特生态美学思想的批判性反思》）21，从中国生态美学立场出发参与国际学术界关于伯林特的讨论，与国际美学界保持同一步伐，使得国际学术界关于伯林特的研究包含了中国生态美学的身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程相占对伯林特的研究并非单方向关系，而是有来有往的互动关系22。卡尔森的肯定美学亦是重要议题，在西方环境美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罗尔斯顿、哈格洛夫、马尔科姆·巴德、伽德洛维奇等人纷纷参与论争。在这种国际学术语境中，彭锋发表了英文论文“Beauty （Mei， 美） in the Zhuangzi and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Beauty”（《〈庄子〉中的“美”与当代美的理论》），以庄子美学为立论根基，批判卡尔森的肯定美学，并从庄子美学思想中发展出别具特色的“否定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关于肯定美学的论争中提供独特的中国美学立场23。面对国际学术界的共同议题，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开展平等对话、同台研讨，立足中国文化主体性提出专属解题思路，充分彰显了中国生态美学坚守自主立场、深化中外美学互鉴融通的学术担当。
三、回响：中国生态美学对西方环境美学的影响
中国生态美学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过程。从中国生态美学著作走入《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环境美学”词条参考文献的进程中可以窥探一二。从2007年至今，卡尔森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环境美学”词条已经更新到第14版。在2007年第1版中，词条正文并未提及中国生态美学，参考文献亦未收录任何中国生态美学著作，这意味着西方环境美学尚未关注到或认可中国生态美学24。直到2015年，在第7版中，词条正文正式提及中国生态美学，并在参考文献收录了3篇中国生态美学文献：分别是程相占论文“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On the Four Keystone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以及程相占与伯林特、戈比斯特、王昕晧合著的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Ecological Assessment and Planning（《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汉英对照）25。在2019年第9版中，词条正文讨论中国生态美学的分量有所增加，并且将中国生态美学视为环境美学新发展方向之一，参考文献收录的中国生态美学文献也相应增加，除了之前已经收录的文献外，还收录了曾繁仁论文的英译版“Ecological Aesthetics： A New Aesthetic Conception of Ecological Existence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曾永成论文的英译版 “The Human-oriented Ecological view and its Aesthetics as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Nature’”（《作为自然界自我意识的人本生态观及其美学》）以及薛富兴的论文《中国自然审美传统的普遍意义》（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China Natural Aesthetic Tradition）26。2024年秋，卡尔森与帕森斯合作推出了第14版，词条内容做了重大修改，收录的中国生态美学文献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分别是程相占文献8条，薛富兴文献2条，曾繁仁文献1条，在数量上继续呈增长态势27。不断更新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环境美学”词条，是对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发展状况的权威总结。从中国生态美学纳入相关权威词条的历程不难看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依托持续提升的国际传播力与不断深化的中外美学平等对话，中国生态美学逐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且认可度呈稳步攀升态势。中国生态美学始终坚守文化主体性，在立足自主建构、开展国际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也逐步对西方学界产生正向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生态美学促进国际学术界对生态美学的接受和认可，推动生态美学成为环境美学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崛起之前，西方早已经出现了生态美学，但是西方学术界主流是环境美学，并未严肃对待生态美学，即便有学者在行文中提及生态美学，也基本上将之等同于环境美学，换言之，生态美学并没有获得独立身份。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传播开来以后，西方学术界在了解中国生态美学过程中，开始发掘西方自身的生态美学思想，由此生态美学逐渐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
比如伯林特最初接触中国生态美学时，认为没有必要在环境美学之外另建生态美学。不过2008年，伯林特接受邀请，参与程相占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同完成结项成果《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在此过程中，伯林特转变了对生态美学的态度。伯林特在为此书撰写的第二章《对环境的生态理解与生态美学建构》中详细论述了他的生态美学观，并指出：“我们可以吸收生态学知识及其启示，将环境理解为生态系统，从而在环境美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生态的环境美学’，亦即生态美学。”28由此可见，“伯林特在接触中国生态美学之后开始努力理解生态美学，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生态美学”29。卡尔森也是接触中国生态美学后，转而重视生态美学。2010年，卡尔森在接受薛富兴访谈时谈道：“我将‘生态美学’理解为环境美学中的一种特殊视野——将生态科学知识作为自然审美欣赏的中心维度。这样，我认为我自己的理论便是生态美学的一种形式。”30卡尔森在接触到中国生态美学后，不仅认可中国生态美学，而且将他提倡的科学认知主义也视为生态美学。2010年，托德温为《现象学美学手册》（Hand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撰写“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词条时，也将伯林特“交融美学”和卡尔森“科学认知主义”视为生态美学31。“生态美学”词条的出现，意味着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获得独立身份。2019年，卡尔森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环境美学”词条（第9版）中明确指出，生态美学尤其是中国生态美学是环境美学未来发展新方向32，这是之前8个词条版本都未论及的。2024年，卡尔森与帕森斯在“环境美学”词条最新版中直接将生态美学作为二级目录列入词条33。由此可见，这是中国生态美学国际输出的重要成果。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逐步提升，推动西方环境美学学界深化对生态美学的认知，助力生态美学成为全球生态环境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方向。
第二，中国生态美学直接为西方环境美学提供借鉴，影响西方环境美学理论建构。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生态美学借鉴西方美学，西方美学影响中国生态美学。比如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深受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家园意识”等思想影响；程相占生态美学建构直接受到利奥波德、伯林特等人影响；薛富兴的自然批评话语建构直接得益于卡尔森的思想；王茜生态美学研究直接受到欧陆现象学美学影响。
随着中国生态美学走进国际学术视野，依托中外美学深度的平等对话与互鉴交流，其学术主张逐步对西方环境美学产生重要影响，典型体现即为卡尔森相关学术思想的转变。2013年，程相占在“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一文中指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关系存在五种立场34。2017年，卡尔森则在程相占论述的五种立场上提出了第六种立场：“面对（中国）生态美学的这种包容性，除了程相占所提的五种立场外，还可以提出第六种立场：即参考生态美学来发展环境美学。因为很明显，西方环境美学中的不同理论立场需要从中国生态美学中学习许多东西。”35卡尔森认为，中国生态美学比西方环境美学中的任何理论主张都更具有包容性，因而值得西方环境美学借鉴和学习，但并未言明借鉴和学习的具体内容。翌年，卡尔森在《环境美学、伦理学与生态美学》中详细阐释了借鉴和学习的具体内容。在卡尔森看来，西方环境美学尤其是科学认知主义面临休谟提出的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两分问题。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尤其是科学认知主义基本学术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论提供美学根据，但是“认知主义立场完全以事实为根基，以至于由此推出道德义务时，很可能被‘事实—价值’二分传统所阻拦”36。由此，卡尔森指出，西方环境美学可以向中国生态美学借鉴和学习，因为“在中国生态美学中，环境美学和环境伦理学不需要从一方推出另一方，而是说，两者本身就结合在一起，因为两者都被包含在一个总体立场中” 。也即说，西方思想预先假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一个鸿沟，然而中国生态美学则是一种同时包含生态事实与伦理价值的生态整体论主张，这为西方环境美学解决“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鸿沟问题提供借鉴与学习。卡尔森对中国生态美学思想的借鉴与学习，是中国生态美学影响西方环境美学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生态美学越来越深入参与全球生态环境美学理论建构，中国生态美学对西方美学的影响也会日益增强。
第三，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美学对话中贡献“中国视野”，具有方法论意义。随着中国生态美学稳步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始终坚守文化主体性，既在平等互鉴中展现本土生态美学的独特视角，也为全球生态环境美学研究提供了区别于西方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引。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把自然视为工业生产的资源，认为自然风景不过是一种视觉资源，这具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西方环境美学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寻求主客融合，因而西方思想始终面临主客二分的鸿沟。布雷迪看到了这一点，她尝试借助东方思想反观西方，明确指出：“在中国和日本思想中，康德和其他思想家的主客二元对立主义是站不稳脚的。”37曾繁仁在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esthetics一书中提供了不同于“资源”的另外一种看待自然方式，即《易经》中的“生生”理念：自然之所以美不是因为它为人类提供了视觉资源，给人类带来了视觉愉悦；而是说自然的生生之德本身就是美的，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生生”理念则传达的是生态整体主义，为解答当今环境问题提供不同的思路。
中国生态美学向全球生态环境美学提供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视野，有助于消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促使全球生态环境美学在发展过程中考虑非西方视角，促进生态环境美学的全球化叙事更加开放、更加民主。2010年，日裔美国美学家齐藤百合子在《环境美学的未来方向》中便呼吁道，环境美学未来方向是全球化：“我的例子仅限于日本文化传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一种文化中挖掘出许多内容，那么环境美学的全球化拓展肯定会收获颇丰，我们没有理由将环境美学的范围局限在西方美学传统和实践中。”38但是齐藤百合子的这种呼吁并没有得到西方主流学者的认可。重要原因是齐藤百合子作为日裔学者，虽然积极向西方学界推广日本美学，但是她只是在西方美学框架中阐释日本美学，或者说，只是为西方美学理论和框架提供日本文化案例，有时甚至为了满足西方美学的期待，对日本美学进行量体裁衣，在深层次上丧失日本美学的文化主体性。但是，随着中国生态美学走向世界以后，西方环境美学开始重视非西方视角。2024年，帕森斯和卡尔森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在程相占生态美学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指出了第二个主题：即对元文化视角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一趋势紧随着人们对美学全球化尤其是环境美学全球化的呼吁而来。一些非西方视角已经在英美文献中被探讨：包括最近对中国视角的探讨，也包括对日本美学的讨论。”39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兴起，促使环境美学全球化叙述中包含更多的东方视野。由此可见，作为方法的“中国视野”，有助于将文化隐于叙事中，向国际学术界传播中华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结 语
中国生态美学经历“发声—对话—回响”三个逻辑阶段，以“中国美学”的文化主体身份走向世界，并对西方环境美学产生影响，其自主建构取得一定国际效应，是中国式现代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代表。中国生态美学始终秉持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立足本土建构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在引鉴外来优质成果、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提升国际影响力。“无论我们构建的中国生态美学话语多么高深、多么精妙，如果它仅仅局限于‘中国话语’而不是‘国际话语’，那么，它的国际价值就必然大打折扣。”40中国生态美学持续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坚守文化主体性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在融通互鉴、引鉴外来养分的同时，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助力中华优秀美学文化走向世界。
不过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尤其是国际输出并不多，这与中国生态美学当前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不匹配。中国生态美学经过三十多年创新性建构，提出了大量命题、话语、范畴等知识成果，日益成为与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三足鼎立之态势41。但是中国生态美学提出的大量关键词并未统合进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体系当中，其自主知识体系并未被学术界明晰地揭示出来，因而中国生态美学的国际传播比较零散。未来需进一步整合凝练中国生态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涵，精准传递中国学术话语与美学理念，持续深化与国际美学界的交流对话，不断提升中国生态美学的国际话语权与学术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美学智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生态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25BZW005)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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