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策是被晋唐文人视作“大手笔”的重要文体1，如赵翼称南朝“齐以后专以哀策为重也”2，正史与文话亦多记载“敕撰哀策”的文学殊荣3。尽管如此，哀策的文体属性却颇为复杂。挚虞《文章流别论》“哀策者，古诔之义”4广为人知，而刘勰《文心雕龙》虽承认哀策“义同于诔”“诔首而哀末”5，却将其归入“祝”而非“诔”。依循刘勰“礼以立体，据事制范”6的思路，回归哀策在帝王丧葬礼仪中的原始语境，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其文体原貌。此外，谥策与哀策均用于帝王丧葬礼仪，且皆采用策书形制 ，并随葬帝陵，二者关联紧密，有必要合而观之。本文以仪式语境为切入点，剖析谥策与哀策相配共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厘清二者各自的文体本质、功能与形式特征，借此深化对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古文体理论的认识。
一、《续汉书·礼仪志》与谥策、哀策文体研究
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讨论了哀策一体，曰：
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而文实吿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史所作之赞，因周之祝文也。7
学界多关注哀策“义同于诔”的一面，较少考究其“文实告神”的内涵8。范文澜已注出“哀策流文”指向《续汉书·礼仪志》“大丧”条的“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9。按，范晔所撰《后汉书》本无诸志，后世通行本所收《礼仪志》等八志，实为北宋时期补入的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之志文，文献价值颇高。其中，“大丧”条完整留存东汉帝王丧葬仪制，清代学者徐乾学曾言“《国恤仪注》，隋以前皆有之，而书轶不传，唯《后汉书》颇载其说”10。自王先谦起，历代礼制研究者与考古学者均已就此展开系统考辨11。范文澜的解读未能周全，根源在于谥策与哀策在帝王葬礼之中，不仅有奉迎陈设之举，更有当众宣读之仪，二者宣读礼仪存在本质差异。“太史所作之赞，因周之祝文也”一句，唐写本作“太祝所读，固祝之文者也” ，此处“读”指向宣读仪式。稍后《文心雕龙》的诸多注释虽已注出“大丧”条“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的宣读仪式，却未进一步深究哀策所祭祀之神灵以及刘勰将哀策归入祝文的内在缘由，致使刘氏“哀策为祝”之说，在当今哀策文体研究领域未能形成广泛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的文论主张虽立足宗经思想，侧重三《礼》经学对文体的规制作用，但他也重视“节文”，注重考察文体所“据”之礼仪事务 的影响。由此可知，宣读所依托礼仪情境，正是解读两类文体的关键。
《续汉书·礼仪志》记载谥策、哀策及相关礼仪曰：
太常上启奠。夜漏二十刻，太尉……诣殿止车门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进伏拜受诏。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太尉行礼……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
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武士载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箧诣陵。太尉旋复公位，再拜立……太常行遣奠皆如禮……
昼漏上水，请发……皇帝……夹羡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羡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司徒跪曰“请就下位”，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12
由此可见，谥策与哀策的宣读分属帝王丧葬不同仪节，二者在举行时地、宣读者身份、祭祀对象、行礼方位及文书典藏处所等方面，皆存在明显差异，如
表1所示：
二、谥策的册命礼制渊源与“成神”诉求下的文体内涵及形制
依葬礼仪程次序，首先考察率先宣读的文本：谥策。第一次南郊宣读谥策，史书多有记载13，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白虎通》“论天子谥南郊”引《礼记·曾子问》对其已有解释14。郑玄亦注：“《春秋公羊》说以为读诔制谥于南郊，若云受之于天然。”15其中，“天”的信仰内涵，可由沟通天人、主祭祀、“掌读祝，及迎送神”16的太祝令佐证；而“受命”之礼义，则体现于太尉“再拜稽首”的仪节。《礼记·祭统》记载册命仪式，受册人“再拜稽首，受书以归”17。由此可知，谥策宣读仪式象征上天审定并赐予帝王谥号，此一天意亦为人间所承纳。第二次祖奠宣读谥策，其含义不甚清晰。在本次宣读的仪式要素中，出自礼经者仅有行礼时间。《周礼·春官·大师》：“大丧，帅瞽而廞；作匶，谥。”18“作匶”即起柩、祖载19。仪式的其他要素，包括太尉立于载有大行皇帝之车的“车西少南”，并面向东方奉读谥策，读毕将谥策正本置于金匮之中，副本（次科）藏于宗庙等，均非出自三《礼》所载丧葬仪式。基于“副本藏于宗庙”的观念以及宣读者的方位，可以推断该仪式源于西周册命之礼。由此可知，谥策的本质是一种册命文书。
就谥策的宣读与收藏地点而论，周代册命文书在宗庙举行的册命仪式中传达给受命者20，其正本授予受命者，副本藏之王室21。谥策的宣读地点、收藏仪式与此吻合。需说明的是，宗庙之中宣读谥策，大抵因其举行时值祖奠之礼，而祖奠本就设于宗庙。至于将文书副本藏于宗庙，则并非传统葬礼固有规制，实则承袭自古册命礼制。
除却宗庙行礼空间、副本典藏制度之外，谥策宣读礼制承袭周代册命仪轨的又一佐证，为宣读者西位而立、面朝东方的方位规制。《尚书·顾命》载康王即位之礼：“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孔颖达疏引郑玄注：“大史东面，于殡西南而读策书，以命王嗣位之事。”22《仪礼·觐礼》亦云：“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诸公奉箧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23这两条材料表明，在使者（大史）代宣王命的册命仪式中，宣者立于西侧、面朝东方。虽然目前所见金文材料中的册命礼多呈现帝王南面、受册者北面的方位格局，但《尚书·顾命》对汉代礼制影响深远。如汉代册立太子之礼规定：“司空当太子西北，东面立。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24册封诸侯之礼亦取东西方位25，帝王柩前即位仪式同样规定：“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26以上诸礼，宣册者皆面朝东方。反观第二次读谥策之仪，太尉立于西南、面朝东方，可见太尉此时充当册命使者，而大行车所承载的大行皇帝魂魄，则为受册之主体。
综上，结合宗庙行礼场所、副本典藏定式、宣读者西位东向的方位特征，可证谥策宣读仪式源自周代册命礼制，其文体本质当属册命文书。帝王谥策包含两层册命内涵：一为册定谥号，亦即易名；二为册封神圣格位。前者与普通谥策并无二致，后者则依托帝王谥策独有的文体形态——以祷祝之语收束全篇——得以彰显。这既是帝王谥策区别于公侯谥策的文体特质，亦是帝王丧葬异于常制的特殊功用。
古代人臣、公侯乃至太子之谥策，多以“魂而有灵，尚兹宠渥”27一类上对下的恩赐之语作结，帝王谥策则以祈祷之语结尾。例如谢脁《（南齐）明皇帝谥册文》“天人允协，神其尚飨”28、夏侯孜《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谥册文》“与唐无疆”29、徐铉《光穆皇后谥册文》“延九庙之积庆，与二仪而长存”30，此类文辞皆祈求受谥帝、后庇佑国祚绵长。帝王谥策以祈神收尾的文体特征，印证了帝王葬礼深层的精神旨归：使逝者神化，升格为宗庙祖先。祖先与天、帝共同构成早期中国信仰的主体31，宗庙祭祀及“获保宗庙”等常见表述便是这一信仰的直观体现。帝王生前“赖宗庙之灵”，死后则化为宗庙供奉的神灵，而丧葬礼仪正是其身份神化的关键节点。
就普遍意义而言，丧葬礼仪本为生死身份的过渡仪节，承载着身份转换的文化内涵，属于典型的“过渡礼仪”。所谓“过渡礼仪”，即“每一个体的一生均由具有相似开头与结尾之一系列阶段所组成：诞生、社会成熟期、结婚……以及死亡。其中每一事件都伴有仪式，其根本目标相同：使个体能够从一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同样确定的境地”32。中国古代丧葬依托魂魄分置的仪式流程，完成逝者的身份过渡。古人秉持“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33的观念，故而丧葬之中，除却形魄入土的安葬仪式，对魂灵的安置亦贯穿始终。无论是用于“招魂复魄”34的复礼，还是“以重主其神”35的重器，皆彰显丧葬安魂定神的精神寓意。南朝徐陵所言“梓宫祔山陵，灵筵祔宗庙”36，精准概括了中国古代帝王丧葬的双重旨趣。为契合这一双重诉求，帝王送葬卤簿分为两类：以柩车为核心、承载尸身的凶卤簿，以及以魂车为核心、安置魂衣的吉卤簿。出殡途中，帝王魂灵依附于魂衣、寄居于魂车；肉身安葬之后，仍留存“容根车游载容衣……藏于便殿”的仪制，保障魂灵归返宗庙，完成“灵筵祔宗庙”。吉卤簿之所以冠以“吉”名，正因“灵魂及其灵筵、魂车是要归之于宗庙的，将来要过渡为祖先”37。
在先帝魂魄升格为祖先神的整套礼仪之中，谥策承袭古来册命之礼与册命体制，文末更以祈神之语收束全篇。这一体制特征，象征先帝承蒙天命赐谥，并由此转化为具有神力的祖先38，完成了“魂的神格化”39。换言之，帝王借助丧葬完成先祖神化的仪式诉求，既使谥策在礼仪层面取法上天册命之制，亦使其在文体形制上增设祈告结语，以此印证逝者已然具备祖先神灵之位格。概而言之，谥策依托相应礼仪所承载的核心功用，便是帝王借定谥易名实现的“成神”蜕变。
三、“告神”仪式与哀策的祝文属性及其文体形式
帝王丧葬礼仪的“成神”诉求及文化内涵，不仅塑造了谥策的文体功能与形制，亦是刘勰将哀策界定为“文实告神”的背景依据。《文心雕龙》所言哀策之“祝仪”，可以具体且明确地落实为《续汉书·礼仪志》“大丧”条的如下仪式：“容车幄坐羡道西……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40容车即魂车41，承载着象征逝者灵魂的魂衣。因此，《续汉志》所载太史令立于容车之南、面向北宣读哀策的仪式，正是对着魂衣及依凭于其上的先帝之魂宣读。魏明帝《甄皇后哀策文》云：“哀子皇帝叡，亲奉册祖载，遂亲遣奠……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42其中“灵魂”与“容车”并列互文，皆指向哀策的听者，即已通过谥策“成神”的先帝之魂。这一仪式，正是刘勰“告神”之所指。
哀策之所以属于祝文，盖因祭神之辞为祝，且祝仅能飨神而不能颂人。《周礼·春官·大祝》曰：“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43孔颖达曰：“祭于神谓之祝，于人谓之诰。”44清晰划定祀神、待人所用文体之别。哀策仅施用于帝、后及储君、储妃等准帝后层级，不通行于寻常诸侯，究其根源，在于汉代未有诸侯宗庙建制45，唯有帝后身故后方可入庙成神，具备接受祝文祭祀的资格。哀策作为专供入庙神灵所用的祝类文体，其施用范围亦随宗庙制度的演变而发生变动。林晓光已注意到，南朝梁张缵为丁贵嫔作哀策、任昉为王贵嫔作哀策，二妃皆为太子生母，应视之为皇后哀策46。可作补充的是，梁代哀策应用范围之变，亦与宗庙制度革新呼应。《隋书·礼仪志》载，梁武帝兴建宗庙，在太庙外“又有小庙，太祖太夫人庙也。非嫡，故别立庙”，小庙祭礼“如太庙礼”47。丁贵嫔虽非梁武嫡妻，无缘入祀太庙，却以太子生母身份得以入居小庙。史载“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贵嫔神主于小庙”48，丁贵嫔已然确立庙祀神格，故而能够依制享用哀策。
欲厘清哀策相较于诔文、哀辞、吊文等其他丧葬文体的形制特征，仍须立足其仪式功用与应用场域。哀策行文多由散体短序与骈体正文构成，骈文部分又分为叙列功德、铺陈丧葬情境两部分。叙写逝者功德是哀策与诔文的共通之处，是以挚虞直言“哀策者，古诔之义”，刘勰亦称哀策乃“诔首”“义同于诔”。而铺叙丧葬仪程场景，如曹丕《武帝哀策文》依次写筮宅、出殡、送葬等仪节，即刘勰所谓“哀末”，此乃哀策有别于诔等其他丧葬文体的核心标志。关于哀策详叙丧葬的行文缘由，林晓光认为，哀策文所设定的现场表演情景，正是设奠→读策→出殡这一环节的中间点，读完哀策之后，马上便要登上出殡之途，故哀策正文前半是回顾现场，后半是展望下一环节 。魏晋南朝多在出殡之前宣读哀策，虽属礼制流变后的通行做法，东汉时期的哀策文本也已悉数散佚，但哀策文中铺写丧葬礼仪场景的写作传统，依旧根植于其自古确立的安魂慰灵之本旨。据《续汉志》所载，当容车在羡道停驻后，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大驾”即大行皇帝，“舍”即居也，意即告知大行皇帝之魂已到达阴宅，可居于此宫；随后太史令面向大行皇帝之魂朗读哀策；读毕，司徒再跪曰“请就下位”“请就下房”，房即“墓中室”49。因此，哀策处于引导魂车（即先帝之魂）由墓道进入墓室的过程之中。在这样一个时空节点上，哀策承担的功能是安魂，即张华《元皇后哀策文》所谓“宁神虞旃，安体玄庐”50，郭璞《元皇帝哀策文》所谓“即安玄室”“灵爽安之”11。出于安魂的意图，太史令向魂车宣读的哀策，必然包含对刚刚完成的丧葬礼仪的回顾。其目的是告慰先帝：您的功德已被铭记，您的葬礼也已如礼且尽哀地举办。先帝亡魂于是得到全面的告慰，方才愿意安居于新的阴宅。
哀策虽脱胎于帝王丧葬礼仪，最终已然发展为独立成熟的文体样式、完成文学化演进，不再单纯是礼仪的附庸。一方面，文体形制趋于定型，逐步脱离仪式桎梏。东汉时期嗣君多亲身参与送葬之礼，史书中屡见“皇帝从送如礼”51，后世此类情形则日渐稀少。曹操薨于洛阳，曹丕“割哀即位”，未至葬礼52。西晋政权奠基于高平陵事变，素来忌惮帝王亲赴送葬谒陵引发的朝政空窗，故而宣帝遗诏明令“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53，确立了西晋皇室与帝陵之间的礼制准则。东晋幼主屡继大统，更难以亲赴陵所送葬；南朝或是帝位更迭纷乱无暇行此大礼，或是归葬路途遥远难以亲往。及至陈武帝葬礼之时，庾持等礼官议定礼制，提出“遣奠，出于陛阶下，方以此时，乃读哀策”54，足见哀策的宣读场域已稳定地从羡道移至遣奠，唐代亦同55。仪式场景几经变迁，哀策的文体格局却始终未改。尤为关键的是，文中铺叙葬仪的内容范围，长久锁定于自启殡至入葬的完整流程，完整留存东汉时期墓地宣读语境下所能铺陈的全部仪节，并未因宣读时间提前而缩减叙事篇幅。由此可见，哀策植根礼制仪式，却保有独立的文体品格，绝非礼制调整之下的被动附庸。另一方面，哀策亦因其“诔首而哀末”的体制特征，获得了超越告神安魂的新功能。哀策和碑均以“表令德”且“告哀”为形式56，这使得哀策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墓碑的叙事功能，故而汉魏六朝帝王陵寝之中，哀策与墓碑往往不相并存。刘毅指出，东汉墓碑虽极常见，但帝王陵墓均无碑。他敏锐地联想到：“东汉皇帝之葬有‘哀策’和‘谥策’，至少以哀策入陵随葬，用以标识身份。”57哀策不仅在帝陵建制中取代了墓碑，亦承接曹魏禁碑之风兴起后墓志的部分功用。南齐太子妃葬礼议定礼制之际，王俭议曰：“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58这说明在南朝文体观念中，哀策与墓志功用相通，二者可互为替代。
基于以上对哀策文体“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的讨论，可以进一步“选文以定篇”。有学者认为，现存最早的哀策文是汉章帝建初八年（83）东平宪王刘苍之“哀策”59，实则此篇并非正宗哀策。汉代除帝王专用哀策之外，另有追封王侯专用策文。如《汉书·景帝纪》所载中元二年（前148）谓“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60，属于王侯追赠体系内的通用文书。东平宪王刘苍所获之策，见于东晋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严可均将其定名“哀策”，唯一依据仅是《后汉纪》所载“乃遣大鸿胪持节护丧事，诏诸王及公主、京师诸侯悉诣东平〔会〕葬。哀策〔曰〕……”61。然而范晔《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并未使用具备明确文体属性的“哀策”之称，仅记作“及葬，策曰”62。亲身撰写过哀策、深谙其文体法度的任昉，在《文章缘起》中亦未将此文视作哀策，仅以东汉李尤《和帝哀策》定为哀策文体之始63。由此可知，袁宏行文所用称谓不足为文体判定的确凿依据，不可仅凭孤证认定早期哀策可通行于人臣群体。反观汉代史籍，《后汉书·来歙传》载帝闻其丧“乃赐策曰”，《杨赐传》载天子“赠东园梓器襚服……策曰”，两篇策文的行文内容与施用场景，均与东平王策文高度相近，严可均却分别题为《赠来歙策》《追赠杨赐策》。汉代同类追赠文书数量繁多，史书未明确标注文体者，严可均多拟题为《追赠某某诏》《追赠某某制》，不必枚举。因此，严可均“东平宪王哀策”之拟题有误，应拟为“追赠东平王苍策”之类。与此相似，正如徐国荣所指出的，赵翼“汉景帝始增哀策”64的观点，亦将上引《汉书·景帝纪》所载赐谥追赠之“策”误为哀策，不足为信65。
就隋唐以后的变迁而言，刘喆据《册府元龟》所载辛云京“以代宗大历三年八月薨，代宗追悼，发哀册，赠太尉，辍朝三日。十一月葬，遣中使吊祭”，提出唐代“有恩赐勋臣使用哀册之事”66。实则史籍中并无“发某册”之用法，“发哀”“册赠”各为常用语词。因此，此句应从周勋初等整理《册府元龟》，断作“代宗追悼发哀，册赠太尉。”67故辛云京葬礼亦未用哀策。唐代出土墓葬文献甚多，而哀策仅见于帝后陵。史思明墓虽出土哀策，但其丧葬规制全然依照帝王之礼，策文中亦尊其为“昭武皇帝”68，合乎帝王用策体例。概而言之，追赠策文属于王侯“小丧”，哀策则专用于帝王“大丧”。三《礼》之中对大丧、小丧礼制界限划分严明，两类文书体制迥异，不可混为一谈。不过，刘喆所引《隋书》开皇六年（586）李穆卒后文帝“诏遣太常卿牛弘赍哀册，祭以太牢”69一事，史料记载确凿无误。此外，其结合扬州曹庄隋炀帝与萧皇后合葬墓仅出土墓志、未见哀策，北周武帝与阿史那氏孝陵同样只存墓志不存哀策两类考古实证，再结合传世文献中周隋两代未见帝后哀策行用记录，提出周隋礼制体系内，帝王陵寝不用哀策、人臣反倒可行用此体，是其取法《周礼》、自成一代礼制格局的体现 。若此说成立，再结合前文南齐王俭所言哀策可替代墓志的论断，足以印证中古时期哀策与墓志之间确然存在功用互代的关系。
余 论
帝王丧葬礼仪承载的核心文化内涵，在于先帝经由此礼成为宗庙中拥有庇佑能力的祖先神灵。帝王谥策的文体功能，在于实现先帝承受天命赐谥之后的身份神化。谥策本质是册命仪式中的册命文书，以祈神之语作结的体制特征印证了帝王的“成神”。哀策则是面向已获谥成神的先帝神魂宣读，属于“祭于神谓之祝”的祝体，故只能用于帝、后等有资格入庙成神者。刘勰将其收入《祝盟》篇，定位为“文实告神”。由此观之，若欲深入理解早期文体，刘勰“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的文体观应成为自觉遵循的方法论。
刘勰屡言“节文”，如《诔碑》“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章表》“肃恭节文，条理首尾”，《书记》“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70。节文即礼仪。然而，此前龙学界对刘勰文体论中的仪式视角尚不够自觉。例如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均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认为“颂体而祝仪”一句中的“仪”字“疑作‘义’”71，遮蔽了刘勰文体论的洞见与深意。以哀策为例，哀策综合“诔首”“哀末”“颂体”“祝仪”四种文体特征，此外尚具“册”的物质载体72，但刘勰最终基于“祝仪”而将其归于“祝”类。
刘勰关于哀策的文体论述首重“祝仪”，正是认识到文体与礼仪制度及其背后的信仰世界之间存在深层关联。谥策与哀策并非只是在君臣、父子等现实关系中浮泛颂美，阿谀奉承。它们在人神、生死、魂魄等文化系统的交汇点上承担具体功能，承载特定内涵，彰显了“神”——即传统信仰系统——在中古文体观念与实践中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以刘勰、孔颖达为代表的中古文体学家，常常以人神之别作为辨体的核心依据。例如，刘勰提出“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73，此说承自《诗大序》“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74，正是以人神属性区别风、雅、颂三体。又如刘勰将《楚辞·招魂》归入《祝盟》篇，亦是“从礼的角度指出《招魂》的本质”75。周勋初揭示了天人、鬼神等信仰系统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宏观影响，指出文体论诸篇“其间的安排有其内在的逻辑……《颂赞》、《祝盟》二篇，与天道有关，故置于后起的文体之前。《铭箴》、《诔碑》、《哀吊》亦与鬼神有关，而仰求天神的意味稍减，故随于后”76。若将视野从《文心雕龙》扩展至整个文章传统，则刘师培已在《文章学史序》中提出中国早期文章的整体二分，“上古之文，其用有二：一曰抒己意以示人；一曰宣己意以达神”，并由此分梳脉络：“则周末得文章正传者，仅墨家、纵横家二家而已。何则？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工于祷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则工于辞令。”77由行人之官至纵横家“宣己意以示人”、工于辞令的脉络，因赋这一核心文类的兴起与衍生，早已成为理解中古文章的核心思路。然而，由清庙之守至墨家“宣己意以达神”、工于祷祈的脉络，却始终未获足够关注。尽管中古时期轴心突破早已完成，新天人关系中的“神”较早期信仰系统已有显著变化 ，天、帝、祖先大抵失去宗教约束力，祝仪亦沦为徒具传统惯性的展演，但传统信仰系统对中古文体实践与理论的影响，仍依托仪式传统与儒家学说的生命力而延续。只有在这一脉络中，才能揭示谥策、哀策二体在人臣谀美之外所承担的丰富而鲜活的历史文化功能。
谥策与哀策共处一套帝王葬礼体系，史籍之中常一并记载两类文体的作者，足见其“大手笔”地位相近。然而，《文选》等选本较少收录帝王谥策，可见二体的文学造诣高下有别，此种差异根植于二者本源文体属性的不同。“册”的文体规范形成较早且较为精确，限制了谥策的发展。帝王谥策虽出自“大手笔”，但与一般谥策乃至其他“策”类文体的形式差别不大。相比之下，“祝”兼具文学性与多元性。正如刘师培提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曰：“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若六祝六词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78哀策源于“祝”，而“祝”未像“册”那样早早形成规范约束，故其文体发展更为自由，足以供“大手笔”驰骋文思。于是哀策名篇迭出，整体文学成就远超谥策。由此可见，祝文体系对中国古代文体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浸润作用，其在文体学领域的研究价值，仍有待学界进一步深挖阐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礼制因革与南北朝至唐的文学演进研究”(25YJC7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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