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处东部天山地区的伊、西、庭三州，是唐朝进入西域的关键所在，也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根基所在。刘子凡《瀚海天山》一书，系统梳理了自贞观时代至安史乱之后百余年间，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的变迁历程
11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
。李锦绣认为，唐朝经营西域的过程可分为六个阶段，贞观四年至十二年（630—638）是积极准备阶段
22 李锦绣：《试论唐代西域经营史的分期》，《内陆欧亚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2—63页。
，此阶段内的唐廷，一边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一边利用东突厥败亡的契机，清除西域外部障碍，逐步向西域扩展，其最关键的战略部署包括：平定吐谷浑
33 雒晓辉：《分隔而治：贞观九年唐平吐谷浑后的措置》，《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
，以及降伏阿史那社尔（下文简称社尔）建立的答布政权。
在初唐蕃将群体中，社尔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存在：其一，“尚高祖女衡阳公主”
44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300《外戚部·选尚》，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390页。
，成为东突厥王族子弟中唯一“尚真公主”者
55 崔明德：《唐与突厥和亲述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23页。
；其二，曾出任“昆丘道行军大总管”
66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89页。
，是贞观时代唯一担任过“行军大总管”的蕃将
77 王庆卫：《唐贞观二十二年昆丘道行军再探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7年第1期，第138页；王玉平：《贞观二十二年昆丘道行军路线新考》，《新疆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83页。
。有基于此，社尔归唐后的事迹与功业，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88 朱振宏：《东突厥处罗可汗与颉利可汗家族入唐后的处境及其汉化》，《唐史论丛》第12辑，2010年，第196页；马驰：《唐代蕃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24—232页。
。相比之下，其归唐前的事迹则有以下几个疑点：第一，作为颉利可汗之侄，东突厥汗国的拓设，社尔为何迟至贞观十年才归唐？第二，流落西域的社尔及其部众，为何能在唐、西突厥、薛延陀等三大势力的夹缝中创建政权？第三，在答布政权覆亡的过程中，唐廷扮演着何种角色？
相关社尔答布政权的研究，先贤时哲多是以捎带的形式兼及
99 孟凡人：《略论可汗浮图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57—61页；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第2期；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碑林集刊》第10辑，2004年，第85页。
，具体其存续时间、创建条件，对唐王朝经营西域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仍有待关注。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当时军事战争和政治地理的大背景，以昭陵蕃君像石座题名为线索，在政治地缘的框架指引下，通过分析唐、突厥、薛延陀等各方势力的博弈过程，试揭橥出上述问题的深层根由。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答布政权”是否存在？
长期以来，学界之所以对社尔答布政权缺乏关注，一是其存在的时间太短，关涉到的史载与碑铭不够丰富；二是将阿史那斛勃的乙注车鼻政权，看作东突厥汗国亡后的政治延续
1010 雒晓辉：《唐初之突厥车鼻政权发覆——兼论漠北右翼板块的地缘政治》，《唐史论丛》2025年第1期。
，掩盖了其政治地位。那么，答布政权是否存在？其存在的佐证材料又有哪些？
（一）碑铭与史载中的“可汗号”
可汗，是4世纪以后北亚游牧部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每一个可汗都有独属的修饰性称号，这种修饰性称号就是可汗号
1111 罗新：《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77页。
。可汗号的来源五花八门，但多数都是带有特定内涵的美称。在传世史籍中，相关社尔的可汗号有“都布”“都富”“答布”三种（参见
表1）。占据史乘主流，以及被目前学界所认可的是“都布”
1212 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欧亚学刊》第3辑，2001年，第151页；刘学铫：《突厥汗国》，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6页；白寿彝总主编，陈光崇主编：《中国通史》（隋唐时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95页；新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
中古时期，“都布”与“答布”在语义上极为相近，都是指丝绵材质的布。两汉之交，马援出使巴蜀，蜀帝公孙述因乡人旧友之情，为马援“制都布单衣”：
《东观记》：“都”作“答”。《史记》曰：“答布千匹。”《前书音义》曰：“答布，白叠布也。”131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29页。
为《后汉书》做注的唐太子李贤认为，“都布”即“答布”，然而其所列举的《东观记》等三书皆不足以佐证之。唐人颜师古云：“答布，粗厚之布……答者，厚重之貌。”
1414 （东汉）班固：《汉书》卷91《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88页。
公孙述为马援制作软便轻薄的单衣，所用之布乃是产自南方古都卢国的木棉布
1515 徐兴祥：《云南木棉考》，《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27页。
，唯有用如此难得的南疆布匹，方能表达出其对故人的乡情，对陇蜀两方联合的诚意。相比之下，质地厚重光洁的“答布”，因其原产自西域，在占据河陇商路的隗嚣政权中并非罕品。
答布，又称白叠布
1616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820《布帛部·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651页。
。在西域各绿洲城国中，毗邻内地的高昌地区因盛产白叠，较早掌握了以之制布的工艺。根据考古实物
1717 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第48—49页。
和吐鲁番文书
1818 ［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卷2“Ot.Ry.3080物价文书”，京都：法藏馆，1990年，第18页。
记载，至隋唐时期，高昌地区的棉布业已极为繁盛，史称“（高昌）厥土良沃，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
1919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294页。
。可以说，中古时期西域地区所产的答布大多出自高昌
2020 黄楼：《西域文书所见晋唐时期的棉花与棉布——以叠茸、叠布、緤花、緤布、疊毛布为中心》，《西域研究》2024年第3期，第79页。
。对处于唐、西突厥、薛延陀等三大势力夹缝中的社尔政权而言，高昌不仅是其重要财源地，也是其战略纵深之地。以“答布”为可汗号，既蕴含厚重与光洁的美好寓意，同时也彰显了其政权对包括高昌在内的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除凸显政权统治范围外，以“答布”为可汗号，也可标榜其政权性质。自突厥立国，其汗位传承尤为重视“布民（土门）正统”
2121 鈴木宏節：「突厥汗国の建国と统観」，『東方學』第115輯，2008年，第145—147頁。
原则，即汗位继承人必须出自土门系胤裔。“答布”的突厥语音译是“Tarbag”，含有“根源、源头”之意。作为处罗可汗之子，社尔自号“答布可汗”，既可借此彰显其政治合法性，也可争取更多的政治认同。至于“都富”这一异称，极可能是传抄过程中的音误或讹写，其可信度相较于“都布”与“答布”明显偏低。
最为重要的是，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内，发掘了带有“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222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6 期，第8页。
题名的蕃君石像座，进一步印证了《唐会要》（四库本）与《通鉴》中“答布可汗”的记载。换言之，通过对不同史料中可汗号记载的比对与考辨，“答布”作为社尔在割据政权时期所使用的可汗号，其历史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并为探讨“答布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直接的名号依据。
（二）位列其中：昭陵十四蕃君像的布局
从唐王朝构建天下秩序的角度来看，太宗昭陵十四座蕃君像的原型，都是唐初构建“皇帝天可汗”秩序中的关键性人物，高宗将之勒石塑像于昭陵北司马门内，意在阐扬太宗的功业，彰显唐王朝兼祧胡汉的政治秩序，进而体现唐朝皇帝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至尊位置。
最初，在昭陵北司马门内树立蕃君像，是为了安抚欲为太宗皇帝殉葬的蕃将：
（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 擒服者 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232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庚寅条，第6269页。
中古时期，草原游牧族群普遍保留着活人殉葬的习俗，忠臣义士自愿殉葬的事例屡见不鲜。贞观八年，颉利可汗去世后，其臣子胡禄达官吐谷浑邪与其叔父苏尼失便以死殉葬
2424 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5《突厥传》，第5160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突厥传》，第6036页。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崩逝后，深受太宗皇帝恩遇信重的社尔与契苾何力，恳求以死殉葬。初登皇位的唐高宗，以先皇遗诏为由加以拒绝，随之决定在昭陵北司马门内树立蕃君石像，以此回应、安抚社尔等人的殉葬请求。
经过筛选后，社尔跻身其中，契苾何力却未能列入。尽管契苾何力才能卓越、战功卓著，即使在母亲与弟弟叛逃薛延陀、自身被羁押的情况下，仍坚守初心、誓不叛唐
2525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第3292页。
，但就政治身份而言，其归唐之前仅仅只是影响力有限的契苾部“俟利发”
2626 马驰：《铁勒契苾部的盛衰与迁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第105—106页。
，而非称雄一方的“蛮夷君长”。
《唐会要》卷20《陵议》记载：
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出（咄）苾，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突厥 都布可汗 、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普，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盛，林邑王范头黎，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2727 （宋）王溥：《唐会要》卷20《陵议》，第458页。
贞观四年以后，慑于唐灭东突厥的威势，四夷诸蕃至长安朝贡、内附者，络绎不绝。至贞观十三年（639），高句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
2828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太宗纪》，第51页。
。然而，并非所有与唐朝建立政治联系的四夷君长都能进入蕃君像之列。入选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先帝擒服者”，如颉利、麹智盛等
2929 李丹婕：《太宗昭陵与贞观时代的君权形塑》，《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1期，第267页。
；二是其部落或政权在四夷诸蕃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者，如薛延陀、吐蕃等；三是其所处地理位置，能彰显大唐对四海（天下四方）威服的政权，如中南半岛的林邑、朝鲜半岛的新罗。
唐高宗将社尔以突厥可汗的身份纳入昭陵十四蕃君像之列，代表唐廷对答布政权的政治性质有着明确定位。撇开其他蕃君不论，仅就突厥系四可汗的政治身份而言，颉利和突利是唐突双方公认的可汗；阿史那思摩是唐廷为牵制薛延陀，主动册封扶植的可汗；社尔的答布可汗虽是自封的，却与颉利等三人同列，此政治举动的背后已变相说明了唐廷对其在西域建立割据政权这一历史事实的默认与承认。从石像座题名“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的表述来看，“突厥”表明其族属渊源，“答布可汗”是其归唐前的政治身份，“右卫大将军”则是归唐后的官爵。这种将归唐前后身份叠加的题名方式，与“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的题名结构如出一辙，进一步凸显了社尔作为“蛮夷君长”的政治资历，同时也反证了答布政权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约略而言，被传世文献忽略的社尔答布政权，在唐昭陵蕃君石像座题名中留下了宝贵的痕迹。通过互证石像座题名与传世文献，深究昭陵十四蕃君石像布局的政治意蕴，印证了该政权的短暂存在以及其与李唐王朝的政治互动。
二、风云际会：答布政权的建立
在东突厥汗国覆灭、草原各部纷纷归降唐朝的历史背景下，社尔能够在唐、西突厥与薛延陀三大势力的夹缝中成功建立答布政权，这与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做出的政治抉择密不可分。
（一）率部西迁，保存实力
传统观点认为，社尔率部西迁是东突厥汗国灭亡的结果
3030 （宋）王溥：《唐会要》卷94《北突厥》，第2002页。
。实际上，社尔率部西迁发生在汗国败亡之前的贞观二年（628）
3131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其背后的促成因素是汗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而这场斗争的源头则始于处罗可汗去世后的汗位传承问题。《通典》记载：
处罗死，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不立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3232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08页。
兄终弟及与子承父业是突厥汗国内部并行不悖的汗位继承方式。具体选择哪种，则取决于汗国内部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基于“北狄风俗，多由内政”
3333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征伐·第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8页。
的政治境况，“知兵马事”
343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3《萧瑀传》，第2399页。
的可贺敦在新旧可汗交替之际，拥有极大的政治话语权力。处罗可汗暴亡后，因有可贺敦（义成公主）的鼎力支持，颉利得以承继兄位。与大可汗位失之交臂的处罗长子郁射设（即奥射设）
3535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066《唐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页；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页。
，迎来的不是叔父颉利可汗的安抚与补偿，而是猜忌与打压。至贞观三年（629），不堪忍受的郁射设，选择背离叔父、南向归唐
363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庚寅条，第6067页。
。
社尔作为处罗可汗次子，同属颉利可汗打压的对象。突厥自第二可汗菴罗之后，保留了北面可汗（设）的建制，用以监统漠北铁勒诸部
3737 雒晓辉：《突厥菴罗之可汗号之商兑——基于历史语境的考察》，《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第90—91页。
。隋末唐初之际，东突厥汗国的统治重心正式转移至漠南
3838 张文生：《东突厥建牙漠南小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69—71页。
，彼时在位的处罗可汗，以次子社尔与侄子欲谷设分统漠北
3939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288页。
。颉利即位后，为极力压制诸侄，将原本的“二设分统”改为“诸设群押”，史称：“颉利之立，用次弟为延陀设，主延陀部，步利设主霫部，统特勤主胡部，斛特勤主斛薛部。”
4040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突厥传》，第6038页。
与社尔的清廉简朴风格不同，新置诸设对所监部落横征暴敛，最终在颉利可汗统治后期激起了铁勒诸部的大规模叛离
4141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9—290页。
。为降伏铁勒诸部，重新掌控漠北故地，颉利可汗先后派欲谷设、突利率军北征，结果是突利“轻骑奔还”、欲谷设“匹马不归”，从旁助战的社尔也随之战败
424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9《张公瑾传》，第3756页。
。基于此前汗位承继的政治矛盾，颉利可汗严厉问罪于三人，并对地位最高的突利进行了鞭笞与囚禁。
贞观三年，代州都督张公瑾向唐太宗进奏“（突厥）六可取状”，其中第三状是“突利、拓设（社尔）、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
434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三年秋八月条，第6065页。
。诚然，铁勒诸部的叛乱致使东突厥丧失漠北纵深之地，专属于阿史那汗族的精兵锐卒亦因此而损失惨重，但这尚不至于令三位“先可汗子”无容身之地。纵观东突厥与铁勒诸部的交兵过程，颉利可汗派遣突利、欲谷设北征，安排社尔从旁协助，本就怀有削弱其实力的预谋，事后严惩突利，问责欲谷设、社尔，实为内部矛盾公开化的体现
4444 闫德华：《东突厥灭亡前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06—108页。
。由此可见，贞观二年社尔主动率部西迁，与贞观三年郁射设、突利二人背突（厥）降唐一样，都是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从后续发展来看，社尔率部西迁，不仅成功避开了唐朝与薛延陀的军事打击，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唐廷将统治触角延伸至西域之前，先一步在东部天山地区站稳脚跟，为自身赢得了喘息之机。此外，西域地域辽阔、邦国林立的格局，也为社尔这支外来力量提供了夹缝求生、伺机壮大的可能性。
（二）拒绝招抚，保有部众
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的败亡，有力震慑了西域各势力，毗邻河西走廊的伊吾城率先归唐，为此后唐朝经营西域提供了前沿战略要地。鉴于中原内地人口尚未恢复、国库空虚的现实困境，唐廷采取怀柔策略，极力招抚散居在伊吾地区的东突厥残余势力，结果却屡遭社尔的拒绝，史称：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唯 拓跋 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4545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第503页。
对比《通典》中的“柘羯不至”
4646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突厥上》，第5413页。
。可知，“拓跋”与“柘羯”都是“拓设”的误写
4747 王睿：《再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页。
。至贞观五年，散落在伊吾的大度设、欲谷设、泥熟特勤等诸部落，在凉州都督李大亮的招抚下陆续归唐，社尔成为东突厥诸可汗子弟中唯一未归唐者。社尔为何多次拒绝唐朝的招抚？从事件发展的脉络来看，政治野心作祟是影响其拒绝的缘由之一，但本着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内联性原则，还应考虑到背后的历史根源。
从浅层次上讲，唐廷对其兄郁射设（阿史那摸末）不匹配身份与功绩的封赏，给了社尔拒不归附的直接理由。《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八月戊午条”载：
欲谷设，突利之弟也。颉利败，欲谷设奔高昌，闻突利为唐所礼，遂来降。484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八月戊午条，第6082页。
唐平东突厥后，对来降的突厥上层贵族极为优容
4949 朱德军：《优容·征服·怀柔：唐初二帝经营东突厥战略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史称：“其酋及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有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5050 （宋）王溥：《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第1554页。
其中对突厥汗族阿史那氏子弟的优容宠遇，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由上表可知，接受唐廷册封的阿史那氏子弟，主要是颉利（含本人）、始毕、处罗三位可汗的后裔，以及苏尼失、思摩为代表的汗族旁支。首先，始毕系、颉利系（追封）旁支系均获得了郡王爵位，惟处罗系未获此殊荣。其次，阿史那氏子弟大都被授予禁卫系统中的高阶军职，而处罗系的郁射设，最初仅被授予无职无权的勋官（上大将军），此后虽获得右屯卫将军的职事官，但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逝，始终未获晋升，处境颇为尴尬。再者，得到唐廷有意扶植的旁支系，获得了北开（化）州、北宁（宁）州等羁縻府州的实际控制权，而在三可汗后裔中，唯有突利实际掌控着自己的部落。如果说让突利荣膺七百户实封、继续掌管部众，是因为其在贞观三年对颉利的反戈一击、提前归附。那么，与突利“并率所部来奔”
5151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突厥上》，第5411页。
的郁射设，为何也要远离部落。客观上讲，作为处罗可汗长子
5252 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第2册《阿史那哲墓志》，“祖摸末……处逻（罗）可汗嫡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的郁射设，其归唐后的政治待遇确实远逊于同为可汗子的突利，甚至比之苏尼失、思摩等汗族旁支，都大有不如。如若说欲谷设选择归唐，是因为其兄长突利的“为唐所礼”，那么郁射设的处境无疑让社尔对归唐产生犹疑。
从深层次来看，郁射设的冷遇与社尔的犹豫，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父处罗可汗执政时期的对唐政策密切相关。纵观六至九世纪，柔然、突厥、回鹘的南下目标，多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几无十世纪以后契丹、女真等一统天下的宏图，唯有处罗可汗在位期间曾有过逐鹿中原，建立北族王朝的谋划，并且付诸实施。
武德三年（620），随着唐朝统一进程的加速，胸怀壮志的处罗可汗在梁师都（割据夏州）的挑唆下，决定仿行“魏孝文（道武）
535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8，唐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条，第5895，5896页。
之事”
545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6《梁师都传》，第2280页。
，建立突厥主导的北族王朝。迫于可贺敦义成公主的复隋主张
5555 ［日］石见清裕著，胡鸿译：《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8页。
，处罗可汗采取折中策略，打出“取并州以居杨政道”
5656 武德三年（620），义成公主将萧皇后与孩提之年的隋炀帝之孙杨政道，迎入东突厥，以定襄城为都，建立“后隋”政权，义成公主与萧皇后是为实际掌权人。
的扶隋旗号，组织四路大军攻唐。若非处罗可汗中途暴亡，立国之初的唐王朝很可能躲不过这场兵灾。不仅如此，直至贞观初年，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唐朝官员与义成公主、萧后
575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春正月条，第6071页。
互通政治信件
5858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9页。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处罗可汗的扶隋反唐政策，不仅在军事上给唐廷以重大压力，也在政治上挑动了唐朝内部的骑墙势力。
根据相关史料与时局背景，吴玉贵先生认为处罗可汗的暴毙，乃是唐朝使者郑元璹的“杰作”
5959 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63页。
，且不论此推断是否可信，但相较于资助太原起兵的始毕可汗，被唐军俘虏的颉利可汗，处罗可汗对唐朝的威胁显然更为严重，与唐廷之间的矛盾也更为深刻。社尔先是镇守漠北的拓设，后因汗庭内部矛盾激化而西迁伊吾，其间始终未与唐廷有过直接的正面冲突，但从贞观四年、五年“使者相望于道”而“拓设不至”，再到贞观九年答布政权崩溃之初，仍徘徊于西域而不愿归附的史实来看，其父处罗可汗与唐廷之间的政治矛盾，实为影响其政治抉择的重要考量。
此外，自贞观二年西迁以来，历经数年经营，尤其在收拢逃亡至西域的东突厥残众后
6060 （宋）王溥：《唐会要》卷94《北突厥》，第2002页。
，社尔所部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壮大。如果接受唐朝的招抚，则意味着失去对部众的直接掌控，其部落也将被纳入唐朝的羁縻体系，这对于一心想要“为先可汗报仇”
6161 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第2388页。
、恢复汗族荣光的社尔而言，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西域复杂的政治环境也为社尔提供了观望和周旋的余地。东突厥汗国覆灭后，西域并未立即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宿敌薛延陀因消化战果而停留于漠北，强大的西突厥因统叶护可汗的暴亡而纷争迭起，唐廷虽已将统治触角延伸至伊吾，但短期内尚无力西进
6262 11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仇怨》，第11571页。
。在这种多方势力交错、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社尔选择暂不归唐，伺机寻找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治机遇，乃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抉择。可以说，拒绝招抚，既是社尔基于自身政治野心和对唐廷猜忌的回应，也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保有部众、寻求独立发展空间而采取的策略。这种坚持，使其得以在东突厥汗国覆灭后的余波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独立力量。
（三）乘其内讧，半有其国
如果说主动西迁、拒绝归唐，是社尔及其所部得以立足西域的重要内因；那么西突厥左、右两厢的尖锐矛盾，则是社尔在西域做大的主要外因。与东突厥兄弟子侄间的内斗不同，西突厥的内部矛盾常表现为达头系子孙与阿波系子孙的内斗，并逐渐演变为左、右两厢的斗争。
贞观二年，“自负强盛，无恩于国”
11的统叶护可汗，被统押左厢咄陆诸部的莫贺咄屈利毗所杀，屈利毗一跃为西突厥大可汗。随之，势力较强的右厢诸弩矢毕部推选达头系后裔阿史那泥孰为大可汗，与之相颉颃。为获得各部支持与认可，泥孰主动放弃汗位，推让流亡在康国的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勤为大可汗，即肆叶护可汗
6363 1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82—5183，5183，5183页。
。至贞观四年，在右厢诸部协力、左厢内部倒戈的情况下，西突厥各部复归一统。但随之而来的是，肆叶护可汗的昏招迭出：其一，在国内政局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发兵北征铁勒”，结果反被铁勒所败，暴露了军事上的外强中干。其二，大肆猜忌、屠戮部下，尤其是有拥立功的乙利可汗被“非罪族灭”，使得“群下震骇，莫能自固”
6464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9《突厥下》，第5456，5459页。
，继而再一次诱发了内乱，史称：
遇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奚利邲咄陆可汗 兄弟争国，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西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6565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薛宗正认为，“兄弟争国”是指“泥孰与同娥设”
6666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5—296页。
，此说不确。“西蕃叶护又死”，指的是统叶护可汗的暴亡；奚利邲咄陆可汗，全称“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
6767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0页；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11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249—251页。
，是泥孰在与肆叶护斗争获胜后，唐朝加封给泥孰的可汗号；按照西突厥内部的汗位传承来看，统叶护死后的“兄弟争国”，应是指肆叶护与泥孰之间的斗争
6868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第11520页。
。
贞观二年社尔率部西迁，至贞观十年正月归唐，其落脚点顺序依次是“伊吾—高昌—可汗浮图城—高昌”。以《册府元龟》《新唐书》为代表的传世文献，将社尔西迁与占据可汗浮图城混为一谈，如所谓“率其余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城）”
6969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114页。
，“将余众西保可汗浮图城”
7070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第2388页。
等。如此一来，不仅模糊了社尔所部的西迁路线，也遮蔽了答布政权建立与西突厥“兄弟争国”之间的关联。
贞观二年社尔率部西迁，驻留于伊吾境内。贞观四年，掌控伊吾城的粟特人归唐，唐廷随即设西伊州。贞观五年，散布在伊吾境内的大度设、欲谷设、泥熟特勤等，接受李大亮招抚，选择归唐 。不愿归唐的社尔所部，被迫再次西迁，并得以在高昌立足，所借助的正是贞观四年统叶护可汗暴亡后，肆叶护与泥孰之间的“兄弟争国”。至此时，社尔所部势力仍停留在天山以南。
社尔正式占据可汗浮图城，抢占西突厥半壁江山，应当是在泥孰病亡之后。泥孰在位的时间虽仅有两年（632—633），但却取得了斐然成就，对外赢得了唐朝的政治支持，对内再次统一两厢，并将可汗牙帐由石国千泉东移至“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
7171 11 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的多逻斯川，着重镇抚左厢。多逻斯川与可汗浮图城是近邻
117272 12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仇怨》，第11572页。
，彼时再次强大的西突厥，绝不会容忍社尔势力染指天山北麓的可汗浮图城。
《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仇怨》记载：
（社尔）亲率五万余骑讨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遇我行人刘善因，立同娥设为咥利始（失）可汗。社尔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纵击，败之，复保高昌国。127373 13 孟凡人：《北庭和高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43页。
“行人”刘善因册封泥孰
13，事在贞观七年（633）
14。考诸史籍发现，册封泥孰之弟同娥设的是桑孝彦，事在贞观八年十月
747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焉耆传》，第5301页。
。统叶护、肆叶护父子在位时，注重掌握右厢势力，泥孰将可汗牙帐东移至多逻斯川，旨在强化与左厢之间的联系。因此，在泥孰死后，势力强大的右厢势力公开反对泥孰的继任者——同娥设，同娥设也一度被驱逐至焉耆，废为小可汗，幸得唐朝的政治册封才得以稳定内部局势
7575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60页。
。由此推断，社尔应当是该时段内夺取的可汗浮图城。
诸史均有记载，社尔“半有其（西突厥）国”。此处的“半”并非简单的地域划分，实则指社尔对西突厥左厢部分部落及属地的控制，尤其体现在对天山北麓重镇——可汗浮图城的占据上。可汗浮图城地处交通要冲，既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咽喉，也是控制西域东部的战略重镇。社尔占据此城，不仅获得了稳固的根据地，更得以掌控丝路北道的部分贸易收益，为其政权的存续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撑。
答布政权建立后，社尔便迫不及待地选择东征薛延陀，“建国”与“东征”之间的间隔极短。贞观八年十月，唐廷派使者桑孝彦册封同娥设，其间恰逢社尔东征薛延陀，由此可间接推定，答布政权的建立也应在贞观八年。社尔称汗建国的条件是“半有其国”与“新得西方”
7676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114页。
，故可合理推断社尔正式占领可汗浮图城的时间，也应是在贞观七年至八年十月之间。
综上可知，社尔西迁至伊吾，是窘于东突厥内部的政治斗争；辗转至高昌，是迫于伊吾归唐的形势；而抢占可汗浮图城、建立答布政权，则得益于西突厥内部的一系列内讧。可以说，正是西突厥内部“兄弟争国”的接连内讧，削弱了其自身统治根基，为社尔创造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在泥孰病逝、同娥设初立且遭遇右厢势力反对之际，社尔成功夺取了极具战略意义的可汗浮图城，并以此为据点，建立答布政权。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社尔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的政治军事才能，也印证了西突厥内讧这一外部条件对答布政权建立的关键作用。
三、唐朝介入与答布政权的速溃
相关答布政权败亡的史料，始终以社尔与薛延陀、西突厥等多边关系为主叙述，既忽略了“唐朝介入西域事务”这一重要线索，也未深入剖析唐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得相关答布政权速溃的研究长期偏离历史的真相。
《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正月辛丑条”载：
及薛延陀叛，攻欲谷设，社尔兵亦败，将其余众走保西陲。（贞观四年）颉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乱，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诈往降之，引兵袭破西突厥，取其地几半，有众十余万，自称答布可汗。社尔乃谓诸部曰：“首为乱破我国者，薛延陀也，我当为先可汗报仇击灭之。”诸部皆谏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镇抚。今遽舍之远去，西突厥必来取其故地。”社尔不从，击薛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会咥利失可汗立，社尔之众苦于久役，多弃社尔逃归。薛延陀纵兵击之，社尔大败，走保高昌，其旧兵在者才万余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帅众来降。777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正月辛丑条，第6117—6118页。
相较于两《唐书》的记载，《通鉴》所记上述事件的完整性更高，但就叙事思路而言，三者基本相同，均将答布政权的败亡，归因于薛延陀的军事打击与西突厥的地缘压制。应该说，从社尔不顾“诸部皆谏”，执意东征薛延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然而，其政权从“败局已定”到“迅速崩溃”，背后也离不开唐廷对西域事务的介入。
贞观六年，尚处休养生息的唐王朝急于介入西域事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逐渐壮大的社尔势力，严重威胁到了内乱不断的西突厥以及彼时在西域统治力量薄弱的唐朝。从贞观四年、五年唐廷“招抚使者相望于道”，而“拓设终不至”的结局来看，社尔已有割据自立的意图。贞观五年、六年，高昌主动出击，悍然劫掠西伊州与焉耆，其身后的支持者便是社尔势力。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记载：
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伊吾先臣西（东）突厥，至是内属，文泰又与叶护连结，将击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7878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高昌传》，第5294页。
高昌攻击伊吾事件，事在贞观五年（631）。贞观十三年，《讨高昌王麹文泰诏》中称伊吾之地“遭其寇攘”
7979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蕃夷·讨伐》，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2页。
，指的便是此事。“冠军”是高昌官职中的“冠军将军”，由阿史那矩担任，刘子凡认为这是社尔势力左右高昌国政的表现
8080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第31页。
。王素先生考证认为，高昌的“叶护”与“冠军阿史那矩”都是社尔的部下，彼此存在役属关系
8181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15—417页。
。
从贞观五年的西域局势来看，自长安朝贡回返的高昌王麹文泰，没有理由去攻打西伊州，毕竟这座粟特人掌控的唐朝羁縻州——伊吾城，并未对高昌造成直接威胁，所谓“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蕃碛，人非中夏，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
8282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第2389页。
，这表明彼时的唐廷并未有以伊吾为前沿基地，继续西进的谋划。但对于社尔而言，伊吾不仅是其西迁的第一站，更是东突厥逃众的聚集之地。贞观四年，粟特人选择归唐，其中固然有唐廷绥集招诱的原因，但这却是对东突厥的背离，社尔及其所部也因此被迫继续西迁。薛宗正认为，伊吾归唐是粟特人“反对东突厥统治的暴动”
8383 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制》，《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的体现，这里的“东突厥”，即指社尔、欲谷设等散落在伊吾境内的东突厥余部。换句话说，相比之高昌，社尔势力更仇视伊吾，也更有出兵劫掠的军事动机。
对社尔势力而言，劫掠伊吾可有三“利”：其一，彰显政治立场，坚定部众信心；其二，粟特人多积聚财富，劫掠伊吾可补充军需物资；其三，可借机影响高昌政治立场，顺势将势力渗透入高昌国内部。此事发生后，唐廷“下书切让”麹文泰，征召阿史那矩入朝，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对社尔势力的一次间接敲打。结果是阿史那矩拒绝入朝，麹文泰只得遣长史麹雍谢罪，由此也可窥得社尔势力对高昌政局的影响力。
《旧唐书》卷198《焉耆传》记载：
贞观六年，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848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焉耆传》，第5301页。
大碛路，是两汉时期的北道，魏晋时期的中道。此路从敦煌出发，沿疏勒河西行至楼兰，后沿孔雀河西北行至焉耆。隋唐时期，以高昌为枢纽的天山北道逐渐代替大碛路，成为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主要通道。有学者认为，焉耆请开大碛路的举措，严重损害了高昌的贸易收益，引起了高昌王的不满
8585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418页；［日］荒川正晴著，冯培红、王蕾译：《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110页。
，进而引发战争。
实际上，贞观六年高昌与焉耆的战争，并非仅限于两者间的冲突，其间还夹杂着西突厥与社尔势力的博弈。大碛路因废弃已久，行进困难，商旅使者已久不往来，而焉耆却以高昌壅绝入唐商旅使节为由，请求重开大碛路。其中不仅有掌控丝路贸易的经济因素，也有开拓泥孰系西突厥与唐朝交通的政治考量，从此后使者刘善因、桑孝彦等多次调整西行路线的行为中，也可窥得一斑
8686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9页。
。刘子凡认为，彼时的焉耆内有西突厥庇护，外有大唐政治认可，而高昌却敢出兵剽掠，主要是基于社尔势力的暗中支持
8787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第33页。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焉耆传》，第5301页。
。
由上可知，早在答布政权建立之前，四下扩张的社尔势力就已经与唐王朝有过摩擦。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抵制唐朝的连番招抚，挑衅“皇帝天可汗”的政治权威，威胁唐在西域的羁縻统治。有基于此，从贞观六年七月派使节册封泥孰开始，原本保持中立的唐廷，正式介入西域事务。尤其是当社尔建立割据政权，打破西域原有的平衡秩序之后，唐廷便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应对之。
其一，册立同娥设，扶植西突厥。泥孰卒后，西突厥内部再次出现混乱，唐廷遣桑孝彦持节册封同娥设
8888 雒晓辉：《节度使体制前唐王朝对北疆的经营与应对》，清华大学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页。
为咥利失可汗，维护泥孰系（亲唐派）在西突厥中的正统地位，助其稳固政局。自两汉以后，中原王朝在西域各城国、部落中具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尤其是在各势力分散的情况下，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与承认，几乎就等于拥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至贞观四年，唐太宗被西北诸蕃君长尊奉为天可汗，西域北荒诸蕃的政治交接须仰赖唐廷的玺书册命
8989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9《北狄传》，第6138页。
，所谓“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
9090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59页。
。对同娥设所代表的泥孰系突厥而言，唐朝的册封使其获得了正统地位，极大抬升了其政治号召力 。
有了唐朝册封与正统名分的加持，同娥设的政治地位得以迅速巩固，原本反对激烈的右厢势力也大为收敛，西突厥内部渐趋稳定，这对占据西突厥半壁江山的社尔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威胁。史载，社尔与薛延陀连兵百日，陷入僵持之际，“会咥利失可汗立，社尔之众苦于久役，多弃社尔逃归”，这表明同娥设的立稳，极大地动摇了社尔部众的军心，许多原属西突厥的部落成员，在同娥设这位新可汗的感召下，选择脱离社尔势力，返回西突厥故地，继而直接导致社尔兵力的锐减与战斗力的下降，使得薛延陀能够轻易“纵兵击之，社尔大败”。此外，西突厥的复起，又让仅剩万余残部的社尔，不敢返回毗邻西突厥辖地的可汗浮图城，只得退至天山以南的高昌境内舔舐伤口。
其二，将羁縻州性质的西伊州改为正州，强化中央政府对东部天山地区的掌控力度。伊、西、庭三州与安西四镇是唐朝统治西域的两大基石，而伊州又是唐朝经营西域的起点。伊州归唐始于贞观四年，唐廷以之为羁縻州——西伊州
9191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从贞观四年唐廷安置内附族群的整体视角来看，西伊州的设立，是与安置东突厥部众的关内道羁縻府州，同步进行的，其治理逻辑与原则也如出一辙
9292 刘子凡：《从伊吾到伊州：唐代伊州的建立与唐朝进入西域史事考索》，《西域文史》第9辑，2014年，第224页。
。然而，当贞观八年
9393 相关伊州的改制时间，有“贞观六年说”和“贞观八年说”，本文采信后者。前者见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置》，《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2011年，第8页；后者见吴玉贵：《隋唐伊吾史二题》，《西暨流沙：隋唐突厥西域历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81页。
，关内道所辖羁縻府州尚保持原状时，远在碛西的西伊州却率先改制，提升为正州。
至隋末唐初，西伊州成为丝路北道上的第一道门户，但因地处边陲，三面被沙碛阻隔，四周民族势力交错，实乃典型的变乱频仍之地。对于刚刚走出隋末战乱阴影、国家经济尚处恢复阶段的唐王朝而言，将羁縻属性的西伊州改为中原体制的经制州，势必要从内地派遣流官，征发人力，以配合和维护其稳定。然而，此类行役戍守所消耗的物资并非固定数额，而是需要频年的征发与转运。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唐太宗欲建置州县，稳固西陲，魏征、褚遂良以“不以外夷劳中国”为由表示反对，故而最初的西州也是羁縻州——西昌州
9494 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由此可见，贞观八年的伊州改制并非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而是基于经营西域的政治需要。从地缘战略视角来看，此举实为应对毗邻西伊州的答布政权。
伊州改制后，唐朝是否立即推行更为直接有效的行政管理，加强军事布防，从而在东部天山地区建立起稳固的前沿阵地，在缺乏新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尚无法做出定论。然而，伊州改制的举措，却间接表达出了唐廷对东部天山地区的持续关注与政治立场。当社尔势力处于全盛之时，伊州便是唐廷的西陲重镇；而当社尔仅剩万余残部退守高昌时，伊州则转变为悬于高昌东方的利刃。这一举措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势”，虽不能直接迫降社尔，却足以令高昌产生动摇。贞观十年正月，社尔率部归唐，却未能促使高昌一同归附，这表明损失惨重的社尔势力已无力掌控高昌政局。史载“社尔大败，走保高昌，其旧兵在者才万余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率众来降”
959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正月辛丑条，第6118页。
，此处的“畏”字背后，除西突厥的直接威胁外，还应包含薛延陀的敌视、高昌的摇摆与反抗，以及东面伊州的潜在威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率部降唐成为社尔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唐、薛延陀、西突厥三方势力在答布政权崩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概括为：薛延陀在军事上阻断其崛起之路，西突厥在地缘上断绝其天山北麓的活动空间，而唐朝方面则通过扶植西突厥与伊州改制，挤压其在天山南麓（高昌）的最后立足点。社尔政权本就是在西突厥连番内讧的缝隙中建立起来的，根基并不稳固，东征薛延陀的决策失误，使其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而唐廷的适时介入，进一步加速了其败亡的进程。可以说，社尔政权的速溃，是其自身战略失误以及唐、薛延陀、西突厥联合打压的结果，其中唐廷的介入并非简单的历史背景，而是加速这一政权走向覆灭的重要推手。
余 论
行文至此，关于突厥答布政权与唐初西域战略互动的探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贞观八年，社尔及其部众在天山东部地区创建答布政权，一是基于其个人的廉洁谨慎与智勇双全；二是得益于唐、薛延陀、西突厥三大势力各有所绊、无暇他顾，尤其是西突厥内部的频繁内讧，为其政权建立提供了有利契机。
第二，社尔答布政权是典型的游牧与农耕相结合的二元结构政权，既保留了突厥军事贵族的统治模式，又依赖于绿洲农业的税收支持，其存在填补了东突厥灭亡后西域东部地区的权力真空。
第三，社尔答布政权的速溃，是其自身战略失误以及唐、薛延陀、西突厥联合打压的结果。薛延陀在军事上阻断其崛起之路，西突厥在地缘上压缩其在天山北麓的活动空间，而唐廷则通过扶植西突厥和伊州改制，进一步挤压了其在天山南麓的最后立足点。
第四，唐廷通过接纳社尔及其所部的归降，极大削弱了东突厥的复辟势力，并获得一批熟知西域的军事人才。此后，社尔积极参与平定高昌、龟兹等战役，功勋卓著
9696 参见（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四》，第11405页。
，成为唐初开拓西域的重要将领。
要之，基于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差异，唐廷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采取分区域、多层次的管治方式，在接近内地的天山东部建立伊、西、庭等经制州；在塔里木盆地四缘绿洲城镇，设置军镇；四镇之外的地区，广置羁縻府州。因应时势的变幻，羁縻府州骤增骤减，安西四镇复弃复置，唯有伊、西、庭三州始终是维持西域统治的基石
9797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
。以可汗浮图城为汗庭，以高昌为主要役属的答布政权，所盘踞区域恰是之后属唐的庭州与西州。因而，无论是基于“断匈奴右臂”，从西方入手解决北方问题，还是出于华夷一家思想下的主动开拓
9898 李锦绣：《汉唐经营西域目的比较》，《史林》2014年第4期，第53—54页。
，解决社尔答布政权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支点。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答布政权的兴亡体现了7世纪中叶西域多方势力的消长，唐朝方面通过灵活的外交、行政建制、军事吸纳等举措，逐步从间接遥控转向直接治理，为此后进一步经营西域奠定基础。可以说，答布政权的存续虽短暂，但却是唐初经略西域的重要转折点。答布政权的覆灭不仅标志着东突厥势力在天山东部的终结，更表明唐廷以“渐进制疆”的多元治理方式，取代了单纯的军事征服。昭陵石像座题名作为“沉默的史官”，补全了正史缺失的一环，为了解贞观时代唐与西域关系，提供了物质文化视角的佐证。以往研究中忽略社尔答布政权的兴勃亡忽，也就没能关注到贞观前期唐王朝经营西域的主动性与坚决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北部边疆经营方略与治理体系研究”(629—686┫┣25CZS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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