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事件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早在汉代，《史记》《战国策》等史籍即奠定了早期荆轲故事的蓝本，该事件隐含的反秦色彩顺应了西汉以来的反秦思潮。汉代文人站在回顾和借鉴秦亡历史、批判秦过、巩固汉代政治统治的立场上，围绕荆轲事件的天人感应、叙事艺术、故事辑考、儒家伦理、音乐效果等话题展开了诸多论述
11 相关中文研究如：李学勤：《论帛书白虹及〈燕丹子〉》，《河北学刊》1989年第5期；刘湘兰：《〈燕丹子〉与〈荆轲传〉叙事艺术之比较》，《求索》2004年第8期；张海明：《司马迁作〈易水歌〉献疑》，《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叶岗：《〈燕丹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英语世界亦有关荆轲的研究，参考张月：《翻译、接受史与艺术视域中的“荆轲刺秦”——英语世界的多重视角》，《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23年第2期。该文的扩充版可参考张月：《异域回声——晚近海外汉学之文史互动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11—146页。
。随着汉代的衰亡，六朝战争迭起，文人面对战乱带来的家国动荡、民生凋敝，在情感与思想上与历史产生共鸣，将反秦的思想转化为对现世征伐现象、政权盛衰规律等的认知。如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
22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6《桃花源记并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9—330页。本文所引用陶渊明诗歌及其系年均出自该版本，此后注释从略。
以描绘避秦之地的淳朴民风来追慕上古，讽喻刘宋暴力夺权。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十五》
33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7《拟行路难十八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77页。
中对秦朝的盛极而衰进行反思。沈约《宋书》言“秦灭礼学，事多违古”
44 沈约：《宋书》卷18《礼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93页。
，批判秦朝不守礼制、焚毁儒典而自取灭亡，以此强调应以礼安邦治国。庾信《哀江南赋并序》亦饱含对秦朝因暴政而招致灭亡的历史认知：“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
55 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卷2《哀江南赋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1页。本文所引用庾信作品均出自该版本，此后注释从略。
他以此勾连出自身对故国南梁覆灭的记忆。这些反秦观念的余韵，为荆轲故事的流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学基础。
荆轲故事在六朝书写中出现前所未有的方向，逐渐偏离了此前的叙述重心。这主要体现在历史故事在后世流传中具有“离心性”，即后世对故事的再书写往往存在脱离原本话语场域的情况，有时这也会发生在对相同元素或人物的书写中。与两汉相比，六朝文人从多角度不断地再创作荆轲故事，开拓和丰富了其接受史面貌。首先是神化书写，如张华《博物志·异闻》、葛洪《抱朴子·内篇·辨问》将荆轲英勇的品质神话化
66 在《燕丹子》中，田光也提到：“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程毅中点校：《燕丹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本文所引用《燕丹子》均出自该版本，此后注释从略）《燕丹子》中的描述与神话化塑造的神勇存在区别：前者仍然强调的是荆轲的英勇力量，与夏扶、宋意、秦舞阳的“血勇”“脉勇”“骨勇”不同，而后者则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突出其异于凡人的胆魄和能力。
。又如北魏张渊《观象赋》以及江淹《齐太祖高皇帝诔》叙述了以“白虹贯日”为代表的奇异天象。再如六朝皇帝刘骏、陈叔宝对荆轲的吟咏以及萧绎《金楼子》对荆轲故事的改编，是帝王以承续天命的神圣身份参与荆轲创作的开端。其次为主题重构，以阮瑀《咏史诗》、陶渊明《咏荆轲》和江淹《诣建平王上书》等为代表。最后，六朝文人还通过诗、文、赋等多种方式重现和借用燕地、易水等历史场景，如左思《咏史诗八首·其六》、江淹《别赋》、周弘直《赋得荆轲诗》、庾信《拟连珠》《燕歌行》等。
对比汉代可见，六朝文人受到乱世氛围的影响，对这一刺杀故事的书写更为情感化，解读也更为丰富多样，这种跨越历史的碰撞与共鸣隐喻着当下的社会语境。那么，荆轲故事的书写如何融入了六朝文人的记忆，揭示了当时文人怎样的情感变化？历史故事又如何在后世文化语境中实现自我适应、演化变异以及情感叠合？探讨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理解荆轲故事流变的丰富性以及重要历史人物在后世传播的复杂性。
一、六朝接受中的神化书写
六朝文人在前人基础上增补荆轲故事的内容，扩充了许多丰富、离奇的情节，体现了故事流传的离心性。荆轲故事的神化书写，包括神勇叙事、神异书写以及帝王作为神圣写作者三个方面。时人倾向于对荆轲进行神话化接受和神异化想象，他们通常夸大了荆轲形象中的某一特质，将其塑造为士人的精神代表和人格典范，或为刺杀行为本身赋予神异性，即希冀通过天气异象的警告来预兆刺杀、劝谏君王。
首先，六朝文人进一步渲染此前荆轲的英勇形象，将其提升至神勇的高度。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荆轲字次非，渡，鲛夹船，次非不奏，断其头，而风波静除。”
77 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7《异闻》，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5页。
该故事见于《吕氏春秋》：“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于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于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
88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0《知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3—554页。
这里的“荆”指的是楚国，原文所述为楚国勇士次非与蛟龙搏斗的故事，体现了“勇”的品质。《淮南子》也有类似记载
99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12《道应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13页。
，与荆轲并无关系。然而张华却将“荆”与“次非”合为人名，并与荆轲相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东汉时期材料的影响，如王充《论衡》言：“传又言：‘禹渡于江，黄龙负船。’‘荆次非渡淮，两龙绕舟。’”
1010 黄晖：《论衡校释》卷6《龙虚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82页。
其将大禹与荆次非对举，疑已将“荆次非”视作人名。次非搏杀蛟龙的事迹已具有一定的神话性，王充更将其与上古圣人禹并举，进而将其神圣化。基于此，《博物志》将荆轲与次非等同，即是让荆轲进入了与神圣人物次非相关的记忆之中。张华将历史人物与屠蛟传说相联系，呈现出文人对历史的神话化认知。同一时期，葛洪在《抱朴子》中亦强调了荆轲之勇：“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荆轲聂政，勇敢之圣也。”
1111 葛洪：《抱朴子》卷12《辨问》，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53—54页。
除了典籍书写，以荆轲为题材的画像石在两汉时期较为常见，分布在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四川等多地
1212 ［日］林巳奈夫：《石に刻まれた世界：画像石が語る古代中国の生活と思想》，东京：东方书店，1992年。
。魏晋时期的画像石延续了汉代对荆轲的神化想象，如四川江安县桂花村魏晋墓1号石棺出土了一幅“荆轲刺秦”图
1313 崔陈：《江安县黄新乡魏晋石室墓》，《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该图像的左侧柱上穿过一匕首，柱两侧分别是抬手投掷的荆轲和举剑防御的秦王。该画像石反映了墓主人希冀借助荆轲的神勇力量来镇墓驱邪。这一观念延续到六朝，正反映了当时文人以多元媒介展开对荆轲的神勇想象。
其次，六朝文人对汉代史传记载中涉及的神异天文现象格外关注，或发展天人感应学说以赋予其现实价值，或丰富其奇异细节以增强故事的复杂性。例如，“白虹贯日”作为一种异常天象，被汉人比附为荆轲精诚感天的象征，并将它的“不彻”作为刺杀失败的凶兆
1414 关于汉代对“白虹贯日”与荆轲故事相关的论述，参考《史记·邹阳列传》《列士传》等。
，具有神话色彩。以其之“不彻”预示刺杀失败，体现了汉人将事情的发展归结为天命必然的一种思维方式
1515 张月：《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武汉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北魏张渊继承汉代学说，将“白虹贯日”运用在观象中
1616 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卷22《观象赋（并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6页。
，而江淹则对此进一步阐发，主动利用此类天象来提供警示、劝谏君王。如其《齐太祖高皇帝诔》提到：“阴图食昴，潜谋贯日。征轮未誓，偏旗衔律。”
1717 俞绍初、张亚新校注：《江淹集校注》上编文《齐太祖高皇帝诔》，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69—289页。本文所引用江淹作品均出自该版本，此后注释从略。
江淹认为齐太祖举兵征讨叛徒是拨乱反正、重振秩序的正义之举，因而引用“太白食昴” “白虹贯日”的典故以说明上天会对阴谋加以警示，这是此前少有的解读方式。江淹对“白虹贯日”的负面看法可能源自六朝时期的政治动荡，人们对乱臣误国事件往往怀有恐惧心理，故而将此类异常天象视为一种不祥的预兆，背离了其原初与人物精诚感天的关联。
除了“白虹贯日”，荆轲故事中亦有关于太子丹的异象，如“天雨粟”“马生角”。六朝文人同样丰富了这一细节，如张华《博物志》：“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思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1818 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8《史补》，第95页。
这段与今本《燕丹子》的开篇相似，都叙述了秦王为难太子丹，后者则在如有神助的情况下得以逃脱。鉴于《燕丹子》成书时间的不确定性
1919 叶岗对学界关于《燕丹子》成书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评议，学者提出的成书时间集中于战国说、秦汉说、东汉说、唐以前说等。参考叶岗：《〈燕丹子〉研究》，第250—291页。关于《燕丹子》的接受史研究，参见潘铭基：《互见文献研究：理论、方法与案例》，香港：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212—233页。
，假如其成书于六朝时期，则这些关于异象的记载有可能是在六朝时期出现、流行的，即六朝文人对荆轲故事中的异象进行了细节的扩充，张华可能是提出者，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位记录者。即使该书成于汉代，张华对这段情节的引用与承续，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西晋以后文人对于异象书写的重视。
再次，帝王作为古代社会中承载天命的神圣人物，其对荆轲故事的接受可视为一种神圣书写。六朝称颂荆轲英勇的群体超越了传统的士大夫文人范畴，如南朝刘宋皇帝刘骏作《咏史诗》：“聂政凭骁气，荆轲擅美风。孤刃骇韩庭，独步震秦宫。”
2020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5《咏史诗》”，第1222页。
刘骏对聂政、荆轲的英勇行为加以赞美。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则在诗歌中歌颂荆轲的侠义精神而非刺杀行动，使其形象由刺客过渡为游侠，其《刘生》云：“羞作荆卿笑，捧剑出辽东。”
2121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4《刘生》”，第2508页。
诗中言游侠刘生将荆轲视为自己的偶像，为了不被前辈荆轲嘲笑而出使远方、欲展宏图，可见荆轲故事影响之广。《刘生》是传统乐府古体诗的诗题之一，陈后主身边多位宫廷文人如徐陵、江晖、张正见等均在同时期写作了同题诗。可见，刘生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显赫地位和豪气风范，迎合了帝王及其文人集团的精神追求，而被其仰慕的荆轲亦自然得到贵族阶层的认可。
帝王还对荆轲故事进行了改编。以梁元帝萧绎《金楼子》为例，其中对荆轲故事的记载与《史记》《战国策》《燕丹子》均有所不同，既体现了荆轲故事流传的多元性与离心性，也暗示了梁元帝对杂传的喜好。从叙事结构上，《金楼子》三次提到“田光、鞠武候荆轲”，与史传中的叙述顺序不同，同时也将重点转移到了荆轲身上。在这三次会面中，梁元帝增加了诸多故事细节。第一次道：“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轲。燕太子以武阳性好弹，太子为作金丸。”
2222 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6《杂记篇》，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17页。本文所引用《金楼子》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另行出注。
文中的“金丸”与《燕丹子》有异，化用了《西京杂记》中韩嫣以黄金作弹丸的典故，可见《金楼子》通过引入杂传内容以丰富故事细节。现存典籍对秦舞阳的记载较为简略，《金楼子》则通过这一情节增补了燕国善待人才的细节。第二次道：“燕田光、鞠武往候荆轲，轲时饮酒醉卧。光等往取之，唾其耳中而去。轲醉觉，问曰：‘谁唾我耳？’妇曰：‘燕太子师傅向来，是二人唾之。’轲曰：‘出口入耳，此必大事。’”这里的情节与《列士传》相类，强化了戏剧性与悬念感。第三次道：“燕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轲，轲在席击筑而歌，莫不发上穿冠。”这里将高渐离击筑的行为附会在荆轲身上，以强化中心人物的个性形象。此种将视角、情节、传奇性等元素大量集中于荆轲身上的书写方式，既体现了当时叙述技法的进步，也表明他在书写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总体而言，六朝时期涌现出了身份特殊的写作者，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亲自参与对荆轲的吟咏和改编，体现了写作主体的神圣性。帝王对荆轲故事的神圣书写，呈现出情节改编的离心性，或促成了荆轲从刺客到游侠的身份转变，或与其所代表的弱国利益共鸣。这些作品表明最高统治者看重历史人物的忠勇侠义和豪迈气魄，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荆轲故事的流传赋予了正统性和正当性。
考察六朝时期对荆轲故事进行神化书写的原因，需涉及当时的志怪风气、博学诉求及宗教文化等因素。首先，进入乱世，时局动荡，人们的思想容易受到鬼神之说的吸引，故而六朝时期出现了如《甄异记》《搜神记》《列异传》等志怪作品。其次，六朝时期推崇“博学”，时人广泛追求各类学科知识，其中亦包括对各类奇闻轶事与神圣叙述的接受。再次，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动摇，道教吸纳了民间信仰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时而有为历史人物封圣的举动，如前叙葛洪《抱朴子·内篇》即评出了一批仙圣人物，荆轲便位列其中。最后，东汉兴起的谶纬之学虽已逐渐衰落，其余韵仍留存于六朝，例如张华《博物志》记载了大量关于吉凶征兆的内容。时局动荡之中，人们从谶应现象中寻求安全感，希望通过异象警示来规避祸患。江淹将“白虹贯日”异象视为不祥征兆以劝谏君主，正体现了谶纬观的影响。综合来看，鬼神崇拜、道教文化、博学观念与东汉余留的谶纬思想相互结合，在六朝的乱世之中得到激发，推动了志怪故事的涌现和神化书写的兴盛，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神话化接受。“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
2323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六朝文人对荆轲故事中的神话元素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并对此进行大量增补与改编，显示了历史故事在后世流传中所具有的情感张力。
二、“士遇知己”的主题重构
《史记·刺客列传》中，豫让、聂政、高渐离的事迹已显知己之义，而对于太子丹与荆轲的关系，《史记》的表述呈现出一种利益交换的意味：“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闲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2424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86《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71页。本文所引用《史记》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另行出注。
六朝文人却对太子丹与荆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改造，有意识地扬弃了其中的利益元素，推动并塑造了“士遇知己”这一颇具影响力的主题。
阮瑀在《咏史诗》中写道：“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
2525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3《咏史诗二首》”，第379页。
诗中“善勇士”“为上宾”的描述虽然与史传记载相仿，但通过对文字的凝练与巧妙的运用，诗人重点强调太子丹对于荆轲的知遇、礼遇，而弱化了金钱关系。这无形中从情感层面拉近了太子丹与荆轲的关系，体现了知己主题的萌芽。及至陶渊明的《咏荆轲》，这种知己关系被强化并最终确立，从“知遇之恩”进一步延伸到“士为知己者死”。其中“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一联明确指出荆轲的行动目的是为报答知己，形塑了其忠义的美好品德，这与此前史传中的记载是有区别的。在《史记》《战国策》中，荆轲和太子丹的君臣关系并不完全理想。荆轲起初对太子丹的委任多有推辞，直至太子丹给予他优渥的待遇才最终领命，具有利益交易的色彩。此外，荆轲也并未主动出击，反而受到了太子丹的屡屡催促。太子丹曾委婉提到：“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又如荆轲以等待他人为由，迟迟不动身，引发了太子丹的怀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荆轲受到催促和怀疑后表现为“怒”“叱太子”，可见二人之间存在不信任和矛盾，荆轲最终的行动也并非全然顺从内心意愿。与之相比，《燕丹子》中的许多言行记载均具有强烈的知己意味。《燕丹子》通过描写太子丹与荆轲共饮食、同床寝等君臣和谐的场景来正面凸显二人的知己关系，荆轲对太子丹的礼遇亦充满感激之情。他将太子丹比附为前代礼遇吕望的周文王、识得千里马之才的伯乐，通过将二人的关系与历史上的知遇典故相联系，侧面表现知己情谊。荆轲在受到太子礼遇后，直言自己因受到了知遇之恩而愿意奋不顾身地报答太子：“轲侍太子，三年于斯矣，而太子遇轲甚厚……凡庸人当之，犹尚乐出尺寸之长，当犬马之用……太子幸教之。”这与《史记》和《战国策》中太子丹的多次催促形成对比。由此可见，《咏荆轲》可能受到了《燕丹子》对知己情谊叙述的影响，提出君臣之间“士遇知己”的主题，并加以深化。
首先，诗歌为这段知己之情的萌生营造了合适的环境。该诗前四句云“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突出了太子丹善于养士的形象。然而，当时秦军大举进犯，燕国在窘境中并没有人才可用。太子丹并未招集大量门客，而是先求助于鞠武，后者无法接受太子丹的要求，改为推荐田光。田光又因年事已高，改为推荐荆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荆轲并非燕国人，此前也并未由燕国奉养。此种周折的经历难以体现太子丹善于养士的特点，诗歌故而对此进行了美化。其次，诗歌强调情感因素，弱化政治色彩，个中精髓正是“报强嬴”中的“报”字。这点明了太子丹为复仇而行动的本心，他早年作为人质被交换到秦国，受尽侮辱，因此其对抗秦国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恩怨而非政治主张。诗歌的处理方式更具有文学色彩，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且使得故事的叙述视角从对国家事务的思考转向个人情感的交流，由此，荆轲对太子丹的报答也能够脱离国事，转向知己私情。再者，根据此前提到的《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荆轲在同意以及动身刺秦时，都是先推脱，然后在太子丹的“收买”和请求之下，才开始行动。相比之下，在《咏荆轲》中，他以无所畏惧、直驰万里的气势和速度前往刺秦：“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体现出汹涌澎湃的情感与勇气。
陶渊明之所以建构出太子丹与荆轲的和谐关系，很可能是基于其自身渴求知己的愿望。他将当下的时代背景、自身的人生际遇重叠在了荆轲故事上，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六朝文人对荆轲的情感同构
2626 何孟春、黄文焕、蒋薰等学者将《咏荆轲》系于晋宋易代之际，参考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34页。
。从陶渊明中后期的整体写作来看，他在晚年其他作品中频频流露出对知己的渴望，抱有知遇于世的理想，例如在作于宋永初元年（420）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陶渊明对未能遇到钟子期那样的知音而感到悲伤：“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又如，作于同年的《读史述九章·程杵》中言：“遗生良难，士为知己”，即谓舍弃生命诚然困难，但士可为知己而牺牲。陶渊明通过赞扬程婴为知己而死的凛然大义，表达了内心对知己的渴望。在同组诗的《管鲍》中，陶渊明也于开篇抒发知遇之难的感慨：“知人未易，相知实难。”陶渊明大量以“士遇知己”为主题的写作，表达了他对于当下环境中难以实现个人理想的惆怅，以及难以遇到理想君主的悲伤。他此前曾投奔刘裕麾下，对其性格应该有所了解，后于短期之内辞去官职，体现了陶渊明对刘裕行为方式的不认可。而今他又得知刘裕杀害东晋二帝以夺取政权，其冷酷残忍也促动陶渊明重新思考和认识历史与当下。经历着乱世动荡、朝代更迭，饱览史书的陶渊明对当下的社会政治环境表示不满，便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进一步建构《燕丹子》中的知己关系，传递自己的君臣理想。
除了陶渊明之外，江淹同样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在文本中建构太子丹与荆轲之间的和谐关系。江淹认为，太子丹知人善任，荆轲舍命报恩，希望自己和建平王刘景素可以达到这一理想君臣关系。其在《诣建平王上书》中提到：“大王惠以恩光，顾以颜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其中的典故源自《燕丹子》：“后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瓦投龟，太子令人奉槃金，轲用抵，抵尽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建平王对江淹有知遇之恩，故而江淹基于自身经历，将荆轲与太子丹的关系理解为君臣知己，并将相关典故化为己用。他的上书让人联想到汉代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
2727 关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详细讨论及其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参考汪春泓：《文、笔之辨：邹阳于“文”发轫之功绩——关于“狱中上书”之一瞥》，《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邹阳和江淹都有被污蔑的经历，均通过上书来自辩、自诉，并不约而同地引用了荆轲相关的典故。《诣建平王上书》中多处可见与荆轲故事相关的典故，除上述引文外，又如：“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此处“吞舌”的典故也出自《燕丹子》：“田光谓荆轲曰：‘盖闻士不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时，言此国事，愿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向轲吞舌而死。”以田光故事自比，江淹既向建平王展示了自己以死相报的忠诚，也借此澄清自己的罪名并非真实，而是被人陷害。
从汉代到六朝的荆轲书写发生了文学主题的转向，经过阮瑀、陶渊明、江淹等人的吟咏，荆轲故事的主题从刺杀秦王转变为与太子丹之间的知己情谊。总观六朝文本，阮瑀较早地发掘出荆轲与太子丹的知己情谊；陶渊明则将主题升华为“士为知己者死”，借此来暗示自己内心对得遇于君的向往；江淹更进一步将这种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即通过建构太子丹和荆轲的和谐君臣关系来表明自己对建平王的忠心。由此可见，六朝文人对荆轲故事中“知己”元素的渲染，实际源自其自身的情感导向。六朝文人坎坷的人生仕宦经历与所处的残暴政治环境，使其无奈地将自身的仕途经历和易代之际的心态投射到了对历史人物的追忆上，进而对“荆轲刺秦”这一历史事件产生了同处乱世的情感同构。他们反思史传记载中的荆轲形象及汉朝文人的相关评价，将荆轲视为士人理想的承载者。实际上，六朝文人在荆轲故事创作中的情感表达不仅可以慰藉其身处乱世与士不遇之苦闷，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诗人在荆轲故事的再创作中，注入了指向未来的内涵。在此主题下，文人非但可以抒发自己难以实现的政治诉求，更可以为自己在后世的历史接受与形象建构奠定基础。他们在世时虽然难以完成政治夙愿，但其作品得以流传后世，从而弥补了生前的遗憾。
三、记忆场域中的燕市与易水
六朝荆轲故事接受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对地理场所的发掘和吟咏，即通过特定空间来再现与荆轲相关的场景与情节，使其成为承载荆轲故事的客观外化物，从而进一步强化荆轲形象在后世的记忆与流传。一些原本在史传记载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故事场景如燕市被六朝文人广泛书写，甚至成为主要场景。它们有时蕴含了超越故事主线的强烈情感，成为文人表达故国之思、抒发身世之悲的媒介。
燕市这一场所在六朝诗歌中发展成荆轲故事中的重要意象，并被赋予多种内涵。史传典籍中仅有《史记》提及荆轲与狗屠、高渐离在燕国闹市共饮，秦汉散文对荆轲的接受中少有提及。直到西晋，左思集中吟咏了荆轲在燕市的经历：“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2828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7《咏史诗八首》”，第733页。
两晋时期的士族垄断权力，导致英年才俊少有仕进的机会，故而左思通过塑造荆轲珍惜贫贱之交的形象，为燕市赋予了文化意义。左思将燕市这一空间引入六朝诗歌中，使之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记忆场域，其诗歌亦成为较早体现荆轲侠义风范的作品
2929 张月：《论江淹对左思〈咏史〉的模拟与接受》，《北京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
后人进一步内化对燕市的记忆，将其与自身的情感经历嵌合，使之成为抒发故国之思的触发点。江淹敏锐地识别到燕市场景中的哭泣元素，由此联想到离别，并将这一元素与燕市这一场所融合。他常借燕市以吟咏自身情感，其《别赋》言：“乃有剑客惭恩，少年报士。韩国赵厕，吴宫燕市。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专诸杀吴王、荆轲刺秦王等历史典故均蕴含着离开故国、一别不回的悲情，故而江淹以此喻指动荡不安的社会与自身多舛的命运
3030 对于江淹赋作背后具有的政治、社会隐喻思想研究，参考刘青海：《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庾信基于自己的身世经历，将两处情感融为一体，使诗歌既饱含对命途坎坷的悲哀与无奈，又进一步抒发了远行他地、一去无返的悲壮与凄凉。他运用“燕市泣”这一意象，深化了燕市所蕴含的故国之思。其《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言：“观涛想帷盖，争长忆干戈。虽同燕市泣，犹听赵津歌。”此诗写于梁敬帝绍泰元年，庾信时任校尉，出使西魏。诗中的“燕市泣”尚未有悲观情绪，这是因为下联提及“赵津歌”。后者见于刘向《列女传》
3131 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卷6《赵津女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9—250页。
，通过化用赵简子南渡而成一段婚姻佳话的典故，庾信表达了对自己顺利完成使命的期盼。然事与愿违，梁朝灭亡，庾信无法返回故国，诗歌中表达的情感开始走向悲观，如《拟连珠》二十四：“盖闻迁移白羽，流徙房陵，离家析里，凄恨抚膺。是以吴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荆轲之别燕市，悲不自胜。”庾信引用历史上一系列迁徙旧地的典故来说明自己去国离乡的悲情。在悲喜交替之中，燕市成为庾信融合自身身世的重要记忆场域，他将故国覆灭的惆怅与荆轲故事的悲壮相交叠，不仅形成了文本的互文，更架构出精神与情感的互文。由此可见，基于对荆轲故事的身世共鸣，“燕市”在六朝文人笔下成为了承载故国之思的文化符号。
这样的记忆场所还有易水。易水牵涉着《易水歌》、易水送别等著名的文化记忆
3232 扬·阿斯曼在谈到文化记忆留传的三要素时提到“诗的形式（poetische Form）、仪式的展演（rituelle Inszenierung）和集体成员的共同参与（kollektive Partizipation）”。见［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51页。
，六朝诗歌对此吟咏尤多，并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立体循环的记忆空间。此类诗歌注重色彩、音乐等空间中的布景，并涉及易水作为送别之地的特征。在色彩布置上，王粲吟咏道：“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滨。缟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挥。”
3333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2《诗》”，第366页。
强调“缟素”以烘托送别时的悲伤情感。又如阮瑀：“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3434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3《咏史诗二首》”，第379页。
诗歌同样强调素、白的视觉效果。两首诗歌均通过色彩构造出黯淡失意、悲伤送行的视觉效果，从而产生对荆轲此行不归的预见性联想。阮瑀还进一步强化、升华了易水空间中的感官体验，引入听觉效果，以“击筑歌”为背景音，夹杂了“悲声”“咨嗟”“叹气”等人声。不同维度声音的叠加融合将众人送行的悲伤情感推至高潮。随后他构造了视觉与听觉之间的通感，即通过“叹气若青云”的比喻，使在场人物的叹息可视化，令场景空间内部形成了立体的情感旋涡。陶渊明继承了阮瑀对易水空间的塑造方式，补充了“商音”这一细节，并借由音乐对人的感化作用，形塑了一个令人铭记的动态场景
3535 黎国韬、周佩文：《魏晋南北朝琴曲歌辞辑考》，《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其后还有一类以“赋得荆轲”为题的诗歌，采用前人语句为题，往往涉及易水场景。周弘直的《赋得荆轲诗》似乎就对陶渊明有所回应：“市中倾别酒，水上击离弦。匕首光凌日，长虹气烛天。留言与宋意，悲歌非自怜。”
3636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2《赋得荆轲诗》”，第2466页。
其中引入宋意这一人物及对“悲歌非自怜”的阐释，可能呼应了陶渊明《咏荆轲》中高渐离击筑悲歌、宋意高声唱和的场景。该诗在简短的篇幅中抓住了荆轲故事的两个关键场景，即燕市与易水，并同样关注到易水场景中的音乐元素。阳缙亦作有同题诗歌《赋得荆轲诗》：“长虹贯白日，易水急寒风。壮发危冠下，匕首地图中。琴声不可识，遗恨没秦宫。”
3737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6《赋得荆轲诗》”，第2558页。
诗歌融合了“白虹贯日”、易水送别以及秦宫行刺等重要情节，着意建构了易水畔和秦宫殿两个记忆空间，并通过地图、匕首等物质载体来勾连荆轲故事的记忆。诗歌最终同样落笔于音乐，认为荆轲因不识琴声而抱憾牺牲，秦宫音乐与人物的遗恨紧密关联起来，形成听觉与情感交互融合的空间。可见，六朝诗人不约而同地将内心或隐或显的情感，诉诸视觉、听觉，将燕市与易水等特定空间构筑成荆轲故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场域符号。
庾信是六朝书写易水最多的作家之一，与前人不同，他的作品唤醒了易水作为离别之情与故地之思的属性。其《燕歌行》、《拟咏怀》其三、十和二十六、《哀江南赋》等均涉及易水场景，如“渡辽本自有将军，寒风萧萧生水纹”及“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庾信对易水的吟咏侧重“离别”，或源于自己与荆轲相似的一去无返的命运，因此他特别在意易水作为故地的属性。庾信在困顿中将荆轲视作自己内心的理想人格形象，渴望获得相似的勇气，体现了自我形象与历史人物的交汇
3838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49页。
。此外，易水作为边境的象征，还常与边塞的地理环境并举，运用于游侠、边疆、征战等主题的书写中。例如，吴均作有《渡易水》：“杂虏客来齐，时余在角抵。扬鞭渡易水，直至龙城西。日昏笳乱动，天曙马争嘶。”
3939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10《渡易水》”，第1722页。
诗歌将荆轲渡易水的形象，与现实中战士在边塞渡水迎敌的形象融合，并加入胡笳、战马的嘶鸣声，由此衬托战争的悲壮和激烈。总之，一些诗人有意强化易水空间中的感官元素，另一些诗人则关注易水作为送别之地的地理特征。后世诗人经由色彩、音乐、地理属性等不同要素捕捉到易水这一记忆空间在荆轲故事中的特点，并在诗歌中强化这种关联，巩固了易水作为记忆场域、情感载体的意象内涵。这样的空间建构与连接，既能够促使诗人生动地传达自身的情感，又能将这种情感书写反哺到文化记忆的传播中。
除了诗人的吟咏记忆，六朝时期的地理学家亦对易水进行了两方面的研究，重视其中与荆轲关联的元素，这体现了时人对易水作为记忆空间的重视，也推进了荆轲故事的接受。首先，郦道元指出送别荆轲的具体地点值得推敲。其《水经注》提到：“历送荆陉北。耆旧云：燕丹饯荆轲于此，因而名焉，世代已远，非所详也。遗名旧传，不容不诠，庶广后人传闻之听。”
4040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1《易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2页。本文所引用《水经注》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另行出注。
郦道元指出，由于时间久远，并不能断定“陉北”一定是历史上的易水送别之地，其只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认为送别地点并不在此：“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其次，他对于易水流经之地，尤其是与荆轲相关地点进行考订。这些地点为荆轲故事中的诸多情节提供了可资附着的客观实物，后人得以借此回忆起荆轲的故事和传说。例如，郦道元介绍了河流附近的重要景点：“濡水又东南径樊於期馆西，是其授首于荆轲处也。濡水又东南流径荆轲馆北，昔燕丹纳田生之言，尊轲上卿，馆之于此。”文中的樊於期馆是荆轲获取其首级的地方；荆轲馆是燕太子丹招揽荆轲、供其居住的地方。这些重要情节发生的地点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事迹有了具体的现实载体，有助于故事的传播与人物形象的生成。《后汉书》记录了易水、督亢两个与荆轲故事相关的地点：“涿逎侯国。故安易水出，雹水出。范阳侯国。良乡北新城有汾水门。方城故属广阳。有临乡。有督亢亭。”
4141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23《涿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26—3527页。
《水经注》亦提到督亢亭，印证其存在。实体地点连接了昔日的场景与诗人所处的当下时空，荆轲故事由此能够深入人心，被后人广泛吟咏、讨论。
总而言之，通过场景的化用和吟咏，文人将荆轲故事牵引而出，并使之具有了承载历史意蕴和文人复杂情感的厚重力量。由于乱世环境的相似性，六朝诗人对荆轲故事的书写常常难以避开自身的黍离之悲。他们将历史记忆与自己的乱世经验相交叠，内化于心，从而使得历史具有映照当下、指向未来的作用。诗人通过勾连古今的具体地点而追忆那段遥远的风景，在易水流淌的物是人非之中，体会到自身被起伏流逝的命运所裹挟，并感受到在道德掌控之外的、不可逆转的生死离别。在自然的往复变迁中，人世的短暂与脆弱引发了人们更深远的哀思。他们在触及燕市、易水这样或存在于记忆、或存留于现实的动人场景时，当下心境与历史意蕴发生了叠合，从而真切感受到了来自历史的燕市之泣与易水之寒。对这种感受的重现与追忆，成为六朝文人追忆燕市、吟咏易水的情感动机。在地理学上，历史故事通过具体的场域被后世记录，既增强了历史与当下的沟通联系，又使得故事及人物被赋予了纪念的意义，从而在记忆中永存。《后汉书》《水经注》的编者对荆轲的兴趣正是由文化记忆而来，又通过地理考证呈现出了文人心目中长存的景观，使得这种兴趣通过场所的承载再度传递给后世。
结 语
六朝以前的文人对荆轲事件的回顾和评价，多是在反秦思潮和大一统的时代眼光中进行的
4242 ［日］鹤间和幸：《秦帝國の形成と地域》，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
。战乱频仍与血腥刺杀是乱世的产物，与统一时代的士人生活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因而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汉代文人大多将荆轲故事作为巩固汉代政治、思想统治的典故案例
4343 张月： 《追忆失败的刺客：早期荆轲故事的生成与建构》（Commemorating a Failed Assassin： The Making of the Jing Ke Lore in Early China）， 《早期中国》（Early China）第47卷，2024年。
。他们或发扬荆轲仁义忠勇的精神，或批判其以下犯上的不义性，目的在于从道德层面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然而，朝代的衰落和战乱的纷起对文化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历经汉代衰亡而进入战争频发、政治震荡的六朝时期，文人对历史故事的需求发生了转变，开始更多地关注作为个体的自身。这一方面表现在文体的转型，汉代对荆轲的探讨多见于散文，六朝则更多地增加了诗、赋类作品的接受；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虚构性、抒情性的增衍。与汉代学者偏重道德与义理不同，六朝文人增益了有关荆轲的故事性元素，例如对荆轲的神话化书写。同时，相关接受中亦衍生出复杂多变的情感，这是由于经历乱世动荡及故地覆灭，文人对荆轲的英勇悲壮产生了跨越历史的情感同构，这既包括怀才不遇者对君臣知己理想的表达，也涉及乱世文人的故国之思。六朝文人重视情感媒介，常常通过自身与故事情节相类似的经历，对特定空间场景进行追忆和怀念，从而对历史故事、场所产生亲切的情感。
情感化倾向成为六朝荆轲书写的重要特征。此时朝代更迭频繁，社会震荡不安，从国家政治与伦理道德层面
4444 参见王辉：《论儒家人格尊严思想：基于权利视角的省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进行的评判已然失去了必要的语境。乱世的生存经验让六朝文人对历史有了更复杂的认知与体会，也对战国时期的混乱与刺杀、国家的吞并与灭亡有了深刻的情感同构。由此，文人转变了对荆轲故事的观察视角，倾向于以更加文学化、私人化的表现方法来吟咏和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建立自己与历史人物的情感连接。为了寄托自己丰富的精神和情感，六朝文人对荆轲故事中的元素进行书写与改造，并积极参与到对荆轲形象的重构中。由此，荆轲也更频繁地出现在六朝作品中，并不时呈现出与历史典籍不同的面貌。其形象经过层累丰富，被神话化、艺术化，对其吟咏的诗歌也在主题上有所革新，成为乱世文人心态的复杂载体。六朝文人还发掘了文学地理空间的重要性，对燕市、易水进行吟咏和记载。碎片化的场景片段能够管窥荆轲故事的大致面貌，并且集中承载了文人对此产生的激荡情感。通过这类记忆场所，六朝文人不断放大荆轲的豪侠气魄以及视死如归的悲壮情感，他们常常站在弱势的角度，与乱世中的历史人物共情，以此映照当下的惆怅心镜。对荆轲故事的六朝书写作全面探讨，将为研究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中的传播和接受提供借鉴。
澳门大学多年度研究资助项目(MYRG-GRG2024-00068-FAH)
澳门大学多年度研究资助项目(MYRG-GRG2025-00114-F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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