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视域量化分析的召庙与城市空间共生关系研究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omiao temple and city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horizon-a case study of Dazhao temple in Hohhot

摘要

召庙作为内蒙古地区重要建筑类型，伴随着城市的演进与更新，与城市空间的共生问题成为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重要方面。针对目前内蒙古地区城市中召庙建筑与周边城市空间存在相对割裂的现状，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例，从人的行为与空间关系入手，探讨召庙周边城市空间类型及空间与人的行为活动的关系，通过视域量化分析方法试图找寻召庙与城市空间共生的路径，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以期为内蒙古地区城市更新提供有效的方法途径。

Abstract

Zhaomiao, an important architectural type in Inner Mongol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urban development as it evolves and symbiotically interacts with urban spac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lative separation between Zhaomiao buildings and their surrounding urban space in Inner Mongolia, this paper takes Hohhot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havior and space, to discuss the urban space types around Zhaomiao Templ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human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tries to find the path of symbiosis between Zhaomiao Temple and urban space through the visu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hoping to be of some help for Inner Mongolia urban renewal.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召庙 / 城市空间 / 共生模型 / 视域量化

Key words

temple / urban space / symbiosis model / visual quantization

内蒙古召庙建筑始建于元代，是本地区最具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遗产之一。召庙建筑融合了汉藏文化的主要特征^[1]，在历史上，常常以此为核心发展成为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作为宗教活动的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载体^[2]。近年来，以召庙建筑为典型的藏传佛教建筑研究不断深入，张鹏举等^[3]归纳了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形态的共性特征，并初步分析了其形态的成因；王志强等^[4]通过对五当召佛教建筑原型特征的研究，提出转译策略及空间操作方法；张海涛等^[1]分析了召庙建筑的总体布局特征，尝试探究其与汉藏寺院传统布局形态的渊源关系。当前研究多集中于召庙建筑本身及其历史文化背景与建筑群形制等方面，较少将其放在更为宏观的城市背景中研究。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Appel^[5]反思了基督教对于公共空间形成的作用；Thaddeus^[6]以惠灵顿10个教堂为例对其外部空间进行设计，促进城市空间与教堂之间的活动；Aliam^[7]通过研究城市空间中的宗教维度，探究城市空间与宗教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整个城市的运行方式的影响。

城市共生是指在尊重人活动本身和历史语境的前提下，不同城市空间相互融合，形成包容与多元化的城市模式。本文中所指的共生既是空间的共生亦是人群的共生，是基于人的视觉体验，弱化物理空间的限定，将召庙这一特殊建筑类型与周边城市空间整体分析与思考，承载复杂的功能需求与活动类型。在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召庙与城市空间关系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关联，常常处于城市发展的核心地位，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召庙的某些功能逐渐式微，文化属性逐渐突显，但在城市功能中常作为一个单独个体来考量，成为一种象征，与城市周边空间的共生关系并未被挖掘出来。大召寺作为内蒙古建立较早的召庙，位于呼和浩特市中心区，是当地历史建筑的重要代表。作为城市旅游胜地，如何在使用中使其与周边空间有机结合，供旅游与日常同时使用，并形成较好的空间体验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可见，两种城市空间的融合共生，是当下城市更新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尝试将呼和浩特大召寺做为典型案例，首先以共生视角探讨召庙建筑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以激活其旅游功能、居民日常使用的共生，因此需从更为普世的视域分析角度来分析人的使用感受，不能仅局限于某个特定人群，针对使用者的感受体验的解析，打破了人群的固有分类，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其次，通过召庙与城市空间共生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目前空间的改造与提升，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召庙建筑在城市中的作用

1.1 召庙的聚集功能

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寺庙作为公共空间，具有统领聚落的功能^[8]。藏传佛教的出现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牧民的地域认同，促使游牧民族向定居化转变。

召庙是神圣的场所，与牧民之间有清晰的边界限制。在被赋予政教双重权力的时期，召庙周边禁止建造民居与商铺。在举行重大宗教活动时，牧民驱车从各个地方聚集在召庙周边，安营扎寨，形成临时的聚落，是召庙最初的聚集功能。与此同时，对于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召庙的不动产^①属性，为他们提供了医疗等固定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动荡时期，贫困的牧民聚集在召庙附近，靠寺庙的施舍维持生计，形成外散社区^[8]。随着清朝的没落，经过一段时期繁荣发展的召庙也因动荡的局势走向衰落。随着召庙组织能力的衰弱，一些召庙周边的民居开始向内聚集，形成内聚社区^[8]。牧民开始在已经破败的召庙院落中搭建蒙古包居住，召庙与居民区不断接近甚至连接在一起，出现藏式僧房院落与蒙古包相混杂的聚落。

1.2 召庙的商业功能

清代蒙古建立的主要城市一般包括驻防城、买卖城或召庙聚集区几部分。驻防城内部因管理需求不允许建立市场，自成体系的寺庙多成为聚集区。召庙对于周边朝拜者和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因定期举办法事和宗教活动使召庙所在区域形成固定的交易场所。商人在召庙附近开设店铺，并逐渐形成买卖城，构成以召庙为中心的区域商业空间^[9]。召庙掌握附近地域的划分权，并决定着周边聚落内的生活秩序与区域规划，同时与驻防城一起成为后期城市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召庙的文化功能

召庙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宗教的传承发展与政治间的权力制衡。明朝时期，在阿勒坦汗的倡导下，藏传佛教二次传入蒙古地区^[10]，建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大召寺是土默特地区的弘法中心，其培养的僧人在各部传教，成为弘法的中坚力量。清朝康熙至嘉庆年间，为了巩固对漠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清政府大力扶持和发展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事业，召庙的兴建在这一时期到达巅峰。

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召庙被赋予了更多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建成了以大召、乃莫齐召和观音庙为基点，连接席力图召和五塔寺的召庙文化景观区，此外，还仿旧新建了大召民俗广场、康熙御道、内蒙古民俗文化村等文化设施^[11]。建筑遗存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召庙建筑的保存对蒙古族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作用。

2 召庙与城市共生空间解析

呼和浩特是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和传播发源地，土默特首领阿勒坦汗为巩固统治将藏传佛教引入土默特部落，历经数百年发展形成了呼和浩特地区独具特色的“召庙文化”^[10]。

大召寺地处呼和浩特中部，位于四大城区之一的玉泉区，作为呼和浩特市的文化发祥地和多种文化交融的代表，所在地块与其周边街道形成以大召寺为核心，北起大西街，南至鄂尔多斯大街观音寺，西起西门城楼，东至大南街的大召文化产业区（图1）。

凯文林奇将城市要素总结为道路、边沿、区域、结点和标志五大要素，这是以从二维空间观察到的城市空间中包含的主要物质要素。但城市空间谈论的范畴还应包括人的视角的三维空间，注重人在城市中的感受和体验。在讨论召庙与城市共生空间的初期，提取大召文化产业园中的基本空间要素进行二维与三维两个层面的分析，确定召庙与其周边环境共生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2.1 街巷空间

街巷空间为线性空间，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路面、沿街建筑界面、街道景观与街道标识。大召寺文化产业园中经过规划整改的街道有通顺街、塞上老街、塞上美食街与草原文化艺术街四条。四条街道汇聚于大召广场，街道两侧基本保留了清末民初、蒙汉结合的建筑风格，景观层次较为丰富。本次主要选取东西相互连通的通顺街和塞上老街进行分析（表1）。

通顺街西起西顺城街，街巷口有标志性建筑物钟鼓楼，从二维平面图中可以观测到钟鼓楼下的街巷口较为开阔，呈现出喇叭状。由于通顺街街道段允许车辆通行，道路相较于东侧塞上老街街道段更加宽阔。从三维空间来看，街道两侧建筑基本保留了清末民初商号特色，建筑低矮，多为两层，呈现出外密内疏、前铺后院的典型格局。通顺街与塞上老街交界处位于整个街巷的中间部分，街道由人车混行转变为仅限向人通行，宽度变窄，两侧商铺逐渐变多。商贩将物品摆放在商店门口进行展示，招揽顾客，形成过渡地带。街道东段为塞上老街部分，做为大召文化产业园的商业步行街部分，街巷宽度变窄，仅允许行人通行，东至阿勒坦汗广场，有牌坊做为人行入口。

2.2 广场空间

广场空间为面要素，一般由作为点要素的标志物体和界面、地面等构成，多存在静态与聚集的活动，具备多样复合的功能。蒙古族多以畜牧为生，畜牧业占据生产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需要合适的场所来满足羊马交易的需求。召庙因其独特的聚集性产生商业功能，要求其提供空旷的交易场所。召庙辐射区承担这一功能，形成广场的雏形。

大召寺文化产业园中的广场空间主要包括阿拉坦汗文化公园和阿拉坦汗广场商业区。相对于街巷的线性空间，广场的整体空间视野更加宽阔（表2）。

阿拉坦汗文化公园位于大召寺建筑群南侧，广场上有阿拉坦汗雕像和八座白塔。整个广场空间开阔，周边建筑层数较低，没有完整的建筑界面，围合度低。阿拉坦汗广场主要承担游客的集散功能，以及做为周边居民的活动场所。

在大召寺建筑群西侧，三面建筑与一侧道路围合形成阿拉坦汗广场商业区。从平面来看，广场的边界更加完整，围合度较高，人进入广场的感受更为封闭。不同于观光游览为主要功能的阿拉坦汗文化公园，阿拉坦汗广场商业区周边建筑功能主要为旅馆、饭店与特产商店等商业功能。与此同时，为疏解大召寺景区停车压力，整个广场被改造为停车场。

2.3 院落空间

院落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空间要素，以建筑物围合构成，相对“外部”的城市空间，庭院介于室内与室外之间，具有更好的私密性。在大召寺文化产业园中，庭院空间主要存在于召庙建筑群与街道周边建筑肌理中（表2）。

大召寺是蒙古地区少有的建于明朝的寺庙，整体布局为伽蓝七堂形制，由正院、东仓和西仓三大院落单位组成，东西两仓各有仓门，北端互通构成环绕寺庙的甬道。主轴线上由山门、天王殿、菩提过殿、大雄宝殿和九间楼组成，这几个殿堂将中院分成三个大小不一的院落，院落两旁分别有东西配殿、钟鼓楼及护法殿（普明佛殿、长寿佛殿、密集佛殿和圣乐佛殿）^[10]。院落与大殿穿插组合形成的主轴线是主要游览路线，整体布局规整而有秩序，具有强烈的空间引导性。

塞上老街周边建筑大都保留了清末民初建筑特色，住宅层数较低，相互围合形成院落。相对于大召寺建筑群中的院落的公共性，住宅间院落的围合度与私密性更强。随着商业的发展，少数院落开放形成商业区的一部分。

3 召庙与城市共生空间模拟分析

3.1 模拟方法

本研究提取大召文化产业园中的主要空间模型，从中选取塞上老街、阿拉坦汗广场和大召寺主轴线建筑群三条主要游览路径（图2），引入空间句法理论中视域分析(Isovist analysis)方法，建立视域分析模型并确定游览路径。

视域分析是计算瞬时视点视域值^[11]，确定游览路径，将游览路径上矩阵点的可视域叠加，即可获得此路径的视域分析结果^[12]。视域分析强调的是某个视点的空间感受，并非整体的空间结构关系，有助于空间、功能与视觉感受三者匹配关系的建立。此外，视域的量化分析能够和主观的体验进行一定的矫正，形成主客观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人对城市空间的综合体验感知。

通过Grasshopper参数化设计软件对其进行视域值的分析计算，从视域面积、参差度、偏移角度、偏移距离、最小径向线、最大径向线、遮挡边缘、遮挡边缘比率几个方面对两种典型空间进行定量分析并对比分析结果（表3）。

3.2 模拟结果

3.2.1 塞上老街模拟结果

选取塞上老街做为大召寺文化产业区典型街巷空间，根据模拟游览路径导出的趋势图象可以准确识别出空间基本属性。

视域面积(Isovist area)代表视点可视范围内的空间开阔程度，参差度(Jaggedness)是对视点可视范围内空间复杂程度的描述。如图3(a)所示，从街巷外部空间进入街巷内部空间，视域面积急剧降低。在经过整条街巷的过程中，视域面积曲线共出现了两个较大的波峰和四个较小的波峰，分布较为平均，整体街道秩序感较好。但参差度曲线变化不规律，空间复杂程度变化不明显，人们对街巷印象点不清晰。

空间游离度(Drift)由偏移角度(Drift angle)与偏移距离(Drift magnitude)组成，其决定了空间的吸引力和对人方位抉择的引导性。如图3(b)所示，偏移角度与偏移距离曲线波动较大的部分集中在游览路径的前半段，后半段较为平缓。

最大最小径向线(Min/Max radial)代表了人对空间深度的感知，在街巷空间中，理想的游览视觉体验应当是进入街巷时视线被拉近，离开街巷时视线被拉远，即最大径向线先减小后增大，呈U型分布^[12]。如图3(c)所示，塞上老街街巷空间中，视域的最大最小径向线几乎无明显变化，对人进入空间的引导性不强。

遮挡边缘比率(Proportional occlusivity)反映视线模糊边界部分占视域的比重，其比值越大，越容易激发人对空间的探索欲望。如图3(d)所示，遮挡边缘比率曲线中两个较高的峰值集中在游览路径的前半段，后半段比值较低可以做一些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路径的开始和结尾处遮挡比例较高，是由于街巷西口的城楼景观和东口的牌坊设计。

3.2.2 阿拉坦汗广场模拟结果

选取阿拉坦汗文化广场做为大召寺文化产业区典型广场空间，选取广场从东到西的游客主要通行方作为游览路径进行模拟，从位于城市主干道大南街上的广场东侧入口开始到广场西侧塞上老街入口牌坊为止，共设置A、B、C、D四个视点三段路径，导出趋势图象（图4）。

阿拉坦汗广场空间视域面积较大，相较于街道空间和院落空间，空间最为开阔。如图4(a)所示，广场空间整体参差度不高，空间视域边界简单，对人的吸引力较差；在路径CD段即广场西侧即将进入商业街区部分，广场参差度增加，对人吸引性增强。

因广场中央雕塑与广场东南角大片绿化等物体的存在，偏移角度与偏移距离曲线波动范围较大，对人空间运动的引导性较强。最大径向线无明显变化，最小径向线在视点B与视点C之间出现U型分布，其他路径段同样分布平缓，人们在广场空间感受到的引导性不强。遮挡边缘比率值较高且整体较为平缓，在CD段遮挡边缘增加。

3.2.3 大召寺主轴线建筑群模拟结果

选取大召寺主轴线上连续的院落为大召寺文化产业区典型院落空间，以中轴线为游览路径进行模拟，导出趋势图。由图5可见，大召寺内部院落空间视域面积较小，整体空间开阔度适中。整个游览路径中经过三进院落，趋势图中视点B与视点C位于不同院落空间的转换点，视域面积发生明显变化，其他空间变化较小。最后一进院落视域参差度明显增强，空间复杂性增强，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偏移角度与偏移距离曲线波动范围较大，对人空间运动的引导性较强。最大径向线在主轴线上的三个院落部分分别呈U型分布，即三个院落空间在视线深度上对人游览序列的引导性达到目的。遮挡边缘比率值不断升高，整体游览序列中，空间对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4 结论及优化建议

通过对大召寺文化产业区内典型城市共生模型分析，提取出了大召寺与城市空间相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街巷空间、广场空间、院落空间三种典型空间类型，分别满足了商业、游览、集散、活动、休憩等不同功能需求。而对塞上老街、阿拉坦汗广场和大召寺主轴线建筑群三条主要游览路径的模拟分析，总结出了现阶段召庙建筑与城市共生空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4.1 结论

召庙建筑与城市共生空间中的街巷空间一般为召庙周边民居建筑的保留部分，在召庙与城市空间融合过程中多形成商业街，主要承担商业、交通、休憩功能。在对塞上老街的模拟分析中发现，街道空间视域面积与参差度变化相关性较低，街道印象点不清晰。原有街道形态多用于交通，未考虑其他功能，缺乏景观节点等设计；广场空间主要承担游客集散、车辆停放等功能，是人们进入召庙建筑空间的前奏，兼具活动举办的场所。在对阿拉坦汗广场的模拟分析中发现空间视域边界简单，对人群吸引性较低，且过于开阔的广场空间引导性较弱，缺乏停留点；院落空间主要存在于召庙建筑与周边原有民居建筑中，模拟分析曲线显示召庙建筑中的院落空间具有鲜明的记忆特点。其最大径向线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加的倒“U”形，人们从中轴线走过感受到的空间引导性较强。

4.2 优化建议

大召寺文化产业区内三条主要游览路径对应三种典型空间，通过视域分析曲线量化三种空间中的视域感受，并提出精准优化建议。

对于塞上老街中街道印象点不清晰的问题，根据视域分析的曲线确定设置节点的具体位置，在游览路径中的C点与D点出现视域面积与遮挡边缘比率波峰，可在此进一步细化设计，增加节点装置与休憩空间等；在游览路径中的E点与F点中间存在参差度波峰，可在此增设景观节点。阿拉坦汗广场游览路径中呈现出空间引导性弱，缺乏停留点等问题，根据视域分析曲线，在路径BC段出现视域面积波谷，为阿拉坦汗雕像处。在优化过程中可以结合现有雕像，对广场大尺度空间进一步分化，利用景观营造停留空间，增强空间趣味性。大召寺主轴线整体空间感受较好，其中路径AB段边缘遮挡率较低，可通过增设景墙等方式提高遮挡边缘比率，增强人们的探索欲。

4.3 结语

召庙与城市共生空间的量化分析，有利于解决召庙建筑与城市空间割裂等问题，有助于城市空间改造，同时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的城市更新中体现人本思想提供有效的数据分析与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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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LHBS05002)

内蒙古工业大学科学研究项目(ZZ202014)

内蒙古工业大学科学研究项目(BS2020018)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JY202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