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效能研究：机制、框架、方法

Research on spatial production efficacy of large urban heritage site area: mechanism, framework and method

摘要

基于主体的角色类型、目标诉求、价值取向以及空间偏好等，分析、提炼了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机制和模式；以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为建构基础，架构了“精神-物质-生活”三元一体的空间生产效能框架，提出了效能分析的思路、方法、模型、步骤。本研究旨在为城市大遗址地区乃至城市其他类型区的空间生产治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Abstract

Based on the types of roles, target demands, value orientations, and spatial preferences of the subject, the spatial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mode of large urban heritage site areas were analyzed and refined. Based on spatial representation, spatial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space, a spati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framework integrating spirit, material and lif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ideas, methods, models and steps of the efficiency analysis are propos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spatial production governance in urban heritage sites and other types of urban area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空间生产 / 效能 / 机制 / 框架 / 城市大遗址地区

Key words

spatial production / efficacy / mechanism / framework / large urban heritage site area

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本质是一种关乎空间资源占有、空间产品生产、空间利益分配、空间权力规范的生产活动，因此，可以从“效能”的视角去审视这种生产活动背后的权力和资本逻辑，使其回归人的使用价值需要，修复因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供给不充分、不均衡等导致的空间隔离、空间挤压、空间剥夺等问题^[1-2]。

“空间生产效能”是指在既定目标下，空间生产活动对一定时间范围和空间尺度内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其隐含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的建构过程和结果中，表现为所研究时空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效应、效率、效果、效益的变化^[3]。城市大遗址地区空间生产效能研究，正是围绕这些变化的综合性过程和结果来展开，具体包括对城市大遗址地区空间生产机制厘析、模式提炼、要素识别以及效能量化的模型构建等^[4-7]。

1 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机制

1.1 生产主体及其空间偏好

空间生产主体是指与城市大遗址地区发展建设相关的利益个人和组织，其通过目标诉求、价值取向、空间偏好的交织、摩擦、博弈等建构了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8]。

1) 政府类

政府在规划编制等事项上扮演着发起者、执行者和监督者角色。具体而言，中央政府担负经费统筹、技术指导、行政审批等职责，目的在于传承历史文化，发挥遗址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一方面，依据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责，负责制定辖区内大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发起和推动保护改造、协助中央政府落实保护执法、领导和监督下级部门^[9]；另一方面，对遗址地区的土地升值、商业性开发等表现出企业家般的进取心，特别对有巨大政绩形象、引发轰动效应的项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经济性和非理性（表1）。

2) 市场类

市场类主体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由地方政府筹建的国有企业，这类主体作为政府行为的“代理人”，目的是通过市场化路径筹集更多的保护经费，进而传承历史文化等，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也是其关键目的^[10]；第二类是私营企业组织，追求资本利益是其核心目标，动机是最大限度攫取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经济价值（表2）。

3) 社会类

社会类主体有三类：第一类是城市大遗址地区常住居民，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这类主体会更加关注空间权益补偿等物质收益；第二类是城市居民，希望便利地接近遗址以及获得文化自豪和家园归属等；第三类为非营利性组织、新闻媒体等，独立于经济和空间权益纠葛之外的专业、公益性力量，关注遗址真实历史信息和弱势群体权益保障（表3）。

1.2 交互作用下的动力机制

基于不同的空间偏好，各类主体依托掌握的物质、权力、关系，通过政府行政、资本运作、社会诉求等交互作用，共同驱动着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11]。

1) 政府行政驱动

政府通过制定法律等约束规范和执行等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着空间生产。中央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赋予，界定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责和权力边界。地方政府根据经济条件等开展制定保护管理条例、筹建专管部门、落地保护改造等工作（图1）。

2) 资本运作驱动

资本凭借其市场运作，通过供求关系推动空间生产。作用于城市大遗址地区的资本主要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中央专项资金、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地方政府保护开发资金、开发企业资金五类。前三类用于遗址本体保护，地方政府保护开发资金多用于基本建设和公共建设。开发企业资金以空间商品化为导向，其中，国有企业资金用于公共性生产活动，同时也对商业性生产表现出极高热情。私营企业资金主要用于营利性强的生产活动（图2）。

3) 社会诉求驱动

社会诉求驱动主要表现为：第一，为改变长期低生活水平和争取空间发展权益诉求驱动^[12-13]；第二，出于守护家园、传承文化等诉求驱动；第三，基于维护历史、公共等价值诉求驱动（图3）。

1.3 合力建构下的生产模式

政府类主体通过政策制定、征询意见、权益让渡等路径与市场类、社会类主体相结合，共同建构大遗址地区的空间表征。市场类主体凭借资本运作，以经济和公共利益为纽带与政府、社会类主体相结合，共同建构大遗址地区的空间实践。以空间表征和空间实践为基础，通过日常生活亲历和体验，大遗址地区居民、城市居民、外地游客等使用者共同建构大遗址地区的表征空间（图4）。

2 城市大遗址地区空间生产效能框架

建构一套科学、可操作的效能框架，是空间生产效能分析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技术（表4）。

2.1 空间表征精神效能要素体系

空间表征作为社会精英的“理解和创造”^[14]，表现为：

1) 保护利用管理政策

主要有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性遗产保护宪章、文件，以及地方性保护利用管理条例、政策等。法律、规范属于强制性、普遍性管理规定，宪章、文件是普适性准则、方法。地方性保护利用管理条例、政策作为个案遗址的专属管理文件，在传导法律、法规和体现宪章、文件精神的同时，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有目的地增加相关开发利用内容，有着从目标到手段再到结果的完整政策过程，比较完整地体现了遗址地区保护改造的管理导向。

2) 各类规划设计蓝图

规划设计蓝图主要是遗址地区保护与发展的空间构想。这些构想以功能区划、职能定位、用地布局等为抓手，从城市、分区、地段、建筑等层面对遗址地区的未来图景做出系统性安排，且紧密关联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目标诉求（表5）。

2.2 空间实践物质效能要素体系

空间实践是空间生产的物质性结果，可框定在物质环境和主体功能两方面：

1) 物质环境

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物质环境要素可识别为表6内容。这些要素作为示踪因子，可对因其变化引发的效率、效益问题展开研究。

2) 主体功能

城市大遗址地区空间范围内有文化、商业、旅游等功能，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这些功能要素可细分为零售、批发等类别。

2.3 表征空间生活效能要素体系

表征空间以空间表征和空间实践为基础，是微观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体验源于个体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对日常生活内容的亲历（表7）。

3 效能分析方法与模型

3.1 空间表征效能分析方法及技术步骤

基于政策分析法(subjectivity-consistency adequ-acy dependcy, S-CAD)分析评估空间表征效能，S-CAD分析环节需要不同领域专家对锚定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做出判断^[15]。由于知识、情景等差异会使架构链条存在独立性和相关性问题，为此，引入显著性P值和V系数来检验架构链条的独立和相关情况（表8），继而保障分析的科学性。

1) 锚定主导观点

对参与主体立场进行分析的“人”是“首要参与者”，其观点是主导观点。“首要参与者”会关心其他参与者的立场、观点，特别是在合法化和实施性方面。

2) 识别评估要素

通过解析、探讨等方式，识别效能要素体系中能够体现主导观点的价值前提、提炼评估目标要素。手段要素通常以措施、策略的形式出现。预期结果一般表现为实施后希望达到的状态、效果。

3) 架构关系链条

邀请城乡规划、遗址保护、公共政策等若干专家，通过解释、说明、讨论等方式识别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对存在逻辑关联的要素架构形成要素关系链，运用德尔菲法对要素关联的一致性进行评分。

4) 链条环节评价

计算前提-目标、前提-目标-手段、前提-目标-手段-结果链条的一致性得分，其中前提-目标链条得分等于前提与不同关联目标环节评分的平均值。前提-目标-手段得分依式(1)计算，前提-目标-手段-结果得分依式(2)计算。

P{S}_n-S_b=\sqrt[\mathrm{2}]{\lef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a}\left(P{S}_n-G_i\right)\times \left(G_i-S_b\right)\right]/a}(1)

P{S}_n-R_m=\sqrt[\mathrm{3}]{\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j=\mathrm{1}}^{a,b}}\left(P{S}_n-G_i\right)\times \left(G_i-{\mathrm{S}}_j\right)\times \left(S_j-R_m\right)}{a\times b}}(2)

式中：n为前提数；a为目标数；b为手段数；m为预期结果数；P{S}_n-G_i表示某一前提到不同目标的环节评分；G_i-S_j代表不同目标到手段的环节评分；S_j-R_m代表不同手段到预期结果的环节评分。

计算评分矩阵V系数和显著性P值，依据表8判断链条的独立和相关情况，若满足则可分析评价链条的一致性。

3.2 空间实践效能分析思路与模型构建

3.2.1 分析研究思路

城市大遗址地区空间实践效能分析从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两个维度出发。空间效率是对物质环境效度、效益的量化分析，强调物质环境对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效率；空间公平是对物质空间资源和产品配给结果的公平性评价，强调物质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作用的公平性。

3.2.2 量化评估体系

通过甄选物质效能在文化、经济、社会、环境及物质空间本身五个方面作用响应要素，建构其量化评估体系。其包括构建量化指标体系、指标值标准化处理、系统权重计算方法、评价结果合成模型。

1) 构建量化指标体系

针对具体研究地区的物质表征和主体功能情况，围绕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通过频度统计、理论分析等方法设计具体指标，构建指标体系。

2) 指标值标准化处理

由于指标基于不同内容和不同数量级形成，指标数据不可避免会存在量纲、量级、正负效应等问题，而且适度性指标随着系统的发展，其效应的正负性也会发生改变，为此通过以下三段函数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

U_{A(u_{\mathrm{i}})}=\left\{\begin{array}{l}\frac{x_i-b_i}{a_i-b_i},\mathrm{正功}\mathrm{效时}\\ \frac{a_i-x_i}{a_i-b_i},\mathrm{负功}\mathrm{效时}\\ \frac{x_{\mathrm{0}}-\left|x_i-x_{\mathrm{0}}\right|}{x_{\mathrm{0}}},\mathrm{当}{x}_i\le x_{\mathrm{0}}\mathrm{时},\mathrm{为正}\mathrm{功效}\\ \mathrm{当}{x}_i>x_{\mathrm{0}}\mathrm{时},\mathrm{为负}\mathrm{功效}\end{array}\right.(3)

式中：U_{A(u_{\mathrm{i}})}为指标u_{\mathrm{i}}对系统的功效，A为该系统的稳定区域；x_i为序参量实际值，x_{\mathrm{0}}序参量合理值；a_i为序参量上限值，b_i为序参量下限值，i为序参量编号^[16]。

3) 系统权重计算方法

权重是指标在系统重要性程度体现，影响量化评价结果的合理性程度。指标的权重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

4) 评价结果合成模型

采用功效累加法对效能总系统和空间效率、公平子系统的效能评价结果进行合成，合成模型如下^[17]：

E={\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U}_{A(u_i)}\times W_i(4)

式中：E为效能水平；U_{A(u_i)}为指标u_i 对系统的功效；W_i为指标对系统层级权重。将效能水平模糊划定为5个等级，V={非常低，较低，一般，较高，非常高}，每个等级对应的标准域值见表9。

3.3 表征空间效能分析思路与方法体系

3.3.1 分析研究思路

表征空间效能源于日常生活体验，其效能分析可通过调查微观使用者的空间体验和生活感受来实现。城市大遗址地区微观使用者包括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和安置居民三类。外地游客的体验主要源于遗址地区历史文化呈现和游览服务。通过选定旅游活动发生空间，围绕以上两个方面适当关联因素展开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来评价分析外地游客对遗址地区空间生产的认可状况及存在问题^[18-21]。基于同样思路可评价分析本地居民和安置居民对遗址地区空间生产的认可状况及存在问题。

3.3.2 主要方法步骤

表征空间效能分析可基于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分析等方法开展。具体步骤为：

1) 确定调查要素

结合各类主体日常生活的关切，通过文献研究和归纳总结初步建立影响城市大遗址地区表征空间效能的基础要素体系；结合研究对象，通过重要性预调查确定要素重要性排序，根据排序确定最终的影响要素体系；将要素体系进行口语化调整修改，做到易读、易理解，且意思呈现尽量完整、准确^[22-25]。

2) 选定调查地点

依据不同调查对象和活动规律，选定调查时间和地点（表10）。

3)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调查和日常生活满意度调查。基本情况调查用来了解样本个体的基本信息和基本认知；日常生活满意度调查用来了解不同使用者的真实需求和认同情况，以及存在问题和成因机制分析。对于满意度作答，设定“非常好/非常同意”“比较好/同意”“一般”“较差/不同意”“非常差/非常不同意”五种情景。

针对每类群体随机选取一定数量样本进行深度访谈，访谈议题要围绕表征空间效能影响要素进行设计，访谈过程要注意因势引导，调动受访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 资料整理与评价分析

第一，整理问卷，描述样本的统计学特征，梳理和编码访谈资料，规范化编写和概括访谈内容，基于李克特量表赋分，运用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信度校验。

第二，根据要素重要性排序，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调查要素。

第三，建构分析量化评价语集。

第四，基于权重、平均值以及评价语集架构表征效能评价模型。

①评价语集。依据李克特量表特点，将表征空间效能划分为5级，与之对应评分等级见表11。

②评价模型。建构生活效能满意度模型为

E={\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W}_i{A}_i(5)

式中：E为满意度值，E值越大，代表受访群体对调查内容越满意，与之相关效能水平也越高；n为待合成调查要素个数；W_i为调查要素权重值；A_i为调查要素平均值。

第五，对不同群体调查要素、表征内容、系统总体效能进行评价分析，继而实现对城市大遗址地区表征空间生活效能水平的识别。同时结合访谈资料，就影响效能的成因机制展开探讨。

4 结论

系统地探索了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机制、效能框架、效能分析方法与模型等问题，主要结论有：

1) 城市大遗址地区空间生产主体可识别为政府、市场、社会3个维度10种类型和管理者、竞争者、经营者等7种生产角色。

2) 基于目标诉求、价值取向、空间偏好，各类主体通过政府行政、资本运作、社会诉求等交互作用，共同驱动着城市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

3) 政府类主体通过政策制定、意见征询等路径与市场类、社会类主体相结合，共同建构了大遗址地区的空间表征；市场类主体凭借资本运作，以经济和公共利益为纽带与政府、社会类主体相结合，共同建构了大遗址地区的空间实践；以空间表征和空间实践为基础，通过日常生活亲历和体验，大遗址地区居民、城市居民、外地游客等使用者共同建构了大遗址地区的表征空间。

4) 城市大遗址地区空间生产效能分析框架可架构为“精神效能—物质效能—生活效能”三元一体的框架体系，依此框架综合运用S-CAD、效能耦合函数、满意度模型等可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转型发展背景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对大遗址地区空间生产效能的研究，不仅可以分析解构大遗址地区的空间生产动因，揭示其存在问题，还可以为大遗址地区空间政策总结、规划设计决策、日常管控导引等提供新的方法和依据，契合了新时期我国大遗址地区空间治理的现实需要。但面对历史、文化、社会、产业、景观、空间、环境、生活等多重要素复杂影响，研究工作显然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针对大遗址地区空间生产的融合性研究和围绕大遗址资源保护、开发的政策规划实证应用研究等方面有待更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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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NJSZ23032)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JY20220224)

内蒙古工业大学科学研究项目(ZZ202113)