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视角的双循环边界构建与政策思考

Construc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Framework from an Industrial Perspective：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Reflections

摘要

从产业发展视角看，内外循环分别是对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利用。这种分析视角要求宏观分析超越凯恩斯传统的“总供给—总需求”框架，一方面，进口应被视作对国外资源的利用，而非总需求的漏出量；另一方面，反映产业性资本流动的直接投资，同商品贸易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具有共同性，在国际收支统计中应合并为基本国际收支，对应地，经常账户差额应拓展为基本差额。所以，外循环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还应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外循环和内循环对产业发展而言分别代表效率和安全，越追求产业发展效率，外循环依赖度越高；但是伴随着全球化逆潮和地缘冲突，大进大出的模式存在安全隐患。达成合意的内外循环边界必须兼顾产业发展效率与安全，在政策上可以通过区域贸易投资协定和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来调节。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dual circulation” framework conceptualizes the domestic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as utiliz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ources and markets， respectively. This analytical lens calls for 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hat mov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Keynesian aggregate supply-aggregate demand paradigm. On the one hand， import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channel for accessing foreign resources rather than merely as a leakage from aggregate demand.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balance-of-payments accou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eflecting cross-border flows of industrial capital—shares fundamental similarities with merchandise trade in its effect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it is conceptually appropriate to consolidate these components into a measure of the “basic”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correspondingly， to broaden the notion of the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into a “basic balance.” In this framework，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encompasses not only trade in goods but also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external and domestic circulations embody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respectively. A stronger emphasis on industrial efficiency tends to increase reliance on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deglobalization pressures and heightened geopolitical tensions， a model characterized by large gross trade flows may entail latent risks to industrial security. Achieving an appropriate boundary between domestic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therefore requires jointly internalizing the objectives of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differentiated boundaries across industries can be calibrated through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through adjustments in industry-specific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 产业发展 / 内循环 / 外循环 / 实际有效汇率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internal circulation / external circulation /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一、引 言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

1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2025年10月，“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再次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国际来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压力和风险显著上升，内循环的主体性进一步凸显。从国内来看，中国已经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明显，加之完整的工业体系，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循环，现实条件已逐步成熟。

现有对新发展格局的研究，多沿用传统宏观经济“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分析范式，供给端强调生产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以及技术创新，需求端则重点在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其核心要义是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对接以畅通经济循环。然而，这种分析范式一方面容易视进口为总需求的漏出项，认为进口不利于经济增长，忽视了进口在利用国外资源上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不同产业发展可能面临不同的堵点，在融入新发展格局时应有不同侧重。各产业发展究竟是偏向内循环还是偏向外循环？如何引导产业发展在内外循环之间的偏向？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忽略产业之间的差异。

因此，本文尝试从产业发展视角对新发展格局进行解读，将产业差异的现实背景嵌入到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之中。本文第二部分回顾了现有文献，论述传统宏观经济分析范式的局限性，并阐释从产业视角分析的意义；第三部分提出在产业发展视角下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思路和关键原则；第四部分回顾了我国产业发展阶段和经济循环的变迁，对新发展格局进行产业视角的解读；第五部分分析了达成产业差异化内外循环边界的政策工具；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本文首先从双循环概念的界定、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以及新发展格局中的产业差异三个方面对新发展格局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然后从产业发展视角分析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

（一）新发展格局的相关研究

1.内外循环的界定

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对双循环概念进行解读。从供给和需求角度来看，王一鸣（2020）将内外循环与内外需求联系在一起，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趋弱，中国经济转向内需主导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动因。徐奇渊（2020）也从供求互动视角，将双循环视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继承与深化。从经济活动的范围出发，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依据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的发生地界定内外循环。林毅夫（2021）从产品消费市场归属定义内循环，王祎帆等（2024）将使用国内生产的中间品和消费品视为内循环。而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则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角度，认为出口是对国外市场的利用，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国外资源的利用，因此皆为外循环。

2.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如何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促进是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内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和前提，外循环是双循环的支撑和保障。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从理论角度分析指出转向内循环为主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林毅夫（2021）则指出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决定了中国的内循环比重可以更高。徐奇渊（2020）和黄群慧（2021b）都强调国内体制机制改革，高水平自立自强是打通内外循环的关键。陈斌开和赵扶扬（2023）与才国伟等（2025）证实内循环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及其主体地位的必要性。林毅夫（2021）强调发展经济应利用好外循环，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国际市场，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积极利用外国资源。黄茂兴（2026）认为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助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在实践路径方面，打通经济循环中的堵点是核心问题。经济循环的本质就是供需对接（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黄群慧，2021a），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究经济循环受阻的原因及解决办法。王一鸣（2020）和徐奇渊（2020）论述了经济循环中生产、流通等各环节存在的堵点，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王智强和程恩富（2024）则指出单纯作为价值增殖手段的技术进步导致产能过剩，使经济循环受阻。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指出“链长制”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政策的新形态，从挑选产业到维护产业链的转变有利于生产端突破经济循环的堵点，畅通经济大循环。

3.不同产业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差异

各个产业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步调是不一致的，不论是考虑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不同，还是不同产业链对安全的要求不同，产业内外循环的格局必然存在差异。

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不同发展程度下产业内外循环的侧重应有所不同。程大中（2015）的研究表明中国不同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Gereffi et al.（2005）也指出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其治理模式也有区别。这意味着不同产业内外循环比例天然存在差异。

从产业链安全来看，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强调通过参与全球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但随着国际环境越加复杂，产业链安全问题愈发凸显。在基于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全球经济网络中，各国的重要性不同，依赖程度各异，这种不均衡可能成为战略武器（Farrell & Newman，2019），使得全球化下产业发展的战略安全问题更为突出，例如供应链中断风险。高度依赖外循环的产业链存在较高的断链风险（洪银兴和李文辉，2022）。不同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战略地位的差异，使其面临不同程度的断链风险，因此各产业合意的内外循环比例自然不同。例如，在“卡脖子”技术上就不能高度依赖外循环（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相较于其他产业，这些产业融入双循环格局时需要增加内循环的比重（陈劲等，2020），不能为了短期的效率放弃长期的安全。

（二）产业视角分析的意义

经济是一个宏观概念。为分析经济，中国需要把经济结构化，划分为不同的产业。产业是一个中观概念，是生产某种同类产品（或服务）的全部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集合。

现有研究对新发展格局的探讨主要基于宏观视角，这种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沿用的是“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范式，长期经济态势主要考察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产能提升的作用，短期经济状况则注重考察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对产能利用的拉动作用。

这种“总供给—总需求”分析范式有其局限性：

第一，经济增长是体现在所有产业上的，而不同产业发展的堵点或瓶颈可能是不同的，有些产业面临的是产能过剩问题，有些产业却面临的是产能不足问题（韩国高等，2011）。产业视角的分析可以将企业的微观问题与增长的宏观问题相结合，使宏观分析具有微观基础。

第二，时代的变化可能导致“长期—短期”两分法的失效，长期宏观分析不看需求，短期宏观分析不看供给的弊端愈发凸显。全球化引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Helpman et al.，2016；韩军等，2015；郑新业等，2018），收入差距扩大可能降低社会总消费水平（Auclert & Rognlie，2017；甘犁等，2018），进而导致全球长期需求不足，这在AI时代可能更为严重；同样，短期需求不振在科技发展迅猛的时代也越来越可能是因为国内有效供给不足，表现为国内厂商无法生产和提供国内所需的高级消费品和先进资本品。这些问题也往往是因产业而不同的。

第三，对经济态势的分析过于注重短期分析也容易带来观点的偏颇。最明显的是，在注重短期经济波动的分析中，储蓄和进口被当成是总需求的漏出变量，以至于在人们的观念中储蓄和进口对经济总是不利的；而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增长问题，有助于矫正这种偏见。

第四，在双循环实践路径方面，传统范式强调供需匹配，对产业发展的效率与安全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从产业视角的解读则将重心放到如何在考虑到产业差异的基础上，设定产业内外循环的最优边界——即在兼顾产业发展的效率与安全的原则下，各产业发展更多地依赖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三、产业视角下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

从产业视角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传统宏观视角存在显著区别。本文首先界定产业视角下内外循环的内涵与组合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视角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最后探讨基于该框架，对汇率政策调节机制在达成合意的内外循环边界时应做的修正。

（一）产业视角下经济内外循环的内涵与组合类型

1.产业视角下经济内外循环的内涵

一种产品从购买原材料，经由工人用机器加工为产成品，出售给消费者，企业获得再生产的收入，完成一个包括供产销节点的循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循环的阐释，产业再循环首先是资源聚集的环节（雇佣问题）；其次是生产函数所概括的资源配置组合的环节（企业家才能问题），是劳动运用资本品开发土地（自然资源）的过程2

2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组织”是一种要素，它是指在企业家的参与下企业组织其他各类要素进行有效率的生产。企业家才能正是“组织”这种要素的核心。

；再次是产品生产销售的问题，毕竟生产是为消费服务的，只有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市场认可，获得货币选票，才能完成“质的跳跃”（风险溢酬问题），完成一次完整的，包括供产销节点的循环，才能继续用货币支付各类要素报酬，并周而复始地进入一轮轮的生产循环。

经济循环是企业利用资源和市场的过程，也是企业选择利用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资源和市场的过程。从产业发展视角来看，内循环本质上是产业对国内资源和市场的利用，外循环则是产业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利用。由此，将内外循环理解为一个由两个圆环构成的跑道（图1），企业作为运动员在其中可以选择更贴近内环还是外环前行，完成生产和再生产循环。更贴近内环，企业就更多地依赖内循环，更重视对国内资源和市场的利用，更贴近外环，则更多地依赖外循环，更重视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利用。

2.产业视角下经济内外循环的组合类型

内外循环是可以交错进行的：一种是国内资源+国内市场，这是典型的内循环；一种是国内资源+国外市场，构成本国的出口外循环；还有一种是国外资源+国内市场，构成本国的进口外循环。当然，更多的是同时利用国内外的资源和市场，国内与国外的比例有大小不同的组合而已。不同产业在资源利用环节和市场利用环节的内外组合比例可以存在较大的特征差异；有大出大进、大出小进、小出大进、小出小进几种类型。以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为例（图2），农林牧渔业呈现出小出小进的特征，制造业与之相反，总体上是大出大进，采矿业则具有小出大进的特征。

（二）产业视角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

1.产业视角下对出口和进口的再审视

传统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产业分析思路是不一致的。在总需求AD=C+I+G+（X-M）的定义下，出口越高、进口越少，对产能利用的拉动就越大。出口被视为注入项，而进口则被视为漏出项。由此，奖出限入的新重商主义政策被奉为圭臬，长期支配着政策界。实际上，这种观念和政策不利于产业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出口多就一定好吗？进口多就一定不好吗？

出口是本国产业对国外市场的利用，进口是本国产业对国外资源的利用。本质上，生产的背后是要素的组合，国际贸易的背后是生产要素的交换，是用由国内生产要素组合而成的商品，换取由国外要素组合而成的商品。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国际贸易正是出口本国丰裕或优势要素密集型产品，换取进口本国稀缺或劣势要素密集型产品，才能通过这种国际分工获得要素更优化的全球配置，获取贸易收益（Heckscher et al.，1991）。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循环通过交换改变生产，提高了全球资源利用效率。

进一步，按照加工程度，产品分为原材料、中间品、最终品三类。一国进口品中原材料、中间品占比越高，出口品中最终品占比越高，说明该国的加工能力或技术赋能程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收入也越高。相比之下，经济落后国家则通过出口加工程度低的自然资源、原材料、中间品，换取本国无力生产或生产成本极其高昂的高技术、高加工程度的进口产品。不同产业的技术赋能要求不同，由此在国际分工中一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差异。

出口和进口的作用都是重要的。出口结构变化反映了国内优势要素（资源、禀赋）的结构性变化，从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刻画了产业结构由低向高的序列变化，反映了一国经济总体国际竞争力的强弱（Lin et al.，2023）。同样，一国进口的是国内稀缺或劣势要素密集型产品，稀缺或劣势有三类情形：一是因国内先天缺失的资源，如粮食、能源，以及随产能而定的大宗商品如铁矿石，二是因后天竞争优势演化由优转劣而外移的产品，如轻纺工业品为代表的初级工业化产品，三是基于代表未来产业演进方向的高级最终品的技术劣势，说明高端产品国产化能力弱，提高国内有效供给和进口替代还有较大的空间。前二者的进口越多，意味着由此转移出来的相关要素资源（土地和劳动等）可用于生产其他效率更高的产品，由此提高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后者的进口为国内产业未来升级、新一轮的进口替代提供产业指引和“干中学”的机会。

由此，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进口作为国外资源，不应列入需求端的漏出项，而应增列为供给端的注入项，进入生产函数，成为产能提升的要素投入。为避免混淆，我们将宏观经济分析反映产业发展的资源投入量和相应的产能量称为供给侧总量，SS=C+S+T+M（其中C为消费，S为储蓄，T为税收，M为进口）；而将支撑产业发展的市场吸纳量称为需求侧总量，DD=C+I+G+X（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购买，X为出口）。

2.产业视角下对FDI和ODI的再审视

同理也适用于与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对外开放领域另一组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DI）。传统上将国际收支划分为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前者被视为商品市场的国内外联系，后者被看作金融市场的国内外联系。这里着重要说明的是，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列为金融账户的做法是有待于商榷的。传统的这种分类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截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账户，混淆了它们对于产业发展作用的共同性。

如前所述，外循环是产业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利用，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样属于外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FDI是国外产业性资本的流入，附属在股本投资之上的技术专利、品牌、管理、销售和信息网络等无形的高级生产要素随之流入（Hymer，1976），与国内非资本生产要素组合构成本国生产能力的有机部分。它与商品进口的区别在于，进口是国外资本要素与非资本要素组合的流入，FDI仅是国外资本要素的流入国内与本国非资本要素组合成国内产能。相类似地，ODI则是国内产业性资本要素的流出，到国外与非资本要素组合成国外产能，而出口是国内资本要素与非资本要素组合的流出。

从微观基础上看，FDI和ODI、进出口的抉择均由企业部门作出，国外拥有资本要素的企业可以选择在母国雇佣非资本要素生产并出口到东道国，也可以到东道国投资设厂与当地非资本要素结合，生产并销售产品；如何选择则主要基于产业链与区位优势（禀赋）、营商环境等的考虑。同理，拥有资本要素的本国企业也面临是在本国还是国外与非资本要素结合的选择，由此决定是出口还是ODI。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与贸易是相互替代的（Mundell，1957）。

3.产业视角下的新国际收支两分法

由此，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国际收支作新的两分法：将反映产业性资本流动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反映商业性资本流动的国际贸易合并为基本收支，将反映金融性资本流动的其余资本流动称之为非基本收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三种资本国际循环概念相对应。

由此，供给侧总量应进一步调整为：SS=C+S+T+M+F（F代表FDI），需求侧总量则调整为DD=C+I+G+X+O（O代表ODI）。依此可以从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视角来测度产业和经济规模。

一国的开放程度或内外循环度的测度也作相应的修正。用进口与FDI的GDP占比衡量该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或开放度，用出口与ODI的GDP占比衡量该国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或开放度。

（三）产业视角下汇率政策对外循环的调节机制

商品贸易的本质是要素的跨境流动，在产业发展视角下，产业资本的流动和商品贸易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是要素的流动。以出口和ODI为例，二者在本文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都是需求侧总量，提供支撑产业发展的市场。出口本质上是本国资本要素和非资本要素的组合，以商品的形态流向国际市场。而ODI是本国产业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国外的非资本要素结合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同样流向国际市场。

长久以来，学术讨论中均认为，本币贬值有利于商品出口，却不利于ODI流出；不利于商品进口，却有利于FDI流入。这种认识来自一个朴素的判断：本币贬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向外国出口得到促进；流向东道国的ODI外币价值降低，转化为生产要素的成本提高，于是ODI受到抑制。

但以上贬值对ODI影响的分析忽视了影响ODI的其他因素，Helpman et al.（2004）的研究表明出口的固定成本较低，但面临运输与贸易壁垒等可变成本，而ODI虽然需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如建厂、设立子公司），却可控制可变成本，而且贴近市场。因此，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ODI，中等生产率企业选择出口，低生产率企业仅服务国内市场。

本币贬值除了增加当期ODI承担的固定成本的外币价值，还增加了企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于是企业预期ODI规避的可变成本同样也增加。只要其使用ODI规避掉的可变成本足够大，企业仍然会选择ODI。尤其是考虑到ODI作为长期投资，在贸易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时代，贸易壁垒等可变成本增加的可能性上升，其规避可变成本带来的预期收益更高。因此贬值也会促进ODI。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对新国际收支两分法下基本收支的调节中，本币贬值可以同时有利于出口和ODI，本币升值可以同时有利于进口和FDI。即通过贬值可以增加对国外市场的总体利用水平，通过升值增加对国外资源的利用也是类似的情况。

因此，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产业发展角度看待宏观经济，不必对ODI这种产业资本的流出避之不及，也不必将进口视作国民财富的流出。二者与出口和FDI同样重要，是主动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不同方式，都有助于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需要把握一定的度，这是从产业发展安全层面出发必须要有的考虑。由此产业视角下解读双循环必须考虑内外循环的边界问题，本文在后文对此进行探讨。

四、新发展格局的产业视角解读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或发展会产生怎么样的引领作用？本文也从产业发展视角进行相应的解读。

（一）产业发展阶段与经济循环变迁

如前所述，从产业发展看待经济循环，其本质是资源和市场利用的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前期发展格局下对资源和市场利用的方式不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无法应对新阶段外部环境的挑战。从产业发展视角可以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3

3 世界银行（1987）将贸易战略分为坚定内向型（Strongly Inward-Oriented）、温和内向型（Moderately Inward-Oriented）、温和外向型（Moderately Outward-Oriented）和坚定外向型（Strongly Outward-Oriented）。本文参考其分类方式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划分。

（图3），这五个阶段对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利用有较大的差别，表现在进口、出口、FDI和ODI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在产业发展的早期，经济会偏向内循环以保护幼稚产业，避免受到过于激烈的冲击而一蹶不振；在经济发展的扩张期，经济体会越来越依赖外循环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随着产业发展逐渐成熟，产业安全逐渐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体重新重视内循环，逐步转向追求内外循环均衡，兼顾产业发展的效率与安全。

（二）过度依赖外循环存在的风险

中国的产业发展在全球化红利下充分利用了国外资源和市场，然而这种大进大出的发展格局也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第一，次贷危机后长期的世界经济低迷，导致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容量不断收窄，致使出口导向型战略难以为继。第二，国内资源承载力越来越难以支撑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维系的出口增长，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实现中国产业或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的中、高端环节的持续升级。第三，产业和贸易结构高级化，意味着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源和市场方面的争夺日趋激烈。在人类技术进步没有出现颠覆性突破，世界“富人俱乐部”人数受限的情形下，现有发达国家必然不甘让中国轻易获得高附加值产业或产业链环节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对此中国必不能再心存侥幸依靠外循环。

发展格局的转变已势在必行。次贷危机后，中国事实上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路径。中国出口增速显著放缓，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开始回落，由此为世界市场而设计的产能通过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通道）来消化的数额显著增加（孙楚仁等，2017）。这实际上是在主动矫正以往大出大进方略的缺陷，向内外均衡型经济回归。

特朗普当局上台后，中美冲突被摆在明面且日益激烈，并且从贸易战（市场争夺）上升到科技战（技术资源争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对2008年后中国开放和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实践的高度理论凝练。后来疫情冲击叠加中美冲突逐步走向全面和深入，也进一步验证了其科学性。

（三）产业视角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从产业发展的视角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上降低对国际资源（包括技术）和市场利用的依存度，相应提升和主要依靠对国内资源和市场利用，特别是高附加值产业或产业链高价值环节更为如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引导外循环为内循环服务，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实现更高质量的内循环。

从理论上这要求对政府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函数进行修正，将可测度的产业安全和效率细化到不同产业，把产业发展路径修正到对于效率和安全的权衡上。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府高质量发展目标函数：

U=\alpha Y\left(\mathrm{\Theta },\bullet \right)+\beta R\left(\mathrm{\Theta },\bullet \right)+\gamma W\left(L,S,X\right)

其中，Y\left(\mathrm{\Theta },\bullet \right)代表政府对效率的考量，Y\left(\mathrm{\Theta },\bullet \right)是一个表示全社会总产出（也就是全社会总收入）的函数，参数\mathrm{\Theta }是一个向量，\mathrm{\Theta }=\left({\theta }_{\mathrm{1}},{\theta }_{\mathrm{2}},\cdots ,{\theta }_n\right)，{\theta }_i代表产业i的外循环比例，用产业i利用国外市场（出口和ODI占GDP的比例）以及利用国外资源（进口和FDI占GDP的比例）的程度刻画，\bullet 代表其他影响全社会总产出的变量，主要是各种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效率等。\forall i 当{\theta }_i在一定范围内时，\raisebox{1ex}{$\partial Y$}\!\left/ \!\raisebox{-1ex}{$\partial {\theta }_i$}\right.>\mathrm{0}，也即在一定范围内产业i外循环比例越高，生产效率越高。

R\left[r_{\mathrm{1}}({\theta }_{\mathrm{1}},\bullet ),r_{\mathrm{2}}({\theta }_{\mathrm{2}},\bullet ),\cdots ,r_n({\theta }_n,\bullet )\right] 是一个衡量经济安全的函数，\forall i当{\theta }_i在一定范围内时，而且\raisebox{1ex}{$\partial R$}\!\left/ \!\raisebox{-1ex}{$\partial r_i$}\right.>\mathrm{0}，即在一定范围内产业i外循环比例越高，产业的韧性越差，在面对外部风险时越脆弱，进而全社会的经济安全性越差。W\left(L,S,X\right)是表示社会福利的一个函数，其参数有就业L和社会公共服务S， X是政府的其他高质量发展目标变量。

在这个框架下，全社会的外循环比例 \theta ={\sum }_{i=\mathrm{1}}^n{w}_i{\theta }_i，其中w_i是产业i的总产出在经济中的比重。政府通过调节不同产业内外循环的比例，一方面达成整个经济的内外循环边界，另一方面权衡全社会的产业发展效率与安全，达到目标函数最大化。

在政策实践上，内循环方面需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提高和振兴本国居民消费，降低本国对国外市场过高的依存度，使中国成为超大规模市场，为本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市场支撑。特别是产业从技术产品化转入产品规模化的生命周期阶段，市场支持是关键。

第二，倒逼国内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地区间的贸易壁垒，真正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从而使产业发展进一步享受规模经济的益处，降低制造成本和营运成本，使中国制造的国际优势产业范围不断扩大和升级，同时也吸引跨国公司拓展在华的“产地销”布局。

第三，国内大循环不仅仅局限于形成国内商品的统一大市场，还需要通过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打造一个国内统一的要素大市场，让市场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构建国内统一的要素大市场，关键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作用，集聚国内优质的创新资源，大幅提升本国自主创新能力。国内统一要素大市场配合国内统一商品大市场，才能真正实现供求互促、供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

外循环方面，要注重配合扩大进口政策，使中国不但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市场，藉以提升本国市场对外资的粘性，加大对跨国公司“销地产”布局的吸引力，实施反脱钩，尽可能延续新形势下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加快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典型如特斯拉）。

最后，还需要指出要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施策：一是以内循环为主，也并非一味地、全领域地降低对外开放政策力度。对外开放，既有度或量的考量，更多的还有结构、质量的考量，应基于安全和效率权衡的原则，比较国内外资源、国内外市场利用在各个细分领域的利弊，来确定对外开放细分领域有减也有增的调整，一些产业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一些产业则应着重考虑安全。二是不同产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结构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产业发展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合意比例也必然不同，即内外循环边界不同。

总结来看，唯有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经济才真正成为不惧惊涛骇浪的汪洋大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降低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肯定不是要回到封闭经济，而是要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以此为依托积极塑造高标准、高水平的主动型国际循环。在这种新型的国际循环中，中国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在更安全、更有效率的层次上实现结合和互动，增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联动效应。一方面使中国以一个更安全韧性的国内经济体系融入中国主导或参与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更稳健、高效地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提升，另一方面更好地带动和激活国际循环，为各国提供更好的市场机会，使中国成为吸引集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

五、产业发展视角下内外循环边界的政策思考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边界是指它们之间最优比率的确定。如前所述，这一边界问题既存于宏观层面，更体现在产业层面，甚至到企业层面。但无论哪个层面，都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定内外循环边界的因素是什么？

总体而言，这是经济和产业发展在效率与安全之间权衡的问题。对外开放使得一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可供利用的资源和市场得以拓展，提高了国内供给端总量和需求端总量，从而提升了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但对国外资源、技术和市场的过分依赖带来了产业安全的隐患。这种隐患会因地缘政治冲突的恶化而被日趋放大，这种风险目前是技术和市场上被“卡脖子”的发展问题，未来可能是更致命的能源和粮食上的生存问题。纳入这些考量时，达成宏观层面和产业层面内外循环边界的有效政策手段是什么？有两个值得重点思考的政策问题：一是区域贸易投资协议，二是行业实际有效汇率的管理。

（一）区域贸易投资协议问题

区域贸易投资协议作为本国与其他缔约成员国之间有义务约束性的经贸安排，是介于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一个范畴。对内循环而言，本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属于外循环，但相对于本国与非缔约国的纯外循环，又有更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具有一定的内循环性质。于是有必要考虑不同的区域贸易投资协议有哪些不同的效率和安全特征？如何发挥区域贸易投资在内外循环效率与安全兼顾中的技术性作用？

总的来看，中国同东亚国家和南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中国同其他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贸易投资合作机制，这两个机制具有地理和历史上的延续性。

在利用国外市场方面，可以将国外市场分为“准内循环”的国外市场和“纯外循环”的国外市场。在这些（准）贸易投资协定的框架下，成员国市场具有“准内循环”属性，其他国家的市场则是“纯外循环”。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初，主要是地理临近的国家和一些南方国家承接了中国的出口（Jiao et al.，2024；Jiang et al.，2023）。加强对这些“准内循环”国外市场的利用，可以降低对美欧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强中国经济外循环的韧性。

此外，对“准内循环”的外国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产业政策中的地位愈加凸显。美欧日等西方国家近几年的产业政策都在强调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除了推行高端本土化的产业政策之外，重要资源和关键零部件也在逐步推行近岸化和友岸化。中国正将对外直接投资更多转向“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和RCEP成员国（吕越等，2019），这也是“准内循环”提高外循环韧性的方式。然而，应清醒认识到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打压还限制在直接产自中国的产品，并未扩散到审查原材料和生产商是否具有中国背景上，但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当美国新一轮的本土和全球产业布局完成后，这一问题或许会被其特别针对。

在利用国外资源方面，也有类似的“准内循环”和“纯外循环”的区别。中国从南方国家进口的主要是采矿业产品，如石油、铜、铁矿石和铝，加强同南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在效率和安全两方面提高了对国外资源的利用水平。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这种经贸合作依旧持续健康发展，表明这种稳定性使其具有了一定内循环属性。

但是，在利用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方面存在较大挑战。主要原因是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技术封锁，在芯片的研发和生产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和高技术环节的表现尤为突出。

（二）行业实际有效汇率管理问题

对于宏观层面的内外循环边界的达成，实际汇率是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但对于不同产业的边界，实际汇率的一刀切效果显然不行，必须辅助以产业政策的择类性效果。

利用产业政策配合实际汇率达成合意的产业内外循环边界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政策影响各产业（行业）实际有效汇率，从而调节各产业的对外依存度，改变各产业对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选择，进而达成产业间差异化的内外循环边界。具体而言，通过产业政策改变特定产业的竞争力，调节产业的国内外相对价格、贸易伙伴结构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可以辅助实际汇率形成不同产业的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不同行业的国内外价格差异和贸易伙伴结构差异导致不同行业实际有效汇率虽然在趋势上有一定相似性，但在具体走势和波动幅度上呈现了显著差异（徐建炜和田丰，2013）。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国内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带来的国内行业关联也会影响不同行业的竞争力（苏庆义和马盈盈，2021）。根据倪红福等（2019）的测算，2005年汇改后，受名义汇率升值影响，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但分行业看时，虽然各行业出口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制造业相对成本的下降抵消了名义汇率升值的影响，使得制造业的行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幅度很小。通过产业政策改变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模式也可以辅助实际汇率对各产业的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不同程度的调节，从而达成合意的产业内外循环边界。

综上所述，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提高产业竞争力，调节产业的实际有效汇率，进而促成产业内外循环边界的达成。具体而言，在产业政策方面，不同产业的差异化边界的达成，除特殊性的数量型政策措施外，还要依靠如补贴、关税、利率优惠等价格型措施来辅助实际汇率，形成产业（行业）有效汇率来调节对外依存度。对于技术成熟的产业而言，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于市场，资源的利用主要依靠内循环形成的庞大国内产能，需要外循环和外部市场持续扩大来支撑其未来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实施出口导向、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政策支持；而技术不成熟的新兴产业，可能是人均GDP提升的关键产业，其瓶颈在于资源，特别是高端技术，这类产业应通过自主研发与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投资双管齐下实现技术突破，形成持续的进口替代，继而生成本国新的竞争优势产业，这要求中国奉行进口替代型的产业支持策略。

六、结 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综合考虑全球经济形势和中国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本文认为从产业发展视角解读新发展格局可以弥补传统宏观经济分析视角下忽视不同产业发展的不同瓶颈、“长期—短期”两分法逐渐失效、对储蓄和进口存在偏见等不足。

产业发展视角下，经济循环被理解为对资源和市场的利用，经济循环的内外之分由资源和市场的所在地决定，内循环是利用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外循环中的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对国外资源的利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对国外市场的利用。进一步，反映产业发展的资源投入总量由消费、储蓄、税收、进口和FDI构成，支撑产业发展的市场吸纳量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出口和ODI构成。相应地，在国际收支中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被合并为基本收支，前者反映产业性资本流动，后者反映商业性资本流动。这种新国际收支两分法下，通过贬值可以同时有利于出口和ODI，增加对国外市场的总体利用水平；通过升值可以同时有利于进口和FDI，增加对国外资源的利用。

基于此，本文从产业视角分析了中国对国内和国际资源与市场利用模式的转变，并提出在产业发展视角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上降低对国际资源和市场的依存度，提升对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依存度。此外，各产业融入新发展格局时应充分考虑各产业的不同堵点，设定差异化的内外循环边界，兼顾效率和安全。例如，技术成熟的产业应偏向外循环，打破市场的边界，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技术不成熟的新兴产业，其内外循环的边界应当适中，既依靠外循环引进高端技术资源，又需要提高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避免过度依赖外循环带来的安全问题。在政策方面，区域贸易投资协议是兼顾效率和安全的政策手段，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具备的产业异质性，在达成各产业最优内外循环边界上能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从产业发展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视角，结合全球与中国产业发展实际，探索各产业最优的内外循环边界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其次，各产业最优内外循环边界与合意的国际收支格局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值得深入研究。最后，综合考虑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还需要系统分析货币状况指数（MCI）对内外循环边界的调节机制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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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研究”(19VHQ004)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资助项目“海洋碳汇的核算、交易和金融支持政策研究”(SML2024SP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